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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的理论，虽然和"五四"以来对婚姻的浪漫主义想象格格不入，却符合儒家对婚姻功能的理解："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

7月20日，北岛在2011香港书展上作题为“古老的敌意”的演讲。他援引诗人里尔克《安魂曲》中的名句——“正因为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他认为一个好的写作者应该有意识地保持与所处时代、母语以及自身的某种紧张关系，并在演讲中批判“粉丝文化”。

近日在网上什么地方看到，电视主持人胡紫薇（胡紫微）女士为她的重庆同行欢呼：重庆卫视又重新播放商业广告了（鄙人不能微博，无法核实，如与事实不符，当向胡女士道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几年前利用职务之便、闯入电视直播间将自己男人有外遇那点私事广告天下的，也是这位胡女士。估计她一分钱广告费也没付，便又重新走上了主持人的岗位。电视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教育家，很不幸，这位教育家又是最大的教唆犯，罪恶深重。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引两段自己的话：如今亿万魂灵时刻听从钱召唤、中国社会在价值观上危若累卵的局面，那些调戏正气、羞辱智商、不把高级动物改造成低级动物决不罢休的栏目节目，实在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漫议国家与文化》，载《文化纵横》2011年8月号） 由亿万劳动者出资、由各级政府掌控、由各路文化精英伙同各色男女流氓操办的大众传媒，都争先恐后地讴歌财富，肆无忌惮地嘲笑劳动，针扎锥刺着底层民众逼仄而灰暗的人生视界…文化的恶之花像黑衣女巫摇荡在道路两侧，欢送中华复兴的列车从阶级分化的丘陵地带直奔社会分裂的大峡谷。（《灯都灭了》载《凤凰周刊》2010年19期） 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工具，工具而已，本来是不必非当教唆犯的。之所以成了教唆犯，其实也是被绑架的结果。谁是绑架犯呢？是公共电视业的产业化或商业化。再引段自己的话：不过电视台广大职工也有他们的苦衷：我们也不想下三滥，但上面定了产业化大方向，下了收视率、广告收入硬指标，不下三路，我们不得下岗么？（《漫议国家与文化》，载《文化纵横》2011年8月号）作为“重庆经验”的一部分，重庆卫视在全国率先取消电视广告插播及其收入，同时撤下那些垃圾节目。这在道理上，无论美国的理还是德国的理，都是站得住的，但在实践上却遇到了难题：除了胡子薇的当地同行收入会下降、积极性会下滑外，最难的还是在于国家文化这些年除了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垃圾食品，基本就不生产别的食品了。还是引段自己的话。 前不久重庆地方电视台率先向窝藏这类节目的商业运营模式说不，代之以传统、红色的内容，这的确有点像当年解放军唱着军歌查封八大胡同，一时社会上议论纷纷。重庆市政府封文化发廊的门这并没错——政府再不去封门，人民有一天就会起来封政府的门。但封了文化发廊的门之后给人民提供什么样的文化食粮，这对整个国家体制真都是一个难题。革命文化那儿的《一条大河》肯定是不够用的，所以重庆方面把屈原、马丁路德金也都请了来。广结善缘无疑是对的——毛时代的革命文化之失，就在于不是积极扩编而是反复提纯，结果提得什么都不剩。但即使这样，恐怕也还是不够。《一条大河》《一条小路》固然是好东西，但都属过去时，与当代人的生活世界是有隔膜的，而且它只是遗赠而不是创造——创造即便不是人生的大部，起码也应是一半。可以说，由于这三十年国家（政府）没建设出任何称得上“文化”的文化来，这让国家中的有心之人、有志之士包括重庆方面难为无米之炊，只好拿过期食品去替换有毒食品。过期食品一般口感都嫌干硬，再加上政府的权力推广，这就极易凸出并放大国家机器强制的一面，甚至让人生妓院要改成经院的担忧。这样的担忧既包含误解，也可以理解。（《漫议国家与文化》）眼下，随着王立军事件的继续发酵，随着温家宝总理辞色的急转直下，随着重庆新领导 “不折腾”的就职宣示，“重庆经验”似乎戛然而止。但三十年发展所造成的全局性问题——让人无奈的物价、让人绝望的房价、让人咬牙切齿的官僚腐败、让人心惊目眩的贫富差距、让人废然兴叹的道德形势、让人都懒得再提公共影视垃圾——哪个也没跟着销声匿迹。而且，这些问题所合成的巨大危机正像深渊一样扩展，越来越逼近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未来命运。因此，包括重庆探索在内的、试图克服危机绕过深渊的各种有担当也有缺陷的努力，一天也不应停止，一刻也不能松懈。温总理那天说重庆方面需要反思，这很对。中国当代史的前、后三十年都走了弯路，都需要方方面面进行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是对文革的反思，重庆探索是对改革开放的反思。今天，当众人举着帽子舞者棍子一拥而上对重庆探索进行“反思”的时候，请别忘了对反思——包括胡女士所代表的那种“反思”——也做点反思。在这个方生方死的时刻，在这个炸药催着导火索、导火索催着打火机的时刻，在这个春花盼着春雨、春雨盼着春风的时刻，在这个一失足便成千古恨的时刻，让我们静下心，一起反思吧。 于2012年3月18日

由于"新穷人"常常拥有较高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水平，他们对于世界的想象与消费社会的运动密切相关。新产业工人的身份地位能否产生类似于19-20世纪工人阶级的政治自觉，至今仍然是一个争论中的问题，但广本汽车公司的罢工、富士康工人的自杀，还有许许多多新工人阶级的斗争显露着这个群体在改变自己命运的斗争中正在探索着自己的身份定位和政治诉求。

我今年八十二岁了，健康又欠佳，气短、乏力、脚肿、心衰也，故 去日苦长，来日苦短。你还年轻，还有许多事可做，丢掉包袱，轻装前进。我还希望你作文时，多找一点相关的资料，不要信手随意地写，文章的美不是建立在辞藻 上，而是建于真实及自己的真情实感之上，不要媚俗。

我热爱他们，我热爱观众。我总在想："我弄得很明了，他们一定能明白我的意图，这并不困难。"也有几次，我觉得弄得不够简单和明了。我这一生，包括在剧院的那段时光，都在努力地为观众或和观众一起工作。

2012年5月28日自纽约飞抵瑞典，入住乌普萨拉(Uppsala)瑞典高等研究院(SCAS)。研究院的主体部分是一所十八世纪的晚期建筑，即林奈宫(Linneanum)，坐落在植物园内。我的寓所在植物园外的墓园一侧。5月29日，临窗而坐，眺望墓园，时差之中，恍若守墓人，随手涂鸦，录随感二则，其一题为《墓园·颠倒》。

接到为这个关于保守主义未来的系列文章撰稿的邀请时，我有些犹豫，因为我认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最需要的似乎不是一种新形式的保守主义，而是左翼思想的重塑。

赵刚教授对2012年10月6日下午台师大以最近东亚领土争议为主题的讨论会「民间东亚论坛：钓鱼台（尖阁岛）、独岛（竹岛）争议圆桌讨论」以及翌日台师大图书馆保钓民间论坛「从钓鱼台到南海：美国重返亚洲下东亚海权争议」所做记录与点评。

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对未来道路的选择上，几乎难以找到可以被共享的思想资源。本文试图以新启蒙思想为坐标，对当下的诸种理念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和剖析。

叶紫在《丰收》中关于政党政治和农运记忆的两组细节描写，隐秘地表达出上世纪30年代的起源语境。随着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在1927年写作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论述重心转向了"阶级"。政党政治博弈的过程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转型"，触发了思想界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并促使中共在实践层面转向了土地改革。

在20世纪，时代这个词神圣而又普通。我入学时18岁，而年长的同学的孩子已经十一、二岁了。干部、教师、工人、农民、职员、知青，或者还有其他的身份，在这个时刻都变成了大学生。在此后的岁月里，像这样将年龄、经历、背景如此不同的人组合在一起的方式再也没有出现过。因此，77级，还有78级，大学生这个词所包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其他任何时代所不具备的。

共得出三条结论：首先，非洲人对中非关系的看法并不像西方媒体理解的那样负面，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多变且复杂的。其次，西方媒体一向认为只有非洲统治精英对中非联系持积极态度，而这与我们调查研究的结果不符。 第三，在对构成受访者认知差异的众多因素进行研究时，我们发现，相比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受访者的国别才是产生认知差异的主导因素。

近年来国际媒体大量报道南海争端，着眼分析中国对自然资源可能控制。西方极其关注中国南海，却忽略源自西方殖民史的庞大专属经济区，这个对比引出了国际媒体的性质和西方公众观点形成途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