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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劼的回答是，中国民族建筑在历史中根据地域环境发展出的特点，节能、节材、节水的意识，才是拯救城市的方法。例如，提起影壁，也许想起巴金《爱尔克的灯光》中书写着“长宜子孙”四个红字的那块照壁，它代表了囚禁、困顿，几乎像是一个坟墓的入口。但贺劼做为一个建筑师，提醒着我们：“如果没有影壁，冬季风会直吹进北房，夏季阳光也会直射进来，所以影壁的存在起到了冬季挡风夏季遮阳的效果。同时，影壁立在大门前，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弱街道上噪声的传入。”－－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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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迷都知道，《大地之歌》中的六首歌曲，一向是由一位男高音和一位女中音唱的，二人轮流各唱三首，男人高歌饮酒欢乐，女人却娓娓道出人生之哀愁，而最后的一场《告别曲》，足足有三十分钟之久，既向送行的朋友，也向人生告别。就唐诗的成规而言，送行的必是男性朋友，不可能由一个女子吟唱，否则只能是闺怨，而非送君千里。马勒的原作中也特别注明：女中音唱的三首歌曲也可以由男中音唱，其实这样才更合歌词中的意境，然而，男中音演唱此曲的人极少，除了大名鼎鼎的费雪·迪斯考(Dietrich Fischer Dieskau)之外，几乎无(男)人可继其后。”虽然李教授推崇Quasthoff，但总还是Dieskau的声音让人觉得舒畅，虽然李教授希望香港刮起马勒旋风，但马勒的音乐还是要在寂静开阔的境界中听最好。－－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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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若深入理解和反思现代中国百年来的社会变迁,特别是三十年来社会转型和建设的过程,仅靠社会学的学科化和规范化的努力是不够的,也不能仅仅依赖对西方社会理论的摹仿和移植,不能仅仅依赖未经理论准备和反思的单纯的本土田野调查。我们必须通过全面系统地整理、挖掘和诠释社会学前辈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以中国经验本身为基础,摸索现代中国的可能性出路,从根本上再造中国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和精神气质。本次研讨通过对严复、孙本文、梁漱溟、吴文藻、费孝通等社会学前辈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进路的考察,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几个基本特质和思想传统,并呼吁社会学界大力开展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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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言后附了李锐与格非的对话，记者给这段对话加上了一个从对话中截取的句子作为标题：“拒绝对农村诗意化的描写”。这个对话谈的是创作问题，李锐反对喝茉莉花茶的文人摇着扇子写出的歌颂太平的世外桃源田园诗，他支持悯农，要写“锄禾日当午”、“路有冻死骨”。但他也承认，一个诗人同时可以写出优美的田园诗，也可以写出尖锐的悯农诗。 格非强调关注真正的农村现实，不要只用悲悯的态度居高临下地看待所谓“底层”。应该说，李锐和格非力图拒绝的，不是所有的田园诗本身，而是那些从高高在上、疏离农村的角度，或者从歌功颂德以牟取私利之动机出发而写的或者幼稚、或者阿谀的虚假田园诗。--Humanities.cn (我们增加了一个便于记忆的首页别名：
http://wen.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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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谈及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提出另外一个角度：海外华人中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观察现代中国社会的变迁，然后对“现代中国”的概念做了分析，举出海外公共知识分子在不同阶段的四个“现代中国”概念。－－人文与社会::Humaniti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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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以来各个不同阶段“危机意识”的发生状况和回应不同危机时所产生的新的历史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做了一个描述。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过程非常复杂，人们面对危机所采取的处理方式也千差万别，而应对危机的方式是否就一定能以所谓“历史观”视之也是疑问，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些片段的思绪，对这些千差万别，形态各异的危机意识加以辨析时，作者力图从中抽取出他认为最能反映当时人们的心态和焦虑的共识性反应，和人们对回应这种反应时基本已形成历史行为后果的现象做出分析，试图建立起人们的“危机意识”产生与历史观念变迁的对应关系，由此发现时代跳动的脉搏与历史论述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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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是中国最杰出的小说。晚清时代，北京文士对《红楼梦》的热爱就已经到了‘开口必谈’的地步。而在整个20世纪汗牛充栋的对《红楼梦》的研究中，有这样几个名字大概是最不能忽略的：毛泽东、胡适、俞平伯、蓝翎和李希凡。俞平伯的校订使我们有了一本‘曹雪芹的《红楼梦》’，蓝、李的文章终于将《红楼梦》研究由考据学推进到文学领域，而由胡适考据派的垄断造成的《红楼梦》研究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被打破，则是由于1954年毛泽东亲自介入而展开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 ”本站略做校订，改动仅限错字、段落编号错误、以及估计是论坛发表时为避免禁词而用的字母替代。－－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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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的内容是今年美国学术界一件大事。两位作者今年三月在《伦敦书评》发表题为“The Isreal Lobby”的文章，遂引起一场大争论，两位作者被指责是反犹太主义者。《伦敦书评》因此于九月召开讨论会议，探讨以色列游说集团是否对美国中东政策影响过多，其视频见：
http://www.scribemedia.org/2006/10/11/israel-lobby/ 。这篇文章为刘波根据《伦敦书评》文章译出，有添加删节。原文基本观点是美国的中东政策差不多完全基于国内政策的考虑和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活动这两点。－－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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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是中国帝制时代，朝廷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与士人生活之间互动最为频繁的交汇点之一。作为一种才学能力的测试，科举考试有利于王朝统治与士人文化的紧密结合，为官僚制度服务。科举考试反映了更为广泛的士人文化，因为这种文化已经通过基于经学的官僚选拔渗透到国家体制之中。然而，在中华帝国后期（明清两代），科举制度经历了曲折的兴衰演变，其功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从政治、社会、教育以及文风等方面表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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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探讨了从鲁迅到余华等现代中国作家以及中国现代文艺对于暴力的不同关注和思考，尤其以电影《悲情城市》和《霸王别姬》为中心讨论了台湾和大陆不同的历史经验和记忆。文革成为了大陆知识分子历史记忆的符号，《霸王别姬》是大陆“伤痕文学”的发展，凝结了大陆知识分子的历史悲情。“二二八”则成为了台湾历史记忆的符号，《悲情城市》是台湾经验的一种表述。民族-国家成为了这两部电影暴力批判的对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世界现代民族-国家是在抵抗帝国主义暴力入侵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因此，实际上，民族-国家包含了抵抗与压迫的双重性质。在民族主义的建构中，往往忽视了民族主义内部的暴力和压迫。而在对民族-国家的批判中，也同时压抑了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暴力的批判。”略校。－－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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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2007/01/02
| 阅读: 15623
汪晖在近期《新左翼评论》发表了“去政治化的政治：从东方到西方”，注释中说明更完整的文本将发表于Intra-Asia Cultural Studies, 但我们没有找到相应的中文本。这里转发一份2004年的访谈，其中也提及“去政治化的政治”，共三页。发表在《新左翼评论》的英文版，论述更加周详，本站在英文分站提供, 地址为：
http://en.humanities.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1/11/p0 －－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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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art Hall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最重要的理论家，他重新在理论上阐释了“意识形态”（ideology），使之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霍尔用“语言阶级斗争”来概括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平”而非强制地成为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的过程，传播媒体在这个过程中是个中心角色。霍尔提倡的文化研究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在这篇1970年代发表的文章中，他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 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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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斯塔科维奇在１９４１年完成了作品编号６０的《第七交响曲》。这一年，希特勒的德国以３２个步兵师、４个摩托化师、４个坦克师和一个骑兵旅，还有６０００门大炮、４５００门迫击炮和１０００多架飞机猛烈进攻列宁格勒。希特勒决心在这一年秋天结束之前，将这座城市从地球上抹掉。也是这一年，肖斯塔科维奇在列宁格勒战火的背景下度过了三十五岁生日。”从作家的角度所写的乐评和文评，有特殊的敏感和质地。－－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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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也许会走一条与中国语言研究的发展相似的道路。古代中国没有语法研究。1898年，马建忠（1845-1900）出版了《马氏文通》。这是第一本汉语语法学著作。这本书运用拉丁文的语法，对古代汉语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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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之前，中国电影在欧美还基本不构成一个学术研究领域。80年代中期的几件事，促成了中国电影研究的兴起。首先，1985年4月，《黄土地》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大获好评，象征着中国电影已经成熟，中国电影从此不断进军世界，80年代末起一一获取西方国际电影节的大奖。其次，1982—1984年间几次空前的中国电影回顾展也大大激发了西方观众的兴趣，把中国电影推到了世界电影舞台的中心。再次，1983年秋，中国电影学者程季华、陈梅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首次开课，标志着中国电影正式进入了美国大学课程。此后，中国电影逐渐在美国确立了自己作为专题学科的地位。但是，要历史地了解中国电影在欧美的发展，我们还必须回到5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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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著《清诗话考》2005年初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学界薄有好评，书也很快售罄，即将重印。像这样一部涉及千余种诗话、数千种清代文献的清诗话目录及提要，以个人之力积十多年之功完成，舛误和疏漏肯定是难免的，师友同道也不断有所教益，这都是正常的，也是我欢迎的。其中吴宏一教授的批评比较特别，含有较多的非学术因素，且不尽符合事实，需要作一些回应以澄清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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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文主义（Culture humanism）的概念是不确定的，而且不同的含义甚至经常互相矛盾相悖，这篇文章（英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和尼采中用到的文化人文主义的含义，并探讨了这些用法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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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贾樟柯的叙事更为冷静，道德判断通过纪实性的风格展现出来；相对于现代虚无主义的基调，贾樟柯更专注于现实变化的细枝末节，在冷酷的现实中保持着一种温暖的基调。比如对十六年前的买卖婚姻的重访凸显了一种真实的感情，又比如说对于一个婚姻的否定产生出来的是尊严感。这些真实的、真挚的东西无法落到实处，而只能寄托在人的主观的状态之中。这种主观状态的承载者不是英雄人物，也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普通人对生活的完整性的理解。贾樟柯的电影因此有一种对于肯定性、确定性的寻求的态势，这正好与他对生活的不确定性的挖掘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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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日本据台前后日本驻华外交官上野专一、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与汉学家内藤湖南三位日本人，在十九世纪末期发表的论述台湾的文字为中心，分析当时日本人的台湾观，并探讨他们的台湾论述中所反映的日本知识界“脱亚入欧”的思想倾向及其问题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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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影视
2007/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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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30年代左翼作家叶紫作品改编的电视剧《星火》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后，创造了收视率的高峰。一部1930年代中国农村题材的作品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2006年底，《星火》总编剧韩毓海先生就中国现代史和农民革命，叶紫的创作以及“三农”等问题，接受了《人民日报》记者杨凯的访谈，以下是访谈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