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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隐约感觉到，"现代"，"后现代"和"多元现代性"之争，是和一个更深层的哲学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个哲学问题就是"普遍"，"特殊"和"无限"的关系。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总结清党经验教训时声称：“清党运动发生以后，本党多数革命忠实份子却失其保障，随时有被土劣贪污构陷罗织之危险，其情形之悲惨，有如丧家之犬。”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每篇有关日本共产党的报道在中国都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从小说《蟹工船》再版的销量，到日共月增15000名新党员，再到《赤旗报》的政论文章“永远的马克思”……自2009年起，笔者便开始筹划对于日本共产党的采访。

“极度贫穷的社会为疾病，恐怖主义和冲突提供最理想的温床。”奥巴马这样说，力求推动对贫困国家的更多发展援助。但高层次的恐怖主义嫌疑人依然包含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同样也没有证据显示穷苦大众对恐怖主义会更同情。然而，受过教育的恐怖分子更为致命的发现可以说明经济条件能影响恐怖活动的效率。

虽然宗教右派的确和基督教内某些福音派及灵恩派的信仰内容、教义诠释方式有关，但外显出来的，却是一个影响广泛，遍及信徒和非信徒的右翼文化政治运动。

2003年3月20日，美英联军绕开联合国，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对伊拉克发动了所谓“先发制人”的大规模战争。这场战争中，美国政府对新闻报道采取了新的管制措施，传媒活动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本文拟将美国政府的战时新闻管理方式作为切入点，进而考察战争状态下传媒活动情况，特别是人们不大提到的批评报道，以折射出美国政府同新闻界之间关系的另一方面。

近年来有一种观点提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没有担任负总责这个职务，因而否认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分析这个历史问题的关键在于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究竟是从形式上看问题，还是从实质上看问题。据目前披露的大量史料，在当时党内高层是有不少领导同志推荐和拥护毛泽东来接替博古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但毛泽东从维护党的团结这个大局出发，主张由张闻天先干一个时期比较合适。毛泽东虽然不是名义上的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实际上在遵义会议后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中起到了领导核心的作用。

全球化的时代环境和单极性的世界权力结构之中的“中国崛起”，必将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研究带来挥之不去的“中国经验”和“中国视角”。 21世纪国际关系研究中最重要、最热门的话题除了“美国研究”之外，恐怕要数“中国研究”了。 “中国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目前已经跨越了单纯区域研究或者国别研究的小圈子，正在全面地影响比较政治研究、外交史研究、战略研究、安全研究、国际政治经济 研究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等研究领域，成为了可能修正、发展甚至颠覆以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成果的重要课题之一。全球国际关系学术界的“中国热”，不仅聚焦 在中国的国际行为以及影响中国的国际行为的各种变量分析，同时也聚焦在世界与中国的互动进程和应该具有的互动模式本身究竟将如何维持或改变世界秩序与人类 的未来。毫无疑问，全球化的时代环境和单极性的世界权力结构之中的“中国崛起”，必将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研究带来挥之不去的“中国经验”和“中国视 角”。 　　“普林斯顿争议” 今年1月以来，围绕着“中国崛起”与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美国学界出现了两篇不同的文章。一篇 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政策与国际事务学院资深教授阿隆·弗里伯格（Aaron Friedberg）的文章，认为中国外交所出现的“咄咄逼人”的态势是中国力量成长的必然结果。他断言今后的中国必将继续这种政策态势并不断地进行对外 扩张和权力争夺，因此中美冲突难以避免。另一篇则来自弗里伯格教授的同事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教授在美国《国际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认为中国在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对外政策历来都是强硬的，相反，他认为，如果国际 社会认定中国必须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就需要欢迎一个不仅自信甚至有点“咄咄逼人”的中国屹立于国际舞台。因为他认为，不“咄咄逼人”的中国是不会在国际 事务中勇于承担各种责任的。 这两位教授不仅都是现实主义国关理论学派的重要掌门人，而且都曾在小布什政府任职，有过非常重要的与外交政策相关的实际工作经历。但为什么二人对中国的观察和结论却如此不同呢？ 阿隆·弗里伯格教授是一个传统的以欧洲经验和美国经验为实证研究来源的国际关系学者。他所使用 的解释中国外交和“中国崛起”的方法，也都是基于欧洲经验和美国经验的理论方法。在他的解释系统中，价值和政治制度上不同于欧美国家的中国，随着自身实力 与权势的扩大，必然将追求自身权力持续扩大，并不惜挑战和排挤美国的权威和地位。正如他自己所发表的评价美国的中国外交与军事研究的作品一样，弗里伯格教 授在中国研究学者中是一个典型的“悲观的现实主义者”。而柯庆生教授的最大不同，则是他作为著名“中国通”所拥有的“中国经验”。虽然柯庆生教授对中国外 交实践也有众多美国式的批评，但他本人所具有的“中国经验”的深刻认知，使他成为了一名中国问题上“乐观的现实主义者”。 事实上，“中国崛起”背后的“普林斯顿争议”不仅仅限于这两位学者。另一位伍德罗·威尔逊公共 政策与国际事务学院的知名教授约翰·艾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虽然是一位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性学者，尊奉“胜利自由”的美国需要依赖对自由国际秩序的维持和推崇，需要以国际制度下的多边合作来保 障美国的霸权基业，但面对“中国崛起”，他同样关心的是究竟应该如何避免“误判中国”，并坚信美国作为自由国际秩序的创建者和维护者，即便中国变得强大也 无法动摇自由国际秩序并实质性地威胁到美国利益。艾肯伯里坚信，中国可以选择合作，也可以选择对抗；但只要美国能够保持自由国际秩序，就能保证绝大多数国 家的“公共福利”，中国就没有机会颠覆美国的地位，美国就仍将是全球公共产品最大的提供者和保障者。艾肯伯里指出，判断中国的标准不是简单地看中国实行什 么样的对美政策，而需要立足于观察中国对自由国际秩序的立场和态度。 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政策与国际事务学院前院长安-玛丽·斯罗德（Ann-Mary Slaughter）教授则是另一类型的自由主义学者。她坚信自由主义的观念、价值和国际规范正前所未有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塑造共同的标 准和价值，创造并形成了各国关系中强大的社会性联系。造成对国家外交和防务政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不再是简单的实力，而是全球网络联系的社会结构中对社会性 资源的占有度，例如价值、开放程度和规范的适用度。从这个角度来说，斯罗德更倾向于认为，美国外交必须强调调动和发展各种社会性资源。“中国崛起”如果只 是传统实力意义上的GDP增长或者军事力量发展，则不能构成对美国的实质性冲击。 立足“中国经验” 发展“中国视角” 今天，“中国崛起”已不再单纯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业，而是在世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开始感觉到的现象，更是世界社会科学研究的共有财富。随着“中国崛起”的延续，我们观察和思考当代国际关系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一部分的知识体系必将随之更新和发展。 首先，从“普林斯顿争论”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的，不是简单的观点争锋，更应该是科学方法论的创新和发展，是庞大的人才库的积累以及严谨规范的学术研究体系的创立和完善。中国的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亟待创新科研体制、自由科研环境和累积科学人才。 其次，“中国崛起”正在成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热点之际，中国学术界自身的创新研究已经成为了时不 我待的紧迫任务。其中，科技进步、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以及国家间竞争的“新疆域”是我们需要格外注意的领域。为此，我们不能跟在西方17—20世纪的历史进 程和欧美经验中简单地重复“权力更替”或者“均势重建”这样的理论窠臼。我们更不能在中国落后时代所积攒的“历史悲情”中难以自拔。中国的外交和国际关系 创新研究，必须首先“面向现实、面向未来”。 再次，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术界要有响当当的国家和民族责任感，继承先贤们的传统，“为天地立心、为 生民立命”。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其原始目的都是为了美国的繁荣、自由和强大。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立足于“中国 经验”、发展“中国视角”，同样必须探索和寻找中国在21世纪可持续繁荣、自由和强大的路径。在当今国际背景下，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比英国崛起时的确立 “西方文明中心主义”和“炮舰政治理论”，比美国崛起时“让美国的价值根植于美国的立国传统和美国人民的信仰”，可能都更为艰巨；但也可能比英美的崛起历 史更少些血腥而更多些智慧、眼光和从容。

很多年来，“战略机遇期”始终是中国领导层用来推进中国改革发展进程的关键词。它是对国内外环境和改革发展之间关系的一个综合性判断。不过，战略机遇期在不同的阶段应当有不同的内容。这里最主要的是要回答这一问题：对什么而言是战略机遇？就是说，战略机遇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如果没有这个目标，或者目标界定得不清楚、不确切，那么就会错用或者错失战略机遇。 尽管“战略机遇期”这个概念从中共十六大报告使用后开始流行开来，但这一思维从改革开放早期就存在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尽管当时还处于美苏冷战状态，邓小平对国际局势作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判断，即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两大趋势，中国要充分利用这个国际局势，来从事改革开放事业。没有这样一个判断，很难理解中国能够从改革开放前的外部准备战争、内部搞阶级斗争的局面中挣脱出来，把政府的政策重点转移到改革开放。可以说，离开了这个判断，就很难理解今天中国所取得的成就。 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来从事国内的改革发展，是当时“战略机遇”的主要内容。1990年代中国在加快内部经济改革的同时，努力融入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建立了一整套基本市场经济制度，加入了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几乎所有国际经济组织。这就为中国此后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制度基础。 在新世纪之初，中国正式提出20年“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同时开始把改革的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领域。不过，尽管各方面的社会改革，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都有所进步，但进步的步伐和社会成员的期待相差甚远，比客观的社会发展的要求相差甚远。因为社会改革领域缺乏比较大的突破，社会问题积累得越来越多。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当前的国际局势来看，在今后一段时期里，中国不仅必须抓住国际社会所能赋予的战略机遇，而且更应当尽最大的努力来为自己创造战略机遇，把改革发展往前推进。如果失去这个机遇，在不久的将来，内部改革发展会变得更加困难，而外面的压力则越来越大，造成传统上所说的“内忧外患”的局面。   “内忧”先于“外患”   实际上，如果把“战略机遇”的概念置于“内忧外患”的可能局面之中，就能明确“战略机遇”的目标。“内忧外患”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历史经验的总结，“内忧”先于“外患”，就是说，经常的情况是“内忧”导致“外患”，而不是相反。只有当内部出现了问题，外部力量才会发生作用。从“内忧外患”的角度，特别能够说明今天中国所处的“战略机遇”。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是充分利用了外部世界所赋予的和平环境，那么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上升，中国已经从被动转向了主动；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能力，来主动在世界舞台上为自己创造“战略机遇”，而不是像从前那样，经常受制于外部环境。 这当然并不是说今天的世界太平无事了。以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刚刚冷却下来，最近的阿拉伯世界又动荡起来。对世界的很多地区来说，仍然面临着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再者，中国外向型经济和外在世界高度依赖，并且中国经济的“走出去”大多是那些问题区域。就是说，国际局势的变化对中国的各种影响不可避免。但是，从总体上说，中国已经具备足够的能力来应付、消化、减少国际局势变化对自身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问题主要还是内部问题。在众多的内部问题中，关键在于民生问题。无论从近年来社会层面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还是在正在进行的“两会”所侧重要解决的问题来看，民生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客观的情况表明，必须把民生问题提高到一个战略高度。同时，正如从前的经济改革，民生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给予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期”。如果民生问题失去了这个战略机遇期，那么其必然演变成为政治问题。    民生问题正导致社会失序    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无论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角度，都是显然的。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民生问题的严重性正在导致社会失序。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和民生问题严重脱节。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初衷，首先就是要解决人民的民生问题，邓小平把此形象地称为“温饱问题”。此后，解决民生问题的概念越来越明确，主要体现在“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策目标上。初期的改革政策非常成功，不仅改善了大多数人民的生活，而且更使得数亿人脱离贫困。不过，近年来，从改善民生的角度来看，民生问题离经济发展似乎越来越远，即经济发展越快，民生问题越严重。这主要是因为各级政府GDP主义的形成，为了GDP而发展经济。经济发展很快，国家财富大量增加，富豪不断涌现，但社会大多数的民生越来越艰难。如果经济发展继续和大多数人民的民生脱节，中国社会必然继续分化。 也很显然，如果不能解决民生问题，中国就会出现面临社会稳定乃至政治稳定问题。围绕民生问题，中国已经出现了两种不稳定的根源。一是源于收入分配不公，社会分化和公平正义的缺失的普遍性社会不满。二是源于“期待革命”的年轻群体的不满。多年来的教育大扩张，有效地提升着民众所接受的教育水平，但因为教育体制改革本身的弊端，很多人学无所用，找不到工作或者就业不足。大学生和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拉平是很好的例子。而这个群体的期望很高，一旦不能满足，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就成为必然。 如果这两个根源具有普世性，即任何社会都会面临，那么中国还需加上另外一个特殊的根源，那就是由独生政策而加速到来的人口老化。“未富先老”几乎已经成定局，而照顾老人的“公共服务”似乎路途仍然遥远。在“公共服务”缺失的情况下，独生子女一代会不堪负担，届时这一代人对社会和政府的不满会变得更加现实。   开始迈向“中等收入陷阱”   第二，从经济上看，因为民生问题越来越严重，在很多方面，中国开始迈向“中等收入陷阱”。根据最新的统计，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400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国家。但是人们也注意到，中国开始出现那些经历过或者还经历着“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类似的现象，例如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的动力、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不稳、信仰缺失等等。历史地看，“中等收入陷阱”可以在很多国家观察到，例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马来西亚等，这些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很简单，要逃离“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要深化经济改革，促成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实际上，如果不能解决民生问题，所谓的“深化经济改革”必然成为空谈。人们早已经认识到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一个顶点，需要转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那就是建设消费社会。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消费社会并没有基础。一是社会政策的缺失，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在无助的情况下，即使人民有了些积累，也不敢消费。二是人民的劳动所得过少，收入不高。很显然，建设消费社会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继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改善民生。 第三，民生问题不解决，从近期来说就会面临政治激进化的风险，从长远来说民主政治没有物质的保障。人们期望长久的社会稳定，没有稳定就不会有发展。但如果发展解决不了民生问题，那么社会还是会激进化。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亚洲、最近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说明了民生问题于社会乃至政治稳定的重要性。中国社会实际上也面临着由民生问题引起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现在主要依赖国家的“维稳”机制来控制局面。不过，一个社会真正的稳定不是来自于外在的“维稳”。如果把庞大的“维稳”费用用于改善民生问题，社会可能会稳定得多。从长远来看，民生也是民主化的物质基础。在民生问题不能解决之前，民主化尽管也是可能的，但这种民主化之下的民权必然是虚假的。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不难发现这种现象。 从解决民生问题的世界历史经验看，中国的确已经进入了一个“战略机遇期”。要解决民生问题，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国家的财力问题。没有财力，就无能为力。所以，一个国家民生问题的解决，往往发生在该国家处于比较长期的经济上升发展、并且政府或者社会积累了相当财富的时期。一旦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缓慢下来、政府和社会财力衰退，那么民生问题的解决就是不可能的了。而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多年经济高速增长、而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时期。因此，今后五至十年必然成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战略机遇期”。 最近中央政府开始做动员，要在民生问题上有所作为。有关方面也已经表示要动员国家的财力，集中完成几件民生大事情。这是很好的一个迹象，和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所强调的、要找到改革的突破口的提法一致。时不待人。如果中国抓住了这个并不长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就可促成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有可能跨入发达国家行列。反之，如果失去这个机遇，就会无可奈何地面对那些“中等收入陷阱”社会所经历的一些社会、政治、经济问题。

利比亚战争远远不只关乎穆阿迈尔•卡扎菲一人的命运。战争的结果将在整个中东地区引起反响，并影响今后数十年的国际政治。一项至关重要的原则处于詹急关头。 支持对利比亚进行外部干预的人认为，他们不仅是在为制止发生在利比亚的暴行而战，而且也是在为未来奠定的里程碑而战。他们想要表明，独裁者可以屠杀本国公民的时代行将结束。 法国哲学家贝尔纳•亨利一莱维表示：“在这件事上，重要的是‘干预的责任’得到了认可。”亨利莱维在利比亚反政府武装与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之间发挥了不可思议的桥梁作用。 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当独裁者毁灭本国人民时，世界强国有权利和义务加以干预。”这种观点在2005年得到了联合国的认可。纪思道表示，干预利比亚行动就是“在落实这个新理念”。 “保护的责任”原则(俗称为R2P) 如今发挥了切实的作用——若能这么想该多好。反政府武装正沿着利比亚海岸线快速推进，干预行动的支持者想必欢欣鼓舞。 新兴强国质疑干预主义 然而，在现实中，利比亚战争与其说昭示着新黎明的到来，不如说是标志着自由干预主义的绝唱。残酷的现实是： 最热衷于倡导上述理念的西方强国，将缺乏实施更多海外干预行动所需的经济实力或民众支持。而中国、印度、巴西及其他新兴经济强国，则对干预主义的整套理念深表怀疑。 英法美都投票赞成联合国授权对利比亚动武的决议。但时髦的“金砖四国” 集团——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却全都投了弃权票。 在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看来，实施海外干预行动会让资金、人员和影响蒙受危险，得不到什么，却会失去很多。它们的本能是管好自己的事情，致力于发展本国经济实力这一长远目标。 诚然，发生在利比亚的屠杀或许是不幸的——但班加西距离北京或巴西利亚都十分遥远。 情况有些复杂。德国投了弃权票，可这么做等于自行脱离了西方主流。获邀出席下届金砖国家峰会的南非投了赞成票，但其后却高声谴责针对利比亚的轰炸行动。 因此总体局势已然明了。老牌西方强国仍满怀在世界匡扶正义的使命感。而新兴强国则谨慎得多，也更加以自我为中心。 但是，西方盟国是在自身财力不断萎缩的背景下作战的。 英国刚刚宣布了大规模削减国防开支的计划，法国也在竭力控制预算赤字，以维持其福利制度。 对于出兵利比亚这项新使命，美军的不情愿也显而易见。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军方将领都明白，美国总统能够干脆地说出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的时代已经结束。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 马伦曾表示，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预算赤字。在后伊拉克和后阿富汗时代，美国民众对海外军事行动的支持也较为有限。 西方国家愈加力不从心 当然，假如利比亚干预行动能够迅速并圆满收场——卡扎菲被赶下台，人们聚集在的黎波里欢呼—一那么，自由干预主义将得到褒奖。 但是，成功埋下的隐患可能不亚于失败。每次成功的干预行动，都将引发新的干预需求，而这种需求向来就不会短缺。 事实上，叙利亚政府枪杀平民事件，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然而，西方强国面对的干预需求越多，那种越来越力不从心的现象就会愈加明显。 假如有那么一天，“金砖四国”及其他新兴强国改变了对自由干预主义的态度，或许能填平财力与雄心之间的鸿沟。但眼下根本看不到这方面的苗头。 中国政府对外国有权干预一个主权国家、以制止侵犯人权行为的观点非常警惕。经历过车臣问题的俄罗斯亦是如此。 对印度、巴西和南非来说，曾经作为殖民地的历史促使它们对寻求在世界各地使用武力的西方强国的动机抱有怀疑态度。而且，这些新兴强国还不习惯以全球视野来思考问题。 相比之下，英国和法国仍然保持着全球思维的本能，只是缺乏相应的财力支撑。就连当前的全球超级军事强国美国，也正发出越来越不愿意充当世界警察的强烈信号。 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曾经唱道： “我们不想打仗，但是一旦开战，我们有船，有人，也有钱。” 干预利比亚行动给人的感觉更像是这首老歌的最后一次回放，而非开创一个新时代的大胆宣言。

四月初的华府本来应该是春心荡漾的季节，盛开的樱花为大地回春揭开了秀丽的序幕，灿烂的阳光也驱散了不少早春的寒意。可是华府的政治却弥漫着令人不安的肃杀气氛，共和党保守派夹着去年十一月期中选举大胜的余威，正磨刀霍霍迎接一场预算大战，准备将欧巴马政府的施政计划砍得体无完肤。     　其实美国二○一○财政年度始于去年十月一日，到今年九月三十日结束。由于共和党阻挠，二○一一预算案迄今未在国会获得通过，之前一直是靠一个接一个的临时预算决议支撑政府的运转。目前的临时预算决议只能让政府维持现有的支出水平至四月初，现在两党仍摆明不愿妥协，甚至不惜让联邦政府暂时停摆。     　在共和党尚未夺回众议院多数之前，由于「茶党」运动风起云涌、右派媒体的恶意诋毁、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强抵制、以及欧巴马个人的懦弱政治性格，他上台前信誓旦旦要推动三项最重要改革法案：全面医疗保险、整顿金融秩序、以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与开发绿色能源，每一项改革方案都难以贯彻，所有通过的立法都是七折八扣。     　现在共和党内由「茶党」支持的极端保守派国会议员更是气焰高涨，准备全面反扑。他们不但坚持要大砍联邦政府预算六一五亿美元，还拒绝为欧巴马的健保改革法提供必要的作业经费，让其无法如期实施。他们还在预算法案中夹带各种极具争议的修正案，例如禁止环保署在这个财政年度内限制发电厂和工厂温室气体排放，不准联邦政府给「家庭计划机构」（Planned Parenthood）提供经费。     　共和党保守派表面上的理由是要避免联邦赤字失控，不让美国重蹈希腊与葡萄牙财政危机的覆辙，但是他们真正的用意在于肢解过去历届民主党总统所建构的社会保障体系。所以他们左手砍社会福利预算，右手护航国防预算，并且坚持维持布什政府针对最富裕群体的减税方案。完全无视于美国目前还有一千四百万人失业，同时还有六百万家庭正陷入房屋遭银行查封拍卖的悲剧。     　同样惨烈的预算大战也正在美国各州展开。在二○一二年财政年度，预计全美有四十四个州和华盛顿特区面临预算短缺，缺口高达一一二○亿。现在全美国各地都在演出图书馆与公园被迫关门、小学老师大量裁减、低收入老年人津贴减少、卫生保健服务中断、警察与公务员周休一日无薪假的凄凉故事。     　共和党保守派不但决心肢解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决心瓦解民主党的基层组织。新上任的威斯康星州长强力推动立法，限制公务员与老师组织工会的权利，并取消他们的集体谈判权利，在威州首府引发了六○年代越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抗议。类似的政治斗争也正在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上演。     　威斯康辛大学知名历史学家William Cronon在《纽约时报》撰文批评州长背离该州的「友善、斯文、相互尊重」传统（人文与社会：详情见克鲁格曼：美国思想警察），结果立刻遭遇共和党州议员围剿，要求他交出他大学电子邮箱内出现「共和党」三字的所有邮件。其他大学教授为其声援，抗议学术自由遭遇侵犯，也立刻遭遇共和党外围组织的报复。保守派组织以《信息自由法》名义要求学校交出这些教授信箱内过去几个月所有出现「威斯康辛」、「工会」等字眼的电子邮件，准备指控他们利用「上班时间」与「公家资源」从事政治活动，一场文字狱风波正方兴未艾。     　而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欢颜绽开的华尔街金融大鳄。过去即使民主党拥有参众两院多数，欧巴马倾尽全力所通过的金融改革法案，也只能成立新的保护消费者机构、赋予监管机构更大权力解散陷入困境的金融企业、加强限制高风险的衍生工具交易活动、禁止传统银行同时经营投资银行业务，却未能限制金融高级主管的收入和分红。     　这一年多来，在联准会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撑下股市回暖，金融和银行业盈利恢复，华尔街的贪婪本性故态复萌，纷纷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放宽监管。同时，去年美国金融机构给高级主管的薪资与红利又创下历史新高，共发放了一一四○亿美金。历史再度证明他们才是美国政治的永远赢家。     　（作者为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基辛格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Ramos（北京共识提出者）新书中译第八章之前半部分选登，译者何帆。

英文，分析卡扎菲的功过和目前利比亚情况，指出西方立场的各种问题

1，序 本文意在论述当今日本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与左翼。笔者自己虽然对马克思主义颇感兴趣，但是终究自己的专业方向是英国政治研究，所以谈论日本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与左翼这样的问题还是不免会有班门弄斧的感觉。因此，在文中涉及到的关于经济学、历史学等本人专业以外的知识，以及相关的评论如有不足之处，还请各位读者念及本人知识的有限，予以海涵。 首先，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左翼进行一下简单的整理。所谓马克思主义，毋庸赘言，是指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创造的相关理论体系。在很多情况下，还会包含列宁以及毛泽东的思想。如果更加广义地考虑，从斯大林、卢卡奇到普兰查斯、杰瑟普等一批现代研究者的理论也可以包含于其中。与此相对，笔者此处所说的左翼，不仅包含马克思主义，还意味着对现代主流思想的批判思想以及运动。例如，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环境保护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众所周知，原本的“左翼”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坐在议会桌左侧的政治家们的倾向，所以其定义本身就存在暧昧性。而且，在当今左翼一词的含义本身也在被重新审视。在欧洲，自19世纪后半期开始到20世纪末，左翼的特征基本表现为主张长期地对经济弱者进行“再分配”，但是近二十余年，比起“再分配”，左翼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英国劳动党）开始更加倾向于推进带有新自由主义倾向的重视“市场”的政策。因此可以说，在当今的欧洲，也在重新讨论左翼的定义。 关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坦率地讲，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目前处于冷门阶段，已不复有往日的风光，但是由于日本的经济力量下降等原因，“再分配”、“贫困”等问题的研究远落后于欧洲，但在日本正成为一个重大课题。从这种意义上说，政治的支点本身正在转向左翼。从这种种现象来看，我们可以认为高唱着“全世界的劳动者啊，团结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作为运动都处于需要再评价的阶段了。当然，日本政府负债高达GDP的两倍，在这样的条件下是否还有推行“再分配”政策的余力，关于“再分配”政策是否真正有效的批判也非常多。但是，我想思考的是，在日本，为何这种“再分配”政策会被推行？此外，我还想再探讨一下在当今日本，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还需要怎样的理论准备？ 为了讲明白这些事情，我们需要来补充一些历史知识。首先我们要来谈谈关于战前的马克思主义，其次我们来谈战后政治与马克思主义。第三，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当今的马克思主义与左翼。 2，战前马克思主义 众所周知，战前的日本是一个受军国主义控制的国家。曾经出台过《治安维持法》这样一部法律，对共产主义者进行镇压。例如小林多喜二这位无产阶级作家就被特高（以镇压左翼为主要任务的警察）逮捕并惨遭虐杀。 但是，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得到普及并被广泛研究，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早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曾出现了袭击天皇的“大逆事件”，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研究者纷纷被处死。（注：也有人认为“大逆事件”是特高警察捏造出来的。）即便环境如此危险，20世纪20年代，在《改造》、《劳农》、《唯物论研究》等著名杂志上人们依然热烈地讨论着马克思主义，东京大学的山田盛太郎，京都大学的河上肇也开始讲授马克思主义，影响了一大批学生。同时，以山田盛太郎为代表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的编写者们组成的“讲座派”和“劳农派”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白热化并且开始准备对美战争的大环境下，这些运动也都受到了残酷的镇压，1933年，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干部大批倒戈，共产党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但是，在共产党的干部之中也不乏一些坚定的人，这个时期的积累也和战后共产党的发展紧密相连。 3，战后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与左翼运动 随着日本的战败，之前一直被军国主义所镇压的马克思主义也获得了重生的机会。到1951年为止，日本一直处于美军的占领之下，期间倡导军国主义的战争罪犯被送上了审判台；进行了土地改革，将大地主的土地分给佃户；并于1946年颁布了承认思想信条自由、言论出版以及结社自由的《日本国宪法》。虽然占领军临时政府GHQ也曾有过针对共产主义者的“清洗赤色分子”（开除公职）运动，但是和军国主义时期相比，还是给予了马克思主义者更大范围的政治自由和学术自由。 在这样的环境下，1947年2月1日，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社会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活动家们策划准备了一场全民大罢工。虽然这场罢工因GHQ的命令而最终流产，但是这预示了日本的劳动运动自战败以来开始走向一个高峰。在战后的大选中，社会党与共产党的议席也得到了增加，1947年，少数派执政党片山内阁上台，社会党也参与其中。片山内阁作为少数派执政党，并且是和保守政党的联合政权，由于内部纷争在上台的第二年即告失败。另外，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来自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批判造成了共产党内部分裂，共产主义一度陷入低迷混乱的时期。但是，由于反对再次发动战争的人士的努力，整个政治运动才得以持续。 这个时期特别值得瞩目的是安保斗争和禁止使用原子武器运动等此类和平运动。虽然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美军对日本的占领到1951年即告结束，但是没有军备的日本与想要继续在日本设置军事基地以保持其对东亚影响力的美国之间缔结了《日美安保条约》。此条约于1960年进行了修订，日方希望发挥自卫队的作用，使《安保条约》成为双方更加对等条件下的自卫条约。由此，日本不再是单纯受到美国保护的一方，日美可以共同进行军事作战了。在这个时期，日本的劳动者、大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政党方面也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中心发起了大规模的反对运动，据说参与人数高达600万人。安保斗争之所以闹得如此沸沸扬扬，其根本在于国民心中对再次爆发战争的坚决抵制情绪。这种情绪，在禁止使用原子武器运动中也是可见一斑的。在日本，自1945年8月6日和9日被投下两颗原子弹以来，每年的八月都会举行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世界大会。20世纪80年代，社会党与共产党分裂，但直到现在这项活动也一直在举行。 在战后的日本，政治运动虽然活跃，但是主要的争执点基本上都是和平问题。与此相对，贫困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日本，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共同努力之下，东京，京都，大阪这样的大城市的知事纷纷将治下的城市打造成为了革新自治体。这样的革新自治体在贫困以及分配问题上积极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开始推行老年人医疗免费的政策。但是，反过来也可以说，在日本的左翼运动中对于贫困以及分配问题的关注也就仅此而已。 此外，自1968年开始到1969年，针对全国大学的学费涨价和管理强化，大学生组织的大规模的反对运动此起彼伏，在很多的大学里都出现了学生自己用路障围成基地和大学对峙的情况。这其中自然有以社会党系和共产党系的学生为中心的大学，同时东大和京大为首的很多大学，包含很多无党派的学生在其中，各种小的派系为了共同斗争建立起了联合学生组织，名噪一时。但是，这样的运动说到底终究是对大学体制的质疑和反对，和因为财富的再分配以及贫困问题而进行的斗争运动并不属于同一种性质。 日本国内一面对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向东亚各国进行的侵略进行反省，同时因为战争自己的家园被烧毁，亲人丧生，广岛和长崎被投掷原子弹造成了大量的死伤者。在这样的惨痛教训之下，人们绝对不会允许悲剧重演。严格遵守宪法第九条，反对建立自卫队和安保强化这些关于和平的问题，一直都被作为头等大事受到人们的关注。 但是，如上面所述，在日本的政治中，贫困问题和收入再分配的问题一直都没有成为政治论争的中心问题。贫困和财富再分配的问题，除了革新自治体的尝试以外，并没有成为左翼政党和左翼运动的最重要的发力点。但这也并不是说战后的日本完全忽略了财富再分配的问题，战后，日本首次制定了全民适用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体系，教育也得到大幅度改善，这些方面相比战前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和欧洲相比，无论质还是量，都处于落后的状态，也没有得到足够的讨论使其进一步获得提升。这种情况，在图1各国政府这方面支出与GDP的比较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在日本，整个战后都处于一个“小政府”的状态，在医疗、教育、养老金等方面的支出明显不足。 关于收入的再分配，也没有成为什么重要的课题，但是可以说增加收入和就业还是获得了足够的重视。于1960年上台的池田内阁，出台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复兴日本的产业，保障国民就业，增加国民收入。但是这并不是通过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实现增加国民收入，原因在于日本战后经济规模不断扩大，雇佣增加，工资也获得持续增长，所以贫困的问题就算不通过收入再分配的手段，也一样可以通过经济本身的发展来减轻。 在此意义上，有些人甚至认为日本是不需要福利制度建设的。在日本政府一直压缩对社会福利和教育的支出的情况下，在很长的时间内日本的失业率也一直维持着很低的一个水平。而且如图1所示，在诸多发达国家之中，日本政府的资金支出多是用于道路、桥梁、机场等公共事业的建设上，试图通过公共事业建设增加就业而不是通过福利保障实现财富再分配。与欧洲相比，日本的家庭需要自己在医疗和教育方面承担高额费用的压力，这样的情况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其背后有日本就业的不断增加以及工资的持续上涨作为支撑。在这样的情况下，左翼运动好像也没有看到认真致力于财富再分配的余地。 4，战后马克思主义研究 战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十分兴盛。这是与战后政治运动、劳动运动的高涨密不可分的。马克思经济学学者美浓部亮吉在社会党、共产党的推荐之下，自1967年开始连续三届12年当选东京都知事。 在经济学领域，以东京大学的教授宇野弘蔵为中心的马克思经济学很有实力，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都有其门下弟子成为教授，这些人被称为“宇野派”。在社会党内，向坂逸郎等人建立了社会主义协会，并由此集结了一批社会党系的学者。另外，从战前一直延续下来的劳农派学者们都集结在东大的大内兵卫周围，这一流派渗透到了美浓部的东京都政之中。共产党系的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曾以“民主主义科学家协会”为中心集中到一起，但是由于围绕着对斯大林的批判后来分裂了，现在只残存下法律部会。政治学领域里，以名古屋大学的田口富久治为中心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 在这诸多思想潮流之中，也存在着激烈的论战。比如，在日本，《资本论》一书就被各个理论学派翻译成了各种版本。有社会党系的向坂逸郎译本，共产党系也在大月书店和新日本出版社发行了自己的版本。另外，如《经济学•哲学草稿》中马克思真正的意图是什么，这一问题被各位学者反复研究，论争不断。 其中有一个“主体性论争”，旨在通过仔细查证日本最终走向战争的整个过程，质问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够阻止战争的爆发。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中，对发动变革的主体的形成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这个“主体性论争”就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提出问题的重要观点。   1960年，关于在将来的日本，是否有必要发动革命，还是只需要进行改良这一问题，发生了一场名为“构造改革论争”的大讨论。这里所说的“构造改革”，是指不通过革命的手段来打倒资本主义，而是使用渐进式的改革来改良体制。这一论调首先是由从共产党分离出来的安东仁兵卫和经济学家井汲卓一提出，其后遭到共产党系以及社会主义协会的学者们的批判进而展开论战。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围绕着尼克斯•普兰查斯和路易••阿尔都塞的理论，想要从中汲取教训的日本学者们也遭到了共产党的批判，展开了“新马克思主义”的论战。这一系列论战，可以理解为是将马克思主义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为革命的理论还是灵活的将其解释为对现代政治的批判和社会改良的方法，是否认可和其他理论混同等基本态度的不同所导致的。 此外，在历史学以及社会学领域也有论战，这可以说是战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达到了一个节点。但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春天，在20世纪90年代包括苏联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崩塌事件之后，也遭到了重大的打击。 5，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崩塌以后 在东欧的社会主义崩塌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研究界开始式微。当然，也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就完全消失了。包括东大和京大在内的日本大学的经济系，当今的经济学原论的课程当中基本上都必然会包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本人所在的立命馆大学也是一样。但是曾在80年代作为经济学两大潮流其中之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已经被削弱。同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衰落不仅仅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淡化，在政治学、历史学以及法律学等领域体现得更加明显。 读过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的人就会知道，原本的马克思主义，本就不是单纯局限于经济学的思想，是包含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还涉及到一部分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同时，马克思主义受到瞩目不仅是因为它是学问的一种潮流，更是因为它是一个社会变革的理论，是实际的社会运动的有力支撑。也正因为如此，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也给作为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很大的打击。可以说即便是作为一个理论的潮流还有值得肯定的余地，但是在其他诸多的学问领域里，影响力已经非常地小了。 举例来说明的话，比如我所研究的政治学领域，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被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这一称呼也是被各种文献引用。在东欧社会主义解体以后，在各种学问研究中就开始很难见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这些名词的身影了。当然，我自身也认为，将这种现象单纯的归结为东欧社会主义解体是有些狭隘的，这背后一定蕴含着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固有的问题。 比如，拿政治学来举例，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没有留下什么政治学的文献。虽然《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和《法兰西内战》是十分优秀的分析报告，但还是不能算作理论书籍。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国家与革命》虽属于理论分析，但只以政治运动的一少部分为对象。如果在此基础上继续增加各种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有可能形成的，但是，仅凭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流传下来的著作而使其成为一个政治学的潮流，还是有些难度的。在八十年代的日本的政治学家中，也出现了想要将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进一步发展的人，这些人以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的理论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延伸。但是，这些延伸的结果是在80年代后半期日本共产党出现了“新马克思主义”批判，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更新和发展。学术讨论和政党的方针本就截然不同，学术讨论自身因为政党的批判而停滞不前存在着不合理的成分。我认为，即便包含着相互影响的因素，但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得到发展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的理论根本上讲和马克思主义还是不同性质的研究，不将其作为独立的个体进行发展而是想要将作为构造主义的要素照搬到马克思主义之中，这样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这样的问题，在其他的学术领域，如历史学研究中也或多或少地可以看到，历史学不是本人的专业，但是本人阅读的资料还是给我留下了这种印象的。 正因如此，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归根结底只是马克思的思想研究。这样一来，政治学中关于马克思思想进行的历史研究、文本研究只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政治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如果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一点理解，其主要是由对资本主义的敏锐洞察和批判以及社会变革理论这两个侧面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并不能因为马克思当时的优秀洞见就成为了一门优秀的政治学研究以及历史学研究。其关于社会变革的理论确实值得肯定，但是由于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作为社会变革理论也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原本关于政治学的著作也并不丰富，所以也没有能够发展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关于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个流派还是留存了下来。其理由之一是，经济学中围绕《资本论》这一核心有一系列大部头著作，其他相关文献也较为详实，这样才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的流派。只不过，即便马克思关于经济学的著作有着非常敏锐的观点和分析，但是作为19世纪产生的作品其本身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举例来说，最近发生的次贷危机，运用马克思的著作可以对其的产生进行分析，单就这一点来说可以说马克思的作品在现代仍有指导意义。但是，关于如何摆脱这次的危机，马克思的著作中并没有明示，因此，至少在日本凡是上升到经济政策的高度，“马克思主义的”就不太奏效了。如果在这种政策层面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也能够成立的话，也许就会出现传承马克思主义并进行理论创新的人士和潮流。但是这种潮流，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在日本出现，即便有这样的潮流，也是在马克思主义上附加其他理论，其实质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问题得不到解决，使其进入一种两难境地。 6，今日的马克思主义与左翼 综合以上提及的情况，在日本的大学，除了经济系中还存留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外，在其他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将马克思主义当做一种思想进行研究，但是作为“主义”潮流来看待的基本上不存在了。 但是我们并不能够因为说马克思主义潮流在学术领域的消失就代表了日本左翼研究的消失。这尤其反映了近年来日本社会所发生的变化。 在日本，自1990年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社会一直苦于严重的经济衰退。有名的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倒闭，每年出现3万以上的自杀人群，社会老龄化日趋严重，人口开始减少。为解决这些问题，政府一直在通过公共事业建设来实现经济复苏，但是由于对公共事业其本身的价值和作用考虑不周，导致大量无用的机场和建筑物被修建。非但没能实现经济复苏的效果，而是导致政府大量的投资预算转化为了巨额债务。日本政府的债务总额现在已经达到900兆日元，相当于日本一年GDP总量的2倍。毫无疑问已经是世界第一的负债国，在这种情况下，自2001年开始，小泉纯一郎首相在任期间实行了民营化、放宽限制等政策。所谓放宽限制，就是为了在不破坏国民生活的前提下放宽既有的一些限制，增加商业机会，强化市场竞争。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有些人很好的利用了机会成为了巨富，同时也有很多人跌进了社会的最底层。下面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在日本，到1990年左右，一般的雇佣劳动合同是没有期限的。换言之，就是大家就业的时候都是作为正式员工就业的。这种情况下可以在企业里一直工作到退休，劳动者的生活比较稳定。在日本战后的不安定时期，为了防止企业增加不人性的短期雇佣，日本政府在法律上就做出了规定。如之前所述，由于日本战后经济的快速成长，就业不断增加，但是自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经济总量缩小，岗位减少。作为企业为了生存，希望增加这种几年内就可以灵活调整的短期雇佣（非正式雇佣），政府迫于企业的的压力，出台了增加非正式雇佣的法律修改案。其结果是，在1988年日本的劳动者中有八成都是正式员工，而到了2009年这一比例减少到了还剩五成，短期雇佣关系出现了压倒性的增加。此外，自泡沫经济崩溃以后，失业率也是持续增加，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也变得十分困难。出现了很多长期无法找到稳定工作需要政府救济度日的贫困人民。 接下来的时代，老人们也会面临严峻的困境。日本的养老金，属于征税收缴制。实际上就是由正在工作的一代人支付给已经退休的一代人养老金这样的一种体系。但是在当今的日本，少子化问题已经持续了将近20年。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老人领取的退休金由大约五名左右的在职人员承担，但是，今后一个老人领取的养老金大概仅有两名在职人员承担。这样一来，是老人们忍受养老金的减少，还是在职人员更加多地支付养老金保险，又或者两者并行。对于养老金问题，也需要政府增加支持投入。但是如之前所说的，由于日本政府债务的扩大，已经没有财政能力来支撑彻底解决问题的政策了。 在战后的日本，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只要不是过于挑剔，都可以成为一名正式员工，不用搞什么社会运动，也不用对政府进行什么批判，就有足够的就业提供给人们。没有怨言地勤勤恳恳地工作才是最合乎常理的选择。也正因此，日本的左翼运动也就没有把贫困问题重视起来。但是，到2010年的现如今，就业情况一直处于十分艰难的状态，到此，日本的政治界才发现已经到了必须认真讨论财富的再分配这一课题的时候了。 一直以来掌握日本大权的自民党采纳了联合政党公明党的提案，于2008年实施了“定额支付金”政策。这一政策是指，为了复苏经济，一次性向国民发放近2万日元的政府金。2009年9月开始的民主党政权，实施了向有未满15岁的孩子的家庭支付每月13000日元的政策。另外，公立学校高中免除学生学费，私利学校也减免与公立学校相同额度的学费。在日本，如此的再分配政策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很久没有实行过的。在这两年突然出台了如此多的再分配政策，其原因就如前面所提到的，日本经济已经不是原来那个高速增长的阶段，我们必须直面不得不将有限的果实重新分配的问题。 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之下，虽然在学术界并没有迎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复兴。但是，在更广的范围内，对新自由主义方向的批判潮流，简言之，就是左翼的声音正在增强。 比如，次贷危机以后出现了“派遣辞退潮”，所谓“派遣劳动者”就是从人才派遣公司派遣到丰田、日产等大型公司的劳动者，其劳动合同的上限是三年，所以企业比较容易中途放弃合同将其辞退。次贷危机之后各企业都处于困难时期，日本的大企业都一致采取了裁掉派遣职员的策略，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派遣辞退潮”。如果有员工认为解雇无效并起诉该企业，即便是企业方败诉，也只需支付给员工合同期间内的工资即可，而且提出起诉的员工只会占极少的一部分，所以大企业会很不负责任地将“派遣辞退”进行到底。 在此时，出现了一位名叫汤浅诚的市民运动活动家，为了劳动者的救济四处奔走，和政府交涉，引起了当时自民、公明党联合政权的重视。同时，他自己的多部著作被发表，在论坛也引起了相当的注目。除此之外，次贷危机以后，以著名经济学家中谷厳为代表，很多经济学家都纷纷反省自己之前一直信奉的民营化、放宽限制的新自由主义。战前被特高警察杀害的小林多喜二所著的《蟹工船》突然开始热卖，进而以漫画和电影的形式重新演绎面世。在2008年的这次危机之后，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编著的《时代宛如资本论——问贫困与发达全10讲》这本书也出版面世了。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是以京都为根据地发展起来的以研读《资本论》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团体。其成员多数是政治学和哲学方面的研究者。自1968年创建以来，高举着“和劳动者一起创造出为劳动者服务的经济学”这一口号进行研究学习活动。广义上讲，该研究所可以说是对战前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唯物论研究会的运动的继承，作为学术运动也切实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不过，在“贫困”问题成为现实，“再分配”成为人们关注的题目，马克思主义的作用重新被评估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克服的弱点。 首先，第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自身以再分配为目的时的理论问题。我认为，即使马克思主义是劳动者解放的理论，但也没有以向劳动者进行财富再分配为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是通过革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财富再分配这样的修正和改良。但是，理应作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影像并非清晰可见，我们暂且不管是不是要否定其性质属于社会变革理论，至少也要积极评价属于其中途阶段的这种“改良”。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在日本政治中，再分配才刚刚作为课题得到重视，但是在欧洲的政治，社会民主主义左翼在进行了很多理论积累和时间积累的基础上，也开始思考单纯依靠财富再分配是不能解决贫困问题的。在欧洲，人们正在考虑构建“基本收入”这样一个更加单纯的新的再分配体系。重视参加到再分配之中的人们的能力——阿玛蒂亚•森的理论影响力的增加就是这一倾向最好的体现。在日本，如果打算将再分配的理论移接到马克思主义上去的话，应该将这样的新的展开引为教训。 第二，日本的情况就如之前已经提到的，劳动者被分裂成了正式员工和短期雇佣工，由此导致一个现实问题是劳动者无法团结到一起。短期雇佣工的劳动条件得到改善就意味着自己的劳动条件会受到破坏，这是很多正式员工的实际想法。就如贝伦斯坦因和艾尔耐斯特•拉克劳的理论研究中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不再是单纯的资本家和劳工对立，劳工团结一致这样的简单模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工自身也会细化。因此就会出现正式员工和短期雇佣工之间的断隔。当然，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指摘正式员工与短期雇佣工同属于劳动者阶级，其与短期雇佣工分裂的心态是无视大局利益的一种愚蠢行为。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只是给出一个“应该团结”的简单结论，而是要明示出一条实现团结的具体途径。马克思主义经常给我一种感觉，那就是在本质的结论上非常明快直接，但是到了具体途径上面往往就不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变革的理论，应该从理论上克服这种问题。 最后，综合之前我所提到的这些，在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影响力都没有成气候，但是自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对之前一边倒的新自由主义民营化、放宽限制政策的质疑确实是在扩大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不管日本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有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化，我们都可以认为政治的重心是在慢慢的向左倾斜的。而且，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真正为劳动者着想的理论，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更应该展示出其新的发展。只是，为了实现发展这一目的，必须要改变以往除了革命以外不再探索其他改革道路的理论展开模式，不应该重蹈60年代构造改革批判，8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覆辙。重新思考改变传统模式所能带来的结果，可能并不是马克思所言的严密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是单纯运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严厉批判观点的其他理论。但是，如果能向着实现劳动者利益的平等哪怕迈出仅仅一小步，那也将会是十分宝贵的理论贡献。

阿拉伯世界的动荡让许多人——不管是区域内还是区域外——目瞪口呆，并至少颠覆了对阿拉伯世界的五大传统观点。Marwan Muasher是约旦前外长和副总理，现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

阿拉伯世界发生了被称之为“茉莉花革命”的一连串事件。西方世界在关切阿拉伯世界的同时，似乎并没有忘记中国。实际上，从媒体聚焦的深度和力度来看，对中国的关切甚至甚于对阿拉伯世界的关切。为什么会这样？ 　　人们那么关切中国，但没有一个一致的理由。不同的人对中国的关注出于不同的背景。一些人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假设：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事，已经对外在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中国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会产生怎样的外在影响呢？无疑，较之阿拉伯世界，中国在世界事务上的影响更大。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的内在一部分，甚至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其中一个最大的驱动力。在中国事务上，外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利益相关者。出于对自己利益的关怀，他们来关心中国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人并不希望中国发生类似阿拉伯世界的事情。 　　不过，也的确有些人希望中国发生类似的事情，并且要尽力推动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很多人一直在关切中国，期待着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前些年，每当有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的时候，他们都会把中国带入其思考的空间。一些人甚至总是在预测中国什么时候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在这个群体中，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动机：一些人希望中国的政治变革和民主化，一些人对现状极度不满，一些人恐惧于中国的继续崛起。 中国有不同的制度背景 　　不过，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如果光从一些社会现象来看，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确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例如社会不公平问题、收入差异、腐败、大学生失业或就业不足等等。（应当说，所有这些现象都值得中国关注。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就会面临不稳定的严峻挑战。）但是，做这样简单的比较，并不能回答为什么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要回答“中国为什么不是”的问题，就要看中国本身所具有的制度性因素。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存在一些类似的社会现象，但因为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具有不同的制度背景，因此尽管有类似的社会现象，它们所能导向的结果是很不相同的。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那些相信中国会步阿拉伯世界后尘的人，大都是从简单的意识形态来看问题。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民主，并且是西方式的多党制民主。民主先发生在西方，也早就成为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西方社会在很多方面都特别强调“多元”，例如经济多元、社会多元、宗教多元和文化多元等等，但就是在政治制度问题上只容许“单元”，就是单线的历史发展观，即所有政治制度都必然走向西方式民主。早就有学者宣称西方式民主是“历史的终结”，尽管历史的现实并非如此。客观地看，现实世界上所存在的众多政治制度，并不能用简单的“民主”与“专制”或“非民主”所能概括的。那种把世界简单地划分为“民主”和“专制”，并且进一步简单地认为“专制”必然向“民主”发展的理论，已经远远不能解释现实世界了。 　　西方过度地从西方的观点来看中国，也希望中国朝着西方所期望的方向发展。这导致了很多人忽视中国本身到底在怎样发展，以及发展出了什么样的制度。决定中国命运的正是中国本身的发展，和其所发展出来的制度模式，而非外力。要理解中国为什么不是阿拉伯世界，就是要看这些方面，而不是从任何西方的概念和理论。 　　说到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不同，很多人都会强调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和其关联的社会发展。这些因素当然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因素。阿拉伯世界也曾经有很不错的经济发展成就，一些社会远较中国富裕，但是其政治制度僵硬不变，很难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导致今日的局面。一些相信中国会阿拉伯世界化的人，其错误也就在于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制度等同起来。这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人简单地把世界划分会（西方式）“民主”和“专制”两个阵营。实际上，正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使得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区分开来，也使得中国不会出现阿拉伯世界所出现的情况。 　　很显然，如果从西方多党民主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应当指出的是，正是从这一西方观点出发，很多观察家并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过任何有意义的政治改革。 中国政治制度的巨大变化 　　事实上又怎样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不过是这些变化并不是西方式的。不管人们评价如何，正是这些政治制度上的变化，使得中国有能力适应和消化社会经济变革，以及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变化。 　　那么，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呢？官方的意识形态，并不能帮助人们获得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实质性的知识，一切要从中国政治制度的实际行为出发。因为政党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人们又进而要从认识这一政党制度入手。 　　简单地说，中国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 　　第一是开放。开放最重要。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如果不开放，就必然表现为排他性和封闭性。只有开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政治上的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理论上说，每一种利益都能够找到能够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在中国，因为没有多党政治，依靠的是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内部多元主义表明政党的开放性。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利益，执政党就向它们开放，把他们吸纳到政权里面，通过利益的协调来实现利益代表。 　　中共多年来致力于从一个革命性政党转型成为执政党。在革命期间，政党要强调依靠一些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但作为执政党，其必须依靠所有的阶级和阶层，才能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共的转型不可说不快。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成功地解决了民营企业家加入执政党、进入政治过程的问题。面临迅速崛起的社会组织和新兴社会力量，执政党现在又开始强调社会管理，致力于通过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扩展执政的基础。随着社会基础的扩大，党内民主的需求也日益增长。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执政党在不断强调党内民主重要性，并寻找多种形式的党内民主的原因。 　　这种内部多元主义基础上的政治开放性，其有效性并不比其它任何制度低。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既无外部多元主义，也无内部多元主义，多数政权表现为封闭性，有一个家族（君主政权）或者少数几个家族长期垄断政权，统治国家。即使在民主国家，例如英国、美国和日本，国家政权也经常被几个政治大家族所垄断。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从社会底层进入政治领域的人数，中国远远超过民主国家。共产党统治不是家族统治，这使得共产党更具有群众性。 　　第二，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解决了精英阶层更替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说，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通过定期的选举，解决政治精英的变更。在民主政治产生之前，暴力往往在政权更替过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这种情形也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数千年，所谓的“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的意思。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拒绝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但已经发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制度。 　　这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确立了两种相关的制度，一是领导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录用制度，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录用人才。现在这个制度从基层到最高领导层已经高度制度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年龄的限制（即任何一个领导人一旦到了规定的年龄，就必须从相应的职位上退下来），各个阶层精英更替的速度，是没有其它任何一个制度所能比拟的，包括民主制度。尽管年龄规定的“一刀切”制度在外界看来，甚至已经到了不合情理的程度，但的确产生了诸多积极的政治效果。 　　这个体制的优势是很显然的。首先，它避免了个人专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内部多元主义所形成的“党内民主”，或者党内集体领导制度。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制衡，远比民主国家的多。例如在美国，一旦当选总统，其经常拥有“帝王般”的权力。而中国领导层中，在强人政治时代过去之后，再也难出现这种“帝王般”的权力者了。二是限任制。现在一般上，领导层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其它重要职位，至多是两个任期，即十年。这和西方的总统制并没有什么区别。很显然，限任制是对个人专制的一种有效制度制约。就是说，中国尽管没有西方式民主，但也找到了同样的甚至更有效的方式，来保证不会出现个人专制。但在阿拉伯世界，普遍的现象就是个人专制，无论是君主制国家还是具有现代政党制度的国家。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统治一个国家数十年的时候，就会弊端丛生，令社会不可忍受。 中国政治制度具强大动员能力 　　其次，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政治更新异常地迅速，政治能够有效反映代际变化，因此也是利益的变化。较之其它任何政体，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官员流动速度非常之快。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官员离开其任职的岗位，也有同样多的官员进入这些岗位。这种快速的流动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能够更加有效地反映时代的变化。 　　第三，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能力，从而促成政策的及时变化。从理论上说，多党制国家的政策变化的阻力应当比一党制的为少，因为政策可以随着政党的轮替而变化。但事实上则不然。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无论是西方发达的民主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反对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诚”的反对党，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政策变化变得非常困难。 　　中国则不然。如果西方式民主更多地表现为政权轮替，中国更多地表现为政策“轮替”。尽管中国社会经常抱怨执政党政策变化缓慢，但较之其它政体，中国的政策变革速度还是相当地快。只不过，在民主国家，人们可以互相推卸责任，而在中国，执政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再到本世纪，中国实现了数次重大的政策转型。看不到执政党的政策动员能力，就很难理解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制度不存在问题。相反，中国的制度面临很多非常严峻的挑战。想说明的一点是，包括西方式民主制度在内，所有制度都在面临挑战。任何一个制度，如果不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就会发生危机。没有一个制度是终极的，可以终结世界历史。所有制度都要在变化中求生存和发展。 　　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很多方面仍然有巨大的改进和改善空间。但是要认识中国，并不能用任何西方的或者其它别的概念和理论来理解中国，用西方或者其它的价值来评判中国。如果这样，既无助于理解已经发生的变化，更无助于看到所存在问题的本质，要谈解决问题更不可能了。这一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却往往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漠视。 　　作者为国大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看法

27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指出，美国反对在利比亚出现“政权更迭”。

在人们意识到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化的限度的同时，更应当深刻认识到政治“不改革”的限度。很多年来，人们认为，中国今天的争论已经不再是政治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改什么、如何改革的问题。道理很简单，任何政治制度，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要进行改革，而改革意味着要对现存的制度加以改进或者改善，使之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的需要。但近年来中国的发展表明，人们在这两个层面实际上都缺少共识，就是说，无论是领导层还是社会，不仅对政治改革要改革什么、如何改革没有共识，就连要不要改革都没有共识。各级政府官员，侧重点似乎都在“不要做什么”，而不是“要做什么”。这是令人担忧的。中共十七大提出了政治改革路线图，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但直至今日，这两方面不但没有具有实质性的进步，就连共识也在弱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首先在于思想层面的两个极端的“误解”。一些人认为，改革只是像中国那样的“非民主制度”的事情，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完善。因为相信西方制度的完美性，他们倾向于认为西方式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这种思想最显著地体现在激进的自由主义（民主）派那里，他们否定中国现存制度的合理和合法性，把改革视为是制度重建，即从现存制度转型成为西方式民主制度。　　不过，实际经验并不支持这种看法。无论是西方成熟民主、发展中国家不成熟民主政治、或者具有其他政体的国家，都需要改革。今天，从欧洲、北美、日本到其它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呼吁政治改革。在一些国家，改革属于制度改进。另一些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人们则意识到他们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民主，经过多年实践之后并不适应自己，需要比较大的改革。非民主国家也在改革，探索适应其国家现状的政治制度。所以，认为西方的制度是终极的制度并不确切。西方的制度本身都还在演变。再者，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多元的，政治制度的演进也是多元的。那种认为所有国家的政治制度，都会演变成为西方式民主结构的单一线性历史发展观，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与此相反，一些人则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已经足够健全，没有必要加以改革。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一词包含着积极进取精神，具有非常正面的含义。但“改革”的含义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在这些人眼中，“改革”已经成为了一个贬义词了。一种越来越普遍的官方观点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无需变化，其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显得越来越自信。这种思想最显著地表现在激进的左派。他们认为中国现存制度远较西方的制度优越，中国应当把“中国模式”向外在世界推广。思想分裂与对立越来越甚　　这两种对立的观点的存在使得中间立场难以生存。这可以明显地从中国社会对总理温家宝有关政治改革的谈话的对立反应看出。自去年“两会”之后，温家宝总理多次谈论政治改革。作为执政者，意识到现存体制不改革不行，提倡政治改革很是自然。但让人们惊讶的倒是中国社会对此作出的对立反应。激进自由派对温家宝的讲话作了自由主义的过度解读，而左派很自然对此作了相反的解读。围绕着温家宝数次强调普世价值，自由派借此来推动西方式改革，而左派则竭力否认任何普世价值存在的可能性。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的分裂和对立，可以说越来越甚。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对立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高度对立。改革的既得利益化，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大趋势。从改革的意识形态、议程、政策制定到执行，各个环节都受制于既得利益。这些年来，中国并不缺乏各方面的变化，但这些变化都是由各种既得利益所操控。这些变化很难是“改革”，因为它们只有利于增进各个既得利益的利益，而对执政党整体、社会和国家利益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在很大程度上，一些既得利益已经非常强大，它们能够有效推动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的变化，同时有能力有效阻碍任何不利于自身的改革。一旦当某一改革理念被认为不利于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群起而围之。　　没有改革，政治制度就很难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并且最终导致激进的变革，包括革命。换句话说，防止革命的唯一路径就是改革。革命是激进，改革是渐进。在中国的环境中，革命的结果往往是没有变化，因为在很大程度上，革命就是推倒重来；渐进的改革才是真正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的经验告诉人们，不改革就会导致危机，而激进改革导致倒退。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没有发生西方式的改革，但中国的政治改革以自己的方式进步并不小，那就是渐进改革。“民主与法制”是政治改革的主题。在1980年代，邓小平对法制建设的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法制话语，就是那个时代确立和发展起来的。1990年代有了很大的进步，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法治建设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在强人政治的时代过去之后，中共十七大又提出了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政治改革目标。党内民主是为了解决党内的接班人交接、确立党的领导集体权威，和遏制党内腐败等问题；人民民主则是为了解决社会参与政治问题，同时也为民主进程提供自下而上的动力。而“引导”的概念，则表述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系问题，即要追求一种有序的民主进程，以避免自发无序的政治变革。政治不改革累积恶果　　不过，这些年来，因为上面所讨论的思想意识上缺少共识或者越来越没有共识，在这些方面不但没有具有实质性的进步，反而出现倒退。政治不改革已经造成了诸多非常深刻的负面结果，威胁到执政党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是领导集体的权威的流失，从而也是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但“统而不治”不应当是近现代政治的特点。“统而不治”必然导致危机。“统而不治”是党内民主进步缓慢的结果。尽管十七大确立了党内民主的议程，但党内民主的进步并不显著。　　从党内“集体领导”体制的确立的角度，党内民主有进步，因为较之从前的个人专制，集体领导和集体决策是民主的表现。但是如何避免集体领导体制下，可能出现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呢？要实现既要集体领导又要集体负责，党内民主必须有大的飞跃。一些学者论述，民主不是“选主”。但是人们没有必要赋予民主那么多的神圣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国家层面的民主就是“选主”那么简单，即选出一些政治人物，授权于他们，并且要他们负责治理国家。民主当然意味着权力的相互制约，避免个人专制的出现；但民主也不能导致这样一个结局：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　　现在的结局是党内民主不够成熟，后者只走了半步的产物。党内执政制度有待于改进。民主意味着参与决策的角色的增加和权力的分散。这要求各级政府尤其是高层，要确立各种协调和整合机制，否则在权力过于分散的情况下，决策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什么事情也办不了。即使在民主国家，也存在着各种高度集权的协调和整合机制，例如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集体领导体制是为了防止个人专制，但这个体制并没有保证政治责任制。尽管中国反对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但实际上的互相制衡远比西方有效。结果是官僚坐大。官僚本来是执行机构，但现实中已经演变成决策机构。一些领导层形同摆式，变成不作为政府。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这么强大？这和政府本身不作为紧密相关。　　那么，社会民主呢？政府权威的流失并不表明社会得到了权力。社会同样没有权力。政权和社会的紧密关联已经不再存在。人民（社会）民主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社会上尤其是基层，对各级政府的不满和抱怨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可是，各级官员还是掩耳盗铃，假装看不到，或者充耳不闻，一味地依靠维稳机制和暴力机器来防止社会的失控。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治理是可以可持续发展的。不关心社会成员、只图私利的党政官员，在老百姓眼里没有什么合法性。如果作为个人的党政官员没有合法性，作为整体的执政党也同样会面临这个问题。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存在的政治不稳定情形，就是政府官员无限制地追逐私利而置人民利益于不顾的后果。重新联结政府和社会　　那么如何重新联结政府和社会呢？这需要至少是两方面的政治改革。一方面是确立各级领导层和社会关联的制度。现在光依靠一些领导人个人进行一些并不规则的和人民的沟通（例如通过走访、互联网、电视讲话等等）是远远不够的。要建立定期会面制度，尤其在基层。没有这样的自上而下的制度不行。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上访者越来越多，就是因为问题在基层得不到解决，就“转移”到上层来。上访制度尽管是社会和上级政府沟通的管道，但有效性是非常成疑问的，因为到头来，问题还是要在基层解决。上访制度不仅在加深基层和社会的矛盾，也在加深中央和地方之间无穷的矛盾。改革开放后，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纷纷建立了为投资者提供方便的“一站式”服务。但为什么不能为自己的“人民”提供类似的服务呢？这完全是政府官员和政府本身的定位问题。　　另一方面是要推进社会的自下而上的参与。这里，作为利益代表机制的人大和政协要扮演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两个制度的作用远远不够。本来这两个制度是最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但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精英俱乐部，尤其在地方层面。这些理论上应当由人民选出来的代表，和人民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除了自诩，没有实质。　　再者，村民自治（或者村民民主）从人民公社制度和生产队制度解体之后就开始进行了，后来也在很多地方进行乡镇选举试点。但无论是村民自治制度还是乡镇选举，这些年并没有什么进步。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思路问题。很显著的一点是简单地把民主视为是选举，光强调选举，而忽视了其它制度建设，结果出现了很多问题。实际上，在基层和地方政权，应当发展出多种多样的民主政治实践，例如参与、协商等等。如果在国家层面，民主表现为“选主”，那么在地方和基层，民主就具有了其本来的意义，即人们参与影响其利益的决策。　　更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应当是法治建设。法治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最基本的制度，是其他任何制度的制度。用学术一些的话来说，是基础制度（infrastructural institution）。没有法治，其它制度就没有生存的基础。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一场法制和法治的信任危机。尤其表现在司法方面。在法治国家，任何社会成员可以批评或者怒骂任何东西，但不可以藐视司法。政府会穷尽一切力量保护司法。但在中国呢？政府官员藐视司法，社会成员藐视司法。全民“不信任运动”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表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无政府状态的临界点。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法制和法治的进步极其困难，可执政党目标非常明确，尽最大的努力追求进步。但近年来，各方面对法制和法治的强调少了很多，在实际层面对法制的破坏则多了起来。　　中国的政治变革不可避免。如果不想革命或者激进变革，除了改革别无选择。今天，在改革议程既得利益集团化的同时，社会各方面的激进已经显露出来。要确立有效的改革议程，为政者只能从执政党、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才能超越既得利益，动员足够的社会支持力量。对政治改革，任何激进理想主义或者犬儒主义，都会最终酿成国家和民族的大灾难。作者为国大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看法

第一部分--分析各国动机：Distinct interests sparked the European involvement in Libya

沙雷是一个被强烈痛恨的政体之首脑，其政体与美国同盟，沙雷并已掌权33年。他于1978年成为北也门的领导人，并且在1990年南北也门统一成立也门共和国后，继续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