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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乡建,就是要正视工业化、城市化的弊端,改变高能耗、高投入、低福利、单一化的乡村发展模式,按低能耗、低成本、高福利、多元化的思路和原则来建设乡村,建构健康农业、环保农村、合作农民的“新三农”发展取向。农民通过合作自助,可以形成低碳乡建的有效主体;城乡互动互助,是低碳乡建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的试验中,农民已承担起应有的成本;而国家、社会做得还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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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版,错字多,阅读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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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对“纯文学”的热烈想像与诉求与90年代对“纯文学”的反思与批判似乎构成了中国新时期文学一条充满悖论的内在逻辑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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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中有《问孔》《刺孟》二篇,公开向孔子、孟子发难。另附毛泽东论以批评楚太子生活奢靡起首的枚乘《七发》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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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注文本的语言和由此构成的概念史研究方法是否可以运用于关于中国近代历史问题的讨论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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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赛亚·柏林后接任牛津大学经济学系主任G.A.Cohen生前最后一本著作《何不实行社会主义?》的书评。该书认为弱肉强食是目前社会的特征,希望用一个更理想的社会形式取而代之。书评作者劳埃德悲观地认为柯亨的想法超乎现实,他为了实现平等而要求人们拥有的道德,自治和品行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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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从明末到康熙年,在中国生活四十七年,曾是中国钦天监第一个洋监正,累官至太常寺少卿、光禄大夫;各种著述和译著近四十种,涉及宗教书算、天文地理、大炮制造等。曾几何时,身陷囹圄,九链加身,险被凌迟处死。后又平反昭雪,被康熙称为“鞠躬尽瘁之臣子”。弗兰茨为了写《在上苍的阴影下》,重走了汤若望的来华之路,并参考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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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议论已久、期盼甚切的新医改方案,终于在2008年10月14日公布,并公开征求意见了。这标志着十多年来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开始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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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专访,比较泛泛,媒体采访访华学者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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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通将自己1947年出版的著作命名为《Earthbound China》——可直译为“无法脱离土地的中国”或“被土地束缚的中国”。它流传至今的中文译名则是“乡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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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专递
2012/10/26
| 阅读: 1266
《天下》2012年第4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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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鸿隽不是在试验室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而是致力于科学之推展,以救国建国的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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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借鉴同为东亚小农经济的日、韩、中国台湾地区与工业化、城市化同步的现代多功能农业的经验,并传承上世纪80年代中国“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和谐社会模式,推行体现普惠制服务的弱势小农的合作化,新农村建设——综合性的合作经济和乡村自治——定将成为中国三农发展道路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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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9年,国家邮政局开始着手修法,到2009年4月24日通过,《邮政法》的修改走过了10个年头。国务院从2006年开始,每年都将《邮政法》列入当年一类立法计划,全国人大法工委2006年就已着手调研,做好了迎接的准备,但由于各方分歧太大,国务院几次都未能提交全国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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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语言学家,政治评论家乔姆斯基09年1月24日在个人网站发表文章“奥巴马论以色列-巴勒斯坦”,《信报》专栏作家做了概述。作为犹太后裔,乔姆斯基的文章批评了奥巴马不谈以色列对加沙的侵略,坚持与以色列联盟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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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次利用交易所,不是为了做投机买卖,不是为了赚二百四十万英镑,今后也不做投机买卖。这次利用交易所是一种迂回的保护性措施,是为了使我们不吃亏或少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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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中国虽然在法律理论和条文层面上缺失主体意志,但在法律实践层面上,却一直显示了相当程度的主体性,今天可以明确并认可这种抉择,而不要陷于完全盲从西方现代主义霸权话语的心态之中。本书提倡实践历史的研究方法的目的,正是为了摆脱那种心态,是为了确立本书所涉及的法律实践所体现的传统法律的现实性以及立法精神上的主体性,由此来探寻中国自己的现代法律。序言与导论,并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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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ce Bayfield的评论文章称,自由及开源软件(以下简称FOSS)社区最大的敌人不是微软,也不是其它什么公司,而是FOSS社区自己。FOSS社区中存在九大不利于FOSS发展的态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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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敬重与惜别——致日本》新书发布会暨媒体见面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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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的“两会”从来就有争论,崔永元亦有类似感受,“是媒体没跟上”。从前两年一些代表委员希望叫停“改革与反改革”的辩论,到今年把辩论视为积极正面的民主进步,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正是因为有这些辩论和制衡的存在,中国在全球危机中的经济运行才显示出一种“中和”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