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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农民并不都是欢迎地方政府的“撤村建居”工程的。本文运用经过修正的斯科特关于农民道义经济学的“安全第一”理论,选择浙江J 市的一些城郊村作案例分析,提出城郊农民的排拒主要基于其不安全感:即在政府所推动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原来的安全条件很容易受到破坏,而满足其安全需要的替代方式却不易建立,甚至还没有被当成重要问题;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感到强烈的风险与转型不安全,包括经济不安全、社会不安全以及政治不安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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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写于8年前,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在网络泡沫时代对互联网提供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机遇的憧憬和欣喜。于今已是2007年,泡沫早就破灭干涸,当下对网络文化的探讨则更多倾向于分析网络提供的民主自由的假象、网络开放性背后的垄断行为、以及网络作为传播谣言的媒介功能等等。这篇文章很好地留存了蔓延于20世纪末的对于网络的乐观看法,可作科技史材料--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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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的激烈程度表明,我们对于过去和当下的理解,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是如何不确定。过去内在于当下,对于过去和当下的理解的不确定导致了未来的不确定。关于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社会分化、环境危机以及制度创新等问题的讨论,包含着对于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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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里亚关于媒体的思考追随了从新马克思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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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农户经济生产过程中几乎没有废弃物,仅仅几十年的“化学农业”、“机械化”等随工业化带来的大生产,导致了农村生态的广泛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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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总统这三个词,中国原来都有,但含义与近代都不完全一样。新词自由是放大、抽象了旧词,也包含了旧词。新词的产生是个复杂的过程,是一个对于陌生事物、陌生制度、陌生思想的理解不断加深、词汇构成不断调整的过程,也是一个使新造词汇逐渐符合汉语习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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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为《利维坦》一书设定的任务是探求政治生活的正当性根据:寻找关于“自然正义的知识” 。在深刻洞察人性的基础上,霍布斯着手寻找政治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的结合点:他不是自然主义者,绝不肯将公理建在强权上,仅仅通过赤裸裸的暴力来实现正义;也不是道学家,绝不相信仅凭一些抽象的道德法条就能约束人类的激情和欲望。霍布斯慎重思考政治和道德事务的结论是“利维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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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写的那个时代,于这一代青年来说,是一个大时代里的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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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一直很谦虚地说,她写短篇小说不行,没有这个天赋,比起苏童、迟子建和刘庆邦他们差远了。但从1970年代末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以来,三十年来王安忆不间断地也已发表了一百二十余篇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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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中国文化安全与“再中国化”问题的提出,是对西方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单边主义文化霸权反思批判基础上的新思维。本文从九个方面凸显走出边缘化的中国思想的前沿学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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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历史
2009/03/19
| 阅读: 1566
本文以蒋介石日记的相关叙述为中心,试图比较抗战后期英美对华政策的差异及国民政府对英美外交政策的差异。这一时期,尽管中国与英美成为共同作战的盟国,但亲疏关系不同。中英关系在这一时期并未有多大改善,相反,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陆续凸显出来。与英国相比,美国的形象相对良好。中国期望借助美国,对英国有所制约。尽管中美在战后目标上有较大重叠,但英美关系毕竟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在中英冲突中对中国的支持相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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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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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三十年尽管存在差异,但都是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用西方语言说是在探索另一种现代性,这是共和国六十年来最大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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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代短暂地经历了“市场社会”的梦魇之后,中国已出现了蓬勃的反向运动,并正在催生一个“社会市场”。在社会市场里,市场仍然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但政府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对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分享市场运作的成果,让社会各阶层分担市场运作的成本,从而把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伦理关系之中。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社会政策显示,中国政府既有政治意愿也有财政能力来充当社会市场的助产士,虽然无论在意愿还是能力上,两者都有待加强。今天中国社会还存在大量严重的问题,但社会政策的最终出现具有历史转折点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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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卫
社会
2008/11/27
| 阅读: 2038
哈耶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他出的的一本书有60多年了,他里面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就是自我调整的市场完全是一个乌托邦,这样的体制不可能存在很长,如果存在很长就会毁灭人类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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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政治
2008/08/19
| 阅读: 2711
怎样才能保证中国经济改革成为广泛参与的改革?平等的参与权、表达权、讨论权,乃至投票权的前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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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试图以大胆搏击而刷新吏治、振作洋务,反而酿成由辉煌到悲凉的仕途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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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古代中国有“社会”,那么,这个“社会”便可以说是从两种意义上由三个层次构成的。在第一种意义上,它由家、国、天下。家是士大夫掌握的国之本;国是诸侯掌握的天子之本;天下是天子掌握的天之本。三个层次构成了一个既松散的又合一的“天下”。在第二种意义上,它由乡民、士绅、皇权(及其代表的社会-政府一体性)组合而成,形成今天意义上的所谓“国家与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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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美尔说: “天狼星的居民对我们来说并非是真正陌生的”, 因为他(它) 们根本不是为了地球人而存在的, 因而与我们之间, 没有远近之分,“无所谓远近”。齐美尔笔下的流动人, 原型虽是商人, 但概念实指知识分子, 特别是指知识分子那一漂泊的特征。
从“陌生人”的客观性与自由感来看, 人类学家不是知识分子的特殊群体, 而无非是他们的一员。人类学家须如同其他知识分子那样, 成为流动人, 拥有能力来摆脱定式与偏见, 自远而近, 来“鸟瞰”社会的内在关系。人类学家之所以热衷于到远方去从事所谓“田野工作”, 恰是因为他们要获得一种对于自身社会的“远方之见”, 使自身通过摆脱固定的关系, 来“鸟瞰”这些内在与他们自身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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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天地人这三个中国传统概念在人类学中的使用和在西学影响下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