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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题《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由罗家伦口述,马星野记录。本书转载时略有删节及分段。转载自台湾《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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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绿色和平与第三世界网络共同调查发现,我国最接近商业化生产或在研发阶段的8种转基因水稻全都被国外的专利所控制,涉及的国外专利多达28项。一旦这些转基因水稻获批商业化种植,我国的农业生产、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将面临重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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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作者认为,重庆的创新思维既汲取沿海经验,又回避风险,成为中国抗击金融危机的新路径。文章的重点是内销,但举的例子多为外资企业以及港台企业在中国的内销,提到外资企业外销内销比例的时候用“不少”出口,“都做内销”。--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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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万提斯的时代也是西班牙文学史上著名的"黄金世纪",那时涌起的文学繁荣,被体制用来美化自己。然而人的求索追踪,必定要纠正文学史的误解和误导。阿梅里科·卡斯特罗把一四九二年后的西班牙文学分成两个集团,一是老基督徒的主旋律文学,一是新基督徒的抗议文学。这一见解虽尚可商榷,但是——没有苦难就没有文学的"黄金世纪",这是更大的文学规律。黄金森林的每一株巨树——从《托尔美斯河上的拉撒路》开创的流浪汉小说,到描写皮条客的《塞莱斯蒂娜》,再到某些神秘主义诗人直至《堂吉诃德》——都是抗议的、对抗歌功颂德的不朽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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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的诞生地墨西哥,竟然丧失了粮食自给,玉米的培育者的后代竟然要向拥有“产权”的美国公司高价购买玉米种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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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1,12世纪西方法典的编撰,基督教与教会法不仅提供了教会法体系创立的综合研究与分析的体系标准,而且传承了罗马帝国的传统,作为一个教高层次的文明使者,带着罗马法的威望和罗马人的名字来到了野蛮民族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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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应对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比做一场阻击战,在全国30多个地方战场上,重庆是打得最争气的之一;在全国地方国企系统中,重庆国企的表现也是最好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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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先收录前言。穆塔赫里Ayatollah Morteza Motahhari (1919-1979)的官方介绍在第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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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这个稍显奇怪的问题时,我意识到需要某种解释。(英译本可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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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结束历史战争的最终推动力在于人类探寻历史之“真诚的态度”。我们应摆脱毫无意义的历史解释符合事实与否的论证,摆脱以国家教科书制度为理由,帮助产生美化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之历史教科书的行为。我们应当进行的教育,是让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到,比起压制式、君临式的教育,平等且民主式的人际关系更是幸福快乐的。这也是一种人间基本礼仪之教育。在日常生活中亲身体会到“遗忘”的反义词不是“记忆”,而是“正义”,由此所引发出来的感觉性变革,是重构新的历史教科书与历史教育之不可缺乏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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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四世同堂》的舞台时空完全打破了原著小说的结构,将祁、冠、钱三家及小羊圈胡同同时展现在舞台之上,又通过移动装置将不同桥段各家的舞美布景逐一展开,其现实主义的戏剧舞台上不畏惧这种表现主义的手法,这一切都得益于导演田沁鑫与舞美大师薛殿杰先生的合作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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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通识教育的“ 共同核心课”和“助教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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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历史
2008/11/06
| 阅读: 2638
上世纪初,中国学人曾提出中国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说法,但他们当时似乎没有想过,西方史何尝不是层累地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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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天地人这三个中国传统概念在人类学中的使用和在西学影响下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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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美尔说: “天狼星的居民对我们来说并非是真正陌生的”, 因为他(它) 们根本不是为了地球人而存在的, 因而与我们之间, 没有远近之分,“无所谓远近”。齐美尔笔下的流动人, 原型虽是商人, 但概念实指知识分子, 特别是指知识分子那一漂泊的特征。
从“陌生人”的客观性与自由感来看, 人类学家不是知识分子的特殊群体, 而无非是他们的一员。人类学家须如同其他知识分子那样, 成为流动人, 拥有能力来摆脱定式与偏见, 自远而近, 来“鸟瞰”社会的内在关系。人类学家之所以热衷于到远方去从事所谓“田野工作”, 恰是因为他们要获得一种对于自身社会的“远方之见”, 使自身通过摆脱固定的关系, 来“鸟瞰”这些内在与他们自身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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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古代中国有“社会”,那么,这个“社会”便可以说是从两种意义上由三个层次构成的。在第一种意义上,它由家、国、天下。家是士大夫掌握的国之本;国是诸侯掌握的天子之本;天下是天子掌握的天之本。三个层次构成了一个既松散的又合一的“天下”。在第二种意义上,它由乡民、士绅、皇权(及其代表的社会-政府一体性)组合而成,形成今天意义上的所谓“国家与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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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佩纶试图以大胆搏击而刷新吏治、振作洋务,反而酿成由辉煌到悲凉的仕途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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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政治
2008/08/19
| 阅读: 2669
怎样才能保证中国经济改革成为广泛参与的改革?平等的参与权、表达权、讨论权,乃至投票权的前提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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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卫
社会
2008/11/27
| 阅读: 2007
哈耶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他出的的一本书有60多年了,他里面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就是自我调整的市场完全是一个乌托邦,这样的体制不可能存在很长,如果存在很长就会毁灭人类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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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代短暂地经历了“市场社会”的梦魇之后,中国已出现了蓬勃的反向运动,并正在催生一个“社会市场”。在社会市场里,市场仍然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但政府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对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分享市场运作的成果,让社会各阶层分担市场运作的成本,从而把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伦理关系之中。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社会政策显示,中国政府既有政治意愿也有财政能力来充当社会市场的助产士,虽然无论在意愿还是能力上,两者都有待加强。今天中国社会还存在大量严重的问题,但社会政策的最终出现具有历史转折点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