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 文章列表 - 普通

土地管理是关系到公共利益的最基础的管理之一。中国经济学界关于土地所有权有诸多争论，很多学者认为土地私有化可以实现“产权清晰”，“不但能使农民增收，而且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并且能减少因为土地征用而引起的群体性事件”等。这些学者常常以美国保护土地私有财产为例来进行论证，但是忽略了美国政府对于私有财产，尤其是关于土地占有、使用和处置等的种种法律限制。本文通过大量具体案例，介绍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私有财产和公共利益关系的争论，探讨了美国如何通过国家权力和各种行政法规对土地进行有效管理。作者附上一篇讨论美国警察及其权威的短文，有助于进一步说明美国国家执法权力的运作方式。

日前，英国《卫报》称将缩减印刷版业务；美国《新闻周刊》宣布2013年起停止出版印刷版、推出数字版。这再次引发了"传统纸质媒体会否消亡"的争议。

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已80高龄，仍勤于思考、笔耕不辍。他从软预算约束的角度分析了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他认为，软预算约束的扩散是导致危机的主要原因，而事后不充分追究责任人的救助机制又会强化软预算约束。无论是监管改革还是当前的救助都应该尽可能地着眼于减少软预算约束的副作用及其破坏性影响。

翻译诗如何影响中国诗人？诗歌翻译界与创作界交流有无必要？中国诗歌与翻译界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什么？第三代诗人代表人物欧阳江河与张枣，与一辈子从事西班牙诗歌翻译的赵振江，一起交流了翻译诗与诗歌创作的共生性问题。

生态学是工业革命以来兴起的一门学科，理解生物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这个学科的主要内容。对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理解，自然而然成为生态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数百年的历史中，生态学在不停地发展，生态学家对人类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理解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两个过程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萌芽阶段的生态学 在达尔文之前，不少生态学家同时是博物学家、分类学家、化学家、神学家甚至文学家。 在这一时期，一部分生态学家倾向于分门别类的描述和理解自然现象，诸如不同地理区域的植被组成，物种生活史特征等等。另一部分生态学家倾向于把自然看作一个有严整秩序的整体，从整体思考各个物种之间的精妙联系。美国生态史学家沃斯特认为，前一种生态学家是持"人类帝国主义"观点的，他们用还原论的办法机械地解析自然，其研究方法与在近代科学中兴起的归纳演绎方法是一致的。后一种是"田园主义"观点，他们倾向于把自然理解为一个整体，强调人类回归自然秩序。这一时期，田园主义生态学家在探讨自然界物种之间紧密联系的同时，还受到宗教、文艺思潮的影响。但是，这两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交织在一起。西方生态学者此时一方面醉心于不停地发现新的生命现象，一方面希望远离工业和城市的喧嚣，回归田园时光，对人类毁坏每一片森林感到痛惜。 达尔文之后的生态学科 达尔文和与他同时代的科学家们改变了生态学科的面貌，也导致了生态学的分化。达尔文在回顾他的工作原则时写道，即使一个假说再优美，只要和现实证据相矛盾，就必须被抛弃。某种意义上说，达尔文的这个工作思路和波普尔的"假说-证伪"模式是同质的。与达尔文同期的生态学家们大多都自觉地采用了这个原则。从1860年至今，生态学界每个自然规律的发现大多都遵循"假说-证伪"模式，这一模式于是成为萌芽阶段的生态学和现代生态学的分水岭。在此后一百多年里，无论是持还原论观点还是持整体论观点的生态学研究，只要遵循"假说-证伪"原则，那么这种研究属于科学生态学的范畴。 除此之外，生态学还有另一个分支，即人文生态学。如果一位生态学家只有一个理论框架，却并不思考这一理论框架是否有现实证据，那么他的研究就应该归于人文生态学的范畴。生态学界因此形成了两个圈子，各有各的出版物和研究群体。 举个例子：假定有一片草原，其上有食草动物（比如鹿或羊）。如果没有食肉动物（比如狼）的话，食草动物种群会增大，摄食过多的植物，导致植被退化，然后食草动物大量饿死，生态系统瓦解。但是如果有捕食者存在，食草动物种群就会被捕食者调控，从而也不会造成植被退化。上述文字描述只是一个假说，它的数学模型就是著名的Lotka-Volterra模型（或叫"猎物-捕食者模型"）。但是在实际研究中，科学家发现，在没有捕食者的环境中，食草动物种群的确会出现种群崩溃现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食草动物种群在崩溃后还会恢复，并不时地发生崩溃，保证植被并不退化。这一证据就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Lotka-Volterra模型，从而引发了生态学家对捕食者作用的反思。生态学家后来发现，自然界的调控不仅包括捕食者从上而下的调控，还存在气候和植物从下向上的调控。由此，人类拓展了自然界自我维持机制的认识范畴。这样的认识过程，就属于科学生态学的范畴。 但是，同样有一批学者，他们在想出或者认识到Lotka-Volterra模型后，立刻认为这反映了大自然调控的精妙，并把它推广到人类社会。比如近年来国内反映草原问题的一本半小说半政论的作品《狼图腾》，其作者姜戎就把狼对草原的保护作用无限强化。而实际上，在《狼图腾》小说的背景地区东乌珠穆沁旗，1961-1964年的历史记录表明，每年狼捕食的家畜不到该区域总家畜头数的1%，而极端恶劣气候（比如雪灾）能导致当年30%或者更多的动物死亡。在此区域，主要调控动物种群的因素是气候，而不是狼。这一证据表明，《狼图腾》这本小说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书中的观点只是一种思潮或者理念，可以看做一种人文生态思想。 值得指出的是，对于生态学家，有时候难以划分他们是属于科学生态学阵营还是人文生态学阵营。萌芽阶段的生态学印记几乎打在每个生态学家身上。即使一个生态学家以科学生态学研究闻名，他的成果也未必都属于科学生态学的范畴。比如，提出植被演替学说的克莱门茨（Frederic Clement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克莱门茨的植被演替学说很好地解释了自然界植物物种组成的更替规律（比如森林地区的空白生境，一般存在"草本--灌木--乔木"的演替顺序）。但是，他同时认为生物群落是一个"超有机体"，一个自然群落可以像一个生物个体那样从小到大逐渐生长，其中的物种之间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电影《阿凡达》便借鉴了这个观点。但是，克莱门茨的超有机体观点后来被证伪了，生态学家发现物种实际上是随机地出现在生境中，先入为主地组成群落。尽管如此，超有机体作为一种观念，已经影响了人类社会，成为一些生态伦理学的重要依据。 学科分化之后 科学生态学同时继承了萌芽阶段生态学中还原论和整体论的研究观点，某种意义上还是人类帝国主义的视角。随着物理化学方法的介入，科学生态学已经理解了自然界一些重要的科学规律，并用数学和地学手段，对这些规律做了整体性的理解。但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科学生态学有个特点，就是强调研究无人类影响条件下的自然规律，把人类因素置身于生态系统之外，很少再思考人类和自然之间关系。 而人文生态学则继承了萌芽阶段生态学的泛灵主义、田园思想等。尽管术语有所变化，但是相对于其社会影响，人文生态学在理论上发展不是很大。1960年以后，环保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环保政党和NGO纷纷成立。这些运动以实际中不断暴漏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为依托，对现实世界进行批判。这一时期，环保主义运动的主张比如"保护地球，保护每一个物种"、"人与地球和谐相处"、"炸掉大坝，让河流自然流淌"等，在理论范畴上并没有超出吉尔伯特•怀特、梭罗、克莱门茨、利奥波德等早期人文生态学家的思想，但是环保主义者的影响已经远远不是这几个终身住在原野地区的学者所能及的。环保主义者现在已经占据了媒体，充分影响公众，在一些国家甚至成为主要的执政党。人文生态学的观点基本上主导着现代人类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 值得指出，人文生态学和环保运动在反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对环境的破坏时，同时也厌恶任何改变自然现状的社会变迁，而且他们的主张还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色彩。比如，这些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保持工业化前的状态才是生态的、环保的，而往往不顾当地赤贫，人民福利得不到保障的事实。 而且，近年来人文生态学的所有理论出发点大多是建立在有选择的科学生态学研究成果之上的。比如反转基因运动在食品安全性问题质疑频频落空后，纷纷转向科学生态学界，寻求转基因作物污染自然种群的证据，一有寻获，即大肆宣传，而往往无视那些实验设计不严格的事实。而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地球一小时"等环保运动也及时套用科学生态学界提出的"碳中性"概念，却回避科学界并未能完全理解碳循环的事实。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科学生态学家意识到，继续把人类置身于研究对象之外是不合时宜的。 在无人类影响地区得出的研究结果，并不一定在现代社会成立。科学生态学家也把研究重心转移到人类对地球的影响方面来。近几年来，科学生态学家逐渐提出，人类应该自主地承担大自然管家的责任，应该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可持续之间的平衡。他们把这一过程称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再和谐"。和环境恶化一样，人类的贫困和不平等，都是人类对生态系统管理的失败，而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人类和环境再和谐的要务。科学生态学正逐渐重新开始理解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对流行的人文生态学的一些观念进行矫正。 两类生态学在中国的处境 自民国以来，科学生态学在中国开始发展。2000年后，科学生态学在中国的发展明显加速，逐渐填补世界生态学研究在中国区域的空白。但是，中国的科学生态学界有一个特点，就是埋头书斋，以发表国际论文为导向，很少对国情和政策发表建议。这跟我国的科研体制--包括人事制度和科研经费分配制度--有关。言多必失，说错话就得罪人，得罪人就没有经费，没有经费就没有数据，没有数据就没有研究论文，没有研究论文整个研究生涯都要完结。因此，科学生态学界万马齐喑。从目前看，科学生态学者不会给当代中国如何理解人与自然关系提出足够的有价值建议。 人文生态学在80年代以来才开始在中国得以传播。但是，自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其传播速度极快。加速人文生态学传播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环境的迅速恶化。在这两个背景之下，整个社会在理解日益严重的中国自然环境问题时，都具有强烈的理论需求。如果科学生态学界不说话，那么这个空缺的话语空间只能由人文生态学界来填补。2000年以来中国的若干环保大论战，都是由人文生态学家和媒体发起的，比如"人应该不应该敬畏自然"争论、"怒江建坝"争论及"圆明园地膜事件"等。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人文生态学思想一向受到西方学说统治，比如怒江建坝就是国际反坝运动的中国翻版，而转基因的反对者也都依靠西方学说和实验证据来立论。去年的哥本哈根谈判之前，所有媒体也是竭尽煽情，跟着西方媒体走，直到最后温总理终于被西方国家强硬地塞了一个对中国非常不利的减排方案。 中国科学生态学界的不作为和人文生态学界对西方观点的生吞活剥会给中国发展带来若干不利影响。首先，难以产生适合国情、以我为主的生态学观念，因此不得不听命西方，在国际气候谈判等国际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第二，中国公众对环境问题难以理性解读，会进一步加重他们对政府的不信任，比如今年的若干环境问题（如南方大旱等），政府的官方解释虽然合于科学生态学界的观点，却无法有效辟谣。第三，由于人文生态学界的西方视角，他们难以理解中国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事实，其绝对的批判态度，往往和地方官僚机构的发展目标（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直接对抗，这样会增加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难度。 在今后的国家发展过程中，中国要学会仔细区分，哪些生态学主张是处于科学生态学范畴之内，哪些主张是来自于人文领域。对西方在中国传播的形形色色的生态学主张，要加以辨别明细，择善而从，而非全盘接受。发展符合国情的生态学思想，也是非常重要的。去年，在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前夕，丁仲礼院士和强世功教授分别分析了中国的碳排放前景，解读了西方碳政治，这是中国自己的科学生态学和人文生态学的重要发展。这两个研究对我国气候问题谈判是非常有益的，值得后来人效仿。

原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93岁的陶鲁笳先生以亲身经历，详细记录了1951年，山西创办初级农业合作社的过程及高层争论。这次争论的本质是土改后的农村，要不要、何时和如何过渡到合作化，甚至集体化的问题。涉及的核心其实是土地问题。这次争论透露了毛泽东与刘少奇等高层领导的建国思路差异，可以看作是建国后的第一次就重大战略问题的高层争论，其结果直接影响到之后的高级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大饥荒等十余年的中国历史，甚至影响至今。

最初，耶稣会士尚能对中医平等视之，但此后评价日渐走低。鸦片战争后，教会医院兴起，医学传教士广泛批评中医医理，轻视中医业者，普遍质疑中医的价值。民国后，教会大学医学院为传教士深入研究中医提供了条件，中国西医对中医的介绍也纠正不少传教士对中医典籍的误读。尤其是一些医学传教士因在华日久并与中医同究医道，在互动中渐以"同情的眼光"认识中医。

1月3日，美国驻也门使馆发布声明说，使馆于当日开始关闭，以应对“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袭击美国在也门利益的威胁。美国总统国土安全及反恐事务顾问约翰·布伦南当天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有迹象显示“基地”组织正在策划在也门发动袭击。这是2008年9月20日，也门士兵在首都萨那驾车前往美国驻也门使馆，以加强安全警戒。在奥巴马上台后一度被雪藏、甚至被明确抛弃的“全球反恐战争”一词，似乎已悄然回到了白宫政治术语库中。继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利伯曼宣称也门已成为“全球反恐新焦点”，表示将加强美国在也门的“反恐特别行动”后，奥巴马本人也在1月2日的电视讲话中强调，美国正着手加强与也门当局的合作，协助也门训练安全部队，提供装备，分享情报，共同“打击基地恐怖组织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彼得雷乌斯上将也在一个月内第二次访问也门，商讨“反恐联合行动”事宜，奥巴马还不同寻常地盛赞美军在也门的“反恐努力”。 9·11恐怖袭击是前总统小布什任期内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以9·11为契机，以全球性反恐为幌子，在外交上推行单边主义，在军事上主张打超越主权、国界的反恐战争，是布什政府的一贯立场。由于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旷日持久，和关塔那摩监狱不断爆出的虐囚丑闻，以及美国情报当局以“反恐需要”为由干涉美国国民自由和隐私的事件引发诸多不满，奥巴马在总统竞选时就不断猛轰“布什主义”，上台后更刻意与几乎成为“布什主义招牌”的“全球反恐战争”拉开一段距离：对于布什极力主张“打到底”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奥巴马拿出了前者的撤军时间表，虽然同意向后者增兵，却违背军事常理地在增兵同时宣布了驻军期限；而对布什竭力维持的关塔那摩监狱，奥巴马也推动相关部门展开了甄别、释囚等一系列为最终关闭作铺垫的工作。 然而这一切随着尼日利亚人穆塔拉布的一次圣诞节未遂炸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奥巴马不但重提“全球反恐战争”，大谈向也门、索马里投放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毫不避讳地谈及美国特种部队和情报机关在也门的“丰功伟绩”，并拉上最可靠的盟友英国，准备在也门大干一场。英国媒体称，美、英拟在1月28日于伦敦召开“国际也门反恐会议”，和原定召开的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平行举行，甚至，一项由美国-欧盟共同合作、针对也门猖獗的非法财经交易的打击行动，也在紧锣密鼓地策划中，矛头直指也门和索马里恐怖组织的财源。 奥巴马当初雪藏“全球反恐”口号，是因为当时民意厌倦没完没了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对单边外交、借“反恐”侵害个人隐私和关塔那摩监狱虐囚也感到越来越不耐烦；但随着圣诞夜的惊险一幕，美国人开始重新正视“美国安全”问题，他们惊讶地发现，也门已成为反美恐怖主义的大本营和训练地，而美国对此却掉以轻心；他们更惊讶地得知，涉嫌策划未遂爆炸案的恐怖组织骨干竟都是从关塔那摩监狱中释放的“改造成功典范”，于是对奥巴马避谈反恐、强调释囚等等的印象势必发生改观。此时此刻，奥巴马只能重举“全球反恐战争”旗号，这既是为了救急，也是为了自救。 事实上，美国早在2000年“科尔号”驱逐舰在亚丁湾被炸后就对也门恐怖组织展开了空袭报复行动；这次对也门政府的军事援助和情报支援也已进行了一年多；甚至被广泛渲染、针对“基地”分支头目和营地的袭击，也是在圣诞炸机未遂案发生前就开始的，但此前白宫刻意保持低调，惟恐人们知道美国在也门的行动，爆炸案后则反其道而行之，惟恐美国人不知道美国在也门“有所作为”。 然而姿态容易摆，事却并不好做。也门是半岛最贫困的阿拉伯国家，且经历过长期分裂，内部矛盾尖锐复杂，加上和索马里一水之隔，长期成为军火走私孔道，安全隐患极多；也门政权控制力脆弱，在海湾战争期间又曾是仅有的3个同情萨达姆的政权之一，在与美国合作方面态度反复，国内反美情绪高涨，“科尔号”亚丁湾爆炸案甚至比9?11事件还早将近一年，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美国不论投入过少或过多，都可能出现麻烦。 奥巴马选择也门-索马里为反恐新战场，在某种程度上，有避免陷入“回归布什路线”之讥、避开“布什的热点”伊拉克、阿富汗的考量，但这个新战场基础薄弱，前期投入不足，且大规模介入师出无名，一旦穆塔拉布事件所激发的社会恐慌开始淡漠，美国人恐怕又会再次发出“为什么”、“值得吗”之类的质疑。 1月3日，美、英驻也门大使馆发表声明称，鉴于使馆安全遭到“基地”分支的威胁，决定无限期紧急闭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以也门为主战场重提“全球反恐战争”，恐是说来不容易，做来更艰难。

家族公产之外有家属的私产，寺院公产之外有僧尼私产，这是没有什么可怪的事情。不过，我们要预想着中古的寺院是一种共产集团，再看见这种材料，就会惊异了。

从“精英化和“去精英化”角度来看80－90年代以来文学经典的建构变化。但作者在分析中简单地把金庸等人看成是纯粹的消费文化代表，仍应商榷。

在某种非常概括的意义上说，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可以通过精英化和去精英化这两个关键词加以梳理。

《幌馬車之歌》中的很多素材出現在侯孝賢導演的台灣經典電影《悲情城市》之中，侯孝賢曾回憶："押房難友們唱的《幌馬車之歌》要有空間聲，所以特別開拔到金瓜石礦廢置的福利站空屋去唱

王靜安先生既歿，羅雪堂先生刊其遺書四集。後五年，先生之門人趙斐雲教授，複采輯編校其前後已刊未刊之作，共為若干卷，刊行於世。先生之弟哲安教授，命寅恪為之序。寅恪雖不足以知先生之學，亦嘗讀先生之書，故受命不辭。謹以所見質正於天下後世之同讀先生之書者。 自昔大師鉅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繼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先生之學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然詳繹遺書，其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寶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於考古學及上古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相互補正。凡屬於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等是也。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相互參證。凡屬於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類之著作，其學術性質固有異同，所用方法亦不盡符會，要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著以軌則。吾國他日文史考據之學，範圍縱廣，途徑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此先生之書所以為吾國近代學術界最重要之產物也。 今先生之書，流布于世，世人大抵能稱道其學，獨于其平生之志事，頗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論。寅恪以謂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而已。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時間地域之眾人所能共喻。然則先生之志事，多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論者，又何足怪耶？嘗綜攬吾國三十年來，人世之巨變至異，等量而齊觀之，誠莊生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則彼此終古未由共喻，以其互局於一時間一地域故也。嗚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後，更有來世。其間倘亦有能讀先生之書者乎？如果有之，則其人于先生之書，鑽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見先生之人，想見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遺恨于一時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歟？一千九百三十四年歲次甲戌六月三日陳寅恪謹序。 附：--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王國維死後，學生劉節等請我撰文紀念。當時正值國民黨統一時，立碑時間有年月可查。在當時，清華校長是羅家倫，他是二陳派去的，眾所周知。我當時是清華研究院導師，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誌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於王國維即是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於蒙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應該如此。我寫王國維的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一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與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之意誌。獨立精神和自由意誌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賢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並未改易。　　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是，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又提出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從來不談政治，與政治決無連涉，和任何黨派沒有關系。怎樣調查，也只是這樣。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至如實際情形，則一動不如一靜，我提出的條件，科學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兩難。我在廣州很安靜，做我的研究工作，無此兩難。去北京則有此兩難。動也有困難。自己的身體不好，患高血壓，太太又病，心臟擴大，昨天還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碑文帶去給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挽王國維詩。碑是否還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來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得王國維的學說。那麽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寫的碑文，已經傳出去，不會湮沒。 陳寅恪口述 汪篯記錄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王國維先生紀念碑碑文《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见《金明馆丛稿 二编》（陈寅恪文集之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海寧王先生自沈後二年，清華研究院同人鹹懷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僉曰：宜銘之貞瑉，以昭示於無竟。因以刻石之辭命寅恪，数辭不獲已，謹舉先生之誌事，以普告天下後世。其詞曰：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萬千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民国十八年已巳（一 九二九），先生四十岁。研究院同学为静安先生树立纪念碑于校园内工字厅东偏 ，乞先生为《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文中论思想自由之真谛。”此碑由陈寅恪 撰文，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碑式。署“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三日二周年忌日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生敬立”字样。 --挽王静安先生《寒柳堂集》（陈寅恪文集之一）“寅恪先生诗存”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1，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自注1：甲子岁冯兵逼宫，柯罗王约同死而不果。戊辰冯部将韩复榘兵至燕郊，故先生遗书谓‘义无再辱’，意即指此。遂践约自沉于昆明湖，而柯罗则未死。余诗‘越甲未应公独耻’者盖指此。王维老将行‘耻令越甲鸣吾君’，此句所本。事见刘向《说苑》。《王观堂先生挽词》，文长不录。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民国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先生三十八岁。…… 夏五月初三日，研究院导师王静安先生自沉于颐和园排云殿前昆明湖中，终年五十一岁。按赵万里所编静安先生年谱云：‘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有更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五月初二日夜，阅试卷（指考新生试卷）毕，草遗书怀之，是夜熟眠如常，盥洗饮食赴研究院视事亦如常，忽于友人处假银饼五枚，独行出校门，雇车至颐和园。步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枝，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及二分钟已气绝矣。时正巳正也。’……王先生逝世后，先生作七律一首挽之。 继又作《王观堂先生挽词》。前冠长序，言王先生所以死之故。诗则仿王先生《颐和园词》，述清季掌故，致深切悼念之忱。两诗均见《寅恪先生诗存》。又有挽联云：'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1960年9月，我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工作，转眼已度过了四十多个春秋。时光流逝，白了少年头。回忆过去的岁月，感慨殊多。一些已故师友的声音容貌，时时涌现在心头。

日前，"非诚勿扰事件"、"张悟本事件"、"电影《八天八夜》事件"等不断出现的媒体事件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媒体伦理的讨论如火如荼，多种世态万象背后折射出媒体行业的诸多现实问题及其面临的道德困境。对此，本报（《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特约请新闻学、伦理学及法学专家进行了讨论。困境之一：社会公益个人隐私难兼顾大众传媒在报道一件事实时，如何才能做到既满足社会公益，又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当二者存在矛盾时又该如何调节？这一度成为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以纪录片《麦收》为例，该片描写一名女子从农村到北京从事性服务工作的遭遇。该影片虽然没有任何裸露及限制级画面，但由于影片对当事人毫无遮掩的拍摄，引发了道德争议。反对者指出，除女主角签署同意书外，导演未征询其他出镜者同意，侵犯了他人隐私。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观众有权拒绝、抵制侵犯隐私的作品，当导演未处理性工作者的个人信息时，观看影片的行为将令被拍摄者承受更大风险。"媒体报道与科学研究的目标固然都是求真务实，但正如科学研究有禁区一样，媒体报道也不是没有任何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以人为本原则，就是必须尊重与维护人的心灵和肉体的完整性原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伦理学研究室主任甘绍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中国传媒大学陈卫星教授在其《新闻伦理的可能性》一文中表达了相似观点。他指出，无论记者、编辑怎样大公无私，都不能保证做到客观中立，特别是在涉及自身观点和职业利益时，话筒和摄像机的强行介入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是可接受的，不仅涉及对当事人的尊重和保护，有时还源于媒体的自我期许和受众压力。网络和信息化时代，一方面，有人害怕自己的隐私被泄露；另一方面，有人通过暴露自己的隐私而出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分析，绝大多数人想保护个人隐私，然而个体有不同，有人更喜欢抖搂隐私扬名，这跟实行市场经济有关。市场经济有一条要求--货物要有品牌。而名气背后意味着利益能够带来价值。对于媒体而言，社会公益与个人隐私都代表着不容漠视的重要价值，两者之间能否找到平衡点是问题的关键。甘绍平认为，今天人们的价值观已日益多元，开始从重视社会公益的维护向保护个人隐私转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林来梵告诉记者，今年7月1日生效的《侵权行为责任法》第二条，明确将隐私权列入保护范围，规定对它的侵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这只是民法的保护，隐私权同样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而且是所有基本权利中较为重要的一项权利，因为它是宪法中人格权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人格尊严"这一重要原理的直接反映。困境之二：权利与权力的话语权之争被称为"无冕之王"的记者，在社会上担当扬善抑恶、维护正义的角色，它向社会提供的不是一种普通产品，而是拥有高度社会影响力的特殊产品。然而，现实中媒体常常面临尴尬处境：新闻报道时成为强势部门的"传话筒"；在教育、民生等报道领域，为有钱者代言，为有权者造势。最终导致越是强势部门，越在媒体上拥有话语权，越是弱势部门，越失去话语权的现象。"无冕之王"们在纠结中纷纷笑谈新闻理想如灰飞烟灭。陈力丹指出，目前我国传媒界往往有权力意识没有职业意识，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行业，而这个行业是有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的。其实，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应该明晰自己的社会责任，明确自己其实谁也不代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张传有教授也认为，新闻媒体的权力主要是一种话语权，它来自于民众本身所具有的知情权、政治参与权、发表言论的自由权以及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权。从终极意义上说，新闻媒体应当为之负责的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本报记者在采访时，专家公认目前我国新闻媒体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自主性不够，许多新闻从业人员很难在权利和权力面前抉择；二是自律不够，媒体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缺乏，由此引发许多新闻媒体失范事件。信息化时代，传媒界众多乱象是否说明媒体产出的全是负价值呢？当然不是。西南政法大学李光辉教授对此作了说明：虽然大众传媒的社会角色在现代社会中被不断修改，逐渐成为一种诸如意识形态的工具、文化的霸权、媚俗的艺术而招致许多批判，但它的内在规定性并未改变，依然是满足人类沟通交流的天性以及信息传递的需要。在不断的信息传递和沟通交流中，人类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着自身的自由。这也正是大众传媒得以存在于世的根本理由。困境之三：资本至上还是责任至上近日，浙江卫视《为爱向前冲》停播，江苏卫视《非诚勿扰》全面整改。7月3日，在京举行的"2010年应用伦理学之传媒伦理夏季论坛"上，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宣传管理司副司长李宗达坦言，近年来对外舆论监督比较多，对本行业监督不多，出现了许多问题。当前一些电视台文化娱乐类节目、情感故事类节目、医药卫生类节目出现了格调品位低俗，价值取向偏差等苗头。一位从事一线工作逾20年的业内人士向记者"诉苦"，谁也不想走低俗路线，但央视索福瑞定期要统计各大卫视排行榜，每次几乎都是湖南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安徽卫视占据前四强。事实证明，越低俗，收视率越高，观众越喜欢看。他认为，尽快推行电影电视分级制度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谈及媒体与伦理的关系，除了总要关涉媒体从业者的职业道德之外，有两个核心话题是人们很难回避的：第一个话题是媒体的社会良心。第二个话题是，尽管媒体企业化是全球性趋势，但正如企业伦理所要求的那样，媒体企业并不仅仅是一部赚钱的机器，它还承载着应有的社会责任。"甘绍平研究员如是说。那么，媒体的社会责任是什么，媒体伦理的核心价值怎样理解，有学者认为，媒体"真正的伦理精神"作为一种具有超越性、引领性的应然与实然相共生的道德品质或德行，应当具有求是精神、正义精神、仁爱精神、勇敢精神、自由精神。也有学者提出，媒体应是公民利益与意愿的服务者。它提供一个信息流通与观念交锋的客观平台，让公民在对这一平台的审视过程中塑造自己的价值判断，从而实现自主的道德选择。反映到实践中，这就是以人为本，在灾难中不以别人的悲痛作为吸引读者的卖点；在拍摄特殊群体或弱势群体时，自觉使用马赛克技术，尊重别人的隐私权；不作低俗和虚假宣传，维护新闻媒体的严肃性和神圣感。专家最后指出，近年来传媒业的发展固然十分迅速，媒体伦理及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却亟须建立，如何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一些人免于钻法律的空子，恐怕还需要政府、学者和有识之士共同努力。

陈锡文先生为黄宗智教授组织的专题讨论《中国新时代的小农经济》进行的点评。

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三位民国史学者合著《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一书，内容涉及蒋氏"非凡"的人生经历、性格、心理。限于篇幅，本文仅就书中所写蒋介石与家族亲缘关系一端，略加述评。

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仅实现了筹资的市场化而医疗服务价格的市场化则严重滞后。基于一个简单的医生职业选择模型，本文发现，这种片面的市场化是造成医改过程中"看病难"与"看病贵"两大矛盾同时凸显的关键。政府不应当以片面市场化条件下的弊病来否定医改的市场化导向，下一步的医改恰恰应当进一步实现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只有这样，才能在彻底消除"以药养医"现象的同时缓解"看病难"与"看病贵"两大矛盾。本文为讨论政府补贴行为、药品流通体制和医疗服务定价等医改中的重大问题提供了一个简洁有力的分析框架。

五帝时代之所以作为中国史的开端，乃是基于如下的意识：作为中国传统的天下政教形态在五帝时代业已开端，它体现在帝与群神的二层级的政治构造上面，这一构造对应于三代王制中的天子与诸侯的共治结构，而在天下型国家成立之后，这一构造又变易为圣与王、君子与君主的共治结构，后者是中国两千年传统政教形态的典范。帝与群神的分工，导致了对民的统治被架置在文化上而不是狭义的政治上，初步展现了中国传统政教将政治镶嵌在文化中的基本精神。

1990年代以来中国人精神生活特征的变化，是在一个巨大的远景历史空间中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