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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口学一般被定义为使用常规与非常规人口技术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的学科。其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历史上详细的人口信息，如人口规模、性别与年龄结构、出生、死亡、婚姻、人口迁移，并对包括以上人口特征及事件在内的人口变化进行测量与分析。在历史人口学的发展中，家庭重构方法的使用及其推广起到了极大作用。本文对家庭重构方法及使用的资料、该方法在历史人口学研究中的应用与贡献，以及其他有关问题做一简要介绍。历史人口学一般被定义为使用常规与非常规人口技术对历史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的学科。【1】其研究的首要目的是获取历史上详细的人口信息，如人口规模、性别、年龄结构、出生、死亡、人口迁移，并对包括以上人口特征及事件在内的人口变化进行测量与分析。和历史人口学紧密相关但研究领域更为广泛的一个学科是人口历史学。它不仅关心过去人口变动的本身，而且注重这些变化和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因素的相互关系。一般来说，历史人口学往往更多地考虑如何准确地测量过去人口变动及提出有效的方法去开发历史人口数据，而人口历史学则更加关注主要人口事件的原因、过程、结果及其对社会经济变化和历史发展的长期影响。尽管一些学者曾对历史人口学和人口历史学进行区分，但这两个学科以及从事两方面研究的学者之间的界限却难以划清。这是因为人口历史学家往往需要获取详细准确的人口信息作为他们调查研究人口历史的基础。同样，历史人口学家也不满足简单了解人口变动本身，而是希望对这种变动的原因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做出进一步的阐述。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进行以上区分的意义并不大。在历史人口学的发展中，家庭重构或家庭重组方法的使用及其推广起到了极大作用。尽管如此，国内还未见到详细讨论家庭重构方法与应用的中文文献。本文写作的目的在于填补这一空白，对家庭重构方法、该方法使用的资料及该方法在历史人口学研究中的应用与贡献做一简要介绍。一、历史人口学研究的重要数据来源：教会登记教会登记主要指基督教教会对其信徒的洗礼、结婚和安葬的记录。它是基督教国家人口史研究中最有价值且被广泛使用的历史数据来源之一。早在中世纪晚期，一些意大利城邦国家就已开始进行教会登记。这种做法首先传到了法国的西部和英国，然后进一步传播到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到了18世纪，这种教会登记已在许多欧洲国家及其海外殖民地普遍实行。【2】在英国，教会登记制度由托马斯·克隆维尔（1485-1540）于1538年设立。自此，神职人员对所有在教会举办的洗礼、结婚和安葬进行记录。在以后的300年中，教会为坚持和改进这种登记做出不断的努力。英国也因此积累了大量的教会登记。很多原始记录至今仍然保存完好。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教会登记成为19世纪民事登记和人口普查开始以前最重要的人口资料来源。教会登记的内容与详细程度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差异很大。有些登记十分简单，只包括接受洗礼者、结婚者或被安葬者的名字，以及事件发生的日期。但有些记录则可能对事件的当事人及其家庭成员予以非常详尽的记述。例如，洗礼登记可能还会包括孩子的出生日期和地点、父母的姓名以及父亲的职业或社会地位；结婚登记可能还会提供新婚夫妇的年龄、过去的婚姻史，他们父母的姓名、职业或社会地位，以及新郎的职业等信息；安葬登记可能还包括死亡者的年龄、职业或社会地位、生前常住地，甚至死因。一般来说，教会登记所记载的内容往往随着时间而增加。早期的登记一般比较简单，详细的记录则多见于18世纪和19世纪初。初看起来，这些登记资料好像对人口研究用处不大。但如果能够通过适当方法把一个人的出生、婚姻、生育、死亡等记录连接在一起，它们就能提供一个人一生经历的所有人口事件的详细信息。如果一个地区的教会登记记载了该地区某一时期全部或绝大部分人口所经历的人口事件，那它就可能成为最能反映该地区在这一特定时间内人口状况的宝贵资料。由于这种教会登记在西方国家历史上曾经广泛存在，这就使得它们成为了解16世纪至19世纪初许多欧洲国家及其海外殖民地人口历史的主要数据来源。然而，作为人口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数据来源，教会登记也有一些局限性。作为基督教教会对其宗教活动及其信徒的记录，教会登记可能只包括居住在某一地区的部分居民。有其他宗教信仰或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群通常会被排除在外。由于洗礼、结婚、安葬的登记通常只涉及这些事件的当事人及他们的父母，而且教会一般不对人口迁移进行记载（对因结婚迁入教区的人的记载除外），所以教会登记记录本身不能提供某一特定时点上一个教区内总人口的准确信息。此外，尽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可以根据教会登记加以确定，但这种登记却不能告诉我们这些人是否居住在一起，因此也不能提供关于居住模式的准确信息。在不信仰基督教的人口中，一般不会见到以上提到的教会登记。但类似性质的登记资料也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存在。例如，在日本历史上，一些寺庙曾经进行死亡登记，这种记录在日文中称为《過去帳》。除登记死者的姓名以外，这些记录的内容有时还包括他们的死亡年龄、死亡原因及死亡日期。这种记录同样能够反映过去的人口的变动，并为人口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来源。【3】二、使用教会登记进行历史人口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家庭重构历史人口学中所指的家庭重构是一种对不同人口记录进行连接的方法。它把对某个人洗礼、结婚和安葬分别进行的记录汇集、连接在一起，重现被记录人个人及其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所经历的人口事件。这种方法的应用是使教会登记转变成为历史人口学研究有效数据的关键步骤。从广义上说，人们从其他资料中寻找关于个人及家庭成员信息、并对其进行连接的做法也应属于家庭重构。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及其他国家历史上修编家谱、族谱的活动也是家庭重构方法的应用。但系统地使用较统一的方法对教会登记资料进行连接、并将其结果用于人口史研究则开始于20世纪的一些西方国家。随着人们对人口历史研究兴趣的增长，20世纪上半叶，一些研究人员已经开始使用教会有关出生、结婚和安葬的记录研究历史上的人口变化。例如在20世纪40年代，瑞典人口学家H.许勒纽斯曾经使用了一种类似于通常所指的家庭重构的方法对教会登记资料进行分析。由于H.许勒纽斯的研究成果用瑞典文发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传播和影响。【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学术界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种环境极大地推进了人口史的研究、家庭重构法的完善与推广，历史人口学作为一门学科在20世纪中叶确立并得到迅速发展。【5】法国人口学家路易·亨利（1911-1991）曾为这一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并因此被广泛尊为历史人口学的奠基人。亨利对历史人口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确立与完善了家庭重构法，并将其应用到对法国人口史的深入调查研究之中。在使用计算机连接人口资料以前，家庭重构只能通过人工操作完成。为了进行家庭重构，首先要将与一对夫妇婚姻有关的人口及一些非人口信息收集汇总在一起。为了有效地进行这项工作，亨利设计使用了家庭重构表（Family Reconstitution Forms）。这种家庭重构表或类似的表格曾被历史人口学家广泛应用，尽管研究人员使用的表格存在差异。这些表格通常是由以婚姻组建的家庭为中心，收集并记录以下内容：一对夫妇的结婚日期、夫妇双方父母的姓名、夫妇双方本人的姓名、婚姻登记时的居住地或所属教区、双方的婚姻史、出生或洗礼的日期、死亡或安葬的日期，他们每个孩子的姓名、性别、出生或洗礼的日期、死亡或安葬的日期。如果原始记录未提供以上事件的具体日期，研究人员会尽量收集并记录夫妇双方在经历这些事件时的年龄。除此之外，有时家庭重构表还会登录被记录人的职业或社会地位，以及根据以上资料得出的一些信息，如婚姻结束的原因及时间。【6】当和一对夫妇有关的出生、婚姻、生育、死亡等记录在家庭重构表上被成功地连接好以后，研究人员就可以使用人口学方法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以便获取所需的人口数据。由于人工操作耗费大量的时间与人力，所以许多早期的家庭重构研究只能在较小或较少的教区进行。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更为有效的、运用计算机进行家庭重构的方法已经成熟。这种方法的核心是使用计算机将已经输入的教会登记资料根据被登记人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等信息连接在一起。由于这一进步，大规模的家庭重构研究已在一些国家成功进行。因为家庭重构是从教会的洗礼、结婚和安葬登记中获取详细人口信息的，所以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使用这种方法重建的人口事件史有时比从回顾性调查中获得的信息更为详细和可靠。此外，由于教会登记在许多西方国家有数百年的历史，所以通过连接教会登记而生成的人口资料就成为研究人口长期变动最重要的数据来源之一。【7】但是，教会登记资料的特点也给运用家庭重构方法进行历史人口学研究带来一些局限性。由于教会登记仅是教会对其信徒的洗礼、结婚和安葬等事件的记载，有效的家庭重构虽能再现被记录人群经历的所有人口事件及其相互关联，但它不能改变由这种资料本身的选择性所造成的偏倚。另外，由于教会登记只对洗礼、结婚和安葬等活动及当事人进行记录，通过家庭重构，我们只能从这些资料中得到某一地区一定时期内出生、死亡和结婚的数量，而不能得到该地区在某一时点上的人口总数。没有人口总数或不同年龄人口的数量，就无法对出生率、死亡率、结婚率进行准确计算。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有关人们迁入（通过结婚迁入教区的人除外）、迁出教区的信息一般不能通过教会登记或家庭重构取得。同样由于这种原因，如果迁出教区的人与未迁出教区的人有明显差异，通过家庭重构得来的人口统计结果可能会受到样本选择的影响而产生偏倚。家庭重构研究结果的代表性也因此成为学者探讨与争论的一个问题。三、家庭重构研究对历史人口学发展的重要贡献尽管对历史人口学的兴趣在20世纪中叶以前就已存在，学界普遍认为，历史人口学作为一个学科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并很快进入了蓬勃发展阶段。在历史人口学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家庭重构方法在人口史研究中的应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们遇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与挑战。在人口发展方面，战后许多国家出现的婴儿潮和亚、非、拉地区面临的迅速人口增长使许多人口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迫切感到加强人口研究和预测的重要性。亨利当时任职于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也积极参与了对人口变化，尤其是生育变化的深入研究。他认为，要发现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变动的原因，就需要了解婚姻模式和已婚生育的状况。此外，还要对受节制与不受节制的生育进行区分，并对其水平进行测量。为此，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自然生育率。亨利认为，"当夫妇双方的生育行为受已有子女数量的影响，并在该数量达到他们不想超越的最大限度而随之改变的时候，就可以认为生育控制已经存在"。在没有这种生育控制时的生育率即可被认为是自然生育率。【8】虽然自然生育率的概念存在一些缺陷（如，它仅仅考虑与胎次相关的生育控制行为而未提及延长生育间隔等生育控制行为），但还是在生育及生育转变的研究中被广泛接受。有了以上区分，人口学家就能较好地解释以下一些问题：不同时期生育水平的差异是否由于婚姻行为的变化而造成的？生育率的下降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已婚生育率降低造成的？所观察到的生育率与自然生育率之间存在多大差异？为了分析生育水平的变化，亨利还提出了人口学中一个重要的生育指标，即胎次递进比及其计算方法。【9】为了深入研究历史上的生育转变并对自然生育率理论进行检验，亨利利用16世纪中叶以后日内瓦统治阶层家庭的家谱记录，分析了该城市上流社会中的人口行为及其变化。【10】与此同时，亨利和他的同事们还开始着手分析研究法国诺曼底奎莱地区保存的关于洗礼、结婚和安葬的教会登记。这些记录内容翔实且具有很好的连续性，记载了从17世纪中叶到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人口信息。亨利和其他研究人员运用家庭重构法将这些记录连接在一起，这就使得他们能够对奎莱地区人口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进行深入分析。这项研究取得了众多关于该时期生育、死亡、婚姻、人口行为及人口变动的重要发现。【11】此后，在亨利的指导下，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运用家庭重构方法开展了更大规模的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在最近数百年间，法国的出生、死亡和婚姻模式存在很大差异与变化。这些差异与变化常常与社会经济和环境条件的差异或变动联系在一起。以上结果与在欧洲其他国家所观察到的情况大致相同，不同的是法国的已婚生育率下降要早得多。这些新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人们对法国人口历史的了解，也直接导致对法国近现代历史上一些问题的重新阐释。【12】在对法国人口历史的研究中，亨利提出一系列将历史和当代重要的人口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并提出一种可以有效地利用西方国家大量存在的教会登记进行历史人口学研究的家庭重构方法。他的这些开创性的工作对人口学的发展和人口历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在这种影响下，历史人口学研究在许多地区迅速兴起。在英国，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历史研究小组于1964年成立，并很快成为对历史人口学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研究机构。在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历史研究小组所从事的多方面研究中，运用家庭重构法研究英国的人口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与社会经济变化之间的关系占有重要地位。剑桥研究小组的研究人员从--开始就使用了家庭重构方法。E.A.里格利在1966年发表了他对英国德文郡东部科利顿教区人口进行家庭重构的研究结果。【13】该论文立即引起人口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广泛关注，并有力地促进了历史人口学的发展。但里格利和他的同事们意识到，由于这些结果来自对一个较小地区教会登记的家庭重构，它们可能存在一定局限性，不一定会代表整个人口的情况。因此，他们开展了规模更大的研究。在接下来的30年里，剑桥研究小组的学者整理了英国许多地区的教会登记并利用这些资料对记录的人口进行家庭重构研究。他们的家庭重构工作特别集中在登记质量较好的26个教区，并通过他们的努力重新展现了这些教区1580年至1837年间的人口历史。里格利和他的同事们认为，他们家庭重构的研究结果"不仅对于那些提供数据来源的教区具有代表性，而且对于整个国家也具有代表性"。他们对过去人口行为及其结果的详细分析极大地改善了人们对1837年以前教会登记时期许多方面人口问题的认识。由于他们的深入研究工作，目前人们对于英格兰1837年以前人口问题的了解要远比对1837年后类似人口问题的了解详细得多。【14】由于这些原因，《家庭重构下的英格兰人口史1580-1837年》一书被普遍认为是历史人口学中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家庭重构法的应用及影响远远超出法国与英国。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这种方法已经被许多国家的学者运用在历史人口学研究中。即使在非基督国家中，历史人口学早期在欧洲的发展与家庭重构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日本，A.哈亚米和其他学者正0是受到了亨利家庭重构研究的强烈影响，才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了他们对历史人口学的研究。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家庭重构法，就没有历史人口学的确立与发展。家庭重构是连接基督教教会洗礼、结婚和安葬记录并使其成为人口研究有效资料的重要方法。这种方法的应用曾对历史人口学的确立与发展产生过重大的推进作用。本文主要对家庭重构方法、使用的资料及在历史人口学发展中的地位进行简要介绍。另外一些和历史人口学有关的问题，如历史人口学使用的其他资料、方法以及该学科在其他一些地区的发展在以上讨论中并未涉及。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关于历史人口学发展的有关文献。【15】由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较晚，本文中提到的教会登记在国内发现较少。因此，家庭重构方法在中国历史人口学研究中的作用也相对较小。但是，本文关于家庭重构方法及其对历史人口学发展的贡献的讨论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对中国人口历史研究有参考作用。第一，中国存在大量的历史人口资料，充分利用这些资料，用人口学方法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对中国人口历史研究非常重要。到目前为止，国内绝大部分关于人口史的研究仍然限于对全国或一些地区人口总数变化的描述及对这种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相互关系的分析。这种研究虽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上人口变化的大趋势，却不能对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人口因素及其作用、人口行为的变化与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的关系以及人口行为在不同人群中的差异进行深入考察。第二，与西方国家不同，在中国进行历史人口学研究的主要资料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人口登记或普查记录、家谱或族谱以及地方志或其他文书档案中关于人口事件的记载。有效利用这些资料的方法之一就是实现对相关数据的连接。例如，将家谱记录与人口登记连接在一起可以有效地取两种资料之长、避其之短，使其更好地应用于历史人口研究之中。注释：【1】普雷萨特、威尔逊：《人口学词典》（Pressat R.and Wilson C., The Dictionary of Demography），牛津1985年版；史密斯：《历史人口学》（Smith R.,"Historical Demography"），德梅尼和麦克尼科尔编：《人口百科全书》（P.Demeny and G. McNicoll, eds.,Encyclopedia of Population），纽约2003年版，第484-490页。【2】威利根和林奇：《历史人口学的资料和方法》（Willigan J.D.and Lynch K. A., Sources and Methods of Historical Demography），纽约1982年版。【3】A.哈亚米：《日本前现代历史人口学》（The Historical Demography of Pre-modern Japan），东京2001年版。【4】P.罗森塔尔：《老流派的新奇事：路易·亨利和历史人口学的创立》（Posental P.,"Tne Novelty of Old Genre: Louis Henry and the Founding of an Historical Demography"），《人口》（Population）2003年第58期，第97-129页。【5】E.A.里格利：《20世纪80年代的人口史》（Wrigley E.A., "Population History in the 1980s"），《跨学科历史学杂志》（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1981年第2期，第207-226页；O.赛托：《历史人口学：成就与展望》（Saito O., "Historical Demography: Achievements and Prospects"），《人口研究》1996年第50期，第537-553页。【6】E.A.里格利编：《家庭重构：16至19世纪英国历史人口学导论》（Wrigley E.A., ed., Family Reconstitution.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Historical Demography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伦敦1966年版，第96-159页。【7】D.莱文：《家庭重构》（Levine D., "Family Reconstitution"），德梅尼和麦克尼科尔编：《人口百科全书》，第374-376页。【8】L.亨利：《自然生育力数据》（Henry L.,"Some Data on Natural Fertility"），《优生学季刊》（Eugenics Quarterly）1961年第18期，第81-91页。【9】L.亨利：《关于婚后生育的新计算方法，工作与资料》（L. Henry, "Fécondité des mariages.nouvelle méthode de mesure.travaux et documents"），《手册》（Cahier）1953年第16期。【10】L.亨利：《16至20世纪日内瓦人的古老家族，人口学研究》（L. Henry, "Anciennes familles genevoises.étudesdémographique： XVIe-XXesiècle"），《手册》1956年第26期，巴黎大学出版社。【11】古迪耶、L.亨利：《奎莱的人口：诺曼底的堂区》（.Gautier et L. Henry, La population de Crulai: Paroisse normande），巴黎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12】P.古博特：《历史人口学与现代早期法国历史的重新理解：研究综述》（Goubert P.,"Historical Demography and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Early Modern French History: A Resegch Review"），《跨学科历史学杂志》1970年第1期，第37-48页。【13】E.A.里格利：《前工业化时期英国的节育》（Wrigley E.A.,"Family Limitation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Peview）1966年第19期，第82-109页。【14】E.A.里格利等：《家庭重构下的英格兰人口史1580-1837年》（Wrigley E.A. et al.English Population History Form Family Reconstitution1580-1837），剑桥1997年版。【15】赛托：《历史人口学：成就与展望》，史密斯：《历史人口学》，赵中维：《历史人口学》，曾毅等编译：《生命支持系统大百科全书人口学分卷》第一章，中国人口出版社2010年版，第28-56页。

在所有不幸英年早逝的作曲大师里，舒伯特的早逝显然是最让人心痛的。他最后的作品里时时闪过天才的光芒，从中可以看到他有闯出一片新天地的气魄，直逼他敬重的贝多芬。莫扎特早逝当然也让人惋惜，好在他写出了那么多完美的杰作，从他全部作品来看，他似乎已经功德圆满，没有给人留下舒伯特那样的缺憾。说到这个话题，就不能不提到贝利尼。他的早逝不仅让美声歌剧爱好者心痛，也让所有乐迷心痛不已。他33岁写出的《清教徒》比起之前的《诺尔玛》又迈进了一大步，让人不免遐想，要是他能多活哪怕几年时间，也许他不仅能成为意大利最伟大的歌剧作曲家，甚至可能撼动整个世界歌剧版图，让意大利歌剧传统重振雄风。瓦格纳受贝利尼的影响也要比目前更深刻。一贝利尼相貌英俊，有金色的头发和湛蓝的双眸，典型的西西里人。可惜他33岁就英年早逝，死在了成功的顶峰、死在了浪漫主义运动的顶峰。贝利尼死于1835年9月23日，当时他借住在朋友租来的房子里，那座房子就在巴黎郊外的Puteaux村庄附近。他感染了阿米巴痢疾，时常发作，但医生一直没能作出恰当的诊断，当时的医疗水平也不足以治愈他的病。这年夏末，贝利尼就病倒了。那时他所有朋友都不在巴黎，而是和他一样到各处度假。大概八个月前，他的歌剧《清教徒》在巴黎取得轰动性成功，而仅仅几周前，贝利尼还意气风发地出现在社交场合，这也让他的死格外让人震惊。贝利尼死后立即成为一个传奇。那个时代的人们喜欢拿他与肖邦相比，同是风格独特、忧郁温柔的作曲家。当然这样的类比有时显得牵强，首先他们彼此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两人都会时时表现出强悍一面。贝利尼作品不多，在所有音乐体裁里，他选择了歌剧，因为歌剧对有抱负的年轻意大利人敞开着大门。按当时的标准，贝利尼过于挑剔，平均一年才创作一部歌剧，而其他人要写三到四部。1828年6月14日，贝利尼这样写道：“按我的风格（作曲），我就不得不吐血。” 时常有人觉得贝利尼歌剧整体水平不平均。事实如此：拿他的杰作《诺尔玛》来说，里面也有不少平庸之处，只有《梦游女》比较平均，可惜其题材如今也不太时髦了。贝利尼非常擅长写既像说话又有歌唱性的乐段，据说他曾经向朋友阿戈斯蒂诺·加洛解释说，当他“用激情之火”朗诵出剧本中的语句时，旋律就自然而然产生了。《诺尔玛》中有一段波里昂（Pollione）唱出的卡巴莱塔“Me protegge，me difende”，音符与唱词的对应丝丝入扣，开头上升的音程和附点节奏，让人想到罗西尼在男中音唱段里惯用的手法，而波里昂恰好也是一个男中音角色。但贝利尼这段达到更强烈的效果。这部歌剧结尾还有一段咏叹调“Deh! Non volerli vittime”，颇有张力，尤其是重复段落和华彩段落，几乎带有压倒全剧般的旋律魅力和庄严气质。贝利尼歌剧，尤其是早期歌剧里的男性角色往往有非常多的装饰音。这与作品首演时选择的歌唱家息息相关。当贝利尼在为乔瓦尼·大卫（Giovanni David）和乔瓦尼·巴蒂斯塔·鲁比尼（Giovanni Battista Rubini）创作时，有时他往往会采用非常炫目的花腔写法，一旦他面对的是罗西尼歌剧里的男高音类型，也就出现了《比安卡与费尔南多》中的费尔南多、《梦游女》中的埃尔维诺，《海盗》里Gualtiero的某些唱段也有这个特点。不过在《清教徒》中，虽然阿图罗的角色也是为鲁比尼写的，但里面很少有装饰音。这在他后来为其他男高音创作的角色里则几乎全然不见踪迹。值得注意的是，贝利尼为鲁比尼和杜普雷兹等人创作的花腔绝对没有罗西尼的花腔那样大胆而复杂，作为弥补，贝利尼歌剧的花腔和宣叙调唱段的音域都达到了非常高的音区。不过最终是董尼采蒂定下了男高音高音音区，并且把这个做法传给了威尔第。男中音也有相似趋势。贝利尼在给坦布里尼（又一位罗西尼式的歌唱家）写的角色里，常常用到“fioriture”，写出灵巧的乐段，比如《比安卡与费尔南多》中的菲力帕、《海盗》里的埃尔内斯托、《清教徒》中的里卡尔多。不过，《外国人》里的Valdeburgo则保持着质朴本色。随着歌剧潮流发展，男声的花腔渐渐过时了，偶尔为了个别场景的戏剧效果才会出现。贝利尼歌剧的女声角色，主要是女高音，当然也与他职业生涯里接触到的女高音歌唱家有关系。这与那个时代的风气有关，那是一个歌颂女性的纯真和美德的时代。在意大利，人们采用装饰音歌唱来刻画理想的女性形象，把她们塑造成介于人与神之间的形象，比如贝利尼的《凯普莱特与蒙太古》中的朱莉埃塔、《梦游女》中的阿米娜、《清教徒》中的埃尔维拉。在《海盗》里的Imogene这样的女性身上也能看到纯真的色彩，即便是诺尔玛，她优美的唱段也能给人一种高贵的感觉。二1845年，沙皇尼古拉斯一世携王后亚历山大·菲奥多洛夫娜来到西西里疗养，同行的还有他们的女儿奥尔加公爵夫人和数不清的随从。他们住在帕勒摩附近漂亮的别墅里，一住就是一年。为了纪念沙皇这次轰动的拜访，帕勒摩出版了一本精美的图书，里面收录了几幅版画，其中包括这些尊贵客人的肖像画。人们还写了几片短小文章和大量热情的诗歌，当然还有数不清的音乐作品，比如《恢复健康》、“奥尔加圆舞曲”等。在这片歌颂的海洋中，出现了一首特殊的作品，那就是贝利尼在12岁时创作的《蝴蝶》。这首短小而感人的歌曲，是贝利尼为他的“木偶”剧院创作的。当然，贝利尼与沙皇这次轰动的访问毫无关系，那时他已经去世十年了。但人们唱起他的歌曲却那么自然，他的名望是家乡人的荣耀。在这个隆重时节唱起这支旋律，倒是典型的贝利尼本人喜欢的做法。它不仅表现在贝利尼的音乐风格里，也表现在贝利尼与外界的关系里。贝利尼的单纯质朴就像从他灵魂里流淌出来的音乐一样。他是那种生来就有特殊魅力的人，有着某种超乎凡尘的气质。贝利尼的旋律清新而甜美，早年的旋律更是纯真无瑕，伴奏往往极其简单。这样纤细的网络太容易破裂了。学者曾经争论过，到底贝利尼这样做是因为对音乐理论和对位法一无所知，还是刻意远离那些东西。贝利尼倒是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对位法对我有什么用呢？我想要做的就是丰富人们的耳朵，感动人们的心灵。”这番话当然证明不了什么。如果贝利尼在那不勒斯圣塞巴斯蒂安诺音乐学院学习时，没有上过一点和声与对位法的基础课程，那他是不可能顺利毕业的。一百多年里，贝利尼时不时被人遗忘，可总有机缘出现：当罗萨·庞塞拉（Rosa Ponselle）、玛丽亚·卡拉斯唱起《诺尔玛》，当《梦游女》、《清教徒》焕然一新出现在舞台上，大众的品味忽然转向，恰逢此时，贝利尼独特的艺术重燃生机。先是1920年代的热潮，接着是1950年代，到现在也许仍然在热潮之中。卡拉斯去世，其他卓越歌唱家纷纷退休，上面提到的三部歌剧，已经很少搬上舞台了，好在有录音，它让千万乐迷把这三部歌剧当做贝利尼艺术的精髓。有了录音技术，人们也能听到贝利尼其他几部早已被人遗忘的作品：《海盗》、《外国人》、《凯普莱特与蒙太古》、《扎伊拉》。后面两部作品曾经让贝利尼饱尝失败的苦涩。意大利人从未忘记贝利尼，哪怕是1890年代到1920年代，那时知识分子对贝利尼嗤之以鼻。今天贝利尼的头像还印在5000里拉钞票上。其他国家明眼的音乐爱好者深知，贝利尼是一位个性多么独特的作曲家，尽管作品为数不多，且绝大部分限于歌剧，但他的位置却格外重要。⊙容惠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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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议论已久、期盼甚切的新医改方案，终于在2008年10月14日公布，并公开征求意见了。这标志着十多年来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开始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关于“特区城市”的访谈，英文

苏东事变以后，“民族主义”一跃而升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假想对手，由此，许多西方学者开始注意所谓“民族主义”问题，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民族主义问题，对其的批判也随之而展开。这些学者大多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们没有摆脱掉本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和束缚，民族主义的误区，导致了他们对人权、个人自由等西方自由主义原则的背离。瑞贝卡·卡尔（Rebecca Karl ）所著《把世界放在舞台上（Staging the World）》一书，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却与西方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有所不同，因而别具意义。书中主张，对于受压迫国家中所产生的民族主义运动，应该将之理解为对国际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关系的一种对抗，而不应把它视为一种前现代模式的遗产。具体到中国，卡尔以为，在中国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潮，与西方语境中的那一民族主义是有很大区别的。她不是把中国的民族主义仅仅看作为一种由西方输入到中国的话语，而是将晚清时期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视作一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挑战。二十世纪初，王笑侬曾经以波兰所面临的国际危机为题材，撰写京剧《瓜种兰因》，卡尔便以此事为引子，点出了她赋予此书的主题“把世界放在舞台上”——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诸方面，分析中国知识分子何以会对全球资本主义边缘地区的民族主义进行支持，并且详细探讨与其相关的理论问题。对于当时世界政治中的诸种现象，如对夏威夷、菲律宾的处境，对晚清时期的亚洲主义主张，以及对土耳其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的矛盾等诸多问题，晚清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着自己的态度和设想，对此，本书也加以涉及。 而讨论所围绕展开的一个核心，即为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在该书的导论里，卡尔即提出，她立意从历史和理论两方面着手，以展开对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分析。 从历史方面，她大量阅读了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一年间中国的报刊杂志上登载的文章。 这些文章均与晚清时期的国际政治有着密切呼应， 其视点也是在世界现代性进程中形成的，长期以来却为人们所忽视和淡忘。 最为这些文章作者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国际的不平等空间，换句话说， 也就是帝国化和殖民化的空间，而这正是现代世界最突出的一个现象。 在理论分析方面，卡尔认为需要避免两种主流的研究方法：一种是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现代性置于流行的欧洲范畴之中；另一种是用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空间观来概括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且用一个抽象的、本质化的“中国文化”概念来解释中国历来的政治问题。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美国汉学界一直就在此两者之间彷徨不定，为了避免这一流弊，卡尔主张，要把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区分开来。她提出，在讨论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现代性问题时，有一点不应被忽略：那一时代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系统中所处的位置，乃是所有这些思考之展开的大背景。必须注意到，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不是一个公平的游戏场所，而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系统。所以，她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意识是在面临一种不平等的世界政治进程之中形成的。 因此，自然地，对于其他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边缘的地区的反殖民运动，晚清的民族主义者会加以关注和支持。从这样的理论架构出发，卡尔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有关民族主义的名著《想像的共同体》进行了批评。 安氏认为，民族主义的形成，是依随于传统社会的瓦解和一种同质性的空洞的时间观的出现。在他看来，在传统社会里，时间与人的具体活动有密切关系，因而没有产生现代社会所拥有的那种抽象时间观。只有在拥有了这种抽象的时间观以后，人们才可以想像一个主体在时间中存在和活动。在这样的观念之下，时间是独立于任何具体内容之外的。照安氏的说法，民族国家的观念恰恰是把这样一种空洞的时间观与现代国家形式熔铸为一体，这就是说，民族国家成了公民共同想像的存在于时间中的主体。卡尔大概也同意，新生于现代社会的这一抽象的时间观，与同样是新生的、但更抽象的共同体（即民族国家）是不可分的。不过，她强调，人们想像中的这种新的共同体，其疆域或范围并不一定局限在国家的体制之内。卡尔认为，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国家的形成是两个不同的过程，而民族主义者并不一定会追求国家权力；因此，学者们也不应把民族主义与国家相混同。她以中国为例，来解释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区别，声称，晚清的民族主义所追求的，乃是所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因此其概念的范畴已经突破了关于中国的“国家”观念的局限。进一步地，从晚清政治思想当中，卡尔区分出了两种不同的民族主义： “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民族的民族主义”。 按卡尔的说法，第一种民族主义观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取得或者巩固国家的政权。 她举梁启超为国家民族主义的代表人物， 并认为他的《新民说》很能体现这一观点。梁启超的国家概念是针对全球资本主义的不平等关系而提出的，希望通过国家对政体和经济的控制来提高中国在世界体系之中的地位。 不过，卡尔认为，梁启超的这种想法最终是使得社会隶属于国家。与之形成对照的是， 以民族为基点的民族主义这一派的知识分子， 例如晚清的革命派，则强调跨国联盟的必要性。 卡尔由此得出结论，后者的民族主义观是突破了国家范畴的，而其代表人物，就是辛亥革命时期的章太炎。她在书中举了很多例子以做说明，清末在日本所形成的亚洲和亲会便是其中一例。她认为，以民族为基点的民族主义的重要特点，通过亚洲和亲会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因为它的成员和组织者来自不同的国家，而他们共同地试图建立一个超国家的联盟。亚洲和亲会是由中国与印度的几位学者在日本留学或流亡期间一起组成的，该会约章的第二段，可以让人领会以民族为基点的民族主义的一些特点：曩者，天山三十六国，自遭突厥、回鹘之乱，种类歼亡。 异日支那，印度，越南，缅甸，菲律宾辈，宁知不为三十六国继也。 仆等鉴是则建亚洲和亲会，以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 他日攘斥异种，森然自举，东南群辅，势若束芦，集庶姓之宗盟，修阔绝之旧好，用振婆罗门，乔答摩，孔、老诸教，务为慈悲恻怛，以排摈西方旃陀罗之伪道德。 令阿黎耶之称，不夺于皙种，无分别之学，不屈有形。 凡我肺腑，种类繁多，既未尽集，先以印度、支那二国组织成会。 亦谓东土旧邦，二国为大，幸得独立，则足以亚洲屏蔽。 十数邻土，因是得无受陵暴，故建立莫先焉。 一切亚洲民族，有抱独立主义者，愿步玉趾，共结誓盟，则馨香祷祝以迎之也。（《章太炎选集》，４２９页）卡尔认为，上述文字说明，东方国家的一些人士根据他们被压迫的共同经验，建立了一个独立于国家的世界性组织（《把世界放在舞台上》， １７１页） 。这里卡尔涉及到最近两年常被讨论的一个话题，即亚洲的概念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 卡尔的观念与韩国学者白永瑞的观点有一些共同之处，都赞成一种脱离民族国家而存在的联盟。 她之所以觉得，一种以民族为基点的民族主义比以国家为基点的民族主义优越，就是因为前者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范畴。这里引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所谓的“民族的民族主义”，亦即晚清的亚洲论述，是否真的突破了民族国家的体制？ 从思想史的角度，我们要问，《亚洲和亲会约章》的作者是否确实对民族国家加以否定？从上面所引“约章”中的文字，我们确实可以看到许多超越民族国家的概念， 譬如，作者提到“用振婆罗门，乔答摩（佛教），孔、老诸教，务为慈悲恻怛，以排摈西方旃陀罗之伪道德”。在此，“约章”的作者似乎是把世界分成西方和东方两部分，而不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要利用印度和中国的古老文明和传统来救世（此处用了佛教词汇“恻怛”）， 反过来，西方文明被看成 “旃陀罗（梵文‘恶人’的音译）之伪道德”。不过，“用振”中印之文明的目的，以及整个《亚洲和亲会约章》的旨趣，还是在于“自保其邦族”。我认为，在这里“邦族”同时包括了民族和国家两个概念。 并且，这段文字一开头就把支那、印度等国比喻成天山三十六国，即秦汉时期在天山南北许多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所以我们并不能说，亚洲和亲会设想了一个完全独立于国家的共同体。一方面，卡尔指出，《亚洲和亲会约章》的内容显示，晚清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把亚洲看成一个同一的地域，就是因为亚洲的各个国家都同样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 换句话说，虽然亚洲各国的文化彼此不同，但可以倡导建立联盟，其必要条件是它们均有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共同经验。 但是，另一方面，卡尔又认为这样一种亚洲观是独立于国家概念之外的。这两方面的看法都有局限性。 首先，在“约章”作者的历史叙述中，虽然亚洲国家的文化各不相同，但这些文化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点，譬如：“侵略之事既少，惟被服仁义者尊焉。” 即仁义与互相尊重， 是他们之所以能维持各自不同文化的一个原因。在“约章”的语境中，很明显地，此一特点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伪道德”形成了对立。其次，让我们来具体看一看章太炎的思想。在撰写（或参与设计）《亚洲和亲会约章》的同一时期，章太炎发表了许多关于民族与国家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他把国家和民族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譬如在《五无论》里，章太炎从宇宙观的角度探讨国家与民族的局限性。“夫于恒沙世界之中而有地球，无过太仓之有稊米。今于其间分割疆域，葆为己有，而命之曰国家；复其间建设机关，区分等级，而命之曰政府。则蛮氏、触氏之争，不足喻也。其守本狭隘，惟相应之狭隘之民族主义而力之。”（《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一九九四年，２５４页。本书下简称《文选》） 从宇宙的角度来看，地球本身极小，而在这里面又分出国家和政府，似乎是没有意义的行为。正是由于这种狭隘的区分方式，造成了许多毫无意义的战争，如庄子所说的“蛮氏”与“触氏”之争。章氏把这样一种狭隘的观念和行为称为狭隘之民族主义。此种民族主义当然没有超越出国家的范畴，但是，章氏认为，民族主义还是与纯粹的国家主义不一样。 “民族主义随感情而有，国家主义非随感情而有。”（《文选》，２５４页） 但是，国家却恰恰需要情感的支持，也因此，民族主义成为国家得以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不过，同时，章氏也认为，民族主义其实是可以超越国家的范畴的，这是因为情感所投射的政治目标可以更为广泛：是故随顺边，既执著国家矣，则亦不得不执著民族主义。然而其有广大者。吾曹所执，非封于汉族而已。其他之弱民族，有被征服于他之强民族，而盗窃其政柄，奴虏其人民者，勾有余力，必当一匡而恢复之。呜呼！印度、缅甸灭于英，越南灭于法，辩慧慈良种，埽地尽矣！故吾族也，则当返； 非吾族也，孰有圣哲旧邦而忍使其遗民陷为台隶？ 欲圆满民族主义者，则当推我赤心救彼同病，令得完全独立之地。（《文选》，２５４—２５５页）这里所涉及的民族主义虽然还是与国家观念有密切关系，但它遵循着一个更为普遍的原则。这段话中有一层隐含的意思：每个民族都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体制。所以，从一个抽象的层面来看，所有的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不过，在现实中，有的国家，即所谓西方国家或强国，实行扩张主义而剥夺亚洲国家或弱国的政治权利。 因此，章氏主张，弱国应该联合起来一起反对帝国主义。章氏就这样区分了两种民族主义，即狭隘与广大或曰圆满的民族主义。 这两种民族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的感情寄托集中在国家这一范畴，而后者的感情寄托是超越某一单一国家的。章氏很明显地认为后者优于前者。那么，是否因此就可以认为章氏的观点与卡尔的说法相符？或者说他的观点有一点类似白永瑞的想法？换句话说，章氏在支持广大的民族主义（用卡尔的语言来说就是民族的民族主义）的过程中，是否放弃了国家主义？为了更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讨论章氏对国家的看法。章氏的国家观与其对佛教唯识论的认识有密切关系，因此不易理解，在这里只能简单地探讨其一些相关的想法。 章氏在写《五无论》的同一时期，还写了一篇专门谈国家的文章——《国家论》。 在该文中，他似乎对国家这样一种体制采取轻视的态度，声称“国家之自性是假有者”和“国家之事业是最鄙贱者”。 他批评国家的角度，不是从一个更为广泛的共同体出发，而是从一个更小的单位即个人出发。按章氏的说法，一个团体距离个人越远，它越没有自性。 “凡云自性，惟不可分析绝无变异之物有之，众相组合，即各各有其自性，非于此组合上别有自性。”（《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一九七七年，３５９页） 按章氏的观点，只有不可再分析的东西才有自性。 所以，严格地说，人也没有自性，因为人可以再分成细胞。 不过，章氏认为，“以实言之，人亦伪物云尔。 然今者以人对人，彼此皆在假有，则不得以假有者斥假有者”。（《章太炎政论选集》，３６２页） 人是以其主观意识为基础，而在他们的视界里，人是可以作为基本单位，即有自性的原子的。从这个角度，章氏说，人是实有者而国家是假有者。但是，章氏进而指出，上面的论述，亦即国家的无自性，不应该影响人们的爱国主义意识。我认为，这里所说的爱国主义恰恰就是章氏前面所谈的狭隘民族主义。 两者都是以感情为基础而以国家为感情投放的对象。 实际上，章氏对国家的看法与他对亚洲和亲会的看法是很相似的。 这两种超个人的组织，其意义都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 他说，国家的目的像蛤蚌的壳一样，就是为了“御外” 。所以，他支持弱国的爱国主义而反对强国的爱国意识。 “乃若支那，印度，交趾，朝鲜诸国，特以他人之剪灭蹂躏，而思还其故有者，过此外，未尝有所加害于人。 其言爱国则何反对之有？ 爱国之念，强国之民不可有，弱国之民不可无。”章氏所提的“弱国”，显然就是《亚洲和亲会约章》里所说的亚洲国家。可见，章太炎认为亚洲诸国不能缺乏爱国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 章氏在这里所表达的爱国主义观中，“国”不仅是民族，而且更是一个 “以御为期”的国家。 可以认为，亚洲和亲会追寻的是几个国家的联合，而其目的是让这些国家最终获得独立，因此，这一组织的目的同时融合了国家主义和超国家的因素。简而言之，从一个比较抽象的角度来看，章太炎对国家的态度与卡尔、白永瑞等人的观点是一致的。白永瑞把民族国家／民族主义比喻成佛教所说的浮木，就是说，一旦我们过了河以后，就不必继续背负我们依赖过的那根浮木。 但章太炎的心理似乎有如孙歌所陈述的问题：“如果背上不是浮木而是那个过了河越来越重的叫做‘现代’的孩子呢。”（《主体弥散的空间》，１８５页） 换句话说，我们到底是否已经过了河？ 章氏认为，还没有。 “人于居服，当其可弃则弃之，人于国家，当其可废则废之，其喻正同，势未可脱，则存之亦宜也。”（《章太炎政论选集》，３６９页） 正如卡尔所解释的， 章氏的时代所面临的“势”就是一个以资本主义为主体的世界体系。 在这一体系里，建立现代国家是一个首要的任务，因为民族国家可以起到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御外，另一方面可以暂时调节国内的诸多不正义现象。 不过，章氏当然也看到了国家的局限性和历史性，因而希望在未来出现“废国”时代。在这里讨论章太炎的观点，有助于对卡尔的论点进行反思。卡尔正确地指出，我们必须把中国的民族主义理解为对全球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一种对抗，并提醒我们注意晚清知识分子对其他弱国的关心和理论上的支持，这当然具有现实意义。 但是，卡尔对国家的理解其实并没有摆脱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主流想法，在试图解释晚清中国和当时的国家主义时，仍旧袭用西方自由主义的国家／社会二元对立模式，试图在这个理论架构之中证明，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是两个不同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肯定这样一种观点——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西方的民族主义之间所实际存在的差异，是由于他们在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中所处位置的不同而导致的，那么，我们还应该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看法，与西方的国家主义者也是有所不同的，应该考虑到晚清的国家主义与西方的“statism” 的不同内涵。总之，考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时候，庄子所云“言非吹也，言者有言， 其所言者特未定也”（《齐物论》），有助于我们了解问题的复杂性。这就是说，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具有不同的含义和社会功能。所以，在语言和概念的层面，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都会影响我们清楚地看到更具体的权利关系。

近百年来中国虽然在法律理论和条文层面上缺失主体意志，但在法律实践层面上，却一直显示了相当程度的主体性，今天可以明确并认可这种抉择，而不要陷于完全盲从西方现代主义霸权话语的心态之中。本书提倡实践历史的研究方法的目的，正是为了摆脱那种心态，是为了确立本书所涉及的法律实践所体现的传统法律的现实性以及立法精神上的主体性，由此来探寻中国自己的现代法律。序言与导论，并附目录。

2011年8月2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两党领袖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将美国债务上限从14.3万亿美元提高至16.7万亿美元；未来10年内削减2.1万亿美元支出；并且将建立一个12人国会特别委员会，负责在11月23日前制定出一个削减赤字1.5万亿美元的具体方案。奥巴马签署该协议后，美国财政部获得了4000亿美元的国债发行额度。 不过，协议的达成反而造成了美国股市的连续暴跌。8月3日道琼斯指数跌破12000点重要心理关口，此后多个交易日连续暴跌，至8月末在11000点上下拉锯。而国际市场黄金价格8月3日后则连续上涨，三周时间从1680美元直冲1900美元。这些现象表明美元正在大规模流出美国。但至少在表面上，美国在8月2日这个时限点避免了债务违约。 美债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危害 在美国的生产能力早已无力支撑庞大的美元数字，美元却依然是世界货币的情况下，美元从美国的大规模流出／回流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美国债务上限协议实质上导致美国明确的未来国债－美元释放计划的难产，这就给美元在最终减赤方案"难产"期间的流出及回流造成极大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将严重打击全球经济，甚至威胁全球局势稳定。 根据8月2日通过的协议，12人国会特别委员会将在11月23日之前提交未来10年减赤1.5万亿美元的具体方案，而该方案将在12月23日由众议院表决。此外，国会还必须在10月1日到年底之间就平衡预算修正案进行表决。这些其实都是美债危机的时限上抻长而烈度上人为抑制。从现在到年底之前，多个时点上发生的与减赤或国债有关的美国政治动作，都会对美元的流出／回流产生方向性的影响。 到年底之前，美国财政部没有推出大规模国债发行计划的情况下，美元将流出美国。 首先，由于在先前的QE2过程中，资金被大规模以再融资等方式注入到美国大企业的账户上，因此，美元流出的方式将表现为美国大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抢购大宗商品等原材料。这就会对原油、铁矿石、棉花等原材料产生巨大的推涨作用。近几日的原油价格连续下跌情况，并不符合全球美元流动的趋势，必须警惕原油在年底之前随时可能出现的突然暴涨情况，尤其是在原油产地如果出现局势突变的情况下（如利比亚或中东局势变化）。 其次，美元流出的过程中，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产生热钱流入压力，推高利率及物价。这些国家将在经济增长放缓（由于利率高）的同时面对通胀压力。 第三，美元流出将造成国际粮食价格上涨，而且在当前的全球谷物贸易体制下，粮食价格变化会比货币数量变化更为敏感，可能突然出现暴涨。这就有可能造成类似今年上半年中东危机这样的危机局势扩大化。而这种扩大化的危机，有可能被引导到中亚和东南亚这样的中国周边地区。 最后，美元流出本身意味着美元贬值，这就意味着美元将不适合作为可持有的储备货币。除了美元，其他可选择的货币最主要的是欧元。然而，美国绝不希望欧元成为美元的"替代性货币"，因此，美国会动用各种手段打击欧元。美国绝不会在欧元区面临的主权债务危机中成为施救者，只会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造成欧债危机的持续，并在需要的时机恰到好处地恶化一下。美国刚刚通过债务上限协议，美元流出，这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主权债务评级就被下调，这巧合未免太巧了些。 年底之前，如果美国财政部推出大规模的国债发行计划，或者出现一些意外情况（如美联储上调利率），美元将大规模回流。在美元回流的情况下，将产生的后果为： 首先，美元的大规模回流将造成全球通货紧缩。在先期发生通胀的情况下再发生迅速的通缩，是经济所可能遭受的最严重灾难之一。 其次，全球通缩无异于美国对全球财富的大规模洗劫。这是杀鸡取卵式的洗劫，这是美国政府也无法控制的，关键是这种洗劫将会把世界很多地方的财富清零，造成大规模动乱。 最后，由于美元的流出－回流是受到美国减赤问题两党博弈状况影响的，而这种状况可能出现反复，因此全球可能将面临多次美元的"冲击－回流－再冲击－再回流"过程，这无疑是各种原有矛盾和危机的催化剂和爆炸引信！ 对亚洲及中国的影响 美债危机对中国周边局势的影响将体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对东南亚安全的影响。美元的进一步涌入将把越南、泰国等国的利率和物价推向更高水平。这就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越南在面临社会问题的情况下，可能会把祸水引向南海，增加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摩擦。而泰国的社会矛盾可能再次爆发。 其次，对中亚安全的影响。全球粮食涨价可能会造成中亚发生中东式的危机。如果美国势力渗透很深的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局势发生变乱，就可能影响到中国的中亚能源通道安全。 美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需要警惕的也有两方面： 首先，美元→玉米价格→猪肉价格的传导链条将造成中国通胀压力。玉米是国际谷物贸易中最主要的交易品种，受到美元数量的高度影响。所以，美元大规模流出美国将使中国CPI面临巨大压力。其次，美元的流入再回流过程，将使得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资金链面临巨大挑战。目前中国银行体系中约47%的贷款是房地产及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美元数量增加将导致外汇占款增加，从而推高人民币供给量。这样，在总的人民币供应量面临增加压力的情况下，房地产资金也相应充裕，这种情况下房价上涨势头实际上很难遏制。然而，美元的突然大规模回流却可能造成房地产资金链突然断裂，在目前房价高企成交量却低迷的情况下，资金的突然撤出就意味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日本1990年遭遇的正是这样的情况。这是必须严正面对的挑战

在1905年创办的京师法律学堂,民法学、商法学、与法学通论、宪法学、刑法学等一起, 分别是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的主干课程。之后,至1949年民国政府解体,凡是设置有法律系或法学专业的大学,都开设了民法学和商法学的课程。

低碳乡建，就是要正视工业化、城市化的弊端，改变高能耗、高投入、低福利、单一化的乡村发展模式，按低能耗、低成本、高福利、多元化的思路和原则来建设乡村，建构健康农业、环保农村、合作农民的“新三农”发展取向。农民通过合作自助，可以形成低碳乡建的有效主体；城乡互动互助，是低碳乡建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的试验中，农民已承担起应有的成本；而国家、社会做得还远远不够。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始于农村，这是一个偶然还是必然？30年辉煌的成就，看上去最先投入改革的农民，这个群体为什么没有像人们希望的那样享受到这个成果？

2009年5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西部地区互联网络发展报告》，数据显示，西部地区互联网发展迅速，无论在网民增规模以及渗透率方面均有较大提升，但总体而言，西部互联网依然处于萌芽阶段，网民特征以及行为特征明显。截止2008年12 月，西部地区网民达到5822万人，增长率从2007年的44.1%升至2008年的52.0%，高于全国41.9%的网民增长比例。但西部地区网民在整体人口渗透率仅为15.8%，与东部地区33.6%的网民渗透率相差一倍以上。

两本叶芝分析的书评

《天下》2012年第4期目录

什么是金融化 金融化，简单地说就是社会经济活动中金融资产规模与金融活动规模的盲目扩大过程。比如，上世纪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后的1930年，美国的财富生产规模（GDP）仅为0.1兆美元，1980年达到2.8兆美元，2008年迅速扩大到14.2兆美元，比1930年增加了140多倍。但另一方面，为了实现财富规模的快速扩张，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更为迅猛。1930年全美国金融资产规模仅与当年的GDP相当，1980年达到GDP的2.5倍，2008年进一步扩大到GDP的4.4倍。无独有偶，这一现象在世界许多国家也同样存在。根据IMF的资料，2008年全球GDP为68.3兆美元，全球金融资产为171兆美元、相当GDP的4倍，而全球的金融衍生品销售额竟高达684兆美元、相当GDP的10倍。可见，这个加速的经济扩张过程，是以金融活动的规模越来越超过生产活动的规模、货币循环的速度越来越超过商品循环速度的方式实现的，其内涵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金融化”过程。 金融化的表现 金融化的结果，表面上看似乎是增加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但在本质上由于加快了金融活动与生产活动的分离，这既强化了金融市场的相对独立性，同时也加大了金融市场独立发生危机可能性。这样一来，原来可能在生产领域爆发的问题和危机，由于生产活动被金融活动的替代而逐步转移到了金融领域，使得传统的经济危机（商品过剩）可能以一种更高级的形态，即金融危机（资金过剩）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金融资产的膨胀使生产活动日益被投资活动所替代，即投资超前；另一方面，各种金融衍生品的过度供给使商品循环日益被货币循环活动所替代，即消费超前的现象。这种投资和消费的“双超前”现象，不仅是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繁荣”的集中表现，也是其社会深层次矛盾的直接反映。 金融化的本质 其实，金融化带来的繁荣就是社会金融资产规模的快速增加。我们知道，金融资产作为社会总资产的一个部分，相对于土地、房屋、设备等不动产而言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俗称为动产。从资产负债平衡关系（B/S）看，全社会金融资产的增加，在通常情况下，即意味着在社会另一端存在着同样规模金融负债的增加。例如，美国政府和企业发行的大量国债和企业债，对于持有者（如居民）而言是一种金融资产，但对于政府、企业和银行而言，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债务。同样，金融衍生品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资产，不过是金融机构向全社会（包括家庭、企业、政府）发行的（准确地说是借入的）一种新型债务而已。由此可见，金融化带来的繁荣：金融资产和金融衍生品规模的增加，不过是少数人利用发达的商业信用将社会总收入（国民收入）透支了若干次而已。可以说，金融化的本质就是社会债务关系的不断扩大，即全社会的债务化。 一幅真实的图景 美国的最新情况表明：2009年底美国主要负债结构为，国家债务9万亿美元、公司债务9万亿美元、房屋抵押债务10万亿美元、医疗债务30万亿美元、社会保障债务12万亿美元，合计达到70万亿美元，这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4.5倍和财政收入的8.8倍。也就是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个别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超前消费和投资），不过是运用所谓“金融化”手段实现的向全世界的巨额债务透支，其繁荣的背后不过是从银行到企业、从政府到民间依靠大量借贷资金维系的一个海市蜃楼。 我们的选择和方向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缓慢的复苏过程，但这一过程能否持续下去还不取决于我们，因为规模庞大的借贷资金能否在各个环节上保持充足的流动性和利益回流；同时，作为支撑这一循环的制度安排、即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如WTO、IMF、WB等）的稳定性和有效性，随时都将可能使这一海市蜃楼再一次变成泡影。换句话说，即使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不爆发，接下来，由各国企业部门、政府部门、金融部门引发的任何一个债务问题都将会再现同样的结果。对此，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就早已说过，“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社会危机的基础”，为此，加快“去金融化”的政策调整，防止“负债式经济增长”的风险应是未来保持我国经济社会和谐运行的不二选择。 

《南方周末》专访，比较泛泛，媒体采访访华学者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