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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有着上百年的传统。早在19世纪末，赫斯特和普利策的报业帝国主宰的"进步媒体"，就曾成功地将国家引向战争的狂热中，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并最终导致了美西战争的爆发。现时代，电视和互联网的日渐强势，以及"CNN效应"的频频奏效，则被视为媒体对政府外交决策影响力进一步上升的标志，这其中，默多克集团对美国媒体的全面渗透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2014年1月23日，日本总理安倍晋三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与记者会中，把现下的中日关系类比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德英关系。他称中国每年的国防预算增加一成，是区域内不安定的因素，并呼吁各国支持日本在东亚建立以国际法为基础的秩序。安倍的发言令人侧目，引起议论纷纷。

访谈，英文

德国的政治哲学和英美国家的政治哲学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德国的政治哲学包含了法哲学的内容。从这个角度才能很好的理解康德的法哲学观点，他的法哲学观点其实是政治哲学观。要理解康德的法哲学，先要了解他的哲学观。

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衰落"问题又开始被人关注起来。其实早在30多年前，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就已经在讨论美国的"衰落"了，当时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越战对美国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对于美国霸权兴衰与否的判断，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其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水平做技术层面的简单计算和统计上，更要把美国的霸权放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来理解。美国的"衰落"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在他《漫长的20世纪》一书中对美国的霸权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为了理解20世纪美国霸权的形成，我们要回到19世纪的英国；为了理解19世纪的英国，我们要回到18世纪的欧洲，回到之前荷兰、意大利商业繁荣的时期，回到葡萄牙、西班牙的兴起，甚至回到欧洲的启蒙时代、文艺复兴时期，进入这三五百年的历史。他书中的这种历史社会学的眼光是我们研究国际问题所需要的。美国目前在经济实力、军事力量、科技水平以及人才贮备等方面无疑还是占据全球第一的位置，它仍然是世界头号强国。单单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来看，美国相对其他一些欧洲国家而言付出的代价要小，美国应对危机和转嫁危机的能力也要强于其他欧洲国家。但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力达到顶峰时期的全球强势地位，今天美国的霸权是在不断向"下滑"，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立刻会有一个国家来取代美国的地位，也不意味着美国在短时间内就会变得非常虚弱乃至马上垮台。"下滑"或衰落这个过程可以很长，甚至会持续几十年乃至上百年；这种"下滑"或衰落的趋势主要表现在美国一超独霸的时代过去了，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甚至多元化，在很多问题上美国不能再一家说了算，单靠美国自己无法解决很多问题，它需要同其他国家协商，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和配合。这就是为什么中美两国政治制度不同，价值观念不同，宗教和文化也不同，并且中国是一个不断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美国很自然地会把中国作为假想对手或竞争者，但美国仍然要寻求同中国的沟通对话、在诸多国际事务上需要同中国协商合作。另外需要思考的是，美国的衰落究竟意味着什么？由于目前并没有一个"全球政府"（也许永远也不会有！）以及一个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美国的衰落也可能伴随着全球现有秩序在一定程度上的混乱，进入一个混沌动荡的时期。所以简单对美国衰落的趋势持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应该把美国的霸权及其衰落放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全面地去考察。调整中的美国对外政策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及调整，既不能简单地用阴谋论一概论之，也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的举动总是充满着善意。前者没有看到在美国对外政策形成的背后，其国内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互相博弈和讨价还价的复杂机制和过程；后者则忘记了美国对外政策恒久不变的立足点在于保护其国家利益和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其实，从小布什政府的第二个任期内就已经开始的对外政策调整，也并不仅仅是由于美国自身实力的不济而表现出的一种示弱的姿态，也是由于他第一任期内搞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并未奏效，甚至在欧洲也遭到激烈反对，所以又开始向传统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一种回归。不过，不管怎么调整，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其出发点还是为了更有效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在美国霸权受到冲击的背景下，以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者咄咄逼人的架势是昙花一现，并不能持续，所以需要改变。奥巴马上台后开始调整，别的人上来也会调整。当然，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的调整，是强调 "巧实力" （"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巧妙结合），更强调多边对话和沟通，甚至改变以前对伊斯兰世界、古巴、朝鲜以及伊朗的一些生硬做法，这是民主党的做法，也是奥巴马的特征。总之，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我们不能仅听美国领导人的言辞，也不能只看他们官方的宣言和文件，更要观察美国政府究竟想做什么，究竟能够做什么，最后，究竟实际上做到了什么。

土地流转出去了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更为严重。例如这次金融危机已经对中国的企业产生了很多影响，大量企业的倒闭造成了大量农民工的回流。如果仍然有片土地，农民可以可以借土地为生。没有了土地，那只好成为无业流民。在这个意义上，土地就是稳定器。如果这个稳定器不再存在，那么土地问题很快就会演变成社会政治问题甚至危机。

埃及面临民主化又军事政变的不幸，两者都有美国在背后推波助澜。台湾在埃及当前的政治危机中显然没有任何积极脚色可言，但却应该从美国对埃及政策中认真思索，到底美国是台湾的什么性质的盟邦？

中国不拒绝一切先进的东西，而是把西方和他国成功的经验融合进自己的模式。这使得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有特别的吸引之处。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土地一直是高度集中的。早在汉代，就有“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记载。为了解决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如打击兼并、重新实行“井田制”等等。为了夺回自己失去的田地，农民也进行了一次次的英勇斗争。到了唐末，“均”、“平”之类的思想明显地出现在农民起义当中，如浙江农民起义领袖裘甫年号“罗平”，印文“天平”，王仙芝起义后自称“天补平均(或均平)大将军”。到了北宋以后，“均贫富”、“均田”的口号在农民起义中就更加明确了，王小波、李顺公开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钟相、杨么明确提出“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明末李白成起义更进一步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在清朝初年，各地农民特别是东南沿海、江淮、两湖一带的农民，曾多次掀起“罢佃”、争取永佃权和抗租、减租的斗争。江西宁都的佃户，甚至组织起“田兵”进行抗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封建剥削的加深，地主阶级改革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纷纷提出了自己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一、 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主张 早在鸦片战争前夕，具有改革思想的龚自珍便提出了平均论和农宗论，以图解决日益严重的土地问题。在1816年写的《平均篇》中，他指出“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上)也”。在此后7年他写的《农宗》中，又提出土地占有的多寡决定了政治等级的高低，为了防止兼并，应在全国实行按宗法关系占有土地的“农宗制”。他认为土地有限，不可能人人都有土地，因此他将农宗中的全体社会成员分为大宗、小宗、群宗和闲民4个等级，其中小宗、群宗又称余夫。在一家立宗时，长子为大宗，次子为小宗，三、四子为群宗，五子以下为闲民。以后大宗的儿子也这样划分，小宗的长子则为小宗，次子为群宗，三子以下为闲民；群宗的长子为群宗，次子以下为闲民；闲民之子世代为闲民。他假设大宗受田100亩作为家业，以后为大宗的长子世代继承，余夫另外向国家请田25亩，闲民来耕种大宗和余夫的土地，那么1个大宗加4个小宗或群宗，“为田二百亩，则养天下无田者九人”。一个有田40万亩的大县，就可以“为天子养民万八千人”。对于大宗的100亩田，龚自珍是这样安排的：10亩造住宅，10亩产品供雇农食用，10亩产品纳税，30亩种粮自给，30亩种粮出卖换取生产资料和家具，10亩生产桑苎、木棉、竹漆、瓜果等消费品。余夫的25亩田，则5亩造住宅，2．5亩产品供雇农食用，2．5亩产品纳税，10亩种粮自给，2．5亩产粮出卖，2．5亩生产瓜果、蔬菜等。从上面可以看出，龚自珍虽然主张平均论，但他的农宗制却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它虽然可以防止土地的高度集中，但仍然是为了维护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制度。而且他的这种制度是纯粹主观想象的产物，在现实中是根本不可能实行的。与龚自珍的农宗论不同，其后的冯桂芬提出了均赋的主张。1853年，他在《校邠庐抗议?均赋议》中，揭露了苏州一带田赋的严重不均，说绅户最强的折银以一石二三斗当一石，而最弱的农户则要三四石当一石，而且还有“不完一文”的，因此应实行大小户均赋。但因大地主和地方官的反对，他这种主张不但不能实行，反而受到打击。直到1863年，他代江苏巡抚李鸿章起草要求减赋折，经朝廷批准，才使苏州、松江、太仓减漕粮l／3，常州减漕粮1／10，但均赋的主张仍未能实行。实际上，减漕以至均赋只是有利于地主和自耕农，广大的佃农、雇农并得不到什么好处。正是为了纠正冯桂芬均赋主张的偏弊，解决佃农的生计问题，陶煦于七八十年代写了《租核》一书，提出了重租论，主张实行减租。他揭露了苏州一带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收租过程中的残酷迫害，说佃农终年辛勤劳动，大部分收成被地主取去，“多者二十而取十五，少亦二十而取十二三”，而且地主还想尽一切办法对佃农进行搜刮，如“纳租收钱而不收米，不收米而故昂其米之价，必以市价一石二三斗或一石四五斗之钱作一石算，名曰折价。即有不得已而收米者，又别有所谓‘租斛’，必以一石二三斗作一石”；地主还勾结官府，派隶役帮助收租，收租人对佃农“恶声恶色，折辱百端”，或“以私刑盗贼之法，刑此佃农”。交不起租的佃农，“虽衣具尽而质田器，田器尽而卖黄犊，物用皆尽而鬻子女，亦必如其欲而后已”，因此一县中为交不起租而受刑的有“数干人，至收禁处有不能容者”。因此，当务之急在于“培本”，培本之法即实行减租。关于减租的标准，陶煦认为不能“以商贾之利求之于田，责之于租”，应考虑土质的好坏和人口密度的大小，分等规定地租。如减租l／3，就能使地主“可食不稼不穑之禾”，佃农也“可卒无衣无褐之岁”，因而符合“适中之道”。另外对于收租期限、惩处欠租佃农、矜恤寡独、剔除收租积弊等方面，他也提出了许多设想。从这里可以看出，陶煦的主张比龚自珍、冯桂芬的主张更符合贫苦农民的要求。但是，这种主张并不能改变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制度，即使减租，不经过农民的斗争，地主阶级也是不会实行的。二、 太平天国时期农民的土地斗争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解决土地问题，是太平天国起义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当起义军定都南京以后，他们就按照平均主义的理想，制订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文件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剥夺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明确宣布：“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 关于土地分配和使用的方法，文件规定要把田分为9等：每亩早晚两季产1200斤的为上上田，产1100斤的为上中田，产1000斤的为上下田，产900斤的为中上田，产800斤的为中中田，产700斤的为中下田，产600斤的为下上田，产500斤的为下中田，产400斤的为下下田。分配时以产量计算田亩，如上上田1亩可等于下下田3亩，并且要好坏田搭配，每家好坏田各一半。具体分配的标准有两个：一是按人口，不论男女，按其全家人口的多少，人多则多分，人少则少分；二是按平龄，16岁以上的男女分全份，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只分大人的一半。文件还规定：“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当收成时，两司马(25户之领导——引者)督伍长(5户之领导——引者)，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另外，文件还规定，“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童子俱日至礼拜堂”读书，每户出一人为兵，“其余鳏寡孤独废疾免役，皆颁国库以养”。 这个《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农民阶级最系统、最完整的一个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反映了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的强烈愿望和关于整个社会、国家的美好理想。但是这种“无处不均匀”的绝对平均主义，除了维持最低生活需要外“余则归国库”、“物物归上主”的制度，在现实生活中怎么能行得通呢?大概正因如此，《天朝田亩制度》当时并未付诸实行。尽管《天朝田亩制度》当时没有实行，但是在太平天国管辖或太平军攻取过的一些地方，却给了封建土地制度以沉重的打击，使土地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的。例如在江苏吴江等地区，太平军曾直接发给农民“田凭”，每亩交钱30060文以后，租田就归农民所有，许多农民高兴地交了钱。在江苏常熟等地区，太平军曾颁布告示，规定地主不得“挂名收租”，农民只须向太平军交纳钱粮就行了。他们租种的土地，事实上也就归自己占有。除以上两种情况外，在更广大的地区，农民则在太平军的支持下，自动地烧毁地主的租簿、契约，不再向地主交租。当时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很多。例如清朝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曾哀叹，自1853年以后．他在安徽芜湖县的2126亩田产“籽粒无收”；苏州大地主江望也说，他在长洲的4000多石田租完全收不到。在江苏无锡地区，佃户普遍地不再交租，地主无法可想。有些地方太平军虽然允许地主继续收租，但租额已受到很大的限制，蛮横逼租的情况也有很大的改变。在江苏松江浦北各乡，1860年地主收到的租子不过3／10，有的1粒米也没有收到。在浙江嘉兴，1861年冬地主向佃户收租的时候，有的地主像乞丐一样乞讨，有的佃户给他几斗，有的则根本“不理”。太平天国起义失败以后，地主阶级虽然疯狂地反攻倒算，但由于起义军的沉重打击，江苏、浙江、安徽许多地方的土地关系不能不与以前发生许多变化。当时很多地主被杀掉了，也有很多逃亡在外，因而太平天国失败后，占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大量出现。在江苏的江宁、常州、镇江、无锡等地，这种变化是很明显的。另外，许多地方的本地地主相对减少，外地地主的土地相对增多，也使地主对农民的控制相对减弱。当时“收租局”、“催租局”、“租栈”的设立，“永佃制”的发展，都说明了这种情况。 三、 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的主张 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的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他们各自提出了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主张。1901—1902年，康有为首先在《大同书》中提出了土地公有的主张。他说“农不行大同则不能均产而有饥民”，因此应实行公有制。到那时，国界等都取消了，公政府商部统计全球人民对农产品的需要，加上准备弥补意外水早天灾的数字，确定生产的品种和数量，然后因地制宜规定各度界的生产任务，经农部核定，由度界小政府落实到所属各农场，各农场均用机器生产。农产品收成后，先扣留本度界的需要，其余归商部。商部再将收到的农产品运往各地，“以所有易所无，以有余补不足”。农民要有农学考试合格证书，只有学士、工师、技师出身的才能担任各级农业长官。劳动时间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减少，农民劳动时“不惟无苦而反得至乐”。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土地公有呢?康有为认为先要去私产。他说：“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皆归之公，举天下之田地皆为公有，人无得私有而买卖之。”怎样才能去私产呢?他说先要去家界，废除婚姻制度，男女采取立约的方式同居，小孩出生后就由社会抚养和教育，同父母无关，老年人则进养老院。这样，就取消了家庭，取消了夫妇父子的家族关系，于是遗产无人可传，农田等归公而进入“大同之世”。从这里可以看出，康有为的土地公有的大同社会，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和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了解而设想出来的。它虽然表达了人类的美好理想，但由于是主观想象的产物，因而不可能得到实现。正如毛泽东所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与此同时，谭嗣同在展望未来时也写道：“无论百年千年，地球教化极盛之时，终须达到均贫富地步，始足为地球之一法。” 但是，他们在当时都不主张触动封建土地制度。关于这一点，在改良派1905—1907年间与革命派的大论战中充分表现了出来。1906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杂答某报》等文，猛烈抨击革命派的“社会革命”——土地国有的主张。县解(朱执信)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中，曾归纳《新民丛报》攻击民生主义的论点“要有四端”：“社会革命终不可以现于实际，而现矣而非千数百年之内所能致，一也；行土地国有于政治革命时同于掠夺，二也；利用下等社会必无所成而徒荼毒一方，三也；并行之后，无资产之下等握权，秩序不得恢复，而外力侵入，国遂永沦，四也。” 总起来说，改良派是倾向于“普鲁士式的道路”的，即主张通过由资产阶级剥削方式慢慢地取代地主阶级剥削方式来实现资本主义化。 与改良派不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关于孙中山的土地主张，下面还要专门论述，这里只简单谈一下其他人的一些主张。在1901—1902年间，章太炎、秦力山等就多次与孙中山讨论过“古今之社会问题及土地问题”，“如三代之井田，王莽之王田与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仓，皆在讨论之列”。1902年，章太炎根据他们讨论的意见，在《定版籍》一文中草拟了一个《均田法》。秦力山主张“以今日之不耕而食之佃主，化为乌有”，“不问男女，年过有公民权之上者，皆可得一有制限之地，以为耕牧或营制造业”。他说“苟辨乎此，则智与贫富二者，何愁而不平等”。1903年，邹容在《革命军》中疾呼农民之痛苦，并在别文中说他正在考虑“均贫富”的问题。而《俄事警闻》发表的《告农》一文，则说在一定时候“可以想个把田地归公的法子” 。在组织革命团体和发动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他们曾将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发动群众的号召。例如1904年由陶成章起草的《龙华会章程》明确提出：“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呢” 。1906年，洪江会首领龚春台在萍、浏、澧起义中发布的《中华革命军起义檄文》也说：“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至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的学说以后，同盟会内虽有人持有疑义，但仍有不少人积极地进行宣传。廖仲恺于1905年翻译了亨利?乔治《进步和贫困》的部分内容，在《民报》发表，并撰写了有关文章。胡汉民以汉民、民意的笔名发表《民报之六大主义》、《告非难民生主义者》，逐项地宣传了民报的主张和驳斥梁启超“经济观念之谬误”，认为“均地之政，至平等耳” 。冯自由发表《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说民生主义、土地国有、单税法是“建设新政府唯一之行政方针”，并呼吁“诸君其勉旃” 。1907年，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也以韦裔的笔名发表《悲佃篇》，说：“土地者，一国之所共有也，一国之地当散之一国之民”，现一国之民田地“有多寡之殊，兼有无田有田之别，是为地权之失平”，因而“非复行井田即足郅治也，必尽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斯能真合于至公”，“故豪富之田，不可不借，然欲借豪富之田，又必自农人革命始”。文章指出，夺豪富所有，“以共之于民，使人人之田，均有定额，此则仁术之圣大者也”。 在同年7月10日的《天义报》第3期上，他还以申叔的笔名发表一篇《人类均力说》，按古代的大同理想对未来的社会作了具体设计，提出应破坏固有之社会，破除国界，凡人口达千人以上，则区划为乡，每乡之中，均设老幼栖息所，年20至50者须按规定做工。他说：“依此法而行，则苦乐适均，而用物不虞其缺乏。处于社会，则人人为平等之人；离于社会，则人人为独立之人。人人为工，人人为农，人人为士，权利相等，义务相均，非所谓大道为公之世邪?” 在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提出各种土地主张的同时，广大农民群众自发的、分散的斗争也不断地进行着。1902年，广西贵县大旱，知县仍然派兵逼迫农民交纳田粮，雷村农民杀掉了前来催粮的官兵，进行反抗，随后很多青壮年参加了反清的秘密组织三合会。1907年以后，各地农民普遍掀起了抗捐、抗漕、抢米、反饥饿的风潮。仅长江下游和两湖一带，1910年发生的抢米风潮就有90多次。山东莱阳的抗捐斗争和湖南长沙的抢米风潮，参加的都有几万人。在长沙，四乡饥饿的农民不断地涌进城里，到地主家“吃排家饭”，把碓坊、堆栈中的粮食抢劫一空。长沙附近的宁乡、平江、益阳等地也爆发了农民的反抗斗争，益阳农民进城把一家大地主的米店抢掠一空。辛亥革命爆发后，许多地方的农民立即起义响应，如江苏常熟的农民团结在佃户孙二的周围，烧毁了须姓地主的庄园，高举义旗，推举孙二为革命军大都督，并且使斗争迅速扩展到江阴、无锡等县。在广东、湖南等省，也有很多农民自动组织起来，惩办土豪劣绅，反抗封建压迫和剥削。可是，由于这些斗争缺乏组织和领导，很快就失败了。 以上说明，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能推翻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资产阶级改良派也不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历史的重任已落在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肩上。

批评者认为，这种方式让美国军方得以在网络上制造出一种错误的舆论导向，屏蔽了那些不被美国军方接受的观点，将不符合他们军事目标的评论或者报道拒之门外。而这种做法也会招来其他国家私人公司以及无政府组织纷纷效仿。此外，这种利用虚假身份在网上发言的行为还会带来法律后果，因为在美国伪造或盗用他人身份同样是违法行为。

2010年8月3日，埃及著名 左翼学者萨米尔•阿明给本刊发来两篇文章《南方国家必须掌握独立主动权》和《欧洲的出路--维持欧元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论述了国际金融危机后备受美国 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害的南方国家和欧盟应该采取怎样新的发展道路。由于两篇文章所论述的主题相关，本刊以《萨米尔•阿明论金融危机后的世界发展道 路》为题一并发表如下。                       南方国家必须掌握独立主动权    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维度目前遭到了当代史上的第二次挑战。    第 一次挑战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7年，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就宣告世界分裂成了两大阵营，即"自由世界"阵营和"共产极权主义"阵 营。由此，第三世界的存在就被公然地抹杀掉了：由于它的"非共产主义"性质，它被径直划归"自由世界"所有。"自由"被认为只适用于资本，殖民地和半殖民 地被压迫的现实则被完全地漠视了。次年，日丹诺夫在他的（事实上是斯大林的）著名报告中--正是这个报告导致了共产党情报局（共产国际的简化形式）的成立 --也将当时的世界一分为二，即包括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包括其余地区的资本主义阵营。这个报告忽视了当时存在于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也就是帝 国主义中心国家与投身解放斗争的外围国家及其人民之间的对立。    日丹诺夫教条的主要目标是推行和平共存，并由此安抚美国及其欧、日盟友的敌 对情绪。作为交换，苏联将保持低姿态，不再干预帝国主义列强视为自身内部事务的殖民地问题。于是，当时包括中国革命在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再得到任何的积 极支持，只能自谋出路。不过，它们取得的胜利--当然，尤其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后来在国际关系方面带来了一些改变。莫斯科直到万隆会议之后才认识到这一 点。正是凭借万隆会议的影响，苏联才得以通过支援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的国家而打破自身的孤立状态，一跃成为国际事务的重要参与者。从某个角度来看，可以 说，第一次"南方国家的觉醒"造成了世界体系的重大改变。    当时，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共产党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日丹诺夫报告，但是这个报告几乎 立即就遭到了来自亚洲和中东的共产党的抵制。这一矛盾被掩埋在了当时使用的主流话语之中，因为它们仍然继续肯定苏联背后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亚洲和中东各国重新争取独立的斗争的发展，特别在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这种抵抗也愈加表面化。据我所知，至今尚无人撰写过替代 理论的形成历史，这种替代理论后来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中得到明确，并体现在了不结盟运动（自1960年起包括亚非国家加上古巴）的章程中，其核心就是 要充分发挥亚非国家的独立主动权。理论形成史的相关细节至今尚掩埋在一些共产党（包括中国、印度、埃及、伊拉克、伊朗，也许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档案文献 中。    不过，在1950年后，我有幸参加了一个由埃及、伊拉克和伊朗共产主义者以及其他人组成的反思团体，这使我能够亲眼见证发生的事件。 直到相当晚的时候，在1963年，我们才通过王同志（王是《革命》杂志的联络员，我是该杂志的编委之一）了解了在中国由周恩来引发的争论。我们也听到在印 度发生的争论及其引发的分裂的一些消息，这次分裂后来由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建立得到了证实。我们还了解到印尼和菲律宾共产党内部基于同一路线产生 的争论。    这部替代理论的形成史应该帮助人们了解：万隆会议并非像某些当代史家所暗示的那样，肇源于那些民族主义领袖（尤其是尼赫鲁和苏哈 托，也许还包括纳赛尔）的思考。实际上，它是当时在共产党内部进行的激进的左派批判的产物。这些反思团体获得的共同结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对帝国主义的 战斗要在世界范围内团结社会和政治力量，这些力量取得的胜利可能对当代世界中的社会主义进步产生决定性影响。    然而，上述结论仍然留下了一 个关键的问题未能解决：谁来"指挥"这些反帝战役？更明确地说，是由共产主义者支持的资产阶级（时称"民族资产阶级"），还是由共产主义者而非资产阶级 （他们实际上是反民族的）领导的人民大众阶级阵线来指挥反帝战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通常是不一致的，有时甚至是令人困惑的。在1945年，各国的共产党以 斯大林的结论为基础结成了同盟：在世界各地（在与美国结盟的欧洲、在当时习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已经把"民族的旗帜踩在了脚下"（斯大林 语），而只有共产主义者才能团结那些不向帝国主义者和美国资本主义秩序低头的力量，形成统一阵线。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不过只是在 其《新民主主义论》于1952年被翻译为西方语言之后，我们才了解了这一点。毛认为，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民大众而言，通向社会主义的漫长道路只能由共产党 人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民主的和反帝反封建（当时的习惯用语）的革命来开拓。其言下之意就是，不考虑在其他地方--例如在中心国家--取得的社会主义进步； 只有当外围国家人民已经给帝国主义造成实质性破坏后，其他地区的社会主义进步才能形成气候。    中国革命的胜利肯定了这一结论。南亚国家（泰国、马来西亚，特别是菲律宾）的共产党在越南模式的激励下开始了解放斗争。随后，在1964年，切·格瓦拉也持有相似观点，他呼吁创造"两个、三个、乃至更多个越南"。   关于独立的和反帝的"亚非国家"的主动权的前瞻建议是由不同的共产主义反思团体提出的，也是明确的和进步的。这些建议在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的纲领中均有体 现，对这些纲要，我已经在《南方觉醒》（Leveil du Sud）中做出了系统的阐述。这些建议的核心是将重新夺取对积累过程的控制权（以自我为中心 并与世界经济脱钩的发展）作为根本需要。  1955年到1960年间，这些建议的确一度曾被某些国家的统治阶级作为整体政策在亚非大陆推行，不 过其力度已经大大被削弱了。与此同时，东南亚所有的共产党发起的革命斗争都失败了（当然越南除外）。由此得出的结论似乎是："民族资产阶级"反帝斗争的能 力还没有完全枯竭。苏联在决定支持不结盟阵线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而帝国主义三套车（美、欧、日）则公开对之宣战了。    相关国家的共产主 义者随后分裂为两大阵营，并卷入了痛苦的、经常是令人困惑的冲突。一些人汲取教训，认为"支援"那些正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势力是必要的，虽然这种支援必 须坚持其"批判"立场。莫斯科通过创造出"非资本主义道路"这一论题为这种观点推波助澜。其他共产主义者则坚持了毛主义的精髓，认为只有由独立于资产阶级 的人民大众组成的阵线，才能成功地领导反帝斗争。官方虽然宣称中国共产党和苏共之间的冲突发端于1960年，但实际上这一冲突自1957年起就已经表面化 了。当然，这一冲突也证实了在亚非共产主义者内第二种路线的存在。    然而，万隆运动的潜力在不到15年的时间内就逐渐耗竭，这一事实突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纲领的局限性。由此，帝国主义反攻的条件也就成熟了，也就是将南方经济"再买办化"，如果不是--对于那些最脆弱的国家而言--它们的再殖民地化的话。    然 而，一些南方国家在帝国主义主导下的新全球化中已经被认同为"新兴国家"，这样一个事实似乎证明了认为民族资产阶级绝对和明显地无能的观点（根据这一观 点，万隆运动不过是冷战背景下的一段"小插曲"）是似是而非的。但是我们要问，是哪种意义上的"新兴"？这种"新兴"是向来自帝国主义三套车的垄断资本的 扩张开放的新兴市场？还是有能力对全球化实施真正的改革并削弱垄断寡头权力的"新兴国家"？对那些新兴国家（以及其他外围国家）的权力本身的社会含义，以 及它们所开放或关闭的前景的疑问，再次被提上了日程。"后危机"的世界将是什么样的，或可能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论题。    普遍化、金融化和全球化的寡头垄断的帝国主义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是明显的。但是，即便是在进入由2008年金融崩溃发端的新阶段之前，人民就已经开始从此前的萎靡不振中摆脱出来，这种萎靡不振是随着上一次工人和大众争取解放的斗争浪潮衰退而开始的。    拉丁美洲（除了古巴与三大洲研究中心的努力）在万隆时代并未发挥影响力，但现在似乎走在了运动的前列。    尽 管当前形势下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新现象，但是我们今天面对着的仍然是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过的问题：南方（新兴国家及其他国家）能够掌握独立的战略主动权 吗？民众力量能够对力量体系施加变革吗？这种变革是通向真正进步的唯一道路。能在南方的反帝的人民斗争和北方的社会主义意识的进步之间架起桥梁吗？    对这些难题，我不想仓促做出答复，它们只能留待斗争的发展来解决。但是，我们时代的激进知识分子应竭力解决的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则不容低估，由此产生的那些讨论所可能导致的结果也同样如此。    上 世纪50年代的一些反思团体所得出的结论，使用了与过去本质上相同的语言来描述这个挑战：外围国家的人民应该承担起国家建设的任务（由区域的和作为整体的 南方的计划来支撑），这种建设应该是以自我为中心并与世界经济脱钩的。但是，除非它们的斗争能在社会主义的前景中进行，它们是无法走上上述道路的。因此， 外围国家必须摆脱它们对下面这种错误选择的幻想，即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中进行"赶超"。万隆运动虽然也包含了这种独立选择权，但是却带有后来为历史所 揭示的那些局限性。    值此第二次"南方的觉醒"方兴未艾之时，结果是否会更好？首先，当前能否团结起同时在南方和北方进行的斗争？令人痛惜 的是，在万隆时代未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在那个时代，帝国主义中心的人民最终还是团结在了他们的帝国主义领袖身后。事实上，如果没有造福于富裕的北方社会的 帝国主义租金，那个时代的社会民主主义规划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仅仅被看作冷战背景下的一个插曲，甚至也许还是由莫斯科操纵的。在北 方，很少有人了解这个亚非国家发起的第一次解放运动浪潮的实质。即便如此，运动的力度本身还是使得莫斯科对它施以援手。  构建一个反帝的工人和大众的国际主义的事业仍需努力。                 欧洲的出路--维持欧元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货币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一个国家及其货币，都是集体资本超越单个资本的各种竞争力量进行运作的手段。时下关于资本主义体系是由市场控制而无需国家（在这 种情况下，国家仅剩下维持法律和秩序所必需的最小职能）的见解，完全不以任何对于资本的严肃的历史理解为根据。这种见解同样也缺乏任何能证明市场可以维持 最优均衡的科学理论为基础。    欧元就是在尚不存在欧洲国家的时刻诞生的，民族国家自身被剥脱了管理资本的职责。一种"独立"于国家的货币的定义，本身就是荒谬的。    在 政治意义上，"欧洲"是不存在的。尽管存在着对超国家主权的幻想，事实上却只有各国政府才拥有合法权力。在任何一个单独成员国内，都不存在接受一个由"欧 洲大选"中诞生出的欧洲所不可或缺的那种政治成熟。目前，人们还只能对这样的设想心存期待，而欧洲的真实合法性的实现为期尚远。    从经济和 社会方面看，欧洲就更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了。目前，这个拥有25到30个成员国的共同体在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上依然存在着深刻的不平等。那些控制着该区域经 济的垄断寡头，是一些自身民族性要取决于它们的大股东的民族性的团体。这些团体首先属于英国、德国和法国，其次属于荷兰、瑞典、西班牙和意大利。东欧和部 分南欧地区与北欧及中欧的关系，同拉丁美洲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如出一辙。在目前的条件下，欧洲还仅仅是一个共同市场，而后者本身又只是全球金融垄断寡头控制 下的世界市场的一部分。正如我以前谈到过的，从这个角度看，欧洲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体。这一形势，加上不可能存在一种政治上的联合，导致在欧洲内部存 在着不同的工资水平、社保和税收体制，这些问题在现行的欧洲体系内部是无法解决的。    2．因此，欧元的创立原是本末倒置。虽然其创始者们后 来也承认了这一点，并宣称这一设想本是打算迫使欧洲建立一个跨国国家，从而在事实上扭转本末倒置的局面。这样一个荒谬的体系只有在总体经济形势持续有利的 条件下才能有效运转。因此，对于随后发生的事情我们丝毫也不应该感到吃惊。一旦危机（最初表现为金融危机）开始冲击该体系，欧元就变得无法维持，对于如何 有效和连贯地做出反应，人们也束手无策。    欧洲的机构（包括欧洲央行）对于危机（希腊债务危机及其他）的反应也是荒谬和徒劳的。这些反应可 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全面紧缩。这与1929－1930年间各国政府的反应极为相似。正是这些反应在上世纪30年代加剧了事态的恶化，今天，我们在布鲁塞尔 （欧盟总部--译者注）也将看到同样的后果。    3．在上世纪90年代真正应该做的是建立"欧洲货币蛇体制"；每个欧洲国家都应该拥有货币主 权，在自由贸易（共同市场）的限度内，依据自身的时机和需要来管理其经济和货币。这种货币"蛇体制"将通过固定（或相对固定）汇率确保各国的联动，而汇率 则能够通过协商而予以适时的升值和贬值。    在这一设想之下，对于"硬化蛇"（ stiffening serpent）的长期观点将是现实 的--也许会导致放弃谋求一种共同货币。这一进程将由生产体系、真实工资和社会福利的渐进收敛过程来调节。换句话说，通过自下而上的收敛，"货币蛇"将帮 助而不是破坏这一进程。但是，这将要求各国就目标达成一致，并展现控制金融泛滥的政治决心。这与以去管制的金融一体化为特征的荒谬的现行体系截然相反。    4．当前的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藉此，我们能够摆脱这种不可靠的货币赖以维持的途径，并代之以与现实时机相适应的、对受危机影响的各国都有效的货币"蛇体系"。    希 腊和西班牙可以通过如下决策开始这一进程：（1）"暂时"与欧元脱钩；（2）将它们的货币贬值；（3）至少就金融流动而言，要实施外汇管制。通过实施上述 措施，这些国家将能够在一个坚实的立场上通过协商谈判重新确定其债务表，并在通过审计后要求取消那些与腐败和投机（这些属于外国垄断寡头参与并趁机发财的 活动！）相关的债务。我确信，这将做出一个良好的表率。    5．不幸的是，这样一种危机出路的实现机会是极其渺茫的。决定维持独立于主权国家 的欧元，并在"金融市场法则"的神圣性面前五体投地，这些并非某种荒谬理论的结果。它们意在维护垄断寡头的统治。它们是构建一个欧洲集体的关键要素，后者 本身就将排除一切针对垄断寡头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挑战。    在一篇流传甚广的题为《帕潘德里欧致默克尔的公开信》的文章中，这封代言式书信的 希腊作者将德国过去与现在的专横傲慢做了比较。在20世纪，德国的统治阶级曾两次图谋通过战争手段创造一个屈服于他们意志的欧洲统一体，但两次均以失败告 终。他们对欧洲领导权和统治一个"马克区"的追求，似乎都是基于对德国经济的过高估计，德国经济实际上只是相对强大而实际上是脆弱的。    只 有当激进的左派敢于在政治上采取主动并建立一个反垄断寡头的替代组织时，危机才能得到克服。我曾经说过，欧洲要么是左派的欧洲，要么就什么都不是。然而， 当前欧洲的左派势力的战斗口号仍然是"当下的欧洲总比没有欧洲要好"。打破目前的僵局就要解构现行的机构和条约体系。在其现行形式下，这个体系将导致史无 前例的混乱。所有的设想都是可能的，包括我们讳莫如深的极右翼的复兴。对于美国来说，一个被阉割了的欧洲或欧洲的完全崩溃，都是无所谓的。一个团结的强大 的欧洲将迫使美国在意其利益和观点，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周思成译，摘自2011年第6期《国外理论动态》） 

2007年9月15－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秘书长何秉孟同志率团在德国和瑞典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学术访问，期间在德国波恩的艾伯特基金会总部访问了德国著名学者、德国社民党重要理论智囊人物托马斯·迈尔教授，就德国社民党新纲领草案及其当前的理论政策调整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我们要建立的只是以受社会约束为内在要求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自由市场经济。我们需要的是内在于市场经济中的社会调节，这样我们就有了覆盖全社会的福利国家。何秉孟：我们非常感谢迈尔教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同我们座谈。用您曾在一篇文章中的话说，就是"修正"社会民主主义的动态。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善于理论思维的民族，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理论、纲领创新方面也有着不平凡的历史。我们中国理论界，包括中国社科院，对德国社民党理论研究的进展情况一直非常关注。据我们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近些年来就推动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迈尔教授是德国社民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在这方面有着自己的系统、独到见解，所以今天能在一起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及其转型问题进行探讨，我们非常高兴。姜辉：迈尔教授，大约五六年前，我读过您的中文版著作《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您在书中提供了关于社会民主主义及其政党的历史、战略和未来的丰富资料及深刻评述。从那本书的德文版出版到现在，几乎有近十年的时间了。在这期间，无论是欧洲还是整个世界，无论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各国社会民主党，都经历了一些重要的变化。那么，当前您对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理论、纲领、战略等有哪些新的研究和思考呢？托马斯·迈尔：最近，我出版了一本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新著《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分上下两卷，一卷有750页，是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另一卷有500页，则是关于社会民主主义战略的。在书中，我对许多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模式进行了比较。首先，我先谈谈关于社会民主主义讨论的理论框架。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对自由民主制有两种非常不同的理解，即从基本权利意义上看，对民主的类型或法治下的民主的不同理解。一种是美国的类型，也被称为唯自由论的民主（libertarian democracy），这是典型美国式的，崇尚自由的市场，自由的私人财产权，不承认经济社会的基本权利的存在。而欧洲的民主类型，我们可称之为社会的民主（social democracy），是公平得多的民主类型，它承认基本权利，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权利。这就是美国的民主类型同欧洲的民主类型的主要区别。何秉孟：我赞同您在关于民主问题上对美国类型与欧洲类型所作的区分。美国式的、崇尚自由市场的唯自由论的民主，我们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而欧洲的社会的民主，在社会经济制度层面上，我们通常称之为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托马斯·迈尔：是的。这样的区分，意味着我们要如何更好地组织一个社会，特别是在政治、经济上来组织社会的问题。所以，我们这里要建立的只是以受社会约束为内在要求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自由市场经济。我们需要的是内在于市场经济中的社会调节，这样我们就有了覆盖全社会的福利国家。社会保护就是一种社会权利，这是以社会的公民权利和义务为前提。美国式的民主和欧洲式的民主对待市场的态度的确不同。就全球化经济来说，持唯自由论民主立场的人认为，全球化市场本身就是处理全球事务的最好调节者，而持社会民主立场的人则认为，全球化的市场需要全球性的调节和治理，需要正确处理政治机构的全球调节作用与全球化市场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对保护人们的社会经济基本权利负责。这是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是我们分析问题的基本框架，也是详细阐释社会民主主义原则和理论的基础。姜辉：那么，德国社民党的新党纲草案是如何反映这样的立场和观点的呢？托马斯·迈尔：这样的立场和观点在德国社民党的基本政策和新党纲草案中得到了接受。目前党内正广泛讨论这个新党纲草案，我是学术领域方面的一位起草成员和顾问，这个周末还在开会讨论。正如你们已了解到的，该草案的讨论到十月底结束，那时要在汉堡召开党的代表大会通过新的纲领，届时我们便有了新的《汉堡纲领》。姜辉：在德国社民党的历史上，有几个具有广泛影响和标志性的纲领，比如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1989年的《柏林纲领》等，这些纲领都代表着德国社民党的时代特征和重要转折。我们知道，21世纪伊始，德国社民党就酝酿制定一份适应时代和形势变化的新党纲，并为此展开了长达数年的辩论和讨论。今天在新的纲领已经成熟并即将通过的时候，您能否介绍一下，从具体特征和内容来看，德国社民党新的党纲与其此前的几个党纲有哪些不同和新颖之处呢？托马斯·迈尔：这里我简要说明一下这个即将产生的《汉堡纲领》要解决的问题。同此前的几个纲领相比，现在我们的观点是，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方法来组织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这是因为，虽然欧洲的许多国家仍然一直在致力于实践社会民主主义，但是现在它们是在开放的市场条件下实践和运作，这是非常不同的情况。一些国家做得较好，比如瑞典、芬兰和丹麦，从社会发展来看，它们有较低的失业率，较高的社会公平程度，在科学研究和教育方面也做得很好。尽管像瑞典这样的国家实行非常慷慨的福利国家制度，但它们的情况看来很好，虽然也存在着问题。而其他一些国家，虽然处于与瑞典同样的环境和条件，但相比来说做得并不怎样好，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我们的新党纲就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张顺洪：按照您的说法，看来德国社民党在制定新党纲和政策调整过程中要向瑞典等北欧国家学习借鉴一些东西了？托马斯·迈尔：因为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完全掌握真理，所以我们向外面看，观察别的国家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怎么取得的成就，采用怎样的制度和政策，这就需要新的方法。在过去大约八年的时间里，我们就试图探索新的方法。像中国和越南等国的许多政党也是这样，把目光投向国外，看其他国家在做什么，试图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些东西，探求新的方法。这对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来说也是一种新的东西，因为此前它们多是关注自身，现在都不得不相互学习和借鉴。大体上你们可以看到，德国社民党的新党纲在某种程度上试图向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学习。它们虽然也同样处于全球化条件下，但能够证明社会民主主义仍然可以成功，在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方面做得很好。我们对它们采取的政策和方法非常感兴趣。这就是我最便捷地、也是最简单地描述德国社民党《汉堡纲领》的一个新颖之处。何秉孟：您刚才说，相比较而言，北欧的瑞典、芬兰、丹麦的社民党实践社会民主主义比较成功。这也就是说，在欧洲诸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调整变革过程中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类型。在您看来，大致有几种类型？托马斯·迈尔：总的来看，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在反思、变革和调整中出现了三种类型的政党：第一种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称之为传统主义的（traditionalist）类型，它们坚持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较多，这包括法国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第二种类型以英国工党为代表，它们形成了自由主义化的（liberalized）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这种类型也包括爱尔兰和荷兰的社会民主党。第三种是现代化的（modernized）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它们仍然坚持自己的目标，但是逐渐地改变了方法和手段，这种类型包括瑞典和丹麦的社会民主党。何秉孟：作这样的类型划分，主要依据是哪些标准呢？托马斯·迈尔：这里用"传统主义的"、"自由主义化的"和"现代化的"概念来描述，是基于一定的标准：那些既坚持传统目标又坚持传统手段的政党，是传统主义的；那些既改变了传统的目标又改变了传统手段的政党，是自由主义化的；那些坚持传统的目标但改变了传统手段，试图用新的途径和方法实现传统目标的政党，是现代化的。这就是上述三者的区别。比较来说，显然现代化类型的政党是最为成功的，例如瑞典社民党；传统类型的政党，法国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不是很成功；自由主义类型的政党，在经济上可以说是成功的，但在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实现社会平等和社会保障方面不是很成功。所以，要使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和手段现代化，意味着坚持并重新描述或阐释自己的目标，而不是偏离传统的目标，同时寻求在今天全球化条件下的新的途径和工具。我们所做的，就是继续坚持以往的社会民主主义目标，同时也向最为成功的政党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政党学习。这是制定新的党纲时应坚持的原则。姜辉：那么，除了这样的原则和框架之外，具体来看，德国社民党新党纲的独特之处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托马斯·迈尔：大体上说，有四个方面的主要思想，体现了新党纲同此前德国社民党《柏林纲领》等文件的不同。第一，公平的全球化和社会的欧洲。这意味着在国际政治领域和全球市场中要有合理的、有秩序的国家间多边关系，这要通过各种有效的管理和协调手段来实现，诸如金融控制等。在欧盟，成员国要在整体的社会层面来行动，彼此之间协调一致，使欧洲成为全球化过程中有预先行为能力的、积极的主体。第二，可持续发展，也就是在生态和社会方面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使生态与经济之间相互协调。这主要包括通过采用新的生态技术，高效节约使用能源，在能源开发领域发现新材料和发明新工艺，等等。这不仅仅是具体的技术和行动，而且还要改变投资战略，使之朝着有利于节约能源和资源的方向发展。第三，也是在德国讨论最多的，是我们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吸收借鉴的政策，这就是"预防性福利国家"（preventive welfare state）。第四，也是从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中借鉴的，即帮助人们在市场经济风险下免于贫穷的最好方法，不仅是福利国家为人们提供收入支持，而且要大规模投资到教育，把学前三或四年的教育阶段纳入到新的教育体制中，实行全面、全日制的教育。欧洲最好的教育制度在芬兰。在知识经济中运作最好的国家，是使更多的人有工作能力，较少的人缺乏就业机会。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教育上的成就是好的，德国在教育方面的表现不是很好。我们要实行的是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在这种政策下，那些没有工作的人会被迫去做任何能做的事情，以尽快回到劳动市场上来。在失业者和就业机构之间有一种协议，其中就要规定再教育的内容，以使失业人员重新获得进入劳动市场的能力。如果失业者不愿意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就要受到惩罚，比如减少其福利收入支持。国家通过政府行为来进行调节，市场通过货币来进行调节，公民社会则通过团结互助（solidarity）和社会资本来协调。这种三角形的调节模式，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所需要的，目前欧洲的政治科学也在研究和探索这种机制。何秉孟：我们此前已了解到德国社民党新纲领草案中，专门论述了"预防性福利国家"，这一概念究竟表示什么意义和政策呢？托马斯·迈尔：预防性福利国家意味着，一方面，福利的社会保障一直是而且应继续是根据全方位覆盖的原则来组织，每个公民都有受保护的权利，一生中的所有风险都能有担保。这种全面的社会保障涵盖所有的公民和所有的风险，不论是失业的、疾病的，还是年老的、贫穷的人，等等，每位公民都有权利获得这样的社会保障，这被称为社会的公民权（social citizenship），是作为一种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最近大量的周期性经验调查和比较社会研究，对不同的福利国家进行比较以观察其在效果上的不同，即成功与不成功之处。这些研究成果发现，那些主要通过普遍的税收政策（general taxes）的福利国家比那些采取劳动相关的税收政策（labor－related contributions）的福利国家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运作得好。我们德国就是后一种类型，这里主要通过采取劳动相关的税收政策和保险制度，也就是说，雇员和雇主都要把总收入的6%－7％的份额作为社会保险税交纳。这种制度使劳动力成本很昂贵，而且造成这样的情况，即那些在劳动市场活跃的工人要交税，而那些不工作的人却对税收没有贡献。我们在过去的十五年里通过统计调查研究发现，德国的这种福利和社会保险政策在全球化条件下有许多不利之处，它使劳动力成本昂贵。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政策和制度中，每一个公民都要交纳社会保障税，而不是特别地与劳动力成本相关。这种制度使企业具有生产率，在全球市场上也比较活跃。所以，德国社民党新党纲就主张采取这种通过普遍税制支持的预防性福利国家制度。张顺洪：这是否意味着国家要对经济和福利政策进行较多的干预和调节？托马斯·迈尔：预防性福利国家包括政治管理和调节的内容。有趣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有一个观点是（也许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如果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调节或管理一个社会，最好的办法是运用国家的行动。国家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做任何事情。这样的观点和做法，在理论讨论中被称为是"国家主义"（etatism）。现在人们则认为，这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是行不通的。在复杂的社会中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管理，是通过形成三种调节主体之间的平衡来实现的：一是国家。国家（政府）是最终的保护者和保障者，但不是国家（政府）本身去做每一件事情，有时要通过代理或代表实现其保障功能。二是市场。市场在复杂的经济中是有效的调节主体，但要与国家的调节相协调，市场在国家的监管下运行。三是"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这个主体可以控制市场后果，可以控制经济权力，也可以有助于对社会进行政治调节。这就形成了三角形的调节主体关系模式：国家通过政府行为来进行调节，市场通过货币来进行调节，公民社会则通过团结互助（solidarity）和社会资本来协调。这种三角形的调节模式，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所需要的，目前欧洲的政治科学也在研究和探索这种机制。现在政治科学研究的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过去一般认为国家和政府行为是一种垄断权力，而现在则认为，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国家权力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权力，这种国家管理代表全体公民的利益和基本权利。这就是一种不同的国家哲学。在德国社民党的新党纲中也体现了这一点，它旨在探求一种现代化的、有效的管理和调节的体制与机制。在我们的新党纲中，不再坚持那种在生产资料社会化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了。我们的原则与方法的基础就是基本的经济社会权利。我们倡导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经济基本权利为基础的民主。姜辉：我想问一个关于新党纲和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的问题。从1959年德国社民党《哥德斯堡纲领》开始的所有党纲，都把"自由、公正和团结"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而写入。但是其他政党，包括右翼政党，也经常把这些词汇写入自己的党纲。那么，怎样把社会民主党同其他政党区别开来呢？托马斯·迈尔：您说的情况是存在的，但我们知道，相同的概念或词汇在实际中却有着不同的含义。比如，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者所说的"公正"，同基民盟等其他保守党或新自由主义者所说的公正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在实际运用中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如"自由"这个概念，在政治和哲学的讨论中，自由的含义就是不同的。英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提出了"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和"消极自由"(negative freedom)的问题。"消极自由"的含义是，我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免于受到外界的侵犯和干涉，按照一般的法律，任何人无权对我造成侵害和干扰。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个概念是"资产阶级的概念"。如果你有资源的话，你就能够受保护而避免他人的侵扰。但是，如果你没有资源的话，你也就没有行为的能力。这不是说你去侵扰他人，而是你缺少保护自己的行动资源。问题就在这里，这是唯自由主义的或消极的自由概念。而我们社会民主主义者还倡导"积极自由"，即保证你有采取行为的资源和能力，这是通过教育、收入或社会保障而获得的。我们讲自由，包括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有免于外界非法侵扰的自由，另一方面有利用资源采取行动的自由。这是我们同右翼政党不同的自由概念。我们谈到"公正"，也有非常不同的含义。当唯自由论者说起公平的时候，其含义是机会的平等，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它意味着你可以自由地进入市场，有权利和机会在市场上竞争。但是我们所说的公平，含义却非常不同，它意味着自由的平等，是在积极的意义上使用的概念。我想这甚至也是卡尔·马克思曾经论述的观点。总之，这就是我们对这些基本价值的界定和看法。但是，我个人的方法，正如在我的著作《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中所表达的，是根据基本权利来理解三个基本价值概念的，因为每个人都被授权实现自己的基本权利。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等各方面基本权利，也包括受教育、获得保障和行动资源的权利，这些正是积极自由的表现。这就是我对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价值的理解。我的方法也许与别人不同，我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访问时发现，各国中有很多人（不同肤色的人）都认为这种方法是很有说服力的，因为经济社会的基本权利是国际法根本的、有力的基础。何秉孟：我们通过一些资料了解到，德国社民党曾经就"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的使用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我们也知道您是倾向于使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概念。那么，您是怎样看待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的？您是不是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目前对于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来说已经过时了？托马斯·迈尔：是的，我现在倾向于使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概念。我要说的是，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我也喜欢"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但是自从1989年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我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已不可能准确地描述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和方法。这并不是因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法发生了基本的变化，而主要是因为政治主题发生了改变。在我们的新党纲中，不再坚持那种在生产资料社会化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了。我们的原则与方法的基础就是基本的经济社会权利。我们倡导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经济基本权利为基础的民主。但是，如果今天你说："我非常喜欢社会主义"，那么，你说它的时候也许只用一分钟，但你却要花费一周的时间来解释你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现在"社会主义"这个词已不是一个表达希望的概念，而是一个表示疑惑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意义已被滥用，你使用了它，你就会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就不得不去解释：我说的不是俄国的那种，不是这里的那种，等等。所以，各种原因都表明，现在已不适宜使用"社会主义"的概念姜辉：正在讨论的德国社民党新党纲草案里出现了一次"民主社会主义"的概念。按你这里所说的，新党纲中又是在什么意义上出现了这个你认为不再适用的概念呢？托马斯·迈尔：新的党纲草案在某种意义上也会有各种观点相互妥协，其中也许有这样类似的表达：150年来我们为民主社会主义而奋斗，而现在我们是在社会民主主义旗帜下继续奋斗。是的，里面的确有诸如此类的文字表述。张顺洪：在今天的欧洲政治舞台上，左翼和右翼政党有许多趋同的现象，往往在同一个问题上表达相同的观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是否认为左右翼的划分已经过时了？您是不是喜欢采用其他的划分标准来讨论问题呢？托马斯·迈尔：我的意见是，今天你当然可以继续使用左翼和右翼这两个概念，但是我一般使用"传统主义者"（traditionalist）和"现代化论者"（modernizer）这两个概念。这两对概念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所以有时候你会有疑问：为什么有的传统主义者不像是左翼人士，而是保守的右翼人士？很清楚，传统主义者认为，既定的目标和手段应该保存下去。而现代化论者则认为，旧的手段应该抛弃，而应有新的手段和方法。"第三条道路"是试图找到一种方法，以把新的动力纳入到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中来，以适应全球化下的环境和条件。它还试图建立起政治领导人与学术界之间的联系，以及世界各地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的联系。何秉孟：在20世纪90年代，"第三条道路"理论在欧洲很流行。2004年我和姜辉教授访问英国，就"第三条道路"问题同英国学者座谈时，不少英国学者认为，"第三条道路"不过是一个争取中间选民的竞选口号。而且在我看来，布莱尔借口推行"第三条道路"，向右，即向美国的新自由主义靠得太多，招致不少批评。而在今天，则很少看到"第三条道路"这个词汇被人们使用了。是不是"第三条道路"理论被证明是不适用的？托马斯·迈尔：我认为"第三条道路"是试图找到一种方法，以把新的动力纳入到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中来，以适应全球化下的环境和条件。它还试图建立起政治领导人与学术界之间的联系，以及世界各地社会民主主义者之间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条道路"的尝试是成功的，至少在提出后的5－6年时间里是这样。但从另一方面讲，"第三条道路"理论显得非常个人化，带有克林顿和布莱尔两人的浓厚个人色彩，特别是克林顿。具体地说，是美国白宫的智囊顾问们首先倡导的，主要是威廉·马歇尔（William Marshall），他和克林顿一起引发了一场新的关于"第三条道路"的讨论。然后被英国的托尼·吉登斯和布莱尔吸收采用了。后来因为这个概念同布莱尔本人及英国传统联系得太紧密了，以致被现代化论者所拒绝，因为它同自由主义化联系得紧密，而不是更多地同现代化联系起来。另外，由于布莱尔支持美国布什对伊拉克发动战争而声誉降低，也促使"第三条道路"逐渐不被人们讨论了。张顺洪：德国社民党2007年的新党纲草案在什么意义上说是基于德国阶级结构变化的？托马斯·迈尔：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欧洲的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中，一般认为以阶级结构为基础对现代社会进行分析已变得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阶级结构变得非常不清晰。"阶级结构"这个概念后来被"阶层"（layers）和分层（Stratification）所取代。但这也不够充分，现在我们分析我们所处的社会，根据的是法国非常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发展起来的"社会经济场域"（Social Economic Milieus）的概念。根据这样的划分，德国社会包括十个场域：三个上层场域，三个中层场域，三个下层场域，还有一个最下层场域。这些场域中的人群，根据其阶层地位、收入、职业和教育等方面的情况彼此区分开来，同时他们在思想、文化、态度和习惯（habitus）方面也彼此不同。我们就是根据这样的方法来进行社会分析。现在，我们还对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社会人群进行分析。我们有个研究题目是"变革过程中的社会场域"，认为还存在一个占社会人口8％的人群，可被称之为"被隔离的无产阶层"（Detached Proletariat），这个人群被排斥在主流社会外，就像过去被马克思称为"流氓无产者阶级"（lumpen proletariat）的群体，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经济上等方面，都是与主流社会不同的，这是另一个下层社会群体。总之，这样的"社会场域"概念就是当前我们进行社会分析依据的一种重要方法。人物介绍何秉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秘书长；姜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顺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托马斯·迈尔（Thomas Meyer），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理论家，任德国社民党基本价值委员会副主任，艾伯特基金会政治教育学院院长，兼任多特蒙德大学教授。他是1989年德国社民党《柏林纲领》和即将形成的2007年《汉堡纲领》的主要起草人和顾问之一。他是欧洲关于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著名学者，曾经出版的《民主社会主义导论》（1980年）及其增补版《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导论》（1991年），《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走向21世纪的社会民主党》（1998年），《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2007年）等，在理论界和欧洲政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与俄罗斯，都曾实施过大体相同的计划经济体制，但在上个世纪末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却有着不同的转型策略和基本进程，根本原因是两个国家在对转型的最终目标定位上有着不同的制度安排。 

在当代西方哲学舞台上，罗尔斯无疑是一位具有独特思想性格的哲学家。这位被誉为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哲学领袖和哈佛“自由主义思想铁三角”之一(另外两“角”据说是帕森斯和亨廷顿)的哲学和伦理学教授，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伊始发表《正义论》以来就一直充当着哈佛和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政治哲学和社会伦理学的“领衔主演”，被丹尼尔斯称为“二十世纪的洛克”。

吉登斯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努力探索，应该从积极的方面予以肯定。

我们正在目睹后民主阶段的“市场—国家”的兴起。在这种“市场—国家”中，人民主权和政治代表在形式上仍然存在，但现实的民主实践——例如选民的投票和政党的党员——处在衰落之中，而且权力正在从人民重新回到旧精英或新阶级那里

综述

自2005年第一批中国青年志愿者走进埃塞俄比亚开始，至2011年底，已经有364名青年志愿者奔赴非洲各国。笔者深入调研了中国"援外青年志愿者"项目的运转和实施情况，本文结合此个案研究，来反思中国目前对非公共外交的定位、绩效及现存问题。

就像4/3个世纪以前的法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所面临的一样,你即将在这个信念和传统智慧土崩瓦解的时刻走马上任.我们所面临的世界不是你或任何人可以想象的.很多总统面临过各种危机,但很少有总统在他就职的第一天,就要被迫处理如此空前绝后的目前美国眼下的危机.

目睹美国国会就医疗改革、气候和能源问题进行的辩论，我们很难不得出以下结论：比一党专政更糟糕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一党民主。

对中国而言，怎样向东南亚民众传达其"和平崛起"、"富国、强军"的愿景，在本质上有别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富国强兵"的路线与思维，将是问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