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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家喻户晓的明星崔真实2009年10月2日自杀身亡，这使得韩国朝野对于在网上散布谣言和恶意留言的惩处以及网络实名制的关注逐渐升级。韩国舆论指责恶意留言者逼死了崔真实，要求加强法律制裁力度。目前，韩国政府和执政党正积极着手修订严惩网络恶意留言的法律，被称为“崔真实法”。此前，也有因为网上散布著名人士的相关谣言而遭到惩治的案例，但是处罚太轻，不过是隔靴挠痒而已。崔真实的死使韩国社会认识到必须彻底治理网络暴力，制定相关法律的呼声达到了高潮，因此实行实名制和强化对恶意留言帖子处罚的“崔真实法”受到了普遍关注 　　“崔真实法”：斯人远去能否换回网络重生　　本报驻首尔记者 刘复晨 本报记者 王刚 　　崔真实于10月2日在家中自杀后，大批媒体守侯在崔真实住宅门口。 图为崔真实葬礼现场。　　不堪流言中伤巨星陨落韩国社会受到巨大冲击　　10月2日上午，深受韩国国民喜爱的巨星演员崔真实(40岁)在家中死亡。在确认崔真实的死因是自杀之后，警方、家属都认为崔真实之所以选择自杀，是因为网络上流传的谣言以及恶意评论。　　5年前，崔真实与前夫离婚后就一直有轻微的抑郁症症状，在此期间一直服用神经安定剂等药物。最近崔真实因网上流传其被卷入与演艺界人士安在焕自杀相关的高利贷事件中，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谣言通过网络、MSN、Email迅速传播开来，主要内容是说：崔真实借给了安在焕巨额钱款，当安在焕没有及时还债时，曾经威胁说要杀了他。有些网民轻信谣言，评论道：“如果你这样的叫真实，那我就该叫虚伪了！”　　据崔真实的好友及家人讲，崔真实对网络上的恶意留言非常在意，经常深夜浏览有关信息，并多次流泪对家人称“冤枉啊，为什么大家都那样对我啊？”。最终，崔真实无法抵御巨大的精神压力走上绝路。　　崔真实作为韩国最红的演员之一，广泛地活跃在电影、电视及广告界，有人评价：“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照片最多的女人要数已故的英国王妃戴安娜了，而在韩国，崔真实是为世人留下无数珍贵照片的第一人”。在韩国，崔真实似乎并非生活在剧院里，而是生活在每一个韩国人家的客厅里，在每个韩国家庭的卧室里。因此，崔真实的自杀给韩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可想而知。　　崔真实自杀的消息传开后，数十万网民登陆崔真实的个人网站，表示很难接受这一事实。网民一致表示“这是哪来的晴天霹雳啊！”，对巨星之死感到惋惜。一位网民说：“脑袋一片空白。”另一位网民说：“希望这不是事实。”网民还留言说“虽然听到很多自杀消息，但真希望这次是假的”、“她的孩子可怎么办呢”、“若果真属实，演艺界便失去了一颗巨星”等，掩饰不住震惊。也有很多人表示：“害死崔真实的凶手是那些写恶意评论的网民”，“捏造谣言的人应当受到惩罚。”　　崔真实冲出婚姻失败带来的低谷，迎来“第二巅峰期”，这样的她居然选择自杀，这是给韩国社会带来冲击的核心原因。韩国演艺界有关人士纷纷表示“生活充满活力的她怎么会死呢？”“难以置信”、“到底是为什么？”等，到处是无法理解的表情。但韩国演艺界一位人士也透露：“离婚后，崔真实曾因忧郁症到医院接受过治疗。尽管她很自信也很坚强，但不只一次受到网络恶意留言的打击，尤其对其子女的恶意留言使她感到非常痛苦，最近的高利贷传闻更令她饱受折磨。”　　崔真实的死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时代周刊》7日通过题为《明星的自杀震惊全体韩国人》的报道，对把崔真实逼向绝路的韩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以及崔真实之死在韩国社会引起的震动进行了集中阐述。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标题是《网上谣言使韩国女演员自杀》。此外，日本和意大利等国的媒体也纷纷进行了报道。　　网络暴力呈愈演愈烈之势在韩国社会造成恶劣影响　　韩国有3536万网民，占总人口的77.1%。超高速度的网络加入比例占到总家庭数的70%，排名世界第一。但是，网络上网民之间的对话和讨论文化已经超越了言论自由的范围，演变成了胡言乱语、谩骂诽谤满天飞。　　近年来在韩国，恶意帖子受害事件持续增多。据称，去年1、2月份相继自杀的歌手U-nee和演员郑多彬都是因为受到恶意帖子的骚扰。随着崔真实因恶意帖子而自杀，藏在匿名外衣之下的网络暴力的弊端和危害正在韩国发展成为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　　据韩国国家青少年委员会2006年对4560名全国青少年、家长、教师做的调查结果显示，73.6%的人因为网络暴力而备感不安，其中高中生中感到不安的比例更是达到84.7%。根据韩国广播通信审议委员会的资料，不法、有害信息举报案件数量每年都在增加，已经由2003年的7万3511件发展成为 2007年的19万1488件。其中，权利受到侵害的举报案例数量由2003年的806件上升至去年的超过1万5000件，5年之中增加了18倍以上。所谓“权利侵害”是指通过发帖诽谤特定的人、传播虚假事实，以及上传诋毁名誉的帖子等。　　审议机构判定为“有问题”的案例数也在成比例增加。2005年，审议机构命令“改正”的案例有4万2600余件，去年为11万2200余件。其中“权利侵害”方面出现问题，要求改正的案例也由2005 年的1513件增加到去年的8171件。特别是，其中99%的帖子都被删除。可见，审议机构已经认识到该问题有多严重。　　同时，网络犯罪、特别是名誉诋毁相关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据韩国警察厅消息，“网络犯罪”由2004年的7万7099件增加到2007年的8万8847件。其中，通信诈骗或个人信息侵害、非法复制出售等领域的案件时增时减，与之想反，与诋毁名誉相关的犯罪却一直持续上升。名誉诋毁由2004年的3667件增加到2007 年的10028件，增加了173%。2008年上半年该类案例就达到5145件。　　恶搞艺人，在韩国网络上可以说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因为对那些恶意留言的恶搞者而言，艺人无疑是最好的谈资对象。崇实大学朴昌浩教授表示：“网民抱着"恐怕没事吧"的想法散布有关艺人的谣言，网络的性质使得这些谣言或者回帖再生产，从而具有了自我增长功能，常常会给当事者造成严重伤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网络虚假信息和恶意回帖对韩国的对外形象也造成了巨大损害。比如在美国进口牛肉风波中，由网络媒体煽风点火引发的疯牛病的荒谬理论，让韩国在几个月之间持续动荡。　　警方检方迅速采取行动多项措施整顿网络秩序　　崔真实自杀后，在网上散布谣言和恶意留言的行为逐渐成为韩国社会关注的焦点。韩国舆论指责恶意留言者逼死了崔真实，要求警方严惩造谣者。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加强法律制裁力度，以防止被恶搞者步崔真实的后尘。　　韩国警察厅5日表示，将面向在网上散布虚假消息并习惯性发布“恶帖”的网民制定拘留调查的方针，到11月5日为止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全面动员全国900名网络调查人员集中进行管制。　　这次管制的对象包括：面向个人及团体散布虚假消息或发布恶帖的行为；利用网络留言板、电邮、文字信息等方式进行威胁的行为；诱发恐慌和不安的网络围捕行为等等。　　韩警方决定，尤其是对在网上散布虚假消息的行为，即使情节轻微，也将考虑其波及效果和受害内容从而判断是否属于习惯性和恶意行为，一旦确定就会彻底追捕嫌疑人并申请拘捕令。　　同时，韩国检察机关与警方全面展开了对发布“有关崔真实谣言”的违法报刊的调查。　　韩国大检察厅6日表示：厅长林采珍于10月4日在乌克兰参加会议时收到了崔真实自杀的消息。事后，厅长亲自拨通电话，下达了“严厉打击发布虚假信息犯罪份子”的指示。　　检察机关表示：对于恶意的惯犯，将进行拘留。如果检察机关认为该事件非常重大，首尔中央检察院将亲自出面调查该事件。　　韩国警方6日也表示：“近期，有人发布毫无根据的谣言，损害了艺人、企业人士以及政府人员的名誉与信用，并且造成了国民不稳定的情绪。对于此类违法报刊，我们将集中警力进行查处。”　　警方将对证券公司、大企业的信息部门、有关社团等进行不定期的搜查。确认相关信息的流通渠道后，警方将根据受害者的意愿，对其进行司法判决。警方相关人士表示：“首先，我们将调查有多少存在违法行为的报刊，对于这些报刊登载的内容进行调查，并且查明登载内容是否属实。”　　根据警方透露，共有10多个检察小组投入到了此项调查工作。据调查，大企业的信息负责人、少数国会辅助官、信息部门相关人士以及当地新闻人士，常常聚集在首尔汝矣岛和光华门等地交换信息。一般社论性报刊的价格在30万至50万韩元左右，但是警方还没有查明经销管道。　　韩国警方不是首次对违法社论性报刊进行调查。2005年4月，首尔警察厅搜查部门为了“消除违法性报刊”进行了大规模的搜索，并且查处了韩国经济研究报以及CIB日报等报刊。韩国经济研究报曾经获得违法收益8亿8000万韩元，CIB日报曾经获利13亿4000万韩元。　　决定新增网络侮辱罪“崔真实法”有望通过　　韩国政府和国会也正积极着手修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法律，决定新增“网络侮辱罪”以处罚在网络上散布虚假事实等行为，并加强网络实名制。另外还决定修改程序，对因恶意回帖受到伤害的人予以救助。　　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10月3日表示：“为预防以匿名方式产生的互联网副作用，计划从11月起执行《信息通信网法施行令修正案》，增加适用"限制性本人确认制"的网站。”“限制性本人确认制”是指一项在门户网站等进行网上留言时通过身份证确认本人的程序。　　目前，“限制性本人确认制”只适用于日用户数量超过20万(网络媒体)和30万(门户网站、视频网站)的情况。但按照施行令修正案，今后将把范围扩大至日用户数量超过10万的所有网站运营商。　　韩国广播通信委员会还决定按原计划在此次定期国会上提出《信息通信网法修正案》，内容包括加强网上留言的监控、向运营商征收罚款等。　　韩国国会最大党大国家党国会代表洪准杓10月3日表示：“如果不引入网络侮辱罪和网络实名制，网络恶意回帖将会继续造成危害”，“在定期国会上一定要通过相关法案。”10月5日，洪准杓在会见记者时再次强调：“言论自由固然需要保证，但是即使在一个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保障一个人给别人造成伤害的自由，必须对此进行限制。”大国家党议员罗卿瑗也表示：“应修订《信息通信网法》，制定强制性规定，如果有人认为网上留言带来了损失并提出要求，网站运营商就应在24小时内采取措施。”不过，这一立法动向也遭到了反对的声音。韩国的在野党民主党就坚持反对立场并表示：“新设网络侮辱罪可能阻止对权力进行正当批判，妨碍言论自由。”　　据悉，新设“网络侮辱罪”的处罚程度比刑法上的侮辱罪提高了两倍以上，即使当事者没有报案也可以展开调查。现行的侮辱罪为亲告罪，可处以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2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量刑较轻。　　尽管韩国部分政治人物和学者对这一被韩国民众称为“崔真实法”的法律表示不同看法，认为：“现行的法律当中已经有对于恶意回帖进行处罚的条款，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要认定所谓的"网络侮辱罪"。这种罪名无疑是一种带有胁迫性质的处罚规定，旨在警告网民不要参与到对于政府的舆论批判当中。”但社会舆论及各界人士大多认为应该尽快通过相关法律，以遏制网络上的谣言及恶意评论。　　韩国演艺人工会6日表明了支持立法的立场并表示：“将积极参与研究恶意留言防止对策的所有努力。”由演员、喜剧演员、歌手等1.3万多名大众文化艺人组成的韩国影视表演演出艺人工会(以下简称韩艺会)6日就崔真实自杀事件表示：“我们将与有关机构积极应对，以使恶意留言引起的受害程度降到最低。”韩艺会通过《致广大国民的信》表示：“网络恶意留言最严重的弊病是，即使毫无根据的主张不断被散布，受害当事人也无法做出任何应对。”　　韩国中央日报评论员李勋范10月7日发表文章认为，自己并不赞同警察们每天遍访网站搜查那些恶意中伤者，不如通过扩大实名制提高网络的自我净化功能，同时扩大门户网站的监督责任，当发现发生名誉损害或散布恶性流言情况时，门户网站作为第一责任人有权将其删除。　　有韩国法律专家认为，刑法上的侮辱罪只对公开贬损有所规定，处罚甚微。但是，网络上的谩骂、诽谤因其很容易在大众中迅速传播的特性，所以应该和印刷物所造成的名誉损毁同样处置。　　还有评论认为，决不能只是眼巴巴地等着网友的意识有所提高，对于那些在幕后传播恶意谣言、以为自己拥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应该通过法律措施坚决予以限制和制裁，现在已经到了出台主要以控制网络暴力为目的的综合法律“崔真实法”的时候了。

刺激农民消费的前提是搞清农民有没有钱，钱从哪里来，这笔钱对农民到底意味着什么?

洪子诚先生主编的教材认为，“五四”新文学的多样化到了“延安讲话”后形成一个大断裂，导致了“一体化”。然后经历了从“文革”时的“高度一体化”再到80年代的“多样化”的过程。我的叙述与此不同。我认为中国新文学虽然道路曲折，但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而从“五四”到革命文学、到“讲话”，更深刻地展现了中国现代性发展的曲折历程，展现了中华民族现代复兴的深刻历程，更体现了这种连续性。

当代历史的叙述过去有一个缺点，看起来就好像是后一任总是看不起前一任，后人总是要通过否定前人来抬高自己，以为历史总是从自己、从当下才开始。不单作家是这样，甚至表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社会的普遍认识也是这样。就好像说孙中山排斥了孔夫子，毛泽东否定孙中山，1980年代开始就必须排斥毛泽东，一代一代下来都情不自禁要这样搞。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乃至变态的当代历史叙述模式。

该立案针对联邦通讯委员会去年12月发布的“保持开放互联网”通知，虽然作者认为这项议案很难通过参议院，并且奥巴马总统也声称将对其否决，但此次通过表明了重大问题。

光伏产业，危机复兴的突破口？国家新竞争的制高点？一场围绕光伏产业的国际竞争已经展开。以光伏产业为核心打造“新能源大国”，是一个可能使中国经济一举摆脱“世界血汗打工仔”地位的最佳切入点。以国家意志、国家力量主导光伏产业的发展，是最容易汇集全民共识、最具缓解阶层利益对立的方案，可得“四两拨千斤”之效。

环保总局怎样才能有效保证环保政策的施行？怎样才能使禁令不在地方上成为一纸空文？

工业格局重组是世界格局演变的根源。当前世界的最重要工业格局变化趋势是：在欧亚大陆东端，工业体系在从中国东部向西扩展，逐渐向欧亚大陆腹地延伸；在欧亚大陆西端，工业网在从德国向东扩展，逐步与俄罗斯连接。也就是说，欧亚大陆工业网正在从两端向中心扩展。而在德国以西区域如西欧、南欧，以及中国以东区域如日本、美国，工业则在走下坡路。

在“底层”文学、“打工”文学及“新少年写作”等文学现象中，显示了这种日常生活的平庸性所带来的新困扰，而对这种平庸性的焦虑与不安仍然是新语境下文学写作的基本主题之一。

本文基于2006年10月在“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口述史”研究计划培训会上的讲座写成。

在以赛亚·柏林后接任牛津大学经济学系主任G.A.Cohen生前最后一本著作《何不实行社会主义?》的书评。该书认为弱肉强食是目前社会的特征，希望用一个更理想的社会形式取而代之。书评作者劳埃德悲观地认为柯亨的想法超乎现实，他为了实现平等而要求人们拥有的道德，自治和品行是不可能实现的。

本文从研究德国17世纪的四名汉学家入手，揭示当时莱布尼茨时代的德国的汉学研究，从而在德国当时的文化和学术氛围中来理解莱布尼茨的中国观。

缪钺先生（1904-1995），字彦威，江苏溧阳人，1904年12月6日（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十月三十日）生于直隶（今河北省）迁安县，北京大学文科肄业。建国前后，先后任河南大学、广州学海书院、浙江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教授，1995年1月6日逝世于成都。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与文学、唐宋文学、诗学、词学、古籍整理、中国古代思想史等领域均有建树.

对一些中国企业来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带来的最直接的冲击还不是需求萎缩，而是在金融衍生品交易上出现了巨额损失。前几天我们就报道了国航、东航等企业参与燃油套期保值交易导致08年亏损惨重的消息，在这之前还有中信泰富因为与国际投行对赌澳元汇率，巨亏近150亿元。为什么金融衍生品会成为中国企业的滑铁卢？在衍生品交易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样的秘密？

美国国家安全局即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简称NSA，其任务为收集、分析、传播外国的Signals Intelligence（SIGINT），指电波类情报。NSA引以为豪的破译成就之一是二战中成功解读了日军密电，因而在中途岛战役中击败了实力更强的日本海军。

在西方宪政民主中获得胜选的政治领袖，也经常说自己是代表全体人民主政（虽然投票给他的选民只占总投票额的一部分）。表面上看，英、美与西欧的民主领袖也有民粹主义的倾向。然而，台湾的情况与西方的情况是很不同的。以炒作求取胜选的议题（如台独意识等）为手段而获得权力的台湾民粹主义的政治领袖口中的「人民」，正如王振寰、钱永祥所分析的，「指的却已经不是传统民主理论所设想的积极参与的公民，而是消极被动的、由统治者赋予集体身份的、功能在於表达认可（acclamation）的正当性来源。这种人民在组织上是由上向下动员而来，在身份上则是透过国族的召唤而成；它缺乏社会性的分化、缺乏体制性的意志形成过程、也没有机会参与政治议题的决定」

《论衡》中有《问孔》《刺孟》二篇,公开向孔子、孟子发难。另附毛泽东论以批评楚太子生活奢靡起首的枚乘《七发》的文章。

在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西方完全不同。其后果意味深长。在西方，至少在二战后这个时期，我们总是认为合法的国家，绝对是一种民主的运作方式，并且要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中国模式却颠覆了这个逻辑。在西方看来，中国没有民主，但它的国家有着很大的合法性，我认为比任何西方社会的合法性都大。如果国家的合法性所指的主要或只是民主的运作方式，那么像意大利这样开展大量选举的国家理应有很大的国家合法性。但事实却相反，在意大利，国家由于长期缺乏合法性而衰弱。其原因是，意大利人对国家持极怀疑的观点。他们不认为国家是其正当代表，实际上，很多意大利人认为国家要么是非法的，要么只是部分合法的，而后一种观点更为普遍。这就是为什么避税被许多意大利人认为是完全合理的，为什么他们选贝卢斯科尼为首相的原因所在。这个人曾为了其个人目的公然使用国家权力，以保护自己免于对其用非法手段建立媒体帝国的指控。在意大利，国家之所以长期缺乏合法性，源于复兴运动(150年前的意大利统一运动)只是部分获得了成功。它从来没有降服其他势均力敌的区域性和地方性的认同资源，从而成功地使意大利人首先效忠于自己。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仍然是分裂和脆弱的，人们所效忠的对象也都势均力敌，国家无法像在英国、法国和德国一样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威及相应的合法性。从意大利的经验来看，很显然，民主并不一定能确保国家的合法性。而且，与当今西方的常识相反，民主绝不是国家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这使我们又回到了中国的问题上。在中国，国家合法性有两个基本来源，但都与西方式的民主无关。第一个来源也是国家合法性的首要原因。即中国只是一个不完全的民族国家，尽管在20世纪中国就自称是民族国家，但它首先是一个文明国家。在西方国家，最主要的认同来源是民族国家;中国则不同，其主要的认同来源是中华文明。近代中国的历史不是追溯到约19世纪末民族国家规范的采用，而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1年秦王朝的胜利。决定中国人认同意识的所有关键特征--儒家价值观、国家的独特作用、家庭的本质、祖先崇拜等都可以追溯到过去2000年作为独特文明国家的历史，而不是追溯到20世纪作为不完全的民族国家的历史。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中国被定义为惊人的长盛不衰，人口和地域规模与众不同，而最不寻常的就是，其文明和国家或多或少是一致的。其结果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政治意义就是统一。这并不奇怪，因为维持这样一个庞大和多样化的国家的统一免于各种巨大的离心力威胁，无论是在帝国、共和，还是共产主义时代，都始终是中国治理中最重要和艰巨的任务。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都是国家分裂和不稳定的时期。在中国人看来，国家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也就是中华文明的统一，换句话说，就是文明国家的统一。这是中国国家神圣的首要的任务。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则"天命"将被收回。这一责任的极端重要性，赋予国家超出所有其他机构的基石地位。对于中国人来说，国家被赋予了近乎神圣的意义。关于国家合法性的第二个因素最好可以描述成，国家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以及国家对中华文明的责任提高和强化了这种合法性。过去一千多年来，国家的权威都没有遇到重大对手。这与西方国家为建立权威不得不与众多的对手和竞争者，如教会、贵族、商人、企业等进行斗争完全不同。关于这场斗争的故事，几个世纪以来在通过有关界定和限制国家权力的法律时一直被人们诉说着。与之相对照，中国的国家权力没有受到明显的限制：如果没有对手，那就没有必要界定国家权力的边界了。由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国家合法性有多么根深蒂固了。它至少有2000年的历史，在某些方面历史可能更长。而且对中国人而言，国家的作用难以想象地重要。也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对国家的认识与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的西方人完全不同。对于西方人来说，国家的作用是有限的、明确的和受约束的。美国与欧洲的传统，尤其是与法国和德国的传统可能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有这些共同的特征。因此，尽管程度不同，但西方人都倾向于认为国家是一个局外人、一个入侵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与社会脱钩的。中国人却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国家是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中国人认为国家就是家庭的一分子，实际上就是一家之主。请记住，家与国是中国社会当中两个最重要的机制。与西方传统相比，中国人对家庭的重视程度要大得多。在中国社会中，国家不是局外人，而是有着令人骄傲的地位。在中国，国家的另一个名称是家国，这并非一个语言学上的偶然。这是我们理解中国人在历史上和今天如何认识国家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的基本背景。在这里，强调中国国家传统的延续性是重要的。尽管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不断被改造，但这些事实仍继续决定着中国国家的本质。在中国，国家的历史演进方式完全不同于欧洲，更不用说美国的传统，这并不足为奇。一方面，在中国，国家的历史要久远得多，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它是人类历史上已知的最早的政府。在此之前，写于2500年以前的《孔子》可以被看作是第一本治国的伟大哲学著作。在中国，国家已经具备了能够治理一个如此庞大的国家的现代化形式：中央集权的政府、建立在科举制度基础上的训练有素和老练的官僚队伍。这比欧洲要早得多。它还发展出一系列关于经济、人口和军事方面的能力。例如，户籍制度以及像大运河和长城这样庞大的基建项目。它有能力在全国各地调拨粮食，以平衡供需。这比欧洲要早得多。到了大约1000年以前的宋代，所有这些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有些甚至在之前的数百年就建立起来了。换言之，不仅是中国的国家远比欧洲国家的发展早很多，而且其发展轨迹也绝然不同：开发出来的国家功能要早得多，发展的次序不同，其所依照的因果关系模式也不同。鉴于历史完全不同，如果我们试图透过西方的光谱来了解当代中国国家及其可能的发展路径，将是极为短视的。事实上，在中国，没有比国家更与众不同的(如果你喜欢，可以用更"乡土的"这个词)制度设计了。我们必须首先用它自己的说法而不是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来了解中国国家当前的作用、结构及其未来的演变。当今中国的国家这又把我们带到了今天中国的国家这个问题上。在今日中国，国家仍然非常与众不同。以其经济作用为例。与它最为接近的是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和台湾。与"华盛顿共识"模式提倡市场作用、私有化、最低限度的国家不同，东亚模式包含一个高度活跃的国家、一个强大的工业政策、一个出口导向的策略。中国模式大量吸收了这方面的经验，但仍然非常独特。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国家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在日本和韩国是非常有限的，而在中国则是广泛存在的。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开始了国有企业的重大改革(这与许多国家包括俄罗斯所推行的办法都一样)，西方普遍预期私有化将减小国有企业的规模和作用。但事实上，其结果完全不同。由于"抓大放小"策略的实施，国有企业的数量大大减少，但较大的国企进行了重组、获得了补贴，并经常合并创造更大的国有企业。2008年，国有企业占工业和服务部门总资产的30%，但其数量却仅占企业总数的31%。换句话说，尽管国有企业在数量上微不足道，但却控制了企业总资产的很大一部分。自1999年以来，国有企业的数量从37%下降到不足5%，资产从68%下降至44%。与私有化不同，政府设法使大量保留下来的国有企业尽可能提升效率和竞争力。因此，前150名国有企业远不是变成了跛脚鸭，而是变得利润非常可观，其利润总额在2007年达到1500亿美元。这一直是一个更大的政府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创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公司，其中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很难想象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会有其他类似的例子。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通常得到不同程度的保护，并经常处于半垄断状态。与之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反而将它们暴露在与其他国有企业、私人公司和外国公司最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与许多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允许国有企业筹集大量私人资本。2007年首次公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前12个最大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其筹集的总资本占全部资产的85%。其中一些最大的企业甚至还有外国股东。例如，一些私人投资者共计拥有中国各银行1/4的股份。可以说，中国的国有企业将私企和国企的特点最好地结合了起来。领先的国有企业从国家那里获得难以计数的援助，但也有足够的独立性更像私人公司一样进行管理，而且能够像后者一样筹集资金。这种结合的方法反过来也起作用，一些最大的私有企业如联想和华为公司一直以来都主要得益于(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与政府的密切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日本和韩国类似。然而，与日本和韩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不同，中国表现最好的公司大多有着政府背景。因此，当前的中国模式包括一个积极的、无所不在的国家，一个由国有企业构成的强大躯体，一个与私有部门大公司的联系网，一个中国经济转型和现在人民币国际化的缔造者。重要的是要强调，中国的国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进行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高度能动的机制。西方的普遍看法是，国家的特点是僵化、萎缩、不合时宜，但中国的情况则不同。西方还有一个普遍的看法，即虽然中国经济改革进展迅速，但没有进行政治改革。这是大错特错。中国曾进行了广泛和深远的改革，特别是在1982年、1988年、1993年和1998年，而且改革仍在继续。中国的改革比西方在这个阶段所进行的改革要大得多。在试验和试错过程的基础上，国家不断转型，机构也重新被定位和受到激励。在此背景下，我们应该记住，中国的国家不仅只包括中央政府，还有省政府，其中有九个人口都不少于法国和英国，更不用说像北京、上海、重庆等人口超过2000万的城市了。各省政府都有自己的经济和工业政策以及自己的省有企业，如中国最大的汽车公司奇瑞。事实上，中国经济如此充满活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各省以及各省的公司(有些是国有，有些是私有)之间一直存在竞争。中国模式还有另一个最不寻常的方面。它把两个人们通常认为毫不相关的特点结合在一起。首先，有一个无处不在(和多元)的国家，它高度活跃，通过各种方式介入经济(和社会)活动。其次，坚决信奉市场和相信竞争。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政府是抵触垄断的，一旦出现垄断，政府就设法重组市场以确保竞争。对第一个特点我们不应感到惊讶，它与中国的历史完全一致。不过，我们也不应该对中国信奉市场和竞争感到惊讶，这同样深植于中国的历史和精神传统当中。亚当·斯密在18世纪末期就描述了中国市场远比当时欧洲的市场要大得多，发达得多。中国模式的特别甚至是唯一之处，坦率地说，就在于它是超国家和超市场的结合体。中国在这方面的创新之处可以概括为以下悖论：中国"比产业政策鼎盛时期的日本更加市场导向，但在影响具体的工业产出方面却不如日本积极，尽管今天中国的国有制是如此突出"。近年来，关于所谓"北京共识"的提法一直存在许多讨论。但应该指出，中国人自己还没有采用这个提法，也没有对此表现出多大的兴趣。该提法认为，中国的例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提供了相关经验和教训。毫无疑问，这确有道理。毕竟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它比美国要有资格得多。美国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却面临各种完全不同的问题和挑战。虽然，这并没有阻止美国以"华盛顿共识"的形式提出自己的建议，但现在却被人们驳得体无完肤，置之不理。但是鉴于其独特的历史和情况，其他发展中国家究竟可以向中国学习什么呢?最显而易见的似乎是，一个积极主动的、有能力的、战略性的国家，竞争精神，持续不断的学习和实验过程，向外来思潮开放和相对开放的市场。中国的发展有两个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无法复制的基本特点，一是中国的国家，二是中国的地域和人口规模(印度除外)。从表面判断，作为高度发达的社会和经济体的西方，能向中国学点什么就更不清楚了。毕竟它们处在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然而，正是中国的转型速度，越来越迫使我们不得不去设法理解和学习中国的经验了。此外，如果中国国家的传奇真给人们提供了一些经验(事实的确如此)，那认为我们只能借鉴处于相同发展阶段国家的经验就大错特错了。当然，随着中国的经济从追随型向创新型迈进，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也会看到中国的国家将发生深刻的改变。但是，鉴于过去2000年的历史，我们不应该期望中国的国家突然或从此就变成西方式的经典国家。无论采取什么新制度形式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其内在的连续性仍将像过去一样明显和持续下去，其本质特征换上了新装，但它的DNA却不会改变。那么，中国的国家能为西方提供什么经验呢?从本质上讲，由于源于如此不同的历史和文明基础，中国呈现出一种我们多少有些陌生的新模式。这种模式使超国家和超市场并行不悖。中国模式不在任何西方看待国家的或左或右的谱系当中。它不能被复制或移植，因为它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独特产物。但假以时日，随着中国转型为一个现代社会，同时也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时，中国的国家就将对我们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了。这将迫使我们重新评价我们对国家及其作用的认识。除了国家和市场的独特结合以外，这种影响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作为世界上最古老以及据称近2000年来最出色的国家，中国是治国之道的老家。正如我们在过去30年里所看到的，尽管事实上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其国家确实是非常有能力的;事实上，我认为，中国的国家比任何西方国家都运作自如。其能力之一就是战略思维能力。步履蹒跚和疲惫不堪的西方国家，与中国的成功相对照，会使人们越来越多地争论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国家身上学习些什么。总结有关中国国家的讨论，可将其主要特点归结如下：高度的合法性基础深厚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历史悠久的治国传统权限极大卓越的战略能力，眼光长远内在的延续性国家和市场的独特结合中国的软实力最后，让我们在中国软实力的大背景中来思考中国的国家。人们普遍认为，对于发达世界而言，中国的软实力仍然十分有限。对发展中世界来说则完全不同：作为其经济成就和援助的结果，中国已经对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很难发展出一种对西方有吸引力的软实力。这的确不容易做到，但我认为，这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和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是严重的低估。中国在发达世界没有什么软实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国家的经济财富是其更大的吸引力唯一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在全球化的世界尤其如此。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最渴望摆脱贫困，改善他们的生活水平。因此，人们渴望成为比自己所处社会更富裕的社会中的那些人，而瞧不起比自己更贫穷的社会，可以说是一个不成文的等级观念。目前台湾不希望成为中国一部分的一个根本原因，与其说是中国缺乏民主，还不如更坦白地说，是因为中国比台湾更贫穷。此外，富裕的国家拥有向他国推介自我的手段，如好莱坞、大型体育赛事、谷歌之类都是富裕和发达社会的功能。而中国直到2008年才成功(并且有必要的资金)举办了奥运会。在这个意义上说，约瑟夫·奈有关软实力的观点存在严重的概念缺陷。例如，在《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一书中，他用基本上完全不同和毫不相关的词语来描述硬实力和软实力。他在一个表格中，将经济实力归为硬实力。他说，"软实力并不取决于硬实力。"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有三个来源：它的文化......政治价值......外交政策......"然而，经济实力，即一个国家的经济财富，对多数软实力而言都是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原因有二：首先，人们渴望能成为富裕社会而不是贫穷社会中的人;其次，多数软实力都建立在经济财富的基础上，并且依靠它才能行得通。奈说，"美国的许多软实力都是好莱坞、哈佛、微软和迈克尔·乔丹制造的"。但其中的每一个都不同方式地依靠或消耗了大量国民财富。这些对巴西、安哥拉，或中国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只有作为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先进的经济体的美国，才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综上所述，硬实力和实力量不能根据分类系统分隔成互不相关的领域。它们的形式或许不同，但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都是一国实力及其治理制度的表现形式。此外，正如我们刚才所讨论的，经济实力是软实力的根本前提，决定了其本质和可能的形式。有关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概念难就难在，它把这种实力碎片化，使之失去了联系，而没有认识到其在本质上是有机和根本上统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安东尼·葛兰西的霸权概念，为处理各种权力形式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概念框架。让我们回到中国软实力的问题上，或者说，回到中国未来的霸权吸引力的性质问题上。综上所述，很显然，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增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它就有能力用各种方式而不仅是文化的方式向世界推介自己了。北京奥运会就已让我们初步尝到了其中的滋味。中国正在迅速扩展其全球媒体事业，例如，中央电视台开辟了众多国际频道。同样，现在世界各地有数百个孔子学院。穷国做不到这一点，但中国慢慢有能力也愿意做到这一点。而且由于登上了发展的阶梯，中国将越来越多地向外看，成为一个不断扩张的全球性大国。我们将会看到，中国用来施展其文化的支配性影响的物质力量将迅速增长。作为一个日益强大和富裕的国家，中国将产生其吸引力。在其鼎盛时期，仅仅因为有钱，美国最有吸引力的特征和其他很多方面都成了现代化的标尺。人们看看美国，就可以了解和设想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过去60年这方面的例子已经不计其数，如汽车、商场、高层建筑、航空旅行、郊区、个人电脑、互联网、搜索引擎、快餐、常春藤盟校、好莱坞等的兴起。所有这些在富裕起来的地方涌现，没有其他国家可以与之相比，这并不是说，美国垄断了这种影响，而是它居于压倒性的主导地位。当我们进入一个多极经济世界时，由于美国衰落，而中国崛起，美国正在而且将逐渐失去这种能力。与此同时，中国将逐步得到它。这不是推测，而是一种必然。以基础设施为例。这当然是一个古老的中国传统，如前面提到的长城和大运河。庞大的基建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组成部分。其结果是基础设施及其技术变成令世界羡慕的对象：庞大的机场、优秀的高速公路网、北京至拉萨的铁路、浦东至上海的磁悬浮铁路、三峡大坝、鸟巢体育场，以及将改变中国经济和社会并最终改变中国与东南亚的联系和关系的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相比之下，美国就相形见绌了：基础设施已经老化，失去了它曾经有过的充裕，所谓的远见以及令人忌妒的对未来的承诺。当设想未来的基础设施时，世界现在越来越把视线转向了中国。这无疑是软实力的一部分，而这已经发生了。再来看看城市及其交通体系的未来。据估计，到2025年，中国将有八个人口超过800万的城市。中国的问题是人口众多，空间狭小，这与美国和欧洲非常不同。中国需要建设新城市来解决流动性问题。因此，预计中国将走在这一创新的最前沿，成为世界人口大国的标尺，并对我们所有人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在中国已经出现了"公交火车"，它类似于汽车在隧道或桥梁上飞驰一样，沿着高速公路的一个方向在轨道上运行，时速高达37英里，运力多达1400人。欢迎来到中国式的未来。总的来说，中国的现代性(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的雏型)将成为未来中国软实力的独一无二的最有力的一个来源，并且发挥其作用。以根本性的文化问题，如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为例。正如前面在国家的背景中所述，这些不能被移植或复制到完全不同的文化和背景中。最有可能这样做的国家是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有中国儒家传统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和越南。尽管如此，中国文明传统最重要的当代表现形式将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支配性的影响，正如外来和陌生的西方传统在最近几个世纪特别是最近两个世纪所做的那样。中国的国家肯定是其中一个。但还有其他三个值得一提。你或许由于艾米蔡氏新课程出版的影响，会对中国家庭教育的传统与西方相比有何优劣产生争论。这不是新的：它在目前的西方话语体系中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但是，我敢肯定，辩论将进一步加剧。中国家庭教育的传统与西方在许多方面都是绝然不同的，其影响力将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而扩大。还有什么能够比不同的家庭和家庭教育模式更根本的软实力表现形式呢?家庭教育与教育问题是密切相关的。根据全球教育成绩的调查，近些年来，东亚儿童的表现比西方儿童要好很多。最近的例子是2010年12月发表的调查，该调查表明，上海学生的水平明显好于其他地方的学生，而且远远好于美国学生。有一种贬低这些研究结果的权威说法，即东亚儿童的学习靠死记硬背，而西方孩子们所接受的教育是如何解决问题和有创造性。这可能有一些道理，但肯定被夸大了。事实证明，上海儿童在这方面也更胜一筹。不过，关键的一点是这些文化比西方社会更加强调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而这一信仰根源于一种非常不同的文明传统。顺便说一句，这些社会比西方传统更强调包容性，即所有的孩子都应该成功。很显然，在美国和英国，教育程度非常低的离校儿童的比例高得惊人。我举的最后一个例子是犯罪。西方社会的犯罪率比东亚社会高很多。有儒家传统的社会比西方社会更强调责任、父母的权威、尊重、纪律和秩序。美国最不具吸引力的特点之一就是高犯罪率，特别是凶杀案。这有多种原因：一个是其特有的枪支拥有情况(它是美国历史传统的一部分)，另一个是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遗产。我不认为东亚地区的城市有人会问："这个城市安全吗?"在有儒家传统的社会当然不会有此疑问。相反，按照美国的标准，它们是非常安全的。这些例子，包括国家、基础设施、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犯罪，对人们的生活和人们所关心的事情来说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但事实上，它们远比通常用来说明美国软实力的那些例子重要，后者通常是从流行文化的某些方面提取出来的。前者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是与治理和责任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它们才是最根本的。我的结论是，有关中国软实力的多数讨论都非常肤浅。毫无疑问，中国迟早会把它巨大的软实力，运用到不仅仅对我们西方社会的未来最基本的那些领域。(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所) 

07年1月发布的《意见》指出，今后，国内大型公共建筑尤其是政府投资的大型公共建筑，将鼓励建筑设计方案国内招标，避免盲目搞国际招标。来自各地的情况表明，当前国内一些大型公共建筑工程，特别是政府投资为主的工程建设中暴露出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不顾国情和财力、片面追求外形、忽视城市地方特色和历史文化等。《意见》明确鼓励建筑设计方案国内招标，提出“政府投资的大型公共建筑，建设单位应立足国内组织设计方案招标，避免盲目搞国际招标”。组织国际招标的，必须“给予国内外设计单位同等待遇”。“大型公共建筑”一般指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的办公建筑、商业建筑、旅游建筑、科教文卫建筑、通信建筑以及交通运输用房。

在社会与政治为中心的书写中，佛学也罢，佛教也罢，它在思想史或学术史上的意义，似乎只能借助它的社会功能来判断，因此近代佛教或佛学史的研究课题，就过分地注目于宗教在社会政治史上的表现。于是，进一步引出的问题是这样的：宗教史或思想史或学术史，能否以及如何摆脱社会史政治史的时间表与人物表？

“这样就还要回到格瓦拉。数十年过去了﹐祇能承认﹐还是格瓦拉的语言最传神。他说﹕他一族的血统记号﹐是每逢出现不义就愤慨得发抖 －－在某种意义上﹐格瓦拉的话是萨依德的先导。确实﹐民族和亲戚﹐就应该如此划分。我懂了格瓦拉的魅力为什么经久不衰﹐他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 －－ 留意着他人苦痛而生活的人。

其实这是一件简单的事。祇是由于精英们都选择了不吃亏的阳关大路﹐所以实践它﹐需要罕见的学识和勇气。在河这边﹐人们早就放弃了幻想和等待﹐已经很难看见谁还在翘首盼望。这时路上出现了人影 －－ 也许我看花了眼﹐但这确是王小强新着给人的印象。对岸突然亮起一道焰火﹐沉默的人感到了喜悦。那个影子的背后会有更多的人跟上来么﹖人们彼此问着﹐心里又点燃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