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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两天内发表了三篇关于中国已经通过物权法（草案）的报道，可见国际关注度和兴奋度。这部法律作为民法典的一部分，历经9年，8个版本，数次审议，似乎已经历时很久，但相对《法国民法典》（87次会议，拿破仑亲自主持35次，才获通过），德国民法典（约1874年开始编撰，1900年方才实施），日本民法典（约1869年开始编撰民法典，1898年正式通过、实施），尤其在当下中国的复杂社会现实中，显得仓促。更有一个疑问是：这样一部充满争议的法律，为什么在人大能够如此高票通过？－－人文与社会

很多人对农村的想象，依然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肩挑人扛，农民因为农作的艰辛而饱含沧桑。但是，当前农作不仅需时较少，而且体力劳动不重，农作变成了按季节展开的一项相对轻松的劳动，而非我们过去所常想象的艰辛场面。

“这一段落的中国社会，是在空前未有的非常时期，自无待言。整个社会系统既那样动荡着，活在系统以内的个人也更脉搏紧张地充满了这个节奏。”

约翰·罗默(John Roemer)是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在价值取向和关于社会的基本假设方面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同时又维护新古典经济理论。

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三位大师，恰好典型地体现出当时音乐艺术家社会身份转变的不同阶段，反映了艺术生产体系和艺术家社会生活从旧式的“前现代”结构向新型的“现代性”体制转换的复杂过程。

关于被害人同意中的错误理论，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刑法学界一直存在着"全面无效说"与"法益错误说"的对立。前者占据传统通说的地位，但日益受到后者的冲击。

国近代民事诉讼法学,萌芽于19世纪下半叶,诞生于20世纪初叶的清末修律,成长于20世纪30年代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时期民事诉讼立法的基本完成。

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上，法理学一般认为，道德是法律的基础。虽然不同的法理学具体说法不一，但原理上都承认这一点。 除实证主义法学外，法律学人对此亦无异议。不过，这只是在通常情况下单讲原理而已，一旦涉及到传统中国的法律与道德问题，情况马上会发生变化，好像中国是个例外。

汉语“法学”一词在中国古代即已出现，但多用为“ 律学”，且与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法学”一词有着重大区别。

中國一些智庫長期以來迷信西方尤其美國，其對美國金融形勢作出判斷所依据的信息資料，几乎完全來自美國，而美國在這個問題上則報喜不報憂，中國智庫的判斷怎么可能准确呢？外資「入侵」中國智庫的同時，也乘机將國外的評价標准和价值立場引了進來。最突出的例子是，中國社科研究机构和大學研究机构的學術評价机制和激勵考核机制，几乎全面追求西方体系。

对廉洁vs贪腐的定义。新华社2010年2月23日发布：第七条 禁止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谋取私利。不准有下列行为：（二）干预和插手国有企业重组改制、兼并、破产、产权交易、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资产转让、重大项目投资以及其他重大经营活动等事项

公租房建设如今已在全国铺开，成为国家住房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载体，也成为了今年全国“两会”的一大热点。这一新事物在各地出现有哪些模式？还要突破什么瓶颈，形成长效的住房保障制度？ 昨日，记者陪同重庆和吉林两地代表团的4名全国人大代表，一起考察了位于北京鹿海园的公租房项目，并与北京住保办的官员一起，就公租房的种种焦点问题进行了对话。 开发模式 北京采取“三多一组合”方式 重庆商报：在公租房建设全面铺开后，国家也还在探索相关的指导性规范措施。以鹿海园这个片区为例，目前北京公租房建设标准是什么？ 邹劲松：按照建设部去年发的标准，公租房都必须在60平米以下。这里的户型比较大，甚至达到了90平方米。因为这是政府从开发商手中收购过来，改成公租房项目的。在发展模式上，北京市采用多元化的办法，我们叫“三多一组合”，多元的主体建设，多方式供地，多渠道筹集资金，然后就是进行建设管理。 崔坚：北京多元化建设具体怎么操作？ 邹劲松：一个是政府建，还有咱们相关的产业园区来建设，还鼓励国有企业拿出自己的用地来建，面向社会公开。同时，北京也鼓励民营企业拿出自己的土地搞公租房建设，解决本单位的职工住房困难问题。 重庆商报：重庆建设模式都比较单纯，直接由政府划拨土地，然后由国企来操作，这和北京的模式有很大的差别。 崔坚：北京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参与公租房的建设，我认为这个做法能让社会更多的人知道公租房，支持公租房，这也是好事情。重庆的模式则能更好地保证公租房的融资，保证公租房的质量，保证公租房的数量，去年我们开工是1300万平方米，今年计划开工1350万平方米，这个量在全国可能是很多省市都没有达到的。 遭遇困惑 如何保证公租房可持续发展？ 重庆商报：从各地建设公租房的情况来看，好像政府都在“吃亏”，如何能保证这个制度不是暂时现象，而是持续发展，成为未来住房保障中最重要的一块呢？ 邹劲松：这个问题是我们现在很困惑，也是正在探索的。公租房建设必须要坚持“两个可”，首先是老百姓可承受租金。 华渝生：老百姓能够承受，经营单位就不一定能承受了。 邹劲松：所以第二个就叫做可持续。我们的公租房试验点还要做大做强，还要可持续。那么这里就需要政府要有作为，比如北京提出政府要采取一定的优惠措施，包括土地让利、税费减免等。同时对承租公租房的廉租房要进行补贴，多管齐下，才能保证老百姓能够住得起，同时还能良性循环。还有就是企业来经营，可以采用协议租赁的方式。 北京马上还会发一些措施，对于公租房建设，减免政府性的基金，减收基础设施配套费，目的都是为了大大降低它的运营成本。 柏广新：还有就是融资方面，因为政府的负债，政府不能直接融资、直接担保等等，所以需要大量的资金启动时，要靠企业解决。 崔坚：这是一个金融问题，我们现在公租房建设资金的筹集方式，和商品房资金筹集方式一样。所以，我们政策的配套性就有一些讨论空间：公租房和商品房能不能不一样，公租房能不能采用特殊的政策。现在商品房的融资模式，等于占了双重资源，首先是融资的企业付了利息，其次是融资的企业还需要用资产来进行抵押，这样成本就很高了。 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国家应该出台一些支撑政策。不过我注意到，银监会最近有一个表态，对公租房的融资给予特殊支持，这是好迹象。人大代表以建议的方式进一步的反映，应该还会推动这个事情的进展。 重庆商报：融资成本比较高，企业天生就是要盈利的，即使国有企业也不例外。过一段时间，会不会为了经营平衡，企业把公租房的租金给提高了。 崔坚：就企业本身来讲，它是一个社会的经济细胞。但国有企业为带动社会发展，就得干一些亏本的事情。但是企业成立的目的，其中有一个就是要用它未来的收益来平衡当时的支出，不平衡不给你贷款，这个要讲清楚。 各地租金 重庆的租金付利息都不够 重庆商报：现在每个地方的老百姓都很关心，公租房的租金是怎么界定和测算的？ 华渝生：重庆公租房的成本，包括征用土地成本，加上土建成本、环境配套成本、装修成本，大概每平米3000元左右。柏广新：我这次专门有一个建议，拓展公租房制度，建立国家公民公寓制度，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该有这个权利申请。 邹劲松：北京基本的原则是不会高于市场价，但是同时考虑成本。 华渝生：像这样的小区，租金标准能够控制在一个什么范围？比如每平方米30块钱、20块钱、还是10块钱以内？ 邹劲松：没有最终确定。像这里收购的房子，就是大体上是六七千元/平方米。 华渝生：如果不是收购，自己建设大概多少钱？ 邹劲松：目前我们政府建设的也是7000块钱左右，不同的地段价格不一样，有的地段好一些，土地费用高一些。 丛连彪：那租金就不低于40块钱一平米一个月。 重庆商报：相比之下，重庆目前每月的租金是10元左右一平方米，已经很低了。 华渝生：重庆公租房的成本，包括征用土地成本，加上土建成本、环境配套成本、装修成本，大概每平米3000元左右。按照近百分之七的利息算，一平方米一年的利息200元，而租金才120元，相当于政府一年要补贴80元/平方米，这是多么划算。反过来说，你真用三千元来买房子，就利息也不止十元钱。 柏广新：即使公租房再便宜，为什么很多市民考虑最多的还是买房？我觉得，当前最重要是引导居民消费理念的转变。在一些国家或地区，60%的人口住公租房，住商品房的很少。你想，买一栋房子，这个钱租一辈子的房都用不完。所以我们也应该追求使用权，不要追求产权。 未来方向 建议建立全民公寓制度 重庆商报：当前各地都在探索公租房的住房保障方式，如果要在全国形成一套长效的模式，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会有哪些？ 柏广新：我这次专门有一个建议，拓展公租房制度，建立国家公民公寓制度，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该有这个权利申请。在建设的同时，起草完善一系列规范和条例，比如说购买了商品房，就要退出公寓，年均收入超过30万或者50万，退出公寓，这样使公民公寓轮流使用。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国土资源是有限的，如果现在都卖掉了，那么将来再建廉租房，我们就没有地方建了，因为土地面积是固定的。 丛连彪：我担心的是，扩大规模后，很多地方的财力可能会杯水车薪。 柏广新：可以逐步将房产税试点范围拓展，你住豪宅的人，花几千万买了，纳税就得高点，这个钱拿回来就建公寓，给普通人建。为了从根本上保障居民的公寓住房，商品房的价格就完全由市场决定去，你卖得越高，我收的税越多。 重庆商报：但同样也有个申请和退出的问题。 柏广新：可以实行公民轮候制度，我符合申请公租房的条件了，或者申请公寓的条件了，就可以申请等候，通过审批进住。各个省市可能遇到一些细节问题，比如外来的怎么办？户口所在外地怎么办？这些住建部要研究，形成一个规范。

当代民族文学动物叙事模式取得了重大成功，原因何在。

宁波钢铁有限公司 （下称 “宁钢”）回归国有怀抱。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大片”占海外市场份额和文化影响的论述。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电影论坛”上发言时说，从1978年到2008年11月19日，我国共生产故事影片4522部、美术片430部、科教片3087部、纪录片2243部、电视电影1100部。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电影产业化改革发展进程加快，电影产量连年大幅递增，2007年故事影片产量达到402部，位居世界第三。

通过分析梁氏对于西方法律精神与传统及其社会─历史成因，西方法律价值与概念在中国的移植及其与「老中国」的冲突等课题的论述，揭示梁氏思想一面。

在信息化时代，在全新的经济理念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一如既往地安全呢？一部《反垄断法》，我们就折腾了十几年，即使现在通过了，在利益集团特别是境外利益集团的影响下，不过是一个“银样蜡枪头”，外面包裹一层银，好像很厉害，但其内部不过是些蜡，有什么用呢？

能源对GDP的贡献率至多是10%；新能源现在在能源中的比例还不到10%，即占经济总量的比例还不到1%，靠此来引领未来发展、引领经济走出低谷，可能性极小。今天的中国，新能源产业一哄而起，正在变成一个高风险、过度竞争的产业。能源是垄断性的行业，新能源盘子较小，十几家至多几十家公司就够了。国家应发挥建立有限、有控制新能源市场的主导作用。

《动荡的青春》是两个人的口述史。讲普通人亲身经历的故事，有“‘民俗’也可以成史” 的意味。而一旦得知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作者在“文革”和“文革”前的生活，又会觉得书里所写的，与那种布满人间烟火气的“民俗”，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吧。

主要谈小世界。‘我确实是为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写作的，那些整天玩填字游戏的人大概不会对《小世界》感兴趣。但在英国，我的这些读者似乎不能概括为“知识分子”。当然，也许他们大部分上过大学。你知道，在英国，所谓“文学小说”和“娱乐小说”的界限是相当森严的，所以那些拿起文学小说的读者，肯定不会怀着单纯寻求娱乐刺激的阅读期待，所以他们一般是受过教育的，但我想，那个门槛应该会比你说的中国读者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