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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举办了一个达尔富尔辩论会，邀请著名非洲专家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到场，与人权活动家、前克林顿政府外交官约翰·普伦德加斯特（John Prendergast）交锋

陆克文政治生涯中的两次转折，皆与矿业相关。在中澳矿业界，流传着这样一则轶事：在陆克文驻中国大使馆外交官任期结束后，曾有意申请矿业巨头必和必拓中国区负责人一职。但最终，主修中国语言和中国历史的陆克文，输给了主修中国经济学、同样与中国渊源颇深的戴坚定(前必和必拓中国区总裁)。后来，陆克文回国并成为澳大利亚总理。6月24日，澳大利亚政坛地震。陆克文含泪离职，副总理茱莉亚·杰拉德成为澳大利亚首位女总理。在其背后，亦闪现着澳洲矿企的身影。在陆克文离任之后，澳洲矿业巨头迅速做出反应。必和必拓称，其将暂停反对资源税的宣传活动；力拓集团也表示，新总理有关政府拟重议新资源税的言论令其鼓舞。当天，必和必拓、力拓矿业股收高1.5%左右。“推迟碳交易方案、强势征收资源税，的确对陆克文的民意支持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24日，一位澳大利亚矿产交易界的资深人士对本报记者说，“但归根到底，还是陆克文不善沟通，最终导致四面楚歌。”而对于发生在大洋彼岸的这场资源税风波，中国这个铁矿石大买家，亦很难置身事外。未实现的妥协“从民意看，(陆克文下台)是有可能，但发生得这么快这么突然，的确有点意外。”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几乎是熟知澳中矿业届人士论及陆克文历任时的一致反应。但或许直到本周一晚，陆克文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马上就将成为澳洲40年来任期最短的总理。因为，当天晚上，就这场沸沸扬扬、官民对立的资源税争端，陆克文和矿商已经达成了一个初步妥协结果。本报记者独家从知情人士处获悉，6月21日晚，陆克文与澳洲主要矿商进行了一次内部协商，并最终提出了一个这种方案，即，仅对高品位矿石(60%品位以上)征收资源税；较低品位矿石(56%左右甚至更低者)，则不在征收范围之内。“这意味着，大部分的税收，将主要由必和必拓、力拓这样的巨头矿商承担，中小矿商几乎不需承担。”该知情人士对本报记者解释说。而5月2日，陆克文政府最初的要求是：拟在2012年推出税率高达40%的“资源租赁税”，以取代各州政府现行的“特许开采税”。并且，大小矿商一视同仁。据本报记者了解，尽管6月21日晚的新方案并不算完全落实，但却至少是对峙双方在僵持阶段，面对面的一次沟通和交流，更可视为陆克文的一次“妥协”。因为，“按此方案，最终征收的资源税收入，将只有原计划的60%-70%”。但第二天，意外发生。6月22日，澳洲媒体发布了一封老年人协会的公开信，批评陆克文政府没有好好照顾到老人群体的利益。在澳大利亚，这对民选总理而言是个不小的打击。而此前，陆克文已有数桩美丽承诺未能兑现。比如，在碳交易计划上立场飘忽不定、对“旨在对抗气候变得限制和交易系统提案”予以搁置；关于决定控制汽油和食品价格的承诺，最终被证明是随意作出的承诺……而他对矿业征收超额利润之举，只是最后一根稻草而已。几个月内，新一届大选即将举行，而工党显然不愿意因陆克文失去继续执政的机会，同样来自工党的茱莉亚·杰拉德，就此被扶正。上述澳大利亚矿产交易界的资深人士对本报记者分析称：“三年前，工党成功地从连任三届总理的自由党领导人霍华德手中，通过选民获得执政权。工党内部的高级官员，也都有着很高的水平和抱负，他们显然都不希望在等了十几年后，又要面临回到在野党的风险。”强势PK强势在上述人士看来，真正击败陆克文的，是他执拗的性格和强势的作风。“客观地说，陆克文在职期间，的确做了很多努力，做了很多好的事情，包括在哥本哈根力争碳排放事宜、改善土著生活、努力渡过金融危机。所以，在看他的离职演说时，我也觉得非常感动。我相信，他会觉得不公平的。”这位人士称。“但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所有人都认为陆克文执政期间，政策都是突然间扔出去的，而非通过协商与沟通。甚至在工党内部，他也很少询问别人的意见。”据本报记者了解，其中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在资源税方案出台后，不仅是全体矿企集体错愕，就连澳大利亚外贸部长，竟然也是不知情的。6月24日，一位澳中能源交易机构负责人也向本报记者表示：“现有的税制的确不尽合理，陆克文调整的整个思路也是对的，但是实施过程中，他态度太过强硬，显得没有改变余地。”但强势的总理，碰到了同样强势的产业。从大型矿商必和必拓、力拓、Xstrata，到中型企业FMG等，集体掀起抗议浪潮。力拓在网站上发表了一份致全体股东的信，力拓董事长Jan du Plessis表示，新资源税如果开征，将令澳洲成为采矿业课税最重的地区。他甚至直言，这一方案“脱离商业现实，既不能给澳大利亚经济带来竞争力，也不利于实现高效的税制改革。而政府当前的方案不经咨询就推出，严重削弱了投资结构的稳定性，导致当地投资吸引力降低”。必和必拓首席执行长高瑞思，则以该公司在南澳的一项涉及水坝扩建和铜、铀开采的大型项目为例，说明新税收将导致该项目的净现值降为负值，投入资本回报率将低于采矿业最低水平15%，该项目将变得毫无经济价值。“矿业是澳大利亚GDP的重要来源之一。在大选之际，冲击矿业显得有些不明智。”上述矿业资深人士称，“其实，在我看来，我们国内会有80%的人认为，大的矿采公司肯定应该缴税，支持陆克文的这个想法。不过，高达40%的资源税，征收对象却包括所有利润率不低于6%的矿企业，这的确不合理。”此前，据澳大利亚财政部门曾乐观估计，2012财年始，政府将通过此项新税征得30亿澳元的额外税收，2013至2014财年的额外税额将达90亿澳元。所征税款将主要用于支付养老金、加大矿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扶持小企业发展等。陆克文原以为，削平采矿业财富，将“暴利”返还公共建设和民众，将赢得广泛的支持。但实际情况却是，公众却担心，该税会令澳洲作为投资目的地的信誉受损。“可以说一直以来，澳洲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特别平稳，没有大起大落的变化，投资环境有保证。但如此一来，可能国际大公司都会觉得不保险，对澳洲的投资形象，肯定有负面的影响。”上述能源交易机构负责人向记者表示。资源税何去何从与陆克文相比，新总理杰拉德与矿商的关系显得更为融洽。在6月24日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她表示，将随即开始就新的利得税方案与矿产行业进行谈判。“为了达成一致意见，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咨询(consult)，我们还需要协商(negotiate)。”杰拉德称，政府将向矿产行业敞开大门，矿产企业也应打开思路。而在杰拉德表态终止联邦政府始于今年5月的、耗费3800万澳元的超额利润税宣传广告后，矿业公司也终止了他们所发起的广告运动。当天，必和必拓一位发言人表示：“应新总理的要求，我们已要求下属机构立即暂停所有广告活动，以表达诚意。”但不少人仍然认为，尽管新总理上台，资源税的征收或许还将进行。6月24日，澳大利亚矿业公司Cape Lambert Resources首席执行官Tony Sage就表示，陆克文的离任，可能不会改变政府征收资源税的决定。但资源税征收的幅度和方式的调整，则在各方的预期之内。陆克文在下课前夕的“妥协”，便是证明。而摩根士丹利此前则建议，可对税收计划进行大的改动，包括将税率降至20%、将起征点提高至利润率15%等。澳大利亚资源税政策最终将如何调整，对中国这个铁矿石大买家来说，同样休戚相关。毫无疑问，澳政府新增的资源税，将直接被转嫁至铁矿石的出口价格中。据本报记者了解，中方高层在此前访澳时，曾在非正式交流中数次向澳政府官员和矿企提出：铁矿石价格若再上涨，中国将无法承受更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在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中国首席代表保罗·格拉森(Paul Glasson)看来，未来，在资源领域的合作，对中澳双方都极为重要。在中方访澳时，保罗曾主持了一场大型会议。“两国近500名高级官员和企业高层齐聚，这是中澳之间从来没有过的盛大场面。很明显可以感觉到，双方对彼此的投资热情依旧高涨。两国在资源领域的互补性，还是非常显著的。”保罗说。

 4月25日，马英九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围绕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举行了辩论会。岛内这场众所瞩目的"世纪大辩"，既是朝野之间政策大辩论，也是国、民两党争夺民意的一次正面较量，对马和蔡两人、年底五都选举及两岸签署ECFA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一、马攻蔡守态势明显最早提出朝野辩论ECFA议题的是马英九当局，起初计划由"行政院长"吴敦义与蔡英文辩论。但是民进党并不想在ECFA问题上与国民党展开理性对话，因此以两党领导人身份及"国民党缺乏诚意"等种种借口予以回避。最后在马当局不断提出建议和让步，且民意也给予高度期待的情况下，双方最终于4月25日举行"ECFA双英辩论会"。朝野双方都高度重视此次辩论，马英九不仅强化记忆ECFA的各种论述及统计数据，而且组织专门团队助其练习；蔡英文则要求幕僚每天都撰写相关学术论文，严格考证每项数据。双英辩论会上，马、蔡两人展开激烈交锋，争论焦点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签署ECFA是否有急迫性和必要性。蔡英文宣称，两岸签署ECFA将导致岛内有史以来最大的财富重新分配，"台湾在WTO的架构下与大陆持续谈判经贸合作即可，跟着世界一齐走向中国"，不必冒险前进。马英九则指出，"签署两岸经济协议，等于打通台湾经贸任督二脉"，"我们不能再等待，我要带领台湾找回失落8年，开展黄金10年"。二是ECFA对"台湾主权"的影响。蔡攻击马"在主权问题上从没坚持过，还说台湾与中国是两个地区的关系"，"台湾人民普遍有恐惧感"。马则表示，他上台后与大陆签署的12项协议没有一项丧失"主权"，"未来任何协商我一定全力捍卫中华民国主权、捍卫台湾尊严，这个立场绝不改变"。三是签署ECFA对岛内民众就业的影响。蔡英文宣称，签署ECFA将冲击岛内590万民众的就业，马无法保证未来10年不开放大陆农产品及劳工入岛，没有全面考虑ECFA的利弊。马则认为最多冲击10万人，任内从未开放农产品及劳工入岛，相反是民进党执政时期开放最多。四是签署ECFA涉及的受损企业补救和保障。马英九表示已准备了950亿元新台币，依受损企业的实际情况分别采取振兴辅导、体质调整以及损害救济，并搭配租税、社福补助等补救措施。蔡则指责马未清楚说明如何运用相关费用，且租税和社福等手段过于消极。五是协商ECFA程序的问题。蔡指责马与大陆协商ECFA"决策不透明，政府似有难言之隐"。马则回击称，"政部门规划到立院报告10次，民进党不是反对、就是杯葛"，他不清楚民进党质疑的内在逻辑。辩论会后，岛内舆论普遍认为马英九的表现要优于蔡英文，马不仅用百姓的语言表达政策，而且在民进党执政疏失、"立法院"盲目反对等方面发起凌厉攻势，让对手陷入被动。而蔡英文大量使用专业术语，"不像党主席、更像学校教授"，无法与基层民众产生共鸣。更重要的是，蔡背负着民进党执政及基本教义派非理性反对的包袱，在阐述理念时经常发生矛盾，因此表现不如预期。  二、马、蔡两人各取所需双英辩论会之所以能成行，完全是国、民两党特别是马英九与蔡英文基于各自政治利益进行博弈的结果。国民党评估"双英会"对马当局是利大于弊。一是马英九欲借此提高个人声望。在经济衰退、"八八风灾"、美国牛肉进口风波等冲击下，马当局施政能力及绩效饱受质疑和批评，其个人声望持续低迷，领导权威受到挑战。马英九积极推动"双英辩"，是因为胜可提升其民意支持度，唤回日益涣散的蓝军支持者，巩固自身领导权威；败对其已处谷底的声望影响有限。二是马当局希望营造有利于两岸签署ECFA的舆论氛围。两岸针对ECFA议题的协商已进入关键期，并拟定于第五次"陈江会谈"时正式签署。但由于民进党持续攻击抹黑，马当局对ECFA的宣传效果不佳，岛内民众赞成两岸签署ECFA的比例持续减少。据TVBS电视台3月底民调显示，赞成两岸签署ECFA的民众仅为35%，较半年前竟然减少了11%，与反对的比例（32%）基本持平，显示民众对两岸签署ECFA的态度越来越保守。因此，马英九当局有意通过"ECFA双英辩论会"扩大宣传力度，以尽速争取民意支持，为两岸签署ECFA营造有利环境。三是国民党力图主导年底五都选举议题。国民党高层认为，ECFA是民进党在未来选举中必打的议题。但年底五都选举属于都会型选举，多数民众不反对两岸签署ECFA，如果ECFA宣导得力，该议题反而有利于五都选战，特别有利于北部和中部三都的选情。因此，国民党将"双英辩"作为年底选战整体战术的重要一环，力图掌控该议题主导权，扭转目前被动挨打的局面。蔡英文同意参加辩论会也有自己的政治考虑。一是民进党面临强大民意压力。两岸宣布商签ECFA之后，岛内超过60%的民众对此表示支持。但是在民进党一年多来的负面宣传下，支持ECFA的民众已降至50%以下，许多态度犹豫的民众希望通过两党辩论了解真相。《中国时报》3月底民调显示，高达67%的民众赞成朝野围绕ECFA辩论，其中支持双方辩论的绿营支持者更超过92%，岛内社会要求朝野辩论的气氛蔚然成形。面对民意压力，如果民进党继续避战就会被社会舆论认为是心虚怯战，使其在朝野政争中失去主打"反ECFA牌"的正当性，所以蔡不得不应战。二是蔡英文欲借此巩固权力地位。自2月底党内实力派天王苏贞昌抢先向媒体放话强势参选台北市长后，党内许多人也纷纷表态参选五都，破坏了蔡英文的权威和五都布局。而苏系和部分党内基层拱蔡英文参选新北市，党内"公妈派"跳出来与蔡竞选党主席，都试图将蔡推入五都选战，丧失超然地位，干扰其个人对民进党发展的整体规划。因此，蔡有意借"双英辩"对决泛蓝共主马英九，形塑"绿营主帅"的格局和形象，进而在未来五都选举的党内协调中掌握主导权，同时保持对2012年"总统"选举的主动权。三是为民进党随后继续操作ECFA议题作铺垫。民进党已将ECFA作为未来进行政治操作的主要议题之一。一方面，鼓吹"ECFA公投是化解对立的最好方法"，与台联党继续联合推动所谓"ECFA公投"；另一方面，研拟在5月20日马英九就职两周年前后或6月两岸签署ECFA前夕联合一些"台独"社团举办所谓"反对ECFA大游行"。为提高"公投"与游行的动员能力，民进党欲借"双英辩"扩大宣传反对两岸签署ECFA的论述，为随后的政治操作提前作铺垫。 三、辩论会的影响此次辩论是政党再轮替以来，岛内朝野政党第一次就重大政策议题正面交锋，对未来岛内政局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一）对马英九个人声望有正面影响。马英九在"双英辩"中的突出表现受到了岛内民众，特别是蓝营支持者的高度评价。据台《联合报》民调显示，辩论会后马英九个人声望由3月下旬的27%上升为38%，如2012年"大选"由蔡英文挑战马英九，两人的支持度也由一个月前的平分秋色转成马领先蔡11个百分点。部分蓝营媒体甚至表示，"这是马英九2008年上台以来最好的政策说明"，"以前的马英九又回来了"。马英九的民意支持度暂时脱离了去年12月县市长败选以来的低迷状态，有利于巩固领导权威，也为未来继续拉抬马的声势提供了良好契机。但是，马是否能保持住民调上升势头，关键还要看两岸政策的执行力和效果。（二）蔡英文党内地位得到巩固，但面临其他天王挑战。"双英辩"被岛内舆论称为是2012年"大选"辩论会提前开打，蔡英文对决"泛蓝共主"马英九，宛如占据了绿营"总统候选人"的地位。同时，在民进党内指责苏贞昌执意参选台北市长导致民进党五都选举"好局变乱局"声浪不断高涨之际，蔡借此次辩论会暂时坐稳了党内共主的地位，有利于其在5月底党主席选举中胜选并冲高得票率，甚至有媒体称"民进党已从'后扁时期'进入了'小英时期'"。但另一方面，据TVBS电视台辩论会后民调显示，仅有34%的民众认为蔡英文的表现较好，远低于马英九的46%，显示蔡的气势虽在一系列胜选后上涨较快，但要挑战马英九还有一定实力差距。在此情况下，未来蔡仍难以确立党内绝对权威，在政治利益分配上仍将受到党内天王和各派系势力的压力。而蔡在此次辩论中的表现也未获党内基本教义派的肯定，对未来民进党路线的调整增添新的困难。    （三）民进党将继续加大反ECFA的力度。马英九在辩论会上和之前的宣传中主攻"ECFA是打破民进党执政造成'锁国'困局的重要一步"，更加凸显了民进党"急独"路线在两岸政策上的巨大缺陷，客观上增大了民进党路线调整的压力。但对于民进党来说，"ECFA已成为现在最能让台独意识附体的公共议题"。在"支持ECFA就等于卖台"的联结下，民进党已失去理性讨论ECFA议题的可能性。出于政治利益考虑，特别是为打赢年底"五都"市长选举，民进党未来反对ECFA的行动只会不断升级，推动"ECFA公投"和"反ECFA游行"的力度也将进一步增大。（四）岛内民意向有利于两岸签署ECFA方向发展。马当局此次以"大选"辩论会的高规格组织举办"双英辩"，同时要求各行政部门加大力度密集到地方举办演讲、说明会，最大限度地吸引岛内民众注意，使更多民众了解并转而支持两岸签署ECFA。据《中国时报》民调显示，53%的民众观看了此次辩论，对ECFA的知晓度提升至78%，支持度上升为48%，比4月初上扬了7%，反对的比例由之前的38%下降为30%。实际上，一次辩论会对民众真正了解ECFA意义并不大，但马英九表现出的高度自信提高了民众对当局的依赖，为接下来两岸正式签署ECFA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五）对国民党年底五都选情有正面影响。国、民两党都将ECFA作为年底五都选举的主要议题，而国民党在此议题上却一直被民进党所主导。此次辩论会以马英九的胜利告终，一举扭转了国民党的被动局面，在未来五都选举与民进党的政策论战中略占上锋。而民进党虽然会加大反ECFA的力度，但其正当性已大打折扣。未来民进党的街头抗议可凝聚基本盘，但想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还远远不够，必须提出更有力的理论论述。    （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政治研究室：王治国） 

摘要：史天健在他突然意外中断的学术生涯中，致力于探讨有关中国公民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第一，公民怎样来看待合理的政治格局以及制度的问题（合法性与政治信任）；第二， 公民如何看待自己在政治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政治参与）；第三，公民如何界定政府与公民之间、以及在不同类型的公民之间的权力划分（民主观念）。他发现中国和东亚社会的公民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与西方的公民是截然不同的。在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上，中国（和东亚）公民大体上采纳一种垂直权力关系的政治价值。在个人利益单元的界定上，中国（和东亚）公民比西方公民更接受范围更大的利益单元。史天健反对盲目追捧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设计，而一直致力于从实证上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质，作为建立中国民主政的客观基础。－－史天健[1]的整个学术生涯都致力于中国的公民价值观以及行为模式的研究。他凭借着自身在调查设计与分析方面的非凡能力，旨在解析公民如何在中国文化和制度的框架内去理解政治并与之产生相互作用。他同时将中国状况的研究与社会科学中有关政治文化及制度的讨论紧密结合。在其整个学术生涯当中，史天健的工作内容都与比较政治研究以及综合社会科学方面的重要概念和理论范式密不可分。这样，他的研究一直为学术辩论与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并且还将继续提供巨大的空间。他所有关心的问题，最终都指向公民如何看待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民怎样来看待合理的政治格局以及制度的问题（合法性与政治信任）；第二， 公民如何看待自己在政治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政治参与）；第三，公民如何界定政府与公民之间、以及在不同类型的公民之间的权力划分（民主观念）。自他开始成为一名政治学者以来，史天健在这些方面的认识似乎经历了较大的变化。在他学术生涯突然意外地终结之前，他似乎已经在对中国及东亚公民的研究上得出了一组结论。他发现中国和东亚社会的公民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与西方的公民是截然不同的。从而，在东亚社会中，政治制度的设计就需要采取不同的形式。这样的政治制度才能获得公民的真正支持，并容纳和输送公民的参与热情。史天健的研究也因此总将我们引回到政治学的首要问题：什么才是恰当的政治制度？一、政治参与史天健在其首部著作《北京的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中就打算处理那个时候存在于该领域的一项重要缺陷，即对中国公民如何与中国政府各层级和各部门进行互动缺乏基本的了解。[2] 在这本书中，他开启了贯穿他后来整个学术生涯的一个特点，那便是，史天健总是在他的研究中挑战一些被普遍接受的认识。当时，学术界认为威权社会里的公民对待政治态度消极并且愚昧无知，而处于一党制政体之下的中国公民则被认为是与政治相脱离的。根据在1988年至1989年间对757位北京居民所做的一份问卷调查， 史天健发现，仅有略高于10%比例的北京居民符合上述偏见。事实上，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公民通常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政治行为。当然，他首先认识到中国公民还没有自由的选举，而且公民也还不能影响中央政府的政策。以工作单位体制为基础的组织结构决定了政治行为只在基层产生效用。由于公民所在的工作单位承担着各种各样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功能，因而占据了公民生活的中心位置。单位垄断了教育及卫生服务的供应、住房的分配、社会秩序的维护，乃至家庭纠纷的仲裁等等事务。只有通过工作单位层面，公民才能直接体验到政策的实施。也只有在工作单位的层面，公民才能找到采取政治行为的动能。史天健因而将政治参与定义为"普通公民旨在影响政府政策的实际效果所采取的行动。"[3] 他找出了北京居民28种政治行为的方式，并将它们分成七组独特的参与模式：投票、竞选活动、申诉、对抗性活动、朋党主义、反抗、抵制。这些数据显示，由于受到政治体制的结构束缚，北京居民更可能依靠申诉、对抗性活动、反抗以及朋党主义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90%的调查对象曾经做出过某种政治行为，而57%的人则在该次调查执行前五年内有两次或多次付诸行动。这次发现有几分令人惊讶。一篇书评里就说，该研究让人认识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其实方兴未艾！"[4]通过这部著作，史天健不仅对动员理论做了一次具有说服力的批判，而且还引入了理性选择、文化和制度方面的理论。该项研究时常提及从自由民主国家和前苏联得出的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比较视域，但同时紧扣数据，对当时以单位为中心的生活和政治情况做了详细描述。在后来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史天健表明，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致使北京居民在政治参与方面的频率和强度均有所增加。在同一时期，公民也从受限于工作单位的参与转换到在更为广阔的制度环境中发挥作用。[5] 这种对经济发展如何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尤其是对公民的政治价值观念和行为的关注，从此后一直是他大部分研究工作的焦点核心。二、乡村治理与村民选举在其1999年发表于《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上的一篇文章中，史天健介绍了中国村民选举的实施步骤。[6] 他指出，这一民主化进程对民主化的传统理论构成了严峻挑战。无论是主张经济发展导致民主开放的现代化理论，[7] 还是策略性选择学派，[8] 抑或是"公民社会再度复兴"的论点[9]均无法解释中国的这项发展。通过关注制度环境以及中国政府内部那些对于半竞争选举的主要支持者，史天健举出的实例指出了中层精英在设计制度策略以推进改革向前发展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民政部中具有改革思维的官员意识到了在思想和制度上受到的种种约束，他们凭借着对制度环节的娴熟操作，巧妙地避开了保守势力的反对声浪。[10] 对中国政府的中层精英作为政治过程中的战略性角色的关注因而成为分析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视角。后来的学者会发现，在中国城市及乡村里的社会行动者可以对国家决策者进行"渗透"、"嵌入"、"分解"或是"转化" 来实现社会成员的目标。 [11]史天健将大量的注意力投在农村居民如何参与自治的过程之上。和基于对其他非民主国家存在的投票行为所做的研究得出的一般发现相反，史天健发现中国的选举确实能够将拥有较高层次政治资本的选民以及那些对政权不甚满意的人动员起来。[12] 史天健的模型显示，中国选民倾向于在有限的竞争选举中进行投票，以便追求他们的政治利益，而不是以不参加投票来表达对选举的不充分竞争的不满。[13] 他们乐意抓住机会惩罚腐败官僚，或者是推动民主变革。尽管半竞争选举时常因为不允许多党竞争以及很容易落入当局的操纵之中而不被选民所接受，但史天健的研究表明，即使选举程序存在如此这般的缺陷，但还是受到了中国农民以及支持地方代表大会的城市选民的欢迎，期望能够表达出他们的利益诉求。因此，即便是处于一种专制和受到操纵的背景之下，这类选举还依然是有意义的制度机制。虽然它不一定能引向完全的民主体制，但史天健还是表明它对社会政治进程具有重大影响，指出"在专制阶段获得相关经验或许对于以后的政治制度过渡来说至关重要。"[14]村民为什么会在被一些观察者认为是被执政党严格控制着的选举中投票呢？不同的学者对调查数据所做的分析得出了极为矛盾的结果。史天健的研究表明农民的确愿意参加半竞争的选举，但其他学者却发现农民选择将不进行投票作为一种抗议方式，以此来反对选举的非民主性质。[15] 为解决这一难题，在后来一项研究中，史天健在研究设计中引入了一个学习变量，那便是政治经验方面的问题。[16] 他主张目前的调查研究是基于一种假设--一旦选举被介绍给了人民，那么他们就会立即抓住机会进行投票。事实上，潜在的选民需要花时间来了解选举所提供的这些机会。这里会有一个政治学习的过程。在第一阶段，选民需要花些时间来评估选举能否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在第二阶段，他们也还需要花时间来判断如何有效地利用选举来追求自身的利益。因此，这个学习变量促使研究者从历史的视角去理解乡村选举。三、政治信任史天健将政治信任看作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关键所在。政治信任指的是公民个人相信政治制度或是其某部分会产生良好的结果，即便是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之下亦是如此。[17] 如果公民对他们的政府或体制拥有足够的政治信任，"在执行比较紧迫的政治任务中面临困难时，该政治体制就能够有足够的空间，能够应对局势。"政治信任还可以让"政权可以施行可能会涉及社会当中权力和资源的重新分配的改革。"[18] 调查数据不断发现，在中国公民中存在着高水平的政治信任感。为了找到这种高度政治信任产生的原因或者根源，史天健在其研究中投入了大量的工作。他首先查探了中国政治文化对于政治信任的影响。[19] 文化理论认为，政治信任是受特定政治文化影响的。学者们从制度与结构方面提出不同的解释，制度环境和变化中的机会结构可以影响公民对于政府的政治信任程度。同时，公民的社会经济背景也会对政治信任产生影响。史天健将在1993年和1994年间取自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研究。这两处社会的政治文化接近，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体类型迥然不同，正好可以用来检验这些理论。史天健认为，文化主义的研究方式存在着概念性缺陷。为此，他将"文化"区分为两个层次：规范（norms）和价值观（values）是一个层次，态度(attitudes)和观念(beliefs)是另一个层次。前者指的是单个公民在早期社会化阶段所形成的道德和价值标准，后者则是因单个公民将他或她的道德、价值标准用来分析现实生活的结果。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往往比较持久，而态度和观念则更容易受到外部影响。[20] 制度发生变化后，态度和观念有可能随之发生变化。但是，道德标准和价值观才是政治文化中具有持久影响的因素。史天健对中国政治文化的两项特性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一是公民和政府之间的层级型关系：即接受政府的权力大于公民的权力，公民需要从属于政府。二是倾向于避免冲突发生，即使这意味着一方将会牺牲其个人利益。史天健的确发现政治文化在解释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政治信任程度方面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因为政治文化为公民"评价当局以及处理冲突提供了参照标准系。"[21] 不过，史天健还发现，相比中国大陆，在台湾，政府对公众的回应性对政治信任的作用更明显。这一发现表明，制度变迁能够对人民的政治倾向产生影响。史天健的研究也对文化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给予了进一步的洞悉。在中国，公民对政治体制的信任度要高于对特定官员的信任。这和在西方国家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在西方，公众对于制度的信任不会立即受到特定领导人的行为的影响。公众对个别领导人的信任和支持可能在短时间发生变化，但对制度的信任却极少会产生巨大的波动。不过，史天健认为至少部分原因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上，并且指出中国农民通常反对腐败的贪官污吏，但却很少愿意去挑战皇帝。[22] 加上可圈可点的制度绩效，这种文化属性足以解释为何有94%的中国人信任他们的国家，有93%的中国人信任中国的执政党，以及还有92%的中国人相信国家政府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3]史天健对中国高水平的政治信任度（高于一些实行民主政治的亚洲国家）所做的经验主义证明令许多倡导民主化的理论家感到不可思议并表示怀疑。一般认为，专制政权不为公民所信任，而且也缺乏大众的支持。[24] 史天健的研究对政治信任的起源提供了一个与传统研究截然不同的解释。实际上，一般的政治信任研究通常将制度或者社会信任看作是政治信任的源头。[25] 然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政权的表现通常才是令公众支持政府的决定性因素。[26] 他还挑战了媒体在专制政权中所起作用的经典理论。该理论认为，专制政体中受到严格控制、具备宣传功能的媒体在赢得民众支持方面取得了成功。事实上，就调查数据所做的分析显示，中国公民对于政府的态度和他们接触媒体的程度是负相关的：接受媒体信息越多的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越低。[27]四、中国的民主价值与其他很多国家一样，中国人认同"拥有民主政体不错或者是非常好"的比例可以占到80%至90%。[28] 史天健在1993年所做的调查以及2002年和2008年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的中国部分也显示了类似的结果。[29] 公众高度支持民主又引向了一个让人真正感到困惑的难题，那就是中国公民同时也显示出对该国的非民主政体给予极高的支持。史天健提出，公民并不像政治学者一样，总能弄清民主政体与专制政体之间的界限。实际上，相比那些所在国已确定民主政体的公民对其制度的看法而言，许多中国人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要更为民主。其实，公民对民主的认知方式需要从实证数据中来理解。当2002年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由史天健帮助建立并负责协调）在访问中询问"民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时，调查对象给出了众多回答。在仔细对这些答案进行编码之后，史天健找到了中国公民为什么会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民主式样的原因。仅有一小部分调查对象是按照自由主义传统的对民主的程序性定义来理解民主的。也就是说，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中国人认为民主应当关乎选举以及其他的民主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思想的影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公民对于民主的理解。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人们有依照儒家模式中的民本主义来思考民主的倾向。根据民本主义的理解方式，具备出众学识和优秀美德的精英才拥有统治的权力。政府的合法性取决于其能否提供福利以及善治。另外，人民也不期望在政治中扮演直接参与的角色。因此，民本主义的民主观念就具有被动的公民权以及政府与人民之间存在着等级关系的特征；比起怎样来组建政府，人民更关心的则是政府的表现如何。[30] 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大多数中国人觉得他们的政治制度已经足够民主也就不足为奇了。除此之外，大部分中国公民还认为他们的政治体制的某些部分具有较高的回应性。大多数公民还认为自1978年以来，该体制在朝着"民主"的发展方向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有将近三分之二的调查对象认为现行政治制度已经实现了民主，大多数人则认为现行制度比过去更加民主。大部分人也期望现今的制度能够保持民主的方式或正在变得更加民主。[31] 同时，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认为民主是令人满意的、合适有效的以及更为可取的。只不过，他们认为经济发展是当前更重要的问题。以上这些综合起来，或许就能解决有关中国人为何同时支持民主和一党制政体的谜题了。就此，史天健分析在中国实现西式民主化的前景。虽然支持民主的中国人的数量在不断地增加，但这"未必就指向在任何可预见到的时间范围内会产生政权更迭"。尽管在经济和政治表现方面出现变化会对一个政权形成压力，但是文化根源可以为其提供一副安全网，即便该个政权的表现乏善可陈。在较新的一篇文章中，史天健和楼迪清（音译--译者注）根据以往经验肯定了中国的自由化趋势。他们调查了官方话语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公民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根据2002年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的数据显示，54%的人认为他们的政治权利在1979年到2002年间得到了增加。这一比例颇为引人瞩目。还有将近47%的人认为言论自由以及居住自由也有所改进。害怕批评政府所占的比例已经从1993年的40%以上显著下降到了22%和27%之间。在另一方面，仅有接近半数的调查对象认为政府对待他们比以往更加公平，只有35%的人觉得中国的法律体系已经变得更为独立。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中国农村居民更有可能报告他们比过去享受到了更多的政治权利。这或许能够表明中国的村民自治机制取得了成功。有些令人惊讶的是，那些与政府交往甚密的人则更有可能会认为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相比其他权利发生了改变。公民因而似乎认为在中国的一党制框架内产生了民主化或者是自由化。他们对在1993年至2001年间发行的《人民日报》进行了集中式内容分析，结果显示这股趋势实际上已经明显地在朝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32]因此，史天健在这方面的研究主张，公众对于民主的支持需要用两种方式来加以理解。第一，对民主的看法是可以发生变化的：如果人们判断这种制度至少最近在某些方面显示出了自由化或者民主化的迹象，那么他们就可能会认为这种制度就是民主式的。第二，不同人对于民主实质的理解是会有较大差异的。要是学者没有将这一点考虑进去，那么在比较民主研究方面得出的概念也就没有多大意义。实际上，这第二项主张在史天健对于民主的思索当中占据了主要地位。他的最后一部分工作就是打算解决这个在政治文化以及规范的学术理解方面存在着的重要问题。五、政治文化：迈向一个理解政治行为的新框架在其早期研究中，史天健探索了将传统文化作为针对中国的政治信任以及公民的参与行为的一项重要解释变量。[33] 他倾注毕生精力研究这个主题，最终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的思路，以此来解释东西方的政治传统如何导致了两种差异明显的政治文化，而不同的政治文化又相应地规定和禁止了公民的不同的政治态度及行为。这一政治文化对比研究的综合性理论框架由他突然离世之前写就的一部著作详细阐明。在这本书中，他将东方政治文化（儒家思想）和西方政治文化做了一个对比，并在四个方面对二者进行了区分。这四方面是关于个人利益应该如何定义，与当局的关系应该怎样来界定，应该如何处理冲突，以及应该怎样来定义公正。从1993年和2002年取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代表样本所得出的经验数据显示，在这两个地区，结构上的差异和制度上的不同并未使公民从文化传统中继承而来的规范产生变化。尤其是，有两项标准在界定公民的取向和行为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权威的定位（Orientation Toward Authority，简称OTA）指的是调节个人与权力当局之间正确关系的基准，而自身利益的定义（Definition of Self Interest，简称DSI）则是告诉参与者对其利益进行计算的适当分析单位是什么。他主张中国的传统以及儒家的传统在公民中间形成了一种对于权威的等级定位（Hierarchical Orientation Toward Authority，简称HOTA），而西方传统则产生了一种互惠性定位（Reciprocal Orientation Toward Authority，简称ROTA）。互惠性定位将政府的权威视作经由公民的同意所赋予。这样，公民认可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在于它是以何种方式取得权力的。相比之下，认同等级定位的人则将政府的权威看作是由天命所赋予的。这样的公民在判断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时，该政权所施行政策的实质才是其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以异我中心的方式定义自身利益（Allocentric Definition of Self Interest，简称ADSI）指的是一种由儒家思想发展而来的规范，以自我中心的方式定义自身利益（Idiocentric Definition of Self Interest，简称IDSI）则是源自西方的霍布斯哲学传统。这两种方式不同于人类心理学对于集体主义者与个人主义者的传统分类，尽管它们与之有所关联。当在评价政府的政策之时，IDSI令公民将焦点集中到它对自身利益的影响上，而ADSI则让个人把重点放在政策是如何影响个人所在群体的利益的。DSI塑造了公民用以评价政府表现的标准，而且还确定了公民所拥有的"对同胞以及政府当局的好感"。在政治行为方面，具有ADSI方式的人不大可能与其政府产生问题，也不大容易参与反对政府的对抗性行动。[34]由于一个社会里的政治文化是由这类标准决定的，所以社会在结构和制度上发生的变化不一定就能引起文化的变迁，而是可能带来一些维持原有模式的变化，或者是文化的柔性。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转型所引发的社会变迁还可能会使一些公民回归到传统文化规范上来，也即是一种文化反弹。实际上，与那些现代化理论者提出的主张相反，史天健发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有可能会回归并且巩固其传统取向，而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人则更有可能变更他们的规范取向。原因就在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就更少受到传统规范的影响，因而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就更少产生偏见。通过一个基于OTA和DSI标准的框架来检测政治行为，史天健亦对有关政治参与的传统理论提出了质疑。他发现规范合理性要比工具合理性更能决定人们参与政治的各种行为。这些规范告诉政治行为者，哪些目标是正义的、可以去努力追求的，应当运用哪些手段来表达个体利益，以及公民如何评估政治权威的表现等等。因此，政治行为人具有的工具合理性即使不是由规范合理性所决定，也是受到它的巨大影响的。简言之，政治行为人并不是参照对个人合理的成本效益进行简单计算来采取行动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影响广泛的文化规范所左右。六、构建学术的基础设施作为对这篇评论所做的一个总结，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史天健在为中国政治研究建立基础设施方面所做的贡献。身为一名对中国进行调查研究的顶尖学者，除了发表有关方法论问题的文章之外，[35] 他还在调查的技巧和方法上指导了大批年轻学者。从最初的一段时期起（1988年），他便在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代表性抽样调查。在1990年至1991年间，他与台湾及美国的同行合作，完成了一项调查对象超过2000名的全国性抽样调查。随后在1993年进行的调查中，被调查者人数超过了3000名。1993年的调查也成为了一项比较调查计划的组成部分，该项计划的调查范围首次涵盖了中国大陆、香港以及台湾地区。此后，他成为了东亚民主动态调查（East Asian Barometer）的重要成员。该项调查于2002年起在七个东亚国家和地区实施，继而在2007年发展成为一项覆盖13个东亚国家和地区，真正意义上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史天健亲自监督项目的中国部分。该部分已经发展成为具有超过5000人之多的抽样规模。所有这些数据在收集完成后不久都实现了面向大众公开，而众多学者也从分析这些数据当中获益良多。所有这些工作，也帮助确立了问卷调查为研究中国政治的一种主流方法。他还将投入巨大的精力帮助国内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界进行能力建设。尤其是，他积极地参与、推动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重建工作，担任该系教授、副系主任，这表明他的工作得到中国、美国学术界的共同认可，也表明他坚信东西方可以通过严谨的学术平等地结合在一起。他对于学术问题及其严谨的态度，影响了很多学术界的同仁。台湾大学的朱云汉就指出，在感觉到中国知识界在面对社会的剧烈变动时，出现高度的思想混淆与意识型态分歧的情况下，史天健认为很多学者立场鲜明，但却缺乏对中国基层扎实的实证研究，对于西方民主政治实践经验的理解也仅仅触及皮毛，在这两种缺乏下，他们对中国政治体制设计提出的各种尖锐意见，只会造成舆论的混淆。朱云汉认为，史天健"刻意不让自己站在意识型态争论的第一线，或做哪一派的尖兵。他把自己的社会关怀建立在自己的经验研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所有这些，是这篇以分析他已发表的学术成果为目的的文章所未涉及的，但是相信在各位同仁当中早已经有口皆碑了。作者简介：王正绪：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德拉干·帕夫利切维奇（Dragan Pavlicevic）：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1] 史天健(1951～2010)，北京人。1982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本科毕业，199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2] Tianjian Shi,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3] Tianjian Shi,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 p. 11.[4] Arthur H. Miller, "Review: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 By Tianjin Shi,"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1, no. 1 (1999), p. 271. .[5] Tianjian Shi, "Mass Political Behavior in Beijing," in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eds. ) The Paradox of Post-Mao Refor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6] Tianjian Shi,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s in China: Institutionalist Tactics for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vol. 51, no. 3(1999).[7] 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3, no. 1(1959).[8] Guillermo O'Donnell, Philippe C. Schmitter and Laurence Whitehead(eds.),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Prospect for Democracy,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6.[9] Larry Diamond, Juan J. Linz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eds.), Politic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1995., as cited in Shi,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s in China: Institutionalist Tactics for Democracy".[10] 随着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通过，中国村民参与政治的大门就此打开。由于意识到这项试验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改革者们从一开始就乐意满足于举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操纵的选举，而非坚持要求立即开展竞争激烈干净清白的选举。然后，他们将焦点集中于在第二阶段确保提高选举的质量方面。一旦选举得以开始，并且出现腐败官员在投票中落败的情况，这样的消息就会在农村广大区域传开。这时，改革者们就会期待有广泛的民众支持及参与。唯有在进行了第一波选举之后，他们才会设计更加深入的法制建设，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处理不足之处，将它们当作是"在初步改革中对无法预见之后果的自然反应。"　见史天健"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s in China" 第398页。[11] Fayong Shi and Yongshun Cai, "Disaggregating the State: Networks and 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Shanghai,"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6 (2006); Peter Ho and Richard Louis Edmonds (eds. ), China's Embedded Activism: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of a Social Movement, London: Routledge,2008; Xi Chen, "Collective Petitioning and Institutional Conversion," in Kevin J. O'Brien (eds. )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Guobin Yang, "Environmental Ngos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1 (2005).[12] 这项研究对农村和城市中的地方选举中的投票行为都进行了分析。Tianjian Shi, "Voting and Non-Voting in China: Voting Behaviour in Plebiscitary and Limited_Choice Election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1, no. 4 (1999).[13] Yang Zhong and Jie Chen, "To Vote or Not to Vot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5, no. 6 (2002).[14] Tianjian Shi, "Voting and Non-Voting in China: Voting Behaviour in Plebiscitary and Limited_Choice Election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1, no. 4, p. 1139. For other positive impacts of village elections on village's governance, see Melanie Manion, "The Electoral Connec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0, no. 4 (1996); Lianjiang Li, "The Empowering Effect of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 Asian Survey, vol. 43, no. 4 (2003); Fubing Su and Dali Yang, "Elections, Governance, and Accountability in Rural China," Asian Perspective, vol. 29, no. 4 (2005).另一种评价参见 Qingshan Tan, "Why Village Election Has Not Much Improved Village Governance,"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15, no. 2 (2010).[15] Zhong and Chen, "To Vote or Not to Vote". 墨宁（Manion）在最近一篇文章里，比较全面地总结了中农村选举研究中的这一重要问题 debate in Melanie Manion, "A Survey of Survey Research on Chinese Politics," in Allen Carlson, et al.(eds. )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New Sources Methods, and Field Strategi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A recent study show villagers do go to vote if they believe the election gives them a meaningful choice: Pierre F. Landry, Deborah Davis and Shiru Wang, "Elections in Rural China: Competition without Par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43, no. 6 (2010).[16] Tianjian Shi and Jie Lu, "Political Experience: A Missing Variable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42, no. 1 (2009)..[17] Tianjian Shi,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3, no. 4 (2001), 第401页.[18] Xueyi Chen and Tianjian Shi, "Media Effects on Political Confidence and Trus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ost-Tiananmen Period," East Asia, vol. 19, no. 3 (2001), pp. 84-118.[19] Tianjian Shi,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20] 同上第402页。[21] 同上，第415页。[22] Chen and Shi, "Media Effects on Political Confidence and Trus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ost-Tiananmen Period.": 97; Tianjian Shi, "Democratic Values Supporting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in Yun-han Chu, et al.(eds. )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28.[23] Shi, "Democratic Values Supporting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in How East Asians View Democracy, pp. 229-231.[24] 同上，第231页。[25] William Mishler and Richard Rose, "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 Testing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heorie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4, no. 1 (2001); Kenneth Newton, "Social and Political Trust in Established Democracies," in Pippa Norris (ed. ) Critical Citizens: Global Support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26] Zhengxu Wang,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Critical Citize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5, no. 1 (2005); Lianjiang Li, "Political Trust in Rural China," Modern China, vol. 30, no. 2 (2004); Jie Chen, Popular Political Support in Urban China, Washington, DC; Stanford, CA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27] Chen and Shi, "Media Effects on Political Confidence and Trus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ost-Tiananmen Period." 作者发现，中国政府统一的新闻政策对政治信任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一如政治信息的强度所带来的后果。换言之，这项研究发现，中国的新闻媒体使人们不相信政府。中国的政权宣传因而无法操控人民的看法，也无法争取到他们的支持。[28] Ronald Inglehart, "How Solid Is Mass Support for Democracy--and How Can We Measure It?"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 36 no.1 (2003)：, Zhengxu Wang, "Public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6, no. 53 (2007).[29] Shi, "Democratic Values Supporting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他还发现，拥有较高收入、受过良好教育、生活在城区的中国人更有可能成为民主的支持者，这明显是对现代化理论的一种认可。在其他一些差不多同时出现的文章里，史天健还研究了中国公民的政治价值观的其他一些方面，包括: Andrew J. Nathan and Tianjian Shi, "Cultural Requisites for Democracy in China: Some Findings from a Survey," Daedalus, vol. 122, no. 2 (1993); Andrew J. Nathan and Tianjian Shi, "Left and Ri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sues and Alignments in Deng Xiaoping's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48, no. 4 (1996); Tianjian Shi, "Cultural Values and Democrac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2 (2000).[30] Tianjian Shi and Jie Lu, "The Shadow of Confuc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1, no. 4 (2010). 除了对民主的民本主义和程序性的理解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的被调查者对民主的态度尚不明朗或者是没有什么了解。[31] Shi, "Democratic Values Supporting an Authoritarian Regime."[32] 针对政府且在数量上稳步增长的批评文章证明了报纸媒体的自由化趋势。最早刊登的批评文章只是出现在1978年，但其数量在1988年和2001年都处于逐渐增加的状态。在2001年，《人民日报》每天都会刊登一篇批评性文章。而且，批评的矛头也逐渐地指向了中央政府及其奉行的基本策略。此外，史天健和楼还发现《人民日报》逐渐以正面的态度对待一些敏感的词汇，如民主、自由、人权、宗教信仰等。例如，2001年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中有超过60%都将民主表述为正面的概念。人权这个在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词汇，2001年的时候已经在50%以上的文章中被正面提及。[33] Shi,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also For example: Shi, "Democratic Values Supporting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Shi and Lu, "The Shadow of Confucianism.".[34]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方面的确也鼓励民众参与政治来追求他们的目标。如果政权未能满足人民的意愿，那么这一规范就允许人民使用更具对抗性的手段以及开展非常规的政治活动来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和不满情绪。[35] Tianjian Shi, "Survey Research in China," in Michael Delli-Carpini, Leonie Huddy and Robert Y. Shapiro (eds. ) Research in Micropolitics, Greenwich, CT: JAI Press, 1996.-------------------------------------------------------------------------------- [*]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郑永年、王赓武、吴重庆、刘亚伟、黎安友（Andy Nathan）、吕杰、赵立涛等人的大力支持，黎安友教授并对本文初稿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郭承斌 译

原编者按:此文以《中国认同之现状与希望》刊登于天涯6期，但有较大删节，此为全文。

本文以蒋介石日记的相关叙述为中心,试图比较抗战后期英美对华政策的差异及国民政府对英美外交政策的差异。这一时期,尽管中国与英美成为共同作战的盟国,但亲疏关系不同。中英关系在这一时期并未有多大改善,相反,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陆续凸显出来。与英国相比,美国的形象相对良好。中国期望借助美国,对英国有所制约。尽管中美在战后目标上有较大重叠,但英美关系毕竟是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在中英冲突中对中国的支持相当有限。

英国首相布朗近日再次提出，中国可以派兵参加驻阿富汗国际联军。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此事作出回应，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中广军事记者陈振玺对话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王宝付，独家解析中国是否应该出兵阿富汗。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总结清党经验教训时声称：“清党运动发生以后，本党多数革命忠实份子却失其保障，随时有被土劣贪污构陷罗织之危险，其情形之悲惨，有如丧家之犬。”

霍布斯为《利维坦》一书设定的任务是探求政治生活的正当性根据：寻找关于“自然正义的知识” 。在深刻洞察人性的基础上，霍布斯着手寻找政治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的结合点：他不是自然主义者，绝不肯将公理建在强权上，仅仅通过赤裸裸的暴力来实现正义；也不是道学家，绝不相信仅凭一些抽象的道德法条就能约束人类的激情和欲望。霍布斯慎重思考政治和道德事务的结论是“利维坦”。

阿富汗战争已历时10年之久，美国因深陷阿战国力严重消耗。奥巴马政府再度大幅调整阿富汗政策，在阿战略重点由"反恐至上"转为"地缘优先"，并出台"新丝绸之路"计划。在美推动下，阿富汗形势面临重大拐点，并将对该地区安全及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最早把China和America合并出Chimerica这个英语新词的是经济史学家、哈佛大学的尼尔•弗格森教授。他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称，“中美国”这个新词主要是为了表示中美已走入经济共生时代。但去重庆以后，他似乎改变了看法，认为 ‘Chimerica’正在终结。

私有化与国有化之争，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国进民退"、"国退民进"，不是国内事务，而是国际事务，是本国政府、人民和外国资本之间争夺本国经济主权、政治主权的斗争。

我将以一个反讽做为结尾。许多迹象显示，世上越来越多的人跟我们团结在一起，而我们却反而没有展现出相称的自我团结与尊严，甚至别人恐怕都比我们自己都还要更景仰并看重我们的文化，这听起来很荒谬不是吗？

提出反对“新蒙昧主义”。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苏联的溃败与军事力量几乎无关。美国的霸权也不在其军事能力。尽管美国军工联合体极力渲染其军事技术的高超，但自二战后迄今六十多年里，美军从没打赢过任何一场真正的战争。朝鲜、越南、阿富汗、伊拉克，哪一场战争以美国的胜利告终？南斯拉夫没有被美军打败，那里的人民急于加入欧盟，自我分裂，并向西欧缴械投降。科索沃之战是在意识形态战场上决出胜负的。“自由民主”话语系统崛起、称霸才是美国获胜的主因。世界霸权是靠政治话语霸权来确立和维持的。”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中国对外关系六十年研讨会开幕式发言。

当代中国一个突出的现象是：重物质轻精神。

一"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开始上小学，十年后上大学，知道"文革"是中国人自己折腾自己的大动乱。又十年去美国留学，才知道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不仅中国在闹"文革"，全世界也在闹"文革"，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世界都陷入了大动乱。全球"文革"始于古巴而非始于中国。经历了1962年导弹危机，美国鼻尖上的小小古巴居然生存了下来，并在拉美和非洲开始扩散革命。那时确如毛泽东所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仅苏联是个例外。美国动乱的爆点就在我读博士的学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但全球"文革"结束10余年后，整个世界都消停了，缺少免疫力的苏联却陷入动乱甚至崩溃了，为早年的稳定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经历了世界"文革"的十年大动荡后，人们的社会和政治观念变了，服饰发型也变了，连音乐、戏剧、食品都变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到那场动乱之前的四十来年，西方国家以凯恩斯为名风行社会主义导向的政策，大力推行教育、医疗、养老、甚至住房的均等化。这导致发达国家的底层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免除了养小送老的恐惧，普通人素质大幅提高，中产阶级队伍快速壮大。西方风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苏联福利模式和苏联奇迹的压力;二是欧洲人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的贪婪是欧洲连续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三是罗斯福"新政"的示范效应乃至战后旨在稳定南欧和西欧的"马歇尔计划"。西方发达国家在60年代中期发生动乱，其主要原因是很多知识青年不同意西方镇压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那种帝国主义政策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游击战。年长者的价值观及使用的陈旧话语系统与青年几乎无法沟通。不再担忧生活匮乏的青年们占据了道义制高点，自认为掌握了真理，却又恒定是无力的少数，就质疑选举制的合理并采用暴力和准暴力手段抵抗"反动权威"。随着帝国主义政策的失败，反抗运动也丧失了对象及动力。苏联在亚非拉填补真空的企图还引发了西方青年们的普遍反感。撒切尔和里根上台是那场动乱彻底结束的标志，西方从此扭转了社会主义导向的政策，开始推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称为"新古典自由主义"。如果全世界欠发达国家都推行新古典自由主义政策，那么西方挟教育、技术、经验的优势当然可以依旧过好日子，不用直接占有殖民地。二在最近几年，全世界又开始动乱。从南美到北美，从南非到北非，从南亚到北亚，从南欧到北欧。中国并非例外，否则也不会强力"维稳"。历史从来都不会在形式和内容上重复，但我感兴趣的是世界各国政府陷入治理困境的原因。因此，我以"世界的治理危机"为题陈述自己眼下的认识。半个世纪前，全世界陷入治理危机，各地区的原因颇不相同，相互推波助澜，形成世界性大动荡。但在眼下的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地发生社会治理危机却明显有共同原因，与社会治理体系是否"现代"无关。第一，世界范围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发达国家，这种政策起初加速了低端第二产业的外移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了经济活力。然而在最近十来年，欧洲和美国逐渐陷入困境，主要是互联网金融资本崛起导致的教育水准和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中产阶级开始萎缩并陷入生计困难。在欠发达国家，由于苏联的崩溃，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被奉若神明，彻底扭转了效法社会主义政策的大局。少数有能力建设基础设施的穷国出现了制造业繁荣，也催生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但在最近十来年，贫富差距急速扩大，市场化渗入了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领域，新兴中产阶级养小送老日渐艰难。在中国骤然陷入经济停滞之际，坚定推行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印度莫迪政府也陷入了经济政治危机。第二，让资本颐指气使的崭新技术。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资本的流动性和集中性大为增强。快速流动不仅意味着资本量成几何级数增长，而且这种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资本严重挑战了国家疆界壁垒、传统产业壁垒、文化差异壁垒、乃至一切现有的政治权威形式。一切原有的社会组织在资本面前都成为僵尸。资本市场把踏实做正当职业的人变成傻瓜，把国家金融管理者变成同谋或者笨蛋。这种资本还在全球制造了一个个拥有数十万上百万亩的巨大农场，使用令人惊悚的技术，让小农种养什么都破产。这种资本对一切道义规范乃至法规都嗤之以鼻。在网络"众筹"的旗帜下，重金突然砸入出租车市场，无情摧毁传统出租车工人的生计。在互联网资本面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盛行，人们以自由的名义变成奴隶。除了睡觉时，几乎每个人都被移动互联网里的手机屏幕支配。第三，人类前所未见的代沟。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00后，几乎没人经历过封闭的农业和工业，没经历过对抗饥饿。在互联网世代中，东方和西方的官方意识形态体系丧失了吸引力，民主、自由、法治、阶级斗争等抽象概念在课堂上成了大学生们的催眠曲。权力层与年轻人的沟通出现了严重的思想和语言障碍。新一代人使用的网络语言和象形符号，不仅老一代人看不懂，更让呆板的官方用语成为笑料。谎言和忽悠随处可见，生计的安全变得极不确定，什么都遭到怀疑，而且所有人都在焦虑，苦苦搜寻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于是，信仰碎片化降临了，信什么的都有，绝不仅是求神拜佛。于是，全球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也来了，给绝望中的地球边缘人带来生存的意义。尽管还有些中国青年在幻想，幻想自己能成为"马云"，但台港的青年们早就没了幻想。无论李嘉诚还是马云，终究只是极少数;而养不起小，送不起老，买不起房，甚至结不起婚，才是现实。于是，出生率以百年减少一半人口的速度下跌。在信仰的碎片中，不同世代的人们日以继夜地去各种推特或微信小群里抱团取暖，或以心灵鸡汤相互安慰，或讽刺谩骂，甚至形成极端和反智的小圈子。社会就这样成为一地碎片。除了上述三大共同原因，世界各地还有五花八门的具体原因催化本地的治理危机。台港的反共传统，加上不适应中国大陆暴富，成为那里发生危机的催化剂。中国新疆南部的近千万维吾尔人变成了中国最边缘化的群体。他们从事沙漠绿洲农业，产业规模小，运输距离超长，农业几乎没有利润，加上语言隔阂和宗教传统，融入制造业劳动大军也几乎无望。那里不少人认同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里最极端的部分，于是暴恐事件在南疆成为"新常态"。 三笔者并无应对世界范围治理危机的灵丹妙药，只有几个对我国前景的观察。第一，在效率与公平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或能占得先机。经过了四十年的自由资本主义，钟摆重新向社会主义方向偏移是世界大势，许多国家将选择公平而非效率。平衡点在哪里?关键在养小送老，也就是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方面的去市场化，即均等化。在社会领域去市场化方面做得最好的国家都是最稳定的国家。西方国家在战后普遍实行了社会均等化政策，是其发达的牢固基础。奥巴马总统把对穷人的医疗救助变成了面向中产阶级的全国医保，完成了执政声望的逆袭。自由不在少数人挣大钱的机会，而在多数人素质的提高，在人均收入的提高。不恐惧就是幸福。多数人免除了养小送老这个最大的恐惧，全民族就幸福。第二，把资本洪水引向重建社会和建设先进基础设施。发动和组织群众，重建基层社区组织，重建集体精神，削弱个人主义，严厉打击本地的无赖、恶霸，将决定社会是否稳定有序，决定政府的正当性，即人民的支持度。资本或许是能够帮助重建社区的。淘宝网的送货机制在最后100米遭遇成本瓶颈。如果与社区合作，分享部分物流利润，社区集体也就有了复兴的经济基础。有了社区组织支持，建设先进的基础设施就难以被无赖钉子户劫持。节制资本，抵制"钱生钱"的游戏，抵制不劳而获的诱惑，是至关重要的平等措施。不平等本身不是问题，而是动力和效率;但不平等越来越严重就是问题了，而且是严重问题。患寡的时代结束了，患不均的时代开始了。在这危机时代，向着大众采用宽松的财政政策还是向着资本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考验每个国家决策者的远见和能力。发达或欠发达国家，就在基础设施的发达或欠发达，没有其它。第三，把工作重心转向建设社会互助的经济。在政府和市场间寻找最佳平衡点的企图没有前途。政府和市场以外的第三方，即人民的利益，才是决定性因素。无论市场还是政府，都必须服务于人民的利益。抽象的市场决定论显然源于无知。让公众利益决定政府是否干预市场不仅明智，也是所有发达国家的共识，否则遍地都会有"青岛大虾"和"天津大火"。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的两分是一叶障目，最大的资本是人民的资本，是社会互助资本。全民免费医疗主要不是政府财政的责任，政府主要负动员组织责任。中国人每人每月交纳100元医疗统筹，全国每年会有1.6万亿元。加上政府按世界惯例的医疗支出，2万亿以上的社会资本能造就世界上最大的非盈利医疗机构，足够给医生体面的收入去拒绝不体面的钱，足够把药价压到全世界最低，也足够13亿人看病吃药住院不再花钱。若让保险公司拿走一半充入私囊，免费医疗就遥遥无期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均等化的养老、教育、住房。什么是社会主义?没病的帮有病的，年青的帮年老的，有知识的帮缺知识的，有钱的帮缺钱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大家庭"不仅能帮助我国维持稳定，让政府重获人民信任，而且社会互助资本能撬动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极大促进第三产业的发达，提升全民素质和全民幸福感。第四，在各种官方价值体系崩溃的时代，努力重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主流价值体系不是几个学官用自己情有所衷的概念拼凑出来的，那不过是价值体系已然崩溃的标志。社会核心价值观必须有一个核心，就是对"公正社会关系"的全民共识。这种价值观成为核心有三个基本要求：首先是表达简洁，用一个词而非一堆词;其次要有本国特色，而非生搬硬套他国的核心价值观;再次是国际接受，而非被国际反对。我想，围绕"大家庭"这个词所论述的价值体系能满足上述三大条件，应当是我国的核心价值观。笔者已另有著述讨论这个体系，此处只想指出建设本国社会核心价值观思想体系的紧迫需求。第五，高瞻远瞩、能力非凡的领导人。如同世界历史的几乎每个阶段，国家在危机中生存下来的最重要因素是领导人。领导人解读大局的远见和带领人民走出危机的能力决定国家兴衰。然而，无论就人文还是社会科学而言，英雄的出现不可预知，只能在奇迹出现后判定，所以人民只能祈祷。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危机，也是贫富差距急速扩大的危机。为大资本还是为普通百姓，响应资本控制的舆论还是响应民心，为少数人的自由还是为多数人的自由，为少数人的现代化还是为大多数人的现代化，这两难的问题就摆在各国领导人面前。在这个危机时代，重读1974年出版的美国名著《光荣与梦想》首卷是会有启发的。这次大会以弘扬马克思的思想为主题。马克思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批评家。他批判过去、现在、以及(可见)未来的所有重大社会支柱，即私有制、家庭、资本、宗教、民族、政府、法律、意识形态。在这些支柱消亡之前，他的思想与英名永恒。对我们芸芸众生而言，物质短缺是根本问题。但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悖论才是根本问题：由于私有制每时每刻都在制造新的、更大的不平等，所以，物质生产越丰富，人类的物质短缺感就越强烈。从孔子到柏拉图到马克思，共产理想生生不息。无论是否同意马克思只有消灭私有制人类方能获得彻底解放的论断，都应牢记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牢记钟摆必然左右摆动.

无论建国前，还是共和国前后三十年，都出现各种问题、失误以至极其悲剧性局面，但每次都能自我调整，恰是党内辩论与斗争保持了自我更新能力，还要和外部力量辩论：中苏论战更重要是通过论战对国内官僚政治施以压力，防止像苏共那样脱离群众

本文考察了中国阶级政治和阶级话语中的一些历史性悖论，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新工人阶级结构性地形成时阶级话语的消逝，阶级概念被限制在小范围的学术界，并被后来流行的社会分层概念完全取代，导致当今中国不可避免的去政治化过程。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实践和他们关于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的研究进一步扼杀了阶级话语，抵消了在快速变迁的中国社会中形成的对阶级冲突的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