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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斯塔科维奇在１９４１年完成了作品编号６０的《第七交响曲》。这一年，希特勒的德国以３２个步兵师、４个摩托化师、４个坦克师和一个骑兵旅，还有６０００门大炮、４５００门迫击炮和１０００多架飞机猛烈进攻列宁格勒。希特勒决心在这一年秋天结束之前，将这座城市从地球上抹掉。也是这一年，肖斯塔科维奇在列宁格勒战火的背景下度过了三十五岁生日。”从作家的角度所写的乐评和文评，有特殊的敏感和质地。－－人文与社会

记得2009年6月初的一天，法兰克福阳光明媚，德国电视一台（ARD）的摄制组拉着我到处走动，让我一边行走一边面对镜头侃侃而谈。他们首先把我拉到了法兰克福著名的红灯区，妖艳的霓虹灯在白天里仍然闪烁着色情的光芒，他们试图让我站立在某个暧昧的门口接受采访，马上有人从里面走出来驱赶我们，尝试了几次又被驱赶了几次以后，我只好站到了车来车往的十字路口回答他们的第一个提问。然后又被他们带到了几处又脏又乱的地方，或站或坐地继续接受采访。我的德国翻译跟在后面，一路上都在用中文发出不满的嘟哝声，他说法兰克福有很多美丽的地方，为什么不去哪里？为什么尽是在法兰克福落后的地方拍摄？现在，罗伯特·凡德·休斯特的《中国人家》在中国出版了。我想，可能也会有一些中国人发出不满的嘟哝声。中国经历了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国，繁荣的景象随处可见，可是罗伯特·凡德·休斯特却热衷于在中国的落后地区摁下快门，虽然他的镜头也有过对准富裕人家的时候，可是次数太少了。因此一些中国人可能会觉得，罗伯特·凡德·休斯特没有足够地表达出中国三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他的作品里已经流露出了这样的变化，问题是在为数不多的表达了生活富裕的画面上，罗伯特·凡德·休斯特却让它们尽情散发出庸俗的气息。反而是在那些表达生活贫困的画面上，罗伯特·凡德·休斯特拍摄下了真诚和朴素的情感。于是，一些中国人可能会感到疑惑，这个荷兰人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想，这样的批评者往往以爱国主义自居。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它国家，爱国主义常常是用来批评艺术和艺术家的最好借口。我不认为这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这只是一种口水的爱国主义，或者说爱国病，在其骨子里其实展示了人类的虚荣之心。虽然我们的现实生活里存在着废墟，可是我们愿意展示的却是美丽的公园。就像人们独自在家中的时候可以是一付邋遢的模样，可是走出家门的时候就要梳妝打扮一番。人人都想拥有一个光鲜体面的外表，除非穷途潦倒成为了乞丐。如果让人选择，是以邋遢的模样面对照相机，还是以体面的模样面对照相机时，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选择体面的模样。我和罗伯特·凡德·休斯特也不会例外，因为虚荣之心人皆有之。当然，这也是每个人的尊严。问题是人们对尊严的理解不尽相同，有些人认为富贵和繁荣代表了尊严，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商店里奢侈品琳琅满目等等的景象代表了尊严。另外一些人却并不这么认为，这些人认为尊严来自于人们的内心，表达于人们的表情，尊严和富贵繁荣没有必然的关系。我之所以乐意为罗伯特·凡德·休斯特的《中国人家》写序，就是因为我在他的摄影作品里看到了从内心出发，抵达表情的尊严。 罗伯特·凡德·休斯特精心设计了他需要的画面，然后摁下了快门。我感到，他在摁下快门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对被拍摄者的尊重，无论是人物，还是景物，罗伯特·凡德·休斯特都以感激之情对待。这位不会说中国话的荷兰人，日复一日地游走在中国的农村，试图融入到一个又一个中国的家庭之中。他是如何跨过这条文化鸿沟的？他说："用眼神、用情感、用我的感受来交流。"然后他成功了。他的尊重之心在那些贫穷的中国家庭那里得到了回报，他们热情地为他敞开了屋门，将他请入家中，用粗茶淡饭招待他。罗伯特·凡德·休斯特说："我被摄入镜头的中国家庭体现的强烈好奇心、极大的热忱和友善所感动。每次在他们家里，我还会感受到他们的决心、勇气和意志力量。看来他们只有一个行进的方向，那就是前进。"如果有人质问罗伯特·凡德·休斯特：为何不是更多地去拍摄中国的富贵家庭？我愿意在此替他回答：那些亿万富翁的家门会向这个高个子灰头发的荷兰人敞开吗？中国人一直在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罗伯特·凡德·休斯特的作品告诉我们，热情好客的民族传统现在更多地存在于中国的贫穷家庭，而不是富贵家庭。而且，这个荷兰人的镜头在面对中国的穷人时，时刻感受到了"他们的决心、勇气和意志力量。"他们虽然贫穷，可是"他们只有一个行进的方向，那就是前进。"我欣赏罗伯特·凡德·休斯特作品的客观性，《中国人家》将会令人难忘。里面的画面真实地表达了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我记得在一幅画面上，一个目光坚定的头像，其背景的桌子上摆着四个闹钟。我想借此提醒人们，在中国三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还有很多中国人的生活，只是从一个闹钟到四个闹钟的进步。注：《中国人家》已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同时出版。本文是应法国伽利玛出版社邀请所撰写的序言。人文与社会：最后这张选自《杭州制造》，与《中国人家》风格不太相同

“感谢赵旭东教授邀请我来到这里，赵教授是中国精神科和心理治疗方面的权威，他很谦虚，不承认自己是权威，我对他说，你把崔永元著名的抑郁症治好了，你治好了一个权威，你就是权威了。今天，这个权威冒险邀请我这个门外汉来这里演讲，让我担心他的心理是否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布尔加科夫一九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贫困潦倒的布尔加科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希望得到莫斯科艺术剧院一个助理导演的职位，"如果不能任命我为助理导演......"他说，"请求当个在编的普通配角演员；如果当普通配角也不行，我就请求当个管剧务的工人；如果连工人也不能当，那就请求苏联政府以它认为必要的任何方式尽快处置我，只要处置就行......"作为一位作品被禁的大师，布尔加科夫在骄傲与克服饥饿之间显得困难重重，最终他两者都选择了，他在"请求"的后面没有丝毫的乞讨，当他请求做一个管剧务的工人时，依然骄傲地说："只要处置就行。"同年四月十八日，斯大林拨通了布尔加科夫家的电话，与布尔加科夫进行了简短的交谈，然后布尔加科夫成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一名助理导演。他重新开始写作《大师和玛格丽特》，一部在那个时代不可能获得发表的作品。布尔加科夫深知这一点，因此他的写作就更为突出地表达了内心的需要，也就是说他的写作失去了实际的意义，与发表、收入、名誉等等毫无关系，写作成为了纯粹的自我表达，成为了市尔加科夫对自己的纪念。这位来自基辅的神学教授的儿子，自幼腼腆、斯文、安静，他认为："作家不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应该坚贞不屈......如果使文学去适应把个人生活安排得更为舒适、更富有的需要，这样的文学便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勾当了。"他说到做到。无论是来自政治的斯大林的意见，还是来自艺术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压力，都不能使他改变自己的主张，于是他生活贫困，朋友疏远，人格遭受侮辱，然而布尔加科夫"微笑着接受厄运的挑战"，就像一首牙买加民歌里的奴隶的歌唱："你们有权利，我们有道德。"在这种情况下，布尔加科夫的写作只能是内心独白，于是在愤怒、仇恨和绝望之后，他突然幸福地回到了写作，就像疾病使普鲁斯特回到写作，孤独使卡夫卡回到写作那样，厄运将布尔加科夫与荣誉、富贵分开了，同时又将真正的写作赋于了他，给了他另一种欢乐，也给了他另一种痛苦。回到了写作的布尔加科夫，没有了出版，没有了读者，没有了评论，与此同时他也没有了虚荣，没有了毫无意义的期待。他获得了宁静，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他用不着去和自己的盛名斗争；用不着一方面和报纸、杂志夸夸其谈，另一方面独自一人时又要反省自己的言行。最重要的是，他不需要迫使自己从世俗的荣耀里脱身而出，从而使自己回到写作，因为他没有机会离开写作了，他将自己的人生掌握在叙述的虚构里，他已经消失在自己的写作之中，而且无影无踪，就像博尔赫斯写到佩德罗-达米安生命消失时的比喻："仿佛水消失在水中"。在生命的最后十二年里，布尔加科夫失去一切之后，《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写作又使他得到了一切；他虚构了撒旦对莫斯科的访问，也虚构了自己；或者说他将自己的生活进行了重新的安排，他扩张了想象，缩小了现实。因此在最后的十二年里，很难说布尔加科夫是贫困的？还是富有的？是软弱的？还是强大的？是走投无路？还是左右逢源？大师和玛格丽特在这部作品中，有两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就是大师和玛格丽特，他们第一次的出现，是在书的封面上，可是以书名的身份出现了一次以后，他们的第二次出现却被叙述一再推迟，直到二八四页，大师才悄然而来，紧接着在三一四页的时候，美丽的玛格丽特也接踵而至了。在这部五八○页的作品里，大师和玛格丽特真正的出现正是在叙述最为舒展的部分，也就是一部作品中间的部分。这时候，读者已经忘记了书名，忘记了曾经在书的封面上看到过他们的名字。在此之前，化名沃兰德的撒旦以叙述里最为有力的声音，改变了莫斯科的现实。虽然撒旦的声音极其低沉，低到泥土之下，但是它建立了叙述的基础，然后就像是地震一样，在其之上，我们看到了莫斯科如何紧张了起来，并且惊恐不安。显然，布尔加科夫的天才得到了魔鬼的帮助，他饱尝痛苦和耻辱的内心，使他在有生之年就远离了人世，当他发现自己讨厌的不是几个人，而是所有的人时，他的内心逐渐地成为了传说，在传说中与撒旦相遇，然后和撒旦重叠。因此可以这样说，《大师和玛格丽特》里的撒旦，就是布尔加科夫自己，而大师--这个试图重写本丢·彼拉多的历史的作家，则是布尔加科夫留在现实里的残缺不全的影子。从钱诚先生的汉语翻译来看，《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叙述具备了十九世纪式的耐心，尤其是开始的几章，牧首湖畔的冗长的交谈，本丢·彼拉多对耶稣的审训，然后又回到牧首湖畔的谈话，五十一页过去了，布尔加科夫才让那位诗人疯跑起来，当诗人无家汉开始其丧失理智的疯狂奔跑，布尔加科夫叙述的速度也跑动起来了，一直到二八三页，也就是大师出现之前，布尔加科夫让笔下的人物像是传递接力棒似的，把叙述中的不安和恐惧迅速弥漫开去。我们读到的篇章越来越辉煌，叙述逐渐地成为了集会，莫斯科众多的声音一个接着一个地汇入红场。在魔鬼的游戏的上面，所有的人都在惊慌失措的摇晃，而且都是不由自主。所发生的一切事都丧失了现实的原则，人们目瞪口呆、浑身发抖、莫名其妙和心惊胆战。就这样，当所有的不安、所有的恐惧、所有的虚张声势都聚集起来时，也就是说当叙述开始显示出无边无际的前景时，叙述断了。这时候大师和玛格丽特的爱情开始了，强劲有力的叙述一瞬间就转换成柔情似水，中间没有任何过渡，就是片刻的沉默也没有，仿佛是突然伸过来一双纤细的手，"咔嚓"一声扭断了一根铁管。这时候二八三页过去了，这往往是一部作品找到方向的时候，最起码也是方向逐渐清晰起来的时候，因此在这样的时候再让两个崭新的人物出现，叙述的危险也随之诞生，因为这时候读者开始了解叙述中的人物了，叙述中的各种关系也正是在这时候得到全部的呈现。叙述在经历了此刻的复杂以后，接下去应该是逐渐单纯地走向结尾。所以，作家往往只有出于无奈，才会在这时候让新的人物出来，作家这样做是因为新的人物能够带来新的情节和新的细节，将它们带入停滞不前的叙述中，从而推动叙述。在这里，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出现显然不是出于布尔加科夫的无奈，他们虽然带来了新的情节和新的细节，但是他们不是推动，而是改变了叙述的方向。这样一来，就注定了这部作品在叙述上的多层选择，也就是说它不是一部结构严密的作品。事实也正是如此，人们在这部作品中读到的是一段又一段光彩夺目的篇章，而章节之间的必要连接却显得并不重要了，有时候甚至没有连接，直接就是中断。布尔加科夫在丰富的欲望和叙述的控制之间，作出了明智的选择，他要表达的事物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叙述的完美必然会破坏事实的丰富，他干脆放任自己的叙述，让自己的想象和感受尽情发挥，直到淋漓尽致之时，他才会做出结构上的考虑。这时候大师和玛格丽特的重要性显示出来了，正是他们的爱情，虚幻的和抽象的爱情使《大师和玛格丽特》有了结构，同时也正是这爱情篇章的简短，这样也就一目了然，使结构在叙述中浮现了出来，让叙述在快速奔跑的时候有了回首一望，这回首一望恰到好处地拉住了快要迷途不返的叙述。《大师和玛格丽特》似乎证明了这样的一种叙述，在一部五百页以上的长篇小说里，结构不应该是清晰可见的，它应该是时隐时现；它应该在叙述者训练有素的内心里，而不应该在急功近利的笔尖。只有这样，长篇小说里跌宕的幅度辽阔的叙述才不会受到伤害。大师和玛格丽特，这是两个雕像般的人物，他们具有不可思议的完美，布尔加科夫让他们来自现实，又不给予他们现实的性格。与柏辽兹、斯乔帕、瓦列奴哈和里姆斯基他们相比，大师和玛格丽特实在不像是莫斯科的居民。这并不是指他们身上没有莫斯科平庸和虚伪的时尚，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内心里我们读不到莫斯科的现实，而且他们的完美使他们更像是传说中的人物，让人们觉得他们和书中的撒旦、耶稣还有本丢·彼拉多一样古老，甚至还没有撒旦和耶稣身上的某些现实性，而大师笔下的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倒是和今天的政治家十分相近。布尔加科夫在描叙这两个人物时，显然是放弃了他们应该具有的现实性！因为在《大师和玛格丽特》里，我们已经读到了足够多的现实。在柏辽兹、里姆斯基这些莫斯科的平庸之辈那里，布尔加科夫已经显示出了其洞察现实的天才，可以说是我们要什么，布尔加科夫就给了我们什么。就是在撒旦，在耶稣，在本丢·彼拉多那里，我们也读到了来自人间的沉思默想，来自人间的对死亡的恐惧和来自人间的如何让阴谋得以实现。在长达十二年的写作里，布尔加科夫有足够多的时间来斟酌大师和玛格丽特，他不会因为疏忽而将他们写得像抒情诗那样与现实十分遥远。当然，他们也和现实格格不入。布尔加科夫之所以这样，就是要得到叙述上的不和谐，让大师和玛格丽特在整个叙述中突出起来，然后，正像前面所说的那样，使结构在叙述中得到浮现。在《大师和玛格丽特》里，作为一个作家，大师与现实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他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自由，这一点和布尔加科夫的现实境况完全一致，这也是布尔加科夫自身的现实与作品之间的唯一联系。这样的联系十分脆弱，正是因为其脆弱，大师这个人物在布尔加科夫的笔下才如此虚幻。在这里，布尔加科夫对自己的理解产生了虚幻，或者说他宁愿虚幻地去理解自己。现实的压制使他完全退回到了自己的内心，接着又使他重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他将自己的命运推入到想象之中。于是出现了玛格丽特，这个美丽超凡的女子，与大师一样，她也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之中。两个同样的人在莫斯科的某一个街角邂逅时，都是一眼就看出了对方的内心，爱情就这样开始了。玛格丽特的出现，不仅使大师的内心获得了宁静，也使布尔加科夫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安慰。这个虚幻的女子与其说是为了大师而来，还不如说是布尔加科夫为自己创造的。大师只是布尔加科夫在虚构世界里的一个代表：当布尔加科夫思想时，他成为了语言；当布尔加科夫说话时，他成为了声音；当布尔加科夫抚摸时，他成为了手。因此可以这样说，玛格丽特是布尔加科夫在另一条人生道路上的全部的幸福，也是布尔加科夫在现实与写作之间的唯一模糊之区。只有这样，布尔加科夫才能完好无损地保护住了自己的信念，就像人们常说的这是爱情的力量，并且将这样的信念继续下去，就是在自己生命结束以后，仍然让它向前延伸，因为他的另一条人生道路没有止境。所以当大师的完美因为抽象而显得苍白时，玛格丽特的完美则是楚楚动人。对布尔加科夫来说，《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大师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结构的需要，玛格丽特就不仅仅是结构的需要了，她柔软的双肩同时还要挑起布尔加科夫内心沉重的爱情。于是她不可逃避地变得极其忧郁，她的忧郁正是大师--其实是布尔加科夫--给予的，是大师在镜中映出的另一个人的现实造成的。玛格丽特被撒旦选中，出来担当魔鬼晚会的女主人，这位一夜皇后在布尔加科夫笔下光彩照人。虽然在这辉煌的篇章里，有关玛格丽特最多的描绘是她的视线，让她的视线去勾勒晚会的全部，也就是说在这个篇章里主要出现的都是别人，玛格丽特出现的只是眼睛，然而这正是人们常说的烘云托月，布尔加科夫向我们证明了烘云托月是最能让女人美丽，而且也是女人最为乐意的。不久之后，玛格丽特开始在天空飞翔了，这又是一段美丽无比的描叙，让玛格丽特的身体在夜空的风中舒展开来，虚幻之后的美已经无法表达，只有几声叹息来滥竽充数。飞翔的最后是看到了一条月光铺成的道路，这条道路来自于遥远的月亮，在月光路上，玛格丽特看到本丢·彼拉多拼命地追赶着耶稣，大声喊叫着告诉耶稣：杀害他的不是本丢·彼拉多。作家就是这样，穷尽一生的写作，总会有那么一、两次出于某些隐秘的原因，将某一个叙述中的人物永远留给自己。这既是对自己的纪念，也是对自己的奖励。布尔加科夫同样如此，玛格丽特看上去是属于《大师和玛格丽特》的，是属于所有阅读者的，其实她只属于布尔加科夫。她是布尔加科夫内心的所有爱人，是布尔加科夫对美的所有的感受，也是布尔加科夫漫长的人生中的所有力量。在玛格丽特这里，布尔加科夫的内心得到了所有的美和所有的爱，同时也得到了所有的保护。玛格丽特在天空的飞翔曾经中断过一次，就是为了大师，也就是布尔加科夫，她在莫斯科的上空看到了伤害大师的批评家拉铜斯基的住所，于是她毅然中断了美丽的飞翔，降落到了拉铜斯基的家中，将所有的仇恨都发泄了出来。事实上她的仇恨正是布尔加科夫的仇恨，而她的发泄又正是布尔加科夫内心深处对自己的保护。有时候道理就是这样简单。幽默与现实可以说，《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写作，是布尔加科夫在生命最后岁月里最为真实的生活，这位几乎是与世隔绝的作家，就是通过写作，不停的写作使自己与现实之间继续着藕断丝连的联系。在卡夫卡之后，布尔加科夫成为二十世纪又一位现实的敌人，不同的是卡夫卡对现实的仇恨源自于自己的内心，而布尔加科夫则有切肤之痛，并且伤痕累累。因此，当他开始发出一生中最后的声音时，《大师和玛格丽特》就成为了道路，把他带到了现实面前，让他的遗嘱得到了发言的机会。这时候对布尔加科夫来说，与现实建立起什么样的关系就显得极其重要了，显然他绝不会和现实妥协，可是和现实剑拔弩张又会使他的声音失去力量，他的声音很可能会成为一堆谩骂，一堆哭叫。他两者都放弃了，他做出的选择是一个优秀作家应有的选择，最后他与现实建立了幽默的关系。他让魔鬼访问莫斯科，作品一开始他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他要讲述的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故事，他要告诉我们的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这样的现实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实在的现实，而是事实、想象、荒诞的现实，是过去、现在、将来的现实，是应有尽有的现实。同时他也表明了自己的内心在仇恨之后已经获得了宁静。所以，他把撒旦请来了。撒旦在作品中经常沉思默想，这样的品格正是布尔加科夫历尽艰难之后的安详。因此，布尔加科夫对幽默的选择不是出于修辞的需要，不是叙述中机智的讽刺和人物俏皮的发言。在这里，幽默成为了结构，成为了叙述中控制得恰如其分的态度，也就是说幽默使布尔加科夫找到了与世界打交道的最好方式。正是这样的方式，使布尔加科夫在其最后的写作里，没有被自己的仇恨淹没，也没有被贫穷拖垮，更没有被现实欺骗。同时，他的想象力，他的洞察力，他写作的激情开始茁壮成长了。就这样，在那最后的十二年里，布尔加科夫解放了《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叙述，也解放了自己越来越阴暗的内心。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日

我第一次听到伊恩·麦克尤恩的名字是在十多年前，好像在德国，也可能在法国或者意大利，人们在谈论这位生机勃勃的英国作家时，表情和语气里洋溢着尊敬，仿佛是在谈论某位步履蹒跚的经典作家。那时候我三十多岁，麦克尤恩也就是四十多岁，还不到五十。我心想这家伙是谁呀？这个年纪就享受起了祖父级的荣耀。然后开始在中国的媒体上零星地看到有关他的报道："伊恩·麦克尤恩出版了新书"、"伊恩·麦克尤恩见到了他失散多年的兄弟"、"伊恩·麦克尤恩的《赎罪》改编成了电影"......这几年中国的出版界兴致盎然地推出了伊恩·麦克尤恩的著名小说，《水泥花园》、《阿姆斯特丹》、《时间中的孩子》和《赎罪》。可是中国的文学界和读者们以奇怪的沉默迎接了这位文学巨人。我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也许麦克尤恩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让中国读者了解他。现在麦克尤恩的第一部书《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正式出版，我想他的小说在中国的命运可以趁机轮回了。从头开始，再来一次。这是一部由八个短篇小说组成的书，在麦克尤恩27岁的时候首次出版。根据介绍，这部书在英国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可以想象当初英国的读者是如何惊愕，时隔三十多年之后，我，一个遥远的中国读者，在阅读了这些故事之后仍然惊愕。麦克尤恩的这些短篇小说犹如锋利的刀片，阅读的过程就像是抚摸刀刃的过程，而且是用神经和情感去抚摸，然后发现自己的神经和情感上留下了永久的划痕。我曾经用一种医学的标准来衡量一个作家是否杰出？那就是在阅读了这个作家的作品之后，是否留下了阅读后遗症？回想起十多年前第一次听到麦克尤恩名字时的情景，我明白了当初坐在我身边的这些人都是"伊恩·麦克尤恩后遗症"患者。我感到这八个独立的故事之间存在着一份关于叙述的内部协议，于是《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一书更像是一首完整的组曲，一首拥有八个乐章的组曲。就像麦克尤恩自己所说的："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很多都是边缘人，孤独不合群的人，怪人，他们都是和我有相似之处。我想，他们是对我在社会上的孤独感，和对社会的无知感，深刻的无知感的一种戏剧化表达。"然后麦克尤恩在《立体几何》凝聚了神奇和智慧，当然也凝聚了生活的烦躁，而且烦躁是那么的生机勃勃；让《家庭制造》粗俗不堪，让这个乱伦的故事拥有了触目惊心的天真；《夏日里的最后一天》可能是这本书中最为温暖的故事，可是故事结束以后，忧伤的情绪从此细水长流；《舞台上的柯克尔》的叙述夸张风趣，指桑骂槐。麦克尤恩让一群赤裸的男女在舞台上表演性交，还有一个人物是导演，导演要求小伙子们在表演前先自己手淫，导演说："如果给我见到勃起，就滚蛋，这可是一场体面的演出。"；《蝴蝶》里男孩的犯罪心理和情感过程冷静的令人心碎；《与橱中人对话》看似荒诞，其实讲述的是我们人人皆有的悲哀，如同故事结尾时所表达的一样，我们人人都会在心里突然升起回到一岁的愿望；《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是没有爱情的爱情，没有仪式的仪式，还有随波逐流的时光。麦克尤恩给这些无所事事的时光涂上夕阳的余辉，有些温暖，也有些失落；《伪装》是在品尝畸形成长的人生，可是正常人生的感受在这里俯拾即是。这就是伊恩·麦克尤恩，他的叙述似乎永远行走在边界上，那些分隔了希望和失望、恐怖和安慰、寒冷和温暖、荒诞和逼真、暴力和柔弱、理智和情感等等的边界上，然后他的叙述两者皆有。就像国王拥有幅员辽阔的疆土一样，麦克尤恩的边界叙述让他拥有了广袤的生活感受，他在写下希望的时候也写下了失望，写下恐怖的时候也写下了安慰，写下寒冷的时候也写下了温暖，写下荒诞的时候也写下了逼真，写下暴力的时候也写下了柔弱，写下理智冷静的时候也写下了情感冲动。麦克尤恩在写作这些故事的时候，正在经历他的年轻时光。22岁从苏塞克斯大学毕业后，去了东安格利亚大学的写作研究生班，开始学写短篇小说。第一个短篇小说发表后，立刻用稿费去阿富汗游玩。多年之后麦克尤恩接受采访，回顾了写作这些短篇小说时所处的境况："我二十出头，正在寻找自己的声音。"当时他反感英国文学传统里社会档案式的写作，他想表达一种个人生存的翻版，他说"早期的那些小故事都是倒影我自己生存的一种梦境。虽然只有很少的自传性内容，但它们的构造就像梦境一样反映了我的生存。"麦克尤恩21岁开始读卡夫卡、弗洛伊德和托马斯·曼，并且感到"他们似乎打开了某种自由空间。"然后"我试写各种短篇小说，就像试穿不同的衣服。短篇小说形式成了我的写作百衲衣，这对一个起步阶段的作者来说很有用。"麦克尤恩毫不掩饰其他作家对自己的影响，他说"你可以花五到六个星期模仿一下菲利普·罗斯，如果结果并不是很糟糕，那么你就知道接下来还可以扮扮纳博科夫。"而且还努力为自己当时写下的每一个短篇小说寻找源头，"比方说，《家庭制造》，是我在读过《北回归线》之后写得一个轻松滑稽的故事。我感谢亨利·米勒，并同时用一种滑稽的做爱故事取笑了他一把。这个故事也借用了一点罗斯的《波特诺的怨诉》。《伪装》刚效法了一点安格斯·威尔逊的《山莓果酱》。我不记得每篇故事的渊源，但我肯定巡视了别人的领地，夹带回来一点什么，籍此开始创作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我在很多年前的一篇文章里，专门讨论了作家之间的相互影响，我用过这样一个比喻：一个作家的写作影响另一个作家的写作，如同阳光影响了植物的生长，重要的是植物在接受阳光照耀而生长的时候，并不是以阳光的方式在生长，而始终是以植物自己的方式在生长。我意思是说，文学中的影响只会让一个作家越来越像他自己，而不会像其他任何人。麦克尤恩的写作经历同样证明了这个道理。《立体几何》里关于神奇的叙述与生动的生活场景合二为一，可以让我们联想到纳博科夫的某些段落；《夏日里的最后一天》和《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会让我们联想到托马斯·曼的叙述风格，从容不迫，并且深入人心；《与橱中人对话》和《伪装》或许与卡夫卡的那些奇怪的人生故事异曲同工；《舞台上的柯克尔》似乎是与荒诞派话剧杂交而成的；《蝴蝶》里的少年犯罪心理曾经是戈尔丁的拿手好戏，可是到了麦克尤恩笔下也是毫不示弱。我想每一个读者都可以从自己的阅读经历出发，为麦克尤恩的这些故事找到另外的文学源头，找到麦克尤恩未曾阅读甚至是未曾听闻的文学源头。而且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为卡夫卡、托马斯·曼、菲利普·罗斯、亨利·米勒、安格斯·威尔逊、纳博科夫、戈尔丁他们找到文学源头。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这就是文学。我喜欢引用这样两个例子，两个都是笑话。第一个是法国人嘲笑比利时人的笑话：有一个卡车司机满载着货物行驶在比利时的土地上，由于货物堆得太高，无法通过一个城门，就在司机发愁的时候，当地的比利时人自作聪明地向司机建议，将卡车的四个轮子取下来，降低高度后就可以经过城门。第二个来自中国古代的笑话：有一个人拿着一根很长的竹竿要过城门，他将竹竿竖起来过不去，横过来也过不去，这人不知所措之时，一位白发白须的老人走过来，称自己虽然不是圣人，也是见多识广，他建议将竹竿从中间锯断，就可以通过城门了。这两个笑话究竟是谁影响了谁？这样的考证显然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没有结果的。我举出这样两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各民族的精神历史和现实生活存在着太多的相似性，而文学所要表达的就是这样的相似性。如同殊途同归，伟大的作家都以自己独特的姿态走上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道路，然后汇集到了爱与恨、生与死、战争与和平等等这些人类共同的主题之上。所以文学的存在不是为了让人们彼此陌生，而是为了让人们相互熟悉。我曾经说过，如果文学里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那就是让读者在属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作品里，读到属于他们自己的感受，就像在属于别人的镜子里也能看清楚自己的形象一样。我相信麦克尤恩在阅读了纳博科夫、亨利·米勒和菲利普·罗斯等人的作品之后，肯定是在别人的镜子里看清楚了自己的形象，然后写下了地道的伊恩·麦克尤恩的作品。这家伙二十多岁就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读一读《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这本书，就可以看到一个天才是如何诞生的。麦克尤恩在这些初出茅庐的故事里，轻而易举地显示出了独特的才能，他的叙述有时候极其锋利，有时候又是极其温和；有时候极其优雅，有时候又是极其粗俗；有时候极其强壮，有时候又是极其柔弱......这家伙在叙述的时候，要什么有什么，而且恰到好处。与此同时，麦克尤恩又通过自己独特的文学，展示出了普遍的文学，或者说是让古已有之的情感和源远流长的思想在自己的作品中得到继续。什么是文学天才？那就是让读者在阅读自己的作品时，从独特出发，抵达普遍。麦克尤恩就是这样，阅读他作品的时候，可以让读者去感受很多不同作者的作品，然后落叶归根，最终让读者不断的地发现自己。我曾经说过，文学就像是道路一样，两端都是方向。人们的阅读之旅在经过伊恩·麦克尤恩之后，来到了纳博科夫、亨利·米勒和菲利普·罗斯等人的车站；反过来，经过了纳博科夫、亨利·米勒和菲利普·罗斯等人，同样也能抵达伊恩·麦克尤恩的车站。这就是为什么伊恩·麦克尤恩的叙述会让我们的阅读百感交集。我的意思是说，当读者们开始为麦克尤恩的作品寻找文学源头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的人生感受和现实处境寻找一幅又一幅的自画像。读者的好奇心促使他们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唤醒自己过去阅读里所有相似的感受，然后又让自己与此相似的人生感受粉墨登场，如此周而复始的联想和联想之后的激动，就会让儿歌般的单纯阅读变成了交响乐般的丰富阅读。什么是伊恩·麦克尤恩后遗症？这就是。 2008年4月5日 

对我来说，影响最深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其次才是英美的文学，然后才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这是对我影响的三大来源。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如果上微博，很可能会加入"辟谣联盟"。这位被查尔斯王子称作"可怕的伊格尔顿"的大学者当然不会在意诸如"北京地铁迷药案"之类狗血流言，他毕生针对的都是文化领域里那些关于马克思理论的流言和偏见。新书《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几乎就是辟谣体--归纳出十条当代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流行偏见，然后逐一驳斥。每条偏见两百字左右，最短一条（译成中文）一百六十五字，稍稍缩减就是一条微博：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宿命论。马克思相信存在某种任何凡人都无法抗拒的历史规律。封建主义注定将孕育出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总有一天也必将为社会主义让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论不过是世俗版的天命论。它和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统治的国家一样，都是对人类自由和尊严的冒犯。其他九条归纳一下，大约两条微博也能装下：社会主义是一种乌托邦理想，马克思完全忽视了人性天生自私好斗。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违背多元主义。唯物论者轻视精神、道德、宗教，更是崇尚暴力革命，崇尚国家，反对市场，消灭个人自由。马克思理论一旦付诸实践就会带来恐怖、独裁和暴政。工厂林立的时代过去了，社会流动性增强了，阶级消亡了。新的政治激进主义诸如女权主义、环保主义等等都已经超越了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总之，马克思过时了。是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处境。马克思曾经宣称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降临欧洲，如今马克思主义自己变成了幽灵。国际共运惨败，逢凶化吉的资本主义可以狠狠嘲笑失败者，何况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犯罪。马克思主义的丰富被遗忘，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被封印。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里希·伯尔在1960年代曾经满怀痛苦地为马克思鸣不平："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忘恩负义史。后生者只是一味地捞取和享用好处，至于为好处所付出的代价连想也没去想......"如果没有马克思和工人运动，也许工人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是八小时工作制，女店员也不会享有能够自由自在喝咖啡的礼拜天，但是女店员宁可在床头挂满各种明星相片而对马克思不屑一顾。伯尔的观点在伊格尔顿的新书里获得了形象的比喻：马克思主义者就像拿着手术刀的医生，只有有病的人才想找医生，病好了就赶紧摆脱。医生深知这一点，但还是尽心竭力救治病人。资本主义的病情不会被永远治愈，伊格尔顿说，新的全球政治经济危机又开始召唤马克思大夫的幽灵了。 看得出来，伊格尔顿是在对善良的常人说话：你们只是好了伤忘了痛，错误不在于你们，而在于那些别有用心的偏见。所以伊格尔顿开始釜底抽薪、厚积薄发，逐条收拾这些偏见。就像微博上一样，谣言的转发率总是十倍于辟谣，而辟谣的功夫必须要百倍于谣言才行。伊格尔顿功力深厚，洋洋洒洒写了十多万字，好在体贴易读，其中不乏许多长度在一百四十字之内的精辟之言，很适合"转发"几条：如果真是宿命论，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还要为政治斗争而大声疾呼呢？如果社会主义真的是无论如何都会来的，我们只需坐等社会主义到来就好了。任何事情都存在一定的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是不同于宿命论的。就连自由主义者也相信死亡的必然性。伊格尔顿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字，但是我们很容易想到卡尔·波普尔。他在具有当代自由主义圣经地位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开篇，即通过对黑格尔的曲解来认定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宿命论或者目的论。对黑格尔的如此曲解同样出现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里，罗素嘲笑道：仿佛宇宙在渐渐学习黑格尔的理论从而不断进化为绝对精神。二位流行思想家的信徒也就跟着相信：一代宗师黑格尔真会笨到看不出来精神根本不会自动发展。意志当然不会自动上升到能够代表进步的"绝对精神"，必须努力去争取。这就好比不是每个人都能自动升入名牌大学，你必须积极努力才有可能。黑格尔实际上在提倡"杰出"意志。伊格尔顿则说："如果社会生活中不存在一定的规律性或者大体上可以预判的趋势，所谓'有的放矢'就根本无从谈起。这并不是一道非黑即白的选择题。除了不变的铁律与纯粹的混乱之外，我们还有很多选择。""马克思是个人自由的明确拥护者，并且一直热衷于讨论人如何超越历史的局限，选择不同的道路。"说到道路，伊格尔顿说革命当然不是唯一道路，但革命往往是被既得利益集团逼出来的。"时下，无疑多数西方人声称自己的立场是反对革命的。这其实意味着他们反对某些形式的革命，却偏爱另一些形式的革命......这些人大都会无条件赞成美国独立战争。"他认为泛泛地反对一切革命、暴力和权力也是不负责任的。这一点中国读者想必深有体会，如今许多爱心人士阻止不了凶手的暴力，就转而阻止法律对凶手行使暴力。伊格尔顿说，"和众多自由主义者不同，马克思并不反感权力。为了安慰弱者，告诉他们'权力是个坏东西'的说法是不可取的，尤其是那些手握强权的人更不应如此。"弱者反对一切权力的结果是：权力不会消失，只会更容易被不反对的人得到。这就是清高的恶果。伊格尔顿狠狠批评了假清高的知识分子--"由于知识分子不需要像砌砖工那样劳作，他们就可以认为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思想是独立于社会其他部分而存在的，而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话的意思是，那些宣称自己拥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往往就是意识形态分子。在一个几乎人人都自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时代，这样的话该多么逆耳。如果说马克思是医生，那么伊格尔顿就是药。伊格尔顿完全支持对自由的追求，但是他要提醒：思想与实践都不可脱离现实基础，轻浮任性的自由不值得追求。伊格尔顿把"经济决定论"这项指责还给了对手--"在经济上奉行还原论的，恰恰是资本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资本家唯利是图，根据经济利益衡量一切，他们的理论家更是热衷于用"经济理性人"这个概念解释一切人类行为，但他们却责怪马克思主义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当然，有钱又有闲的人可以去学学插花、瑜伽、古琴，念念国学念念佛，显得自己很多元，很丰富。可是伊格尔顿对此不依不饶："富有者往往把精神问题视为高高在上地俯视日常生活的独立领域，因为他们需要一个远离自身的粗鄙物质主义的藏身之处。这样看来，麦当娜这样的拜金女郎会被犹太教的神秘哲学所吸引，也在情理之中。""马克思认为快乐是一种实践活动，而非心理状态。"看到这样的话，那些扎堆念经或者参加各种心理修炼班的高级白领、富二代们会不会败兴？会不会不爽？先别不爽，听出来了吗，不爽的是伊格尔顿自己。眼见那么多似是而非的谬论横行，大学者不吐槽都不行了。不过既然选择了进入吐槽世界，就要能忍受别人的吐槽。吐槽的逻辑是，你吐你的，我吐我的，管你吐啥。自由主义者当然率先吐了，Libertarian Papers上有位美国的文学研究生批评伊格尔顿随机杜撰了十条偏见，却对经济学一窍不通。这位美国青年大约相当于我们的豆瓣青年--立刻祭出米塞斯与哈耶克，把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老话再讲一遍，宣布马克思主义已死（马克思主义被宣布已死很多次了）。这位青年还举了例子：工会运动要求增加工资，而增发纸面工资的结果是通货膨胀，导致实际工资下降，所以工人抗争结果反而对自己不利，不如做顺民接受低工资，这样资本就愿意雇用更多工人，增加生产，造福大家。看，多么有条理的歪理，但这只能证明他对马克思一窍不通。混淆纸面工资与实际工资这档子事是蒲鲁东干的，马克思早在《哲学的贫困》里就嘲笑了蒲鲁东要用"劳动券"代替货币的想法。马克思明白工人要的不是废纸，而是真正分享剩余价值和政治权力。美国《国家评论》的副主编威廉森写了篇《伊格尔顿为什么是错的》，干脆宣称气得读不下去伊的书。我觉得生气是好事，因为一生气就会"妙"语迭出。他宣称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恰恰就是之前美国政府在房产方面采纳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央计划经济政策。如此混淆资本帝国的国家政策与社会主义经济构想不要紧，只可怜美国被他说成了苏联第二！伊格尔顿确实没有仔细谈论中央计划经济的失败，只是马克思本人也没有明确提出"计划经济"这个词，他更多谈论由生产者代替资本家来掌控生产。有人说计划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结果，但是辩证法从来不单独肯定或者否定某件事物，而是看到其中的矛盾因素与积极因素。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评价不低，伊格尔顿则认为马克思主义蕴藏了丰富的可能，并提到包括市场社会主义在内的多种有待完善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只有心死的人才拒绝去发掘。威廉森接着宣布："在本质上，社会主义是无知和贪婪的结合体。""第一次给他们机会就是个致命的错误，因为这个错误给世界带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屠杀和苦难。"就好像当初协约国的干涉和资本国家对工人的镇压还不够残酷似的。"资本主义的恐怖是未能执行资本主义原则造成的人类罪恶，但社会主义的恐怖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的直接产物。"这话逻辑完全克隆"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后者说过："罗马尼亚公有制经济出现问题是因为未能彻底贯彻公有化。"我是多么希望这些活着的死了的都能来中国的微博吐槽啊，一定能鸡飞狗跳吵成一锅粥。威廉森虽然控制不住情绪，但至少保持了言辞文明。中国的译者可就毫不伪装了，很开心地把他笔下的no sense译作"屁话"，把fossilized remains译作"残渣余孽"。吐槽，还是中国人强。中国人更强的是"钓鱼"，微博上有人故意把这本书英文名Why Marx Was Right翻译成"马克思为什么是右派"，立刻被小资们开开心心转发了几百次。我们的时代至少已经进步到这样一种程度：浅薄要以渊博的面目出现，无耻要以良心的面目出现，迷信要以科学的面目出现，专横要以自由的面目出现......相反，严肃深刻则要以媚俗肤浅的面目出现才可能钓到读者。伊格尔顿谆谆教导，循循善诱，面向小资大众说话。但是教育小资可不容易，要会哄才行。比如，伊格尔顿是否了解中国小资的国情？中国的学生从小到大被政治思想课所折磨，不知有多少学生考研栽在政治科上。说起来马克思和鲁迅这些伟人也够冤的，中学课本上的也就是一点皮毛，可是年年看月月看，再好的东西也会烦。一大批知识青年常常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讨厌课本还是讨厌马克思，和那位美国研究生一样，常把马克思所批评的东西当作马克思自己的东西加以埋汰。比如某位以讲段子著称的意见领袖就斥责马克思辩证法总是说事情一方面怎样，另一方面又怎样，所以都是废话。天地良心，这是连中学课本都没学好，根本不理解辩证法为何物。难怪纽约大学教授张旭东要称赞美国的思想教育办法--无需专门的政治课和教导员，思想教育就隐藏在日常生活里，隐藏在大片里，润物无声，中毒犹深。所以，在中国说"马克思是对的"阻力会很大，但潜力也会很大，取决于沉溺在日常生活中的人们能否被现实再度唤醒。相比较伊格尔顿的真诚，科耶夫就圆猾多了。这位法兰西国师级学者1970年代也曾做过"马克思是对的"之演说，但他没心情对小资们说这些，而是对着一群跨国公司老板上课：马克思之所以预言错了，恰恰是因为他的理论对了。他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危机促使资本家们按照他的提醒重建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重新分配了剩余价值，使得工人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来维持经济运行，从而避免了马克思的预言。但眼下殖民地的贫困就像当初工人的贫困一样威胁法兰西帝国非洲领地的稳定和忠诚，所以各位要继续听马克思的话，向非洲多分配一些剩余价值......资本家如果听得进去，那么马克思也算是种瓜得豆。世道如此，一门原本是无产者养料的学说反倒成了资产者的健康手册。心眼明白的精英在小心翼翼地吸收马克思，聪明善感的小资却被引导着排斥马克思。越来越多的科耶夫式所谓帝王师只顾对精英说话，越来越多普世的意见领袖只忙着哗众取宠，像伊格尔顿这样愿意费力不讨好的还真稀有。不过，马克思作为幽灵是挥之不去的，只要我们无法完全欺骗自身的正义感、历史感和智力水准，他就会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无论被怎样曲解、贬损、遗忘，他都会不屈不挠地"爱特"我们。当无法掩盖的世界真相不断刺穿我们的感官外壳，我们也会不断地去"爱特"马克思，去探寻和传播现实的真理。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英]特里·伊格尔顿著李杨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235页，30.00元

20世纪初，以早期共产主义者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介绍和传播苏俄妇女解放观，并将它们与欧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进行了区分。同时，这种思想观念也影响了受共产国际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妇女政策，使之随着共产国际妇女运动指示的变化而改变。中共早期"苏俄模式"的妇女政策，由于脱离中国实际而收效甚微。然而，这一教训有助于后来中共制定中国特色的妇女政策，并构建中国本土化的妇女理论。

近代日本在面对西方列强外压之时，很快便产成了一种也要成为列强的"列强意识"。这其中有着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机会主义与商业文化的行为模式为"列强意识"的产生提供了基础。而长期存在于国内的等级制度文化，又对日本处理国际关系时的行动产生了影响。与此相对，作为大陆型农业国家的中国，长期受到王道文化的制约，在列强横行的世界中则选择了另外的应对之道。

这学期的政治学研究课是和石田教授还有几名日本的研究生共同进行，主要探讨的是日本的政党政治以及统治构造问题。前期讨论民主与政党政治，用的是先后在庆应、东大毕业学习现在北海道大学任教的吉田彻老师写的《两党制批判论--另一个民主主义》。这本书读后感想颇多，既有需要批评探讨的地方，也有许多发人深省之处。 这些日子正好赶上日本政局乱象丛生，被有的媒体称为"战国时代"的重现。石田教授本人也在课上多有自嘲的说"现在恐怕不是两党制的到来的问题了，而是面临着原子化政党格局形成的问题了。"石田教授本人还是偏向于民主党的新政，希望日本能通过实现政权更替完善自己的民主制度。但现实让他也颇有些失望，他课上跟我们讲，当初积极推动政治改革的也是北海道大学的教授、现在日本政治学会会长的山口二郎（还有两位是原东大校长，现在日本政治学界领袖佐佐木毅、和学界中坚饭尾润）就说，现在的政权更替是以最令人失望的形式出现的。而恰恰在课上读的这本书，就是直接针对日本目前要形成的所谓两党制而写的。在书中，作者指出，小选区制与两党制只是英美两国在各自的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结构与组织原理，并不是通过人为的"政治工学"制造出来的。贸然在日本要想实现两党制必然会付出巨大代价，也必定不可能获得成功。现实是，两大党制在西方也并不被认为是一种好的民主制度。书中强调，在两大党制下整个社会被割裂成两大集团，加大了共同体内部的对立，同时忽视了众多的不属于两大集团的边缘群体，由此出现了大量的无党派层，现在日本几乎达到50%，他们的利益也几乎完全无法被上层政治吸纳。更主要的是小选区制更是人为的制造多数、制造民意。就像这次日本大选，民主党以47%的选票赢得了74%的席位，用流行的话来讲，这是典型的"被代表、被民主"。而要知道，47%并不是所有选民众的47%，投票率只有百分之六十多，而这还是在政权更替的大风潮中的投票率。而在各主要发达国家中一般的投票率也就是在40%至60%之间。而两大党的最大问题在于，两党尖锐对立，通过选举之后又是胜者通吃，因此会全面的更改前任政权的政策，典型的就是80年代里根、撒切尔获胜后一改福利国家面貌全面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后患。而整个国家也就在两大势力交替中左右摇摆，广大国民也就被这些政治势力玩于手掌之中，因此无党派层才会越来越多。而在冷战之中，各政党间还可以通过宣传各自的意识形态来获取选民支持。但冷战结束的今天，宣传意识形态已经无法赢得选民了。那么各政党本应该通过宣传各自的政策主张来赢得选举，但现实是各国的政党并不是通过政策来赢得选民，更多是靠"实现政权更替"这样的口号，靠推出人气高的候选人来争取选民，也就是政治的"剧场化"、即所谓的"剧场政治"。这种当代民主制的堕落，包括日本，在欧美都多多少少出现了这种情况，也被许多西方学者指出，比如RichardS. Katz、PeterMair、MarkBlyth，他们指出，现代西方政党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议员，政治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利益集团，他们不再是国民的代表，而是为了保住地位、利益，表面相互斗争暗地相互串通的一个特殊群体。政治已经不是韦伯所说的作为职业而出现的了而是仅仅作为一份工作。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剧场政治"的现象呢？在课上大家进行了讨论。我主要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从思考政治的思维、思想或是说从政治哲学看这个问题也许更为明显。剧场政治正是"市场政治"这种政治观的必然结果。什么是市场政治呢，那就是熊彼特曾经提出的看待现代民主的一个视角，简单地说，民主就是选举，而选举就是像是在市场中一样，由选民来想选择企业、商品那样选择政党，选择政治家，西方民主就这样与市场经济成为一个完美组合，而这种观点也广为接受，包括许多中国的学者也经常引用。但毕竟熊彼特还是一位经济学者，我不得不说，用经济的方法看政治，那就必然会将政治矮小化，甚至给政治带来巨大隐患。当然我并不否认这个视角作为一个简单的模型的意义，但关键是一旦，这样一个模型被大众所潜移默化的接受，被政治家当成是民主的实质，那会给现实政治带来巨大影响。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我列举了几条原因，说明了政治不能用市场的视角来看。第一， 从价值规范意义上讲，"市场政治"把在自由民主主义下的国民与政治家之间的"本人--代理人"关系矮小化，政治家与国民的关系变为了"商家与顾客"的关系。这样一来，国民作为国家主人的主体地位丧失，成为了被动选择的消费者，完全丧失了创制政策的主动性，而政治家、政党（在市场中的企业）则成为政治这个市场的主体。这就直接导致政治家、政党的政治责任心下降，必然形成政治家、政党为主的封闭的利益集团。第二， 政党如果成了企业，也就是政党的企业化，这必然导致本来就已经存在的政党的自我利益（选举获胜、党内政治家的利益、政党与社会利益集团的勾结等）与国家利益、国民利益之间矛盾的进一步升级。政党也就会更堂而皇之的不顾国民利益或假借国民利益而谋取一党之私利。第三， 现实中选民的选择也绝对不是市场中的商品选择。其一，无论是什么多党制，选择的范围也是有限的，而且是非常有限的，市场中什么时候会出现过只有个位数或两位数的商品可供选择的现象？其二，选择的对象是组合构成的，不是单一对象。比如有的选民可能认同自民党的经济政策，但倾向于民主党的外交政策，喜欢公明党的环境政策，支持社民党、共产党的劳工政策，但选举只能选某个党或某个（些）候选人，你叫他怎么选？而各政党，就像上次日本大选中，各政党为了表现自己的政策力，都打出了厚厚的政权公约，别说选民没时间看，就是看了也会由于上面的原因几乎无法选择。而经过选举上台的政党（其实只是获得投票选民的30%-40%左右的支持）却认为自己获得民意支持，而要完全按照自己的政权公约施政，可一旦开始却发现许多政策并不令国民所接受，因为这个民意完全是通过选举人为制造出来的。为什么每个政权上台时支持率显得很高，而好景不长几乎过不了半年就骤降，原因就在于此。西方的选民对于"被代表"已经显得很疲劳了。第四， 选举不是市场，民主也不是市场的原因还在于刚才提到的投票率问题。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消费者，他的生活是靠另外一些消费者的行为所决定所改变的呢？没去投票的50%左右的选民，他们的生活为什么要让另外50%人的投票所决定呢？而经过选举的政党，为什么就能堂堂正正认为自己是受到国民的委托而施政的呢？并且由于前面所讲述的原因，其政策主张必然无法满足选民的要求，因此选民也就逐渐远离政治，不相信任何政党了。据日本几大媒体调查，日本选民对政治的不信任度高达70%--80%之间，这也其实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第五， 这种市场的视角，完全忽视了政党在选举中的能动作用，简单的认为选举的结果是选民意志的体现。而现实中的政党，或通过与支持团体、利益集团的交涉勾结直接控制大量选民，或是通过利益诱导收买大量选民，或是通过媒体宣传、鼓动"引导、吸引"大量选民，而选民为了行使自己的权利的快感又不得不在有限的选择中，在受到大量"干扰"的过程中作出艰难的抉择。而在市场中恐怕除了广告还很少有能如此控制消费者的商家吧。第六， 最后，政策也绝对不是商品。买了东西不好可以不要，政策可以么？政策绝对不是一改就完事那么简单。一项政策一旦实施，它的影响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影响的人群又是国民全体。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商品呢？政策，尤其是那些被组合在一起成为政权公约的政策是那么轻松就能够选择的么？正因为以上的原因，在现实中选民不可能通过选举来选择政策，政治家也没有真正想过把选举搞成那么高尚的政策选择集会，而摆在政治家面前的能够吸引选民的方法则只剩一个现实的选择，那就是"剧场化"。通过煽动性的口号，通过明星式的包装，商业式的运作，热热闹闹的搞一场选举祭，然后实现上台执政的目的。我最后讲，现在西方民主或是具体说日本民主制度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怎么改革选举制度，设计什么政党体制的问题，而是从事政治的人，政治家们的政治精神、政治哲学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被佐佐木毅教授提出，不管他的观点如何，问题意识我认为是十分准确的。在这种"市场政治"观指导下，必然形成"剧场政治"，国民必然对政治高度不信，政党的支持率也必然会越来越低，而一些心急如焚的政客们也就必然会离党另立山头，一些地方政客也必然会趁乱出来组建政党欲演出一段"乱世出英雄"的好戏。政治的乱象也绝对无法收拾。另外我还稍微涉及到了英国将要举行的大选，这次大选的特点就是"脱两党制化"明显，这也给追求两党制的日本一大打击。但我并不看好英国的选举，现在英国选民对于保守、工党两党失望情绪较高，但小选区制必然有利于大党，如果仍然是两大党中的一党执政，国民对于现有制度的不满必然爆发，如果自由民主党上台，它本身又没有执政经验，能够带领英国走出一条新路的可能性极低，这样国民的过高期望必然又会变成失望。最后得出哪个政党都没有希望的结论，国民的政治不信任感必然更加膨胀。那么到底怎么摆脱现在这种"剧场政治"的困境呢？大家也还是比较赞同书中提到的一种选择既"熟议民主"。也就是政权机关与民众就具体的每项政策通过充分的讨论，协商，最大限度的照顾到社会的每个群体，实现政治本应有的政治统合功能。这不禁让我联想到国内的"网络问政"等形式，这就是探索新型民主道路的一个有益尝试，不是搞什么热热闹闹的选举（当然选举本身仍有其代表选择的意义），而是通过日常的国家立法、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共同协商法律、政策的制定，推动国家的发展。这也是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今后面临的课题，但很遗憾习惯于选举的这些国家，网络更多的用于如何为选举服务而不是如何沟通政权机关和民众，这也是今后需要改进的地方。就在我们讨论的这些日子中，国内网络上又流传着一些关于民主的议论，其中有些让人看了真的觉得十分幼稚好笑。当然了镜中花、水中月怎么都是美的，可是现在却不是 "只缘身在此山中"了，在山中的人最清楚问题在什么地方，而且已经是烦恼的要命了。我想作为担负中国命运的一代人，应带更加冷静、更加理性、更加深刻全面的认识中国，认识外国、认识西方。中国的路只能自己走，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如果把人家的残次品、废品捡回来自己再用，那中国人是不是也太惨点儿了？参考文献吉田徹　『二大政党制批判論--もうひとつのデモクラシー』光文社新書　2009佐々木毅　『政治の精神』　岩波新書　2009中国人民大学日语系硕士研究生何鹏举2010年4月26日于京都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特稿。

回想起来，连自己都不能相信一生受雷海宗师影响至深且巨，而事实上只正式读过他的惟一一门必修的中国通史。西史的课都是雷先生的专长，战乱中完全错过是我终身憾事之一。北平清华二、三年级时课外虽不无向雷师请教的机会，但使我受益最多的是在昆明西南联大期间与他的经常接触和专业内外的交谈。

笔者认为，从献公起秦国开始转弱为强，主要应该归功于墨者的帮助。

《家庭论》（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1981]）书评。

汪晖的学术争议事件已经延烧两岸，两份各有多位学者列名的联署书加上素有自由开放色彩的大陆媒体热切报导与网络知识分子的犀利攻防，这些言论的交锋引发无限猜测和联想，也搅动从意识形态到学术专业到政治定位的各种暗流激荡。 自从我参与联署后，不少大陆朋友都表达好奇、疑惑不解或甚至质疑；由于每个人参与联署可能都是出自于一些非常不一样的、建基于不同背景经验的考虑，我决定还是站出来说明我的想法。 我个人参与联署声援汪晖，主要是「回应」某些学术人士联署要求清华大学成立调查小组的这个举动。我的经验告诉我，那种动作因为有集体的态势，更有大众媒体的管道发布，其实会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也带来妖魔化的定罪效果，在还没有查清楚事情、当事人也还没有说话之前，就已经使群众觉得这个人一定做了那些被指控的坏事，以致于有这么多学者集体要校方快速采取调查的动作。这种因为集体和媒体所形成的情绪效应和个别媒体无关，而是集体态势和媒体聚焦本身就会产生这种效应，而当这样的阵仗针对的是一位过去被争议的学者时，中间所牵涉到的力道就更为复杂，也就更须要谨慎对待。 2003年我个人就面对过类似的动作。台湾的11个保守宗教团体集体出手，配合着政治作秀的民意代表，大动作召开记者会，将我的学术研究描绘成散播猥亵。这个集体的动作和电视与报纸媒体显着报导聚焦的加温，立刻激化了舆论和观感，使得我所属的大学机构感受极大的污名压力要处理我，在这种只有单一观点和声音的情况下，另外一些学者和团体发言来形成论述上一种平衡的力量是绝对必要的。就像这次的汪晖事件一样，抄袭与否都还在辩论过程中，没有定论，如果祇有一方提出大学行政机构应该严办介入的声音在媒体中放送，这是非常不利开阔的讨论和厘清的。当年我面对类似情况时，全球35个国家的知名学者、专业团体与人士约两千多人都联署声援我，就是用另一种公评来挡住妖魔化所形成的单向氛围。这次有关汪晖的平衡联署因此并非「包庇」汪晖，而是撑开社会讨论的空间，不要让隐然的预先定罪封闭了开拓议题的机会。 有人质疑我为何联署「诬指」媒体是有计划地蓄意攻击汪晖，这也需要一些说明。联署书提到organized media attack时，我并没有理解为媒体有计划蓄意攻击汪晖，因为这不是organized media attack的意思。我的英文背景告诉我，organized media attack指的是有组织的「透过媒体」指控汪晖。如果说这句话改成media organized attack，那就是媒体本身有组织地攻击汪晖。Organized media attack和media organized attack是不同的，前者的组织主体不是媒体，而是「透过媒体」来发动的有组织攻击。而所谓organized或有组织地，我也没想得那么复杂：就像我现在参与的这个联署也是有组织的一样，「有组织」意味着不是个别散乱的，但不一定是阴谋。也许联署书的措词会引起误解，参与联署的人也不见得都同意所有的用字与细节，但是大方向是同意的，那就是企图藉这个联署来平衡因为集体表态和媒体报导所形成的舆论压力。 除了想要平衡那种舆论压力之外，我对直接诉求清华大学进行调查也觉得忧心，因为这个动作把一个「事件」简化成为一个「案件」，最终要求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是非有无而已，而且是诉求一个行政阶层体制来判定是非对错。如果批判汪晖的人真的如他们所言，急切关心中国学界长期广泛存在的抄袭问题，那么真正应该要做的，是更积极的借着这个事件来深化对于学术引用的检视和认知，并且对学术成规、学术实践、学术判断等等议题进行更多反思批判，藉此敦促各方学子和学者都更深刻的认识自己的学术和文化脉络以及其中的权威权力操作。我自己的学习和教学经验告诉我，学术资料的引用和使用是一门需要持续学习练习的专业绝活，因此，想要杜绝抄袭恐怕并非严惩重罚可以达到。何谓抄袭或者引文方式等学术规范问题并不是简单问题，也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已经有定论或「普世价值」，我自己曾建立一个写作网站，为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术引用提供了一些简单引导，也针对学术抄袭搜集了相关资料，在网站宗旨之下，中央大学哲研所教授宁应斌和我自己也针对论文写作写了两篇文章，内中有提到原本是英美学术的论文写作模式现在占据了普世标准的位置。但是由于网站性质是帮助学生写作，所以并没有针对学术写作或引用规范的背后政治，做出完整的阐述，仅约略指出「引文」规范问题本来就涉及学术殖民主义以及学术理论派别与政治等等基本问题。我的同事与好友丁乃非也曾谈到，中国论说文章写作习惯中对敌对论点的含蓄呈现，以及中文写作以「综述」为主要论证模式的习惯，都和英美专业学术论文的捉对厮杀、敌我分明的写作方式有别。换句话说，引文的格式与引文的规范都是很复杂与政治性的问题，与其所座落的文化脉络和专业发展有关，这些都不是简单的调查可以解决的问题。 抄袭是一个严重的罪名，也是一个可能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来确认厘清的事情，不适合要求快刀斩乱麻。王彬彬既然已经提出了他所认为的抄袭证据，另外一些学者也据此做了响应，那么接下来就应该是另一波的讨论，针对这两组不同的证据来继续对话检视，也藉此扩散对于学术引用的认知。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不管这件事情未来如何结局，就算证明汪晖清白，这段时间的污名煎熬和情绪对立也已经形成了另外一些沈淀和内伤，这不是水落石出可以轻易逆转的。这也是我对具有高度象征意义和严重后果的集体控诉模式有所保留的另一个原因。 有人认为汪晖抄袭的证据很明显，找到了就如获至宝，直接诉诸公众；但是即使看来铁证如山，也可能根本经不起考验。我自己从1990年代末期在学术网络上建立了「社会性别」（gender）与「社会性」（sexuality）的研究资料库，多年来持续收集相关资料，但是非学术的保守宗教团体却在十年后刻意提出检举，直接把所谓「证据」展现给大众媒体与民意代表，2001年援交网页事件经过媒体喧腾和对我的妖魔化，最终交给学术界裁判，并被认定是学术言论自由涵盖的范围，对方没有得逞，但是媒体的耸动渲染已经使各方对我形成特定负面印象。2003年人兽交网页事件再度掀起，对方更在大众媒体造势后直接诉诸司法，虽然最终的司法审判也认定保障学术言论自由，判我无罪定谳，但是对我的伤害已经造成。在两个案件中，对方都是以媒体舆论带动民意压力，要求学校与教育部「处理」，也因为接连两个事件中媒体舆论的排山倒海压力，使得学校与教育部后来都无力插手，我必须独力面对司法。对于一般人或起诉的检察官而言，像人兽交网页这个案件的「证据」似乎是清楚明显的，铁证如山的，因为确实可以透过我的网页层层连结最终连到人兽交的图片。可是事情的真相和意义又远比眼睛看到的复杂：孤立的取出一件证物呈现，而略过其所座落的更大学术脉络与相关的学术意义，就根本无法处理这类学术议题。 还有人认为汪晖应该尽快出来回应抄袭的指控。但是学术界和大众媒体所在的热闹激情世界不同，后者的逻辑是：某甲向某乙叫板，然后捉对厮杀，大家围观看热闹。可是在学术领域中，被批评者没有义务一定要迅速回应批评；相反的，所有的批评都可以提供大家公评，旁人或后人也会加入批评与回应的行列，因为学术假定了对事不对人，所有的论点都是可以公评的。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不知有多少人对我的写作和论点提出零星或全盘的挑战或质疑，我没有理会绝大多数的挑战，有时是因为那些挑战涉及整个知识体系与价值选择，自己一时很难回应，可能成为我余生学习研究的问题意识或者有别人更有能力回应这类挑战；有时则是因为我自觉不必为了他们的误读误解与情绪批评来浪费我的时间。对于这类的事情，影响我最大的是两段关于马克思的往事。马克思曾被怀疑引文的正确性，当时指控者也是义正词严、振振有辞的，这件事情后来变成「大学教授们所发动的整个这场攻击，在两大国持续二十年之久」（这是引自《资本论》第四版序言的），结果当然是一场闹剧。另一件事则是马克思曾花费近一年的宝贵时间精力，写了一本与他人论战缠斗、但是现在看来价值不大的《福格特先生》，这都是让后代扼腕的事情。现在很不幸的，汪晖事件变成了媒体与政治事件，形成了当事人一定要出来表态答辩的压力，如果当事人不出来亲自表态答辩，就好像不负责任或心虚等等，但是这其实并不是学术界的逻辑。 我希望汪晖事件可以回归到原点，例如，讨论写作当时中文论文写作的引用规范到底为何，以及汪晖的写作模式在这样的规范之下会被认定为何。学术论着是否抄袭，理应在学术刊物、学术圈里用专业知识语言以完整论文著述，不但把证据呈现出来，而且进行分析，不刻意忽略对作者可能有利的诠释，这就是诉诸学界的公评。在这里，不但会牵涉到中国的学术氛围；出于汪晖的国际地位，也势必遭遇国际的公评。不过这倒不见得是什么殖民主义的介入，就如同我的同事丁乃非提醒过的，对中国长久以来论说文的写作习惯与成规的适当认知，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例如）坚持某些清晰对立的引用方式，恐怕也和源自西方的学术专业实践有一定程度的关连。 事到如今，有关学术成规的严肃讨论才要开始，在这个对中国学界十分重要的工作上，我倒是期待汪晖能用自己的例子来做出具体的贡献。不同的社会脉络当然有不同的力道分布和操作原则，中国学界要怎样走出自己的学术道路和规范，这恐怕需要大家一起协力合作才能达成。 （2010.7.20） 作者系台湾中央大学 文学与文化讲座教授  《论文写作网站》 http://sex.ncu.edu.tw/papers/index.htm 《反智慧财产权》http://intermargins.net/intermargins/ ... lectualProperty/index.htm 《动物恋网页事件》http://sex.ncu.edu.tw/animal-love/animal-love_index.htm  

在现代化变迁和乡村变迁的宏观趋势中，农村宗教生态仍然较为典型地呈现了中国式民间宗教的特点，体现为儒释道与基督教等宗教“多元一体”关系的动态发展。宗教生态要达到良性平衡，需要经历由“自在”到“自觉”的变化过程。

兰考六年来的试验证明：农民资金互助合作做为新生事物，其发展显示了一个新生事物必须经历的过程特点——个体行动者的试验探索阶段，到基层干部群众愿意搞的实践阶段，然后才是政府相关部门的扶持、推广阶段。——何慧丽

低碳乡建，就是要正视工业化、城市化的弊端，改变高能耗、高投入、低福利、单一化的乡村发展模式，按低能耗、低成本、高福利、多元化的思路和原则来建设乡村，建构健康农业、环保农村、合作农民的“新三农”发展取向。农民通过合作自助，可以形成低碳乡建的有效主体；城乡互动互助，是低碳乡建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的试验中，农民已承担起应有的成本；而国家、社会做得还远远不够。

政府主导的城市化道路，天生受到两个国内基本矛盾的制约，一是基本国情矛盾，一是基本体制矛盾。主要表现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造成劳动力无限供给、小农村社经济不断细碎化，成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极其严重的根源。

邵先生告诉我参加双年展，让我发言，我说我不发言，双年展早不应该办了！一天到晚办，请外国策展人过来，我们策展人过去，你是自取其辱。以人家为主体，用人家的标准，让人家评断你是优秀的还是不入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