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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人文
2009/01/25
| 阅读: 3002
在乡村中国，十九世纪末以来现代教育的发展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教育者群体，他们是公共学校的教师，他们的人数众多而且在不断增长，他们接受的主要是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而不是儒家经典的训练。绝大多数乡村教师是二十来岁的男性，他们多来自家境贫寒的农家，他们的年龄和背景使他们精力充沛并不满现状，而他们所受的教育训练和他们从事的职业，使他们成为乡村中拥有并传播现代知识的先锋阶层。但这些并不必然使他们成为激进的革命者，使他们变得激进和革命的其它重要因素是他们的穷困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以及他们周遭闭塞落后的环境。这些与他们所接受的现代科学教育和他们对自己的期望形成极为强烈的对比。在很多地方是乡村教师建立了当地第一个党组织，最早在农民中宣传了革命的思想，并在乡村开展了最早的革命活动。根据笔者在广泛阅读相关史料时所做的估计，中共早期乡村党组织有70-80%是由乡村教师创建的，乡村教师充当了中国革命中这个普罗米修斯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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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启蒙读物，有一些是“文革”中上海出版的内部书籍，世称“灰皮书”，还有一些杂志，如《学习与批判》，如《摘译》(分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版)。后来知道这些出版物皆为他主持，“文革”前编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1 2本，那时也开始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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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王安石的诗集，重读王安石的《元日》，它几乎概括了我们民族除夕迎新古老的传统民俗。其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里包括三个节目，一是除夕晚家家户户要爆竹声中除旧；二是在朦胧快天亮时，把新桃换旧符；三是在元日的清晨，面向东方，自幼及长饮屠苏酒。这些个迎新除旧传统，前后延续近二千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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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文学
2009/01/27
| 阅读: 2420
1945年12月5日，毕加索画了一组11张关于牛的画，这11张画从一张写实主义版画开始，逐渐消去细节和形态，留下神质，发展成抽象线条，可以说这是庖丁解牛的另一种诠释。－－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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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些基层上下级政府行为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在执行来自上级部门特别是中央政府的各种指令政策时，常常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各种手段，来应付这些政策要求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检查，导致了实际执行过程偏离政策初衷的结果。本文从组织学角度，对这类现象提出一个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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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1966年，中国与欧美文学之间虽因全球性冷战直接交往几乎中断，但仍大量翻译出版了欧美文学史上那些被认为具有“人民性”的作品，并以社会主义话语为立足点对它们进行解读，悬置其个性解放、博爱等现代启蒙主题，发掘出它们固有的反封建性和非资本主义因子，使之成为新中国文化、文学建设的有效资源。当时的解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阐释，而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化的话语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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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千年科举的历史上，除了走向终点的1905年和明初一度废除之外，元代是唯一的实质上长时间废止过科举的时代。除此之外，科举在蒙古人的政权被废止，和后来在满洲人政权被废除，也是两者在表层上的相似。不止是表层，科举被废止后，对士人的冲击，对士人的职业取向，对社会的影响，在这些深层面上，也有其类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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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1918年年初山西的肺鼠疫流行，中央政府与山西省政府合作，实行全民动员，迅速扑灭疫情，是为“国家的公共卫生”。1918年秋天及以后，山西临县、兴县鼠疫流行不断，人口死亡众多，中央政府和山西省政府仅表达有限的关注，防疫几乎成为县级政府的事务，是为“地方的公共卫生”。遏止疫情扩散的河流和山脉成为国家与地方的边界。山西鼠疫防治过程，展现的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权力分立、交织与转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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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文化市场上曾出版有大量的生理卫生书籍，它们的著译宗旨，所宣传的卫生观念，所张扬的卫生认同，在在显示着晚清以来知识精英建构"卫生现代性"与打造民族国家想像的努力。这些书籍的出版情况与意义怎样，以及时人如何阅读和使用这些书籍，就是本文想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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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记》在今年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的书名，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54年删去的何涤宙《遵义日记》等5篇已全部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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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必须明确的是，从政治意义上说，「中国」常常不止是被等同於「王朝」，而且常常只是在指某一家某一姓的「政府」。政府即政权是否可以等於「国家」，国家是否可以直接等同於「祖国」？这是一些仍然需要明确的概念，一些政治认同常常会影响到人们的文化认同，甚至消泯人们的历史认同，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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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钺先生（1904-1995），字彦威，江苏溧阳人，1904年12月6日（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十月三十日）生于直隶（今河北省）迁安县，北京大学文科肄业。建国前后，先后任河南大学、广州学海书院、浙江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教授，1995年1月6日逝世于成都。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与文学、唐宋文学、诗学、词学、古籍整理、中国古代思想史等领域均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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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北大经济地理教授陆卓明，陈岱孙为陆著作序中提到““陆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在北京大学从事经济地理学教研工作垂40年。从50年代初教授经济地理和区域地理等课程时起，他就感觉到，从西方引进的关于经济地理的传统理论存在着许多缺陷，开始了有关的探索。积40年不断研究，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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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不仅是一个特定社会历史转型的寓言（即“启蒙”和国民性批判），也是一个有关中国文明整体意义和价值表述“系统失序”的寓言。在后一种意义上，阿Q注定活得更长久，因为它所再现的语言、形式、身份认同和自我肯定的困难，将在中国文明历史复兴的漫长道路上一路同我们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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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与政治为中心的书写中，佛学也罢，佛教也罢，它在思想史或学术史上的意义，似乎只能借助它的社会功能来判断，因此近代佛教或佛学史的研究课题，就过分地注目于宗教在社会政治史上的表现。于是，进一步引出的问题是这样的：宗教史或思想史或学术史，能否以及如何摆脱社会史政治史的时间表与人物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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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的写作和思考使革命、平等、人民、恐怖主义这些词语得到了昭雪和拯救，使自由、人道、正义、美和民间等概念的内涵得到了真正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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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发展以至最后定型的关键时期。清朝不仅对奠定今天中国的版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近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概念也是在清朝统治时期才出现的。今天无论汉族，还是众多少数民族，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祖国是中国。看起来这似乎无需论证。其实，中国各族人民从民族认同到对统一国家的认同，经历了几千年漫长岁月的积淀与整合，在清朝统治的三百年间，才最终成为定局；而作为主导那一时期中国政治的清朝皇帝对中国的体认，以及他们的逻辑思维方式和实践行为，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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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學》「物質文化」專號，收錄有三篇論文、三篇研究討論以及一篇書評。如同許多歷史上或大或小的事件，這個專號的形成也有其結構因素與偶發因素。受限篇幅，我略去幾種可能的偶發因素，先談諸種結構因素中的一項選擇性親和：這次專號其實反映臺灣史學界標舉「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議題重要性的一股集體研究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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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字伯濂、选堂，号固庵，一九一七年生于广东潮州，从事学术研究、艺术创作以及教学工作至今逾七十余年，是享誉国内外的国学大师及书画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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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表示，中国的外汇储备这些年增长很快。中国实行外汇储备的多元化，购买美国债券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否会继续买、买多少，那要根据中国的需要，根据外汇安全、保值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