文章 - - 人文与社会 - 文章列表 - 普通

近代，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中国在东亚的国际地位日趋低下。中国国力虚弱，已经难以支撑长期坚守的华夷秩序。体现华夷秩序核心内容的宗藩关系此时受到严峻考验，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便是其中之一。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逐渐走上了向亚洲邻国扩张的道路，琉球成为其侵吞的首要对象。清政府与日本在琉球问题上进行了一定的争夺，但由于安全环境和实力等因素的影响，清政府在日本进逼面前步步退让，最终任由日本将琉球吞并。一、宗主权弱化的开端:《北京专条》琉球，古称流虬、留仇或流求，后更名为琉球。它位于日本萨祠马岛之南、中国台湾之北，由36岛组成，其中北部9岛，中部11岛，南部16岛。1874年，大久保利通称:"琉球两属状态，自中世纪以来，因袭已久，难于遽加改革，以至因循至于今日"。【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49页.】从历史情形分析，琉球国自古就有"两属"地位一说，但理由并不充分。中国对琉球拥有宗主权可以追溯到明朝。史书记载:"明、清两代共有二十四次册使遣往琉球。"【(清)李鼎元:《使琉球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1372年，杨载奉朱元璋之命出使琉球，中山王察度开始对明朝称臣，并且派遣弟弟期泰随杨载来华，上表称臣，向明朝贡方物。此后每年或者隔年必定遣使来朝贡。当时琉球的山南、山北和中山三王互相争斗，明朝政府敕令他们息争，并分封三王。等中山王统一琉球各岛后，封察度为琉球王。1392年，朱元璋又赐闽人善操舟者三十六姓与琉球。1407年，琉球王以尚思绍名义派遣使节朝贡，之后琉球王就一直使用"尚"姓。中琉之间长期维持着比较稳固的宗藩关系，这种关系的维持不是靠武力，而是中国的国力和礼仪赢得了琉球人民的信赖，琉球愿意采用中国人的姓氏就是其心向中国的最好例证。1663年与1756年，康熙与乾隆分别赐印给琉球王，表示继续承认琉球的属国地位。中山王尚穆死后，世孙尚温派向国垣、曾谟为正副使"进例贡，表请袭封"【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6页.】1855-1859年间，琉球与美国、法国以及荷兰签订了通商条约，琉球国在条约文本中使用的都是"咸丰"年号，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得到了西方认可。长期以来，清政府把琉球视为四个主要藩属国之一(四个藩属国指朝鲜、越南、琉球和缅甸)。另外，1879年琉球国王派紫巾官向德宏来华递求援信，信中称:"溯查敝国前明洪武五年隶入版图，至天朝定鼎之初，首先孝顺，纳款输诚，叠蒙圣世怀柔，有加无已，恪遵《大清会典》，间岁一贡，罔敢衍期"。【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65页.】历史上琉球的所作所为都证明了一件事:中琉之间存在的宗藩关系确属无疑。"两属"地位说是非常勉强的，日本显然夸大了事实。从地理位置上看，日本离琉球较近，历史上双方形成自然往来关系是极为正常之事。然日本强行拉近与琉球关系，主要靠武力为后盾，并非琉球国自愿。琉球"贫弱特甚，世受役于日本"，【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页.】日本史书中曾经杜撰了一段史事企图证明琉球为日本属国:唐开元二十三年(735)，琉球已纳税贡于日本;日人测量琉球海面浅深，建立石碑。对此，王韬曾著文辩驳:"考日本史:文德天皇仁寿三年秋，僧圆珍附唐商钦良晖舶赴唐，路遭飓风漂至琉球，遥见数十人执矛立岸上;良晖哀号曰:'我等将为琉球所噬，若何!'圆珍祈福，忽得东南风，获免。按其时为唐宣宗大中七年，相距彼言纳贡之时一百八十年，日本人应与之久相念熟;何以祈福求免，一若从未相通者邪?此其可疑者，一也。测量海道志其深浅，此泰西诸国立约通商之后，航船舟师方传此法;在唐千余年前，何得于此!盖伪造之言，一时流露于不自觉:此其可疑者，二也。"【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218页.】1591年丰臣秀吉用兵朝鲜，派岛津家徵至琉球征集粮饷，为琉球王所拒。1602年日本擅自把琉球归入萨摩藩。1606年，岛津家久领兵入侵琉球，"日本强定琉球税额，清查户口，检查土地，设立机关，又迫琉王不得与明朝通好"。【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48页.】日本所说的两属地位，仅仅指近代以来日本在行政区划上强行对琉球控制造成的局面，并非历史形成。1872年，日本逼迫琉球朝贺明治天皇亲政。琉球王无奈，派王子尚健和三司官等到东京朝贺，天皇借机封琉球王尚泰为藩王。次年，将琉球划入日本内务府管辖，使之与日本其他郡县并列。但没有得到琉球的同意。日本与琉球之间在历史上没有形成自然的、双方认可的宗藩关系，在性质上是一种单向关系。因此，历史上琉球的"两属"地位说不能成立。严格意义上说，琉球"两属"地位只是到中日《北京专条》签订后才被清政府确认。清政府主动弱化对琉球宗主权，主要原因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中国国力受损严重。19世纪70年代，中国经济正步入较快发展阶段，清政府害怕出现新的战争而使发展中断，因此，在《北京专条》中做出妥协，承认日本侵台为"保民之举"。二、宗主权进一步弱化的标志:"延宕之法"明治维新后，木户孝永等开始讨论和研究侵略朝鲜计划，扩张思想付诸于行动。这时，俄、英两国也虎视东北亚。俄国正向南扩张，欲侵略朝鲜，而"英国对琉球很感兴趣，企琉球作为第二个新加坡"。【吴廷球:《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0页.】这种情形加速了日本的扩张步伐。历史上，日本经常欺压在地缘上紧靠自己的琉球国，在战略上视琉球为后院，琉球却甘愿臣服于中国。日本看到，夺取琉球的最大困难是中国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因此，必须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寻找有利时机削弱或割断这种关系。1871年11月，一艘琉球船因飓风漂到台湾，与岛上高山族人发生冲突，死54人。1873年5月，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来华换约，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在日本使节质问下竟说:"杀人者皆属生番，姑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65页.】日本认为抓住了把柄:既然清政府承认台湾东部高山族是"生番"，高山族就不是清政府管辖的臣民;既然是"未便穷治"，就不是清政府进行治理的地方。那么，日本出兵惩罚"生番"也不构成对中国的侵略。"化外说"助长了日本国内"征台"呼声。1874年5月，日本政府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总督，率兵3658人出发征台，以"惩治凶手"为名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试探清政府对台湾和琉球的关注程度。清政府急于平息战事，在10月31日签订的中日《北京专条》中，承认"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98页.】同时，中方也得到日本的承诺:台湾生藩"中国自谊设法妥为约束"。承认日本是"保民义举"，实际上承认了琉球人为日本所管。清政府为保台湾，开始承认琉球的"两属"地位，这意味着清政府不再死守宗藩关系，而是有意弱化对琉球的宗主权。《北京专条》签订后，日本加快了吞并琉球步伐。1875年5月，日本军队侵入琉球进行殖民统治，阻止琉球向中国进贡，阻贺光绪登极大典。1877年4月，琉球密使向德宏到福州向闽浙总督何瞡、福建巡抚丁日昌陈述日本阻贡。清政府一面命出使日本的何如璋进行交涉，一面令"琉球使臣及通事人等，即著何瞡、丁日昌饬令回国，毋庸在闽等候"。【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52页.】准备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日本"阻贡"问题。何如璋奉谕和日本就琉球问题进行交涉，据理力争，希望保住琉球的独立地位。1878年5月29日，他在给李鸿章的信函中谈了自己的看法:"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否则，以我所难行，日事要求，听之，何以为国?拒之，是让一琉球，边衅究不能免......况琉球迫近台湾，我苟弃之，日人改为郡县，练民兵;琉人因我拒绝，甘心从敌;彼皆习劳苦耐风涛之人，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席之安不可得。是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吁，今日弃之患更深也"。【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54页.】从地缘政治出发，他一方面强调琉球对于朝鲜、台湾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为失去琉球而深为中国将来边境安全担忧，因此，他提议对琉球"不得不争"。李鸿章在复何如璋函中对琉球问题的态度则显得轻描淡写:"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55页.】他把琉球问题的处理看成是为了争贡，在他看来，琉球离中国太远，不必去和日本争夺。关于应对琉球危机，何如璋在给总理衙门函中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先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本以必争;中策，据理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反复辩论，若不听从，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李鸿章认为，"遣兵舶责问，及约球人以必救，似皆小题大做，转涉张皇"。【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57页.】他这么做，一方面是迫于"清流派"压力，另一方面怕惹恼日本动武。因此，他不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政策，没有采纳何如璋的上、中策，仅强调采用下策。他认为对日本的策略是"惟言之不听时复言之"，这样做可一举两得:一方面，日本"自知理绌"，可能不会急于废藩改县，这样琉球可以自保;另一方面，中国也无须派兵远涉重洋。李鸿章的意见最终为总理衙门采纳。在得不到清政府全力支持的情况下，何如璋还是在日本进行了有力交涉。1878年9、10月间，他多次和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谈判，态度强硬。但是李鸿章在背后拆台，他致函总理衙门，议论何如璋的行为容易引起中日争端，认为何"虽甚英敏，于交涉事情历练未深，锋芒稍重"。【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63页.】1879年初，左宗棠在一封关于琉球问题的奏折中认为，琉球在经济上贫困，土产也远逊日本;在政治上不敢开罪日本，因与日本岛屿相连，地势相迫，成为甥舅之国。结论说，日本兼并琉球亦在意中，中国可置之不论。【参见董守义:《李鸿章传》，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版，第307页.】他的奏折附和了李鸿章的主张。1879年3月27日，日本对琉球实行废藩置县，把琉球改为冲绳县。琉球国请求清政府紧急援助。国王先是派毛凤来向中国驻日本公使何如璋求救，又托赴日闽商带密函给福建督抚，还直接遣使紫巾官向德宏到天津叩见李鸿章，"泣请援琉"。总理衙门担心议论压力，便提醒李鸿章，废琉球事关体统。5月，李鸿章等请来华游历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居间调停。日本根据格兰特的建议，提出"分岛改约论"，将靠近台湾的"琉球之宫古岛、八重山岛定为中国所辖，以划两国疆域也"。【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77页.】但条件是修改《中日通商条约》，日本取得在中国内地自由通商和"一体均沾"的利益。清总理衙门在谈判中提出"三分琉球"建议(北部各岛属日本，中部各岛复琉球，南部各岛归中国)，遭到日本拒绝，清政府"复琉"的努力失败。此时，清政府正在和俄国交涉伊犁问题，担心日、俄勾结，准备同意日本的要求，"虽然两岛地方荒瘠，要可借为'存琉'根本"。【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179页.】面对东、西两面交涉，清政府统治者内部对于和日本谈判琉球一事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主张中日旧约不宜改，琉球案不宜马上了结，如右庶子陈宝琛;有的主张中日旧约可以改，琉球案可照议了结，如左庶子张之洞等"。也有人"恐怕日本与俄国勾结，事情更加不好办等等"。【杨公素:《晚清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页.】议论纷纷，莫衷一是。1880年11月11日李鸿章在奏折中认为:"日本公使六户玑屡在总理衙门催结琉案，明知中、俄之约未定，意在乘此机会图占便宜;臣愚以为琉球初废之时，中国以体统攸关，不能不亟与理论。今则俄事方殷，中国之力暂难兼顾;且日人多所要求，允之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惟有用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盖此系彼曲我直之事，彼断不能以中国暂不诘问而转来寻衅。矣俄事既结，再理球事;则力专而势自张。"【孔昭明:《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3)，1984年版，第39页.】对日可以采用"支展之法，专听俄事消息以分缓急"，主张对日"缓允改约"。【孔昭明:《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3)，第41页.】李鸿章承认，中国不能而且无力同时与俄、日进行交涉，否则必然外交上再次吃亏;认为，对付外来压力，要集中力量，这样，所订条约才能避免更大损失。可以说，这是李鸿章办理外交中积累的经验之谈。他用有力的形势分析说服了朝廷，否决了"存琉"方案。李鸿章的"缓允改约"提出后，日本谈判代表六户玑含愤回国，琉球问题被搁置起来，清政府对"存琉"一事从此没了下文。事实上，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后，清政府把注意力逐渐由琉球转向朝鲜问题，琉球问题的紧迫性退居朝鲜之后。中国对琉球的宗主权名存实亡。宗藩关系是清朝守驭四方、显示大国风范的一种标志。宗主国对属国国王通过册封形式，表示对该国的承认，在道义上承担起保护其安全的责任。一般来讲，宗主国不向属国派兵;而属国则称宗主国为上朝，奉宗主国为正朔。清政府主动弱化宗主权是放弃保护琉球的标志。三、宗主权弱化的一种后果:"防日"思想上升清朝统治集团内部"防日"思想的上升是进一步弱化对琉球宗主权后的一种反映。琉球被日本吞并后，清政府增强了防备日本进一步侵略的警惕性，"防日"思想加强具体表现在保住藩属国朝鲜的安全。在实践中，李鸿章、何如璋和黄遵宪等人积极推动实行对朝鲜的新政策。李鸿章直接给朝鲜太师李裕元写信，告知开放与闭关的利害关系，提出朝鲜如果主动对"泰西"各国开放通商，牵制日本则"绰乎有余"，并且可以杜绝俄国"窥视"，劝朝鲜开放实现自保。何如璋、黄遵宪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影响朝鲜政府，他们与朝鲜赴日使团直接沟通。1880年8月朝鲜礼曹参议金宏集率使团到达东京，何如璋向他阐述了清政府对朝鲜的新政策，指出朝鲜的外交政策要坚持"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他还让黄遵宪把写好的《朝鲜策略》交给金宏集带回国内，呈送朝鲜国王。尽管李鸿章和何如璋等在阐述对朝鲜新政策时侧重点略有不同，但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要求朝鲜开放。在清政府内部，出现为防备日本侵略而要求加强海防建设的言论。在"分岛改约"提出后，总理衙门就上奏，要求增购《防海新论》一书，禀称该书"前经上海道刊印兹送前来，臣衙门尚存十余部，现已遵旨先行分寄东三省各数部。一面仍饬上海道赶紧刷印，寄交臣衙门续再补发;并拟知照南洋大臣就近多为购买，分行沿海各督、抚转给诸将领细心讲求，以资练习"。【孔昭明:《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3)，第26页.】可见，琉球事件引发清政府对海防建设的高度重视，总理衙门的建议得到了朝廷同意。1880年，清政府下令福建巡抚岑毓英"将台湾防务悉心规划与何瞡会商布置，务期有备无患"。【孔昭明:《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3)，第44页.】1881年3月3日，军机大臣左宗棠在给总理衙门函中主张沿海各省应加强戒备，以防日本派兵来犯。"复球之案，不能拟结，日本且自绝于中国，尚何睦谊之可言?睦谊中乖，尚何改约一体均沾之足云乎?"应该"请旨饬下海疆各督、抚、提、镇，密饬防营预为戒备，静以待之。大约以防俄之法防倭，蔑不济矣"。【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第72页.】左宗棠的"防日建议"意在提醒清政府注意日本的威胁。他认为，一方面，日本在与中国整个交涉过程中，没有表现出和中国平等相处之意，相反，日本在仿效西方列强，想借机从中国得到好处;另一方面，中国在谈判中废弃成议的做法可能会激怒日本，应该在沿海地区进行防范准备。在清朝廷内部，对中日关系认识有些见地的人开始呼吁，日本进攻台湾并吞琉球，用心险恶，中国如果不加强国防建设，边疆安全将难以保证。比"防日"思想更加激进的言论是:有人提出用武力制服日本，以消除后患。1881年3月29日，翰林院编修陆廷黻上奏，"请征日本以张国威而弥敌患"，称对日"不可不征者五而有可征者三"。"不可不征者五"指:(1)"岂有大一统之天下而甘受小邦之侵侮"。(2)"不服日本，何以复琉球"。(3)"日本不内恤其政而外求逞于人，何异狂疾!不先发以制之，虎狼无厌，又将肆其西封;东南数省，遭害必同明代"。(4)"彼日夜窥我动静，我强则退，我柔则进。使日本一小国犹不能制，益将轻我而启戎心，何以弥伺我者之隙"!(5)"坐若视琉球之亡而不救，朝鲜必为其续矣"。"可征者三"指:一曰名有可居也，"今奉辞伐罪，责其何以倾人社稷、覆我屏藩?名正言顺，彼必帖然无辞"。一曰机有可乘也，日本君长"虐用其民"、"多借国债"，"财匮于上、民怨于下，上下离心，罔有固志"。一曰势有可因也，"数日本之罪明告通商各国，寻谴一介以告日本，要其必复琉球而后止。复于东南各海口盛张兵威以待之"。【孔昭明:《清光绪中日交涉史料选辑》(全)，《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四辑(73)，第74-75页.】陆廷黻看到了日本对外极力扩张带来的危害性，如果不有效迅速制止、慑服日本，朝鲜将步琉球后尘，中国非但屏藩难保，自己的国土也会受到极大威胁。当然，这种激烈的言论并非当时的主导思想，然而，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扩张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总之，日本吞并琉球造成清政府统治四面受敌局面。清政府原来主要对付的是来自西方、北方的强敌，现在又增加一个东方对手。清政府统治集团在失去琉球后感到了空前压力，心情是极其复杂的。近代中、日两国关于琉球问题的交涉，两国的目的是有本质区别的。中国争的是一种享有宗主权的宗主国名分，还要履行宗主国保护属国安全的责任;而日本不仅要争名分，更要夺取领土，要把琉球国的独立国家身份抹掉，使之变成自己的一个行政县，为以后对外扩张扫清道路。 

美国大学文学教育的衰落以及相关讨论

我订阅《美国学者》已经30多年了，对威廉·查斯在2009年秋天的文章“英语系的衰落：衰落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扭转这种趋势呢？”只能感到最强烈的蔑视。　　在读这篇文章时，我忍不住一再思考，这是你能提出的一切吗？你期待什么？正如所有其他人文学科或现代文化一样，美国的英语系已经彻底沦落到空谈理论的虚无主义和玩世不恭的深渊。我们不再相信任何价值、意义或者人生目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谁愿意浪费生命去学习过去几十年来人文学科所做的蠢事呢？我在 1980年代我没有这个认识，当时我身不由己地服从于妄自尊大的笨蛋大谈特谈德里达和一切的终结，同时我们作为写作的“专家”以自己的方式挥霍掉一切值得写的东西。显然，对写作感兴趣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这或许对他们来说是有好处的，毕竟还有改善的希望。不幸的是，这让大部分年轻人对人类文明盲目和无知。但这是那是你最终的报应，如果你还有作为老师的良心压力的话。　　对人文科学衰落的原因，威廉·查斯没有提出一个有价值的观点，不过是向读者重复学界的陈词滥调，我甚至不愿意再去重复它。这些都是老掉牙的东西，已经被重复谈论几十年了。真让人恶心。腐败的、强制性的体制本来就应该衰落，彻底崩溃才好呢。只有到了那时，才有一丁点儿的机会让学界内外的人开始提出真正严肃的问题，寻求真正严肃的答案。如今，大学学习和研究中没有任何真正严肃的东西。《美国学者》刊登这篇文章已经证明它已经堕落到了何种程度。　　文学研究的专业化一直是灾难性的。是谁在几十年前就说过博士学位将毁掉教育？确实如此。它把浑噩无知之辈、随波逐流之徒、只会规规矩矩正步走的傻蛋源源不断地送进教室里来。他们焚毁了神圣丛林，为什么还有人感到吃惊呢？这些家伙毁掉了文学，把它变成学术界的玩具。　　他们的帮凶是谁呢？是大学管理者那群不学无术的窝囊废，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如何不择手段地把利益最大化，如何剥削助教、教授和校园中的任何人，如何从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榨取资金支持。这些管理者已经丧失了从道德上和精神上教育学生的责任意识，听任自己在泥沼中挣扎，兴高采烈地继续提高办学成本，维持资金的不断流入，而且常常流进自己的腰包。　　气数已尽的不仅仅是英语系，而且是我们的整个人生观。威廉·查斯对人文科学碎片化批评是准确的，它们分化为专注于性别和种族研究的附属类别，但这已经不再是新鲜玩意儿了。我们如何恢复人类和人文学者之间的共同点呢？根本不能指望在《美国学者》或者任何其他学术期刊上找到答案。　　要问我的建议是什么？那就是取消博士学位项目，撤销像“现代语言学会”（ MLA）这样的腐败机构和所有“文科硕士”（ MFA）【人文与社会注：MFA指英语系设立的文学写作硕士学位，非指文科硕士】项目以及吃掉思想生活和共同的人性的五花八门的“研究”院所。一旦这样做了，文学（还有人记得它是什么吗？）可能还有机会恢复高贵的和鼓舞人心的人性观点。如果难以用概念描述它是什么，那就重新读一读托尔斯泰的“艺术是什么”。他或许急于对抗早期现代性的洪流，或许犯了很多错误，但他至少投入了战斗，比人们在英语系能找到的学人要健康得多。如果俄国听从托尔斯泰而不是列宁的教导，它现在的情况可能要好多了。每当遭遇真正严肃的批评时，学术界的人就会发出对反智主义和市侩行径的哀鸣，而不是哀叹那些讨好他们的拼命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即使这些也很少出现，因为他们与世隔绝。他们已经堕落了。　　威廉·查斯在临近文章结尾时的评论如果不是可怜巴巴的，至少是苍白无力的。依靠美学吗？我们这样做已经几百年了。文章还提到了其他防止衰落、达成和解的秘诀。其实，我们没必要觉得伤心，让我们张开笑脸。看到教育界的讨论已经堕落到如此地步让人悲哀，但也反映了很多问题。　　在此，笔者提出一个到现在为止大多数院系都没有严肃考虑过的建议。我们需要祈祷，需要热爱上帝，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人类祈福。我们祈求的不是作为学术界的“思想”或者理论，而是我们内心和灵魂深处的现实。我们需要返回到这样一种生活，只有宗教和精神的视野才能为我们提供严肃的目的，虽然这些空谈家觉得在年轻人进入大学后，去掉他们身上的这些东西才是自己的存在理由（raison d’etre）。心灵的这种转变不仅大学需要，而且整个现代西方社会都需要，实际上东方也同样需要。我并不是主张简单地返回基督教或者任何一种真正伟大的宗教，而是回到所有宗教的核心内容---神本质。它是人类智慧无法充分理解，但可以通过祈祷和崇拜感受到的存在。那样的话，文学就可以再度为我们提供值得学习和研究的视角。　　译自：“17 Sep 09 The American Scholar - Decline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Frederick Glaysher　　HTTP://FGLAYSHER.COM/THEGLOBE/2009/09 ... F-THE-ENGLISH-DEPARTMENT/　　译注：本文讨论的“英语系的衰落”一文，请参阅译者的博客：http://blog.163.com/wuwanwei@yeah/blo ... /11899908320098159498940/

下面的对话是在1998年12月北京召开的“中日知识共同体”会议期间进行的。对话最初使用的是日语和中文，后以日语刊发于《世界》杂志（1999年4月，岩波书店）。完整的英文译本按照周刊容量分为三部分。

一、文化缺席：一半意义的中产阶级 美国的中产阶级是二战后的产物，能作为一个结构性的社会阶层出现，其基础是婴儿潮（baby boom）1。大量的婴儿在那个时候出生，他们成长后，有大致相同的教育结构、价值观念，有相似的文化趣味、审美理想；另外，冷战时代的成长环境，也参与塑造了中产阶级共同的意识形态。因此，美国中产阶级的显著特点就是同质化。 同质化的中产阶级建构了一种真正的社会结构，而非仅仅代表一个阶层。从婴儿潮中成长起来的美国中产阶级，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判断的产物，它不像中国，大概多少收入、有房有车，有稳定的白领工作，就算中产阶级了。后者这样的经济生活指标当然是界定中产阶级指标的一部分，但绝非全部，更非绝对。因此在界定中产阶级时，中国的指标放到美国也是适用的，但美国至少有一半的东西，比如说文化教育程度、价值观的同质化趋向等，放到中国来就不一定适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只是一个一半意义上的中产阶级。 我们欠缺的另一半是什么？是中产阶级的文化价值观念！在美国，它根本不需要界定，就天然的解决了。相同时代的人，同时诞生，同时成长，然后又经历冷战，大致相同的教育水平，听差不多的歌、读差不多的书、看差不多的电影、穿差不多的衣服、开一样的车。现代性给人的规定就是工作差不多、工资也差不多，相应的文化形态也差不多，所以造就了占美国人口75%的中产阶级。而中国的中产阶级，主要是一个经济数据和行为转型后的产物，文化趣味、教育程度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至今还没有形成相同的价值观。互联网的一代，听“walkman”的一代，“超女”的一代，“粉丝”的一代等等，都不是由中国的中产阶级独享的，而是包括了中国的富二代和中产阶级的这一代人，以及下层、底层那些人，他们享有相同的时尚。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完全专属于自己的文化定位和社会认同，甚至包括价值观、审美趣味。 中国形成的共同文化是用“代”区分的，一代又一代。“代”这个概念，在中国是超越底层、中层和上层，其实是超越社会结构的，这与传播方式有关。媒体依靠流行文化和意识形态引导着中国人的价值观、注意力，包括审美消费的趣味、文化认同，还包括想象力的塑造。流行文化，它们指向的特定受众是全社会，而不是按照阶层来划分。媒体是针对所有阶层的人，因为媒体的成本很低，一份报纸能卖几个钱，电视同样如此，底层、中层、上层都看得起，只是说你家的电视大一点，我的电视小一点，你的新一点，我的旧一点。手机大家都可以买，只是说你买一部上万的、几千的，我买不起，我买部几百的，一两百也可以买一部手机。那么剩下的差异是什么呢？就是汽车。 汽车是中产阶级的一个象征。底层社会的人一定买不起汽车，他们只能坐公共交通。美国的汽车文化是专属中产阶级的，汽车里面的音响设备、导航系统，驾驶过程中从换挡、无级变速，到自动变速、自动档，这是汽车文化的一个发明。为什么要自动档呢？中产阶级的青年男女谈恋爱，没有地方去，可以哪儿都不去，就坐在汽车里。和情人开车谈恋爱，第一你得把座位弄得很舒服，里面要有CD，播放我们都喜欢的音乐。然后你还得腾出一只手去搂情人的腰，搂着搂着，突然要抽出来换挡，于是，就很不方便了。为了腾出一只手，汽车的换挡就变成了全自动，这是汽车文化的一个产物，这是中产阶级的文化——有审美、又有享受，最后才是物质——汽车。那么中国呢？汽车就是汽车。 中国的汽车主要用于炫耀，讲究个牌子什么的，虽然也有一点点中产阶级文化，但这是表面的，譬如对牌照、款式的追求，顶多属于消费文化，更不要说是为了腾出一只手来进行有交流、有爱情、有什么故事的汽车文化。当然，汽车作为理性运输工具的特点正慢慢出现。至于文化，远未形成。在中国还很奇怪，汽车作为身份象征，它不是中产阶级的玩意，而是上层阶级的，他要买最好的车，买几百万、上千万的，豪华车在中国卖得特别好，因为它是奢侈品，而不是与人的生活融在一起的文化。汽车和房子，这两样有可能把阶层划分出来的工具，在中国，都不是中产阶级文化的产物。而有可能成为中产阶级划分界限的东西，要么被上层阶级拿走了，要么就变成跟人性没有关系的一个工具，冰冷冷的工具理性的产物。如何促进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这在中国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二、底层当垫背：以非中产为代价的中产生活 美国的中产阶级基本上就是美国社会的低层，75%的中产阶级，从最低层到中层，从年薪3万美金到20万，都叫中产阶级，这构成了美国社会的基础。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它下面还有一个广大的底层社会作为垫背和支撑，包括整个农村，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是以大量的非中产生活为代价的。这个基础有多大？七八亿是最起码的。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根本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占到社会结构的70%，能占20%~30%就不错了。在中国，中产阶级首先是一个城市概念，在我们这个半城市半乡村的国家里，整个乡村都是中产阶级的垫背。不仅如此，即使城市里面大量的人口也不是中产阶级，比如说民工，民工这个阶层就是服务阶层，它不是中产阶级。它不像美国，美国的服务阶层本身就是中产阶级，美国当然也有一些垫背的，就是比中产阶级还低一点的，主要是移民中的一些赤贫的人，但是非常少。 在美国，只要有一份正式的白领工作，一定就是中产阶级，你就可以有车有房，你可以有信用、可以贷款，可以享受所有中产阶级的好处。在中国不一定，譬如说保安这份工作，你能说你是中产阶级吗？不可能。包括很多刚从大学毕业的人，他能立即踏入中产阶级吗？但在美国，只要大学毕业以后找到一份正式工作，一定就是中产阶级了。虽然也是先租房，没关系啊；得贷款买房，也没关系啊，中产阶级买房95%都是贷款的。相比之下，中国的中产阶级概念比较狭隘，主要是一个经济数据，收入多少，有车有房，车和房到底是全款买的，还是贷款的，这些在现实中都是不太容易统计的，由此谁是中产在中国通常也就很模糊。 无论怎么界定，也无论如何比较，中国的中产阶级跟全世界所有的中产阶级都不一样，它下面存在着一个垫背的基础的底层社会，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更具体点说，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建立在农民以及城市低工资收入者以及民工这个阶层之上的一个阶级，由于其下面的阶级人口巨大，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享受到的各种福利和待遇、生活质量是远高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的。举个例子，比如你在英国一年赚10万英镑，税收去掉以后，你可能只剩6万了。6万你能干什么呢？一个月5000英镑，拿到中国来算，5000英镑就是7万块钱人民币，应该是很高的工资了，而且是税后的。但是拿这点钱在英国远不可能过上中国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而在中国即使是月收入6000块钱人民币的人，他的日子过得肯定比前者好许多。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庞大底层的存在，他们的收入很低很低，他们的人力资源非常廉价，你可以享受特别廉价的劳动力。比如说一个6000块钱一个月的人，你每星期看一部电影，很正常，假如两口子工作，现在给小孩雇一个全职保姆，完全没问题。但是你在英国想都不要想，这种收入的人是没有任何可雇的，即使是雇一个保姆。因为中产阶级本身就是最低的社会阶层了，在中产阶级之下的庞大的底层社会在全世界都不存在，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是一个一半意义上的贵族了，因为他享受的生活品质是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根本不能享受的。 中国中产阶级的日子比较好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还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福利社会。在西方，中产阶级是全社会福利化的基础，税收极高，他们赚的钱中有30%甚至到40%被税收拿走。相比之下，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这么高的税收压力，生活成本大大降低，因此中国的中产阶级尽管钱不多，但却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过得都舒服，秘密就这儿。 尽管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已经达到了中产阶层的水平，生活品质很高，但奇怪的是他们当中相当数量的人却仍然不满，总觉得自己活得很累，而且否认自己是中产阶级。根源何在呢？这是由于缺乏中产阶级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中国的中产阶级心态不够成熟，还很容易被混杂其中的扭曲价值观所扰乱，对秩序和稳定缺乏信心，成功文化的泛滥成灾，就是一个例子。 三、“暴富”成功学：中产阶级文化的畸胎 中产阶级和暴富阶层的形成在中国是同步的。暴富阶层只是由于他占有更多的资源，有权钱交易，再加上很多原罪的东西混在一起，一下子从中产阶级里面暴富起来，成为中产阶级里面最成功的、钱赚得最多、最能投机、最没有廉耻感的一批人。在中产阶级还未形成文化认同时，这些超越中产阶级的成功者，却将成功学炮制出来，弥漫于整个中产阶级。成功学把中产阶级变成了成功阶级和成功文化的基础和垫背，这很难说是健康的中产阶级文化。 数字是衡量成功的重要标准，这也与数码时代有关。怎样界定政治上的成功？从西方民主来讲，两个人选总统，谁得票数多谁就当，选议员也是一样，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人比，谁得票数多，谁就赢，至于一张选票后面代表的是一个完全不识字的农民还是一个思想家，仅代表一票而已，没有区别。选票把人简化为数字，否定你数字后面思想的深刻，否定一切创造力、想象力，反正一人一票就是民主了。怎样界定经济上的成功呢，比谁赚的钱多，什么福布斯榜、胡润榜等，这就是成功文化。有数字，自然就会有竞技。体育竞技谁跑得快谁就是冠军，永远只有一个胜利者，电视有收视率，电影有上座率，作家有发行量，只要上市场的，永远都有一个统计，统计学作为一种成功者的语言，是一个量化的东西，它衡量成功永远用数字——否定思想，否定心灵，否定想象力，只承认统计的纯粹数字。 中产阶级里少数特别成功的人变成暴富阶层，其过程产生了很多副作用，社会公平的问题，资源的转换、享受和用于生产以及分配的不公平等，有很多灰色的成分在里面，然后这些东西反过来制约人们形成健康的中产阶级的文化品位和价值观。 真正的中产阶级文化远未成熟，不过在网络上已经慢慢存在了，时装设计文化，电影文化、影视文化等等也会逐步加入进来。网络交友习惯，比如像MSN，你不能说它专属中产阶级但是大量在使用的是中产阶级，因为电脑对真正的下层来讲，很可能仍然是一个奢侈品。即使他们有电脑，但也没有太多时间去交友，为什么？因为那是个有闲阶级，上班时间一半都泡在MSN上，所以说MSN这种交友方式，可能是中产阶级文化的一个雏形。网络、短信、MSN这种文化，比如网民所关注的问题，包括由这些关注带出来的讨论，比如说公民社会的一些意识和价值判断，比如说无论对国际大事、对法律、对文学、对民心、对八卦、对社会新闻的关注等等，正在构成所谓的中产阶级文化的主体部分。然后这些东西跟媒体的、官方的，比如说主流媒体，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那种传统媒体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台等等，还有交叉，但是比它来得更自我、更随意，以及更多一些个人的东西。 中产阶级文化与小资情调完全不同，小资更多的是表现一种品位，一种生活趣味，中产阶级文化外延比它大得多，它包括社会公共意识、价值观、社会正义感，还有责任，以及愤怒，就是那种反小资的东西。因为小资情调是没有愤怒以后的产物，或者把愤怒本身也变成一种优雅的东西。但是中产阶级文化里面，尤其网络那一部分，可以允许愤怒的存在。所以说连愤青的意识，都可以被纳入中产阶级的文化的一部分。 面对中国中产阶级生长及其文化形成的浑沌状，有人急于对中国中产阶级这个概念进行文化、政治以及价值观、意识形态意义上的界定。但至少在目前，强加或强行发明出一个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和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显然是不妥当的，它的遂行还有待于历史的发展。当然，不急于命名并非不进行思考。在思考中产阶级文化心态时，有两个关键的地方：第一要关注底层；第二要关注从中产阶级里面成功跃入到富裕阶层的人及此过程中的文化心理反差，参照比它更成功和比它更底层的两种不同文化。富裕层、底层、中层是连在一起的，而非断层，我们必须做平行思考。 最后想要说的是，由于中国中产阶级内部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比如说教育、他们的“代”、文化趣味、地区差异，等等，可以推测，日后成形的中国中产阶级文化将不同于西方中产文化的同质性，表现出相当差异性。其实这从中国中产阶级文化当下正在进行的宽泛式、混乱式形塑中已经可窥端倪。 （责任编辑：汪毓楠*） ● 欧阳江河，诗人。 1“婴儿潮”现象主要指美国从1946年至1964年，18年间婴儿出生人口高达7800万。 * 本文据汪毓楠访谈录音编辑而成，经作者审订。

低碳乡建，就是要正视工业化、城市化的弊端，改变高能耗、高投入、低福利、单一化的乡村发展模式，按低能耗、低成本、高福利、多元化的思路和原则来建设乡村，建构健康农业、环保农村、合作农民的“新三农”发展取向。农民通过合作自助，可以形成低碳乡建的有效主体；城乡互动互助，是低碳乡建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的试验中，农民已承担起应有的成本；而国家、社会做得还远远不够。

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了保护环境和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政府还提出了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奇怪的是，在实践中我们着力的仍然不是勤俭节约，相反却是通过刺激消费来拉动内需，甚至将建立全民社保等惠民工程的合理性也定位在有助于鼓励消费上。我们似乎不明白或者不愿明白，正是高消费带来了资源与环境的压力，导致了高污染和高浪费，超出了人的自然需求的畸形消费也异化了人的价值。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在当前中国既不可行也不合理，对于广大的农民来说尤其如此。 一、鼓励农民进城和消费不利于改善其生存处境 十年前，我就曾经探讨过中国农民增收的问题。大体上说，我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农民增收的空间不大。具体来说，从务农方面讲，杜润生早就说过，八亿农民为两亿市民搞饭吃，农民没有出路。经济增长，恩格尔系数下降，这是规律。在农民数量不可能一下子减少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只愿意拿出越来越少比例的收入购买农产品，农民怎么可能从务农中获得收入的快速增加呢？这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发展现代农业等没有关系，而是结构性的问题。 从务工方面来讲，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以处在产业链末端的加工制造业为基础。而加工制造业是“两低一高”——低端产业、低利润、高竞争（任何国家都有生产能力），不可能为进城务工的农民提供高收入的机会。何况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仍然庞大，农民工之间、农民工与城市蓝领工人之间的就业竞争非常激烈。事实上，正是农民工的低工资让中国依靠制造业打败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从全球化中获了益。 可以预见，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农民来自务农和务工的收入都不可能快速增长。当然，农民的绝对收入还会不断增长，但增长的速度不可能太快，相对收入则会降低。 但是，决定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关键，往往不是农民的绝对收入是否增长，而是收入增长率与支出增长率之间的对比。当前，农民主要依靠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来获得收入。一般情况下，年龄比较大的父母一辈外出务工已经没有优势，正好可以在乡务农。而农村年轻人即使能够得到比较高的务农收入，也不愿意呆在农村，而愿意到城市务工，见见世面。这样，一个农民家庭就可以同时拥有务农和务工的两笔收入，从而得以维持一个相对体面、有点闲钱的生活——前提当然是他们在农村生活，在农村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如果国家推行积极的城市化战略，将大量农民转移进城市，农民就不仅会失去务农的那部分收入，而且还要支付城市昂贵的生活费用。我们可以设想，离开了农村、收入没有保障的农民，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很多进城农民可能将不得不住在贫民窟。这不仅仅会造成农民生活质量大幅度下降，而且可能带来其他的严重问题，造成不可逆的后果。 导致农民支出增加的因素不只是进城，而且来自被鼓励出来的消费主义。农民被告知勤俭节约的消费观过时了，只有站在消费时代的潮头，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现在的中国农村，农民在消费上赶时髦的程度可能已经不逊于城市，原因是消费主义文化（以无孔不入的广告为典型）对于缺少“文化”的农民来说，是一种更大的“政治正确”。因为缺少文化主体性，或者说因为农民传统的文化被宣布为落后的、愚昧的、可笑的，所以消费主义在农村比在城市更容易占领阵地。这也是我在长期的农村调查中的深刻感受。我发现，农民一旦有钱，就会更加倾向于炫耀性的奢侈消费。山西煤老板的炫富消费不是偶然现象，在农民的传统价值观被摧毁后，消费主义文化也让农民“现代”起来：我消费，我存在。 不仅如此，我们的政策也愿意盯着农民的钱袋子。我们想出各种办法来让农民掏钱买东西，而不管这些东西对他们改善生活和提高福利是否有用。甚至我们在论证为什么要为农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时，也是说一旦有了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就会更加愿意消费。 消费是一种政治正确，问题似乎只是农民没有消费能力。在缺少快速增加收入途径的情况下，消费主义文化会对农民产生严重的负外部性，被调动的消费欲望使得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大幅度下降。因此，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为目的的各种“下乡”，可能不是改善了农民的处境，而是使农民的生存状况变差。 二、农民怎样过有意义的生活？ 好在当前农民仍然具有一定的主体性，还没有被消费主义“殖民”到只能通过消费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地步。比如说，农民还有比较强的传宗接代观念，这一观念背后是中国式的祖先崇拜，而且农民从血脉亲情中感受到了天伦之乐，那是发自内心的幸福体验；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里乡亲，关系很近，村庄是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是任何人都不能将他们撵走的自己的家乡，是他们有根的生活所在；农村生活费用低，农民自己有住房，且大都十分宽敞，通过劳动自给自足，而劳动本来就是人的内在需要；因为机械化和轻简化技术的推广，农业生产对体力的要求降低了，越来越可以让农民从农作物的自然生长中感受到身心的愉悦；农村环境好，空气清新，与自然密切接触，等等。这些因素，让很多没有进城的农民在相对收入降低但绝对收入仍在增长、消费主义文化在扩张但未完全吞噬农村之前，仍然有着较高的生活满意度。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反过来想，在农民收入没有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难道就不可以提高他们的满意度或幸福指数吗？当前中国90%以上的农民是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且收入仍在持续增长中，这时候的关键问题就变成了农民应当追求什么样的生活。 从消费主义的角度看，锦衣玉食才是值得追求的，而且还要“开发”出人的各种需要。而从人的自然需要看，粗茶淡饭可能更加有利于健康。我当然不是说农民不应该有口腹之欲和感官享受，而是说农民不能只是满足于这些方面。除了物质欲望以外，还要有精神需求和艺术审美。而当前农村，真正糟糕的恰恰不是物质生活条件的不足，而是精神生活方面存在问题。在城市消费主义文化的“殖民”下，农民的生活条件在改善，但他们的主体性在逐渐消失，生活中原有的意义也在丧失，他们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不知道应该如何看待和追求人生的价值。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诗化自己的生活，是对生活中美的发现，是一种深沉的幸福体验。在农民一日三餐都成问题，温饱不能保障的情况下，诗化的生活当然不属于农民。而今天，中国的农民第一次真正解决了温饱问题，真正获得了大量的闲暇时间（当前农业生产方面，农忙时间一般只需要2~3个月，还有近10个月为农闲），但是如何让闲暇时间变得有意义，却成为了巨大的问题。我在农村调查，深刻感受到，因为缺少健康的消费闲暇的方式，农村出现了严重病态。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闲暇都是少数人的事情，是与农民无关的社会上层阶级的事情，是贵族的事情。有闲的贵族发展出各种消费闲暇的方式，这些方式的核心不是依靠感官刺激，而是依靠品味与体验；不是诉诸身体，而是开发心灵。这就是文化和艺术，就是琴棋书画、诗歌、戏曲，等等。有闲阶级靠精神而不是靠物质来获得闲暇的意义。而第一次获得大量闲暇时间的农民，还没有形成良好的消费闲暇的方式，因此就出现暴饮暴食、带彩娱乐，出现生活无规律、过度诉诸感官刺激。由此带来的身心严重受损，可谓触目惊心。而今天广泛深入农村的电视，虽然节目很多，内容丰富，但电视是快餐文化，是物欲的表述。相对来讲，传统戏曲，包括样板戏，不是要有耸人听闻的故事和跌宕起伏的情节，而是要有对每一招每一式的品味，是对“功夫”的欣赏和体会。这才是艺术，是高雅的文化。 因此，在当前中国农民第一次有了大量闲暇时间的情况下，如何发展出健康的、具有农民主体性的消费闲暇的方式，是意义极为重大的现实问题，要让农民体验到美，诗化自己的生活，让农民获得心灵体验而不只是感官受到刺激。要做到这些，就一定要在九年义务教育中强化“体音美”等艺术素质教育；组织有闲的农村老年人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合唱、写诗、打腰鼓、打门球、表演，等等）。总之，我们要建立适应新时期形势的农民文化主体性。 三、要将农民从消费主义霸权中解放出来 农民是当前消费主义文化中的弱势群体，因为他们缺乏消费能力。而消费主义一再暗示，没有钱就没有一切，没有钱的人是废物，是社会应该淘汰之人。因此，将农民从消费主义霸权中解放出来，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 农民中处境最为糟糕的是农村老年人。如果说消费主义可以激励中青年农民拼命赚钱，那么农村老年人则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不再有能力赚钱，用能否创造物质财富来衡量，老年人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市场经济的深入和社会的快速变迁，使得老年人处境恶化，成了社会上的多余人，但是老年人也仍然需要有自己的生活。而且人的价值不应该是外在的，而应该是内在的，人本身就是目的。老年人自己感觉好就好，自己认为有价值就有价值，我们不能以创造财富的能力来衡量他们的价值。因此，老年人要过有意义的生活，显然不是要通过创造物质财富和消费来自我实现，而是要在温饱不成问题的前提下，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对于已经丧失创造财富能力的农村老年人，社会若不能公正对待，不予理睬，情况就会相当糟糕，甚至可能导致老年人由于无意义感而自杀。而老年人的无意义感是会传导给中青年人的，老年人的高自杀率也会导致整个社会丧失预期。一个没有预期的社会是十分可怕的。 为了改善农村老年人的不良处境，我们自2002年以来一直在湖北四村进行建设老年人协会的实验，主要是建立老年人活动中心，让老年人有一个进行公共活动的场所。结果是，正因为有了一个属于老年人自己的活动场所，老年人之间的交往增加了，精神面貌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四村成立老年人协会后，老年人自己总结出三个变化：时间过得快了，心情舒畅、身体变好了，上吊自杀的少了。通过相互之间的交往，老年人缓解了内心世界的无意义感，因为讲话、聊天、互动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也创造出了意义。他们还自发开展了各种文化、体育、娱乐活动，丰富乃至诗化了自己的闲暇时间，他们觉得青春又回来了。在没有增加物质消费的情况下，老年人获得了巨大的精神依托和精神享受，他们从生活中发现了美，幸福感因此大为增强。这可谓“低消费、高福利”的典型——虽然是被迫的典型。 四、“低消费、高福利”与社会主义 如何让农民在收入不能快速增加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获得满意度和幸福指数的增长，是关系中国现代化成败的大问题。因为如果九亿农民持续不满意，中国就没有能力应对和消化现代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的危机。 中国采取了维持小农经济的政策措施（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等），从而使九亿农民能够在城乡之间进退有据。农民可以进城又可以返乡，能进城则进城，不能进城也至少可以维持还过得去的农村生活——这应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成功地保持了稳定的最大秘诀。在这个意义上，我说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战略层面的意义。 仔细分析，这样的战略中潜伏着消极的思维——农民收入无法快速增长，又要让农民感到满意，所以我们就通过新农村建设，改善农民的人际关系、生活环境，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来让九亿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稳定力量；农民不能高消费，我们就通过其他方面的改进来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和幸福感，从而达到“低消费、高福利”；最终，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农民进城，农村问题越来越不是问题，全国人民就生活在高消费所带来的高福利状态下。 于是乎，农民现在因为没有高收入，只能低消费，而低消费的情况下也可以有比较高的幸福指数；将来则是高消费下的高福利——我们如此认为和设想。但是问题恰在于，若低消费也可以高福利，我们为什么非得高消费？而且关键是，福利不等于消费，这是我们可以在九亿农民的生活实践中看到的事实。 将农民从消费主义霸权中解放出来，九亿农民的“低消费、高福利”实践就可能发展成为一场伟大的运动，而这个伟大的运动也许正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社会主义”一词的本来涵义。这个社会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大不同在于，它关心的是人本身的价值，因此可以从更加广泛的角度来改善人的处境：从物质，到精神，到心理；从人与人，到人与自然，到人与自己的内心世界；从感官享受，到艺术审美，等等。 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就不只是从生产方式方面，而且是从生活方式方面，不只是从消费方面，而且是从意义方面，不只是从物质方面，而且是从精神方面，来理解和实现人的价值。 结 语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简单地通过刺激消费来拉动内需、保持增长，而应该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角度，从人的真实需要的角度，来考虑人的合理消费。 有人说，没有消费就没有需求，就不能发展经济，这话不完全对。目前大量的“过剩”产能都是低水平的产能，为了消化这些过剩产能而拉动内需、推动消费，即使可以增加GDP，也不能提升中国产业结构，只是维持了当前的低端产业结构。产业不升级，中国经济发展就没有希望。而产业要升级，关键是要将社会资源合理配置，走到发展战略产业和核心技术的路子上去。战略产业的发展和核心技术的掌握，不仅是中国得以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有利位置的重要前提，而且也是降低能耗、减少污染、保护环境的不二法门。 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在当前中国既不可行也不合理，而最为根本的是，今后社会经济即使发展到可以高消费的阶段，我们仍然不能奉行消费主义，而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将人的价值放到核心位置。 社会主义要将目前已经物化的人解放出来，创造真正的人的价值。新农村建设运动中，九亿农民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多多少少开展了一些被动进行的“低消费、高福利”实践，他们诗化自己生活的实践不仅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目标，而且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示范与最为强大的动力源泉。

2006年11月3日，全世界政治家的目光都盯着北京。参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 48个非洲国家（非洲共有53个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代表齐聚北京。在空旷的大厅中，他们沿着红地毯，一个接着一个地等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握手接见。在西方媒体的笔下，这次聚会被以嘲讽的方式描写为“红色太阳王”举行的一次中国式“凡尔赛会议”，或者中世纪的“中国皇帝”通过万邦来朝展示自己的威仪。不过，这次西方世界对聚会的嘲讽，除了根深蒂固的偏见之外，多了一份不安和焦虑。西方世界很快掀起一股针对中国的所谓“能源掠夺论”、“新殖民论”的批评浪潮。2009年2月，面对金融危机的挑战，胡锦涛主席第6次踏上非洲大陆，除了一如既往签署援助协议，胡主席还特别呼吁发达国家“继续履行援助、减债等承诺，切实保持和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保持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也许是受到这一呼吁的鼓励，2009年8月份，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先生提出大规模援助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共享发展计划”（也有媒体称之为“和谐世界计划”），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其实，问题不在于援助，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无偿援助，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援助，这种援助背后展现怎样的政治远景。如果我们以对非洲的援助为例，我们就要思考如何理解中非关系？这种关系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向哪个方向发展？对这些问题固然需要有政策层面的当下考虑，但更应该在历史的纵深中发现其轨迹和发展方向。为此，让我们首先从澄清西方媒体所嘲讽的“中国皇帝”这个概念的政治含义开始。中国的“天下”传统：“朝贡体系”与“仁义帝国”在某种意义上，1898年戊戌变法以来整个中国的政治就是围绕“皇帝”展开的，即围绕如何安置“皇帝”这一问题而展开。立宪？革命？复辟？继续革命？等等。这些问题从晚清以来困扰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思考。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皇帝”对于中华帝国的政治意义是什么？众所周知，在英国宪政秩序中，国王不仅是英国人的领袖，而且是大英帝国的领袖。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地在法律上属于英国国王的领地或财产，而不属于英国议会。北美殖民地搞独立，虽然起因于议会的不合理征税，但《独立宣言》把全部矛头指向英王乔治三世。大英第二帝国时期，英女王同时被封为“印度女皇”，强化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在这样的帝国宪政体制中，若搞共和体制，大英帝国就意味着解体。二战接近尾声，美国也在思考日本天皇的存废。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接受美国战时情报局委托研究日本民族性，提交报告认为，天皇之于日本人，就像上帝之于西方人。日本围绕天皇形成了完整的“耻感文化”。废天皇制，不仅给日本人带来永恒的耻辱感，且使日本社会失去维系秩序的纽带，无法治理（后来报告增写出版为《菊与刀》一书）。美国不仅让天皇逃脱法律审判，而且在和平宪法中保留天皇制，尽管天皇是日本发动法西斯战争的真正元凶。从晚清以来宪政改革辩论及宪政实践看，人们至少在两个问题上对“皇帝”在中国政治秩序中的特殊功能形成共识：其一，中国“皇帝”类似日本“天皇”，是将国民心理凝聚起来从而确立政治权威的重要整合机制。废皇帝导致中国需要漫长的时间、付出高昂代价来确立新的政治权威。其二，中国“皇帝”是一个超越族群、超宗教的政治权威，尤其西藏与中央关系就建立在达赖对皇帝的认同和忠诚之上。废皇帝导致了统一多民族国家面临着整合难题，从“五族共和”到“中华民族”需要漫长的整合。就此而言，保守派比自由派看得更深、更远。但是无论当时的政治辩论，还是后来的学术争论，普遍忽略了皇帝维持朝贡体系的政治功能，发挥着类似英国女皇的角色。1885年中法战争“不败之败”，康有为第一次上书，首次提出“变成法”主张；孙中山也在此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如果说康、孙对于中法战争的反应属于先知先觉者，那么甲午战败之后，变法维新已成为朝野共识。可见，清朝的灭亡与这两场战争密切相关，而这两场战争正是大清帝国为了保护安南（越南）和朝鲜这两个藩属国避免沦为列强殖民地的战争。战争结果使大清帝国不得不放弃与这些藩属国建立起来的“贡献典礼”的朝贡关系，越南和朝鲜分别沦为法国和日本的殖民地。如果从现代民族国家的条约体系看，清政府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自然无需为藩属国而战。然而，无论中法战争，还是中日战争；无论在皇帝和大臣百官眼中，还是在士大夫阶层和平民百姓的眼中，保护安南和朝鲜是整个大清帝国义不容辞的责任，以至于连通晓敌我力量悬殊的李鸿章也不得不为此打起“无把握之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大清帝国正是为了承担起在朝贡体系下对藩属国的保护责任，耗尽了最后一点心血。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崩溃中，唯有大清王朝是在这种伟大而崇高的悲剧中落幕。而无论康有为这种旧式士大夫阶层，还是孙中山这种新式士大夫阶层，恰恰是在看到大清帝国无力承担对藩属国的保护责任时，才触动其奋起革新的心念和意志。可见，维持帝国体制尊严，承担对藩属国的保护责任，是当时所有中国人的价值准则和共同信念。由此，清末宪政革命，不仅是民族革命或民权革命，也是中国人捍卫自身尊严和价值观的一场革命。这种尊严和价值观就来自儒家思想所形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心怀天下”的天下中心观（“仁”）及由此产生的“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责任感（“义”）。然而，我们今天对政治秩序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西方人对其政治历史的理解：“希腊城邦”、“罗马帝国”和“民族国家”。在西方人的政治想象里，有三幅“中国”图景：其一，广阔领土很自然被想象为类似于罗马这样的“帝国”，这就是“中华帝国”想象；其二，欧洲现代宪政体制出现之前的“绝对主义国家”背景，将中国想象为类似路易十四的法国那样的“专制国家”。其三，冷战时期按照苏联的极权模式，将中国想象为类似苏联的“极权国家”。在“后冷战”时期，这些政治想象依然被西方广泛使用。其实，无论“帝国”、“专制”或“极权”，都是现代西方殖民时代以来强加给中国的概念。中国既非“帝国”，也非“专制”，更非“极权”。中国甚至不是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国家”（nation-state）。西方意义的“国家”（state）是超越于家庭、甚至与家庭完全对立的公共组织，而中国的“国家”就包含着“国”与“家”的内在统一；西方意义上的“国家”（nation）基于单一民族之上，形成现代民族国家所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理念和“民族自决”原则，可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族概念，而只有地理上意义上的“华夏”与“四海”的概念。如果说西方国家是通过罗马帝国的领土扩张模式或大英帝国的利益榨取模式来建立自己与周边世界的关系，那么，中国是按照“朝贡体系”来构建自己与周边世界的关系。“朝贡体系”是中国历史上发展起来处理统治中心与边缘关系的准则。它起源于中国商周时期的“畿服制度”，即中原王朝君主是内服和外服的共主（“天子”），君主在王国的“内服”（中心地区）进行直接的行政管理，对直属地区之外“外服”（边缘地区）则由中原王朝册封这些地方的地方统治者进行统治，内服和外服相互保卫。由此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世界共主的“天下”概念。在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播过程中，中心“内府”统治区域不断扩展，许多“外服”地区在接受“内府”地区的社会组织和思想文化观念后，慢慢变成“内服”的一部分，而不断形成新的“外服”地区。在这种内外服之间的不断转化就变成所谓的“华夷之辨”。朝贡体系在明朝进一步完善。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制定著名的朝贡政策，规定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等以及其它西洋、南洋等国为“不征之国”，从而成为中原王朝的“外藩”。同时，朱元璋改变以往朝贡与贸易相分离的政策，提出“有贡有市，无贡无市”的原则，这就意味着在朝贡体系内部形成一个“朝贡贸易体系”，藩属国加入朝贡体系可以获得与中原王朝进行贸易的好处，有点类似于今天的“自由贸易区”。正是由于朝贡体系，使得“皇帝”并非普通的“国王”或“君主”，而是“天子”，拥有整个“天下”。中原王朝能否取得藩属国的认可，不仅与其实力有关，而且与其是否承担起儒家文化的正统有着极大的关系。满清入主中原，在很长时间里受到朝鲜、安南这些藩属国的质疑，因为后者认同明朝的正统地位。朝贡体系始终贯穿着两个最基本的原则：其一，“天下”是按照儒家思想中“家”的伦理原则建构起来的，由此“四海之内皆兄弟”。中原王朝中心的“行省”与其边疆的“内藩”以及纳入朝贡体系的“外藩”之间，按照儒家伦理的“差序格局”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其二，中原与外藩之间是一种基于庇护的互惠关系，外藩需要认同并支持中原政权的正统地位，而中原政权需要对外藩提供军事上的保护和经济上的帮助和扶持，这就是朱元璋明确的“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这也体现了儒家的“抑强扶弱”的道德责任原则。可见，儒家所强调的“仁义礼智信”不仅是个人的伦理原则，也是处理家庭、社会、国家和国际关系的原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伦理原则与围绕“皇帝”形成的郡县、封建、内藩和外藩整个政治体系形成完全的同构。在这样的背景下，晚清必须对安南和朝鲜承担起责任，这恰恰是“仁义”所在，也是“信义”、“王道”所在，也是“中国”这个概念本身的含义所在。因此，如果一定要说中国是一个“帝国”，那么这个帝国不是罗马的“征服帝国”，也不是英国的“掠夺帝国”或“殖民帝国”，更不是苏联和美国的“霸权帝国”，而是“仁义帝国”、“信义帝国”或“责任帝国”。非洲的“世界命运”：“邪恶贸易”与“互惠贸易”的撞击在人类文明的起源中，非洲的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金字塔代表了人类文明难以企及的高度。而围绕地中海的北非文明与希腊文明、小亚细亚文明以及东方的波斯文明相应成辉，北非的迦太基人几乎要颠覆罗马世界，而“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也曾让罗马帝国的凯撒和安东尼倾心。然而，这一切都被纳入到西方文明叙述中，成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由此，非洲变成一个文化概念，而非地理概念。而在西方文明的视野里，非洲属于被森林、动物、矿藏和原始部落所覆盖的“黑色世界”。这样的非洲概念受到新研究的挑战。新的研究表明，非洲文明对欧洲文明产生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欧洲文明来源于非洲文明。无论如何，这个时代可以称为非洲的第一个时代。非洲文明的第二个时代属于后罗马时代。其时欧洲进入“黑暗的中世纪”，非洲则与东方世界建立更为广泛的联系。其中也被中华朝贡体系的光芒所照亮，尽管这个世界可能仅仅如同晨曦的微光，只是片刻的闪亮，但这给后来的非洲带来持久的回响。非洲距离中国遥远，但很早就进入中国的“世界”。早在公元一世纪，出使西域的张骞就通过丝绸之路到达地中海南岸，并将丝绸衣服献给“埃及艳后”。正是“丝绸之路”维系着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贸易往来。在8世纪中国探险家的笔下已经有了对非洲的描写，其中唐代的《经行记》中最早记载了非洲。非洲真正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是从宋代开始，当时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航海和贸易，中国商品深入到非洲内陆，包括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等。元代地理学家朱思本绘制了第一张非洲大陆的地图。忽必烈遣使到达马达加斯加。将中非贸易推向高峰的无疑是明代1405～1433年间郑和七下西洋。郑和这个具有伊斯兰血统的中国回民，肩负着“光明照亮世界”的使命，而这“光明”暗示了明朝与摩尼教与伊斯兰文明以及中亚文明之间隐秘而复杂的关联。郑和最远到达非洲，由此直接推动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先后300多次,平均每年15次，其中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可谓盛况空前。有3位国王在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他们遗嘱托葬中华，明朝都按照王的待遇厚葬，其中就包括郑和亲自邀请来的“恶之国”（肯尼亚）国王瓦莱。瓦莱后来在中国病逝，葬于福州。但是，宋明以来海上贸易的辉煌没有持续下去，尤其是明后期的倭寇（日本）入侵，明朝实行海禁政策。清朝继续保留明朝的朝贡体系。然而，大清帝国初年的重心在于巩固内陆边疆，将历史上的“外藩”纳入直接治理的“内藩”。而对于沿海，为了防止忠诚于明朝的南方和南洋势力的反叛，采取更加严厉的禁海政策。由于受西方中心主义叙述影响，尤其以西方远洋贸易作为背景，人们常常用“闭关锁国”来形容清朝，由此主张中国失败在于没有采取商业贸易，没有产生资本主义。事实上，清朝海禁政策很短暂。清朝统治地位巩固之后，海禁就陆续取消，内陆贸易和海洋贸易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大清对外贸易摆脱了明代朝贡贸易的束缚，形成了朝贡贸易、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多层次的发展。大清帝国支撑了一个庞大的全球贸易体系，成为当时世界贸易中心，并造就所谓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白银资本时代”。清朝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发达的贸易使得全球白银资本流向中国，而西方国家为了回应这种贸易“入超”的不利局面，就采取人类贸易史上最为耻辱的“鸦片贸易”，以求中国白银流向西方。如果仅从经济生活或贸易角度看，很难理解为什么“英镑资本时代”取代了“白银资本时代”，也难以理解在同样经济条件、甚至中国拥有比欧洲优越的经济条件下，工业革命及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出现在欧洲，而不是中国？经济史学家为这个问题展开了持续的争论。一种有说服力的观点认为，工业革命之所以出现在欧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洲建立了海外殖民地和奴隶贸易，不仅获得了廉价原材料和无偿劳动力，从而得欧洲拥有比中国更为廉价的产品。在这种背景下，欧洲需要的仅仅是广阔市场，由此催生出来的斯密的市场学说和自由贸易理论，随着欧洲的炮舰一起来到中国，从而导致“白银资本时代”的终结。由此可见，从1793年马格尔尼觐见清朝乾隆皇帝开始所谓的“两个世界的撞击”，根本上是两种类型的贸易的撞击，一种是欧洲基于奴隶贸易和鸦片贸易的邪恶贸易，一种是中国在朝贡背景下与西方茶叶贸易和瓷器贸易的公平互惠贸易。有些学者还为我们展现了另外一幅大清图景。1793年马格尔尼觐见清朝乾隆皇帝，清朝并非陷于“天朝大国”的自我想象，成为一个“停滞帝国”。恰恰相反，从康熙开始，清政府就已意识到欧洲将来是中国最大的威胁，而乾隆皇帝对于西方提出的贸易更有一套自己的理解。他已经意识到，实行西方人提出的贸易原则必然会牺牲周边的藩属国。而面对欧洲的邪恶贸易，大清王朝要么放弃朝贡体系，将周边藩属国变为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开拓更大的殖民地；要么负起对藩属国的责任，采取相应的贸易保护政策。而从朝贡体系的政治理念看，大清王朝帝国只能选择后者。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社会学家韦伯的看法更为透彻。他认为中国没有出现资本主义是由于儒家文化的障碍。但是，需要澄清的是，这个障碍并非韦伯所强调的中国文化缺乏理性化，因为事实上，徽商和晋商已建立自己完善的金融体系。在我看来，儒家文化对于资本主义的真正障碍在于儒家文化绝不容许采取奴隶贸易和鸦片贸易，也不容许为了掠夺资源而采取武力殖民的帝国主义。就在郑和到达非洲几十年之后，葡萄牙人的船队也到达非洲。不同于郑和的船队带来瓷器之类的礼物，欧洲的船队带来脚镣、枪炮和圣经。从此非洲进入第三个时代，在欧洲资本主义的奴隶贸易体系中，进入差不多500年的殖民历史中。非洲的第四个时代：在“斯密-霍布斯世界”与“马克思-斯大林世界”之间面对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亚当·斯密提出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学说，即基于分工而产生的市场交易最终可以产生普遍的福利，由此市场交易会导致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力量最终拉平，从而分享普遍福利。从单纯的经济学理论内部来讲，斯密逻辑并没有错误。但在一个更大的政治背景下，市场交易本身可能变成财富积累的手段。此时市场交易必须服从财富积累的原则，而财富积累必然产生伴随着保护财富的政治权力积累。也就是说，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背后会有一个霍布斯式的看得见的“利维坦”。这就是著名的“斯密-霍布斯世界”：成熟的市民社会必须要通过对外贸易和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外部方式来解决市民社会内部因为财富积累和市场机制之间引发的矛盾。由此，资本主义的逻辑必然是帝国主义，即所谓的“历史资本主义的领土逻辑”。“斯密-霍布斯世界”的反面就是“马克思-斯大林世界”。马克思分享了亚当·斯密对市场机制和资本主义的看法，但不同于亚当·斯密这种纯粹的技术化分析，马克思以政治的眼光看到市场经济必须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以及由此形成的阶级压迫。如果说亚当·斯密的市场终究导致人人平等的梦想被霍布斯的权力所破坏，那么，马克思的目标就是用另一种权力摧毁霍布斯的权力，最终实现没有权力的世界，一种类似斯密的人人分享普遍福利的理想世界。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绘的市场经济带来的全球化图景只有到两百年后的今天才能有真正的直接感受。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市场经济不仅导致全球化，而且导致全球形成两个对立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至少在工业化比较发达的欧洲，这种阶级对立已经到达矛盾不可调和的临界点，必然形成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的预言没有实现。为了马克思的这个革命预言，恩格斯与形形色色修正主义展开苦苦斗争。在这场马克思主义内部分歧和斗争中，列宁已认识到这种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忽略了不发达国际在在欧洲帝国主义体系中的处境。列宁认同修正主义者对欧洲工人阶级处境的理解，即欧洲工人阶级不需要通过革命方式来推翻本国资产阶级，因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可从国际市场上掠夺高额利润来缓和阶级矛盾。对于欧洲来说，是如何进行内部分配的问题，但对于受帝国主义压榨的殖民地国家或半殖民地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由此，列宁继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只不过革命的动力从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欧洲发达工业化国家变成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俄国革命之后，社会主义并没有如同马克思所期望的那样消灭资本主义，而依然寄存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由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之间必然要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只不过由于核武器的出现，使得这场斗争无法通过全面的暴力革命或“热战”的方式展现出来，而只能通过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思想领域的全面竞争或“和平竞赛”的“冷战”方式进行。早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面对国家建设的迫切任务，把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解放的“共产主义”梦想蜕化为“苏维埃+电气化”这个现实的社会经济组织模式。在这种工业化建设的逻辑之上，围绕“继续革命”问题和“一国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成为列宁留给后人的遗产。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比托洛斯基更敏锐地认识到，“继续革命”或“社会主义必须在欧洲发达国家同时建成”似乎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幻觉，更现实的两大阵营的争夺一方面在消灭帝国主义，但另一方面不断在培植并巩固了帝国主义，因为在帝国主义的世界中生存，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强化国家机器。马列主义无疑会成为巩固苏联国家及其进而使苏联成为新帝国的工具，恰如斯密的自由市场一直是西方霸权的工具一样。正如霍布斯的“利维坦”可以用来保护斯密的自由市场一样，列宁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和斯大林式无产阶级专政也在保护着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革命。由此，马克思时代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在列宁时代就变成整个后发达国家风起云涌的反帝和反殖运动，而在斯大林时代被迅速整合到苏联帝国体系下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由此，非洲进入其第四个时代，也就是摧毁欧洲殖民主义体系、获得国家和民族独立解放的时代。在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影响和支持下，非洲在1960年代变成沸腾的“革命大陆”。至此，非洲交织在“斯密-霍布斯世界”与“马克思-斯大林世界”的对抗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后发达国家反帝、反殖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就变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甚至两大帝国争夺的一部分，甚至成为美苏霸权在展开“热战”之前小心翼翼的“热身运动”。由此，非洲大陆在不断地走向分裂之中：要么加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要么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社会主义阵营为了巩固自己的实力，只能不断加固苏联的帝国统治，而同样在美利坚帝国的庇护下，英、法在非洲和东南亚的殖民主义反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由此，非洲的独立运动最后演变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政治博弈，“斯密-霍布斯世界”与“马克思-斯大林世界”似乎变成了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尽管如此，对于非洲而言，第一次拥有选择的自由。非洲可以利用这种选择的自由，对这些大国提出各种资助和发展的要求。由此，苏联为支持非洲国家的反帝、反殖斗争投入大量资金，帮助非洲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而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了防止殖民地的独立，不仅调整其殖民政策，甚至展开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由此，非洲正是在其第四个时期，面对“斯密·霍布斯世界”和“马克思-斯大林世界”的竞争中所带来的自由、独立空间，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然而，非洲的这种发展注定是有限的，也是畸形的，因为这种发展首先要服从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利益，尤其两个超级大国在非洲的投入都以扶持“代理人”为政治前提，这不仅在内部撕裂尚未有效组织起来的非洲社会，而且使非洲的发展畸形地固定在两个帝国内部的分工体系中。中国与非洲共赢：驯服“马克思-斯大林世界”就在非洲陷入“斯密-霍布斯世界”和“马克思-斯大林世界”相互争夺的背景下，中国第二次出现在非洲，这距离郑和投给非洲一线光明差不多有500多年时光。不过，新中国这次在非洲的出现，对美国为首的“斯密-霍布斯世界”和苏联为首的“马克思-斯大林世界”都构成双重挑战。近代中国经历这两个世界所带来的发展和所遭受的压迫，新中国试图在探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苏联的“第三条道路”，从而试图开辟一个“中国的世界”。这首先就从万隆会议开始。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新准则。这些原则一公布，就立即受到国际舆论、特别是亚非拉国家广泛的支持和响应。在这种背景下，25个亚非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亚非第一次会议于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举行。东道主印尼总统苏加诺发表《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的长篇开幕词，这个“新亚洲”和“新非洲”就是试图开辟“第三条道路”的亚洲和非洲。在这次会议上，有些国家在美国的鼓动和支持下，提出“共产主义是一个新的殖民主义”，“亚非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不是反对殖民主义，而是反对共产主义”，从而将矛盾指向苏联和中国。面对这些分歧，周恩来在发言中阐明中国的立场：“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这种“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立场获得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和拥护，使得万隆会议获得巨大的成果。从此“求同存异，协商一致”成为新中国处理国际关系最基本的准则。“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原则恰恰是儒家的伦理原则，这个原则被尼克松笔下具有“儒家风范”的周恩来充分运用到处理国际关系中。随着中国因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而导致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正式亮出在万隆会议还不能公开的主张：同时反对西方老帝国主义和苏联的新殖民主义。1963年12月底至1964年1月，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10国，提出中国与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五项原则，其核心两条就是“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这意味着在美、苏超级大国所把持的阵营外，出现了第三个独立的政治空间。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他说：“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虽然“三个世界”理论建立在经济分析的基础上，但这种共同经济背景恰恰是西方帝国主义产物，而从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和后来的七十七国集团，已经形成一股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力量，而中国成为这股政治力量的非正式领袖。这意味着中国不仅在地理空间上开辟了不同于美苏两大阵营的“亚非拉世界”，而且在政治思想上开辟了一个不同于“斯密-霍布斯世界”和“马克思-斯大林世界”的新世界。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第三世界”。那么，这个“第三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从1963年底周恩来访问非洲时提出的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就能看出一些端倪：（一）中国政府一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成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二）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四）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八）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如果我们把这些原则与西方世界或苏联对非洲的经济技术援助做一比较，就能看出两个根本不同：其一，西方或苏联对非洲的经济援助服从帝国的政治经济霸权，服务于西方世界或苏联自身需要，而中国援助没有任何政治附加条件，而是把这些非常国家看作是一个独立的主体，真心实意帮助这些国家的发展。其二，西方或苏联对非洲的经济援助建立在西方和苏联对非洲不平等的文化霸权上，要么援助非文明的野蛮国家，要么援助处于奴隶封建制下的国家，而中国将非洲置于平等的地位上，强调不是“赐予”，而是共同历史背景和处境中的平等互利。中国对非洲援助的这些政治原则，源于中国经历过半殖民地的痛苦历史而对非洲国家的处境感同身受。正如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所言：“亚非国家存在求同的基础，这就是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无论是共产党领导的还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亚非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可以相互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这种“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精神无疑是儒家所坚持的“仁义”原则。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与非洲国家间的利益互惠，以及中国作为有了相应现代化发展的大国对非洲国家的建设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义务。由此，中国对非洲援建的项目既不是军事项目，也不是能源开发项目，而是非洲国家作为独立的现代化国家所必须的基础建设：交通、公共设施、水利、医院、教育等等。可见，尽管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已经按照西方的国际条约体系建立起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但在这些形式性平等原则的背后，依然贯穿着朝贡体系下的政治原则，体现了中国对非洲国家的“仁义”、“信义”和“责任”。换句话说，正是儒家的政治原则驯服了“马克思-斯大林世界”，使得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独树一帜，赢得非洲国家的普遍赞誉、信任和友谊。而作为这种互惠原则的一部分，在“第三世界”的支持下，中国于1972年恢复联合国席位，成为联合国中的常任理事国。中国与非洲共赢：驯服“斯密-霍布斯世界”改革开放之后，由于经济建设面临困难，中国无偿援助非洲的项目停顿下来。尤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下，经济理性成为国家行动重要准则。尽管如此，中国对非洲的政治原则没有变，中国巩固与非洲国家传统友谊的努力没有变。唯一的改变就是使中非间的经贸往来和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更符合经济理性。为此，1982年和1983年，中国领导人访问非洲，提出中非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新原则：“平等互利，讲究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与非洲的传统友谊演变成巨大的经济互动，中非间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长迫切需要石油、天然气和矿藏等自然资源，而非洲恰恰在这些领域为中国提供宝贵的资源。中非之间迅速在能源、商贸领域展开合作。中国与非洲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无疑触动了西方世界的神经。冷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了在全球范围能推行美国的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式，西方世界对非洲的经济援助附加了许多政治条件，比如私有化、民主化和人权保护等。由此非洲的命运必须被纳入美国霸权的政治经济体系中，进一步将非洲固定在殖民时代已形成的西方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的原料产地，尤其是私有化恰恰成为西方加速掠夺非洲国家的制度渠道。中国与非洲的能源合作无疑会被看作是在触动“西方世界的仓库”。西方媒体不断把中国在非洲的经济贸易和能源合作渲染为“经济性的殖民主义”。西方人把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及其在全球的贸易扩张看作是“新殖民主义”，无疑有西方人自身历史想象的影子。但需要注意的是，当西方人讲“经济殖民主义”时，恰恰是把市场经济中资源的有效配置等同于“殖民主义”，从而将“政治殖民主义”隐蔽起来。这个问题其实在二战后美国和法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议中就已经提出来。法国希望继续保持在非洲的殖民地，而美国要求法国放弃这些殖民地。面对这种分歧，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国事顾问科耶夫在1956年面对德国工商精英的演讲中，就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科耶夫的演讲包含了对法国乃至欧洲殖民主义的辩护，也暗含了对美国霸权下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批评。科耶夫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没有错，但问题是资本主义事实上按照马克思的教导采取了“充分就业”的福特主义理念，从而避免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命运。这种资本主义之所以延续下去，主要是由于欧洲与殖民地之间的经济分工建立起来的。这些论述无非是重复恩格斯和列宁的观点。但科耶夫提出一个问题：如何让欧洲的殖民地持续下去不至于崩溃。他主张将“福特主义”运用于国际分工的殖民地中，就像它被运用于资本主义企业中一样。由此，他区分两种殖民主义：“攫取型殖民主义”和“给予型殖民主义”，前者属于传统的欧洲殖民主义，后者属于二战后法国和英国的殖民主义，即法国和英国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帮助殖民地的经济发展，把它们从殖民地榨取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再投资到殖民地。科耶夫提出“给予型殖民主义”试图驯服“斯密-利维坦世界”，使早期殖民主义从赤裸裸的“攫取”转向温和的、包括“给予”在内的榨取。这种策略对二战后维持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殖民体系发挥了巨大作用，它不仅延缓了殖民地的反抗运动，并最终赢得冷战的胜利，将“共产主义的幽灵”囚禁在“历史的终结”中。但是，科耶夫实际上以“经济殖民主义”来转移“政治殖民主义”的视线，而忽略“给予型殖民主义”本身是政治殖民主义的组成部分，并以“政治殖民主义”为前提，由此导致这种“给予”往往是三心二意、机会主义的，时断时续的，跟着政治形势变化而变化的。“给予型殖民主义”缓和并遮蔽了政治的殖民主义。其实，重要的不在于“攫取”或“给予”，而是这种“攫取”或“给予”发生在斯密的市场世界中，还是发生在霍布斯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我们在这里需要区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前者是一种需求交易的自然法则，而后者是以积累资本为目标的权力支配。由此，市场交易与人类历史差不多同步发展，但是把市场交易作为积累资本的手段，则必须通过资本主义的权力支配体系来完成，因此，资本主义必然包含殖民强制。因此，中国领导人始终强调中国在努力发展“市场经济”，但决不承认中国在发展“资本主义”，中国是在利用社会主义原则来遏制市场经济本能的资本主义倾向。换句话说，中国在借助古典儒家政治思想来驯服“霍布斯世界”和“斯大林世界”的霸权倾向的同时，也试图让亚当·斯密与马克思进行有益的对话，从而使二者之间形成一种制约和平衡。中国始终坚持对非洲的援助不是“施舍”，而是互惠互利，其前提就是基于“自愿”“自主”的平等交易，而非权力强迫下的交易。这恰恰是“斯密世界”的原则。不过，科耶夫对“殖民主义”这个概念作了最宽泛的解释，以至于任何工业化国家都是“事实上的殖民主义者”，这实际上把整个“斯密的世界”等同于一个殖民主义世界。这个视角反而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明清以来，面对中国人口增加的压力以及西方国家在殖民主义基础（奴隶劳动和廉价的原材料等）上产生的廉价产品的竞争，中国不得不采取“勤劳革命”，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来应对竞争。换句话说，中国和西方相遇，中国只有两种选择：其一，和西方一样将藩属国变成殖民地并开发殖民地，采取帝国主义。如果这样，那么一战和二战就可能不是发生在欧洲内部，而是发生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其二，避免采取西方式对外殖民地扩张，那么就要通过内部的“勤劳革命”来赢得竞争中的胜利。中国的古典政治原则使得中国只能选择后者，这就自然导致学界所讨论的明清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过密化”问题。至少从科耶夫的视角来看，明清以来中国经济的“过密化”就是一种泛化的“自我殖民形态”；1949年之后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也是建立在城市对乡村的泛化的“殖民主义”之上；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革命，依然是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劳动力密集型”背后所隐含的泛化的“殖民主义”，以至于在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中，不能不提及“民工”问题和“三农”问题。在此，我们恰恰碰到一个颇为复杂的概念：“劳动”。如果把“劳动”单纯看作是一种资本的积累方式，那么，近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就自然可以放在科耶夫泛化的“殖民主义”概念下理解，而且任何经济活动都包含泛化的“殖民”的要素，今天的中非经济贸易也不例外。这恰恰是科耶夫以来西方人不断把“殖民主义”从一个具有特定政治历史意含的概念泛化为一个普遍性的分析概念的用意所在。然而，在中国文化中，“劳动”并不能简单地看作积累资本的工具，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日常伦理美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位饮，耕田为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劳动”在中国文化是一个人享有自由的重要组成。在西方历史上恰恰是马克思把“劳动”提升到“人的属性”，看作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所在。美国政治理论家阿伦特正是针对马克思的主张，把“劳动”从“人的本质属性”重新降低为“人的条件”。由此，“自由”就与劳动没有关系，他人的劳动构成自己享受自由的条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奴隶的劳动成为雅典人享受自由的条件；在阿伦特这里，殖民地人的劳动成为西方人享受自由的条件。只要西方人依然追求对“自由”享受或者独占，那么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就不可避免，而要颠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不仅要驯服霍布斯或斯大林式的霸权冲动，而且要用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或中国文化中对“劳动”的理解来鼓励“斯密世界”的“勤劳革命”，从而驯服斯密世界中市场交易中本能的资本主义倾向。事实上，中国企业进入非洲，“劳动”问题或者“勤劳革命”变成了首要问题。中国企业在之所以在非洲市场上的竞争中胜出，并不单纯是由于非洲国家对中国的政治信任，更主要的是中国企业在非洲能够比西方企业以更低的价格在竞标中胜出。当年，西方人为了防止非洲国家的腐败，同时也为了让西方企业占据更大优势，规定国家项目必须采取公开招标，而中国企业恰恰是通过公开竞标挤走西方企业。不仅在非洲如此，在欧洲也是如此。而这一切都依赖中国“民工”的低廉成本和劳动态度。由于非洲劳动力的技能和劳动态度导致劳动成本大大上升，使得中国企业不得不采取“劳动输出”方式，从国内大规模引入“民工”。在非洲的中国民工没有节假日，没有加班费，没有福利，也没有保险。他们过着禁欲主义的苦行僧式生活。对此，非洲人既感到神秘又觉得难以理解。非洲国家由于殖民地统治，已经接受西方国家福利时代劳工保护的法律。尽管非洲国家处于落后状况，但非洲人却感染了欧洲人的“悠闲生活方式”。以至于不少非洲国家的官员痛感非洲的落后是由于非洲人的“懒惰”。其实，非洲人并非天生“懒惰”。这种“懒惰”恰恰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懒惰”不仅给西方人的经济掠夺和政治殖民提供了机会和借口，也为西方文明提供了道德优越性。因此，西方殖民主义者在非洲败坏了整个非洲文明，使得非洲人要么陷入奴隶般非人的劳动；要么陷入不愿劳动的“懒惰”。比较而言，中国之所以能够摆脱半殖民地的困境并迅速实现国家崛起和文明复兴，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儒家文化把劳动看作是人生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民工这种“辛勤劳动”，不仅是中国人伦理生活的美德，而且包含了牺牲个人以使家庭致富、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美德。而这一切只有放在儒家政治哲学关于劳动和人生的关系中才能理解。无论如何，“中国民工”已成为中国在非洲的一张名片。中国工人的劳动能力、劳动纪律和劳动态度给非洲人留下既难以理解、又羡慕钦佩的复杂感情。一方面非洲的国家建设急需要中国的企业，急需要中国的“民工”，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非洲国家的公路、桥梁、水库、电站、医院、学校、宾馆、办公大楼等现代国家的公共建设中，从而使得西方炒作的“能源论”和“殖民论”不攻自破。但另一方面，非洲对中国纺织之类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怀着深深的抵触和排斥，而中国人的封闭、不守规矩以及各种生活陋习，也遭到非洲人排斥。我们不要忘记，今日非洲不是原始部落的“远方文化想象”，而是受西方生活方式影响几百年的现代非洲。“第三世界共享发展计划”：“孔子世界”的建构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第二次进入非洲，实际上与非洲共同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一个有中国参与的“第三世界”，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普遍主义的“和谐世界”。这个世界也可以被称为“孔子-马克思-斯密世界”。古典的孔子“天下”理想寄存于一个现实的政治空间，即朝贡体系所建构的东亚政治空间。今天的“孔子-马克思-斯密世界”也必须寄存于一个现实的政治空间，这个空间决不是全球世界，而仅仅是“第三世界”，即一个地理空间上的亚非拉世界。中国依然需要根据“仁义”“信义”和“责任”的原则来参与建构“第三世界”，但这已不再是朝贡体系下的“无限责任”，而是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有限责任”。在这种政治构想背景下，中国依赖“勤劳革命”所产出的巨额外汇储备，就不仅成了援助国内的劳苦大众，改善其生活环境，提高其经济水平的基础，也成为援助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基础。就前者而言，为应付金融危机而采取的4万亿国内经济刺激方案，如何惠及百姓，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让老百姓分享改革开放成果，从而扩大“内需”，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就后者而言，许善达提出的“共享发展计划”或“和谐世界计划”无疑具有时代意义。该计划准备用5000亿美元的规模建立基金，向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提供国家贷款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目的不仅是帮助“第三世界”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把国内目前由于受到金融危机打击而过剩的产能转化为国家债权，从而扩大“外需”。由此被称之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1949年1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四点行动计划”：支持联合国、战后欧洲经济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援助自由世界抵御侵略和对亚非拉不发达地区实行经济技术援助。这是美国在丘吉尔“铁幕演说”之后对全球战略格局的总体规划，其目的主要是针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为美国领导世界做准备。不过，不同于其他三点行动计划中赤裸裸的政治考虑，“马歇尔计划”更多的是对美国经济发展的考虑。二战以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一片萧条，供给和需求均萎缩到极点，而1947年经济危机导致形势进一步恶化。“马歇尔计划”恰恰可以通过刺激欧洲的需求，从而把美国过剩的生产能力释放出来，拉动美国经济增长，避免美国经济由于需求不足而陷入危机。这个计划使美国从二战中的全球军事强国变成二战后全球经济强国。许善达的“共享发展计划”是一个具有想象力、前瞻性和战略性的方案，但这只是一个处于萌芽状态的构想，需要不断加以充实和完善。如果仅仅从经济上考虑，该计划显然模仿了“马歇尔计划”，但在今天的特殊时代，需要放在更大的经济战略中来考虑：这个“外需”计划必须和“内需”计划统筹考虑，因为“共享”首先是为创造这些外汇储备而付出巨大代价的普通民众们的“共享”。这个计划应当扶持中国民营企业的跨国化发展。为了应对西方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扶持国有企业无疑是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战略，但同时也应当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空间，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这个计划的落实必须借助于一系列经济组织，而且要触动巨额的美元外汇。因此，这个计划应当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家金融战略及建构跨国经济组织、提升管理全球经济能力放在一起来考虑等等。但是，和“马歇尔计划”相比，这个“共享发展计划”最大的不足恰恰在于没有明确展示其相应的政治目标。没有明确政治目标的经济计划往往是难以成功的，甚至可能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就目前中国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而言，“共享发展计划”不可避免导致如下政治后果：中国的善意很容易被西方歪曲为“经济殖民主义”。目前所谓“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说法已表达类似的意含。在美国修正史学的解释中，“马歇尔计划”就是“经济殖民主义”计划。更何况这个计划提出的公开动机就是为中国创造“外需”，而非中国援助第三世界的发展。当然，对于这种批评，我们可以置之不理。在一个民主化的时代，优先考虑国家利益本身无可厚非。“马歇尔计划”仅仅针对欧洲十多个国家，且都是工业化发达的国家，因此援助很容易取得成效，从而增加美国的“软实力”。但是，“共享发展计划”的5000亿美元对于众多的亚非拉国家而言，肯定会“杯水车薪”。若采取“撒胡椒面”式的援助，肯定没有效果；若集中援助几个国家，又会引发其他国家的不满。而且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面临结构性困难，单纯的援助难以起到根本的效果。这种计划最终效果可能差强人意，搞不好可能虎头蛇尾，反而给了西方世界批评的口实。由于长期的殖民主义统治，亚非拉国家内部存在着种种矛盾和分歧，中国独立承担这项责任，可能引发其他国家（比如日本、印度等）的嫉妒和不满，这给了西方国家制造矛盾、相互挑拨的机会。中国在落实援助的过程中，也会引发许多矛盾和不满。比如对朝鲜的援助，肯定要顾及韩国的反应；对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的援助，会引发印度的担忧。这些矛盾最终集中到中国，陷入得不偿失的困境。由此可见，我们要从政治战略角度来调整和充实“共享发展计划”。“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实现全球领袖的重要战略步骤，而中国目前的全球战略显然不是充当全球领袖，中国不具备这样的实力，也没有必要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中国国际战略定位应当是在支持美国承担全球领袖责任的同时，作为世界上一个“责任承担者”，主要承担起对“第三世界”的相应责任，致力于经营“孔子-马克思-斯密的世界”。把“共享发展计划”放在这一战略中，无疑需要做出重大完善：其一，把目前的“中国共享发展计划”提升为“第三世界共享发展计划”或“第三世界和谐计划”，使其真正成为“共享”计划和“和谐”计划。具体而言，在中国为主体的基础上，吸纳日本、韩国、印度、沙特、巴西、埃及等“第三世界”中比较发达的国家共同参与该计划。这样可以通过经济合作，进一步强化亚非拉较发达国家间睦邻友好的传统。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战略目标是要建构出一个在“差序格局”下睦邻友好的“孔子世界”，而决非“霍布斯世界”或“斯大林世界”。古人讲，“为而不有”，“一个好汉三个帮”。中国需要的是兄弟、朋友和伙伴，需要推动大家一起来行动，而不是充当“单干英雄”。这恰恰是当年邓小平定下的“决不当头”的深刻含义所在。由此，透过“第三世界共享发展计划”，中国可以帮助这些不同区域凝聚起来，使其成为中国伙伴，也可以透过这个平台鼓励印度在南亚、沙特在哈拉伯世界、埃及在非洲、巴西在拉美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其二，整合目前国家对亚非拉的各种援助项目，把“计划”中单纯基于基础设施领域的经济建设，转化更为积极、全面的国家建设项目。最近，针对非裔美国人奥巴马上台，Glenn Hubbard在《外交杂志》（2009年8月13日）上提出“非洲马歇尔计划”建议。该建议始终围绕一个政治问题展开：为什么美国对非洲的援助是失败的？这实际上是针对中国在非洲成功而追问“为什么西方失去非洲”？作者提出两个理由：一个是西方的援助对象是政府，结果导致援助被高层少数人瓜分，人民并没有获得实惠；二是民主无助于经济发展，腐败也不一定阻碍经济发展。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成功就在于看到第二点，但有可能因此忽略第一点。由此，中国要对亚非拉国家进行援助，就必须考虑如何能够真正帮助亚非拉国家，毕竟基础设施建设只是第一步，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援建基础设施可能无助于这些国家的发展，而最终可能“失去了非洲”。在这方面，国家建设（nation-building）至关重要。9·11之后，美国学者福山推出《国家政权建设》一书。他意识到冷战的终结留下许多“失败的国家”和“虚弱的政权”，国家政权的崩溃或虚弱已在索马里、海地、波斯尼亚、科索沃等国造成许多人道主义灾难，而9·11正是这种国家崩溃导致的国际灾难。但这种国家建设的失败不是始于“后冷战时期”，而是始于殖民地时代，欧洲国家的殖民统治摧毁了殖民地国家的国家建设能力，以至于欧洲撤出殖民地之后，除了少数地区，大多数国家陷入政治混乱，这已成为“后殖民政治”的主题。因此，对于非洲国家的援助，必须着力于现代国家建设，而中国大力援助基础设施恰恰是展开现代国家建设的第一步。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不知不觉中推广“中国模式”，犯西方人和苏联人已经犯过的错误。为了防止在不自觉地推动“中国模式”，我们需要推动“第三世界”在共同历史背景上讨论“国家建设”问题，尤其是“现代化问题”和“民主化问题”。这两个问题是西方在第三世界推行的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关于两个问题的解释权至今掌握在西方手中。无论是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第三波民主化理论和目前的民主退潮理论等等，西方世界掌握着对第三世界历史发展的解释权和话语权。第三世界迫切需要总结自己的历史和发展模式，探索“第三世界”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从而找到不同于西方世界的现代性发展方向。为此，修订之后的“第三世界共享发展计划”可以在四个层面上展开：一是政治领袖高层对话。第三世界的领袖应当不断交流国家建设经验，探索有效的发展道路。比如模仿目前的“中非论坛”，可以组织“第三世界高层论坛”，定期组织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交流对全球政治和第三世界发展的看法。目前，非洲在中国的“部长培训班”就不断与中国官员讨论发展的经验和讨论。这些做法都可以纳入到该计划之中。二是第三世界的学术合作和学者之间的对话。目前，关于现代化理论和民主化理论等等，都是第三世界学者与西方学者的对话，而第三世界内部缺乏有效的交流和对话。可以通过该项目，使得第三世界国家真正在思想上进行合作，研究并分享共同的历史和发展经验，从而提出把握自身命运的发展方向，逐渐摆脱西方话语的控制，获得精神的真正自由和解放。三是国家治理人才的培训计划。一方面第三世界相对发达的国家可以帮助不发达国家培训相关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比如医疗、科技、司法、公务员等；另一方面第三世界相对发达国家间应当相互学习，培养相关的人才。比如中国目前派高官在哈佛肯尼迪学院进行交流培训，但在该计划中，中国官员更应当认认真真学习日本和新加坡在技术、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经验。我相信其收获肯定不比肯尼迪学院逊色，反而可能更为实用。四是未来领袖计划。大学生和研究生毕业之后，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以“自愿者”的方式在相应的专业领域工作两三年，采取地地道道的“洋插队”。它一方面可以缓减目前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毕业就业压力，另一方面能够促进第三世界未来政治领袖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彼此的文化情感，更重要的是可以培养中国目前急需的真正了解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相关人才。需要指出，这里提出的“第三世界共享发展计划”或“第三世界和谐计划”仅仅是一个战略性的构想，需要我们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的完善。但无论如何，这个计划从构想到实施，应当导向中国未来在全球空间中的战略定位，即立足于本国和亚洲，针对亚非拉的第三世界空间，致力于调和“孔子”、“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的原则，在“差序格局”的基础上，吸收朝贡体系的原则，构建一个现代版的“孔子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中国应当优先考虑中日韩东盟东亚圈、中印巴南亚圈和中沙（特）伊（朗）西亚圈。而对中非关系的建构，必须建立在对南亚圈和西亚圈的考虑之上，尤其是非洲能源通过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进入新疆，对于安定西北边疆具有特别的战略意义。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和发展也应当放在中印巴南亚圈和中沙（特）伊（朗）西亚圈的战略中统筹考虑，放在中国巩固西北边疆的战略中统筹考虑。

前言近几年来国际上有了许多关于“中国在非洲”（China in Africa）的讨论，特别是在那些与非洲联系密切的的西方国家，即美国、英国和法国。中国在非洲的作为当然应该接受监察，然而西方精英把中国看作是与西方争夺非洲资源和影响力的对手，从而扭曲了关于“中国在非洲”的看法。他们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话语比其关于“西方在非洲”的话语要负面得多。这种话语包括中国在非洲的作为如何对非洲的治理造成了“坏的影响”。[1]与此相伴随的一种观点套用发展权的话语，认为中国在非洲的作为阻碍了非洲的发展。[2]2007年《纽约时报》的社论典型地显示了西方媒体是如何进行这种讨论的；其标题《非洲乱治的庇护者》指的是中国。[3]这篇社论说如果非洲国家把自然资源抵押给中国，中国将为他们开出巨额的支票，而不关心腐败或专制的问题。它说中国正在进行“冷酷的人民币外交”， 与实行“种族灭绝”的苏丹政府保持“丑陋的伙伴关系”， 并把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当作“最喜欢的人”，使津巴布韦缺乏自由选举和“理智的经济政策”。《纽约时报》还断言，中国正在用廉价商品充斥非洲，给非洲国家提供贷款却不坚持西方国家所努力推动的《采掘业透明度倡议》 (EITI)的准则，从而使最贫穷的非洲工人变得更加困苦。社论还对中国公司对赞比亚矿工的剥削表示愤慨。这种话语的本质是指责中国在非洲的政策有损人权，甚至是一种“殖民主义政策”，这种指责建立了一个假设，即在话语的背后“高尚”的西方当然与此不同。[4]中国在非洲大陆的有些活动确实侵犯了非洲人的人权，但不是以西方精英所声称的那种方式进行的，而是以与西方政策相同的方式进行的，包括不利的贸易条件、对自然资源的大量开采、压迫性的劳动制度以及对独裁统治者的支持，所有这些都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共同特征。中国的精英们过去曾经谴责过这些做法，但现在却几乎把这些颂扬为有活力的资本主义（dynamic capitalism）。例如，在2007年，复旦大学学者简军波在颇有影响的《Beijing Review》杂志上回应对中国在非洲搞“殖民主义”指责说：“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进入了非洲，它们只是专注于利润，而不管对非洲社会的有害影响，例如环境污染、过度开发和对当地劳动力的剥削”。但是他认为中国所采取的路径“与市场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逻辑是一致的”，因而这些作为并没有把中国变成一个殖民主义者，而是变成一个“在非洲成功的资本家”。[5]对西方的话语我们的论点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并不想说“中国在非洲”是积极的，西方的是消极的，或者说中国在非洲的作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西方也有类似的作为。对中非关系的分析既不能简单地用“双赢”来概括，也不是西方媒体所描述的噩梦。中国的行为应放在世界体系的大环境下来看，应使用比较的方法来进行分析讨论。我们的论点包括三个方面：1）在世界体系的背景下，很难对中非关系的长短处进行单独的评估；2）作为世界体系的成员，中国在非洲与西方在非洲的共同之处要远比人们想象的多；3）中国和西方在非洲的作为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她有社会主义的遗产以及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定位，这些因素使中国的政策不象西方的政策那么有损于非洲人的权利观。[6]在下文中，我们主要讨论中国在非洲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西方往往谴责说这些活动损害了非洲的利益。我们也要考查“中国在非洲”的话语在什么背景下产生，以及非洲人是否同意这个话语的主要观点。 一、非洲的发展与中国的进口 中国与非洲的贸易急剧上升。在1995年时中非贸易额只有30亿美元，到2006年为止中非贸易额已达到550亿美元，非洲在中非贸易中略有顺差。但是当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仅仅是中国外贸总额（1.76万亿美元）的3％。 2008年中国与非洲的贸易总额为1070亿美元，非洲明显享有顺差，但是因为中国对外的贸易总额已达到2.56万亿美元，中非贸易还是只占了4%。2006年中国是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和法国，而到了2008年中国已经超越法国，排在美非贸易1400亿美元的后面。[7]中国宣称中非贸易为非洲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20％。[8]西方有关“中国在非洲”的话语涉及中国对非洲的出口与进口的问题。在进口方面，这种话语主要围绕中国从非洲进口石油的问题，许多西方人指责中国使非洲更加依赖于通过出卖原材料来获得收入。一位加拿大学者指出，西方人经常强调说“北京对非洲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需求必然会延续非洲对石油出口的依赖，从而进一步阻碍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 ， 如农产企业和制造业”。[9] 然而，下面我们会指出美国的石油进口其实最依赖非洲。在2005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有10%的出口产品是运往中国的；到2007年，该比例已增长到13.4%。5个石油和矿产国对中国的出口占中国从非洲进口的85％。2004年，石油和天然气占非洲对中国出口额的62%，矿石和金属占17％，农业原料占7％。2009年，石油、天然气和矿产占非洲对中国出口额的86%。[10] 这种结构并非奇特：除了南非之外，非洲大陆的制造业主要限于纺织品和服装，而中国也大量生产纺织品和服装。事实上，中国和美国各自从非洲的进口有相似的结构。 2005年美国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进口中石油占80％，服装不到3％，其余大部分为矿物质。2005年，通过美国对非洲优惠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GOA）计划进入美国的石油产品占该计划内美国进口非洲产品总价值的92％。2008年，上述比例依然保持在92%，当年进入美国市场的石油产品（无论通过AGOA计划与否）占了美非贸易总额的88%。仅仅四个非洲国家就占了AGOA全部贸易的84%。[11]中国2006年消耗的石油中大约有47％是进口的，2008年则是50%。2006年中国的石油进口占世界石油贸易的6.8％，占中国所需能源的12％（煤炭、水电、核电也是中国主要的能源）。[12]2005年中国从非洲进口的石油占中国能源总需求的4％。在中国从非洲进口石油的31%的份额中，安哥拉的份额为14％，苏丹为5％，刚果为4％，赤道几内亚为3％。[13]非洲国家所供应的石油占2006年中国所有石油消耗的14.5％，占2008年中国所有石油消耗的16%，占美国所有石油消耗的13.2%，两者没有什么大不同，非洲石油进口为美国提供了5.2％的能源需求。[14]中国进口石油主要用于为生产提供能源：其石油需求的70％是为了工业用途，而美国石油需求的70％被用于汽车消耗。[15]2009年中国的非洲事务特使指出中国进口了非洲石油出口8.7%，而欧盟和美国各获得33％。中国总理也指出中国只占全球在在非洲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总投资的十六分之一。[16]因此，中国并没有支配非洲的石油市场。然而“中国在非洲”的话语认为中国企图成为非洲资源的主要获取者，并认为中国仅对非洲的资源有兴趣。[17]。中国确实参与了具有剥削性的商贸：历史上，石油和其他全球性交易的初级产品相对于工业商品的价格主要由政治力量的不对称所决定。[18]影响石油和初级产品的因素除了“不平等和不同类的交易”之外，[19]还包括：石油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创造很少的就业机会，却破坏了环境，引起石油生产国的贪污腐败。盛产石油的地区，如苏丹和尼日利亚南部的尼日尔三角洲，从他们的这种世袭财产得到的利益太少了，以致于暴力冲突接踵而至。[20]中国在非洲有石油的目的，因为世界已探明的常规石油储量的80％都是国有的，占世界石油生产的三分之二。剩余的大部分储备被西方石油企业开采。[21]中国获得非洲石油的方式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经常把石油交易与基础设施项目贷款打包。[22]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基本上放弃了非洲的基础设施项目，而且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也得不到私人和公共的融资。[23] 尽管基础设施的缺乏已阻碍了非洲的发展，从1992年到2003年，非洲基础设施的国际投资只达到除北美以外的所有此类投资的4％。[24]在过去的40年里中国一直致力于建设非洲的基础设施，并成为卓越的建设者。世界银行估计，截至2006年年中，中国进出口银行对非洲基础设施的贷款超过了125亿美元。在2007年，该银行承诺在未来三年内用于与非洲有关的基础设施和贸易融资贷款将达到200亿美元，除此之外，在2006年第三次中非合作论坛上为了鼓励中国企业对非洲的投资，中国政府宣布成立50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25]八国财长批评了中国的贷款，理由是应该避免“贷款和免除债务的恶性循环”，但是非政府组织指出，富国在2005年承诺给非洲的额外250亿美元援助款中已交付的只有23亿美元。[26]中国在非洲取得石油的做法体现在2004年与安哥拉达成的协议所引起的关于“中国在非洲”争议中。这个协议之所以会引发争议，是因为这个交易涉及向腐败的安哥拉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贷款并没有要求安哥拉政府报告资金如何使用。最初的20亿美元的贷款主要是用于铁路维修、道路建设和办公建筑等方面。这笔贷款将以每天生产10000桶的前壳牌石油区块的石油来偿还。印度最大的石油企业一直在寻求这个区块，但中国却获得了这个区块，原因在于中国投资于基础设施的贷款，利息定在1.5％，在17年内偿还，其中还包括5年的免息期。后来利息被降至0.25％。协议还保证它所资助的基础设施中将有价值达30％的项目会保留给安哥拉人来做，其余70％公开招标，当然70%公开招标的项目多数很可能由中国公司得标。[27]到2007年为止，中国为安哥拉的基础设施项目至少贷款60亿美元。[28]中国给安哥拉的和其他非洲国家的贷款受到了世界银行负责人保罗•沃尔福威茨、英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责，他们说中国的举措可能会使非洲陷入债务之中。美国财政部把中国称为“流氓债权人。”[29]然而非洲仍然深陷于西方设立的“债务陷阱”之中，欠债多达3000亿美元，并支付大量利息。[30]就象美国的非洲研究者者戴博拉•布劳地根（Deborah Brautigam）所指出的，中国“经常取消非洲国家的债款，这些贷款通常是以零利率发放的，并没有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要求的长期谈判和令人质疑的条件”。[31]例如，加纳两个主要城市阿克拉和库马西之间的公路是用中国的无息贷款在2006年修造的。[32]经合组织的研究人员更进一步得出结论说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并没有加深非洲国家政府的腐败。[33]中国的领导人知道腐败官员会抽走他们的基础设施贷款的一部分，但中国提供的贷款不会象西方的援助那样被腐败耗尽。正如一个香港记者所指出的，因为中国的贷款和援助与基础设施项目绑在了一起，“腐败的统治者就没那么方便地用它来购买奔驰了”。[34]美国的一名关于中国在非洲经营活动的观察员认为，中国的援助比西方的援助更为有效，因为中国的许多援助被用于“水电站大坝、铁路、公路和光纤电缆，这有可能造福老百姓，无论他们生活下的制度是多么腐败”。[35]尽管西方国家在言辞上要促进非洲石油生产者的透明度，但是在实际上却并没有约束在非洲开采石油的西方国家的公民和公司。对非洲石油区块的招标一般有支付给政府的“签字费”，这笔钱往往达到数亿美元。外国石油公司明知道在他们支付的数额与在政府官员瞒报之后东道国政府所获得的数额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有一个罕见的被公开的案例：西方石油公司告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在2001年他们为石油管道项目向安哥拉支付了4亿美元，但是安哥拉政府声称只收到2.85亿美元，这中间的差额大概就被贪污了。[36] 安哥拉国家石油公司和总统办公室控制着石油收入。调查人员已追查到西方跨国公司支付给安哥拉官员海外私人账户的数亿美元的奖金和贿赂款。多数跨国公司拒绝公布他们为获取开采权所支付的金额。西方国家政府不要求本国的石油公司作出这种披露，但是却“与虎谋皮”，要求腐败的政府公开自己的腐败。[37]西方的政策干预并没有真正减少“资源的灾祸”（resource curse）。[38]一些非洲学者争辩说，只要非洲官员以及贿赂他们的西方石油公司总裁容忍这种犯罪行为，那么仅仅提倡透明度不足以结束与石油有关的腐败。英国政府的《采掘业透明度倡议》很难监管他们的行为，因为接受监管全靠自愿，而披露腐败的责任被放在非洲各国政府身上。[39]非政府组织倡导针对公开交易自然资源的公司--非交易的自然资源公司或国有企业除外--必须强制性地要求它们披露支付金额，。大多数西方石油公司，特别是美国的公司，一直在成功地抵制披露支付金额的要求。[40]西方媒体经常引述世界银行与乍得的协议作为一个外部干预得以遏制石油引发的腐败的成功例子，认为这个协议避免了资源灾祸，促进了扶贫。为了获得世界银行的少量资助来建设从乍得到喀麦隆的管道（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大私人投资项目），自2003年以来乍得政府把来自埃克森美孚公司和其他管道运营商的特许权使用费存入伦敦银行。外国监督员监督着这个帐户， 向乍得发放资金，主要用于扶贫项目。管道建设中，由于石油价格低，跨国公司不愿意在没有世界银行支持的情况下冒险建设。一项研究发现，世界银行与乍得协议是一个“在一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次性事件，这些历史条件现在已不存在”。随着油价升涨和供应紧张，石油公司不再需要世行批准来投资项目。有人认为世界银行与乍得协议的地域范围和期限极其有限，对于减轻贫困不可能发挥多大作用。[41]“中国在非洲”的话语很可能会继续集中在中国从非洲进口石油的问题上。美国分析家尤其认为，在战略上中国与美国在争夺非洲石油。[42]到2007年为止，非洲为美国提供其每日石油进口的24％，超过中东所占的18.6％，到2009年非洲仍然每日为美国提供其石油进口的24%，超过中东。[43]美国政府估计，在2002到2025年之间非洲石油产量将增长91％，而全球产量将增长53％。2007年成立的美军非洲司令部武装部队的主要任务将是保护美国获得石油。[44]与美国在获得非洲石油的突出地位相伴随着的是美国对所有石油生产国的独裁统治者的支持。[45]苏丹是半个特例：美国与苏丹的军事和情报机构的领导人合作，并给他们提供保护，但是美国反对苏丹政权里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家。[46]美国精英用这半个特例和中国在苏丹投资和开发石油来使话语集中于所谓的中国在非洲“争夺石油”，尽管中国现在远不能与西方企业在控制非洲石油方面进行竞争，[47]况且中国从非洲（包括苏丹）获得的许多石油并没有运回中国，而是在国际市场上交易。[48]二、非洲的发展与中国的出口“中国在非洲”的话语也尖锐地批评中国对非洲的出口，认为产品质量差，不能很好地服务消费者，并导致非洲制造业的衰退。[49]在非洲大部分地区，许多价格昂贵的基本消费品是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但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和腐败现象使非洲的生产成本非常高，这些进口产品往往比本地制造的产品更便宜。[50]中国的商品价格比两者都低，因此对基层非洲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在马达加斯加的中国货物比本地或进口商品便宜2-3倍以上。[51]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非洲从事贸易和投资，并且互相竞争，价格更加走低。在刚果首都金沙萨，中国商人开始时12美元卖一双鞋，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到来，价格跌至6美元一双。[52]在加纳，随着进口的中国自行车越来越多，价格在两年内从67美元降至25美元。[53]如果说廉价的中国产品使非洲基层消费者受益，[54]那也只有在7个非洲国家中国进口的比重占到5-14％。[55] 在中国的出口中基本消费品并不占主导地位，而“机械，电子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占据了主导地位。[56]英国政府的一项研究发现，只有乌干达这个非洲国家，基本消费品的进口超过了从中国进口商品总值的五分之一，并且对于非洲国家来说，来自中国的进口主要是取代了来自其他地方的进口，对当地生产的影响不大。[57]中国政府承认，确实有些产品质量比较差。许多中国货物是由中国或非洲的私营商人带进非洲的，中国政府并不能控制他们。然而，中国政府已“采取严格的措施，以确保中国的所有出口产品符合最低的质量标准，并成立了一个部门，以阻止劣质货物的出口。”[58]不仅中国对非洲的大多数出口没有取代本地生产者，而且中国出口到世界市场的产品也没有传说的那样破坏非洲出口，而这种指责在西方国家相当普遍。[59]出口相似性指数（Export Similarity Index）是用来衡量的国家或地区各自出口产品的之间价值重叠多少的指数，中国和整个非洲的出口相似性指数只有4％，而且几乎都涉及纺织品和服装。[60]而有关“中国在非洲”的话语不断指责中国破坏了非洲的纺织品和服装生产。[61]中国出口到非洲的纺织品在2003年前后开始大幅上升，但是那时许多非洲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行业已经遭遇了长期的衰退。1977年加纳的纺织品和服装业的就业人数为2.5万人，但是2000年只有5000名就业人员。[62]在20世纪80年代赞比亚的纺织品和服装业的就业人数为2.5万人，但是到2002年只剩下1万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许多非洲国家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把纺织品和服装就业人数提高到正规部门就业岗位的20-30％。然而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大多数非洲国家已失去偿还债务的能力，国际金融机构坚持要求这些国家对外国商品开放市场，从而使一些国家遭遇去工业化，特别是纺织品和服装业。[63]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是非洲的纺织品和服装生产的真正掘墓者。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二手服装涌入非洲市场挤压了非洲纺织品和服装生产商的市场。[64]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肯尼亚向美国和欧盟的二手服装和新服装开放市场，而美国和欧盟增加了对其棉农的补贴，导致肯尼亚棉花产业的萎缩，从而减少了对肯尼亚纺织品和服装生产商的供应。肯尼亚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提高了电力和其他原料的成本，使纺织生产企业更难以生产出低廉的有竞争力的产品。现在二手服装的销售涉及50万肯尼亚人，而该国的纺织品和服装产业—这个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曾雇佣20万人的产业--几乎崩溃了。多达7万个企业工作岗位丧失。[65]截至2004年，即使美国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产生了一些效果，也只有不到3.5万人在肯尼亚的出口服装行业中工作。[66]2001年开始中国纺织品和服装的出口开始迅速增长。[67]虽然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大规模的失业，在中国设厂的公司在世界纺织品和服装出口中的份额从1990年的9％增长到2005年的24％。[68]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占中国2006年1770亿美元全球贸易盈余的70％。[69]从1974年开始，《国际纺织品贸易协定》（MFA）限制中国向发达国家出口纺织品和服装。1994年以后世贸组织的《纺织品与服装协议》（ATC）把《国际纺织品贸易协定》的配额一直维持到2005年1月1日。此后非洲对美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一下子下降20％。在2005和2006年期间，一些国家的纺织品和服装行业的就业岗位大幅减少,[70]明显的原因在于“相对较高的水电等费用成本和运输成本以及运往美国较长的运输时间，比亚洲相比较低的生产率和非熟练劳动力，与中国和印度相比要少得多的棉纱来源和价格高得多的面料。”[71]“中国在非洲”话语指责说中国竞争尤其严重地冲击了莱索托、马达加斯加、摩洛哥和南非。然而，除南非以外，莱索托、马达加斯加、摩洛哥的纺织业到2000年是已经病入膏肓。后来的结果证明这几个国家纺织业并没有因为中国的竞争而死亡。在莱索托，纺织品和服装业的老板一直是外国人（主要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华人），雇佣了该国大部分正规部门的工人。2006年他们重塑自己，把自己包装成替美国市场生产“道德服装”的生产商，从而基本上恢复了原先就业水平。[72]马达加斯加的纺织服装业共有10万个就业岗位，在2005年损失了5000个此类岗位， 但是2006年他们把自己的优势锁定在高端纺织品和服装产品上。其实马达加斯加的纺织业和服装工业在2005-2007期间增长了3%，到2009年就业岗位又达到了10万。它的产出实际上占了AGOA计划下非洲对美国非石油产品类出口的25%。 [73]摩洛哥对策是提升其纺织品在价值链上的位置，因此出口已经开始复苏。他们使自己面向欧洲市场准时生产，因为欧洲市场有50-60％的需求不可能由遥远的中国出口商来满足。[74]据称，2003-2006年期间南非的纺织品和服装行业丧失了5.5万个就业岗位，其中有1.8万个就业岗位是从2004年底以来丧失的。除了中国产品的大量涌入这一因素之外，南非货币兰特在2002-2004年期间升值了50％，使南非、莱索托和斯威士兰的出口商品更加昂贵。[75]南非的纺织服装企业也没法得到亚洲的廉价面料，来生产产品出口到美国，也无法按照《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的优惠关税来向美国出口。[76]南非的服装工业面临着资金缺乏和管理不善的困境。该行业日益增长的非正规化就业已经导致劳动力去技能化，使得产品质量的无法保证。[77]中国纺织品的大量涌入对就业的影响也应置于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下来考查。约翰内斯堡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已经指出，因为有来自中国的廉价纺织品和服装，南非零售部门的就业大大增加，为南非的国内生产总值做出了主要贡献。南非零售业新增的就业机会补偿了纺织品和服装工业就业岗位的丧失。[78]无论如何，为了减少中国产品在南非引发的争议，中国在2007-2008年期间给向南非出口的31类纺织品和服装的定下限制性的配额。南非政府认为这将使中国进口减少三分之一，大概会创造出自2003年以来所丧失的就业岗位。[79]中国政府还同意为南非的纺织品和服装业培训计划资助250万美元，将“在必要情况下向南非提供优惠贷款，以促进南非纺织工业的现代化”。然而，不难想象，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南非市场上因为中国纺织品的减少而产生的空白被其它国家的纺织品的增加所填补。与2006年的水平相比，受配额控制的31类纺织品对南非的出口到2008年下降了50%, 而其中的40%则主要由其它亚洲国家（印度、印尼、香港、巴基斯坦，还有毛里求斯）的纺织品所替代。[80]在中国对非洲出口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之间，孰大孰小不容易划定。然而，就纺织品和服装行业而言，其影响并非象西方人所说的那样糟糕。西方国家对非洲纺织品和服装行业的关注没有采用比较分析法， 没有把它置于历史背景之下。应该指出的是，通过推动结构调整方案造成非洲纺织品和服装行业萧条的是西方而不是中国，而且西方国家如果真正关心非洲纺织品产业的话，他们还必须限制向非洲出口二手服装和新服装。三、非洲的发展与中国的投资流入非洲的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FDI）来自欧洲、南非和美国。这些国家对非洲的投资加起来超过流入非洲所有FDI的一半。在1990年中国在非洲的FDI仅为4900万美元 ，在2003年达到6亿美元。在2005年中国在非洲的FDI存量为16亿美元，而中国在全球的FDI存量为570亿美元。从1979年至2000年，也就是能获得数据的最近几年，中国投在非洲制造业的FDI占到中国对非投资的46％（其中，纺织业就占15％），资源开采占28％，服务业（主要为建筑）占18％，农业占7％。中国曾表示，将鼓励对非洲的加工工业、基础设施、农业和自然资源的投资。[81]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增幅巨大，有人估计到2006年底实现的和承诺的投资将达到117亿美元，其中包括制造业、贸易、运输和农业。[82]到2008年为止中国对非实现的投资存量达到78亿美元。2008年一年内实现和承诺的直接投资达55亿美元。据报道2009年的头9个月中国的直接投资比2008年同期增长了77%。中国将有可能很快成为非洲FDI的主要来源，而中国政府机构也为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活动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贷款、信贷以及使用外汇的权利。[83]因此投资问题也常常出现在“中国在非洲”的话语中。[84]然而在投资问题上，话语的关注面甚至比贸易还要狭隘，其主要焦点一直是一个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而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大型企业超过800家，其中有100家是大型国有企业。[85]西方媒体报道特别关注的企业是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NFCA）在赞比亚经营的谦比希铜矿。[86]这些报道的结论是“中国人”是非洲的超级剥削者。赞比亚两个非政府组织2007年出的一份报告涉及到谦比希铜矿是否有超常压迫的劳动条件的问题，但是没有给出完整的答案。该报告认为私有化是赞比亚矿工劳动条件急剧恶化的主要原因。报告指出，常常有人说NFCA是赞比亚铜带省的最恶劣的投资者，印度公司韦丹塔（Vedanta）是第二恶劣的公司，而“通常被标示为‘白人’的瑞士、英国、南非、加拿大和其他投资者”据说是最好的投资者，而报告认为“这种观点显然来自于种族主义的假设和和经常被重复的都市神话”。[87]NFCA于1998年购买已倒闭的谦比希铜矿，使它恢复运营，把就业岗位从100增加到2200个，而赞比亚共有39,000名矿工。[88]然而该矿的炸药厂在2005年4月发生爆炸，造成47名赞比亚工人的死亡。2006年该矿的工人为了反对拖延支付工资而自发举行罢工，有两名示威者被枪杀。与该矿的180名中国雇员不同，赞比亚工人中只有少数能签上带有退休金的长期合同（permanent contract）。开始的时候NFCA使工会很难代表合同工人的权益，后来公司缓和了对工会的态度，2008年我们做调查时，80%多的工人是工会会员。它所支付的工资开始在赞比亚私营采矿公司中是最低的。高级经理中有11个中国人，而只有一个赞比亚人。赞比亚矿业在国有化期间，矿工家庭享有免费的医疗保健，但是现在他们很难享用矿区医院。虽然许多矿工和他们的家人遭受艾滋病毒之苦，但是这里缺乏预防保健。矿工生活的小镇设施条件很简陋。直到最近为止，赞比亚政府基本上忽视了矿区的生活条件。近来，赞比亚政府威胁要惩罚NFCA和和其他业主，因为他们的行为“过分,…把政府置于一个可笑的境地”。2006年收入最低的工人的工资有所增加，但仍只是在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左右。关注铜矿业的赞比亚经济学家在2008年指出，“NFCA[在工资水平方面]基本上赶上了其它的公司。所有的公司都有同样的看法，即这里有大量的普工，公司不必付高薪。”[89]无论如何，许多赞比亚人感到所有矿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比私有化之前恶化，他们指责政府接受世界银行的要求，把矿区迅速交给多国公司。的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放了5亿美元的国际收支的援款，条件是赞比亚尽快完成私有化。[90]非政府组织的报告指出，在赞比亚的矿区中有“许多低劣的公司行为案例，特别是在麦特瑞克（Metorex）公司”。 麦特瑞克公司是南非的白人公司，拥有奇布卢马（Chibuluma）矿区的90%份额。该报告详细列举了该公司的剥削活动。[91]加拿大公司第一量子金属公司（First Quantum Metals）是坎桑希（Kansanshi）矿区的所有者，它和麦特瑞克公司共同抵制赞比亚政府把矿业费率（royalty rates）提高到2.5-3％的努力。该政策的目标是更好地支持公共教育和卫生项目。赞比亚的多数外国矿业公司现在缴纳是可能是世界上最低的费率。[92]麦特瑞克公司2006年在赞比亚采矿业中赚取了最高的利润。[93]印度公司韦丹塔（Vedanta）则拥有大型的孔科拉（Konkola）矿。麦特瑞克公司、第一量子金属公司和韦丹塔公司都只支付0.6％的费率和25％的公司税。然而，NFCA支付了2％的费率和35％的公司税。[94]1992年，当铜的价格是每吨2,280美元时，当时的国有铜矿向赞比亚的国库上缴了2亿多美元。2004年，当铜的价格是2868美元时，在相同产量的条件下，外资拥有的铜矿只向赞比亚政府上缴了800万美元。与私有化之前的时期相比，这些矿区现在往往与当地社区缺乏关联，社区不可能靠矿区致富。只有少数公司为雇员及其家属提供健康和教育服务。[95]谦比西铜矿业主诚然是苛刻的剥削者，然而所谓的白人经营者比较好、印度矿业经营者比较坏、而中国人是超级剥削者这样的等级分类是一种误导。[96]参加2006年总统竞选的爱国阵线（Patriotic Front）领导人迈克尔•萨塔（Michael Sata）表示，他将赶走中国人、印度人和黎巴嫩人，他把他们称作“侵扰者”。[97]萨塔接受了台湾的捐赠，并表示若他当选，他将承认台湾的独立。在竞选失败后，他访问了台湾；而他的一些追随者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袭击了中国人的商店。[98]萨塔在参加2008年一轮的总统竞选时降低了他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抨击。在落选后他很快又继续他的抨击。2009年底萨塔仍然把中国人（“the China Man”）当靶子，尽管NFCA新收购了因为08年铜价低靡而被瑞士老板抛弃的铜矿，从而给当地创造了3000个新的就业岗位。赞比亚谦比希铜矿绝不是非洲最大的中资企业。在尼日利亚有一个私人的、华人集团公司，拥有2万名员工，其中有许多尼日利亚人是其经理，有许多大陆国有企业在制造和工程建设方面与它合作。[99]在非洲还有一些大型的中资企业，例如在坦桑尼亚的友谊纺织厂（Urifiki Textile Mill）有2000名工人，在尼日利亚的一些鞋厂和纺织工厂雇用了1000-2000名工人。[100]然而，“中国在非洲”的话语却将谦比希铜矿在读者的印象里打下了深深地烙印。经过比较研究，你就会发现，在非洲的企业，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都存在着压迫性的劳动条件。然而，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公司在非洲投资所获得的利润要远远低于来自西方的投资。[101]世界银行指出，非洲“为外国直接投资提供了世界上最高的回报”。[102]在20世纪90年代，其回报率平均为29％，此后又有所增加。例如，美国在非洲子公司的利润率要远远高于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子公司的收益；[103]但是中国公司在非洲的收益要低于在其他国家的收益。与非洲的许多西方投资不同的是，很多中国投资是与非洲企业的合资企业，非洲企业分享了利润。他们中大多数是为非洲市场生产的中小型企业。[104]中国企业在应对非洲发展计划方面是很灵活的。例如，在2007年，刚果民主共和国（金）禁止出口钴精矿。以前购买钴精矿的中国企业迅速顺应新政策，在刚果设厂生产铜钴合金。[105]与西方在非投资相比，中国的投资似乎没有那么集中于自然资源开采，而比较多地投入于基础设施和制造业。部分的原因是西方国家“在几十年前已放弃了在非洲从事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认为这些无利可图或太危险了”。2009年在美国的调查显示，多国公司的高管还是认为非洲商务环境险峻，不宜成规模地投资。[106] 2005年美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有220亿美元，其中只有10％投资于制造业。[107]美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中，有83％分布在5个非洲国家。除了南非之外，美国在其他四个国家的的直接投资绝大多数是在石油领域；在石油领域里，西方石油公司与中国国营企业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壳牌和其他西方大企业已在尼日利亚已经开采了半世纪，但是尼日利亚这个原油产出大国所使用的大部分汽油还依赖进口，而中国公司在苏丹则建立了勘探、生产、提炼、运输和销售的结构。[108]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声称：“随着石油工业的增长，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为10万个苏丹人提供过就业，同时促进了苏丹其他就业部门的增长。”[109] 西方有关“中国在非洲”的话语大部分是指责中国人具备了有利的条件，如通过支持苏丹和津巴布韦的统治者，来剥削非洲和非洲人。[110]但是，有几个西方国家直接支持非洲的暴君，为他们提供军事援助和合法性。实际上，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提供了更多的援助给非洲政府从美国购买军火和获取军事培训。[111]因此，如果我们通过比较来评价外国投资如何影响了非洲的发展权和人权，中国的作为不会比西方差。四、结论: 我们质疑全球体系人们谈及贸易方式对发展的影响往往关心的是货物的进口和出口。然而，世界上也存在着人和金钱的进出口。非洲私人财富的40%出口到了西方的银行，而不是中国的银行，而在这个交易里西方银行提供的是保密服务和利息。[112]西方国家还用他们的国籍来换取第三世界培养的专业技能，特别是非洲的医生和护士。这些非洲培养的专业人才大批流失到西方去。[113]这些贸易形式和交换侵犯了非洲的发展权。“中国在非洲”的话语的主要问题不是它对中国在非洲的行为有不准确的描述，[114]而是因为存在意识形态的取向，它对中国的批评脱离了世界体系的背景，也缺乏比较分析的视角。有些分析者把西方的正面行为来和中国做比较，指责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有的则在讨论中国在非洲的消极影响时缺乏比较分析法，从而使话语的消费者们只能看到一些树木，而不能见到森林。这些分析反映了西方精英的国家利益观和道德优越感，因为这些密切涉及到与中国的“战略竞争”。[115]许多分析家几乎毫不质疑“援助非洲的发展”和“促进非洲的民主”之类的西方言论，而对于捕获中国企业进行剥削和压迫的例子则尤其眼明手快。[116]对中国和西方在非洲的行为的进行全面考查，将会使我们质疑全球体系，这个体系在许多方面使非洲失去了发展，虽然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行为不完全符合新自由主义，从而不完全支持西方的使命，然而中国正在日益融入这个全球体系之中。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无法诚实有效地回应所谓的西方在非洲行使“文明的使命”而中国则“不守道德”的二元论。在回击这种二元论时，中国批评西方自命不凡地把自己当成非洲的新导师，认为自己则避免充当指手画脚的角色、以促进“双赢”的贸易和投资推动非洲发展。许多非洲人也有类似的驳斥。[117] 与主要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在非洲不仅仅收到非洲精英的欢迎。[118]2007年皮尤全球民意调查（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要求10个非洲国家的老百姓把中国和美国对自己国家的影响进行比较。其中9个非洲国家的61-91％的受访者表示，中国的影响对他们的国家比较好，比例上大大超过了美国。2009年的皮尤调查抽查了26国的百姓关于中国的态度。其中仅有的两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尼日利亚和肯尼亚，分别有85%和73%的人对中国表示好感，好感率分别为26国中的第二（仅次于中国本土）和第四。[119]中国在非洲的一个重要意义是，西方国家和企业可能需要对自身在非洲大陆的作为进行更多的反省。 “中国在非洲”的话语，特别是关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对发展的影响，今后将持续下去，而读者将对相互竞争的观点进行权衡。2009年西方主流媒体出现过一个对中非关系比较公正的报道。[120]如果我们关注一下在非洲人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能已经发现，许多非洲人对于这种二元对立保持谨慎的态度。许多非洲人正在拒绝让这种话语来转移人们对非洲在世界体系中处于长期屈从地位的关注，这个世界体系本身建立在剥削和侵权的基础之上。注释：[1]参见Maxi Schoeman, “China in Africa: the Rise of a Hegemony?” 刊载于China and Africa: Partners in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Da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penhagen, Aug. 23, 2007.[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话语在美国最盛行，而在1998年联合国通过发展权的决议时，只有美国拒绝承认这种权利。参见 “US Votes Against Development as Basic Human Right,” Inter Press Service (IPS), Dec. 10, 1998.[3]参见 “Patron of African Misgovernment,” New York Times (下注简称为NYT), Feb. 19, 2007, 页3.[4]参见Yaroslav Trofimov, “In Africa, China's Expansion Begins to Stir Resentment,” Wall Street Journal (下注简称为WSJ), Feb. 2, 2007, 页 4.[5]参见Jian Junbo, “China's Role in Africa,” Beijing Review 6: (February 8, 2007),页 15.[6]美国政府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在非洲的吸引力。参见James Swan (副助理国务卿), “Remarks to Columbia University's Third Annual China Symposium,” Apr. 20, 2007, www.state.gov/ p/af/ris/rm/83474.htm ; Darren Taylor, “African Respect for Chinese Expatriates Grows” VOA News, May 8, 2007, www.voanews.com/english/Africa ... se-Expatriates-Grows.cfm.[7]参见Robyn Dixon, “Africa Holds Attractions for China Leaders.” Los Angeles Times (下文简称LAT), Jan. 31, 2007; “China,” Mbendi: Information for Africa, 2007, http://www.mbendi.co.za/land/as/cj/p0005.htm; “Foreign Firms are Driving our Surplus,” Xinhua (下文简称XH), March 12, 2007; “Goodwill Gives Obama Added Leverage in Africa,” Reuters, July 9, 2009; “China SOEs Move to Fill Africa Investment Gap,” Business Daily Update, June 16, 2009; “China Says Export Slide Deep,”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UPI), Aug. 13, 2009.[8]参见“World must do more for Africa, China’s Premier says,” Agence France Presse (下文简称AFP), May 16, 2007.[9]参见 Hany Besada, “China in Africa – a Reliable Friend?” Taipei Times, March 25, 2007:页8.[10]参见Harry Broadman, Africa’s Silk Road: China and India’s New Economic Frontier (Washington: World Bank, 2006):页11-12, 81; “Africa Trade Profile,” Africa News, July 21, 2009; “Continent Must Engage China with Win-Win Strategies, Mmegi (博茨瓦纳报纸), Oct. 20, 2009; “AGOA’s Poor Show Blamed on Issues ‘Unique’ to Continent,” The East African (肯尼亚报纸),July 6, 2009。2005年中国棉花进口约21%和钻石进口的26％来自非洲。非洲原木出口约15.4％到了中国。参见 Ron Sandrey, “The African Merchandise Trading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nside Asia, 2006 (3-4):8-10.[11]参见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U.S.-African Trade Profile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2006):1, 2, 12；“US Trade Preference Programs,” CQ Congressional Testimony, Nov. 17, 2009.; “Reforming African Economies Continue to Reap Benefits,” US State News, Sept. 7, 2009；“AGOA’s Poor Show Blamed on Issues ‘Unique’ to Continent,” The East African, July 6, 2009。[12]参见“Analysis of China’s Energy Import and Export,” XH, Mar. 19, 2007; “China Oil Demand Seen at 7.01 mln bpd,” XH, Nov. 10, 2006; “China’s Thirst for Energy Complicating Global Policy,” Petroleumworld. com, Jan. 18, 2006, www.petroleumworld.com/story06011809.htm; “China Oil Dependence Sparks Concerns,” Radio Free Asia, Jan. 5, 2009.[13]参见 Erica Downs, China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6):31. 与此相类似的是，尼日利亚对美国的原油出口占美国原油进口的11％。参见“US Warns of Al-Qaeda Attacks,” This Day (下文简称TD，尼日利亚报纸), September 7, 2007.[14]参见B. McKenna, “Don’t Expect ‘Energy Independence’ to Clear the Air on Climate Change,” Globe & Mail (多伦多报纸)(G&M), Jan. 30, 2007 (美国2006年消耗的石油中60.3%为进口。); David Bird, “Africa Tops Mideast for US Crude,” Houston Chronicle (下文简称HC), Feb. 25, 2007 (美国2006年进口的石油22%来自非洲).[15]参见David Nason, “Troubled Waters Over Oil’s Future,” The Australian, June 20, 2005.[16] John Ekongo “China and Equal Partner to Africa,” New Era (纳米比亚报纸), May 6, 2009; “Full Text of Chinese Premier's Press Conference in Egypt," XH, Nov. 10, 2009。[17]参见Peter Brookes, “Into Africa: China’s Scramble for Influence and Oil,” Heritage Lectures No. 1006 (Washington: Heritage Foundation, 2007):2; Hamish Macrae, “We Fail to Work with China at our Peril,” The Independent, Feb. 14, 2007:32.[18]参见Bassam Fattouh,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Oil Pricing System: a Critical Assessment,” 刊载于 Robert Mabro (编辑), Oil in the 21st Century: Issue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41-100.[19]参见Peter Custers, “Unequal Exchange and Poverty in African Countries Exporting Primary Commodities.” European Conference of People’s Global Action. Sept. 2, 2002, www.nadir.org/ nadir/iniativ/agp/ pgaeurope/leiden/poverty_africa.htm. “不同类的交易”（disparate exchange）主要是指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交易，一方获取的商品是财富，而另一方获取的商品却是社会财富的浪费，比如一方获取的是财富类的石油，而另一方获取的是武器，武器属于社会财富的浪费。参见Peter Custers,“The Civil War in Sudan and the Trading Mechanism of Disparate Exchange,” European Conference of People's Global Action PGA, Sept 2, 2002, www.petercusters.nl/file/11.[20]参见Terry Lynn Karl,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Oil,” 刊载于 Cutler Cleveland (编辑), Encyclopedia of Energy (San Diego: Elsevier, 2004). 安哥拉每100万桶石油在美国创造的就业岗位是在安哥拉创造就业岗位的两倍。参见 Keith Myers, “Petroleum, Poverty and Security,” (London: Chatham House Africa Programme Briefing Paper 2005):6.[21]参见 Lynn Cook, “Big Oil Hashes Out Issues with State-Run Firms,” HC, Sept. 17, 2004.[22]从1956年到2005年，中国为非洲国家的900个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440亿美元的低息或无息贷款。参见 “China Looks to Africa with an Eye to Reaping Financial and Political Gains,” Associated Press (下文简称AP), June 18, 2006.[23]参见Robert Shephard, et al., “Financing Infrastructure in Africa,” Gridlines No. 13 (Sept. 2006):2.[24]参见Tony Elumelu, “Obstacles and Opportunities to Financing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in Sub-Saharan Africa: the UBA Experience” (Washington: UBA 2006), www.africacncl.org/downloads/2006_IC/Elumelu.pdf; United Nations,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07 (New York: UN DE&SA, 2007):105.[25]参见“Financial Collaboration a New Focus in China-Africa Economic Cooperation,” XH, May 17, 2007；“China’s Emerging Role in Africa,” Grid Lines (Washington: World Bank, s.d.,2008?), www.eu-africa-infrastructure-t ... erging-role-in-africa.pdf。 到2007年年中为止，中国进出口银行已为非洲的有关项目提供了132亿美元的贷款；仍未偿付的贷款占该银行业务的20%。参见“Briefing: Asia Banking,” Asia Pulse, July 30, 2007. 这些贷款中，给电力行业的贷款占40％，交通运输占20％，电信占12％，水占4％，给多领域的承诺占24％。参见Broad (2005):275。 2007年承诺的200亿美元将用于资助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目的是建设非洲的基础设施。参见Wang Jian-Ye, What Drives China’s Growing Role in Africa?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7):10; “The Export-Import Bank of China,” http://english.eximbank.gov.cn/profile/introduction.jsp.[26]参见“G8 Raps China for Lending $20b to Africa,”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UPI), May 21, 2007. 八国集团把减免债务称作援助。如果不算这部分援助，那么从2005年到2006年八国集团对非洲的援助下降2%。参见Jeffrey Sachs, “Empty Promis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下文简称SCMP), Apr. 24, 2007。中国不把减免债务称作援助。参见Darren Taylor, “Chinese Aid Flows into Africa,” VOANews, May 8, 2007, www.voanews.com/english/Africa ... id-Flows-into-Africa.cfm.[27]参见“Angola: Oil Backed Loan Will Finance Recovery Projects,” Integrated Regional Information Networks (IRIN), Feb. 21, 2005, www.irinnews.org/ report.asp?ReportID=45688; IRIN, “Angola: Cautious Optimism for 2005, Jan. 14, 2005, www.irinnews. org/report.asp?ReportID=45077; “Angola/China: an Example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golan Press Agency, Mar. 25, 2004; Cindy Hurst, China’s Oil Rush in Africa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the Analysis of Global Security 2006):10.[28]参见Lucy Corkin, “Angola Flexes New-Found Muscle,”Business Day (下文简称BD)(South Africa报纸), Mar. 23, 2007; Gill, “China’s Expanding Role . . . , 2007:9. 一位匿名的审稿人告诉我们一个未公开的信息，说中国对安哥拉的贷款总共达到130亿美元。[29]参见“China-Africa Ties Come Under Fresh Scrutiny,” The Nation (肯尼亚报纸), December 12, 2006; “Beijing Summit: Implications for Africa,” TD, Nov. 5, 2006; Michael Phillips, “G-7 to Warn China over Costly Loans to Poor Countries,” WSJ, Sept. 15, 2006:A2.[30]参见“It’s Trade Not Aid that will Lift Africa from Poverty,” East African (肯尼亚报纸), November 8, 2005.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在2003年支付了82亿美元的利息; George Kerevan, “So we all Take to the Streets. Will it Work?” Scotsman, June 2, 2005.截止2005年，尼日利亚、肯尼亚和赞比亚等国把其国家预算的40%用于偿还债务。参见“Debt in Africa,” Mbendi, www.mbendi.co.za/land/af/p0060.htm.[31]参见Deborah Brautigam and Adama Gaye, “Is Chinese Investment Good for Afric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Feb. 14, 2007, http://www.cfr.org/region/143/africa.html.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认为，减免债务将引起道德风险，因为它会鼓励被减免债务的国家在将来借贷之后又期望更多的债务减免。参见The White Man’s Burden: Why the West’s Efforts to Aid the Rest Have Done So Much Ill and So Little Good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6). 当然，中国至今一直对非洲国家减免债务，这并不能保证中国在将来还会继续这样做。[32]参见“Chinese Investors Outpace Indians, British in Ghana,” AFP, June 17, 2006.[33]参见Andrea Goldstein, et al. China and India: What’s in it for Africa? (Paris: OECD 2006):53.[34]参见Frank Ching, “Cosy Ties, but China Needs to do more for Africa.” Business Times, July 13, 2005.[35]参见Jennifer Brea, “China’s New Scramble for Africa,” American.Com: a Magazine of Ideas Online, www.american.com/archive/2006/ ... -new-scramble-for-africa.[36]参见“Signing On,” Petroleum Economist, Oct. 2004:1.[37]参见John McMillan, “Promoting Transparency in Angola,” Journal of Democracy 16:3 (2005)155-169.[38]参见John Ghazvinian, Untapped: the Scramble for Africa’s Oil (New York: Harcourt 2007).“资源灾祸”在这里指的是一种悖论，即自然资源的丰富不仅没有给一些国家带来更多经济增长和发展，反而使它们有较少的经济增长、更多的发展恶果。[39]参见Nicholas Shaxson, Poisoned Wells: the Dirty Politics of African Oil (New York: Palgrave 2007): 217-218. 虽然一般西方不认为中国考虑透明度，然而惠特克男爵夫人（Baroness Whitaker）在英国上议院辩论中说，由于中国与国际组织的联系“中国可能会支持采掘业透明度倡议的原则”。参见“Africa: Chinese Investment,” Lords Hansard, Feb. 6, 2007: Column 670.[40]参见Afeikhena Jerome, et al., “Addressing Oil Related Corruption in Africa: Is the Push for Transparency Enough?” Review of Human Factor Studies 11(1) (2005):7-32.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曾表示：“西方人若认为他们可以买到非洲的善政廉政，这将是错误的想法，善政廉政只能来自内部。中国根本没有威胁非洲的善政廉政与民主的改革，因为只有土生土长的才有成功的机会”。参见“Ethiopia: PM Opposes ‘Neo-Liberal’ Economic Reforms,” Africa News, Feb. 17, 2007.[41]参见Scott Pegg, “Can Policy Intervention Beat the Resource Curse? Evidence from the Chad-Cameroon Pipeline Project,” African Affairs (下文简称AA) 105/418 (2005):1-25.[42]参见Joshua Eisenman and Joshua Kurlantzick, “China’s Africa Strategy,” Current History 105 (691) (2006):219-224; Michael Klare and Daniel Volman, “The African ‘Oil Rush’ and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Third World Quarterly 27:4(2006):22-35; Gregory Kane,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for the Continent of Africa (Carlisle PA: US Army War College 2006); Donovan Chau, Political Warfare in Sub-Saharan Africa: US Capabilities and Chinese Operations in Ethiopia, Kenya, Nigeria, and South Africa (Carlisle, PA: USAWC, 2007).[43]参见“U.S. Military to Help Secure Oil,” Vanguard (尼日利亚报纸), May 22, 2007； “The Oil Need that Fuels US ‘Outreach’ in Africa,” Washington Post (WP), May 28, 2009。[44]参见Michael Klare, Blood and Oil: the Danger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s Growing Dependence on Imported Oil (New York: Metropolitan, 2004):144; Lauren Ploch, “Africa Command: US Strategic Interests and the Role of the US Military in Afric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y 16, 2007.[45]参见Paul Lubeck, et al., “Convergent Interests: US Energy Security and the ‘Securing’ of Nigerian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Policy Report, Feb., 2007:10. 在暗中操纵尼日利亚2007年的选举之后，美国宣称尼日利亚是一个战略伙伴，将继续与尼日利亚合作。 参见Constante Ikokwu, “US: Nigeria Still Strategic Partner, Despite Election Flaws,” TD, May 19, 2007.[46]参见Paul Moorcraft, “Strange Bedfellows in Khartoum,” BD, June 22, 2007; Greg Miller, “U.S. Relies on Sudan Despite Condemning It,” LAT, June 11, 2007 (美国和苏丹情报部门“每日都安排互访”); US State Dep’t,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April 30, 2007, http://www.state.gov/s/ct/rls/crt/2006/82736. htm (美国国务院的国家报告称苏丹是“与恐怖作战的坚定的伙伴”).中国为苏丹提供了20%的武器进口，俄罗斯则为她提供了40%的武器进口。参见Mark Bromley and Andrea Goldstein, “What China Model can do for Africa,” Financial Times, Feb. 16, 2007。法国和其他国家也为苏丹提供武器，参见F. William Engdahl, “Darfur: Forget Genocide, There’s Oil,” Asia Times, May 25, 2007, www.atimes.com/atimes/China_ Business/IE25Cb04. html.关于中国在劝说苏丹同意联合国维和人员进入达尔富尔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请参见Jonathan Holslag, “China’s Diplomatic Victory in Darfur” (Brussels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2007)。尽管有达尔富尔问题，在2005年苏丹南北议和之后，美国石油企业重新对苏丹的石油产生了兴趣，参见Matthew Chen, “Chinese National Oil Companies and Human Rights”, Orbis (Winter 2007):41-54.印度与中国和马来西亚合作开发苏丹的石油。印度支持苏丹关于达尔富尔问题的立场。 参见Luke Patey, “A Complex Reality: The Strategic Behavior of Multinational Oil Corporations and the New Wars in Sudan” (Copenhagen: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6):37.[47]参见Jedrezej George Frynas and Manuel Paul, “A New Scramble for African Oil?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Business Perspectives,” AA 106:423(2007):229-251。非洲最大的石油出产国尼日利亚的石油95%由五个西方公司所生产：壳牌石油公司、埃克森公司、雪佛龙公司（Chevron）、道达尔石油公司（Total）和阿吉普石油公司。出处同上。[48]参见Darren Taylor, “Concerns Mount about Chinese Oil Interests in Africa, VOANews, May 3, 2007, www.voanews.com/english/Africa ... Chinese-Oil-Interersts-in–Africa.cfm; Nicholas Freeman, The Dragon on the Nile: China’s Pursuit of Energy Security in Sudan (Annapolis: US Naval Academy 2006):79.[49]参见Michael Wines, “China’s Influence in Africa Arouses Some Resistance,” NYT, Feb. 10, 2007:3; “Frankenstein in Africa: China Sets Out to Destroy Africa’s Manufacturing Sector,” Jan. 1, 2007, http://pundita.blogspot.com/2007/01/frankenstein -in-africa-china-sets-out-html .[50]参见“Zambia to Initiate Campaign to Boost Local Products Consumption,” XH, Aug. 16, 2005；Nigel Harris, The Return of Cosmopolitan Capital: Globalization, the State and War (London: Taurus, 2003)。在生产T恤衫之类产品上，许多非洲国家同样不能与拉美国家进行竞争。参见Uma Subramanian and Matthias Matthijs, “Can Sub-Saharan Africa Leap into Global Network Trad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4112 (2007).[51]参见“Africa a Frontier of Opportunity for Expanding China,” AP, February 8, 2007; Catherine Fournet-Guerin, “New Chinese Immigration in Antananarivo,” Chinese Perspectives, No. 67 (2006):45-57.[52]参见《中国个体商人淘金非洲 艰苦创业“敢想敢干”》，人民网2005年8月17日, http://chinese.people.com.cn/GB/42316/3622666.html.[53]参见“Is the Awakening Giant a Monster,” The Economist, Feb. 13, 2003.[54]这些消费者并不仅仅是基本商品的购买者。许多非洲企业购买的中国商品通常包括机器、生产原料和批发商品。参见“How Chinese are Taking Over Kampala’s Business Hub,” New Vision (乌干达报纸), May 2, 2007.[55]参见Jane Kennan and Christopher Stevens. Opening the Package: the Asian Drivers and Poor-Country Trade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IDS], 2005):2.[56]参见“China to Promote Trade, Economic Links with Africa in 2006,” XH, January 6. [57]参见Chris Edwards and Rhys Jenkins, The Effect of China and India’s Growth and Trade Liberalisation on Poverty in Africa (London: UK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5):28-29, 38。这种研究当然没有考虑到走私商品，走私品中的消费品和非消费品的比例不得而知。[58]参见Nick Thiong’o, “China Unveils Move to Curb Sub-Standard Exports,” Kenya Times, Nov. 23, 2006。中国商务部要求在非洲的中国企业雇佣当地的工人，并遵守国际安全标准。参见Gill and Riley, “The Tenuous . . .,” 2007:47。中国国务院发布了“鼓励企业海外投资并使其标准化的九条原则”，要求中国海外企业遵守当地法律，保护劳工权利和环境，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参见Stephen Marks, “The Summit in Beijing,” Pambazuka News, Dec. 14, 2006.[59]这并不是说，在某些领域和在特定条件下其影响不会显著。参见Raphael Kaplinsky, et al., “The Impact of China on Sub Saharan Africa,” April 2006, http://www.ids.ac.uk/ids/global/Asian ... fs/DFIDAgendaPaper06.pdf.[60]参见Robert Devlin, The Emergence of Chin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Table 5.5.[61]参见Karen Palmer, “Asian Imports Gutting African Textile Trade,” SCMP, Dec. 14, 2005:9. 非洲2003年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总价值为23亿美元，比4000亿美元的世界贸易的1%还要少。参见“How Many Will Closure of Textile Company Affect?” New Era (纳米比亚报纸), Jan. 22, 2007.[62]参见Peter Quartey, “The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in Ghana,” 刊载于 Herbert Rauch and Rudolph Traub-Merz (编辑), The Future of the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in Sub-Saharan Africa (Bonn: Friedrich-Ebert-Stiftung, 2006):135-146。到2005年3月为止，该工业仅仅雇佣了3000人，出处同上，第136页.[63]参见Rudolf Traub-Merz, “The African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From Import Substitution to Export Orientation,” in Rauch and Traub-Merz, The Future . . ., 2006:9-35。 2001年的纪录片《T恤衫的全球之旅》（T-Shirt Travels）表明，在1991年赞比亚市场向二手服装开放之后，所有的服装工厂都倒闭了。参见http://www.pbs.org/independentlens/tshirttravels/film.html。有些人声称中国商品破坏了津巴布韦的纺织工业。参见“Cheap Chinese Goods Destroyed Zim Economy”，The Namibian, August 28, 2007。然而国际纺织品、成衣、皮革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指出，“津巴布韦20000个纺织品和服装业就业岗位的丧失，直接或间接起因于从西方进口旧衣服。”参见“Western Charity Undermines African Textiles,” New Internationalist, no. 373 (Nov. 2004):1。津巴布韦的纺织品和服装生产商把津巴布韦的去工业化归因于进口二手服装、西方强加的结构调整计划和干旱。参见Simone Field,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the Second-Hand Clothing Trade: the Case of Zimbabwe, 未出版的博士论文, Coventry University, 2000:301.[64] 2003年二手衣服占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进口价值总量的26.8%。参见Sally Baden and Catherine Barber, “The Impact of the Second Hand Clothing Trade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Oxfam Briefing Paper (2005):5, http://www.maketradefair.com/en/assets/english/shc_0905.pdf.[65]参见“Social Forum Best Placed to Question World Order,” East African Standard (肯尼亚) (下文简称EAS), January 22, 2007; Gloria Otieno,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Poverty in Kenya: A Case Study of the Cotton Textiles Subsector (Nairobi: Kenya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and Analysis, 2006). [66]参见Raphael Kaplinsky and Mike Morris, “Dangling by a Thread: How Sharp are the Chinese Scissors?” (Brighton: IDS 2006):vi, http://www.ids.ac.uk/ids/global/AsianDriverpdfs/ RKDanglingbyathread.pdf.[67]参见Duane Newman, “Duane’s World,” BD, December 4, 2006; Mills Soko, “SA Can Cut Lessons from Chinese Cloth,” BD, Oct. 19, 2006.[68]参见“Lesotho Shows Textile Woes are About More than China,” BD, July 1, 2006. 中国纺织品出口的约三分之一是由“外商”企业生产的，主要是香港或台湾的企业。 参见“E-TV Interview with Charge d’Affaire Mr. Zhou Yuxiao,” PRC Embassy, South Africa, April 13, 2006, www.fmprc.gov.cn/eng/wjb/zwjg/zwbd/t246214.htm; Mills Soko, “The Lessons of China’s Rag Trade Revolution,” Cape Argus (南非报纸), Feb. 1, 2007. [69]参见“Poorer Nations Feel China’s Weigh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下文简称IHT), Apr. 3, 2007:14. [70]参见Gumisai Mutume, “Loss of Textile Market Costs African Jobs,” Africa Renewal 20(1) (2006):18-22; Kaplinsky and Morris, “The Impact . . .” 2006:34.[71]参见John Miller, “Nike to the Rescue? Africa Needs Better Jobs, Not Sweatshops,” Dollars & Sense, Oct. 21,2006. [72]参见“Textiles No Longer Hanging by a Thread,” IRIN, July 3, 2006; Stephanie Hanes, “Hey, Nice Clothes, But are They Ethical,”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13, 2006:1; “Textile Producers Get a Boost from Trade Bill . . ,” allAfrica.com, Dec. 12, 2006. [73]参见Ralaivelo Maminirinarivo, “The Textile and Clothing Industry of Madagascar,” in Jauch and Traub-Merz, The Future . . . 2006:178-192; “A Nice Dairy Tale,” Economist, Dec. 9, 2006; “International Textile Markets Rushing on for Eco-Friendly Fabrics,” World Trade Review, Apr. 1-15, 2007; 参见“Madagascar: Outlook for 2007-08: Economic Growth,”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Mar. 7, 2007；“Community of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 (COMESA)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Stephen Karangizi Testifies Before House Ways and Means Sub-Committee,” Fair Disclosure (FD) Wire, Nov. 17, 2009; “Business Presses Administration for Quick Madagascar AGOA Business Decision, “ Inside US Trade, Oct. 30, 2009.[74]参见“Moroccan Textiles Manufacturers . . .” Reuters (TV), Mar. 28, 2007, http:rtv.rtvlondon.co.uk/2007-03-28/30fb69ca.html.[75]参见Traub-Merz, “The African Textile . . .,” 2006:17, 25. 南非工会估计丧失了60000—70000个就业岗位，然而开普敦大学经济学院发现丧失的就业岗位是以上数字的三分之一；其他就业岗位被非正式化了。参见Dave Marrs, “Chinese Textile Quotas a Case of Too Little, Too Late,” BD, Nov. 13, 2006. [76]参见Kaplinsky, “The Impact . . .,” 2006:13。非洲对美出口的成衣所使用的织料85%来自亚洲，其中主要来自中国。参见“AGOA Forum 2006: Stakeholders Seek Ways to Broaden AGOA Opportunities,” http://agoa.info/?view=.&story=news&subtext=687.[77]参见“Lesotho Shows . . .,” 2006. 也可参见 Kaplinsky, “The Impact . . .,” 2006:13, 26.[78]参见Lumengo Bonga-Bonga, “China Can Help Revive the African Textile Industry,” Univers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7, 2006, www.tilburguniversity.nl/unive ... fairs/0607/12/bonga.html. Interview with Prof. Bonga-Bonga; Johannesburg, Aug. 1, 2007.[79]参见“Quotas on Chinese Textile-Clothing Imports Start,” China Monitor (南非出版物) No. 14 (Jan. 2007):16。这些配额从2007年3月开始废除，因为一些纺织品和服装制造商不能从中国得到织料，从而引起就业岗位的丧失，而这正是配额所要防止的。参见Mathabo Le Roux, “Minister Rows Back on Chinese Imports,” BD, Mar. 29, 2007:1。南非的工业把这些配额看作一种胜利。参见“High Hopes as New Talks Start in Clothing Industry,” Business Times, May 13, 2007。参见Ethel Hazelhurst, “Imports from China Fall,but Products Take Detour to SA,” Star , Sept. 3, 2007；Don Ross, “Let Quotas on Clothing and Textile Imports Die,” The Star (Johannesburg), May 28, 2008。[80]参见“China to Make More Efforts to Help Africa Develop Textile Industry,” XH, Oct. 18, 2006; “E-TV Interview . . . 2006.[81]参见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Asia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frica: Towards a New Era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07):12, 19, 51, 56-57.[82]参见“China Plays Increasing Role in Continent’s Development,” IPS, May 17, 2007； Chen Deming, “Cooperation Benefits All People,” Business Daily Update, Nov. 9, 2009;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Builds on Africa’s Capacity: Chinese Premier,” XH, Nov. 8, 2009.[83]参见UNDP, Asian Foreign . . . 2007:55-56.[84]参见Brautigam and Gaye, “Is Chinese Investment . . ..,” 2007.[85]参见“Africa to be More Attractive for Chinese Investors,” XH, Feb. 3, 2007.[86]参见Trofimov, “In Africa . . .,” 2007; Olin Freeman, “Africa Discovers Dark Side of its New Colonial Master,” Sunday Telegraph, Feb. 4, 2007; Robyn Dixon, “Africans Lash Out at Chinese Employers,” LAT, Oct. 6, 2006; Roy Carroll, “China’s Goldmine,” Guardian, Mar.28, 2006.[87]参见Alastair Fraser and John Lungu, For Whom the Windfalls: 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Privatisation of Zambia’s Copper Mines (Lusaka: Civil Society Trade Network of Zambia and Catholic Centre for Justice, Peace and Development, 2007).[88]参见Christian Aid, A Rich Seam: Who Benefits from Rising Commodity Prices (London: CA, 2007):21.[89]参见Dixon, “Africans Lash . . . ,” 2006. NFCA声称要在未来的支出计划中推动有关矿工的“企业社会责任计划”，关于这一点，请参见“Zambian Councilor Praises Chinese Investment,” XH, July 14, 2007; “Chambishi Mines Launch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Plan,” Times of Zambia (下文简称TOZ), July 10, 2007；约翰•隆古（John Lungu）教授访谈, Copperbelt University（铜带省大学）, July 14, 2008。[90]参见John Craig, “Putting Privatization into Practice: the Case of Zambia Consolidated Copper Mines Limited,”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30:3 (2001):389-410; Christian Aid, A Rich Seam . . . 2007:21.[91]参见Fraser and Lungu, For Whom . . . , 2007:48.[92]参见Charlotte Mathews, “Metorex Ramps Up its Copper Exposure,” BD, Feb. 5, 2007; “Zambia: Conflict Looms Over Revision of Mineral Tax,” IPS, Nov. 15, 2005.[93]参见“State Gets $71 Million Tax from Mines,” TOZ, Feb. 22, 2007.[94]参见Christian Aid, A Rich Seam . . ., 2007:22. 2007年夏天孔科拉铜矿（Konkola）和坎桑希铜矿（Kansanshi）发生了罢工，导致随后罢工组织者被枪杀。参见“FQMO Fires Four Kansanshi Miners,” TOZ, July 27, 2007; Andy Blamey, “Lost Output from Strikes around 39,000 mt: Barclays,” Metals Week, August 6, 2007.[95]参见Christian Aid, A Rich Seam . . .: 24.[96]西方媒体经常引用一个政客谈论这个等级论。盖伊•史考特（Guy Scott）是一个白人农场主，前农业部长，反对派爱国阵线（Patriotic Front）的总书记，他说：“我们一直都碰到坏人。白人是坏人，印度人更坏，但是中国人最坏”。参见Chris McGreal, “Chinese Influx Revives Colonial Fears,” Guardian, Feb. 9, 2007.[97]参见“Zambia Opposition Chief Files Complaint Over Amin Comparison,” AFP, Sept. 17, 2006.[98]参见Amos Malupeng and Brighton Phiri, “Sata Visits Taiwan,” The Post (赞比亚报纸), Feb. 6, 2007.[99]参见Ni Yangshuo. 2006. “Servir d’intermediaire pour Faciliter les Rapports entre la Chine et le Nigeria” (To serve as an intermediary to facilitate rapport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Chinafrique. No. 10,www.chinafrique.com/zf-2005/2006-10/2006.10-hz-1.htm； “’The China Man is the Rider, the African is the Horse’: Sata,” TOZ, Dec. 18, 2009; “The Might of China,” TOZ, Dec. 21, 2009。[100]参见UNDP, Asian Foreign . . . 2007:59-60; Craig Timberg, “From Competitors to Trade Partners,” WP, Dec. 3, 2006.[101]西方人常常预设因为中国国有建筑公司有中国政府的补贴，所以它们在非洲能承受较低的利润率。但是实际情况是建筑公司在中国国内建筑市场获得的利润率就很低，平均只有2-3%。参见“High Debt Rate, Price War Haunt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 XH, Mar. 21, 2007。至于在中国政府资助的非洲工程中，中国企业是否有优势获得合同，这一点还有待证实。[102]参见World Bank,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Washington: WB, 2003):95.[103]参见Ernest Harsch, “Foreign Investment on Africa’s Agenda,” Africa Recovery 17:2 (July, 2003):12-16; “Encouraging Businesswomen in Africa,” 2002, www.cipe.org/publications/overseas0002/features/ encouraging.html (1997年美国所属的公司在非洲的利润率是25%，而在世界范围内是12%)。[104]参见UNDP, Asian Foreign . . . , 2007:57-59。中国也在其它非洲国家建筑大型冶炼厂，例如赞比亚和埃及。参见“How China is Cementing Resources Globally,” Asia Pulse, Aug. 20, 2007; “CITIC to Construct Smelter in Egypt,”IHT, September 12, 2006.[105]参见“China Cobalt Firms Mull Congo Plants After Export Ban,” Reuters, May 9, 2007.[106]参见Shashank Bengali, “An African Building Boom Made in China,” Star Tribune (美国明尼阿波利斯报纸), Sept. 18, 2006:13A；Africa Business Initiative, US Chamber of Commerce, “Inside the Boardroom: How Corporate America Really Views Africa,” 2009, http://www.usafricainvestment.com/pdf_files/14930_Inside-2.pdf。[107]参见James K. Jackson, “US Direct Investment Abroad: Trends and Current Issue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06:3[108]参见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US-African . . . ,”2006:13。关于西方石油企业在非洲投资的统计数据，请参见贺文萍， “中非关系发展触动了谁的神经”, 《世界知识》，No. 19 (2006): 30-32.[109]参见“Good Man in Africa,” China Daily, May 11, 2007.[110]参见Kevin Kerr, “Into Africa: Commentary: China’s Tentacles Reach Throughout the Continent,” MarketWatch, Jan. 9, 2007，www.marketwath.com/news/story/ ... F38F-31C4-45A7-8048-168C; Will Hutton, “Does the Future Really Belong to China?” Prospect (Jan. 2007), www.prospect-magazine.co.uk/article_details.php?id=8174.[111]参见William Hartung and Frida Berrigan, “Militarization of U.S. Africa Policy, 2000-2005,” World Policy Institute Arms Trade Center, http://worldpolicy.org/projects/arms/reports/AfricaMarch2005.html；Daniel Volman, “Obama Moves Ahead with Africom, The Zeleza Post, Dec. 13, 2009, http://www.zeleza.com/ blogging/u-s-affairs/obama-moves-ahead-africom-daniel-volman。 根据2007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武器转让数据库（http://armstrade.sipri.org/），从1997年到2006年美国向12个非洲国家出售武器的总销量为64.15亿美元，而同时期中国向13个非洲国家出售武器的总销量为5.64亿美元。[112]参见“African States Urged to Maintain Stability,” EAS, May 6, 2004; Nick Mathiason, “Western Bankers and Lawyers ‘Rob Africa of $150bn Every Year,’” Independent, Jan. 21, 2007, p.1; Africa All 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in: the UK and Corruption in Africa (London: AAPPG, 2006):20; “$11.5 Trillion Siphoned Offshore,” Public Agenda (加纳报纸), Mar 10, 2006, www.ghanaweb.com/public_agenda/article.php?ID=4951.[113]关于非洲人才外流到发达国家和非洲专家在中国接受培训的比较，请参见Barry Sautman and Yan Hairong, “Friends and Interests: China’s Distinctive Links with Africa,” African Studies Review 50:3 (Dec. 2007).[114]比如有人认为中国支配着苏丹和津巴布韦，保护这些国家的政权，使西方不能推动“民主和人权”。参见Barry Sautman and Yan Hairong, East Mountain Tiger, West Mountain Tiger: China, the West and ‘Colonialism’ in Africa (Baltimor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eries o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no. 182, 2007); Schoeman 2007.[115]一个美国官员曾说：“说美国政府和私人领域 对‘中国在非洲’的话题着迷，这还是保守的说法。”参见Claudia Anyaso, “Remarks at the China in Africa Today Seminar,”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6, 2007, www.state.gov/p/af/rls/rm/81652.htm.美国众议院非洲小组委员会副主席曾说：“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日益增多，这是个令人忧虑的事。我们必须关注这个问题，以防中国在非洲完全站稳脚跟。”参见Kathy Legget, “China’s Expansion into Africa Poses New Challenges for the US,” WSJ, March 30, 2005:1。 美国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讨论把中国当作一个非西方国家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参见Steven Weber, “A World with the West,” National Interest (July-Aug. 2007)。在一个对7500个美国人进行的民意测验中，一半的应答者认为中国对非洲的影响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巨大威胁”或“威胁”。参见“UPI/ZogbyPoll: China’s Influence in Africa,” UPI, July 27, 2007.[116]援助政策的问题超出了本文的范围。然而，据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估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2000年到2006年期间，为非洲提供了55亿美元的援助。 参见Africapractice, The Impact of the Chinese Presence in Africa (London: Africapractice 2007):8。中国外援的44%是给非洲的；而美国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援助要少于其援助预算的1%。参见“Comoran President Praises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as Model,” XH, Oct. 23, 2006; Torcuil Crichton, “When it Comes to Africa, Bush has More on his Mind than Aid,” Sunday Herald (苏格兰报纸), June 12, 2005. 直至马英九在台湾上台以前，两岸在非洲存在“政治承认”的竞争。2008年时，只有四个非洲国家和台湾有外交关系。此后，两岸暂停了在非洲的竞争。参见 “Minister Francisco H.L. Ou from the Taiwan Foreign Ministry Gives a Talk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Research Express 8:10 (May 22, 2009), http://research.ncku.edu.tw/re/news/e/20090522/1.pdf.[117]参见“China Means Well in Africa – Ngatjizeko,” The Namibian, Apr. 3, 2007; “A Scramble for the Continent that We May Not Gain From,” EAS, Mar. 27, 2007.[118]参见Emma Mawdsley, “China and Africa: Emerging Challenges to the Geographies of Power,” Geography Compass 1 (2007):1-17; Paul Moorcraft,“Why Beijing is Winning in Africa.” BD, Feb. 2, 2007.[119]参见Global Unease with Major World Powers (Washington: Pew Research Center, 2007):45.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Opinion of China,” 2009, http://pewglobal.org/database/?indicator=24[120]参见David Pilling, “Africa Builds as Beijing Scrambles to Invest,” FT, Dec. 10, 2009.

2009年2月份，美国FOX影视公司推出了以心理学家艾克曼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电视剧《别对我撒谎》（Lie to me）。该剧播出两周便杀入全美收视20强，在18岁到49岁的人群中收视率排名第12位。观看该剧的观众发现这部电视剧可以“教会”他们凭借自己的观察检验别人是否在说谎。 如此具有轰动效应的影响，部分得益于担任该电视剧顾问的保罗•艾克曼博士。他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100个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同时也是20世纪最杰出的100个心理学家之一，与斯金纳、荣格等并列。他对表情的研究持续了40多年，现在经他研发的面部表情动作编码系统成为了美国国防部及警察部队的训练工具，用来鉴别恐怖分子。他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呢？ 艾克曼于1934年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出生，他父亲是一位小儿科医师。艾克曼对研究工作的热情很大程度上遗传自他。他父亲经常会在餐桌前阅读最新的医学期刊并且看到很晚。14岁时他的母亲的因病去世给他很大影响，从此他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道路来帮助象他母亲一样的人。在15岁时他从高中辍学，受到弗洛伊德著作的影响，进入芝加哥大学就读本科。那个时候的艾克曼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弗洛伊德迷。他不仅阅读了弗洛伊德几乎所有的著作，甚至在别人讨论任何话题时都能引用弗氏的原话。由于弗氏著作的影响，艾克曼认为心理治疗师职业可以实现他帮助人的想法。于是申请进入研究生院时把它作为自己的专业。在观察来访者的自我陈述时，艾克曼发现一些肢体语言例如表情和手势，也能作为治疗师了解来访者的线索。当他发现自己对这些感兴趣并开始研究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些内容会作为他之后毕生的事业。 艾克曼开始研究表情的时候，大部分社会科学家都认为表情是文化决定的。也就是说，表情是人们从自己所处社会中的习俗来学的，因此不同的社会就有不同的表情。持这种观点的科学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她是当时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研究员。“当时她以为我疯了。”艾克曼后来回忆见米德的情形时说。米德对艾克曼关于不同社会成员具有相同表情的观点持强烈反对态度。但是艾克曼没有放弃，之后他周游了世界，包括日本、巴西、阿根廷。在旅行的同时搜集各种表情的照片作为研究素材。他发现那里的人们都能理解素材的意义。这些研究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表情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即不同文化下对表情的理解是一致的，但是这些国家仍然有可能有相似的习俗让他们学会相同的表情，为了能让他的观点更加确凿，他前往把巴布亚新几内亚搜集更强有力的证据。 在20世纪60年代，虽然人类社会大部分进入了现代文明时期，在他前往的地方却仍然保留着处于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这些原始部落成员没有接触过现代社会的习俗，艾克曼认为如果他们也能理解现代人的表情，就能证明自己的观点了。他从美国高级项目研究所得到了一大笔经费，还从一位学者那里拿到两个石器时代部落长达100000英尺的录影来研究其成员的原始表情，结果发现没有表情是之前他在文明世界没见过的。这使他更有信心了。 艾克曼观察的两个部落内部社会交往模式差异很大。一个部落叫南部弗（south fore）,他们的部族成员天性善良，与世无争。另一个部族叫库库库库（kukukuku），该部族的成员喜好争斗和杀戮。成年男性成员与幼年男性成员之间保持着性关系，作为对部族成年男性的尊敬。正是因为库库库库部落的暴力，艾克曼不敢进入这个部落，转而进入南部弗进行研究。按照他的描述，这个部落会认为点着的火柴是魔法，手电筒是不可能的，没有镜子因而从没有看过自己的脸。艾克曼花费了一些时间让他们去理解什么是人脸照片，他通过两种方式研究这些人：第一种让他们对看到的某种表情照片编一个故事，例如看到笑脸来说一段客人来访之类的故事；第二种让他们看所有的表情照片，然后艾克曼会问“你的朋友来了你会是什么表情？请指出来。”艾克曼发现这些部落成员不怎么会讲故事，要求他们讲的时候他们会紧张得流汗，即便这些照片是从记录他们的影片中剪辑出来的，而不是他们陌生的。艾克曼发现这些人的成绩很好，没有表现出不理解这些表情的问题。进一步，他把这些人的表情记录下来，回国后对一些大学生做了测试，结果和米德说法相反，处于完全不同文化的大学生也能正确理解这些石器时代人的表情。因此，艾克曼认为，表情有文化一致性，不同文化下的表情是一样的。 这只是艾克曼发展出《别对我撒谎》里的成功技术之前的第一步，接下来他的努力和成功也是接二连三。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做研究的时候，他有一个同事叫做希尔瓦•汤姆金斯（Silvan Tomkins）。正是这个研究者提示了艾克曼：一些人具有天生敏锐的面部表情识别能力。在他去国外作研究之前，他们俩正好发了相似的文章到同一本学术期刊上，期刊编辑给他们俩写信建议他们见一见。于是两个人开始了合作。艾克曼首先是被这位学者的博学和洞见吸引了，之后在一次对石器时代土著居民照片的整理时又发现了他的神奇能力。在汤姆金斯对部落的社会交往方式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艾克曼发现他竟然能把不同部落的表情照片正确区分出来，并且对他们的交往方式也做了正确的描述。后来他发现汤姆金斯是通过一些局部表情动作来做出判断的，因此他觉得任何人都可能通过某种训练学会这种能力。他和另一位同事一起，通过医学书籍和面对面坐着演示表情，慢慢地作出了面部表情编码系统。最初他们只是面对面坐着，后来一头扎进讨论面部肌肉的教材中补充必要的解剖学知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门研究的面部表情也越来越多。有时候，为了做出某些表情，他们甚至求助神经外科医生将电极插入面部制定部位来刺激肌肉作出必要的运动。他们一共研究了一万中肌肉的组合，历时7年。结果发现大部分组合没有任何意义，被艾克曼称为小孩子嬉闹时作出的表情，但是其中还有300个组合是有意义的，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被称为表情的事物。这300个组合就组成了艾克曼最著名的研究成果：面部表情编码系统。 受到汤姆金斯的启发，艾克曼领导了第欧根尼项目（the Diogenes Project），旨在发现日常生活中具有相似能力的人。第欧根尼是古希腊哲学家，曾经带着一盏灯环游雅典，希望找到自己认为诚实的人。艾克曼开发了一个视频测试，能找到这类天生的表情测谎天才。项目测试了12000个人，每次测试花费一小时的时间。结果发现了20个人具有这种能力。可见这类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是很常见。这个项目由美国国防部资助，旨在为其反控行动提供专门的咨询顾问。 由于艾克曼面部表情编码系统的成功运用，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美国政府部门出面与他合作。他先是在美国酒精、烟草、火器管理局作咨询工作。后来他来到华盛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防部合作，对他们的人员进行表情识别培训，以支持他们的反恐行动。例如对警察的训练中，原来警察通常会毫不犹豫地对用枪指着自己的嫌疑人射击，即便对方没开枪。在经过训练后，现在警察会先观察嫌疑人是否具有攻击性的表情，例如厌恶，然后再作出理智的行动。观众在《别对我撒谎》中看到的内容，就是根据真实生活中这类合作场景改编出来的。由于“9•11事件”的发生，美国迫切需要能够监测恐怖分子谎言的工具。美国心理科学协会还曾就艾克曼为代表的行为科学在国家反恐中所起的作用进行过专门的讨论，发现行为科学能够在这方面起到不小的作用。

哲学的新方向

韩国家喻户晓的明星崔真实2009年10月2日自杀身亡，这使得韩国朝野对于在网上散布谣言和恶意留言的惩处以及网络实名制的关注逐渐升级。韩国舆论指责恶意留言者逼死了崔真实，要求加强法律制裁力度。目前，韩国政府和执政党正积极着手修订严惩网络恶意留言的法律，被称为“崔真实法”。此前，也有因为网上散布著名人士的相关谣言而遭到惩治的案例，但是处罚太轻，不过是隔靴挠痒而已。崔真实的死使韩国社会认识到必须彻底治理网络暴力，制定相关法律的呼声达到了高潮，因此实行实名制和强化对恶意留言帖子处罚的“崔真实法”受到了普遍关注 　　“崔真实法”：斯人远去能否换回网络重生　　本报驻首尔记者 刘复晨 本报记者 王刚 　　崔真实于10月2日在家中自杀后，大批媒体守侯在崔真实住宅门口。 图为崔真实葬礼现场。　　不堪流言中伤巨星陨落韩国社会受到巨大冲击　　10月2日上午，深受韩国国民喜爱的巨星演员崔真实(40岁)在家中死亡。在确认崔真实的死因是自杀之后，警方、家属都认为崔真实之所以选择自杀，是因为网络上流传的谣言以及恶意评论。　　5年前，崔真实与前夫离婚后就一直有轻微的抑郁症症状，在此期间一直服用神经安定剂等药物。最近崔真实因网上流传其被卷入与演艺界人士安在焕自杀相关的高利贷事件中，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谣言通过网络、MSN、Email迅速传播开来，主要内容是说：崔真实借给了安在焕巨额钱款，当安在焕没有及时还债时，曾经威胁说要杀了他。有些网民轻信谣言，评论道：“如果你这样的叫真实，那我就该叫虚伪了！”　　据崔真实的好友及家人讲，崔真实对网络上的恶意留言非常在意，经常深夜浏览有关信息，并多次流泪对家人称“冤枉啊，为什么大家都那样对我啊？”。最终，崔真实无法抵御巨大的精神压力走上绝路。　　崔真实作为韩国最红的演员之一，广泛地活跃在电影、电视及广告界，有人评价：“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照片最多的女人要数已故的英国王妃戴安娜了，而在韩国，崔真实是为世人留下无数珍贵照片的第一人”。在韩国，崔真实似乎并非生活在剧院里，而是生活在每一个韩国人家的客厅里，在每个韩国家庭的卧室里。因此，崔真实的自杀给韩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可想而知。　　崔真实自杀的消息传开后，数十万网民登陆崔真实的个人网站，表示很难接受这一事实。网民一致表示“这是哪来的晴天霹雳啊！”，对巨星之死感到惋惜。一位网民说：“脑袋一片空白。”另一位网民说：“希望这不是事实。”网民还留言说“虽然听到很多自杀消息，但真希望这次是假的”、“她的孩子可怎么办呢”、“若果真属实，演艺界便失去了一颗巨星”等，掩饰不住震惊。也有很多人表示：“害死崔真实的凶手是那些写恶意评论的网民”，“捏造谣言的人应当受到惩罚。”　　崔真实冲出婚姻失败带来的低谷，迎来“第二巅峰期”，这样的她居然选择自杀，这是给韩国社会带来冲击的核心原因。韩国演艺界有关人士纷纷表示“生活充满活力的她怎么会死呢？”“难以置信”、“到底是为什么？”等，到处是无法理解的表情。但韩国演艺界一位人士也透露：“离婚后，崔真实曾因忧郁症到医院接受过治疗。尽管她很自信也很坚强，但不只一次受到网络恶意留言的打击，尤其对其子女的恶意留言使她感到非常痛苦，最近的高利贷传闻更令她饱受折磨。”　　崔真实的死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时代周刊》7日通过题为《明星的自杀震惊全体韩国人》的报道，对把崔真实逼向绝路的韩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崔真实之死在韩国社会引起的震动进行了集中阐述。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标题是《网上谣言使韩国女演员自杀》。此外，日本和意大利等国的媒体也纷纷进行了报道。　　网络暴力呈愈演愈烈之势在韩国社会造成恶劣影响　　韩国有3536万网民，占总人口的77.1%。超高速度的网络加入比例占到总家庭数的70%，排名世界第一。但是，网络上网民之间的对话和讨论文化已经超越了言论自由的范围，演变成了胡言乱语、谩骂诽谤满天飞。　　近年来在韩国，恶意帖子受害事件持续增多。据称，去年1、2月份相继自杀的歌手U-nee和演员郑多彬都是因为受到恶意帖子的骚扰。随着崔真实因恶意帖子而自杀，藏在匿名外衣之下的网络暴力的弊端和危害正在韩国发展成为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　　据韩国国家青少年委员会2006年对4560名全国青少年、家长、教师做的调查结果显示，73.6%的人因为网络暴力而备感不安，其中高中生中感到不安的比例更是达到84.7%。根据韩国广播通信审议委员会的资料，不法、有害信息举报案件数量每年都在增加，已经由2003年的7万3511件发展成为 2007年的19万1488件。其中，权利受到侵害的举报案例数量由2003年的806件上升至去年的超过1万5000件，5年之中增加了18倍以上。所谓“权利侵害”是指通过发帖诽谤特定的人、传播虚假事实，以及上传诋毁名誉的帖子等。　　审议机构判定为“有问题”的案例数也在成比例增加。2005年，审议机构命令“改正”的案例有4万2600余件，去年为11万2200余件。其中“权利侵害”方面出现问题，要求改正的案例也由2005 年的1513件增加到去年的8171件。特别是，其中99%的帖子都被删除。可见，审议机构已经认识到该问题有多严重。　　同时，网络犯罪、特别是名誉诋毁相关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据韩国警察厅消息，“网络犯罪”由2004年的7万7099件增加到2007年的8万8847件。其中，通信诈骗或个人信息侵害、非法复制出售等领域的案件时增时减，与之想反，与诋毁名誉相关的犯罪却一直持续上升。名誉诋毁由2004年的3667件增加到2007 年的10028件，增加了173%。2008年上半年该类案例就达到5145件。　　恶搞艺人，在韩国网络上可以说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因为对那些恶意留言的恶搞者而言，艺人无疑是最好的谈资对象。崇实大学朴昌浩教授表示：“网民抱着"恐怕没事吧"的想法散布有关艺人的谣言，网络的性质使得这些谣言或者回帖再生产，从而具有了自我增长功能，常常会给当事者造成严重伤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网络虚假信息和恶意回帖对韩国的对外形象也造成了巨大损害。比如在美国进口牛肉风波中，由网络媒体煽风点火引发的疯牛病的荒谬理论，让韩国在几个月之间持续动荡。　　警方检方迅速采取行动多项措施整顿网络秩序　　崔真实自杀后，在网上散布谣言和恶意留言的行为逐渐成为韩国社会关注的焦点。韩国舆论指责恶意留言者逼死了崔真实，要求警方严惩造谣者。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加强法律制裁力度，以防止被恶搞者步崔真实的后尘。　　韩国警察厅5日表示，将面向在网上散布虚假消息并习惯性发布“恶帖”的网民制定拘留调查的方针，到11月5日为止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全面动员全国900名网络调查人员集中进行管制。　　这次管制的对象包括：面向个人及团体散布虚假消息或发布恶帖的行为；利用网络留言板、电邮、文字信息等方式进行威胁的行为；诱发恐慌和不安的网络围捕行为等等。　　韩警方决定，尤其是对在网上散布虚假消息的行为，即使情节轻微，也将考虑其波及效果和受害内容从而判断是否属于习惯性和恶意行为，一旦确定就会彻底追捕嫌疑人并申请拘捕令。　　同时，韩国检察机关与警方全面展开了对发布“有关崔真实谣言”的违法报刊的调查。　　韩国大检察厅6日表示：厅长林采珍于10月4日在乌克兰参加会议时收到了崔真实自杀的消息。事后，厅长亲自拨通电话，下达了“严厉打击发布虚假信息犯罪份子”的指示。　　检察机关表示：对于恶意的惯犯，将进行拘留。如果检察机关认为该事件非常重大，首尔中央检察院将亲自出面调查该事件。　　韩国警方6日也表示：“近期，有人发布毫无根据的谣言，损害了艺人、企业人士以及政府人员的名誉与信用，并且造成了国民不稳定的情绪。对于此类违法报刊，我们将集中警力进行查处。”　　警方将对证券公司、大企业的信息部门、有关社团等进行不定期的搜查。确认相关信息的流通渠道后，警方将根据受害者的意愿，对其进行司法判决。警方相关人士表示：“首先，我们将调查有多少存在违法行为的报刊，对于这些报刊登载的内容进行调查，并且查明登载内容是否属实。”　　根据警方透露，共有10多个检察小组投入到了此项调查工作。据调查，大企业的信息负责人、少数国会辅助官、信息部门相关人士以及当地新闻人士，常常聚集在首尔汝矣岛和光华门等地交换信息。一般社论性报刊的价格在30万至50万韩元左右，但是警方还没有查明经销管道。　　韩国警方不是首次对违法社论性报刊进行调查。2005年4月，首尔警察厅搜查部门为了“消除违法性报刊”进行了大规模的搜索，并且查处了韩国经济研究报以及CIB日报等报刊。韩国经济研究报曾经获得违法收益8亿8000万韩元，CIB日报曾经获利13亿4000万韩元。　　决定新增网络侮辱罪“崔真实法”有望通过　　韩国政府和国会也正积极着手修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法律，决定新增“网络侮辱罪”以处罚在网络上散布虚假事实等行为，并加强网络实名制。另外还决定修改程序，对因恶意回帖受到伤害的人予以救助。　　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10月3日表示：“为预防以匿名方式产生的互联网副作用，计划从11月起执行《信息通信网法施行令修正案》，增加适用"限制性本人确认制"的网站。”“限制性本人确认制”是指一项在门户网站等进行网上留言时通过身份证确认本人的程序。　　目前，“限制性本人确认制”只适用于日用户数量超过20万(网络媒体)和30万(门户网站、视频网站)的情况。但按照施行令修正案，今后将把范围扩大至日用户数量超过10万的所有网站运营商。　　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还决定按原计划在此次定期国会上提出《信息通信网法修正案》，内容包括加强网上留言的监控、向运营商征收罚款等。　　韩国国会最大党大国家党国会代表洪准杓10月3日表示：“如果不引入网络侮辱罪和网络实名制，网络恶意回帖将会继续造成危害”，“在定期国会上一定要通过相关法案。”10月5日，洪准杓在会见记者时再次强调：“言论自由固然需要保证，但是即使在一个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保障一个人给别人造成伤害的自由，必须对此进行限制。”大国家党议员罗卿瑗也表示：“应修订《信息通信网法》，制定强制性规定，如果有人认为网上留言带来了损失并提出要求，网站运营商就应在24小时内采取措施。”不过，这一立法动向也遭到了反对的声音。韩国的在野党民主党就坚持反对立场并表示：“新设网络侮辱罪可能阻止对权力进行正当批判，妨碍言论自由。”　　据悉，新设“网络侮辱罪”的处罚程度比刑法上的侮辱罪提高了两倍以上，即使当事者没有报案也可以展开调查。现行的侮辱罪为亲告罪，可处以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2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量刑较轻。　　尽管韩国部分政治人物和学者对这一被韩国民众称为“崔真实法”的法律表示不同看法，认为：“现行的法律当中已经有对于恶意回帖进行处罚的条款，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要认定所谓的"网络侮辱罪"。这种罪名无疑是一种带有胁迫性质的处罚规定，旨在警告网民不要参与到对于政府的舆论批判当中。”但社会舆论及各界人士大多认为应该尽快通过相关法律，以遏制网络上的谣言及恶意评论。　　韩国演艺人工会6日表明了支持立法的立场并表示：“将积极参与研究恶意留言防止对策的所有努力。”由演员、喜剧演员、歌手等1.3万多名大众文化艺人组成的韩国影视表演演出艺人工会(以下简称韩艺会)6日就崔真实自杀事件表示：“我们将与有关机构积极应对，以使恶意留言引起的受害程度降到最低。”韩艺会通过《致广大国民的信》表示：“网络恶意留言最严重的弊病是，即使毫无根据的主张不断被散布，受害当事人也无法做出任何应对。”　　韩国中央日报评论员李勋范10月7日发表文章认为，自己并不赞同警察们每天遍访网站搜查那些恶意中伤者，不如通过扩大实名制提高网络的自我净化功能，同时扩大门户网站的监督责任，当发现发生名誉损害或散布恶性流言情况时，门户网站作为第一责任人有权将其删除。　　有韩国法律专家认为，刑法上的侮辱罪只对公开贬损有所规定，处罚甚微。但是，网络上的谩骂、诽谤因其很容易在大众中迅速传播的特性，所以应该和印刷物所造成的名誉损毁同样处置。　　还有评论认为，决不能只是眼巴巴地等着网友的意识有所提高，对于那些在幕后传播恶意谣言、以为自己拥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应该通过法律措施坚决予以限制和制裁，现在已经到了出台主要以控制网络暴力为目的的综合法律“崔真实法”的时候了。

近来，东方学的名声很糟糕。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把它描述为西方产生的有关东方社会和文化的幻想和敌意的死气沉沉的混合体。他描述了英国和法国关于近东的作品，该地区经过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几个世纪的争斗后落入现代西方帝国主义的手中，但远东一直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太远不至于成为欧洲的军事或宗教威胁，远东引起的不是恐惧或者厌恶而是好奇和神秘感。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报道现在被认为基本上是道听途说和俗套的传奇式形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哥伦布启航前往华夏寻宝的旅程之前。即使在17世纪18世纪得到有关中国的真实信息后，欧洲人对待中国的态度依然保持着敬畏和羡慕而不是恐惧或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从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和莱布尼茨到伏尔泰和重农学派代表人物奎奈（Quesnay）,哲学家们称赞中国是比欧洲更文明的帝国：不仅更加富足和繁荣而且更加宽容与平和。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没有实施迫害的牧师，政府官员不是根据出身而是靠德才兼备而挑选出来的。即使那些对中央王国的夸张赞美感到怀疑的人如孟德斯鸠和亚当·斯密也对中国的财富和秩序感到困惑不解，印象深刻。态度的戏剧性变化出现在19世纪，当时西方掠夺者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大清帝国虚弱的军事实力和落后的经济现状。中国当然热闹和富足，但它原始、野蛮和迷信。原先的尊重被如今的蔑视所取代，同时还伴随着种族主义的警惕，中国狂热变成了中国恐惧症。到了20世纪初期，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去镇压义和团叛乱时，" 黄祸"论调在媒体和政客间广泛传播，像杰克·伦敦（Jack London）或者霍布森（J.H. Hobson）之类作家想象了有朝一日中国控制全世界的情景。仅仅几十年后，赛珍珠（Pearl Buck）和蒋夫人（宋美龄）的努力赢得西方民众对顽强抗击日本的中国的深刻同情，钟摆再次摆回来。然而1948年后，在又一次的迅速摆动中，红色中国成为西方更大恐惧和焦虑的焦点，成为比俄罗斯更邪恶的极权主义噩梦。如今，人民共和国的高速经济发展再次扭转了西方人的态度，在经济和媒体等领域吸引更多人的兴奋和热情，诞生了新一拨时尚潮流和痴迷，让人不由得想起洛可可式的欧洲"中国风"（chinoiserie）。中国恐惧症当然没有消失，但另一拨中国热正在形成中。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王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的标题就属于第一种吓唬文学的类型，但它的功能不仅仅是在展示桌或者机场报摊吸引读者购买的商业宣传花招，该书本身是对第二种文学的重大贡献。该书的信息由两部分组成。第一个是现在非常著名的预测，按当前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将在15年内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中国已成为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最大的出口商，拥有最引人注目的股票市场收益和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正如雅克说的，中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将带来如此巨大的变化以至于世界历史可以简单地被划分为"中国前"（BC公元前）和"中国后"（AC公元后）。他论证的这个部分是直截了当的定量外推法。雅克不断强调未来数据以便让人明白，但并没有在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的内容之外添加很多东西。中国作为经济超级大国的出现除了改变国际比赛成绩表外,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雅克信息的第二部分不是关于规模而是关于差别的。中国和其他国家不同，实际上它根本不是真正的民族国家，而是更大更深刻的国家，是"文明国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没有中断的历史的继承者。中国人的文化统一性和自信心是无与伦比的。中国君主早在西方很久就创造了世界第一个现代官僚体系，其背后的哲学是既专制又民主的儒家世界观，更多通过道德教育而不是武力控制国内臣民，并把周边地区组织起来构成非强迫性的朝贡体系。通过吸收封建贵族进入不带个人感情的国家服务体系，他们把市场力量从习惯性限制中解放出来，从而形成拥有难以匹敌的活力和复杂性的商业社会。仅仅因为碰巧本地有充足的煤矿资源和对海外资源进行的无情殖民掠夺，欧洲才得以在19世纪超越这个伟大的前现代经济体，它在社会方式上与西方工业化一样或者程度更高。但西方主宰世界的局面将证明不过是短暂的插曲。今天的中国正再次返回到充当充满活力的全球经济中心的历史地位。这对世界其他地方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让美国人感到痛苦的是，中国很快将取代它成为霸权，不仅在中国影响力辐射的传统区域如东亚和东南亚而且跨越从前的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中国的软实力如高超的体育水平、武术功夫、昂贵的画家、多样的语言、古典医药等，更不要说令人赞叹的中国美食将向世界各地辐射中国影响力，正如当今美国的好莱坞、英语和麦当劳一样。首先，中国引人注目的经济成功不仅激发世界各地贫穷国家纷纷仿效，还将重新组织整个国际体系的秩序，为世界提供一种并非西方骄傲地推动的"民族国家内的民主"而是"民族国家间的民主"的前景。因为我们进入一个新时代，其中以冷战为标志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让位于"全局性文化竞赛","另类现代性"最后将终结西方霸权。在这个解放中，扎根于献身家庭和尊重国家的儒家价值观的中国独特现代性将引领世界前进。应该如何判断这种趋势呢？热情决不是歧视的替代品，不管它多么好心。中国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及其以前，但这并不能让当今的人民共和国成为特殊的"文明国家"，就像法兰西文明（la civilisation fran?aise）成就第三或第四共和国的可比性说法。臭名昭著的是，"文明"讨论是为自我服务的，常随意性地划定文明的界限。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到来了，他非常绝望地发现，在包括非洲、拉美和东正教文明在内的八九个文明中，把这个装饰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什么也得不到。当代中国就像1930年代和1950年代的法国，是在帝国模式下经过整合的民族国家，虽然可能历史更悠久，规模更大些。前现代中国的长期经济中心或者社会智慧等夸张的说法在理解这个国家的现在和未来时也无法提供多大的帮助。直到宋朝以前，中国在技术和商业方面远远领先于欧洲，到了明朝末期中国的科学才落后了，但即使在18世纪清朝最繁荣的顶峰时，其农业生产力和平均工资水平也赶不上欧洲发展的前沿，更不要说更广泛意义上的思想进步了。圣贤先知田园诗般的形象与其说关心大众的福祉倒不如说更关心后来王朝统治下的现实。用中国最好的历史学家之一何炳棣的话说，"口头上的儒家和行动上的法家"---用道德话语包装起来的压迫。如果从学术标准的角度来评价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时》这一面的任何部分都是不公平的。它们都不会对这本书的主要目标产生多大影响，本书不过是初步的民间故事，让读者先适应一下未来中国霸权的可能性。中国可能正要主宰世界，但并不需要总是代表过去全面发展的顶峰。更严肃的问题是该书的核心信息并不连贯。《当中国统治世界时》一书的大部分是赤裸裸恭维的练习，称赞中国不仅是未来的霸主而且是解放性的打破僵局者，本书美国版的副标题是"西方世界的终结和全球新秩序的诞生"。这种景象似乎成为最近英国的特殊性：雅克的版本可能不像他帮助成立的智库德莫斯（Demos）的预言家同行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的《为什么欧洲统治21世纪》（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此人的文章"中国新知识分子"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1947 ---译注）那么荒谬，但《当中国统治世界时》还有和总体乐观的故事发生冲突的另一面。从国际上说，中国"拥抱多边主义"，用软实力吸引邻居和伙伴，推动"国家间的民主"，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中国人认为自己优越于其他人种"，他们继承了多多少少有点种族主义色彩的中央王国心态，这种朝贡体系的治国传统有助于国家稳定，但毕竟是建立在等级体系和不平等基础上的。这个遗产与民主的国际体系的美好前景吻合吗？不一定，因为虽然"西方世界终结了，至少下个世纪的新世界将不是像上世纪是西方世界那样的中国世界。"换句话说，该书颠覆了它自己的题目，纯粹是拼凑出来增加销量的把戏。中国不会统治世界，未来不过是" 我们进入现代性竞争的时代"，中国"越来越多地占上风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但独特的"中国现代性"赢得全球霸权竞争的观点并不比高速发展的中国推动"民族国家间的民主"更有说服力。该观点在书中的角色应该在考虑作者生平经历（cursus vitae）的背景下来理解。作为英国共产党月刊《今日马克思主义》的编辑，雅克在其政党和杂志1990年代初期放弃这个幽灵后进入主流新闻界，他摆脱了过去的语言，如果不是彻底摆脱了过去的思想的话。冷战结束、苏联崩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现在已经成为老古董。中国当时的对外开放政策---欢迎世界市场---应该与此有关系吗？这是《当中国统治世界》不屑于处理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属于本书竭力避免遇到的词汇。在500多页的篇幅中，"资本主义"这个词几乎没有出现。但全球性竞争仍然存在，其中更多同情的一边可能会胜利。简单地说，现在的竞争不是在过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类别如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进行的，而是在众多差异的最新文化方式的另类"现代性"中的。这个词汇变化的功能不难看到，它提供的是左派巩固其成果的机会。资本主义或许已经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为什么还要再去谈论它呢？相反，为什么不朝前看，欢迎一种现在超越其他一切的共同命运的非西方版本的前景呢？中国的执政党至少仍然把自己描述为共产党。啊，这种一厢情愿的希望存在不可克服的逻辑矛盾。他所看到的另类现代性是文化上的不是结构上的，差别体现在价值观上而不是社会体制上。典型的情况是道德和情感的独特结合构成某种民族的生活方式，但恰恰因为这是对某个文化来说独特的东西，一般情况下最不容易转移到其他地方，也就是说它是无法普遍化的东西。最近的一些其他著作突出显示了后意识形态世界的文化差异性，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或者弗朗西斯·福山的《信任》，它们已抓住了这种不可通约性，指出任何复杂的文化都不能以实现模范经济秩序的方式凌驾于所有其他文化之上。而且，认为中国现代性最终具有霸权特征的预测不仅忘记了任何强大民族文化天生的自我限制性的本质，还忽略了中国对独特中华性的强烈坚持，这是任何到这个国家的人都非常熟悉的。除了日本外，很少当代文化有这么清醒的国际对比观，这么强烈地相信自身传统和文明的不可模仿性。雅克用他自己的方式意识到了这一点，有时候甚至把它夸大为接近种族主义的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当然这是他的假设，缺乏有力的证据证明。但是他没有看到崇拜中华性多么彻底地毁掉了他的想象，即未来的汉族现代性作为普世价值在全世界传播。中国崛起成为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大国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实，但它没有从无聊的现代性观念中得到任何说明，读者会发现《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末尾仍然是像开头一样模糊不清。如果有人说这本书不过是昨天的亚洲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的迟到结合而已，这并非不公平的指责。本书除了笼统地坚持儒家学说的民族持续性外（中国共产党被看作它的直接继承人），对当代中国社会本身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新东西。粗略几句话提到了不断加剧的不平等，但政府正在处理这个问题。对自然资源短缺和环境问题说得更多些，关于党的段落模糊不清，对边疆地区的麻烦的思考非常谨慎，总之坚定地认为这个国家还没有准备好实行民主。中共若能不受干扰地再统治中国30年就谢天谢地了。中国从那以后的实际社会风景会如何恐怕是读者最想了解的东西。当然，北京当局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人们仍然拥护它。在 1935年，韦伯夫妇给他们有关苏联的书起名为《苏联共产主义：新文明？》，但在后来的修订版中把问号去掉了。今天的"文明国家"或许是用同样的精神来讨论的吧。对当代中国的严肃理解在其他地方。位于政治和思想光谱对立面的杰出学术研究成果可以被当作现在的基点。从自由主义右派看，黄亚生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是一本难得的杰作（tour de force），实证调查、概念清晰、思想独立。任何一个想了解中国的经济状况和增长方式的人都应该从阅读本书开始。黄的立场是典型的严格的新古典主义：只有通过私有化、确立财产权、解放金融、拆除对经济交易的系统性管理规定才能实现可靠的发展。就靠这些。但本书的结论再次清晰地印证了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的观察，即被引入歧途的意识形态可能成为创造性研究的前提，同时更多情况下可能是研究的障碍。通过对第一手证据的严格审查，首先是追踪银行的大量贷款及其接受者的文件而不是简单依赖汇总起来的第二手统计数据，黄冲破了环绕在毛去世后改革时代的中国经济周围引起遮蔽和混淆的层层迷雾。他最重要发现是显然没有遭到破坏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模式上的。在1980年代，笼统放开的金融政策使得私有经济在农村繁荣起来，大量贷款流向农民创办的企业，它们许多带有让人产生误导的绰号"乡镇企业"。农村贫困程度因而大幅度下降。接着出现了1989年令人震惊的事件。从那以后，国家迅速改变路线，阻止信贷流向农村企业家，贷款资金转向庞大的重建的国有企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时给予大城市吸引外资的众多优惠措施。黄认为这个变化的社会后果十分严重。不仅是城乡不平等而且城市内部的不平等也急剧扩大，因为劳动力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农民失去土地，农村合作医疗和教育崩溃，农村文盲率实际上在增加。在猛烈攻击作为中国"超级现代性"橱窗的上海的一章中，黄展示了该市普通市民家庭从炫目闪烁的高塔和一体化基础设施中得到的好处是多么少。在世界最成功的波将金大都市（Potemkin metropolis形象工程，该词来自18世纪俄罗斯元帅，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人---译注），官员、开发商、外商在"大盗盛行的丛林"中大发横财，私有企业遭遇重重阻碍，普通家庭艰难度日。从全国范围看，在过去20年中，官僚群体在规模上翻了一番，他们的工资在1998年和2001年间连续四次十位数的增长。黄谨慎地表达了对当今胡温政府施政方向的一些乐观看法，认为这些是对1990年代江朱体制中最糟糕措施的纠正，虽然评论说这些改革或许已经太迟了，农民的企业已经成为废墟，当今农村也因为人们外出打工已经空荡荡了。不过，他最终对比了当今中国高耸入云的显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和东亚其他地方如日本、韩国、台湾经济高速增长但相对平等的情况，以及在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外企和国企发挥的更大作用，国内私有企业占的比重很轻的情况。他认为其中一个后果是自 1990年代中期以来生产力持续下降。在黄看来，这个教训是显而易见的：效率和平等总是依靠自由市场，而在中国它几乎被掐死了。那里当然是资本主义，但它因为腐败和自我扩权的政府而扭曲变形，政府拒绝给予自己的国民管理经济事务的自由，因而无法创造出实现公平和福利的必要条件。但这个解决办法过于简单化了，只需看一眼美国就能告诉像黄一样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问题在哪里。自198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和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并没有给美国人带来多少社会平等。但作者用极端认真和流畅的方式提出的指控确实无可辩驳，文字背后隐藏的作者对冷漠麻木和不公不义的愤怒也显而易见。不是很多经济学家都会考虑把自己的著作像《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样献给几个被关在监狱中的村民和被处决的家庭妇女的。黄主要关心的是中国农村的命运，正如他正确坚持的，农村是大部分中国人生活和死亡的地方。都市劳工的命运是李静君《对抗法律》的主题。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研究都曾经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最主要内容，如今随着劳工运动作为政治力量的衰落而陷入衰落。在最近一些年，或许只有在法国才有真正突出的著作出现。李从激进左派的立场写的这本书改变了这种状况。虽然在模式和规模上与其他著作不同，但本书的力量是自汤普森（E.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诞生》以来的著作都无法匹敌的。事实上，它或许可以称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取消和再生》。本书是作者七年实地调查和研究的成果，是人种学和严谨分析的杰作。本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用来分析中国东北地区的锈带，另一部分用来分析广东的阳光带。前一半研究的是对解放后建设中国主要工业基地的无产阶级的破坏，因为东北大型国有企业被抛弃或出售使得工人下岗，常常沦落到几乎一贫如洗的地步，而官员和获利者在改制过程中把大量国有资产装进自己的腰包。碰巧的是，有一部难以忘怀的掠夺老工人阶级及其世界的作品可以作为《对抗法律》非常合适的补充。王兵九个小时的记录片《铁西区》（West of the Tracks）(2003)是本世纪世界电影史上的里程碑。该片是在沈阳拍摄的，而李也在同一个城市进行的研究。李静君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探索了来自农村的年轻打工者的新工人阶级的出现。其中一半是妇女，他们没有集体身份或者政治记忆。他们在东南沿海出口加工区打工，工资很低，没有安全感，常常在恶劣工作条件下每周工作70或80小时，普遍遭受虐待和伤害。工人在锈带遭遇抛弃，在阳光带遭遇超级剥削，中国劳工在任何一个地方的待遇都极其悲惨。工人们的反应如何呢？在没有行业和政治组织的自由的体制下，他们曾经通过屈服换来微薄的安全感和尊严的社会协议已经遭到抛弃，法律成为他们唯一可以求助的资源，不管它是多么专制。工人的任何直接行动都面临遭遇警察镇压的风险，抗议活动只能进入法院，希望雇主和当地官员公然违反法律的行径能得到一些纠正，他们相信中央政府如果知道法律遭到破坏的话，会采取措施保证法律得到实施。民众相信党的领袖英明的观念或许可以看作传统俄国人信仰沙皇是没有意识到官员和地主胡作非为的"小父亲"的观念的中国版本。中央政府自然塑造了这样一种幻觉，他们不该为下面的非法行径负责。这给予中央政府在看到抗议即将失去控制的时候，在最后一刻介入的空间。实际上，正如李静君清楚说明的，法律只有在法院不千篇一律地地扮演犯罪和压迫的橡皮图章情况下才能作为有效的控制手段和神秘化体系发挥作用。遗憾的是，法院在很多情况下正是橡皮图章。但在少数案例中，劳工纠纷常常是在部分而不是全部有利于工人的情况下得到裁决，这仍然让人有一丝希望，期待法律还能提供一些保护，即使它遭到背后有国家力量支持的人的公然嘲弄。在某种程度上，这让人想起汤普森在《辉格党人与猎人》中描述的18世纪英国，即法治的概念成为战场，下层民众对判决的愤怒企图与上层人士对判决的玩世不恭对决，这是弱者手中唯一的潜在武器。李显示，在不平等的竞争中常常失败却没有爆发更加激烈抗争形式的理由是物质利益因素而不是意识形态原因。在锈带，工人失去了几乎一切，但自己的住房多数以非常低的价格买下来了作为安全网。在阳光带，打工者作为退路还有权返回家乡种地，老家村子的土地还没有被私有化。尽管各自的命运都很悲惨，但任何一种工人都不是赤贫者：都还有些东西。这些冷静和现实主义的结论并没有减少《对抗法律》中描述的人们希望被出卖、生活遭到毁坏的悲剧。李抓住了改革时代遭遇无情工业体系的劳工的声音，一个又一个令人心酸的采访是本书最大的成就。这些故事往往令人心碎，工人们在讲述故事时有痛苦、无奈和绝望，但口吻中也显示了勇气、愤怒、坚韧甚至幽默。很少有社会学著作像本书一样结合了结构真理和存在真理，客观真理和主观真理，这么让人印象深刻。如果不了解这些东西，任何对当代中国的认识都是不清楚的。在19世纪，欧洲把美国当作未来，虽然可能还有点遥远。在21世纪，西方以一种类似的眼光看待中国。当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东方的托克维尔。人们能够复制他曾经取得的成就吗？现在有很多时间，但人们在任何一本《中国的现代性》中找到《论美国的民主》后继者的可能性都不大，虽然在其他地方也许可以找到

拉美成为社会主义讨论的热点地区的五个原因

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IAASTD）东亚、南亚和太平洋地区（ESAP）供决策者使用的摘要 作者：Shelley Feldman（美国）、Dev Nathan（印度）、Rajeswari Raina （印度）、Hong Yang（中国） 各国政府的声明 IAASTD最后一次政府间全体会议于2008年4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与会各国赞赏IAASTD进行的工作，并赞赏这项由多个利益相关方和多学科人士所进行的独立工作，同时注意到这项工作由于涵盖广泛、复杂的问题而面临规模巨大的挑战。与会各国政府确认全球报告和次全球级别报告对许多科学工作者、专家、发展专业工作者所完成的各种研究进行了总结，其中对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的重要性达成了整体性共识，同时在某些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各国认为上述报告为我们了解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问题作出了宝贵而重要的贡献，同时确认有必要进一步加深对未来挑战的理解。本评估是一个建设性的重要行动，各国政府未来都必须采取这项行动，从而确保农业知识与科技真正发挥其潜力，促进实现发展和可持续性目标，减少饥饿和贫困，改善农村生计和卫生，增强公平的、在社会、环境、经济上可持续的发展。根据以上声明，下列国家的政府认可《东亚、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供决策者使用的摘要》： 孟加拉国、不丹、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尔代夫、菲律宾、帕劳共和国、所罗门群岛、东帝汶、越南（11国） 下列国家的政府虽然认可以上声明，但不完全认可《东亚、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供决策者使用的摘要》，其保留意见写入本文的附录。 澳大利亚（1国） ……发动变革，其行事之艰难，成功之渺茫，处境之险恶，莫此为甚……变革者与旧秩序的既得受益者全面树敌，从新秩序的潜在受益者那里得到的也是不冷不热的支持。尼柯罗•马基雅维利，《君主论》，1513年 序言2002年8月，世界银行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启动了一项全球性的磋商，目的在于确定是否有必要进行国际性的农业知识与科技（AKST）评估。此举的源起是，世界银行与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NGO）探讨对生物技术的科学知识状况，更具体地说是对转基因学的科学知识状况。2003年，在一个国际性多利益相关方指导委员会的主持下，举行了十一次磋商，有800多人参加。参加者来自所有相关的利益相关方群体，例如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根据磋商结果，指导委员会向在肯尼亚内罗毕召开的一次政府间全体会议（2004年9月）提出建议，认为有必要对农业知识与科技（AKST）在减少饥饿和贫困、改善农村生计和促进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进行一次国际评估。会议批准了建议，决定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全球环境基金（GEF）、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共同出资设立一个由多个利益相关方组成的管理机构，进行一次多主题、多空间、多时间段的政府间评估，即国际农业科技促进发展评估（IAASTD）。 IAASTD在治理结构上独具特点，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与非政府性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的混合体。在内罗毕举行的政府间全体会议上，决定由多个利益相关方组成管理机构，以地区平衡为原则，由30名政府代表和民间（非政府组织、生产者和消费者组织、私营部门实体和国际组织）的30名代表组成，以确保由范围广泛的利益相关方进行评估和作出评估结论。 根据利益相关方团体的提名，管理机构在世界各地挑选了大约400名专家，承担IAASTD报告的编制任务（报告由一项全球评估和5项次全球评估组成）。专家以独立身份参加报告的编制工作，不代表任何特定的利益相关方团体。此外，还有其他的个人、组织和政府参与了同行评审工作。 IAASTD的发展及可持续性目标获得第一次政府间全体会议的批准，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是一致的：减少饥饿和贫困、改善农村生计和人类健康、以及促进公平、社会可持续、环境可持续和经济可持续的发展。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正视农业的多功能性：难度在于在提高农业产量的同时，实现发展和可持续性目标。 要实现这些目标的，必须考虑世界在迅速变化这个大背景：城市化、贫富差别不断加大、人类迁移、全球化、饮食偏好不断变化、气候变化、环境退化、生物燃料兴起和人口不断增长。这些情况正在影响当地和全球的粮食安全，对生产能力和生态系统带来压力。因此，在全球贸易体系下，其他应用领域在争夺农业及其他自然资源，因此粮食供应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问题有着复杂的政治和社会根源，农业知识与科技本身是无法独立解决的，但是可为实现发展及可持续性目标作出重大的贡献。对世界而言，农业知识与科技的创造和使用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重要。 IAASTD的重点是饥饿、贫困和生计，因此特别关注现状、问题和潜在的机会，目的是提供指导，使当前的农业知识与科技体系转向以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的境况为重点，特别是小型农户、农民工和其他资源有限的农村人口。本评估考察了政策制定方面的关键问题。对于有争议的问题，例如提高生产率的环境后果、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发展生物能源的环境后果以及对粮食长期供应及价格造成的后果、以及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评估也为决策者提供了这方面的参考信息。管理机构同意，评估不能局限于狭窄的科学技术范畴，应该包含其他类型的相关知识（例如农业生产者、消费者和最终使用者具有的知识），并且应该评估制度、组织、治理、市场和贸易所扮演的角色。 IAASTD是一项由多个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跨学科任务，要求使用和整合包括当地和传统知识在内，来自不同知识范式的信息、工具和模型。IAASTD不倡导具体的政策或做法，所评估的是农业知识与科技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各种符合发展及可持续性目标的农业知识与科技可选行动方案。评估与政策有关，但并非从政策角度出发。评估广泛综合了各领域的科学知识，所涉及的领域彼此紧密相联，但往往孤军作战，例如农业、贫困、饥饿、人类健康、自然资源、环境、发展和创新。通过本评估，对于以往孤立看待的问题，决策者在政策及管理决策中可以运用更丰富的知识。对于科学和技术、能力发展、制度和政策以及投资方面的可选行动方案，以从历史分析（一般是过去50年）和对到2050年的一些未来发展选择的分析中获得的知识为评估依据。 IAASTD遵循开放性、透明性、代表性和正当性的原则；以实证为依据；提出选择，而不是提出建议；包括风险评估、管理和沟通；评估不同的当地、区域和全球观点；尽可能定量测算不确定性，提出不同的看法，承认从不同的世界观出发，对相同的证据会有多种解释；并且指出关键的科学不确定性和领域作为研究重点，以促进发展及可持续性目标。 IAASTD包括一项全球评估和五项次全球评估（中西亚及北非—CWANA；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ESAP；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LAC；北美及欧洲—NAE；撒哈拉以南非洲—SSA）。本评估（i）从当地、传统和正规知识的使用目标出发，评估了公共及私营部门农业知识与科技的产生、获得、传播和使用；（ii）分析了现有及新兴的技术、做法、政策和制度及其对上述目标的影响；（iii）向不同民间组织、私营组织和公共组织的决策者提供参考选择，以改进政策、做法、制度安排和组织安排，使农业知识与科技能够实现上述目标；（iv）将农业部门和农村发展的各类利益相关方（消费者、政府、国际机构及研究组织、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生产者、科学界）汇聚在一起，进行经验交流，交流对未来的看法、理解和愿景；以及（v）指出未来对农业知识与科技进行公共及私人投资的选择；此外，IAASTD将提高设计、实施和利用类似评估的本地和区域能力。 在本评估中，农业是指最广泛意义上的农业，但是在所有评估中，有些问题的论述相对简略（例如畜牧、林业、渔业、小岛国家的农业部门），主要是因为所选择作者的专业领域限制所导致。 IAASTD报告草案接受了政府、组织和个人的两轮同行评审。报告草案在公开的网站上发布，任何人均可提出意见。报告作者根据大量同行评审意见对草案进行了修订，评审编辑协助进行修订工作，负责确保评审意见得到适当的采纳。有人说报告过于消极，这种批评意见是作者要处理的最棘手问题之一。在类似这样以实证证据为基础的科学评审中，要判断什么内容是正面或负面的，需要有统一的标准，因此总是会有难以处理的意见。如何处理评审人看法不统一这个问题是另一个难点所在。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和看问题角度纷繁多样，看法存在差别不足为奇。因此，IAASTD的一个关键结论就是，对于过去和当前的事件，有多种多样相互抵触的解释，需要给予承认和尊重。 2008年4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政府间全体会议批准了全球及次全球决策者摘要和综合报告执行摘要。综合报告的内容是汇总了全球及次全球评估的关键结论，重点阐述管理机构批准的八个话题：生物能源；生物技术；气候变化；人类健康；自然资源管理；基于传统知识和社区的创新；贸易及市场；以及妇女在农业中的作用。 IAASTD借鉴和利用了近年的多项评估和报告。这些评估和报告提供了关于农业部门的宝贵信息，但不是具体针对农业知识与科技的未来角色、制度问题和农业的多功能性，包括：《粮农组织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年度报告）；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全球饥饿指数（年度报告）；《国际科学院委员会报告：认识非洲农业的希望和潜力》（2004年）；《联合国千年项目饥饿工作组报告》（2005年）；《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5年）；《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科学委员会战略及重点制定文件》（2006年）；《农业水管理综合评估：引导水、粮食、生计和环境领域的政策投资》（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报告》（2001年和200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四次全球环境展望》（2007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农业与发展》（2007年）；以及《世界银行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投资的内部报告》（2007年）。 IAASTD的经费由共同出资机构、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爱尔兰、瑞典、瑞士、美国及英国政府、欧洲委员会和国际作物生命协会（CropLife International）提供。此外，许多组织还提供了实物支持。作者和评审编辑也不吝时间，大部分是无偿劳动。 全球及亚全球决策者摘要和综合报告系针对各类利益相关方，即政府决策者、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生产者和消费者团体、国际组织和科学界。不提出建议，仅提供可选行动方案。对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可选行动方案的可行性存在差别，每个利益相关方的重点和职责不同，面对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况也不同，因此没有对可选行动方案的优先次序作出区分。 东亚、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报告供应决策者使用的摘要 东亚、南亚和太平洋地区（ESAP）国家的政府、私营部门、民间和其他主要相关方，在利用农业知识与科技系统推动发展及进一步扩大其50年来取得的杰出成就方面，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ESAP地区的国家正在走出殖民历史和危机，是绿色革命的主要战场，特点是粮食产量高，同时是迅速发展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心。尽管有这些成就，但是居高不下的农村贫困率、饥饿率和营养不良率，性别不平等和社会排斥，环境退化以及不断加大的城乡差距，依然是这些国家农业发展进程和成果的阻碍因素。虽然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但ESAP地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依然占世界贫困人口的大多数，也是最多营养不良人口最多的地区。最近食品价格的上涨十这个问题进一步恶化。尽管全球营养状况可望得到改善，但是到2020年，南亚在世界营养不良儿童中所占的比例依然会超过48%。[第4章] 插入图ESAP-SDM-1。尽管粮食生产有所增长，但营养不良现象仍在持续。 在大多数ESAP国家，以农为生的人口比重下降速度，与农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速度不成比例。土地持有面积日益减少，生产资源也越来越少。此外，农业劳动日益由妇女和老年人承担。 农业部门的发展路径导致水土资源的流失和耗竭、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以及导致环境退化和加剧全球变暖的水和大气污染。工农业的发展和粮食安全受到威胁，必须严肃地重新评估本地区的发展选择。 概况和挑战ESAP地区的内部差别很大，农业气候带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基础设施、人类福利以及灾难和危机应对能力的差异非常大。ESAP地区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福利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是公认的新兴制造中心，目前ESAP地区在世界经济产出和经济增长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大多数ESAP国家农业对国民收入和出口的贡献率在逐渐下降。尽管就业人口向非正式或正式的制造、建筑和服务业流动，降低了人口对农业的依赖性，提高了外出务工收入在农村收入中的比例，但是以农为生的人口比例依然居高不下，即使在快速工业化的ESAP国家也是如此。 [第1、4章] 本地区的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孟加拉、印度尼西亚、中国、印度、马尔代夫、菲律宾和越南，是自然灾害多发国家，土地面临的人口压力很大，同时农业经营的平均规模不断下降。与此同时，有些国家的人地比例也比较地，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本地区既有世界上最肥沃的灌溉土地，也有旱地农业区，脆弱的山区种植业区，以及海岸生态系统区。本地区生物多样性丰富，人们使用多样化的传统知识体系来管理自然资源和生产系统。但是，有百分之六十的生态系统已经退化或使用方式不具可持续性[第2章]。由于自然灾害和一些纳入规划的增产型投资，包括水坝和种植园，导致ESAP的环境移民人数居世界第一。 农业劳动力日趋女性化，而且往往缺乏基本的服务、教育和卫生服务。生产资料和基本服务的匮乏更加剧了农业劳动力处境的恶化，特别是在南亚和东南亚许多地区，很大比例的儿童成为免费的家庭劳工 [第2、3章]。更普遍地看，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以及亚洲大部分丘陵山区和海岸生态系统区，农村贫困率高居不下。历史上，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是ESAP地区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虽然整个地区目前生产足够的粮食，但有些国家仍然缺少粮食。许多太平洋岛屿国家日益依赖于进口粮食。然而，主要的粮食安全问题是：在生产足够的粮食后如何让穷人获得粮食。 [第1、2章] ESAP的内部市场不断发展，为农业提供了强大的基础。收入不断增加，食品从谷物为主转向肉制品和奶制品、水果和蔬菜。食品的转变，提供质量稳定和安全的食品以及收获后管理和加工成为突出的问题。 [第1、2章] 通过扩大灌溉范围，采用可通过肥料、杀虫剂和其他投入来增加产量的高产品种，绿色革命使农业发生了巨变。许多国家因此从谷物进口国变为出口国。渔业和林业则从采获野生资源转向人工养殖培植型生产（水产养殖和人工林业），而大规模畜牧业则已经转向混合农业和集约化商业畜牧生产系统 农业各部门的这种投入密集型人工养殖培植已经导致ESAP地区出现许多环境挑战，在物种构成和系统运行方面，无论是森林、耕地、牧场（例如中国、印度和澳大利亚）还是湿地，对生态系统都造成影响。目前的农业发展模式会加剧污染和环境退化（包括丧失生物多样性），对农业生产和减贫构成重大挑战 [第2、4章]。即使通过环境政策、技术及制度变革引入纠正机制，在收效之前目前的退化趋势可能会继续保持一些年 [第4章]。尽管已经有资源节约型技术，本地区大多数地方还是可能会继续投资于延续或加剧自然资源退化的技术。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环境服务，目前在大多数国家都是无偿使用，因此延续或加剧自然资源退化的技术依然能够为农民带来更高的短期回报。难点在于政府如何促进环境服务定价，，让农民能在生产和技术决策方面作出相应的反应。 自然资源（特别是淡水、沿海水域、耕地、林地）将受到来自竞争性部门的巨大压力，而且压力越来越大 [第4章]。农业产量持续增加，集约型农业和某些地区和作物往往过量使用农业化学品，将加剧目前的水土质量退化和生物多样性退化。 本地区某些发展中国家对生态友好型技术和政策越来越关注，并投资改善自然资源。成功的做法包括改种高价值多年生植物、有机农业、农林复合经营、可再生能源和基于社区的自然资源管理项目。发达国家也大举投资于环境友好型发展。许多国家的政府加入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卡塔赫纳生物安全性议定书》。广而言之，从要求对生物资源基础领域的所有计划、技术和发展干预措施进行强制性影响评估，到全面禁止遗传修饰作物和生物体，采取的措施多种多样。尽管取得上述进展，环境退化依然可能加剧，同时气候变化的影响持续恶化，进一步提高ESAP大多数地区业已很高的自然灾害发生率。 转基因产品的接纳方面，到目前为止，ESAP各地的情况相差很大。中国、新加坡和印度在转基因作物的国家审核放行方面已经进行显著的投资；而许多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和泰国，对这个问题依然在辩论当中。日本和许多小国继续禁止转基因产品。目前关于转基因的相关风险和利益（例如食品安全、人类健康、环境、社会经济影响）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有必要建立在这方面进行监管和评估的能力。 插入图ESAP-SDM-2。气候变化影响 在ESAP地区的大多数地方，气候变化和气候多变性将成为农业部门的重大威胁 [第4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预测显示，气候变化导致下列后果：提高自然灾害的发生率；提高平均气温；改变降水规律；海平面上升，造成沿海地区被淹没（地势较低的岛屿和三角洲地区特别容易被淹没）；水土盐度增加；以及为虫害和疾病提供新的和更有利的环境。这些情况对农业生产率和生计将造成负面影响。 [第4章]对于ESAP地区已经受到这些危害的影响并且依赖于农业的发展中国家，此类危害的频率和烈度需要特别关注。这些与气候有关的干扰，其后果必然是使受影响地区农业产量降低，贫困状况恶化，并且有溢出效应。 ESAP地区的主要挑战1. 农业和粮食系统的生产率和质量Ø 通过提高资源使用的生产率，提高粮食产量Ø 在高价值领域建立竞争优势Ø 改善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Ø 扩大雨浇农业和边际生态系统的增长基础Ø 改变生产和技术决策的定价方式Ø 改进牲畜疾病防治工作Ø 减小风险，增强风险承担能力Ø 提供更多价格廉宜的投入和信用贷款2. 农村就业、生计和贫困Ø 降低农村的高贫困率Ø 增加非农就业机会Ø 减少性别不平等和社会排斥Ø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网Ø 增加进入市场的机会，发展市场3. 环境、科学和技术Ø 将环境问题（例如气候变化）纳入农业发展及自然资源管理（NRM）的决策Ø 抢救传统和土著知识Ø 增强前沿科学领域的能力Ø 建立有效的科学技术产生、评估和利用体系Ø 将研究工作与普及服务联系起来 要克服这些挑战，有许多选择。这些选择的实施，具体依赖于与不同生态系统内的农民和农村贫困人口合作，取得具有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结果的不同利益相关方（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组织）。要实施评估中确定和介绍的选择，这些相关方利益相关方必须真正地关注，并在真正确保发展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没有关键决策人的关注，朝向社会经济动荡和生态恶化的螺旋下降速度可能非常快，甚至是不可逆转的。除了ESAP自己的人民，世界也在期待，期待ESAP的决策者能再次表现出过去五十年中使本地区庞大人口基本免于饥饿的那种乐观精神和行动决心。 [第2、3章] 农业知识与科技模式的变化要在不牺牲减贫和粮食安全这两个社会目标的前提下实现环境可持续的目标，ESAP国家就需要改变农业知识与科技的内容和做法。此外，还需要通过制度安排和宏观政策，将农业知识与科技与发展相关方利益相关方和目标有效联系在一起。这要求改变单纯重视增产技术的做法，转向将生产与环境问题相结合。简而言之，这不仅可以促使人们理解农业的多重角色和功能，而且可以促使人们承认农民不仅仅是农业初级商品的生产者，必须将农民视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管理者。 对水、土地和其他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环境挑战日益增加，因此农业知识与科技需要能够提高多种环境下资源使用效率的技术进步。在绿色革命时期，要求的是具备将研究成果应用于作物生产的能力。目前的社会、技术和生态挑战的烈度和多样性与绿色革命时期不同，要求对基础科学也要进行大规模的投资。除了基础的科技知识，农业知识与科技的技能库中还需要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知识 。科学界内部的制度改革可包括：实行新的科学技术报告评估制度，研究新的归因和因果关联准则，建立新的公共/私人合作伙伴关系，通过磋商过程进行决策，开展对有关知识的学习活动。此外，在高级区域科学能力的建设方面，加强国际和区域合作也至关重要。 增加产量、改善生计和增加环境服务的供应，三者之间的协同增效作用可协助降低环境可持续性的实现成本；但是，在具体情况下，这些目标之间也可能存在此消彼长的问题。下面提供的可选行动方案所针对的是农业生产及生产率、农村贫困和环境挑战。这些选择虽然在本摘要中作为单独的行动加以阐述，但应将其视作运用农业知识与科技实现发展和可持续性目标的综合模式的组成部分。 行动方案1. 提高农业产量和生产率绿色革命主要地区的生产率已经达到相当高度，要增加粮食和其他农业产品的产量，必须扩大农业增长的基础，向雨浇农业和边际生态系统求发展。在这些地区，技术可能性只是农业所面临挑战的部分制约因素，但是应当提供更多有关小型可持续性农业以及雨浇地区或边际地区的农业知识与科技。此外，还需要通过制度变革，使农户加入促进增长和提高生产率的行列。增加灌溉、水分保持和基础设施发展领域的公共投资，包括改善市场准入，取决于政治上是否重视在国民收入统计中被忽略的地区和作物。这些地区的发展也取决于如何开发注重生物多样性的农业系统以及改良技术，例如开发旱地作物高产品种，包括与灌溉农业的相对受控环境相比，在干旱、洪涝和不受控环境的其他条件下具有抵抗能力的油籽和豆类等作物。 [第5章] 旱地作物至关重要。但是，私营部门的研究重点是可以进行国际贸易的作物，因此至少在中短期内典型雨浇作物的研发投资对私营部门无利可图。公共部门的研究为雨浇作物和畜禽生产提供了一些改进的技术，但是有些技术尚未在市场出售，而且目前还没有找到能够在雨浇地区提高产量和减少贫困的农村管理做法、推广系统和制度安排。可能有必要大幅度增加对这些作物和地区公共资助研发工作的支持力度，进行组织和制度安排改革，创造可持续的作物种植体系。按照 ESAP的普遍做法，单纯关注提高产量和生产率，把收入分配问题和福利问题完全交给市场来解决，可能意味着繁荣之中总是伴随着饥饿现象。 [第5章] 先进的信息和通讯技术（ICT）可以提高农业知识与科技的效能，特别是在山区和偏远地区的效能。农业的知识密集性特征越来越显著，要求采用信息和通讯技术，在农民、推广人员、研究人员和决策者当中快速传播和交换信息。采用针对具体情况、灵活和相互关联的决策工具，包括电子推广、电子学习课程以及可以通过孟加拉、中国、印度和菲律宾等国家的生产者已经使用的移动技术和互联网信息站访问的市场信息系统，可以提高农业知识与科技的效能。 [第4、5章] 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精确农业等新型技术可能会有优势和风险。对于遗传修饰作物的优缺点（例如关于遗传修饰作物会导致除草剂和杀虫剂用量减少或增加的说法），有正反两方面的证据 [第2章]。然而，虽然本地区将继续进行生物技术投资，但是公共部门也需要更加重视与贫困有关、可以降低成本的生物技术应用，例如植物繁育领域的标记辅助选择技术，疫苗和重要药物的动物生产体系，以及其他兽医和环境应用。 建立高价值商品作物领域的竞争优势是存在可能性的。随着收入增加，食品消费中高价值和高质量产品的比重也会增加，包括肉制品和奶制品。ESAP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增长、可以为ESAP的农业生产者提供机会的区域市场，ESAP的农业生产者可受益于最不发达国家（LDC）和小型岛屿经济体享受的关税减让和准入优待 [第3、5章]。农牧结合体系和向牧民提供公用草场资源对减贫可能有重要意义，对高科技动物生产体系的投资可能会不断增加。 但是，高价值市场有很大一部分越来越倾向于按照零售链进行组织。这可能使小型生产者被边缘化，但是也为小型生产者通过增值活动扩大经营规模提供了条件。只要小型生产者能够组成合作社或生产者团体，获得必要的资本和技术，提高管理技能，克服规模化中的问题（包括认证），就能够提高农业收入比重 [第3章]。许多小岛屿国家在增加农业产量、提高农业生产率方面面临着独特的挑战，原因是这些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偏僻，人口少，土地面积有限，运输和生产成本较高。 农业贸易增长的同时，加工食品和饮料的国内市场也得到扩大，使本地区越来越关注食品安全和质量。尽管本地区除少数国家之外，已经接受了国际食品安全准则，例如“危险分析及关键控制点”（HACCP）。ESAP地区的许多政府依然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解决安全和质量问题。面对新出现的人类和畜禽健康问题，例如禽流感和口蹄疫，需要在各国国内以及整个地区建立严格的跨国界监控，并需要建立生物保障及生物安全机制。但是在ESAP的许多国家，水和卫生依然是很大的问题，政府可能将饮用水作为确保食品安全和健康的基本手段。 2. 减少农村贫困，提高福利增产和提高生产率本身并不是目标，而是实现增进人类福利这一目标的手段。过去半个世纪的经验表明，要增强人类改善福利的能力，除了生产方面的努力，还要辅以其他措施（例如向穷人提供土地、资本、技术和管理技能）。以下概括介绍可在ESAP农村地区实现增进人类服务福利这一目标的配套政策及干预措施。 虽然粮食生产和供应的增加减少了饥饿，增强了人类健康和营养状况，但ESAP地区的一些部分仍然受到某些农业方式的不良影响，例如：使用受沾染的水源（例如重金属沾染）：过度使用和不当使用化学肥料和杀虫剂。虽然本土和传统知识在营养和人类健康方面有许多可借鉴之处，但要促进正规农业知识与科技方面的合作、实现发展和可持续性目标，还必须采取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行动。[1] 增加对公共产品的投资，减少扭曲资源使用行为的个别补贴。在ESAP国家发展谷物生产方面，补贴扮演了历史性的角色。现在仍然存在各种压力，要求继续提供这种补贴，从而支持贫穷农民的生计，帮助发展中国家在谷物生产方面保持自给自足。随着贸易体制的开放和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形成了要求减少导致过度使用稀缺资源的补贴，增加对基础设施（灌溉和道路）、研究和知识等公共产品的投资的压力。 可以通过奖励措施鼓励采用环境友好型技术。 就补贴本身的使用而言，与补贴支持没有竞争力的生计活动相比，补贴在实现希望发生的改变方面更为有效。许多国家倾向于采取以森林和草场为重点的保护型政策。亚洲通过向人工林业的转变来保护现有天然森林的做法为决策者提供了宝贵的教训。政策上的转变，如果与制度支持相结合，可以提高造林的积极性，改善以林为生的生计选择。 [第3、5章] ESAP地区，出口目前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农业出口的比重很小，而且不断下降。但是，农业出口养活的主要是小型生产者，农业出口在不断增长，对这些小型生产者至关重要。除了传统农业初级商品（粮食、茶叶、咖啡）和新型农业初级产品（水果、蔬菜）的贸易，在社会、可持续及道德目标可能存在交叉点的有机农产品和公平贸易市场，还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对许多农业出口产品，向经销商和金融机构转移部分风险的市场工具，对于解决价格波动和长期下降的问题可能会有作用。此外，还可以实现产出的多元化，通过加工活动提升在价值链的位置，以及在不影响粮食保障的前提下发展替代的作物用途。降低发达国家对加工产品关税的国际贸易谈判，以及降低千百万小型生产者合规成本的能力，也带动了国内市场的质量改进。[第3章] 为缺乏竞争力部门内的农村人口转向非农业生计创造条件生计变化的管理，是公共政策领域最棘手的问题之一。随着贸易体制开放性的增加，世界市场的差异导致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些部门严重缺乏竞争力，而在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生活水平很高，导致许多农业部门无法生存。亚洲国家的政府已经将就业从小型农业向非农业转移作为重点任务。但是，考虑到农村人口教育和培训程度低下，特别是妇女的教育程度低下，就业转移还不能满足大多数农业生产者的需求，无法为其提供体面的替代生计手段。 [第3章]] 信息和通讯技术降低了信息的获取成本，但是依然需要对一般技能的培养进行投资，以协助人们转向或适应不同的生计手段，特别是非农部门的生计手段。重要的是，必须制定优惠的公共政策，提供取得足够非农收入的机会，以及创造支持生计转移战略的舆论环境，使农业生产者及其子女能够珍惜新生计带来的机会，例如制造业或乡镇工业中的技术性工作。 [第3章] 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型岛屿经济体的生产者往往，由于技术能力的限制，无法与发达国家的企业竞争，也无法与在加工和营销方面可发挥规模效益的大型发展中国家生产者竞争。此外，这些经济体的财政能力有限，无法提供世界贸易组织规定所允许的支持。除了取消发达国家的补贴，还需要为这些最不发到国家的生产者提供技术和能力建设方面的支持，以及区域和全球贸易领域的特别准入权利。对许多小型岛屿经济体，旅游等非农业生计和人口迁移是提高农村收入的少数可用选择。[第3章] ESAP缺粮国家目前难以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大米，显示出通过贸易解决粮食供应问题这种机会的局限性。除了促进本地增产之外，ESAP国家还可考虑采用自己大量的外汇储备建立本地区管理的紧急粮食库存系统。这种地区管理的粮食库存可用于解决该地区常见的自然灾害所导致的紧急需求。 建立农村保障网和执行小型农业生产者保障措施市场开放程度不断增加，可能使生计变得脆弱，如果没有社会保障网，则会迫使经济下滑的调整负担落在最贫穷人口身上，特别是妇女身上。19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这种负担表现得很明显。当时，人口回流农村，外出务工收入减少，已经使农村经济承受了大量的危机负担，政府的干预措施依然集中在城市地区。 目前有些国家由于减少进口关税，结果导致进口产品大幅度增加，而且导致获得大量补贴的进口产品大幅度增加，这种现象可能给小型农业生产者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可采取有效措施减缓对小型农业部门的影响。 面对高度波动性的国际市场，综合性的保障网措施和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在面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情况下，确保最弱势群体的福利。亚洲经济危机的经历、ESAP许多地区经常爆发的海啸、洪水、冰川湖水溢流、飓风和干旱以及生活必需品价格不正常上涨，使决策者和普通公众认识到，高增长的部分收益应用于为穷人建立保障网 [第3章]。 确保性别平等和社会融合ESAP地区大多数地方出现农业女性化的趋势，意味着妇女在持续性贫困的农村人口中大多数。但是，尽管市场的不断发展提供了机会，妇女得到的惠益取决于个人的知识水平和能够获得多少资产和资源。为了提高妇女的生产率和收入比例，需要提供具有性别差异性的技术、提供进入市场和获取资本的渠道，并提供财产权保证 [第5章]。另外，必须承认妇女在有偿和无偿劳动中发挥的作用，必须承认妇女作为传统技能和知识保存者的地位。 宗教性的少数人群、低种姓人权和土著或部落人群也遭受到各种形式的排斥。没有土地的贫穷劳工和其他贫穷劳工，无论是季节性的流动劳工，还是在农村及城市地区的长期性流动劳工，在公共服务的获取上都面对着歧视，教育和医疗服务方面的歧视最为严重。即使已经认识到让所有群体公平分享公共服务可以提高农业经济的表现，市场也无法克服这些排斥现象 [第5章]。ESAP的许多国家（例如孟加拉国、印度）已经在教育、就业、信贷和土地获取等领域采取平权行动，以克服排斥现象。可以在本地区推广这些行动。 3. 解决环境可持续性问题的选择可持续生产和生态或多样性保护的需求不断变化，要满足需求，我们必须以新的制度安排为中心，培养出多元化的农业知识与科技能力。林地退化和丧失，对水土体系的竞争性需求和水土体系的退化，要克服由此带来的环境挑战，必须进行技术和制度上的变革。到目前为止，农业知识与科技都主要局限于发展增产技术，现在需要在通过技术提高生产率的同时，解决环境可持续性问题。 遏止森林和草场的丧失中国、印度、柬埔寨和越南等国家目前正在进行人工林业体系的实验，目的是减少天然林的开采量 [第4章]。为了扭转草场和森林覆盖率的下降，可选行动方案包括将产权优惠授予社区，农林业复合经营、私营林业和生态系统服务有偿使用制度。 土地退化和用地竞争本地区的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导致与农业生产争夺土地资源。此外，还有土地退化加剧、土壤肥力不断下降以及土壤毒性和盐碱度不断增加的问题。仅靠将退化土地还原为耕地的项目，只能对未来粮食增产发生很小的作用。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还有必要建立补偿、付费和其他有偿使用制度，在环境公共产品的供应与具体的土地使用形式之前建立更密切的关联。这些措施可与严格的环境监管相结合，确保有限的资源得到产出最好和最有效的使用 [第5章]。 水的过度开采水供应的持续下降和水的质量退化，对农业生产的约束作用会越来越大 [第2、4章]，对粮食生产有重大的影响。到2020年，人均水供应量预计要降低到1950年的15%至35%之间 [第4章]。通过基于社区的综合性流域管理及水分享安排，制定替代的灌溉和排涝体系，以及对农业种植用水建立适当的收费制度（可鼓励种植低耗水作物），可以有效克服这些挑战。 当务之急（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印度和中国等水约束型经济体）是提高灌溉农业的水利用效率，培育和推广耐旱作物，以及投资进行可再生水资源（地下水）的回灌和可持续管理。在ESAP地区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能有必要对多部门的水使用进行投资和规划，其中包括城市用水需求。 生态系统退化预测东亚国家粮食生产（使用化肥和家畜粪肥）和消费体系造成的氮污染到2020年将比2002年增加1.3-1.6倍。尽管已经有资源节约性的技术、做法和制度，但ESAP依在继续对导致自然资源退化的增产技术进行投资。此外，目前还没有提出相应的政策和计划或鼓励采用参与式制度安排，为新型的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的利用创造条件。 [第4章] 对于作物和畜禽的基因工程，一直是作为减少环境影响的技术解决方案进行推广（例如减少杀虫剂和除草剂污染、减少虫害对作物的损害以及进行药品的生物生产），但是在ESAP地区这些技术引发了对民主决策和公共选择的担忧，因为农业科学的决策必须越来越多地考虑影响技术决策的生态、社会和道德准则。 [第4、5章] 在国家策略和区域合作的推动下，亚洲的环境技术业将快速增长。务必要让公共和私营部门共同参与建设农业和农村评估、开发、应用环境技术的能力。可能需要通过政府支持，为各种替代做法发展市场，例如“绿色化学”、生物动态耕作、综合虫害管理、有机农业和多元化的农业生态生产系统。 [第4、5章]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和多变性将对ESAP的农业生产构成威胁。就温室气体（GHG）排放而言，ESAP可分为两类国家：人均排放量高的发达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和日本），以及人均排放量低的发展中国家。就本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需要单独考虑中国和印度的庞大经济规模，这两个国家的人均排放量仍然很低，但由于其人口和经济规模巨大，因此总排放量在当前全球排放中占据很大的比重。[2]ESAP地区农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非常之大，来源有水稻种植、畜牧业和森林砍伐。 为了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需要通过农业知识和科技开发来减少农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了适应气候变化，必须通过农业知识和科技开发来克服种植业面临的挑战，例如干旱、长期淹没、盐碱化和高温等因素。水供应存在非常大的时间和空间差异性，因此也需要通过农业知识和科技开发来节约用水和提高灌溉效率。为了保护畜禽生产，需要对因气候变化而传播的病原体以及新出现的动物疾病采取处理措施。生物燃料的需求不断增长，将加剧对土地的争夺，导致天然森林被转化为人工种植园；但是随着第二代生物燃料技术的发展，可以在保持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的前提下为目前的贫瘠和边际土地创造利用条件。 要通过发展农业知识和科技来减缓适应气候变化，就必须对研究机构进行大规模投资。要使农民采用这些技术，则需要有针对性地提供财务支持。可以向农民提供付款，使农民能够改用温室气体排放比较少的技术，或者向农民提供温室气体减排的货币补偿。通过这种方式，ESAP可以为全球碳市场的发展作出贡献。 此外，也需要通过碳市场来引导人们改变森林用途。目前的造林和再造林补偿机制可加以延伸，对2012年以后的“避免毁林”也给予补偿。不对森林进行采伐性利用，（依靠森林谋生的）一些世界最贫困人口会因此丧失生计来源，从这个角度而言，机会成本是很高的，如果建立国际补偿体系（通过市场或非市场方法），可以兼顾公平和减少全球碳排放。 要进行必要的技术开发和技术转移，以及通过经济手段（付款或碳减排额度交易）鼓励农民采用减排温室气体的技术，就需要各种类型的经费来源。碳市场虽然可以提供部分经费，但是要推广减排技术，可能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国际筹资。根据“共同但是有区别的责任”里约原则，发达国家在减排技术推广经费的筹措中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ESAP肯定会有大量“气候变化难民”，来自地势较低国家、小岛国家、海岸地区和缺雨地区。对于生计被气候变化所摧毁的人口，发达国家可能最有能力出资进行必要的生计重建活动 保护生物多样性为了提高当地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参与程度和积极性，政府、企业界和民间组织（CSO）可建立学习平台，主动吸收种子贮存、培育、保存领域的土著方法。对于私营部门，由于工业和制药应用领域的生物勘探和专利保护越来越重要，这也可能会促进对种子保存的投资。替代种植系统，例如以遗传资源财富为主题的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可能也能提高人们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积极性。其他干预措施（例如在国家内部建立生物走廊）将有助于维持生物多样性。 制度和组织变革因为缺乏适当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许多资源节约型技术无法得到应用，因此农业知识与科技方面即使进一步关注自然资源管理技术，也难有用武之地 [第4章]。下面介绍的制度和组织变更都是为了执行有效的可选行动方案而必须进行的变更。 通过知识产权（IPR）制度既对发展知识的活动给予回报，同时又抑制知识的传播和利用，因此两者之间往往有此消彼长的问题。各国可考虑进行区域合作及双边合作，制定国家知识产权体系，以及从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规则中提出调整知识产权的理由，从而满足小型农业生产者和发展的需要。 ESAP是“开源生物软件”[3]数据库的领袖，该计划提供了快速扩大的资源，以满足ESAP科学界和产业界的需求。尽管有能力分享或利用这一开源数据库的只有少数几个群体，而且往往局限于相互之间有密切关联的利益相关方，但是在环境技术和监督系统的推广方面，此类替代性制度选择无疑是有促进作用的。随着知识和信息分享准则的发展，可以提高此类替代性制度选择的效能。政府将需要决定，在知识创造和利用上，知识产权、开源生物软件还是两者的灵活结合体，才是最有效的工具。[第4章] 当地和传统的知识系统在部分ESAP国家的部分地区将成为主流，但是在拥有许多生物多样性热点的土著社区、山地社区、小岛社区的其他地区，却很可能走向式微，无论是成为主流还是走向式微，主要都是国内和国际市场作用的结果 [第4、5章]。让使这些社区实现发展及可持续性目标，在ESAP的农业知识与科技发展模式上需要采取多功能模式。在非正规教育、传统医疗服务、有机农业和综合虫害管理（IMP）领域，对投资、新认证规则和准入机制的需求越来越迫切。通过这些选择，传统知识传承者/实践者可以得到承认、复兴和经济发展机会。 制度安排包括基于社区的使用者委员会，使用者委员会能够凭借可靠的使用权和管理权，满足改进自然资源管理的需求。此类举措的成败取决于公共及私人利益相关方（企业和家庭）。ESAP地区的环境监管制度也面临执行无力的问题，可能需要从制度上采取措施，确保对执行机制进行监督和评估。此外，在监督和评估系统方面，需要继续关注从制度上采取措施，取代扭曲贸易和损害环境的补贴。[第3、4、5章] 关键在于根据市场化的价格机制作出生产决策的是农民和农户。为了实行资源（例如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对改善环境的行为（例如改善水质）给予奖励，以及对恶化环境的行为（例如排放甲烷）给予惩罚，上面介绍的各种措施可将目前属于外部性的成本内部化。通过适当的奖惩，改变价格体系的激励机制，可帮助农民转向环境友好型技术。但是，要让相对开放的经济体实施这些做法，需要进行国际谈判和达成协议。[第3、5章] ESAP为基于社区的土地管理和已退化土地及水体的复原提供了几个制度选择。相关范例表明，要公平地解决争夺用水权的问题，行政职能和政策需要保持连贯性，此外还需要有能够建立和加强跨部委协调、多利益相关方磋商/管理和多部门对话的解决机制。此外，不仅需要有效设计国家和区域的水政策，还需要适当的流域范围管理技术。[第4、5章] 争夺自然资源的冲突越来越多，环境也不安全，这在渔业捕捞权和水分享方面的争端中表现得很明显。为此，ESAP国家需要加强冲突解决制度和区域合作，例如从禽流感开始，以管理优先保护计划和监督虫害和疾病的发生情况，以及监督发展及执行机制。[第4、5章] 在亚洲，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正在日益参与政策制定领域的工作，以便确保绿色发展和确保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面对环境和经济压力的增加，边缘化人群和部落民的生存压力可能随之增加。在为这些人群争取粮食权和人权的活动中，民间组织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因此，建立当地发展可持续农业及粮食系统的能力，从而养活亚洲的资源贫困型人口，这方面的投资需求也可能会增加。[第4、5章] 国家性、区域性和国际性的研究机构、教育、培训、信息和通讯技术以及研发领域的组织如果单独行动，就无法应对环境可持续型农业的多功能性要求。因此，农业知识与科技组织需要提高农业社区的参与程度，强化研究机构与民间的合作，加强基础设施和社区资源以及扩大非研究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政策和研究工作的组织方面，对于目前井水不犯河水的实验室科学家、基于田野工作的推广人员和各级决策者，也需要加以整合。 总而言之，要应对ESAP地区目前和未来的挑战，必须认识到农业的多功能性和多角色性。目前对农业知识与科技的关键要求是，在环境不退化和提高农业产量的前提下，节约资源。这包括开发能够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知识和科技。要实施能够转变农业知识与科技利用模式的全球、区域和国家性决策，归根结底要依靠无数男女农民和作为参与者和终端使用者的农业社区的努力。在发展环境可持续性生产的同时，提高生计和社区的可持续性。要利用农业知识与科技来应对这方面的挑战，农民和农业社区对自己所管理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掌握的知识，以及为农民和农业社区提供的改善农业和非农业生计的机会，是成败的关键因素。附录 对整个报告的保留意见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赞赏IAASTD行动和各报告，认为它们是及时而重要的、由多个利益相关方和多学科人士参与的工作，目的在于评估和增强农业知识和科技在应对全球发展挑战方面的作用。但是，在这项行动和各报告中阐述的看法和观点非常多，澳大利亚无法完全同意报告中提出的所有说法和方案。因此，澳大利亚认为报告是一个有益的工作，可用于审议未来的农业知识和科技重点事项和范围，用以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减缓饥饿和贫困。 对个别段落的保留意见 1. 帕劳共和国指出：许多小岛国家的人类健康和营养状况均受到传统本地食品转向进口食品这种消费形态变化的不利影响。由于这些变化，造成了患肥胖症的人数大幅度增加，并且导致各种与饮食有关的疾病，例如糖尿病和高血压。目前的报告没有论述这个问题。 2. 印度政府不同意用“很大的”这个词来形容印度在全球排放量中所占的比重，因为印度所占的比重很小（不到4%）。印度建议采用下列说法：“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当中，有必要进一步指出经济规模庞大的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排放量仍然很低，其排放量将有所增加，以便满足及社会和发展需要。” [1] 帕劳共和国。 [2] 印度。[3] 收有了一百多万件生命科学专利和相应的软件，资源对用户透明开放。

 一个脏的故事，可是人总是脏的；沾着人就沾着脏。  ──《沉香屑──第二炉香》一  "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这句貌似天真又不无炫耀的名言，激励了后来无数少男少女急匆匆出书扬名，其实一早泄露了张爱玲的写作与"时"之间的核心秘密。决非抽象的"时不我待"或"一寸光阴一寸金"，或"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的励志，而是切切实实的，"过了这村，没有那店"的焦虑：过了处女作发表时的兴奋期，"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卒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这不光是"时"，而且是"势"。尽管用的是"时代"、"文明"等大字眼，这"时势"，却应该历史而具体地理解为张爱玲所处的上海战时写作环境。而这环境，是因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那次战争而构成的。其实当时以及后世的论者，都以不同的方式反复提到了这一点。  迅雨（傅雷）开宗明义，劈头就说："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他指责一般读者只会说说"突兀"呀"奇迹"呀，"也许真是感到过于意外而怔住了"。"有分析头脑"的批评家却有责任说明"奇迹"的来龙去脉。据说傅雷读了《金锁记》之后，是在朋友们之间兴奋地奔走相告的。究其实，迅雨的长文正是如此挺身而出，从技巧、心理、思想诸方面仔细解说了这"奇迹"，并且在结尾时表达了对"奇迹"有"好收场"的期盼。 对如日中天的新秀作家谈论"收场"的好坏，显非吉兆。莫非傅雷从左翼，也敏感到了那时代崩坏的不祥的惘惘威胁？当时另一位批评家顾乐水（章品镇）称赞迅雨的文章以"安稳的论据和适度的推誉"，说明了张爱玲的出现"是新文学运动发轫以来各种养料的酝酿的一种结果"。也许是受了傅雷的感染，结尾的时候，文章用的是同样不祥的比喻：    让我再重复一遍个人的期望吧：是这样连绵雨的日子，是这样丑陋的枝干上的花朵，如要求她健康地成长，那么就应当剪撷了蔓生的装饰音，废弃黄金律的构图法，步入一个博大深湛的天地。    然而这"博大深湛的天地"，有点像鲁迅笔下的"影"所不愿去的"黄金世界"，在张爱玲看来，也是凶多吉少。 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一文中提示过，前引《传奇?再版的话》里的那几句，其实曾出现于散文集《流言》附刊的相片题词，紧接着"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是这句"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在别人看来是"低气压""连绵雨"的日子，张爱玲却感觉到了秋高气爽，但"快乐"而"应当"，岂不正透露出无可奈何中的强打精神？  同时代人的预感被无情地证实了。张爱玲去世之后，与傅雷一先一后最早"慧眼识张"（从右翼）的夏志清，总结她的创作生涯，指出"张爱玲创作欲最旺盛的时期是1943年《沉香屑》发表后的三四年，那时期差不多每篇小说都横溢着她惊人的天才。......她移居美国已十七年了，也仅写了两本：《怨女》是《金锁记》故事的重写，《半生缘》是40年代晚期《十八春》的改编，她创作的灵感显然逗留在她早期的上海时代"。夏志清写下如下这些句子时不能不感觉到一种"绝世凄凉"：  连张爱玲不喜欢的早期小说（有些是未完成的，有些是重加改写的），读起来都很有韵味，因为张的作品总是不同凡响的。但即使最精彩的那篇小说《色，戒》原也是"1950年间写的"，虽然初稿从未发表过。"古物出土"愈多，我们对四五十年代的张爱玲愈表示敬佩，同时不得不承认近三十年来她创作力之衰退。  作品，写作，以及由此带来作家的文学名声，都与其身处的"时"与"势"密切相关。张爱玲晚年经由对《红楼梦》的"详"和《海上花》的"译"，多处发出如此感同身受的慨叹，说曹雪芹的写作是北方话所说的"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又说《海上花》的结构已经有"闪回"，有"穿插"，非常新颖，却生不逢时，一再被中国读者所"摒弃"。  一如《封锁》里封锁的摇铃声"切断了时间与空间"，"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又如《倾城之恋》里为了成全"两个自私的男女"的婚姻，"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战争切出了一个时空的"黑洞"，张爱玲的写作是围绕着这个"黑洞"而组织起来的。为要方便探讨这一写作的"美学─诗学"维度，我们不妨跟随王德威，将这个"黑洞"命名为"世纪末"。王德威认为，早在1940年代，张爱玲对"世纪末视景"的洞悉是"她创作与生命哲学的高峰"。 当然，这一论断是经由对"张派传人"朱天文的小说《世纪末的华丽》的评论而回溯性地建立起来的。"作为一个时间概念，'世纪末'颓废绝望的情调来自于一种盛年不再、事事将休的末世观点"，来自于基督教文化对时间的解释。 其实，张爱玲早在《中国人的宗教》一文中就断定中国人的时间观是与之截然两样的：    对于生命的起源既不感兴趣，而世界末日又是不能想象的。欧洲黑暗时代，末日审判的画面在大众的幻想中是鲜明亲切的，也许因为罗马帝国的崩溃，神经上受到打击，都以为世界末日将在纪元一○○○年来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没有经过这样断然的摧折，因此中国人觉得历史走的是竹节运，一截太平日子间着一劫，直到永远。    然而在同一篇文章中，张爱玲也提到从电影、流行杂志小说、戏剧、时装以及教会学校诸方面见出"基督教对于中国生活的影响"。 留学欧洲的母亲和姑姑带给张爱玲的熏陶无须多说，她的历史观、时间观已经不可能与她所说的仍然相信"治乱相间"的"中国人"一致。不过直接感染了张爱玲的"世纪末情怀"的，应该是阅读了威尔斯作于1918年（一次大战末），刚刚在1939年（二次大战初）修订出版的《世界史纲》 ："所以我觉得非常伤心了。常常想到这些，也许是因为威尔斯的许多预言。从前以为都还远着呢，现在似乎并不很远了。"《再版的话》的主要篇幅乍看有点奇怪，讲完"来不及了"就岔开去大写特写"蹦蹦戏"观感，终于绕回来讲"时代的崩坏"：落实到"将来的荒原下，断瓦颓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够夷然地活下去"，原来是为了对照自己小说中的男男女女，他们能否继续"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地活着，真是前途未卜了。 这就直接联系到了张爱玲写作的"美学"方面：华丽、苍凉、参差、对照，等等。二许子东曾以"物化苍凉"四字，精辟概括张爱玲的意象技巧。  首先，张爱玲对室内物品，尤其是对服饰有持久的特别兴趣。满清贵族的家庭背景使她有可能触摸诸如衣柜、镜台、对联字画、珠宝首饰之类的室内"小物件"。她笔下人物的性情命运随时被隐喻为这些华丽而陈旧的物品，如脍炙人口的"朵云轩笺纸上的泪珠"、"绣在屏风上的鸟"等等。  其次，在作品的关键时刻，人物情绪高潮的当紧关头，张爱玲每每将这时的风景描写（太阳、月亮、晴天的风、黄昏世界等），转喻为衣饰、茶具、烟盒等具象，从而将苍凉拼接到华丽，营造了内外晕眩的双重不真实的幻境。如《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在决心嫁给乔琪乔的那一瞬间："天完全黑了，整个世界像一张灰色的圣诞卡，一切都是影影绰绰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真正存在的只是一朵顶大的象牙红，原始、简单、碗口大、桶口大。"  再次，这种逆向的文字技巧体现了张爱玲的人生哲学与小说诗学，即在华丽琐细中领悟到虚无荒凉之后，反过来更有力地抓住眼前的华丽琐细。还是《第一炉香》，末段写香港湾仔市场，层层叠叠耀眼的商品之外连接着凄清的天与海，薇龙的未来"不能想，想起来只是无边的恐怖。她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只有在这眼前的琐碎的小东西里，她的畏缩不安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  另一个例子带进了战争的背景，那就是散文《谈音乐》的结尾，深夜，在日本警车呼啸而过的同时，远处飘来音乐厅的歌声，女人尖细的喉咙唱着"蔷薇蔷薇处处开"："在这样大而破的夜晚，给它到处开起蔷薇花来，是不能想象的事。然而这女人还是细声细气很乐观地说是开着的。即使不过是绸绢的蔷薇，缀在帐顶、灯罩、帽檐、袖口、鞋尖、阳伞上，那幼小的圆满也有它的可爱可亲。"  将华丽与苍凉如此隐喻化地拼接起来，按照王安忆敏锐的观察，这是把庸俗的生活"艺术化"了。张爱玲是世俗的，坦然自认为"小市民"的代表，细细地叙写她所熟稔的可触可摸的日常生活。但她又不同于宁波人苏青，过日子兴兴头头，而缺少回味。关键在于她是体会到了这个世界的虚无。本来她小说里的人和事，大都无聊俗气。"《留情》里，米先生，敦凤，杨太太麻将桌上的一伙，可不是很无聊？《琉璃瓦》中的那一群小姐，也是无聊。《鸿鸾禧》呢，倘不是玉清告别闺阁的那一点急切与不甘交织起来的怅惘，通篇也是尽是无聊的。"那么，关键在于，"是张爱玲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一个苍凉的大背景。这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在张爱玲最好的小说如《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中，她的世俗与苍茫，务实与虚无，互为观照、互相契合，使她的人生哀叹在叙事艺术中成形，呈现。倘若没有这"虚无"带来的升华，她的世俗无聊就与宁波人苏青没什么区别了。  王安忆的不满在于，这种由华丽向苍凉的滑动，过于平顺轻省了，有点像《更衣记》的结尾，写"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剎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张爱玲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缩回到俗世的安稳，放过了人生的宽阔与深厚。如此轻倩地掠过，"从世俗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因而不如鲁迅的直探虚无的深渊，真正"清贞决绝"地反抗绝望，令人神往。 有关张爱玲华丽苍凉的参差美学，人们的讨论已经相当充分了。  然而有一种"物"，既不能被繁华浮华所装饰所遮掩，又顽强拒绝升华为苍凉。它就紧挨着浮华，或者说被驱斥于浮华的边缘而并不消失，但又不能以"地老天荒"之类的寥廓空间使之蒸发。它是污秽，它是克里斯蒂娃所说的"不堪"或"卑贱物"（ab-ject）。 正是它的存在使我们感觉到"日常的一切都有点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它是每一天都需要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分析这种无法升华的污秽，当能更准确地把握张爱玲的"世纪末视景"。  《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开头，表面看来是叙述者的套话，向读者交代故事的时间长度，其实这焚香辟秽的仪式，正正暗示了故事本身的某种不洁净。《沉香屑──第二炉香》初时欲说还休，说"那一定不是秽亵的，而是一个悲哀的故事"，但紧接着就大而化之地摊牌："一个脏的故事，可是人总是脏的；沾着人就沾着脏"。为了洗刷这脏，罗杰教授自杀时煤气炉的火苗与听故事者的沉香屑一齐熄灭了。这篇小说凸显中西性教育的异同，以中国女读者的身份坦承"多数的中国女孩子们很早就晓得了，也就无所谓神秘。我们的小说书比你们的直爽，我们看到这一类书的机会也比你们多些"。简言之，中国人惯于见脏不脏，所谓"污秽"乃是欧西的社会卫生学东传之后的产物。直爽，或爽直，张爱玲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里提到一出《乌盆记》：  《乌盆记》叙说一个被谋杀了的鬼魂被幽禁在一只用作便桶的乌盆里。西方人绝对不能了解，怎么这种污秽可笑的，提也不能提的事竟与崇高的悲剧成份掺杂在一起──除非编戏的与看戏的全都属于一个不懂幽默的民族。那是因为中国人对于生理作用向抱爽直态度，没有什么不健康的忌讳，所以乌盆里的灵魂所受的苦难，中国人对之只有恐怖，没有憎嫌与嘲讪。  像母亲和姑姑这种留学欧西的人，似乎已经丧失了中国人的"爽直态度"，对"污秽"的禁忌非常之多，主要延伸到了语言层面。不能说"碰"，只能说"遇见"某某人。"快活"不能说，要说"快乐"，但又嫌"快乐"不自然，只好永远说"高兴"。后来读《水浒传》"快活林"，才知道"快活"是"性"的代名词。"干"字忌，"坏"字有时也忌，不能说"气坏了"、"吓坏了"，可能跟闺女"坏了身体"有关。连"高大"也不能说，怕联想到性器的大小，这禁忌就未免有点变态地敏感了。  张爱玲小说中的"秽亵"，常常摆在"海归"的留学生（尤其是医学生）眼中。《花雕》中充斥着来自西方医学的比喻。郑先生是个前清遗少，辛亥以后就不长岁数了，"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郑夫人恨他，"她恨他不负责任；她恨他要生那么些孩子；她恨他不讲卫生，床前放着痰盂而他偏要将痰吐到拖鞋里"。她自己吐痰也其相不雅，"坐在枕头上吃稀饭，......绷着脸，搭拉着眼皮子，一只手扶着筷子，一只手在枕头边摸着了满垫着草纸的香烟筒，一口气吊上一大串痰来，吐在里面。吐完了，又去吃粥。"连郑家的两三只大黄狗，也"老而疏懒，身上生癣处皮毛脱落"，被郑家儿子唤来当作棕毯在狗背上擦鞋泥。但这家真正的卑贱物是姨太太所生的幼子，郑夫人口中的"下流胚子"、"婊子养的"："我的孩子犯了贱，吃了婊子养的吃剩下的东西，叫他们上吐下泻，登时给我死了！"这一切就在维也纳学医归来的章云藩眼前闹哄哄演出，川嫦觉得他居然都"可以容忍"，"知道了这一点，心里就踏实了"。然而结局是悲剧性的，郑川嫦得了肺痨而不治，章云藩爱上了结实健康的护士余美增。"可是人们的眼睛里没有悲悯"。"川嫦本来觉得自己无足重轻，但是自从生了病，终日郁郁地自思自想，她的自我观念逐渐膨胀。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 尸首，是卑贱的顶峰。它是侵扰生命的死亡。它是一个被拋弃物，但又不能完全摆脱它，即使用虚假而美好的墓志铭也做不到。  便所，浴室，浴缸的一圈垢腻，反复出现在张爱玲的小说之中。《红玫瑰与白玫瑰》里佟振保到邻居朋友王士洪家浴室趁便洗热水澡，被"满地滚的乱头发"蛊惑得心中烦恼。"振保洗完了澡，蹲下地去，把磁砖上得乱头发一团团拣了起来，集成一嘟噜。烫过的头发，稍子上发黄，相当得硬，像传电的细钢丝。他把它塞到裤袋里去，他的手停留在口袋里，只觉得浑身热燥。" 身体的脱落部分，身体的排泄物、体液、粪便，这些被驱斥于界限之外的东西，本身又试图成为界限，它在界限处自我繁衍，它激起欲望又压制欲望，它把主体引向秩序崩溃之处，意义紊乱之处。佟振保决定划清内与外的界限，王娇蕊偎依着熟睡的咻咻鼻息"忽然之间成为身外物了"，她的话使他下泪，"然而眼泪也还是身外物"。他"吞下"超我母亲的指令，娶白玫瑰，"真正的中国女人"孟烟鹂为妻。这次吞咽的后果当然是呕吐。小说两次叙写了便所的场景，一是烟鹂得了便秘症，每天可以在白色的浴室里"名正言顺"地一坐坐上几个钟头。"她低头看着自己雪白的肚子，白皑皑的一片，时而鼓起来些，时而瘪进去，肚脐的式样也改变，有时候是甜净无表情的希腊石像的眼睛，有时候是突出的怒目，有时候是邪教神佛的眼睛，眼里有一种险恶的微笑，然而很可爱，眼角弯弯地，撇出鱼尾纹"。烟鹂是去主体化的没头脑（"人笨事皆难"），肚脐眼这卑贱物却主体化了，化作不同文化宗教的"张看"（gaze），在排泄的界限内外徘徊。另一次是振保得知妻子与裁缝之间有了苟且之事（"下贱东西，大约她知道自己太不行，必须找个比她更下贱的，来安慰她自己"，一眼望见"淡黄白的浴间像个狭长的立轴，灯下的烟鹂也是本色的淡黄白"，提着裤子，弯着腰，睡裤臃肿地堆在脚面上。在这中国传统（"美人图"）的视觉框架中，振保匆匆一瞥，"只觉得在家常中有一种污秽，像下雨天头发窠里的感觉，稀湿的，发出滃郁的人气"。小说的结尾是一次暴力：热水瓶扫落地，台灯扯着电线扔了过去；半夜，从人体脱落的卑贱物，烟鹂的一双绣花鞋，躺在地板中央，"微带八字式，一只前些，一只后些，像一个不敢现形的鬼怯怯向他走过来"。没有什么比这样的暴行更卑劣的了。  在两次便所场景之间，穿插了一个"没有谋杀案的谋杀"："像两扇紧闭的白门，两边阴阴点着灯，在旷野的夜晚，拼命的拍门，断定了门背后发生了谋杀案。然而把门打开了走进去，没有谋杀案，连房屋都没有，只看见稀星下的一片荒烟蔓草──那真是可怕的。" 这一段少见讨论"苍凉"的专家们引用，正因为其中梗着可疑的、难以消解的污秽成分。  《小团圆》里的一幕就更为复杂了："夜间她在浴室灯下看见抽水马桶里的男胎，在她惊恐的眼睛里足有十吋长，笔直地欹立在白瓷壁上与水中，肌肉上抹上一层淡淡的血水，成为新刨的木头的淡橙色。凹处凝聚的鲜血勾画出它的轮廓来，线条分明，一双环眼大得不成比例，双睛突出，抿着翅膀，是从前站在门头上的木雕的鸟。恐怖到极点的一剎那间，她扳动机纽，以为冲不下去，竟在波涛汹涌中消失了。" 这是双重的卑贱物，既是排泄物，又是尸首。它同时是性、性暴力以及虐杀生命的一般暴力的印证。 而抽水马桶的"波涛汹涌"，在现代作品中一向隐喻为通向恐怖的"现实"的管道。回望《第一炉香》里那诡异的比喻，那"真正存在的顶大的象牙红"，有"桶口大"，岂不正是那陷阱般想要吞没我们的存在的"抽水马桶"？  因此，张爱玲的"世纪末视景"决非《红楼梦》式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而是以蔷薇和沉香屑装饰的罪恶索多玛和蛾摩拉，有夜夜笙歌，也有暴力与污秽，一寸一寸迎向一个时间的终点。  三  如前所述，张爱玲的"世纪末视景"，是身处20世纪末的我们，回溯性地解读而建立起来的。这种回溯，同时也把19世纪末（晚清）的历史图像，带进了对张爱玲写作的解读。以张爱玲为中介，一种"从世纪末到世纪末"的文学史叙事于焉成型。  从早年的《我的天才梦》到晚年的《对照记》，一个历史镜头被如是铭刻于心："我三岁时能背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下来。"苍凉沉痛的末日深渊（亡国恨）与华丽颓靡的"小物件"（后庭花）之对照拼接，或许正于此时无意识地植入？  张爱玲从香港回到上海的1942年，与之前的"孤岛时期"（1937-1941）不同，上海已完全沦为日本控制之下的"沦陷区"。这正是遗老遗少们吊诡地浮上历史台面的时期（满洲国的郑孝胥、维新政府主席梁鸿志只是其中显例）。自美国投入太平洋战事，日本败相渐露。汪政权中高层以实际政治行为向重庆输诚。此时沦陷区销路最广的《古今》杂志，亦成为周佛海、陈公博等人为文自剖、表白心迹、感时伤物的园地。《古今》杂志（张爱玲曾在此发表了《更衣记》、《洋人看京戏及其他》）走感伤怀旧的小品文及历史掌故路线，强调生活趣味，刻意淡化政治色彩。张爱玲在回应傅雷时所说的，当时代如影子般沉没，人只能抓住"古老的记忆"，作为真实的存在的证明。"怀旧"正是当时沦陷区写作的一般潮流，而那"记忆"之所谓"古老"，也不过是并不遥远的"前朝"（19世纪末或稍早）。而张爱玲从她所憎恶的父亲的家，鸦片烟雾中的阅读积累（《歇浦潮》、《海上花列传》、《醒世姻缘传》、小报、张恨水等），此时切实转化为她的写作资源，去写出《红楼梦》式的、殖民都会"通常的人生的回声"、"细密真切的生活质地"。  "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这蝶自是鸳蝴派的蝶。柯灵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 为什么说"新文学传统"松动之处，乃是张爱玲崛起之时？鸳蝴派到30年代末，本已衰微，天降才女予周瘦鹃主编之《紫罗兰》，于是乎蝶兮归来。鸳蝴派本是自相矛盾地搅乱新旧文学时代界线的写作。横跨清末民初，鸳蝴派承接晚清梁启超"小说界革命"之文脉，将先锋意识与庸俗艺术交叠在一起，最初是被视为"一新国民之精神"的反传统之作的。孰料"五四"新文学勃兴，鸳蝴派"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只看见庸俗而遮蔽了先锋，遂被摒弃于文学主流之外（我们甚至可以把鸳蝴派，设想为被中国现代文学所排泄出去的"卑贱物"）。这要到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出现，鸳蝴派才被回溯性地获得"可解读性"。而40年代的张爱玲写作，恰好成为这一解读的中介，乃至有学者认为，应该还她一个"鸳鸯蝴蝶派殿军大师"的地位，方称公允。  从"非现代"的鸳蝴派创化出来的张爱玲写作，其"后现代"特征，一是过度近距离接触的繁密细节；二是其从内容到技巧的蓄意取消"深度"，将"现实"浮雕化。  张爱玲的"荒凉感"所传达的，如周蕾所说，正是一个感性、繁琐而冗长的细节世界，一个向来已经从那个假想的"完整体系"中剥离的世界，被放大到足以摧毁那"整体"的程度。 因此，令人惶恐的不是苍凉的背景，而是这些因近距离观察而变形走样的细节。譬如，写一个新娘子的脸，"光整坦荡，像一张新铺好的床；加上了忧愁的重压，就像有人一屁股在床上坐下了。" 又如，形容一个女人的手臂，"白倒是白的，像挤出来的牙膏。她的整个的人像挤出来的牙膏，没有款式。" 停了多年的玻璃罩子珐蓝自鸣钟，"两旁垂着硃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 这些"无家可归的对象"，有如后现代主义电影中的特写镜头，此所谓"与现实的过度接近引起了现实的丧失，离奇的细节反衬全部画面的平静效果并使人感到不安"。  与此相关的另一特征，即暧昧难名的"缺乏深度"，蓄意的"平面化"。张爱玲谈到过自己的人物"扁平"，"扁的小纸人，放在书里比较便利"。 亦谈到她对中国通俗小说的"难言的爱好"，那里面的角色是"不用多加解释的人物，他们的悲欢离合。如果说是太浅薄，不够深入，那么，浮雕也一样是艺术呀。但我觉得实在很难写。" 现实（深渊）的"深度"只能是"前语言"的，一旦进入语言秩序（"夹在书里"）就被表面化，平面化，营造出不真实的浅浮雕般的现实。鸳蝴派作家（无一而非男性）的哀情故事充斥着倒错的代入，张爱玲夺过来置入了女性忧郁深渊的主体性。因此，使平面的语言秩序产生皱折，"凸起"一点点的是女性叙述者的"声音"，或"气味"。 ──  若能痛痛快哭一场，倒又好了，无奈我所写的悲哀往往属于"如匪澣衣"的一种。（......《柏舟》那首诗上的："......亦有兄弟，不可以据......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如匪澣衣"那一个譬喻，我尤其喜欢。堆在盆边的脏衣服的气味，恐怕不是男性读者们所能领略的罢？那种杂乱不洁的，雍塞的忧伤，江南的人有一句话可以形容："心里很'雾数'。" "雾数"二字，国语里似乎没有相等的名词。  静言思之，不能奋飞。或许我们这些人，这些后世解读张爱玲的人，才是那只竭力想从杂乱不洁的、脏而破的现实暗夜中"奋飞"出来的"蝶"？注释：  张爱玲：《传奇?再版的话》，上海：山河图书公司，1946年11月。  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第3卷第11期，1944年5月。  顾乐水：《〈传奇〉的印象》，《北极》第5卷第1期。  张爱玲在回应傅雷批评的那篇《自己的文章》里写道："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拋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张爱玲典藏全集》第8卷，台北：皇冠，2001年版，第 90页。，  夏志清：《超人才华，绝世凄凉》，陈子善编《作别张爱玲》，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第 61-62页。  王德威：《张爱玲现象──现代性、女性主义、世纪末视野的传奇》，《落地的麦子不死》，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王德威：《华丽的世纪末──台湾、女作家、边缘诗学》，《如此繁华》，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5年版，第212页。  张爱玲：《中国人的宗教》，《张爱玲典藏全集》第8卷，第62页。  "教会学校的学生，正在容易受影响的年龄，惯于把赞美诗与教堂和庄严、纪律、青春的理想联系在一起，这态度可以一直保持到成年之后，即使他们始终没受洗礼。"张爱玲《中国人的宗教》，《张爱玲典藏全集》第8卷，台北：皇冠，2001年版，第61页。  "世界在过去几年里显然变得更黑暗、更危险了。在广大的地区里，公开的言论自由消失了；混战厮杀、大量的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经济生活的分崩瓦解愈来愈严重。暴力已经向世界和平进逼；人类文明生活的水平显著地在下降。我们许多人对苏俄的生活方式所怀有的希望已逐渐消失，几乎化为乌有了"，正因为如此，"采取积极行动来阻止这种衰败现象的要求，比以往更加迫切了"。参见H.G.威尔斯著、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译：《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张爱玲：《传奇?再版的话》，上海：山河图书公司，1946年11月。  许子东：《物化苍凉──张爱玲意象技巧初探》，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编：《再读张爱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173页。  张爱玲：《谈音乐》，《苦竹》月刊第1期，1944年11月。  王安忆：《世俗的张爱玲》，《再读张爱玲》，第308-309页。  同上，第310页。  "如果说在昏暗和被遗忘的生活中，我对这种怪事还能见怪不怪，那么它现在却骚扰着我，仿佛它是个彻底分离之物，令人作呕之物。它不要我。我也不要它。然而也不是什么都不要。还有一个我不认为是东西的'某样东西'。有一个无意义的、但决非毫无意义的重量，它将我碾碎。在不存在和幻觉的边缘，有一个现实，如果我承认这个现实，它就使我变为乌有。在这里，卑贱和卑贱物是我的护栏。"Julia Kristeva著、张新木译：《恐怖的权力──论卑贱》，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页。  张爱玲：《我的天才梦》，上海：《西风》第48期，1940年8月。  张爱玲：《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张爱玲典藏全集》第8卷，第13页。  张爱玲：《小团圆》，香港：皇冠，2009年版，第97页。  张爱玲：《花雕》，《传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0-322页。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传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06页。张爱玲晚年译《海上花》为国语，加注一些青楼风俗规矩，在第三十七回指出北方妓院有"捞毛"职分，乃是倒水时捞出妓女的阴毛。她在散文《忘不了的画》中，记得日本的《青楼十二时》中丑时的一幅，画的正是深夜去便所小解的艺妓，右手拿着草纸，左手拿着辟秽的线香。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传奇》，第444页。  张爱玲：《小团圆》，第180页。  沈双：《张爱玲的自我书写及自我翻译──从〈小团圆〉谈起》，《书城》，2009年第5期。  张爱玲：《炎樱语录》，《张爱玲典藏全集》第8卷，台北：皇冠，2001年版，第135页。  柯灵：《遥寄张爱玲》，《墨磨人》，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  杨照：《在惘惘的威胁中──张爱玲与上海殖民都会》，《作别张爱玲》，第40-45页。  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1版，第85页。  张爱玲：《鸿鸾禧》，《传奇》，第383页。  张爱玲：《封锁》，《传奇》，第337页。  张爱玲：《倾城之恋》，《传奇》，第65页。  齐泽克著、胡大平等译：《快感大转移──妇女与因果性六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页。  张爱玲：《我看苏青》，《张爱玲典藏全集》第8卷，第262页。  张爱玲：《惘然记》，台北：皇冠，1983年版，第9页。  李欧梵：《上海摩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0-301页。  张爱玲：《论写作》，《张爱玲典藏全集》第8卷，第235-236页。 

中国改革日益显示出系统性，不同领域改革的互动也越来越明显。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而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改革在多领域互动的一个主要动因在于全社会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它同时推进着民生事业的发展和社会公众的公共参与。社会公正诉求兴起目前中国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公正追求的普遍支持，以及社会公正成为改革事业的一个核心目标，正在改变中国改革事业的地形，包括整体性改革的地形。对于十年前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在打破"铁饭碗"、"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1990年代后期，当时的社会思想对社会公正诉求还存在严重分歧，不少人认为在中国的现代化还没有到一定程度或者还没基本完成，不能拿社会公正或者环保这类的话题来批评和反思中国的发展进程，否则会阻碍改革和发展。沧海横流，风从草偃，现在氛围、人心或者言辞都有了变化。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追求社会平等和群众参与是社会主义意识的两个关键内容。对社会公正诉求的普遍认同，对基层民意的日益重视，以及基层民意在政策决策和日常事务中的声音越来越响，这些都显示目前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意识进入了近二十年来的上升周期。俄新社3月9日的报道称，"西方希望中国多些社会主义"，认为中国政府重视收入合理分配问题这一政策得到不少外国投资者和观察家的支持，因为它将有助于提高中等阶层的购买力，帮助中国进一步拯救世界，西方和东方都希望中国制定更具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这一观察有其道理，世界也并非一成不变。社会公正诉求的兴起必然会带来系统性变化，包括政府作用、网络民意、土地财政、国企角色等方面，而且这些变化与社会公正诉求比较低沉的时期的潮流有很大的不同。社会公正诉求逐渐获得较普遍的社会认可的同时，随公正诉求兴起而来的各种变化则聚集了诸多争议（此次两会上大多重要争论都与此有关），这是中国改革进入自我调整时期的标志性表现。理解这些变化及争议，都需要联系社会公正诉求兴起这一基础性变化。从2003年以来对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以及三农问题等民生难题的关注和讨论，到近两年直接提出社会分配不合理这一根本性问题，意味着社会公正诉求从一般表现向基本成因的拓进。与此相应的最为直接、也是最为重要的变化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重构，在关系民生的热点领域更多的是发挥政府的作用来追求社会公正。目前政府与市场关系变化的轨迹，既不是完全否定市场的作用，也不是进一步压缩政府作用的空间，而是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政府的作用的确也在不断加大，而且政府调动的公共资源随着民生投入的增加而大幅增加。也就是说，目前在民生领域达成社会公正的努力，主要并不是通过市场自动调节的方式进行的。此前最有影响的思路是市场发展通过"涓滴效应"会实现社会平衡，不需政府介入，但需要一些时间。然而，民众对于"新三座大山"之类的难题的强烈反应，意味着社会已经对这样的承诺失去耐心，甚至基于所见的分化不断的现实，已经不相信这一承诺在可见的未来会有自动实现的一天。毕竟，人们在希望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的同时，还要求相对的平等和公正。政府之手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出场，来平衡和对冲市场发展所带来的优胜劣汰的自然趋势。 国企的改革箭在弦上 社会保障支出和民生事业的摊子越来越大，意味着政府需要聚集更多的资源。政府投入民生事业的资源从何而来，这是目前问题的焦点所在。一般来说，主要渠道包括税收、举债、国有资本的经营性收入、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以及各种存量资产等等。目前舆论主要的争论点在于垄断国企和土地财政。如果根据对土地财政和国企的强烈批评，土地财政和国企营收对政府支出的贡献大幅削减，则税收和政府举债得有大幅提升。但增税同样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毕竟这会大大降低中小企业的活力，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令其雪上加霜；至于地方债务问题，目前已经引起不少忧虑。而卖空存量资产，恐怕也不可持续。 这是不少地方政府日益依赖土地财政的基本背景。但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不断推高房价也没有太大空间，至少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政府已经面临调控房价的强大社会压力。无论是大建公租房，还是建廉租房，还是经济适用房，政府不得不为解决社会民生问题而做出妥协，从土地财政中切出一块投入民众的基本居住保障领域。国土资源部在两会期间出台规定，要求各地确保保障性住房用地供应，保障性住房、棚户改造和自住性中小套型商品房建房用地，不低于住房建设用地供应总量的70％，即是明显的信号。 在土地财政因为千夫所指而不得不逐渐向民生住房倾斜的情况下，如果税收和政府债务没有大幅增加，国企必然会成为今后各级政府"开发"的重点。近年来中大型国企的大发展已经包含了这样的信息。而且晚近对国企的批评风起云涌，也在推动国企更多地为国家投入民生领域做出贡献。 目前对国企的批评有不同的重点。一种是彻底否定国企存在的合理性，这类批评的吸引力已经大大减弱，一个基本原因就是政府投入社会事业的资金来源必然会越来越倚重国企，而且大中型国企改制因为风险巨大已经没有什么空间。另一种是批评垄断国企员工收入与社会一般人群收入的严重失衡。再一种是批评垄断国企没有尽到对国家应负的责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近日犀利地指出，现在很多垄断行业的国字头企业，"动不动就以长子自居，我很反感，你要是长子你就要管家，你不能占尽政治优势、资源优势、市场竞争优势，但又不担风险不管家里的穷人。"无论批评垄断国企收入高，还是不对国家做贡献，都有助于推动近年来崔之元等学者所呼吁的国有企业的社会分红。而且，对政府拿国企分红来投入民生领域、填补"土地财政"逐渐转型留下的空白而言，这些批评和压力事实上对政府施政是有利的。 可以预期，国企的改革已经箭在弦上，不过方向并不是改制，而是国企通过增加对国家的分红而真正成为"共和国长子"，真正体现公共资产的公共性，真正让公共资源的营收使用社会化。在这个意义上，"重庆模式"已经先行一步，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范本，其中的关键在于，由于近年来重庆的国资运营全面增值，国资在工业、金融和基础设施上形成了"四三三"结构，加上城市规划和土地储备相结合，重庆市政府有条件并不依赖短期"土地财政"。根据重庆市长黄奇帆的介绍，重庆严控土地出让价格，降低商品房成本，"经济适用房土地出让价不超过房价的1╱6，中低档商品房不超过房价的1╱5，而高级商品房地价不超过房价的1╱3"。目前重庆主城平均房价低于同类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而且投入资源大建公租房，这些都显示，重庆突破"短期土地财政"的努力已有成效。 公共政策辩论的繁荣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公正诉求的全面兴起不仅推动经济领域的变革和调整，也是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的一大表现，并带动了公共政策辩论的繁荣。 网络时代到来之后，民意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崛起，国家领导人和各地领导人与网友直接交流、通达民情，已经成为常态。以往，普通民众的声音在日常决策及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表达在技术上有难度，毕竟一般媒体的表达是有一定门槛的；要在没有网络的条件促成普通公众的表达，也容易被认为是乌合之众的喧哗（比如所谓"大民主"）。普通公众在网络平台上找到了前所未有的表达空间之后，在市场时代倾向于优胜劣汰的大环境下，中心主题自然有关社会分化，社会公正诉求于是成为近年来网络民意崛起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表达之一，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并成为国家政策的一个核心出发点。网络民意的崛起与公正诉求的兴起存在共生关系。 但是怎样实现社会公正，普通民众与其他社会群体、普通群众之间意见分歧经常很大。这种分歧一方面带来了政府的变化，政府既要重视民意，但是究竟听谁的、听了以后如何有主见，成为新的课题；另一方面，政府因为在民生问题上的核心责任，面临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政府如何看这些压力，如何处理这些压力，是目前建构新的官民关系的关键所在。 

对自由主义民主来说，有没有什么一致和可辩护的替代性选择？从内外两个视角出发，作者探讨了使改良的民主集中制合法化的可能性；其中，民主集中制是当前中国政治组织的官方组织原则。内部视角建立在当代中国政治理论的基础上；而外部视角则批判性地援引了罗尔斯关于"合宜社会"的观点，将其作为自己的标准。顺着这一方法，作者对于一个"合宜社会"所能支持的多元化的种类和程度，以及可能促使中国实现一个真实的及（或）合宜的民主集中制的特殊制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通过全盘考虑内外两个视角，以及它们相互渗透和批判性知晓的程度，作者主张，我们可以致力于一种全球性哲学，它既不对替代性的政治转轨做事先的判断，也不受错误的观念性障碍的困扰。

现在搁在我们面前的题是相当大的。直接的对象是20 - 30 年代的"革命文学",但"革命文学"也就是革命运动即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20 世纪是历史上第一次的"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出现了,而其大部分崩坏、解体了的世纪。现在世界上不少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过是一时的梦,"革命文学"也是一时的梦,没有再探讨的价值。但我不这么想,而且有些人趁着这气氛赞美、歌颂现在的情势主张,人本是利己的动物,以利益为目的的社会就是最适合于人、能顺利地引出人之力量的社会;重视"平等",以"平等"为目标的想法不过是阻碍社会发展的"保守"力量。然而,看这些潮流,听这些意见,我就想起鲁迅鼓励许广平的一句话:"世界岂真不过如此而已么? 我还要反抗,试他一试?"诚然,20 世纪的20 - 30 年代,包括当时有最高智力的人们在内的不少人心怀的希望和憧憬里也含有过大的希望甚至于幻想的成分,那是后来数十年的历史残酷地证明的。但从20、30 年代到20 世纪末,经过了70 - 80年的时间,我想如果历史上的一切现象都经过半世纪以上才能表示其本性,那么半世纪以后,什么世界等着人类,现在不能知道。当然我不是单纯的"未来不可知论"者,更不是"光明黑暗交代论"者。如果靠着那样的想法,那就不过是一种"精神胜利法"。我要主张的不过是: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生产力发展,但别的一方面财富集中于少数的人,贫富隔差日益扩大,把社会分为"强者"与"弱者"、"胜利者"与"失败者"那样的社会) 决不是(和不能是) 最近于人类理想的社会。我相信人类的智慧不那么微薄。当然,我也承认只相信人类的智慧是无力的,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冷静且大胆地检讨20 世纪社会主义的弱点和失败的原因。我以为这原因不仅是政治上的,还有理论上、理想上等等复杂的原因。当然把这些问题一下子解决是不可能的。我今天要考虑的只是从文学的方面,尤其是文学运动、文学理论中看得见的思考倾向、思想方法。我认为:这些问题是整个问题之很小一部分,但至少那含有接近整个问题的线索。作为具体的对象,要重新想一想鲁迅。为什么现在再一次提出来鲁迅? 因为我认为:在中国和日本我们都一直重视鲁迅,然而还有点没学完的方面。鲁迅在他生平的"后面",容纳了马克思主义,这种说法是众所周知的,我也写过,基本上同意于这种想法。但是,我常常也说,鲁迅把马克思主义的什么方面容纳? 他的后期思想有没有什么特色? 如果有,那是什么特色?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阐明,特别是文化界的"左倾"想法越来越强,甚至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发展的工作是党中央的任务,不是一般的学者、研究人员的任务这样的想法也扩大了以后,连提起鲁迅的思维方法有没有个人特色的问题的本身,也被看做有点敏感的性质的气氛都出来了。(这种气氛在日本也有,虽然程度上有差异)这次我想把鲁迅的关于"革命文学"的几句言论重新读起来,谈一谈他言论的特色。1. 　关于"左翼文学"之历史意义的评价:资料1 - 2 (以下的原文都本来周知,不必引用,但这次讨论会记录的读者不一定是专家,为了他们的方便,只把特别必要的部分在别纸印作资料) 这3 种是表示鲁迅对"左翼文学"的基本评价。A - 1 从开头到" --这战叫和劳苦大众自己的反叛的叫声一样地使统治者恐怖"一文,明晰和的确指出了中国"左翼文学"之特色和"知识的青年们"在中国现代史、现代文学史里的作用和意义。但经过了"文革"后,随着批判"左倾"的气氛增大,把鲁迅看做"偏激"的看法也出来了。一部分人把资料2 中的"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唯一的文艺运动"的一文解释为鲁迅无视或者轻视"左翼文学"以外的文学的表现。我不能同意这种见解,我以为,关于这句话,必要考虑这是座谈会上该报告所附资料。以下均同。两个方面:第一,鲁迅接着这么说:"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鲁迅在这里要说的是统治势力对他们的镇压就是压杀中国文学的难得宝贵的年青的力量。这一文是鲁迅对统治势力的愤怒和对被杀的年青文学者的悲伤之表现。资料3 是很有意思的资料,对斯诺提出的第三问,中国现代文学最优秀的作家和诗人是谁,鲁迅作家里跟茅盾、丁玲他们一起,举出了沈从文,诗人里举出了冰心、胡适、郭沫若。可见鲁迅并没有无视左派以外的作家、诗人。这篇文章还有一句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A - 3 下方3 行"就本质而言,文艺复兴和提倡白话文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具有左翼倾向的运动"。鲁迅所谓的"左翼倾向"不是由创造社、太阳社的主张才出现的,而是五四文学革命早已具有的。换句话说:鲁迅的"左翼倾向"的范围比后来的一般的用法广一点。我认为鲁迅这样用法,也有道理。有兴趣的是,日本左翼作家宫本百合子也在她的一篇评论题为"春桃"(读了包括许地山的《春桃》在内的日译中国短篇集,小田岳夫编《现代支那文学杰作集》(1941. 7 春阳堂书店) 的感想里写道:"(这些短篇小说) 都继承了鲁迅以来的'对人民的生活的一种似乎民粹派的传统'。"在这里,宫本把"民粹派"这个词用为赞词,她的看法和鲁迅的看法之间有共通的因素。2. 　鲁迅关于"左翼文学"的发言:这种发言很多,只就有代表性的几句谈一谈。资料B - 1 和2 ,都是反对"为宣传的文学",但同时,他也说:发抒作者自己的意见,结果带着宣传气味了的伊孛生等辈的作品,我看了倒并不发烦。乍一看,他这个意见好像是太当然的,本来不用说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是"作者的意图或者动机与作品的艺术性之间的矛盾"这个广大问题的一部分,几乎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但对于"文学"家,这个问题一直是不能忽视的问题。那是为什么呢?"左翼文学"家大多往往有比较强力的使命感,也可以说是原因之一个。"左翼"本来是以改革为目的的,所以作为文学家,也想尽可能明白地表现他(或者她) 的动机。加之,这样的倾向是越来越厉害。在苏联,在中国,在日本等诸国,虽然各有各国的差异", 左翼文学"家的要求都有几乎一样的倾向。在现在看来,鲁迅到了加入左联之后,还保持着资料B - 6 的见解,是值得注目的。他虽然附上若干的希望、劝诫,也明确地指出:"我想,两位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年青的沙汀和艾芜与鲁迅的关系使我们日本人联想小林多喜二和志贺直哉的关系。但时间和篇幅有制约,关于这个问题不能不从略,简单地说,白桦派的作家志贺直哉信赖左翼文学作家小林多喜二而劝诫他说"有主人的文学是不好"。当时日本的有些"左翼"里骂志贺说"小资产阶级作家",小林却并没有反驳,继续保持对志贺的尊敬。志贺听了小林被特高警察虐杀的消息,也在日记里写愤激之语和"忽然觉得他们的意图可能实现"。我想,关于详细,最好是如果以后有时间,请祖父江先生谈一谈。志贺反对"有主人的文学",鲁迅否定"为宣传的文学"。虽然这两句话的意思不一定完全一样,但是都认为从作者的内面自然地喷出才是有价值的文学这一点,他们是一致的。我重视这一点的理由是因为在中国(在日本也是) 的"左翼"里,把这种意见看成"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倾向强大,作品和作家内面有没有必然的关系的问题往往被忽视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我的看法就是这样(问题复杂,请容许我简单化一点说) :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认为,一切思想都有阶级性,对各种现象的价值判断是被阶级性决定,在作为未来的阶级的无产阶级来看,认真的描写和宣传之间不会有矛盾。换句话说,在无产阶级来看,那些矛盾已经"扬弃"了。这样的想法之基础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体系"的信赖。日本的思想史家丸山真男曾经指出:日本的知识界由马克思主义头一次学习了一种新的课题和解决这个课题的方法:就是要把握社会的现实时,不仅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各个方面(例如政治、经济、思想等等) ,还要学习各个方面互相的关联,综合地考察整个现实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保有的"体系性"助长了这些倾向。(为了节省篇幅,不敢翻译原文,引用者节译了。如果和原文不一致,责任在引用者。)以上是关于日本的思想情况的解释,中国的思想情况和日本并不一样。但在中国,有比在日本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条件。那就是对苏联的印象的差异。苏联是打倒沙皇,否定帝制的结果产生的国家。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从一直受过天皇制教育的一般国民来看,十月革命带来的印象是可怕的。在中国,情况不一样。"革命"这个词本来没有不好的印象,即使不能说完全没有,至少和日本的群众保有的警惕,有较大的差异。而且,中国是刚刚打倒清朝成立的"民国"。建国后不久苏联政府宣布把沙皇俄国从清朝夺取的诸权益归还这个事实,又给中国国民以很强的印象。加之,"革命文学"这个词登场提出来的20 年代,正是承继孙文提起的"三大政策"开始的"国民革命"时期,这个词意味着"国民革命的文学"。尤其是积极参加国民革命的年青文学家把作为苏联之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看做理想的思想、辉煌的理论也是有道理的。这么看来,可见虽然日中思想情况有不小的差异,两国的年青知识人却共通地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为几乎完成的思想、理论体系,应该一个劲儿学习的对象,其理解往往是公式的、机械的,也是难免的。在那样的思想气氛里生活的他们,很可能觉得: 鲁迅所说的"为宣传的文学是无力的"这种话才是无力的,没有正中要点的话。在当时的他们看来,"宣传"就是宝贵真理的传达,对民众的启蒙。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还没有充分详细的理论,是他们想也想不到的事情。鲁迅(志贺也是) 所提出的问题可能是关于文学怎么能影响人的精神,文学里的什么成分有能动人的力量这个复杂微妙的问题。在现在谁也不能简单地回答的问题。虽然如此,当时年青的"马克思主义革命作家"们以为这个问题已经旧了,详细地研究、考虑是不必的而走过了。其实,鲁迅自己已提出了对这个问题的线索,虽然用间接、若无其事的方法。那就是资料B - 4 (11/ 14) 。知道叶永蓁的人近来几乎没有。《小小十年》也比较难找。到了1985 年才出版了包括这篇小说在内的《鲁迅作序跋的著作选辑》,比较容易读到了,但关于细节,现在从略。资料B - 4 特别值得注目的是引用的冒头的4 行和从第8 行到第10行。他说:"他描出了背着传统,又为世界思潮所激荡的一部分的青年的心,逐渐写来,并无遮瞒,也不装点,虽然间或有若干辩解,而这些辩解, 却又正是脱出了自己的衣裳。"(11/ 15) 乍看,可能有些人以为：这句话只是关于文章表现上的问题,但把下文读下来,我们又能知道那不只是文章表现的问题,正是思想上的态度问题。鲁迅从别的方面又指出了"左翼文学"往往显示的弱点。资料B - 5 ,他说"中国的有口号而无随同的实证者,我想,那病根并不在'以文艺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而在'借阶级斗争为文艺的武器'--批评家又但将辩护当作'清算',就是,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于是文学自己倒不必着力,因而于文学和斗争两方面都少关系了"。老实说,我一直认为:鲁迅劝诫的这个问题即"请文学坐在'阶级斗争'的掩护之下"就是其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充分地继承的部分。这篇评论的题目是"'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也容易引导读者之关心到鲁迅反驳梁实秋否定文学有阶级性的方面,所以读者大都放过了鲁迅这句话的意义,也有理由。但从别的一面来看,读者的关心倾向于文学的"阶级性"问题,那本身表示他们的关心主要是集中于"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么看文学这个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往往想:已经有完美的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学习的对象,照那体系的指示来思考是好"马克思主义者"的标识。他们往往以为:鲁迅所说的"着力"之内容,不过是文章表现等等的技术。其实鲁迅指出的中心不在那里,而在文学者应该着力的是他叫自己的眼睛更正确、更深刻、更敏锐。诚然,鲁迅也常常说为革命文学要"革命人",但同时,他也再三指出了革命人是难得的,不是自己以为就能成的。例如,他说:"从这一阶级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1929. 4,《三闲集》,《全集》第4 卷第136 页) 经过了"三反五反"及其他的思想运动的人往往把这句话跟群众大会上的"坦白"的光景接合起来,但鲁迅指出的作家所写的内容的问题,也就是那是否从他的内面冒出的问题。篇幅和时间的余裕已经不多了。最后我想,这样看来之后对20 世纪的包括"革命文学"在内的社会主义的一些初步的思考谈一谈。第一,要再一次确认: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而不变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就此,已经有不少的指摘,原来"辩证法"就是这样,也有"怎样的真理也被一步夸张时,就转为反对物"的话,但20 世纪的实际历史上,认真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也有未解决的问题的例子是不少的,特别是关于文学艺术等等文化问题,这样的倾向很强。我想,在这一点,鲁迅的态度有很深的参考价值。第二,要正确认识历史的意义时,需要长的时间尺度。关于这一点,我想看一看鲁迅和瞿秋白的论争。资料B - 7《关于翻译的通信》就是例子。瞿秋白和鲁迅的互相信赖与尊敬的事实是被称为"革命的友谊"而很有名的。但我读了这次通信,感兴趣的倒是他们两个人之中的不一致或者对立。他们都主张在中国必要更新的现代言语,但是瞿秋白主张:"我们所要求的是：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白话。"鲁迅不赞成瞿秋白,说:"我们的译书,还不能这样简单。"他这样主张的根据是中国还有文化水平上和地域上的很大差异的事实。他又说:"什么人全都懂的书,现在是不会有的。"这分歧是从哪里来的? 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年龄之差。瞿秋白是1899 年生的,比鲁迅年轻18 年,几乎一世代的差。一般的说,年轻人对于理论喜欢彻底,对于事情喜欢变化、发展得快;虽然如此,另一个,有更强的力量的大概是对历史是急速地发展这种思想的确信。鲁迅倒知道为了变革中国,有很多、很大的困难。他不能相信中国的历史的发展能像瞿秋白所说那么快。从别的方面来说,瞿秋白作为年青"马克思主义者"希望和确信"普洛列塔里亚"的胜利快来。鲁迅虽然在一方面承认未来社会之指导力量是"普洛列塔里亚",但经常从中国文化(包括社会的习惯、想法等在内) 整个儿地变革进行思考的他,不能相信历史的发展像瞿秋白说的那么快。乍看,这个变异好像是"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和还没有完全受容"马克思主义"的鲁迅的差异,可是,如果"革命"不只是夺取政权,还要变革整个文化的话,可以说鲁迅的思考方法比瞿秋白还全面、深刻。至于关于这些问题,看过20 世纪后半的历史的人,以为鲁迅比瞿秋白还正确地认识中国的现实也有道理。最后就我刚才说的看历史时必要的时间尺度,想做一点补充。我在开头也写过,20世纪末以来,把世界的广大人民引导于对社会主义的失望和对资本主义的赞美的气氛。然而如果20 - 30 年代的看法包括不少的幻想的话,现在,就是20 世纪末刚刚出来的这种看法,也可能是一种幻想。我想,这不只是个人的希望,而是对人类的进步的确信。从法国革命以来,在经过了200 年以上的历史之中获得,成长过来的人类的权利意识和对"平等"的要求,不会是那么脆弱。〔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会议现场 2009年3月13-15日，英伦三岛最热销的不是歌星或足球赛的门票，而是在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召开的"共产主义观念"会议的门票。本来该会议计划安排在能容纳200人的学术厅，但是听众太多，不得已三次改换场地，最后在一个能容纳千人的报告厅召开。会议的发言者是法国的阿兰·巴迪欧、雅克·朗西埃，斯洛文尼亚的斯拉沃热·齐泽克，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奈格里、詹尼·瓦提莫、亚里桑德罗·鲁索，美国的麦克尔·哈特和布鲁诺·巴斯蒂，英国的特里·伊格尔顿和阿尔伯托·托斯卡诺，德国女哲学家朱迪斯·巴尔索等。与会者则来自世界各地，人数达千人。 关于会议议题，齐泽克强调，会议涉及的不是"如何分析最新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形势，或如何组织新的政治运动这样的实践-政治问题"。因为今天更为迫切的不是行动，而是理解共产主义观念的哲学意义。他认为，"从柏拉图以降，共产主义是哲学家唯一值得思考的政治概念。"会议最有戏剧性的一幕是大会结束时齐泽克领唱《国际歌》。 伦敦"共产主义观念"大会受到舆论的普遍关注，不仅各大学术门户网站争相报道，甚至连《金融时报》都作了长篇评论。一个学术会议引起如此大的轰动，原因何在？会议的主办方伯克贝克学院院长相信，这与当前资本主义危机的环境有关。在某种意义上，此次会议不仅是一次学术活动，也是一个历史事件。 巴迪欧："共产主义假设"必要且永恒 在某种意义上，伦敦会议是一场为巴迪欧召开的会议，主题是讨论巴迪欧提出的"共产主义假设"。"共产主义假设"这个词不是巴迪欧创造的，而是来自法国总统萨科齐。2008年，西方左派对法国五月风暴40周年的纪念活动引起萨氏的不满。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拒绝受任何东西困扰。经验上的共产主义消失仍然不够。我们想驱逐它的一切形式。甚至共产主义假设。"巴迪欧接过这个概念，但反其道而行之，强调共产主义假设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永恒的。关于共产主义假设的含义，巴迪欧接受马克思的观念。共产主义假设意味着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集体生活形式是可行的，这一形式将消灭财富的不平等，消灭劳动的分工，甚至国家本身。在巴迪欧看来，共产主义原则是永恒的，它不是乌托邦，而是各种社会反抗形式中体现出来的观念模式。任何集体只要以平等的名义反抗强权政治和不平等，共产主义原则就实际地起着作用。 巴迪欧自称自己的政治学是作为"真理-事件"（Truth-Event）的政治学。事件不是一般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只是我们现存环境的一部分，而事件意在打破现存的环境和秩序，开启新的可能性。事件既不是原有历史轨迹的延续，也不是现实本身蕴涵的可能性的实现，而是全新的可能性和历史视阈的开启，是开启"可能性的可能性"。 从这种事件哲学出发，巴迪欧把现代性历史中共产主义运动区分为两个序列。从1792年的法国革命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第一个序列，从俄国的十月革命（1917）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1976）为第二个序列。在第一个序列中，共产主义假设与推翻现行秩序的群体运动和起义相联系，革命的目的是消灭旧的社会形式，实现平等者的共同体。这一序列在巴黎公社起义中达到顶峰，巴黎公社以实际行动确立了共产主义假设，但没有找到实现的途径。第二个序列是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的，这一序列面临的核心任务是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假设并取得胜利，因而组织和斗争策略问题成了共产主义假设的核心问题，列宁主义政党成了共产主义假设的物质载体。第二个序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俄国、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朝鲜、越南、古巴都相继以这种形式取得了政权。 如果共产主义历史是非连续的，两个序列之间一定存在着间歇期。巴迪欧认为，从1871年到1914年是一个历史的间歇期，今天我们正处在第二个间歇期。间歇期的特征是，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阶级敌人处在绝对的优势地位，一切新的实践共产主义的尝试都受到禁锢，虽然历史的一般方向是明晰可见的，但共产主义实现的条件和方式并不清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所事事，消极等待。巴迪欧认为，在历史的间歇期中，我们需要的不是直接的行动，而是重新思考共产主义假设的意义。这也是今天讨论共产主义观念的意义所在。 巴迪欧的共产主义假设理论试图把自己的事件本体论运用到当下的激进政治。他明确拒斥经济主义，在他看来，革命的基础不是客观必然性，而是主观的意志。共产主义假设不是建立在客观规律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主体对"真理-事件"的忠诚基础上的。如何看待这一政治本体论？核心问题是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历史的内在趋势，还是理解为超验的假设。巴迪欧的理论本质上是康德主义，在这里，事件被抽象地定义为普遍平等的可能性的开启，主体性本身的根本转变。这种脱离具体历史进程的共产主义观念，是一种陶醉于超革命幻想的意志主义。我们时代真正的问题仍然是如何把共产主义假设与时代的条件联系起来，而不是重新把共产主义变成新的宗教信仰，在这个意义上，事件是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历史的起点。 齐泽克：社会斗争产生"共产主义假设" 齐泽克是这次会议的始作俑者。他认为，1989年后西方左派陷入了赎罪意识，自己负上20世纪人道主义灾难的十字架，正是这种赎罪意识阉割了它的革命性。齐泽克宣称，"道歉的时代已经过去"，对这个世界的苦难，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负有更多的责任。当今左派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既不能接受苏联式的国家主义的共产主义模式，也不能把自由资本主义作为"城里唯一的游戏"。激进政治需要开启一条新的不同的道路。 如何开启一条不同的道路？齐泽克认为首先需要坚持共产主义假设。在他看来，"如果我们抛弃了这个假设，就不再存在任何值得在集体行动领域去做的任何事情了。没有共产主义的视阈，没有这一观点，历史和哲学的任何变化对哲学家都无意义。"齐泽克不认为共产主义是康德意义上的调节观点，或伦理社会主义者所说的先验规范。他认为，共产主义假设是由社会斗争所产生的。"把共产主义作为永恒的观念并不意味着它产生的事态是永恒的，共产主义产生的斗争总是此时此地的。"共产主义假设本质上是"不可能的可能性"梦想。但矛盾的是，齐泽克又认为，仅仅忠实于共产主义假设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赋予社会斗争以社会政治空间定位。他相信今天的资本主义现实已经生产出它自身灭亡的条件。在他看来，我们的时代有四种可能的对抗已经出现，它们分别是：生态灾难日益逼近的威胁；私有权与知识财产公共性的对立；新的技术特别是生物工程技术中包含着资本主义无法消化的社会伦理意义；从隔离墙到贫民窟的各种社会隔离形式。在这里，生态、知识财产和新技术包含着实现共产主义的公共条件，而社会隔离则表明资本主义总体性已经失败。齐泽克的政治学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它不是建立在无产阶级斗争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被抛弃者、弃民的革命性基础上的。所谓弃民，就是被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所排斥的剩余者，他们不是这个等级秩序的一部分，而是一个"非部分的部分"。弃民承担着神圣的救赎使命，"'非部分的部分'这一形象使我们面对我们处境的真实性；'伦理-政治'挑战就是承认我们自己就包含在这一形象之中"。他认为，"我们都是弃民"，是革命主体，我们就是我们要等的人。 齐泽克对共产主义的思考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从本体论上说，他忠于巴迪欧的事件哲学，相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可能性"梦想。但同时他又认同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内在论解释。问题在于，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条件是工业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和无产阶级，而齐泽克所依赖的是处在资本主义结构之外的弃民。虽然，"我们都是被排斥者"这一命题具有道德的感召力，但是，社会的被排斥者并非创造和运用"公共体"的能动主体，这种创造世界的客观条件和它的软弱无力的主体之间的断裂构成了齐泽克理论的阿基里斯之踵。 哈特、奈格里：重新诠释"公共体"的含义 奈格里和哈特在本次会议上发言的重心是重新诠释共产主义之"公共体"（the common）的含义。与齐泽克和巴迪欧所走的哲学道路不同，奈格里与哈特仍然坚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只是这一范式在他们那里是与福柯、德勒兹等人的生命政治学结合在一起的。 奈格里和哈特对共产主义思考的核心是当代非物质劳动中的公共性。所谓非物质劳动，是指一切生产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主体性的活动，它区别于传统的有形产品的物质生产，这种劳动包括一切智力和符号解释活动、情感和交流活动，如网络人员的劳动、空姐的服务、母亲照料孩子的活动等等。哈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剥削是通过流动资本对非流动资本的支配实现的，如资本相对于劳动来说是流动的，金融资本相对于工业资本是流动的，这正是今天资本主义危机是金融危机的原因。马克思通过流动/非流动这对范畴解释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资本家与地主之间的关系。但哈特认为，今天解释社会冲突的核心范畴不再是流动与非流动性，而是物质财产与非物质财产。从理论上说，非物质劳动概念具有理论上的优势，非物质财产，如知识、情感等等，是可以共享的。符号的解释、情感交往和社会服务既创造价值又直接生产主体，在这里经济和政治不再存在鸿沟。马克思在谈到共产主义时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间接地成为社会劳动，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个人劳动才能直接地成为社会劳动。但在哈特看来，马克思所指的共产主义实现条件已经包含在当下的非物质生产形式之中。非物质财产当下就是公共性的，它在本质上与私有制相对立。哈特同意马克思的观点，共产主义无非是消灭私有财产的积极表达。共产主义不是对物的占有，而是对人的本质的重新占有，是从人出发并为了人而对我们的主体性的占有。他相信，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包含着公共体的萌芽。在我们时代谈论共产主义，核心问题不是物质财产的生产和分配，而是对非物质生产和公共财产中包含的人类本质和力量的重新占有。在他看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福柯生命政治学的结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共产主义不是抽象的假设，而是现实的存在，它的基础包含在劳动和生产的非物质化趋势之中。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哈特认为，资本主义的非物质生产出自己的掘墓人。但是，与马克思理论的重要差别是他认为，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对资本主义来说是私有财产，对社会主义来说是共有（public）财产，对共产主义来说是公共性（common）"。 奈格里的观点与哈特没有本质区别，他把自己的观点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共产主义者坚信历史总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斗争总是同抵抗私有化和维护公共性联系的，不同的时代产生不同的私有化形态，也造就了不同的共产主义斗争形式。第二，成为共产主义者意味着反对国家。奈格里认为，对国家的反对不仅指向所有形式的私有财产组织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而且也反对公共组织，包括劳动力量异化的民族国家形式，因为共产主义意味着拒绝一切被控制的劳动。第三，成为共产主义者意味着建立一个不受资本剥削和国家支配的新世界。在这里，奈格里认为我们不能仅仅陶醉于神话式的决裂或事件，而要依靠劳动本身的主体性力量，依赖于非物质劳动。最后，奈格里认为共产主义是特殊的伦理学，是一种反对国家强制和资本剥削的伦理学。 哈特、奈格里的思考并非一无是处。他们不是把共产主义视为先验的假设和规范，而是理解为非物质生产的内在力量和公共性欲望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坚持的是一种内在论的历史理解模式。他们不是从社会的边缘去寻找共产主义的主体，而是在社会劳动这一核心领域思考共产主义主体条件的变化。然而，这一理论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他们看到了非物质劳动蕴涵的积极潜能，却没有看到新的劳动形式也为剥削提供了新的机会，新的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既是人的主体力量的提高，同样也可以为统治者提供新的社会控制手段；他们仅仅强调非物质劳动世界中主体性力量的提高，却没有看到物质劳动世界中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 总的来说，激进左翼思想家的观点存在着许多偏见，但他们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统治的时代努力恢复共产主义观念的意义是值得肯定的。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使自己的理论与现实发生联系。《共产党宣言》强调，共产党人不应继续使共产主义处在幽灵状态，而应该公开地表达自己的共产主义愿望并赋予它以合理的理论形式。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共产主义从非现实性向现实性的转变，而当代激进左派走的却是相反的道路。"共产主义假设"本质上是"共产主义幽灵"形式的返回。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链接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年生，当代英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批评家。伊格尔顿于1969年到牛津大学任教，长期担任牛津大学凯瑟琳学院沃顿英文和文学理论讲座教授，后任曼彻斯特大学英文讲座教授。其主要著作包括：《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瓦尔特·本雅明，或革命的批评》、《文学理论引论》、《批评的作用：从观察家到后结构主义》和《审美意识形态》等。这些著作在当代西方美学界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界都有相当广泛的影响，以至于有人把他和美国的詹姆逊、德国的哈贝马斯并称为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三巨头。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又一位重要哲学家。他1937年出生于摩洛哥的拉巴特，1956年考入巴黎高师，并于1964年获得索邦大学的教师资格。在巴黎高师和索邦期间，阿尔都塞对巴迪欧的影响极其深刻。其主要著作有《模式的概念》、《存在与事件》、《伦理学》、《德勒兹：存在的喧嚣》等。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和哲学高级研究员，拉康传统最重要的继承人。齐泽克长期致力于沟通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精神分析、主体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熔于一炉，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他曾任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许多知名高等院校的访问教授，活跃于各种哲学、精神分析和文化批评国际学术讨论会，所到之处几乎都引起广泛注意。一些学者称其为黑格尔式的思想家。詹姆逊说他"发出了一种不平常的声音，我们将在今后数年内反复聆听"。伊格尔顿则评价他是欧洲近十年来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其主要作品有《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做的》、《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幻想的瘟疫》、《与齐泽克对话》等。（柘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