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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贸易一体化形势下，食品市场更加注重食品的安全与质量。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制定农药最高残留限量标准设置食品贸易技术性壁垒，使我国食品出口连连受阻，导致我国食品贸易损失巨大。为此，通过我国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欧盟、美国和加拿大食品安全限量标准对比分析研究，从比较中发现差距，从比较中吸收经验，对于制定和修订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提高我国食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1  CAC、美国、加拿大、欧盟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状况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下设农药残留专家委员会联席会议（JMPR）和农药残留法典委员会（CCPR）两个组织专门负责制定和协调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JMPR负责农药安全性毒理学学术评价，修订农药每日允许摄入量ADI，仅从学术上评价各国政府、农药企业、公司提交的农药残留试验数据和市场监测数据，提出MRL推荐值。CCPR负责提交进行农药残留和毒理学评价的农药评议优先表，审议JMPR提交的农药最高残留限量草案，制定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标准［1］。协调制定农药残留标准是CAC的重要职责，目前已形成了包括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农药残留分析采样方法、农药残留分析方法标准以及农药残留分析的实验室操作规程等较为完善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体系。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制定的农药残留最大限量标准收录在食品法典委员会MRL1内，目前，共制定了197种农药在农产品及食品中的2374个农药残留最大限量值［2］。欧盟的农药残留立法始于欧共体在1976年11月制定的理事会指令76／895／EEC，该指令确定了43种农药活性物质在部分水果和蔬菜上的MRL标准。1986～1990年又先后发布了3个有关农药MRL标准的理事会指令86／362／EEC、86／363／EEC和90／642／EEC，为植物（包括水果和蔬菜）产品、谷物、动物产品表面和内部农药含量设定了MRL标准。在1997年前的理事会指令中制定的农药MRL标准仅仅限于未加工的食品，从1997年的97／41／EEC指令开始有3个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是规定了建立加工食品和复合食品的农药MRL标准体系；二是建立了欧盟内部国家间农药MRL标准差异的协调程序，以解决由于这种差异而导致的贸易障碍；三是将制定农药MRL标准的职能从欧盟理事会转到欧盟委员会［3］。目前，欧盟共制定出了200多种农药活性物质在食品中的30000多项农药MRL标准，其中有3／4以上的MRL标准设定在检测限上。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也在加紧制定和修订本国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美国政府由农业部负责制定农产品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由卫生部负责食品、动物饲料在生产和注册环节的农药残留管理，包括生产过程中的残留监测和产品注册时的残留检测，制定相应的残留检测程序和实验方法。目前，美国共制定320多种农药的9600多项最高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并计划在10年内完成对现有残留限量的再评价。加拿大由卫生部负责制定农药残留的标准，由食品检验局负责农药的残留监控。到目前为止，加拿大制定了150多种农药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2  我国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状况为了与国际标准接轨，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非常重视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我国现行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是GB2763-2005《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该标准包括136种我国正在使用的农药［4］，基本涵盖了获得农药登记、允许使用的农药和禁止在水果、蔬菜、茶叶等经济作物上使用的高毒农药。该标准依据安全性毒理学评价以及根据我国居民食物消费量估算摄入计量和实际污染水平的监测结果，并参考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美国、欧盟等制定的标准。目前我国国家标准对农药限量的规定涉及136种农药的480项农药残留限量指标数量。3  我国与CAC、美国、加拿大、欧盟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存在的差异CAC、欧盟、美国、加拿大等国际组织和国家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几乎涉及所有的农产品及食品，且各项指标分类较细，往往一种农药在不同的作物和食品中均有详细规定。特别是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不断修订，限量指标数量不断增加，甚至很多低毒、低残留的农药也制定了很严格的限量，其中大部分是以最先进的仪器检测限作为限量标准值，这就给我国农产品和食品出口造成了很大的贸易技术壁垒。3.1  我国标准中农药残留限量指标数量偏少目前，CAC共制定了210多种农药在农产品及食品中的3000多个农药残留最大限量值；欧盟共制定出了200多种农药活性物质在食品中的30000多项农药MRL标准；美国共制定320多种农药的9600多项最高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加拿大也制定了150多种农药的2000多项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而我国国家标准对农药限量的规定仅涉及136种农药的480项农药残留限量指标，相比这些国家或地区，我国在这方面无论是标准数量，还是指标数量都较少。3.2  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指标过于单一，食品限定过于笼统我国农药残留标准对粮食、蔬菜和水果等食品的限定不如CAC、欧盟、美国和加拿大标准中那样具体。我国现行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规定的食品分类比较笼统，而CAC、欧盟、美国和加拿大在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规定的食品详细划分到具体的每一种粮食、蔬菜、水果品种。例如在我国国家标准中乐果在蔬菜上的MRL值统一限定为1mg／kg，而CAC国际标准中针对菠菜、番茄、胡萝卜、芹菜等蔬菜品种制定农药乐果的MRL值。欧盟食品分类更细，我国的粮食是指原粮产品，而欧盟进一步细分为大麦、小麦、黑麦、燕麦、大米；我国蔬菜包括叶菜、果菜和根块类菜，而欧盟蔬菜进一步细分为黄瓜、菜花、甘蓝等；我国水果只是一大类，而欧盟分为干果、鲜果、硬果和软果等，其中鲜果又分苹果、香蕉、葡萄、柑橘等，并且每一种农产品都对应各自不同种农药的限量标准。美国食品标准中，苹果中有160多种、梨中有80多种、白菜中有60多种、芹菜中有30多种、菠菜中有30多种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加拿大农药残留限量规定也比较细化，例如畜禽产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我国只是对肉及其制品统一进行限定，而加拿大详细规定了牛肉、山羊肉、绵羊肉、马肉、猪肉及其副产品中的农药残留含量；我国豆类蔬菜作为一类进行农药最大残留限量限定，而加拿大的豆类蔬菜包括四季豆、菜豆、红花菜豆、食荚菜豆、红菜豆等品种。3.3  限量标准中农药品种间存在差异发达国家和地区根据各自农药使用情况，结合农产品原料质量安全现状和食品生产方式，对相应的农药进行了限定。国际组织或发达国家标准已制定限量标准，而我国未制定限量指标的农药品种包括2-苯基苯酚、甲基谷硫磷、苯霜灵、恶虫威、苯菌灵、苄呋菊酯、联苯三唑醇、溴离子、灭螨猛、毒虫畏、噻草酮、三环锡、甲基内吸磷、抑菌灵、氯硝胺、落长灵、乙拌磷、二噻农、二硫代氨基甲酸盐类、多果定等。另外，我国国家标准已制定，而CAC、欧盟、美国和加拿大也有一部分农药未制定相应的残留限量标准。CAC未制定限量标准的农药品种包括三氟羧草醚、甲草胺、涕灭威、磷化铝、莠去津、丙硫克百威、苄嘧磺隆、杀虫双、丁草胺、丁硫克百威、杀螟丹、灭幼脲、矮壮素、氯化苦、绿麦隆、氰化物、野燕枯、烯唑醇、敌瘟磷等。与我国国家标准相比，欧盟标准中未规定多效唑、辛硫磷、恶草酮、异丙甲草胺、氟乐灵、蚜灭磷、稻丰散、甲基对硫磷等农药品种限量；美国标准中未规定三唑酮、二唑醇、特丁磷、戊唑醇、稀禾定、五氯硝基苯、咪鲜胺、抗蚜威、辛硫磷、磷胺等农药品种；加拿大农药限量标准中没有规定甲基对硫磷、百草枯、多效唑、恶草酮、禾草敌、异丙甲草胺、代森锰锌、咪酰胺、稻丰散、辛硫磷、敌百虫、甲拌磷、三唑酮、蚜灭磷等农药品种。3.4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限量指标存在的差异3.4.1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部分限量指标一致通过比较，发现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有部分限量指标和CAC、欧盟、美国或加拿大规定的农药残留限量指标相同。新制定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有80多种农药的270多项标准采用CAC标准或与CAC一致。如葡萄中四螨嗪、乐果、杀螟硫磷等农药限量，苹果中克菌丹、甲萘威、倍硫磷、马拉硫磷、对硫磷、亚胺硫磷、敌百虫和三唑锡等农药限量，胡萝卜、叶球甘蓝和花椰菜上的白菌清限量与我国限定其含量相同，溴氰菊酯在果菜中的限量值一致。欧盟标准中双甲脒在梨中的限量和我国梨果类水果中的限量均为0.5mg／kg，在大豆、番茄、芦笋中的多菌灵、葡萄中腐霉利、黄瓜中乙烯菌核利、棉籽中氯氰菊酯等农药限定于我国对其限量规定相同。美国农药MRL标准中大豆中的氟乐灵和灭多威、葡萄中的腐霉利、花生和棉籽中甲拌磷等农药残留限量指标与我国国家标准相应的限定指标一致。加拿大标准中柑橘中灭多威、葡萄中甲霜灵、芹菜和葡萄中的马拉硫磷，黄瓜、番茄中的乙烯菌核利等农药限量指标与我国国家标准限定值相同。3.4.2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部分限量指标低于国际或发达国家标准某些粮食、蔬菜等食品，因我国居民的食用量较大，其农药残留指标严于CAC标准，如国家标准中规定马拉硫磷、对硫磷、甲拌磷、甲胺磷、久效磷、氧化乐果、克百威和涕灭威8种高毒、高残留农约为不得检出品种。这项规定严于CAC、欧盟、美国、加拿大等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此外，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某些农药在某个蔬菜品种上的MRL值低于CAC、欧盟、美国或加拿大，如CAC标准芜菁甘蓝中多菌灵、莴苣头中五氯硝基苯、结球甘蓝中的乙酰甲胺磷等农药限量值均高于我国；我国标准中小麦和香蕉中丙环唑、小麦粉中甲基嘧啶磷、大麦中溴甲烷、棉籽中亚胺硫磷等农药限量严于美国；加拿大标准中黄瓜的甲霜灵、肉及肉制品与乳及其制品中林丹等农药限量指标比我国高；欧盟标准中黄瓜、茄子中敌百虫，芒果中咪酰胺等农药限量要求松于我国。3.4.3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限量指标高于国际和发达国家标准我国食品中限定的个别农药品种的MRL值大于CAC、欧盟、美国、加拿大等标准，已不适应现在的食品质量安全要求，按这种标准检测判断，是食品安全的潜在威胁。例如果菜类蔬菜中甲氰菊酯的残留标准，国家标准是1mg／kg，而CAC、美国、欧盟的标准均为0.2mg/kg；我国蔬菜中毒死蜱残留标准为1mg／kg，而CAC根据不同蔬菜品种制定标准，除叶菜类为1mg／kg外，其它类蔬菜的MRL值都很低，青菜和花椰菜仅为0.05mg／kg。加拿大苹果中灭多威，甘蓝、黄瓜、番茄中氯菊酯，美国大豆中异丙甲草胺，欧盟苹果、梨中的三唑酮，柑橘中噻菌灵，番茄中乙烯菌核利等农药限量值均低于我国相应的残留限量值。4  小结我国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与CAC、欧盟、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残留限量标准在农药限量指标数量、食品限定范围、农药种类限定、限量指标值等各方面存在很大差距，主要是农药残留限量指标较少、食品限定过于笼统、限定的农药品种较少、有些限量指标高等问题。因此，为了尽快使我国食品农药残留限量标准适应国内外食品市场发展需要，打破国际贸易技术壁垒，应加速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应加强风险评估等科学方法在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制定中的应用，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同时应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提高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水平，使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既适应国内食品工业发展需要，又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需要。◇参考文献［1］耿天霖.中国农药残留领域采用CAC标准研究.世界农业，2005，10：39-42.［2］高景红，肖志勇.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存在的问题探讨.农业环境与发展，2002，4：32-33.［3］张志恒，陈丽萍.欧盟农药MRL标准及中国的主要差距.世界农业，2004，10：47-48.［4］张莹，王绪卿，赵丹宁，等.GB2763-2005《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5.

纪庄汉牍"算簿"的出土说明，"事算"意味着服"算"的义务，既包括以"算"计算的各种人头税，还包括以"算"计征的各种徭役。纪庄汉牍的另一大特色是首次集中出土了大量私人书信。在百余年的简牍发现史上，比较完整的私人书信共有30余件，零星出土。纪庄汉墓却一次集中出土了27件

制度和道德当然都很重要。中国应当完善自己的法律制度。不过，在此之外，教育是一个问题，道德价值观也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问题，比如中国现在的一些城市里，大部分都是外地人，他们一般来说不会有很强的社群感。

据美国国防承包商预估，美军每年投入网络战的费用超100亿美元。为了网络进攻能力，美军大力开发计算机网络战武器，美军已经研制出2000多种计算机病毒武器，加上训练有素的网络战进攻部队，只要美国需要，随时可发起信息网络攻击，侵入别国网络，进行破坏、瘫痪甚至控制。

阿明访谈，2010年12月14日（译文未完）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所，环境流行病与健康影响研究室副主任尚琪研究员对镉大米的种种做了一个综合性解答，并建议镉大米处理的暂时对策：酿酒、饲料

五帝时代之所以作为中国史的开端，乃是基于如下的意识：作为中国传统的天下政教形态在五帝时代业已开端，它体现在帝与群神的二层级的政治构造上面，这一构造对应于三代王制中的天子与诸侯的共治结构，而在天下型国家成立之后，这一构造又变易为圣与王、君子与君主的共治结构，后者是中国两千年传统政教形态的典范。帝与群神的分工，导致了对民的统治被架置在文化上而不是狭义的政治上，初步展现了中国传统政教将政治镶嵌在文化中的基本精神。

参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的，当时唐弢还是一位20岁的上海邮局的实习拣信生。从追随鲁迅于散文和杂文领域开始创作，到开创性地大量写作书话，再到领衔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半个多世纪的孜孜求索

数据统计可资参考，也指出了科学精英制度和一部分科学精英的问题。

多晶硅生产过程中的高耗能高污染问题由来已久，并随着国家对于行业产能过剩的警示而浮出水面。"两头在外，只把污染留在国内"成为各界诟病多晶硅污染问题的最大注脚。

展览包括四个部分，水墨画、装置、理论和建筑，它们既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唯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语境中，人类文化处于整体性的弥散状态，或者说正在走向解构，走向碎片化、平面化、匀质化。在这种情况之下，要生成新的结构系统其实很不容易。但是我认为，对文化怀有责任感的学者和艺术家，还是希望在这个大的弥散境遇中能够有所生成。

我看不出职业经济学家有什么用。他们声称自己了解贸易和金融、了解市场和信贷，可是我很难看明白他们昂贵的建议和深奥的辩论有什么实际效益。比如，他们实在应该就创造就业的问题向我们提供亟需的答案，可是他们到哪里去了？新的工作岗位应当如何创造、由谁创造、在什么条件下创造？西班牙等国家已经被40%的青年失业率压垮了，对于这种灾难，经济学家们给出了什么务实的解决方案？    据我所知，对这个噩梦唯一的回应，是鼓励创业者建立新公司。热衷理论却疏于实践的学者们发表了晦涩的经济学论文、艰深的公式或枯燥的讲话，但勇敢的创业者们不能依靠这些东西，与此相反，他们需要的是巧妙的发明和有力的执行。大多数经济学课本中几乎不提创业者，即使提也往往抓不住重点，这个事实说明了多数“乏味的科学家”脱离现实，对市场真实的运行并不熟悉。在最近一次创业者峰会上我和英国商业大臣文斯•凯布尔(Vince Cable)共同参与了一个讨论环节。凯布尔在从政之前曾是全职经济学家。他在发言时反复强调的一个事实错得十分明显，简直令人汗颜：他说，英国90%的天使投资发生在苏格兰，暗示英格兰人应该学学苏格兰人的能力。不像这位大臣和为他写稿子的人，我从事天使投资行业，因此我知道这个错误有多愚蠢。这样的人在领导着我们，而且协助他的研究者如此业余，实在让我绝望。或者以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侃侃而谈的诺贝尔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为例。他总是作出的消极的预测，热衷于抨击共和党，这意味着他无法给我们实际经营企业的人提供任何有用的建议。现代最危险的经济学家无疑是摇旗呐喊让美国经济坠下悬崖的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毫无疑问，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政策制定者、金融家、创业者应该更好地倾听他们的预测和观点。可是对于信贷危机，哪里有过广为人知的预测？又有多少人准确地预测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大量优秀的经济学家们从几乎毁掉西方世界的银行那里得到可观的薪水，难道这些天才们谁都没有警告过自己的主子？正相反，他们还创造出了助长愚蠢行为的有瑕疵的模型。大多数出色的企业管理者完全无视经济学家们炮制出的大量统计数据，他们知道要紧的不是市场的总体表现如何，而是自己的客户是否满意，是否能赚到足够的利润。经济学这门学科更不寻常的一面是比例惊人的从业者是由政府雇佣的。他们通过对资本主义发表看法而谋生，却并没有参与到支撑资本主义的引擎——私有企业的领域之中。这意味着他们以一种扭曲的视角观察商业实际是如何运作的。还是给我一些会制作实体物品的匠人们吧，就像在我的餐馆中与我共事的面包师和大厨们一样。他们可能会缺乏我们在媒体上读到、听到的那些经济评论员某些巧舌如簧的言辞，但他们的实际技能为社会提供的价值却要远远大于克鲁格曼等人支撑的那门伪科学。正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说过的：“如果经济学家能让世人把他们看作平凡而又胜任其职的人，就像牙医的地位一样，该有多好啊。”世界上的经济学家们最该做的是每个人都开一家自己的公司。那样他们才能在最前沿亲身体验资本主义的挑战。那些无法迈出这勇敢的一步的人，或许可以去搞哲学，教教我们大家如何过上更道德的生活。我确信那比他们现在做的事更有用。作者经营着私募股权公司Risk Capital Partners，并但任英国皇家艺术协会(Royal Society of Arts)会长。译者/王柯伦

 4月25日，马英九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围绕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举行了辩论会。岛内这场众所瞩目的"世纪大辩"，既是朝野之间政策大辩论，也是国、民两党争夺民意的一次正面较量，对马和蔡两人、年底五都选举及两岸签署ECFA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一、马攻蔡守态势明显最早提出朝野辩论ECFA议题的是马英九当局，起初计划由"行政院长"吴敦义与蔡英文辩论。但是民进党并不想在ECFA问题上与国民党展开理性对话，因此以两党领导人身份及"国民党缺乏诚意"等种种借口予以回避。最后在马当局不断提出建议和让步，且民意也给予高度期待的情况下，双方最终于4月25日举行"ECFA双英辩论会"。朝野双方都高度重视此次辩论，马英九不仅强化记忆ECFA的各种论述及统计数据，而且组织专门团队助其练习；蔡英文则要求幕僚每天都撰写相关学术论文，严格考证每项数据。双英辩论会上，马、蔡两人展开激烈交锋，争论焦点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签署ECFA是否有急迫性和必要性。蔡英文宣称，两岸签署ECFA将导致岛内有史以来最大的财富重新分配，"台湾在WTO的架构下与大陆持续谈判经贸合作即可，跟着世界一齐走向中国"，不必冒险前进。马英九则指出，"签署两岸经济协议，等于打通台湾经贸任督二脉"，"我们不能再等待，我要带领台湾找回失落8年，开展黄金10年"。二是ECFA对"台湾主权"的影响。蔡攻击马"在主权问题上从没坚持过，还说台湾与中国是两个地区的关系"，"台湾人民普遍有恐惧感"。马则表示，他上台后与大陆签署的12项协议没有一项丧失"主权"，"未来任何协商我一定全力捍卫中华民国主权、捍卫台湾尊严，这个立场绝不改变"。三是签署ECFA对岛内民众就业的影响。蔡英文宣称，签署ECFA将冲击岛内590万民众的就业，马无法保证未来10年不开放大陆农产品及劳工入岛，没有全面考虑ECFA的利弊。马则认为最多冲击10万人，任内从未开放农产品及劳工入岛，相反是民进党执政时期开放最多。四是签署ECFA涉及的受损企业补救和保障。马英九表示已准备了950亿元新台币，依受损企业的实际情况分别采取振兴辅导、体质调整以及损害救济，并搭配租税、社福补助等补救措施。蔡则指责马未清楚说明如何运用相关费用，且租税和社福等手段过于消极。五是协商ECFA程序的问题。蔡指责马与大陆协商ECFA"决策不透明，政府似有难言之隐"。马则回击称，"政部门规划到立院报告10次，民进党不是反对、就是杯葛"，他不清楚民进党质疑的内在逻辑。辩论会后，岛内舆论普遍认为马英九的表现要优于蔡英文，马不仅用百姓的语言表达政策，而且在民进党执政疏失、"立法院"盲目反对等方面发起凌厉攻势，让对手陷入被动。而蔡英文大量使用专业术语，"不像党主席、更像学校教授"，无法与基层民众产生共鸣。更重要的是，蔡背负着民进党执政及基本教义派非理性反对的包袱，在阐述理念时经常发生矛盾，因此表现不如预期。  二、马、蔡两人各取所需双英辩论会之所以能成行，完全是国、民两党特别是马英九与蔡英文基于各自政治利益进行博弈的结果。国民党评估"双英会"对马当局是利大于弊。一是马英九欲借此提高个人声望。在经济衰退、"八八风灾"、美国牛肉进口风波等冲击下，马当局施政能力及绩效饱受质疑和批评，其个人声望持续低迷，领导权威受到挑战。马英九积极推动"双英辩"，是因为胜可提升其民意支持度，唤回日益涣散的蓝军支持者，巩固自身领导权威；败对其已处谷底的声望影响有限。二是马当局希望营造有利于两岸签署ECFA的舆论氛围。两岸针对ECFA议题的协商已进入关键期，并拟定于第五次"陈江会谈"时正式签署。但由于民进党持续攻击抹黑，马当局对ECFA的宣传效果不佳，岛内民众赞成两岸签署ECFA的比例持续减少。据TVBS电视台3月底民调显示，赞成两岸签署ECFA的民众仅为35%，较半年前竟然减少了11%，与反对的比例（32%）基本持平，显示民众对两岸签署ECFA的态度越来越保守。因此，马英九当局有意通过"ECFA双英辩论会"扩大宣传力度，以尽速争取民意支持，为两岸签署ECFA营造有利环境。三是国民党力图主导年底五都选举议题。国民党高层认为，ECFA是民进党在未来选举中必打的议题。但年底五都选举属于都会型选举，多数民众不反对两岸签署ECFA，如果ECFA宣导得力，该议题反而有利于五都选战，特别有利于北部和中部三都的选情。因此，国民党将"双英辩"作为年底选战整体战术的重要一环，力图掌控该议题主导权，扭转目前被动挨打的局面。蔡英文同意参加辩论会也有自己的政治考虑。一是民进党面临强大民意压力。两岸宣布商签ECFA之后，岛内超过60%的民众对此表示支持。但是在民进党一年多来的负面宣传下，支持ECFA的民众已降至50%以下，许多态度犹豫的民众希望通过两党辩论了解真相。《中国时报》3月底民调显示，高达67%的民众赞成朝野围绕ECFA辩论，其中支持双方辩论的绿营支持者更超过92%，岛内社会要求朝野辩论的气氛蔚然成形。面对民意压力，如果民进党继续避战就会被社会舆论认为是心虚怯战，使其在朝野政争中失去主打"反ECFA牌"的正当性，所以蔡不得不应战。二是蔡英文欲借此巩固权力地位。自2月底党内实力派天王苏贞昌抢先向媒体放话强势参选台北市长后，党内许多人也纷纷表态参选五都，破坏了蔡英文的权威和五都布局。而苏系和部分党内基层拱蔡英文参选新北市，党内"公妈派"跳出来与蔡竞选党主席，都试图将蔡推入五都选战，丧失超然地位，干扰其个人对民进党发展的整体规划。因此，蔡有意借"双英辩"对决泛蓝共主马英九，形塑"绿营主帅"的格局和形象，进而在未来五都选举的党内协调中掌握主导权，同时保持对2012年"总统"选举的主动权。三是为民进党随后继续操作ECFA议题作铺垫。民进党已将ECFA作为未来进行政治操作的主要议题之一。一方面，鼓吹"ECFA公投是化解对立的最好方法"，与台联党继续联合推动所谓"ECFA公投"；另一方面，研拟在5月20日马英九就职两周年前后或6月两岸签署ECFA前夕联合一些"台独"社团举办所谓"反对ECFA大游行"。为提高"公投"与游行的动员能力，民进党欲借"双英辩"扩大宣传反对两岸签署ECFA的论述，为随后的政治操作提前作铺垫。 三、辩论会的影响此次辩论是政党再轮替以来，岛内朝野政党第一次就重大政策议题正面交锋，对未来岛内政局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一）对马英九个人声望有正面影响。马英九在"双英辩"中的突出表现受到了岛内民众，特别是蓝营支持者的高度评价。据台《联合报》民调显示，辩论会后马英九个人声望由3月下旬的27%上升为38%，如2012年"大选"由蔡英文挑战马英九，两人的支持度也由一个月前的平分秋色转成马领先蔡11个百分点。部分蓝营媒体甚至表示，"这是马英九2008年上台以来最好的政策说明"，"以前的马英九又回来了"。马英九的民意支持度暂时脱离了去年12月县市长败选以来的低迷状态，有利于巩固领导权威，也为未来继续拉抬马的声势提供了良好契机。但是，马是否能保持住民调上升势头，关键还要看两岸政策的执行力和效果。（二）蔡英文党内地位得到巩固，但面临其他天王挑战。"双英辩"被岛内舆论称为是2012年"大选"辩论会提前开打，蔡英文对决"泛蓝共主"马英九，宛如占据了绿营"总统候选人"的地位。同时，在民进党内指责苏贞昌执意参选台北市长导致民进党五都选举"好局变乱局"声浪不断高涨之际，蔡借此次辩论会暂时坐稳了党内共主的地位，有利于其在5月底党主席选举中胜选并冲高得票率，甚至有媒体称"民进党已从'后扁时期'进入了'小英时期'"。但另一方面，据TVBS电视台辩论会后民调显示，仅有34%的民众认为蔡英文的表现较好，远低于马英九的46%，显示蔡的气势虽在一系列胜选后上涨较快，但要挑战马英九还有一定实力差距。在此情况下，未来蔡仍难以确立党内绝对权威，在政治利益分配上仍将受到党内天王和各派系势力的压力。而蔡在此次辩论中的表现也未获党内基本教义派的肯定，对未来民进党路线的调整增添新的困难。    （三）民进党将继续加大反ECFA的力度。马英九在辩论会上和之前的宣传中主攻"ECFA是打破民进党执政造成'锁国'困局的重要一步"，更加凸显了民进党"急独"路线在两岸政策上的巨大缺陷，客观上增大了民进党路线调整的压力。但对于民进党来说，"ECFA已成为现在最能让台独意识附体的公共议题"。在"支持ECFA就等于卖台"的联结下，民进党已失去理性讨论ECFA议题的可能性。出于政治利益考虑，特别是为打赢年底"五都"市长选举，民进党未来反对ECFA的行动只会不断升级，推动"ECFA公投"和"反ECFA游行"的力度也将进一步增大。（四）岛内民意向有利于两岸签署ECFA方向发展。马当局此次以"大选"辩论会的高规格组织举办"双英辩"，同时要求各行政部门加大力度密集到地方举办演讲、说明会，最大限度地吸引岛内民众注意，使更多民众了解并转而支持两岸签署ECFA。据《中国时报》民调显示，53%的民众观看了此次辩论，对ECFA的知晓度提升至78%，支持度上升为48%，比4月初上扬了7%，反对的比例由之前的38%下降为30%。实际上，一次辩论会对民众真正了解ECFA意义并不大，但马英九表现出的高度自信提高了民众对当局的依赖，为接下来两岸正式签署ECFA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五）对国民党年底五都选情有正面影响。国、民两党都将ECFA作为年底五都选举的主要议题，而国民党在此议题上却一直被民进党所主导。此次辩论会以马英九的胜利告终，一举扭转了国民党的被动局面，在未来五都选举与民进党的政策论战中略占上锋。而民进党虽然会加大反ECFA的力度，但其正当性已大打折扣。未来民进党的街头抗议可凝聚基本盘，但想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还远远不够，必须提出更有力的理论论述。    （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政治研究室：王治国） 

从2007年到2011年五年间，俄共党内斗争不断，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主流派与反对派展开了激烈交锋，如2007年反对"新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2008-2010年先后改组了圣彼得堡市和莫斯科市的俄共分部领导机构，撤换了市委主要负责人。双方除了在干部和组织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外，还在思想理论上围绕久加诺夫提出的"俄罗斯问题"和"俄罗斯社会主义"展开了激烈争论

融危机使中国产业结构的缺陷暴露无遗：过度依赖于国外市场，过度依赖于投资与房地产业。调整产业结构不仅需要正确的政策，更需要正确的时机，现在急不得。如何围绕“人性”与“绿色”使短期应对与长期产业升级配套，是对中国智慧的大考。

在韦君宜、王蒙、李锐、张炜、李洱甚至是杨沫等人的笔下，知识份子和革命的关系与既定的历史叙述显然发生了某种龃龉。作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知识份子与革命」书写前文本的《青春之歌》记载了共和国幼年时代对知识份子与革命关系的认知与规范，它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世界铁路发展史始于1822年5月23日的英国，这一天从斯托克顿至达灵顿的铁路动工兴建，1825年9月27日建成通车。建设这条铁路的资金，绝大部分来自沿线的教友派信徒，这说明该铁路本身是地区利益的产物--这正是英国社会"地区为中心"性质的写照。这条铁路出现后，英国多个地方提出铁路修建计划，而金融资本也参与到了铁路融资当中，从资金到管理都以近代的方式代替了传统的地区关系网为中心的运作方式。

针对育鹏社教科书的采用，横滨市有77000人联名提交了反对意见书，而最后采用的决定，是由6人组成的市教育委员会以4票"多数"通过的。

在编辑国家清史工程所属文献整理项目《清人诗文集汇编》时，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人员发现由北京大学图书馆送来的清代著名作家 蒲松龄的《聊斋全集》，竟然是失踪近八十年的由罗尔纲负责抄写、胡适和罗尔纲合作校勘的新编《聊斋全集》。这部具有极高文献和文物价值的名家稿本在199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中被著录为“曲阜孔氏抄本”，迄今未见有研究胡适以及蒲松龄的学者提及，当然更谈不上整理利用了。胡适、罗尔纲抄校本的来历　　罗尔纲（1901－1997），著名历史学家，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出版有《太平天国史纲》、《太平天国史》等。校勘整理蒲松龄《聊斋全集》一事，在罗尔纲的名著《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一书里，有很详细的记载。　　1930年夏，胡适请罗尔纲到其家里抄写整理其父胡传的遗著。1931年3月，罗尔纲整理完《胡铁花遗稿》，胡适为了证明《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西周生就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叫罗尔纲校正整理《聊斋全集》。当时最流行的上海中华图书馆出版的石印本《聊斋文集》仅收有蒲松龄的五十二篇文章，其中六篇还是伪作，这对研究这位大作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胡适借了两部《聊斋全集》的抄本，一部是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本，一部是淄川马立勋藏本，叫罗尔纲校其异同，编了一部新编《聊斋全集》。根据罗尔纲的校勘成果，胡适先后写了《蒲松龄的生年考》（后改题为《辨伪举例》）和《醒世姻缘传考证》两篇文章。　　整理好的《胡铁花遗稿》被胡适携去台湾，其中的台湾部分，已于1951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出版，取名《台湾记录两种》。但是《蒲松龄全集》于1931年秋编成交给胡适后，一直不知下落。1986年罗尔纲为《聊斋文集的稿本》一文所作的《后记》中，还不无遗憾地说：“五十年代末，有一位东欧女作家看了这篇文章，到南京来要和我谈《聊斋文集》。当年这件工作是胡适叫我做的，编了《聊斋全集三种目录对照表》和编成那部二百一十九篇的新编《聊斋文集》后，已交回胡适，故无可奉告。”　　其实，这部珍贵的文稿虽然几经波折，险遭散佚，却基本上一直没有离开过北京大学图书馆。1948年12月，胡适仓促飞离北平，他的藏书、手稿以及往来书信等，全都存放在其住所东厂胡同一号后院的五大间书库内，由他的儿子胡思杜照管。根据亲身经历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广铭先生证实：1948年底，胡适所有的手稿、文件、书籍打包进一百零二只大木箱，全部寄存放于松公府北大图书馆。后来到了1954年，为了准备批判胡适的材料，中宣部从北大图书馆取走了大部分的胡适书信、日记和其他相关文件。1958年中宣部资料室解散，这批文件转到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当时为中国科学院学部近代史所）。1962年下半年，文化部对胡适的藏书、书信和文件进行了重新分配：将105种善本古籍交北京图书馆收藏，一万五千余件胡适书信、手稿等文件交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藏书中的普通书籍仍旧由北大图书馆收藏。（张洁宇：《胡适藏书今何在》，载《中华读书报》1998年12月2日）因此，这个胡适、罗尔纲抄校本《聊斋文集》很可能就混迹其中，被当做胡适普通藏书的一种而湮没不彰。　　1999年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写《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录》（1999年6月第一版）时，将这个本子鉴定为“曲阜孔氏抄本”，从而又瞒过了无数学者的法眼。直到现在，虽然学术界研究蒲松龄和胡适的热浪迭起，但是这个抄校本一直未被研究者提起，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胡适、罗尔纲抄校本的内容　　这部由胡适、罗尔纲抄校的《聊斋全集》共三册，用毛笔抄在“新月稿纸”上，每页十行，每行二十字。胡适曾是《新月》杂志的发起人之一，他在家中指导罗尔纲编纂《聊斋全集》，所编内容就抄在了《新月》杂志的专用稿纸上。全书没有发现罗尔纲的署名，但是有几处眉批下署“适之”。全书按照内封面分为“文集一”、“文集三”、“文集四”、“词集补抄”、“诗集一”、“石印本文集词集校对条注”、“三种目录对照表”、“聊斋四种著作目录”八个部分，主要是除《聊斋志异》之外蒲松龄的诗文著作。根据集名和现存内容推断，这个抄本有所散佚，已经并非原貌。　　全书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三种目录对照表”。这个表是罗尔纲整理《聊斋全集》所做的第一步工作。胡适叫罗尔纲把《聊斋全集》清华本和马立勋藏本中的文、诗、词的目录去和上海中华图书馆出版的石印本对照，列一个对照表。罗尔纲把对照表列成交给胡适，说：石印本的文和词，除了极少数之外，都是清华本和马本所收的。石印本的诗，共二百六十二首，没有一首是清华本和马本里面见过的。依据罗尔纲的对照表，胡适就写成一篇《蒲松龄的生年考》（后改题为《辨伪举例》），自称是“生平最得意的一篇考证学的小品文字”。这个对照表不仅对三个版本的目录进行了对照，还对正文题目一一进行了核实，遇有实际篇名与目录不符的，则注于每页表格左边。此外，在这个对照表之后，还附有三张抄写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专用稿纸上的蒲松龄诗歌目录，疑为胡适手迹。这就为两位大学者合作整理《聊斋全集》一事保存了更多史料，定能激发起研究者的无限兴味。　　文集是全书的重要部分之一，胡适稽考《醒世姻缘传》的材料都从这个新编的文集中找到。胡适和罗尔纲“把清华本与马氏本就其相同的及独有的编纂起来，便得到了一部二百一十九篇的《聊斋文集》。这部新定的二百一十九篇本的《聊斋文集》，便是胡适藏本，在当时，除了蒲松龄的四百余篇原本和李鉴堂的搜集本之外，是一部篇数最多，内容最真确的本子，外间颇为重视”。根据文集内封上罗尔纲的小字说明，可知“文集一”是“以马本为底本抄写，后以清华本校之。故此集包含马本与清华本共有之文，以及马本独有之文”，现存蒲松龄的文章38篇；文集三“亦系据马本抄者，内包含马本与清华本共有之文，以及马本独有之文”，现存蒲松龄58篇文章和王士禛（原文题作“王世正”）《题聊斋文后》、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孙迺瑶《聊斋遗集后跋》三篇文章；“文集四”是“清华本所独有的文章”，现存蒲松龄42篇文章（原有43篇，佚失一篇）、朱湘《聊斋文集题辞二》和孙庭橘跋文一篇。以上三本文集共存蒲氏文章138篇，与罗尔纲所称219篇者，尚缺81篇，应为“文集二”或“文集二”与其他文集共同散佚之文。　　内封“诗集一”的标题旁有罗尔纲小字说明：“诗集以马本为底本抄写，复以清华本校之。故此集中包含马本与清华本共有之诗，以及马本独有之诗。”共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所标注页码自为起讫，总计存诗465题。每首诗校出的异文都标在正文上方，遇有补遗则抄录于页之左端。在罗尔纲的斑斓墨迹之间，有时会见到胡适的眉批和旁注。“词集补抄”包含唐梦赉《聊斋诗余序》和蒲松龄的词14阙，据此推断，罗尔纲应当抄有存词更多的“词集”，惜乎现已不存。　　此外，罗尔纲还撰写了“石印本文集词集校对条注”，这一部校对条注，是以石印本为底稿，而以马本和清华本校对之，将异字异文条注出来，共为石印本的37篇文章、59阙词出了校记。从这些校记当中，可以看出罗尔纲治学的一丝不苟，比如《上布政司救荒策》一文，出条注多达106条；《大江东·新秋月夜病中感赋呈袁宣四》一词，校出异文25处。　　全书最后一部分是“聊斋四种著作目录”。分别为《农桑经》目录、《拟表》目录、《拟判》目录、《怀刑录》目录。虽然有目无文，但却提供了聊斋杂著中特别是《农桑经》和《怀刑录》的细目，足资考校现存有关文献。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全书虽然主要由罗尔纲抄写校勘，但是发起整理以及制定凡例都有胡适之功，并且从胡适的多处批校中也可以看出其本人下了很大功夫。如“诗集一”《輓淮阳道》一诗上方，有胡适眉批“参看下文（页32）同题一首，似是同一首，有两稿，此为定稿。适之”；“文集一”《代毕韦仲为义仙韩邑侯寄子记》一文上方，还留有胡适为考证蒲松龄年龄而作的眉批：“丙戌为顺治三年（1646），蒲方七岁。第二丙戌为康熙45（1706），他六十七岁。”这部珍贵的由罗尔纲负责抄写、胡适和罗尔纲合作校勘的新编《聊斋全集》（以下简称“胡罗本”），在《师门五年记》中，被罗尔纲称为“胡适藏本”，而胡适在其《醒世姻缘传考证》一文中所称“胡适藏抄本”，大概也是指这个由师徒二人精抄精校的本子。发现这个校勘本的意义　　罗尔纲深得胡适赏识，在胡适家先后共呆了五年之久，用他自己的话说，胡适的“师恩如春阳，我好比一株饱受春阳煦育的小草”。罗尔纲1943年写了脍炙人口的《师门五年记》（原名《师门辱教记》），书中真切细致描述了这段胡适培养人才、奖掖后进的佳话，出版后得到学界好评，盛行不衰。书中最可宝贵的地方，是“从来没有人这样坦白详细地描写他做学问的经验”（胡适《师门五年记》序），其实这个做学问的经验不仅是罗尔纲的，也是胡适的，因此此书“不但示人何以为学，亦且示人何以为师”（严耕望语），难怪一度“如同教科书一样在台湾销行”（罗尔纲记潘寿康语）。胡适1948年在写给罗尔纲的一封信中，说“这本小小的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三十五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　　罗尔纲在书中特别谈到校勘整理《聊斋全集》这一段经历对他本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影响。他说：“胡适叫我用对勘方法来编《三种聊斋全集目录对照表》，其影响之大，是出于他意料之外的。”“适之师根据我的对勘表作出这篇辨伪的实例，教导了我用对勘方法来解决考证问题。五十年代首先用来解决太平天国史料辨伪问题，写了我的太平天国史辨伪代表作《太平天国史料里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考伪》。到八十年代，以长达十年的时间解决了《水浒传》的原本和著者的问题。”罗尔纲师承胡适，研究工作主要以考证为主，态度严谨，深得胡适治学精髓，在太平天国历史研究领域获得很大成绩。如今连同《三种聊斋全集目录对照表》（即“三种目录对照表”）在内的整个《聊斋全集》胡、罗抄校本的重新发现，不仅为这一段学林佳话存证，而且为研究胡适的治学方法提供了真实而具体的珍贵材料。这是1948年胡适遗留大陆的由众多藏书、手稿和书信等资料组成的“胡适文库”里的重要珍品。　　其次，胡适、罗尔纲为把蒲松龄的诗文著作整理出一个定本做出了贡献，他们的校勘成果可用来订正现今流传的蒲松龄的诗文作品。胡罗本主要是利用马氏本和清华本的合编本，马氏本有宣统元年（1909）王敬铸《聊斋遗集序》宣统二年（1910）萧方骏《聊斋文钞序》，可知马氏本源自李鉴堂抄本，经过了王敬铸和萧方骏的两次删定。清华本是蒲松龄五世孙蒲庭橘的增订本，现在已经不存（清华大学图书馆已经查不到此书，《清人别集总目》亦无著录），因此通过胡罗本还可以一窥清华本的原貌。　　1998年上海学林出版社盛伟整理编校的《蒲松龄全集》（以下简称“盛本”），是目前内容最完备校勘最精确的版本，编者对60年代路大荒编《蒲松龄集》详加校勘，校出异文三千多处，并甄别取舍，择善而从。编者参考了蒲松龄的稿本和很多旧刻旧抄本，但是没有见到这个胡罗抄校本。拿二者进行对照，异字异文触目皆是，比如胡罗本“聊斋四种著作目录”中《农桑经》目录“二月·种稗”一条，胡罗本条目下有小注“稗非，稊乃”，而盛本却作“稗，非稊乃”。依据胡罗本除了可以发现一些文字上的出入，还可以解决某些存疑问题。比如收在盛本《蒲松龄全集》附录里的《怀刑录》，是从日本庆应义墅大学影印而来，编者本来就对其真伪存疑，但是苦于没有确证，只好收在附录里。胡罗本“聊斋四种著作目录”中的《怀刑录》目录，与日本影印本完全不同，而内容却与收在蒲松龄文集里的《怀刑录·序》的宗旨相符，从而可定日本影印来的《怀刑录》必为伪书无疑。　　胡罗本“文集四”清华本所独有的文章中，有一篇《又有小札十八则自草抄出未载友人姓字》，是不知收件人的十八则书信的汇编。初步检点后，只有十六则。其中除第三则胡适眉批注曰“此则已收入文集（一），题作《与王司寇阮亭先生》”，第五则胡适眉批注曰“此则亦已见文集（一），题为《与李淡庵》”，其他收件人均无着落。经过仔细和盛本《全集》对照，收件人均一一落实。其中，胡罗本中《与朱子青缃主政》和《与韩樾依逢庥刺史》误接抄在一起，应分为两个。第十六则《与李希梅》，盛本有“闻城内风波”至“可惧，可惧！”一段，而胡罗本同中山大学《聊斋文集》抄本一致，并无此段，可是胡罗本又将此段冠于书信《又与李希梅》之前。经过仔细勘察文义，发现此段文字与前后两信内容迥不相类，当为单独存在的又一封给李希梅的书信。这样一来，不仅可正盛本之误，而且离析出来，正好凑成十八则之数。

李白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