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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不幸英年早逝的作曲大师里，舒伯特的早逝显然是最让人心痛的。他最后的作品里时时闪过天才的光芒，从中可以看到他有闯出一片新天地的气魄，直逼他敬重的贝多芬。莫扎特早逝当然也让人惋惜，好在他写出了那么多完美的杰作，从他全部作品来看，他似乎已经功德圆满，没有给人留下舒伯特那样的缺憾。说到这个话题，就不能不提到贝利尼。他的早逝不仅让美声歌剧爱好者心痛，也让所有乐迷心痛不已。他33岁写出的《清教徒》比起之前的《诺尔玛》又迈进了一大步，让人不免遐想，要是他能多活哪怕几年时间，也许他不仅能成为意大利最伟大的歌剧作曲家，甚至可能撼动整个世界歌剧版图，让意大利歌剧传统重振雄风。瓦格纳受贝利尼的影响也要比目前更深刻。一贝利尼相貌英俊，有金色的头发和湛蓝的双眸，典型的西西里人。可惜他33岁就英年早逝，死在了成功的顶峰、死在了浪漫主义运动的顶峰。贝利尼死于1835年9月23日，当时他借住在朋友租来的房子里，那座房子就在巴黎郊外的Puteaux村庄附近。他感染了阿米巴痢疾，时常发作，但医生一直没能作出恰当的诊断，当时的医疗水平也不足以治愈他的病。这年夏末，贝利尼就病倒了。那时他所有朋友都不在巴黎，而是和他一样到各处度假。大概八个月前，他的歌剧《清教徒》在巴黎取得轰动性成功，而仅仅几周前，贝利尼还意气风发地出现在社交场合，这也让他的死格外让人震惊。贝利尼死后立即成为一个传奇。那个时代的人们喜欢拿他与肖邦相比，同是风格独特、忧郁温柔的作曲家。当然这样的类比有时显得牵强，首先他们彼此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两人都会时时表现出强悍一面。贝利尼作品不多，在所有音乐体裁里，他选择了歌剧，因为歌剧对有抱负的年轻意大利人敞开着大门。按当时的标准，贝利尼过于挑剔，平均一年才创作一部歌剧，而其他人要写三到四部。1828年6月14日，贝利尼这样写道：“按我的风格（作曲），我就不得不吐血。” 时常有人觉得贝利尼歌剧整体水平不平均。事实如此：拿他的杰作《诺尔玛》来说，里面也有不少平庸之处，只有《梦游女》比较平均，可惜其题材如今也不太时髦了。贝利尼非常擅长写既像说话又有歌唱性的乐段，据说他曾经向朋友阿戈斯蒂诺·加洛解释说，当他“用激情之火”朗诵出剧本中的语句时，旋律就自然而然产生了。《诺尔玛》中有一段波里昂（Pollione）唱出的卡巴莱塔“Me protegge，me difende”，音符与唱词的对应丝丝入扣，开头上升的音程和附点节奏，让人想到罗西尼在男中音唱段里惯用的手法，而波里昂恰好也是一个男中音角色。但贝利尼这段达到更强烈的效果。这部歌剧结尾还有一段咏叹调“Deh! Non volerli vittime”，颇有张力，尤其是重复段落和华彩段落，几乎带有压倒全剧般的旋律魅力和庄严气质。贝利尼歌剧，尤其是早期歌剧里的男性角色往往有非常多的装饰音。这与作品首演时选择的歌唱家息息相关。当贝利尼在为乔瓦尼·大卫（Giovanni David）和乔瓦尼·巴蒂斯塔·鲁比尼（Giovanni Battista Rubini）创作时，有时他往往会采用非常炫目的花腔写法，一旦他面对的是罗西尼歌剧里的男高音类型，也就出现了《比安卡与费尔南多》中的费尔南多、《梦游女》中的埃尔维诺，《海盗》里Gualtiero的某些唱段也有这个特点。不过在《清教徒》中，虽然阿图罗的角色也是为鲁比尼写的，但里面很少有装饰音。这在他后来为其他男高音创作的角色里则几乎全然不见踪迹。值得注意的是，贝利尼为鲁比尼和杜普雷兹等人创作的花腔绝对没有罗西尼的花腔那样大胆而复杂，作为弥补，贝利尼歌剧的花腔和宣叙调唱段的音域都达到了非常高的音区。不过最终是董尼采蒂定下了男高音高音音区，并且把这个做法传给了威尔第。男中音也有相似趋势。贝利尼在给坦布里尼（又一位罗西尼式的歌唱家）写的角色里，常常用到“fioriture”，写出灵巧的乐段，比如《比安卡与费尔南多》中的菲力帕、《海盗》里的埃尔内斯托、《清教徒》中的里卡尔多。不过，《外国人》里的Valdeburgo则保持着质朴本色。随着歌剧潮流发展，男声的花腔渐渐过时了，偶尔为了个别场景的戏剧效果才会出现。贝利尼歌剧的女声角色，主要是女高音，当然也与他职业生涯里接触到的女高音歌唱家有关系。这与那个时代的风气有关，那是一个歌颂女性的纯真和美德的时代。在意大利，人们采用装饰音歌唱来刻画理想的女性形象，把她们塑造成介于人与神之间的形象，比如贝利尼的《凯普莱特与蒙太古》中的朱莉埃塔、《梦游女》中的阿米娜、《清教徒》中的埃尔维拉。在《海盗》里的Imogene这样的女性身上也能看到纯真的色彩，即便是诺尔玛，她优美的唱段也能给人一种高贵的感觉。二1845年，沙皇尼古拉斯一世携王后亚历山大·菲奥多洛夫娜来到西西里疗养，同行的还有他们的女儿奥尔加公爵夫人和数不清的随从。他们住在帕勒摩附近漂亮的别墅里，一住就是一年。为了纪念沙皇这次轰动的拜访，帕勒摩出版了一本精美的图书，里面收录了几幅版画，其中包括这些尊贵客人的肖像画。人们还写了几片短小文章和大量热情的诗歌，当然还有数不清的音乐作品，比如《恢复健康》、“奥尔加圆舞曲”等。在这片歌颂的海洋中，出现了一首特殊的作品，那就是贝利尼在12岁时创作的《蝴蝶》。这首短小而感人的歌曲，是贝利尼为他的“木偶”剧院创作的。当然，贝利尼与沙皇这次轰动的访问毫无关系，那时他已经去世十年了。但人们唱起他的歌曲却那么自然，他的名望是家乡人的荣耀。在这个隆重时节唱起这支旋律，倒是典型的贝利尼本人喜欢的做法。它不仅表现在贝利尼的音乐风格里，也表现在贝利尼与外界的关系里。贝利尼的单纯质朴就像从他灵魂里流淌出来的音乐一样。他是那种生来就有特殊魅力的人，有着某种超乎凡尘的气质。贝利尼的旋律清新而甜美，早年的旋律更是纯真无瑕，伴奏往往极其简单。这样纤细的网络太容易破裂了。学者曾经争论过，到底贝利尼这样做是因为对音乐理论和对位法一无所知，还是刻意远离那些东西。贝利尼倒是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对位法对我有什么用呢？我想要做的就是丰富人们的耳朵，感动人们的心灵。”这番话当然证明不了什么。如果贝利尼在那不勒斯圣塞巴斯蒂安诺音乐学院学习时，没有上过一点和声与对位法的基础课程，那他是不可能顺利毕业的。一百多年里，贝利尼时不时被人遗忘，可总有机缘出现：当罗萨·庞塞拉（Rosa Ponselle）、玛丽亚·卡拉斯唱起《诺尔玛》，当《梦游女》、《清教徒》焕然一新出现在舞台上，大众的品味忽然转向，恰逢此时，贝利尼独特的艺术重燃生机。先是1920年代的热潮，接着是1950年代，到现在也许仍然在热潮之中。卡拉斯去世，其他卓越歌唱家纷纷退休，上面提到的三部歌剧，已经很少搬上舞台了，好在有录音，它让千万乐迷把这三部歌剧当做贝利尼艺术的精髓。有了录音技术，人们也能听到贝利尼其他几部早已被人遗忘的作品：《海盗》、《外国人》、《凯普莱特与蒙太古》、《扎伊拉》。后面两部作品曾经让贝利尼饱尝失败的苦涩。意大利人从未忘记贝利尼，哪怕是1890年代到1920年代，那时知识分子对贝利尼嗤之以鼻。今天贝利尼的头像还印在5000里拉钞票上。其他国家明眼的音乐爱好者深知，贝利尼是一位个性多么独特的作曲家，尽管作品为数不多，且绝大部分限于歌剧，但他的位置却格外重要。⊙容惠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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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美对抗美援朝，我没有专门研究；不过，多年来我一直在关心和思考这段历史。这些年来，关於朝鲜战争的书出得很多了，中国的，有军科院的大部头，有历史专著，还有各种回忆录，外国的，有美国写的，有日本写的，还有南韩写的。我看过的，大约有一二十本吧。我感觉写得比较好的有三本：一本，是徐焰的《第一次较量》；另一本，王树增的《朝鲜战争》；还有一本，是美国人写的，早些时候内部出版，其中有美国决策层的情况，史料很丰富，是权威史学著作。我就抗美援朝的几个问题谈点意见，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对抗美援朝的简要评介 朝鲜战争爆发，是1950年6月25日。前四个月，是北朝鲜在打，先是和南朝鲜打，美国很快参战，又和美国打。前两个多月，北朝鲜打得不错，一直攻到釜山外围，朝鲜全境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没有解决了。9月15日，麦克阿瑟策划的"仁川登陆"成功，形势急转直下，北朝鲜军队的后路被截断，军心大乱，在前后夹击下，向北溃逃，转胜为败；美军则大举反攻，於10月7日越过三八线后，直指鸭绿江。- "仁川登陆"﹐这是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中的绝招，不过也是他唯一的绝招，随后则是瞎指挥引起的一连串失误，这是一本美国人写的书里介绍的情况。若不是麦克阿瑟的瞎指挥，我军在入朝之前，美军大部队本来可以进抵鸭绿江，重兵沿江列阵，如果那样的话，对我军来说，麻烦就大了，会变得很难应付。 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正式宣布的时间，是1950月10月25日，也就是60年前的今天；实际上，志愿军10月19日就入朝了。到1953年7月双方签订停战协定，共两年九个月。这一段时间，就是我们所说的"抗美援朝"。   中国参战后的"抗美援朝"﹐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是"运动战阶段"﹐基本是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打法，大步进退，运动歼敌，就是所谓"五次战役"﹕ 第一次战役，是遭遇战，双方不期而遇，我军胜了，不过是小胜。期间有这么一个惊险的故事，彭德怀过江后急於找金日成联络，竟然跑到快速推进的敌军后方去了，就在一个矿洞里建立了联合指挥机构，而身边却连警卫部队都没有，随时都有被美军俘虏的危险。我军将领历来有靠前指挥的传统，不过作为志愿军最高统帅，彭德怀作战风格的剽悍也实在太出格了点，这同呆在战场千里之外的日本豪华总部发号施令、偶尔到前线"做秀"的麦克阿瑟相比，可谓天壤之别。这个序曲，或许一开始就预示了后来的战局发展。 第二次战役，是我军的典型打法，驾轻就熟，又精心部署，佯为示弱后撤，却大胆向前穿插，然后东西两线大举反攻；美军骄狂冒进，突遭打击，仓惶应战，措手不及，狼狈后撤，西线的第八集团军差点被包了饺子，东线的第十军更是险些被全歼。彭德怀的胃口之大，让麦克阿瑟大惊失色，从此头脑乱了方寸，忽而惊惶失措，忽而虚骄狂妄，尽是瞎指挥。 不过，中国军队也确实领教了什么是现代化的战争。美国军队的火力之强大和机动之迅速，加上绝对的制空权，使已经被我军完全包围的美军，大部分又溜掉了，无法将之全部歼灭。 总的来说，此役我军大胜，一仗下来，歼敌数万，解放了平壤，推进到三八线。整个抗美援朝，这是打得最漂亮的一仗。美方后来的战史资料说，就在这一个星期里，中国确立了世界军事强国的地位。 第三次战役，我军乘胜进攻，越过三八线，美军惊魂未定，继续溃逃，我军解放了汉城，战线推进至三七线，这是抗美援朝期间我军向南推进的最远处。不过从军事上说，这一仗胜得有点勉强，歼敌也不多。我军的战役企图，主要是政治性的：三八线，既然美军打过来了，我军就必须打过去。我方能够取胜，还因为美国军队被我军的突然打击吓坏了，一个劲儿往南溃逃。 第四次战役前，我军连续作战，极度疲劳，后勤距离拉长，粮弹补给严重不足；而美军摸住了我军的弱点，粮弹均靠单兵携带，只能发动"星期攻势"﹐加上美方的统帅，又换了个厉害的角色李奇微。第四次战役发起后，我方进攻，小有斩获；不久，李奇微强令美军全力反攻；我军火力太弱，力不能支，边打边退，汉城得而复失，到了三八线附近，战线才稳定下来。 因此，这次战役，我军是先胜后败。主要原因是，我军连战连胜，轻敌了，想把美军一举赶下海，想法不切合实际。此役的汉江保卫战，打得相当惨烈，我军十分艰苦，但非常顽强，梯次撤退组织得很有章法，美军也实实在在地领教了中国军队强劲的战斗力。 前四次战役，基本是连续打的。战线稳定在三八线以后，我军休整补充，又发动了第五次战役。当时的情报显示，美军有重演"仁川登陆"的迹象，我方在朝鲜东西海岸的防御部署尚未完成，因担心后方供应线被切断，战役提前发动，想打乱美军部署，所以准备不够充分。战役发动后，开始，我军向前推进，然后，美军大举反攻，结果战线又回到三八线稳定下来。此役，我军先进后退，算是平局。其中，180师在撤退时被包围，因指挥失误，部队溃散，多数被俘，是我军抗美援朝中在一次战役中最大的损失。 第五次战役，我军第一线兵力在数量上占优势，70万对34万，超过敌方一倍；但是，美军的火力优势过强，远非我军所可匹敌，所以未能获胜。西方国家的舆论时常单凭主观臆测，就渲染中国在朝鲜完全靠"人海战术"﹐有些中国人也这样认为。其实，只有第五次战役，可以说是这样。而前四次战役，第一线兵力，我军比敌军的兵员还要少一些。实际上，我军的战斗力，主要源於勇敢顽强的战斗意志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不是单纯依赖人多。而美军的优势，则是强大的火力和快速机动能力，还有我们未曾想到的强有力的后勤保障，至於其背后现代工业雄厚实力的支持，那时的中国可以说百不及一。 打仗要"知己知彼"﹐这个道理谁都知道，可朝鲜战争时，中美两军遇到的，却是相互非常陌生的对手。应当承认，在了解和认识对手并转变应对之计方面，美方比中方更早一些：美方是第三次战役后，中方则是第五次战役后。这并不是因为美方的统帅更优秀，而是随军记者对美军败绩的狼狈情形大肆渲染，搞得国内舆论大哗，统帅机关深受刺激，因此思维模式转变比较迅速。这是美国军队或者说美国这个国家的特点。革命时代的中国，手中没有多少物质手段，"冒著敌人的炮火前进"﹐靠的完全是一股"精、气、神"﹐这就要求"我们万众一心"﹐七嘴八舌的，怕扰乱军心，因此不可能采取美国人那种办法。不过，美国人这种在战争中实行"公开性"的做法，在越南战争期间吃了大亏，到后来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时，对战场的新闻报导就有许多限制了。 第二个阶段，从1951年6月到1953年7月，是"阵地战阶段"﹐双方已经开始停战谈判，不过，也是边谈边打，谈谈打打，双方在三八线附近，阵地防御，反复突击，互有进退，战线基本稳定，有两年多一点时间。 在第一年，从1951年夏秋到1952年夏秋，美方居主动、处攻势，依靠海陆空立体战力，用强大火力猛烈进攻，还企图用优势空军的"铰杀战"斩断我军后勤供应线。但是，我军依托坑道、顽强抗击，同时大力加强后勤保障，顶住了美军的攻势，上甘岭之役，先是15军，后是12军，打得最为出色。 到第二年，从1952年夏秋到1953年7月停战，我方武器装备提高，后勤保障改善，完全适应了美方的打法，越打越主动，优势转向我方。在停战之前一个月，发动了金城战役并取胜。到朝鲜战争结束时，我军略占上风。 有趣的是，在这个"阵地战阶段"﹐我军的打法，基本上是红军时代那个洋顾问李德指挥第五次反围剿的打法-"阵地战"加"短促突击"。看来，"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打仗，没有什么固定之法，是最"实事求是"的事，一种情况下错误的打法，在另一种情况下，就成了正确的。我们的军队，传统非常优秀，能够根据战场形势迅速转变作战思想，灵活得很。   朝鲜战争，从1950年6月到1953年7月，打了三年多一点，从三八线开始，基本在三八线结束，是个平局。但是，中国参加朝鲜战争，是从鸭绿江开始的，基本在三八线结束；因此，就抗美援朝而言，可以说中国是胜方。 停战时的战线，就是如今南北朝鲜的分界线，与战前的三八线相比，略有出入：在东线，南方多占了一块，在西线，北方多占了一块；论面积，南方稍多一点，不过，南方在东线所占的，都是贫瘠的山区，而北方在西线所占的，是人口稠密、经济富裕的平原地区。所以，战争的结局，北朝鲜在领土上不算吃亏。 抗美援朝时的中国，同美国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和海湾战争时伊拉克同美国的对比，还要悬殊得多。我们不仅没有海空军、没有机械化陆军和现代通讯，而且因为没有国防工业体系，连武器的"制式化"都没有实现。徐焰的书中有这样一个例子，相当典型：志愿军入朝前，因为武器都是缴获来的"万国牌"﹐枪支的口径不一致，因此要在鸭绿江边停一天，调换武器，一个师的三个团，把美式武器集中到一个团，日本的"三八大盖"集中到一个团，国产的"汉阳造"集中到一个团，这样到战场上才便於供应弹药。所以，中国在抗美援朝能够获得胜利，在世界战争史上完全是个奇迹。 我看过美方的战史资料对中国军队的评价：一，他们在朝鲜遇到的，"是世界第一流的军队"﹔二，"这是一支文明的军队"。就是说，新的中国军队，不仅英勇善战、意志顽强、指挥高超，战斗力异常强劲；而且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善待俘虏，还是遵循国际有关公约的典范。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还采取了一种奇特的做法 -"轮战"﹐让解放军各部队轮流当一回志愿军。毛泽东的考虑，已经主要不是出於实际的军事需要，部队借此更换装备还是附带的，主要是让中国军队都在实战中同美军交交手、过过招，见识一下现代化战争，领教一番这个世界第一军事强国，让我们的军队取得第一手经验，尤其是破除对美国人的迷信。 抗美援朝的后续影响之两例 关於抗美援朝这场战争对世界格局、参战各方的影响，尤其是对我们国家的利弊得失，如今人们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应当说，后人完全可以也应当进行分析评价。不过，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也许应该有若干部学术专著来论述。在这里，我只想谈这么两件事： 有一件事，中国政府干得很漂亮，就是对战争罪犯的教育改造。有国民党的战犯，也有日本战犯，最有名的例子，是把一位当过汉奸傀儡皇帝的溥仪改造成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而不少日本战犯刑满归国后，还成为中日友好人士。 不过，据徐焰的书中说，开始的时候，日本战犯普遍态度恶劣、拒绝改造，而且相当傲慢、不服气。在他们看来，中国虽然是二战的战胜国，但日本并不是被中国打败的，而是败在美国和苏联的手下。冈村宁次的回忆录就说，直到战争结束，日军在中国境内还是"百战百胜之军"。 日本人确实骄狂，不过近代的中国军队，也实在不像样子。比如，日本曾两次进攻旅顺口要塞，第一次是1895年的中日战争，第二次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两次都是日本胜利攻取；不过，俄军防守那一次，战况极其惨烈，日军阵亡了数万之多，而前一次中方守卫时，日军攻克要塞，只阵亡了38人。那时的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真是不顶事，所以也难怪人家有那样的印象。 日本战犯态度开始转变、逐渐认罪伏法、并有认真的反省，是在抗美援朝以后。不过开始时，他们还在观望，在得知中国军队连续打了几个胜仗之后，他们看到，当年打败了大日本帝国的强大美军，现在竟然被中国军队打得狼狈溃逃，态度才真正有了变化。这说明，教育改造固然重要，可如果你不能表现出力量，只靠讲道理和道德感化，也难以奏效。   另一件，是朝鲜战争十几年以后，在越南战争时的事。 抗美援朝前夕，1950年10月2日，周恩来接见印度大使潘尼迦，因为中国和英美没有外交关系，托他通过英国给美国捎话：美军不能过三八线，否则，中国要管。这句话很重要，如果稍作点解读，它实际也包含著这样的意思：如果美军不过三八线，而只是南朝鲜军队进至三八线以北，中国还可以不出兵。 大家知道，美军9月15日"仁川登陆"以后不久，北朝鲜军队实际上已经瓦解，如果美军呆在南方守护，让南朝鲜军队无后顾之忧、全力打过三八线，北朝鲜的全部陷落，估计也只是多费点周章、多花点时间吧。这样的结局，对中国显然还是相当不利的，可美国人如果算盘打得精一点，就会知道他们的目标基本可以达到。自然，最倒霉的就是金日成了。可即便如此，倘若美国人态度稍为节制一点，中国仍然准备接受这样的结局。周恩来是中国的总理兼外长，他捎的话，是代表中国政府的承诺。这说明，中国当时确实不愿意在朝鲜打仗。 懂点国际政治的人都知道，二战以后，三八线附属於"雅尔塔体制"﹐算是它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向美国传达的信息，实际上也是告诉他们：虽然雅尔塔体制是美苏搞的，并且损害了中国的权益，但只要美国方面还遵守它，中国当时并不想在世界上挑战雅尔塔体制。可以说，中国这个态度相当克制，对美国也相当有利、很给面子，他们完全可以接受。可是，美国人太傲慢、也太粗心了，他们的眼里哪里看得起中国人，对潘尼迦捎的话，根本不当成一回事儿。於是，在南朝鲜军队於9月30日越过三八线之后，美国军队於10月7日悍然越过三八线。结果，就是后来发生的众所周知的历史。 十几年以后的1964年，"北部湾事件"爆发，越南战争急剧升级，美国轰炸北越、并在南越大举增兵。中国的态度，一方面，公开表示坚决"援越抗美"﹐另一方面，为避免战火烧到中国来，也私下给美国捎信：美国空军轰炸北越，不能越过中越边境；美国陆军在南越的军事行动，不能越过17度线。 有了朝鲜战争的教训，这一回美国人学乖了，再也不敢把中国人的话不当回事了，约翰逊总统还特别嘱咐在越南的美国将军们："相信共产党中国说的话"。在那之后，越南战争又打了十来年，把美国人搞得焦头烂额，还能不一肚子恼火！可是，一直到美军狼狈撤出越南，他们支持的南越政权也彻底垮台了，美国军事当局对中国私下传话告诉他们的底线，虽然很不情愿，却甘愿"自缚手脚"﹐始终信守著： 美国空军轰炸北越，从来没有越过中越边境，虽然中国对越南的大量军事与经济援助照样进行，中国境内始终没有落下美国飞机的炸弹； 美国陆军在南越的军事行动，也相当"自律"﹐一直限制在17度线以南；尽管明明知道所谓"解放阵线"的后方基地就在北越，而且全力向南方渗透。 据说中国这个词，英文的字义是"瓷器"。不知这是否让西方人认为，中国的饮食器具，就都是些瓷玩意儿。不过，在朝鲜战场上试了试以后，美国知道了，起码中国人烧饭的锅，也是铁家伙。 如今关於"抗美援朝"的若干议论 关於抗美援朝，如今议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出兵援朝，是党中央的"集体决策"﹖还是毛泽东的"个人决策"﹖有些人的观点认为，抗美援朝，是毛泽东的个人决策，是他解放以后"违背民主集中制"﹑实行"独裁专断"的开端，因此"抗美援朝"的决策是错误的，并由此导致建国后的一系列错误。 抗美援朝是"个人决策"还是"集体决策"﹖让我说，既可以说是"集体决策"﹐也可以说是"个人决策"。中国关於抗美援朝的最后决定，不仅是中央领导集体做出的，而且中国政府和各民主党派，也都发表声明赞成，因此，从程序上说，完全是"集体决策"。 当然，在决策过程中，有争论，也有不同意见，如今有些人的回忆录，提到关於这些不同意见的零星信息，引起人们的兴趣，於是有了所谓"个人决策"的议论。不过，中央决策核心的三次最重要的会议，一次书记处会议，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记录的档案材料尚未开放。所以，关於最高决策的确切和详尽的情况，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最后决策层的情况，从如今披露的信息来看，当年的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开始都不赞成出兵，明确赞成出兵的，只有两个人，毛泽东和彭德怀。不过，我听军队一位朋友说，彭德怀赞成出兵，还有点另外的缘由。 事情是这样的：1950年初，毛泽东在苏联访问，谈判出现僵持局面，可他也没闲著，又在操心国内的事。国际上关於西藏的动向 - 英美等国在策动西藏独立、西藏当局要派人去联合国活动，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迅速做出决策，打电报给彭德怀，要求一野从西北尽快进军西藏。可彭德怀回电，却讲了一大堆困难，气候、道路、装备、准备不足等，总之是不行。毛泽东担心日久生变，迟疑拖延不得，遂打电报给刘伯承、邓小平，要求二野从西南进军西藏。刘、邓一点价钱也没有讲，很痛快地答应了。随后的事大家都知道，进军西藏的，是二野的部队，张国华的18军。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进军西藏的交通条件，铁路、公路、航空，什么都没有，确实非常困难。不过，对西藏地理形势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历史上的进藏路线，首选青藏线，也有人说是新藏线，这都在彭德怀一野的地盘；而西南的川藏线，地形是高山和深沟相间，历来是最难走的。共产党的将领，那时候个个都争强好胜，同国民党的将军们遇到作战首先就想著保存实力截然不同，刘、邓的部队胜利完成进藏任务，彭德怀自然脸上无光，而且会觉得，这一回他算是欠了主席一笔人情。遇到朝鲜战争，毛泽东要同彭德怀谈话，让人去宾馆把彭德怀接到中南海，就专门派邓小平去，大概也有点提醒他的意思。 现在，毛泽东要出兵援朝，总得有人挂帅，和美国人打仗，不可轻敌，自然要挑选他麾下最优秀的将领。可是，他的爱将林彪拒绝了，可能是怕砸了"常胜将军"的招牌吧，身体也确实不好；另一位著名战将粟裕，脑部战伤发作，也病倒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正在为难之际，彭大将军挺身而出，给毛主席解了围，也算是还上了不久前他欠主席的那笔人情。 我听来的这段缘由，准头不准头，大家姑枉听之吧。 总之，抗美援朝，中国出兵，从程序上说，做到了"集体决策"。不过，从实质上讲，应当说是毛泽东的"个人决策"。对这件事，我们可以这样想：假如当时的党中央，没有毛泽东这个人，比如在解放战争期间城南庄那一次，他让国民党的飞机给炸死了，那样的话，到了朝鲜战争的时候，中国出兵援朝的决策，很大的可能性，是做不出来。   关於抗美援朝，如今议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当年中国应该不应该出兵？抗美援朝已经过去60年了，如今又在争论这样的问题，这很有趣。因为，我想，当年中国出兵之前，在党中央会议上讨论的，就是这样的问题。不同的是，如今的讨论，只是"马后炮"﹐大概有些人觉得，能当个"事后诸葛亮"﹐也是一件心理感觉很不错的事情吧。当然，我不是说今天不应该讨论这样的问题。不过，虽然档案尚未开放，可我想，当年中央开会时，不赞成出兵的理由，比如：中国战乱百年，应当休养生息；中美双方实力悬殊，打不胜怎么办；更严重的，如果战争扩大，把仗打到中国来，引火烧身，如何了局等等，当年的中央领导人，智力水平并不低，不会想不到这些情况。 至於有人说，抗美援朝影响了解放台湾，我想，在当年中央会议上，即使持不同意见的领导人，也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的6月27日，美国就宣布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这样一来，凭我军当年的装备，就使解放台湾成为不可能了。实际上，此后不久，毛主席已经下达了撤销解放台湾的命令。这些情况，在中央开会讨论出兵援朝时，已经是两三个月以前的事了，参加中央会议的领导人，如果连这都不知道，还坐在那里开什么会呢？ 如今认为抗美援朝影响解放台湾的人，他们对朝鲜战争相关背景了解的信息，比当年的中央领导人晚了60年、还要加上两三个月。用如今时髦的学术语言说，这叫"信息不对称"- 这是人们如今讨论经济问题时常用的语言，不过，军事战略方面的决策，"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要突出得多，这是常识。   关於抗美援朝，如今的争论，真正比较重要的问题是，当年中国出兵援朝，事后权衡利弊得失，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们都知道关於"真理标准"的讨论，因此，对中国出兵正确与否的评判，主要不是看它是"个人决策"还是"集体决策"﹑也不是纠缠毛泽东是否"违犯民主集中制"或者"凌驾党中央之上"一类问题。因为，只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当然，"抗美援朝"的"实践"﹐已经是50多年前的事了。所以，我们今天讨论中国出兵正确与否，实际上是对抗美援朝以后我们国家的历史进行分析、研究和评判。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回顾往事，实事求是，资治通鉴，从历史中吸取智慧，不仅应当，也是有益的。不过，这无疑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全面的分析，也许得有几本学术专著才能说清楚。   对中国出兵的是非得失，有些评判很好玩儿。比如说：抗美援朝扬国威军威，巩固了中苏友好同盟关系，这是正确的，而影响国内经济建设，造成中美对抗，则是错误的，等等。这些人大概是学会计的，像会计科目的"收益"和"借贷"栏一样，把各种是非得失拉了一个清单。当然，现代社会崇尚"民主"﹐当会计的人，也完全有权评论国家大事，包括朝鲜战争。 可这打仗的事，即使打了胜仗，也是"毙敌三千，自损八百"﹐你总不能说，"毙敌三千"是正确的，"自损八百"便是错误的。双方伤亡多少自然应当比较，但比伤亡多少更重要的是胜败，比如攻城，攻方一般伤亡较大，但攻下来了，就是胜利；而比伤亡比例和战役胜负更重要的，是综合权衡利弊得失，尤其是评估对国家长远利益的影响，这才是评价决策正确与否的合理方法。 实际上，一个在朝鲜战争中不是当事者的一方，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这就是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眼看就要彻底完蛋了，蒋介石甚至已经私下派人到日本和南美去买房子，准备流亡海外当寓公了，不料却意外得到了一个难得的喘息进而反省的机会。可贵的是，蒋介石抓住了这个机遇，痛定思痛，改弦更张，从此走上顺利发展的道路。台湾后来的历史，成为一个走向现代化的成功故事，这对中华民族来说，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   有些肯定抗美援朝的人说：抗美援朝，国内经济恢复没有受影响。这其实也不符合实际，抗美援朝，军费花了60多亿，这笔钱如果用来投资建设，经济发展的情况肯定要好得多，怎么能说没有影响呢？显然，这些人的态度，是肯定抗美援朝的，可是，思想上却有顾虑。在如今这个时代，"经济建设为中心"﹐似乎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并且适用於一切时代的普遍真理，也成了判别历史上所有是非曲直的标准。所以他们大概是顾虑，如果说抗美援朝影响了国内经济建设，那不是违背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则吗？给人们的印象，就会是否定抗美援朝。 如今，在有些中国人的眼里，这世上的真理，似乎就只有"市场经济"和"富起来"﹐有了这么两条，中国就会繁荣强盛。真是幼稚得吓死人。《李雪峰纪念文集》里有这么一个故事：搞党史的人采访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太行区党委书记的李雪峰，这位老革命谈到当年党和政府在根据地的工作，自然也有怎么抓经济、财政和群众生活方面的事。李雪峰讲到这里，采访者觉得仿佛挖到了"金矿"似的，一脸惊讶地说："唉哟！你们在那个时候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可是，大将风度的李雪峰，却既不肯掠美、去争那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风头，也没有因为邓小平是他当年的老上级而去"保持政治一致"﹐他很温和地说："噢，不能那样说。那个时候，中国在打仗，我们的党和政府在根据地的工作，只能以战争为中心。"   还有，关於抗美援朝敌我双方"毙、伤、俘、失踪"的数字，说我方比美方要少。我不相信这种说法。美军有海空优势，陆军火力也强得多，我方的伤亡多一些，这是合理的，并不丢人。有些文章在"阵亡"﹑"伤亡"﹑"作战减员"﹑"伤亡损失"这些词汇上，用不同口径，搞文字游戏，这不科学，也不严肃。 我不懂多少军事，不过我觉得，徐焰书中介绍的情况比较可信：我军阵亡34万。伤与亡的比例，一般为二到三比一。当然，战场的情况千差万别，打仗的事不会很准头。而且，伤与亡的比例，也依战地救护水平有所不同，这方面我军远不如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的伤亡比例，提高到6比1以上甚至达到8比1或10比1。 所以，大概估计吧，我军包括伤亡在内各种损失的总数，约在百万左右。 根据我方公布的数字，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毙、伤、俘"的总数，是一百零几万，而据美方和南朝鲜一方公布，他们"毙、伤、俘、失踪"的总数，还要多一些，有130多万。朝鲜战争，美军阵亡五万多人，若加上"伤、俘、失踪"的数字，大约30多万；其余的，是南朝鲜和其他国家损失的数字。 据各种资料看，现在缺的是北朝鲜一方的伤亡总数。 俘虏的数字，中方俘获美军七千多，美方俘获中方两万一；至於中方俘获的南朝鲜军队，没有公布过数字，大概把俘虏交给北朝鲜了。 不过，战争中的统计数字，不像和平时代的经济统计数字，双方"毙、伤、俘、失踪"的数字，统计起来会有一些特殊的困难，不容易搞得很准确。 而且，我们知道，"抗美援朝"和"朝鲜战争"是有区别的：朝鲜战争的过程，前四个月，是北朝鲜在打；后来的两年多，中国参战后，以中方为主，和北朝鲜联合作战；而敌对的一方，是美军为主的16国联军，还有南朝鲜军队。 因此，战争中双方"毙、伤、俘"的数字，应该分开计算：朝鲜战争前四个月，中国尚未参战，美军和南朝鲜军队"毙、伤、俘"的数字，统计中方的战绩时不应当包括在内；而中国参战后的战绩，中方和北朝鲜方，也应当各算各的。这样，才能使我们今天对当年那场战争的轮廓，有个清楚的了解。 我想，我们如今谈抗美援朝，是在研究历史，而不是像当年搞战前动员一样，主要考虑鼓舞士气。作为研究历史的观念和方法，要尊重事实、讲究科学。"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这些话，不能只挂在嘴上。 况且，抗美援朝的历史，涉及参战的各方，后来也不只是我们一家在研究。当年我们在战场上的仗打得那么漂亮，现在只是研究这段历史，如果讲得太不靠谱儿，会让人家笑话的。 有一个历史上的故事，值得我们记取。1947年解放战争西北战场的"三战三捷"﹐是大家很熟悉的，记得是羊马河战役吧，全歼敌军一个旅，旅长麦宗禹被俘，在关押时收听新华广播电台，我军公布的战报称：此役，国民党军队三千多人，除一百多人逃跑，其余被歼灭。麦宗禹听了以后感慨万分：三千人，只逃掉一百多，还不说成"全歼"﹗共产党办事如此认真、说话如此诚实，怎么能不胜利呢？同国民党虚报战功的恶劣风气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这个例子，是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的典范，我们应当珍惜和继承。 朝鲜战争的起因："三国同谋论"可以休矣！ 回头审视朝鲜战争，这场战争的起因，首先和直接的就是那条该死的三八线。不过，这就要从二战后的雅尔塔体制说起。 二战期间，朝鲜并不是独立的参战国，还是日本的殖民地。因而，在盟国的"巨头"们开会时，并不是关注的重点，只是附带地提到。其要点是：打败日本后，朝鲜应当独立；可是又规定，先由盟国的"美、苏、中、英共同托管"。这就给后来的纠纷埋下了祸根。 这种做法背后的思想，仍然是"殖民帝国"优越感心理在作怪，既然朝鲜独立，民族自决嘛，就应当让人家自己去搞。当然，建立个政府，也不是容易的事，不过，无非是乱上一阵子，或许就会有点头绪。大国的巨头们，不相信这些民族能解决好自己的事情，还像一战以后那样，要搞什么"托管"。可是，由大国越俎代庖、对人家搞什么"托管"﹐效果难道就会好？ 实际上，所谓"共同托管"﹐那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正在忙著打内战，连占领日本这种相当风光的事都派不出兵，哪还有心思去管什么"托管朝鲜"的事？英国在二战中元气大伤，也没有力量再管东方的事，所以颇有自知之明地主动放弃了。因此，所谓盟国"托管"朝鲜，实际只是美苏两家的事。 而美苏两家也是心不在此。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最伤脑筋的，是美军在对日战争中伤亡太大，请求苏联出兵帮忙，而斯大林最关注的，则是乘机收回老沙皇在日俄战争时失去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不知道罗斯福是否明白，他的请求对斯大林来说，却是正中下怀、求之不得的事。斯大林落个顺水人情，还乘机获得重大利益，罗斯福则是"慷他人之慨"﹐拿中国的权益做交易。美苏双方一拍即合，交易得以达成，这就是著名的《雅尔塔协定》，其主要内容有三项，都是关於中国的：旅顺口、中长铁路和外蒙古。美国人大概也觉得，这"出卖中国盟友"的事，实在办得太缺德，还煞费苦心地对中国保密了几个月。美苏在二战时对"中国盟友"做的事，可以作为"弱国无外交"的典型解读。 至於小小的朝鲜，美苏两家在雅尔塔的"三巨头"会议上，并没有进行多少具体讨论，这大概与罗斯福的身体状况有关 - 他的病情已经很重了。所以，朝鲜的三八线，也并不是雅尔塔体制正式规定的事项。 战争期间，战场形势是决定因素，而对小国来说，往往就决定了今后的命运。实际上，所谓三八线，是美国人相当仓促草率的一项决定。苏联对日宣战后，苏军得地利之便，迅速进军朝鲜，眼看就要席卷朝鲜全境，而美军还在一千多公里外的冲绳呢。美国不甘心朝鲜由苏联独占，就提出美苏要为在朝日军受降划分一条分界线。时间十分紧迫，要求半小时拿出方案，可情急之下，竟然连一张朝鲜行政区划的地图也找不到，於是就由美军总部的一位参谋大致那么一瞄，根据纬度线用笔一划，就决定了后来的三八线。而对美国人划的这条三八线，斯大林竟然同意了，这有点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他知道美国的综合实力，而且那时美苏的关系还不错。 后来，由於冷战爆发，"共同托管"搞不成了，美苏各自控制一方，把朝鲜分裂了；於是，三八线也就成了南北朝鲜两个国家的边境线。可是，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边境线呢？《朝鲜战争》一书的作者王树增作过考证： 这条"三八线"﹐从不同角度分割了数座高高的山脉，截断了12条河流、三百多条乡间道路、八条等级公路，还有六条铁路。 这样的"国界"﹐完全没有考虑"分水岭"和"河道中心线"这些自然地理因素，也没有顾及原有的行政区划。想像一下这条三八线的情形吧：农民到地里干活，偶尔打个山鸡野兔，小孩子淘气乱跑，牛羊吃草，鸡飞狗跳，甚至鸭子到河里捕食小鱼小虾，一不留神，就会侵犯另一方的"领土主权"﹗ 这种情形，再加上两个政权处於敌对状态，如果不发生边境冲突，那才是怪事呢。如果打开非洲地图，我们会发现许多这样的国境线；当年殖民帝国留下的这些遗产，至今还是非洲不少国家战乱频仍、冲突不断的祸根。 所以，自从有了这条该死的三八线，南北双方大大小小的边境冲突，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而且，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的朝鲜民族，都声称要用武力实行统一，南朝鲜的李承晚咋唬得格外厉害，北朝鲜的金日成不甘示弱、也在埋头准备，这更使南北双方的武装冲突愈演愈烈。可是，这能怪朝鲜民族的南北两方吗？ 不过，不管朝鲜民族实现统一的愿望多么强烈，就当时的现实情势而言，南北两方的政权甫立，百废待兴，经济凋敝，工业落后，军事力量也相当薄弱。因此无论那一方，要发动大规模战争、实现武力统一，都是不大现实的。朝鲜半岛如果发生大的战争，背后一定会有外部力量的介入。 我国对外开放以后，关於朝鲜战争的信息，比过去多得多了，尤其是苏联解体、档案开禁后，我们也搞回来一批，国际方面的情况，如今已经很清楚了： 1950年6月25日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是北朝鲜。对这一点，以前我们不便说，主要是为了在外交上照顾北朝鲜的立场。看来，这盟友之间的事情，也麻烦得很呢。这里或许用得上萨特讲哲学的那句名言："他人即地狱"。 真实的历史情况，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金日成两人背著中国秘密策划的，直到开战前，生米快要做成熟饭了，才告诉毛泽东。在朝鲜方面，金日成要实现民族统一，即便使用武力，那是人家的内政，别人也不好说什么。不过，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北朝鲜光靠自己的力量，金日成即使想打，也没有那个能力。所以，朝鲜战争的决策，主导方是苏联，是斯大林的决定。 至於中国，不仅没有参加合谋，而且毛泽东很不希望发生这场战争。那时候，我们的国家不仅历经百年战乱、需要休养生息，而且，中国自己的内战还没有打完呢，如果说打仗，毛泽东关心的是解放台湾。对苏朝两方背后合谋的事，毛泽东实际上早有觉察，不过他的想法是：先解决台湾，立足於自己，当然也希望得到苏方援助，因为渡海作战要先取得制空权和制海权，但中国那时基本没有海空军；待台湾问题解决以后，如果苏朝方还坚持要在朝鲜打的话，待中方腾出手来，作为对苏方支援解放台湾的回报，也可以对朝鲜提供援助。 可是，这只是毛泽东的一厢情愿，实际上却行不通。因为决策的主导权，掌握在斯大林手里，他一手托两家，军事援助给谁，取决於他的决定。而斯大林的决定是，对帮助中国解放台湾，虚与委蛇，含糊应付，对北朝鲜发动统一战争，却全力以赴、密锣紧鼓地进行军事援助。 可以说，这同毛泽东的愿望截然相反。但是，这场朝鲜战争，斯大林处於主导地位，二战结束后，苏联有得是多余的武器弹药，他要让这些剩余物资"发挥余热"﹐来为苏联的战略目的服务。金日成有苏联援助在手，自然"牛"得很，当面对毛泽东说，进攻南方的事，他不需要中国方面的帮助。武器装备是苏联的，斯大林要给金日成；北朝鲜是当事者，金日成坚决要打。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又能有什么办法？最后被迫同意，也只是表了个态。 新中国政权甫立，共产党刚执政不久，就碰上这么一桩意料之外的事，而且是关於战争。这国家之间的事，真是冷酷无情，"盟友"之间，照样是人心险恶。斯大林毫无信义，而且居心叵测，中苏之间刚签订了《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还是"盟友"呢，可条约的墨迹未干，他就和金日成背著毛泽东，合谋策划了一场战争，这不是把中国这个"盟友"给出卖了吗？《剑桥中国史》说，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对中国的一个阴谋。我同意这种看法。   很长时间里，美国方面和西方世界一直认为，这场朝鲜战争，是苏联和中国合谋策划的，当然还有北朝鲜，称之为"三国同谋论"。在那个时候，这是美国决策层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依据，他们那时的看法是： 第一，这是苏联伙同中国在全世界进行"共产主义扩张"﹔ 第二，毛泽东对斯大林唯命是从，中共政权只是苏联的傀儡。 冷战时代，两大阵营严峻对峙，双方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甚至文化、学术方面的交流基本断绝，更不会把自己一方决策内幕的信息告诉对方，苏联一方尤其如此。因而，对中苏朝一方的真相，美国和西方大概当时也确实不知情。所以，在很长时间里，美国和西方世界可能真的相信这个所谓"三国同谋论"﹔当然，这种"三国同谋论"﹐也符合西方在冷战时期的政治需要。 我们得承认，美国和西方的公共传媒所造成的舆论效果，同我们一方的做法相比，影响和威力要大得多。这也不奇怪，人家的搞法，即使同一个国家，也是七嘴八舌的，而我们却总是只有一种声音。就是说，人家仿佛长著七八张嘴，我们却只长了一张嘴，自然占不了上风。即使我方讲得有道理，对大众来说，也是七嘴八舌中多了一种声音，很容易在"比较和鉴别"中被淹没。 所以，受西方传媒的影响，世界上很多人在很长时间里，大概也都相信这种"三国同谋论"﹕中共政权是苏联的傀儡，朝鲜战争主要是中苏合谋。中国对外开放以后，外部信息汹涌而来，西方传媒造成的强大心理影响，也传播到中国，有一些中国人也难免受影响，对中国过去的宣传感到疑惑，觉得西方讲的情况也许符合事实。 但是，"事实毕竟是最顽强的东西"﹐西方传媒造舆论的本领和产生的心理影响再大，也改变不了历史事实。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不是中苏合谋，而是苏朝合谋，对国内一般大众来说，信息首先来自1990年代中期《百年潮》杂志披露的前苏联的档案材料。不过在1980年代以前，西方有些严肃的历史学者经过认真的研究，已经掌握了朝鲜战争的历史真相。《剑桥中国史》的文章判断，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对中国的阴谋，就是在苏联档案开禁之前。 西方有些学者的头脑、能力和品格，确实令人钦佩。比如英国的马克斯韦尔，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后，西方传媒几乎一边倒地认为中国侵略印度，可是，马克斯韦尔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却独持异议。令人惊奇的是，中印边境战争期间，马克斯韦尔始终没有到过中国，并没有听"中共的宣传"﹐而是一直呆在印度的新德里，他读到的只是印度报刊的一面之辞。他持异议的结论，主要依靠头脑分析，像毛主席当年对国民党的报纸一样，"透著看"。但几十年以后，世界上严肃的历史学者普遍认为，马克斯韦尔的《印度对华战争》，才符合中印边界战争的历史事实。   朝鲜战争决策内幕的基本轮廓，如今已经完全清楚了。不过，我们不得不佩服西方传媒造舆论的本领，其产生的心理影响，远不是那么容易澄清的。近日我在网上看到一些中国人写的文章，仍然非常坚定地相信所谓"三国同谋论"﹐他们一口咬定，朝鲜战争是毛泽东和斯大林合谋策划的。 对严肃的读者来说，胡乱演绎的观点，这里就不去说它了，有一件事实，却被这些人揪住不放，就是毛泽东同意金日成的要求，将解放军几万朝鲜籍官兵送回北朝鲜。这些久经战阵、富有实战经验的解放军官兵，实际上成为北朝鲜军队的核心，在后来的朝鲜战争中是主力部队。他们说，这不就是中国参与"三国同谋"﹑策划朝鲜战争的证据吗？ 我们在这里，先不去计较有些人"逢毛必反"的"凡是"态度了。历史事实，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应当尊重，并严肃对待。这里向大家介绍一篇史学论文〈中苏关系与朝鲜战争的起源〉，这篇文章根据严谨的史料考证，目前是关於"解放军朝鲜籍官兵送回北朝鲜"一事的权威论述，阐释相当有说服力。〈中苏关系与朝鲜战争的起源〉一文，已收入中央党史出版社的文集《中苏历史悬案的终结》。 此文作者金东吉，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副教授。应当提到的是，他是一个南朝鲜人。大家知道，朝鲜战争的时候，他的国家属於同我们敌对的阵营。这或许可以证明前面那句话的真理性："事实毕竟是最顽强的东西。" 为了方便读者，使大家对此事有个大概的了解，我将此文有关要点简单介绍如下： 1949年5月，新中国还未建国，党中央刚迁到北京，北朝鲜领导人金一就来到北京访问，毛泽东对客人说："如果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有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劝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不过毛泽东也说，他很关心朝鲜如何防御南韩的进攻。 1949年10月21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朝鲜人民军不应当发动进攻"。斯大林10月26日回电，表示同意。 1949年12日16日，毛泽东访苏，在当天的会谈中，一开始就提出："现在，最重要的是保障和平。"他针对的就是朝鲜南北双方严重敌对的形势。 1950年1月，毛泽东还在苏联访问期间，美国的杜鲁门和艾奇逊表态"弃台"﹑"弃韩"﹐斯大林迅速改变对朝鲜的基本政策，支持北朝鲜武力统一。随后，朝苏双方开始秘密对话。而这些，斯大林和金日成都没有告诉毛泽东。 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访苏回国后，随即秘密飞抵北京，向毛泽东通报：关於"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朝苏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一开始毛泽东不相信此事，还向斯大林发电报，核对与交涉此事。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时，毛泽东是从法国通讯社的报导得知的。发动朝鲜战争前，金日成和斯大林都没有向中国方面通报。 关於"解放军朝鲜籍官兵送返北朝鲜"一事，起因是：朝鲜南北分治后，双方冲突不断、愈演愈烈，各方担心的，是南方入侵；朝方正式向中国提出此项要求，是1949年5月金一访问北京时。毛泽东同意朝方的要求，是帮助北朝鲜防御，而不是支持金日成发动进攻。 这些朝鲜籍官兵，都是四野的部队，共3.5万人，中朝双方约定，这些朝鲜籍官兵，将分为两批，先后送回北朝鲜。 第一批，1949年7月，在东北驻防的两个朝鲜籍师，共两万余人，送回朝鲜。我们知道，这时候，朝苏双方还没有对"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做决定。 第二批，1950年4月，一个多师，共1.4万多人送回朝鲜。因为这些官兵在南方执行作战任务，待广西战役结束，集中、休整、合编，稍后才走。此时，虽然朝苏双方已经决定"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但送这批朝鲜籍官兵回去，并不表明中国为支持金日成对南朝鲜发动进攻而增兵，只是履行中朝双方早在1949年5月达成的约定。 金东吉的研究，比我们自己搞得还清楚，他有两句结论性的意见："总之，毛泽东不仅在访问莫斯科时没有同意朝鲜进攻南韩，而且直到1950年5月初，仍对这个问题持反对态度。" 至此，"三国同谋论"可以休矣。 斯大林策划朝鲜战争的决策动因初探 作为分析问题的逻辑，我们要弄清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动因，就要先弄清朝鲜战争是怎么打起来的，为此，就要弄清斯大林策划朝鲜战争的决策动因。 关於斯大林支援金日成发动统一战争，有些中国学者是这样解释的：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反对中国打内战，不支持中共的革命主张，到"三大战役"后，还不赞成解放军渡过长江。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认识到他当年不支持中国革命的错误，吸取了经验教训。所以，在朝鲜问题上，他支援金日成发动统一战争，是为了不再犯过去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 这种意见，我不知道斯大林是否这样讲过。不过，如果斯大林对中国人这样解释，听起来倒是蛮合乎逻辑的，尤其是要堵住中国人的嘴，还颇有点说服力呢。不过，我们应当注意到，这种解释的前提是：全世界的共产党是一家人，争取革命胜利，大家的目的是一样的，过去认识上和实践中的错误，只要坐在一起好好谈谈，认真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就能实现思想和行动的统一，世界各国革命以及革命胜利之后的事，今后就好办了。 可是，我们也应当知道，斯大林这个世界革命的导师，更是苏联这个国家的领袖，而世界革命包括中国革命的利益，同苏联的国家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至於斯大林辛勤忙碌的工作，也不光是和各国共产党一起商量怎么争取革命胜利，他兴趣更大的，也许是在"三巨头"会议上纵横捭阖，在二战前，他甚至和纳粹德国的希特勒作交易，在中国正在进行抗日战争时，也曾和日本签订"中立条约"﹐为此斯大林还亲自到火车站迎送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这是最高的"外交礼仪"了，连后来毛泽东访苏时也无缘有此荣幸。不过，作为苏联的国家领袖，斯大林关心自己国家的利益和安全，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别人也不好责备什么。 实际上，对支援世界革命，斯大林已经不像当年的列宁那样热情与虔诚，当世界革命的利益和苏联国家的利益两者不一致时，他优先考虑的是苏联的国家利益。这其实是个老问题了，列宁逝世后不久，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在确立"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路线之后，这就成了一个让各国共产党深感困惑与烦恼的问题。 苏联在处理对外事务时，采取一种"双轨制"﹐并设立两套机构：一套是常规的外交部，另一套就是共产国际，而这两套机构，又都是斯大林一个人领导的。因此，共产国际的所谓"路线"﹐首先要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而所谓"共产国际"﹐基本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中共的"国际派"﹐很长时间看不透这一点，让中国革命吃了大亏，这是更深一层的原因。 中共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后，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同革命时代的情况就更不一样了，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不仅会有不同，而且会有竞争，有时甚至会是对立的。把不同的国家利益，简单地归结为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认为只要坐在一起，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就行了。我想，在这些问题上，如此书生气十足、头脑天真或者说糊涂的，绝对不会是斯大林。   那么，斯大林策划朝鲜战争这个阴谋，他的想法是什么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已经有人查阅了苏联当年的历史档案，查证斯大林的电报、文件、谈话等。应当说，研究历史，首重史料，这很必要，也很重要。 不过，我们也应该知道，执掌大权的政治领袖，主要是实践者，是做事的，而不是著书立说、或者卖嘴皮子的，他们有些想法，甚至是重要的决策，有时也许是多做少说、甚至只做不说。 朝鲜战争的决策，已经是60年前的事了。因此，如果我们从朝鲜战争前后事态发展的轨迹中，来研究斯大林当年的思路，弄清他的战略思想和决策动因，不仅是可取的，也许还更可靠些。 朝鲜战争的大背景，自然是冷战。二战结束不久，美苏就由战时盟友反目成仇了。冷战的形成，自然也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美苏都有责任。不过，"干涉希腊内战"﹑"富尔顿讲演"﹑"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这一系列事件，美方似乎更主动一些。 美国频频得手，苏联自然不甘示弱。可是，"柏林危机"一出手，斯大林对杜鲁门的决心估计不足，而且美国的实力之雄厚，竟然连煤炭也可以用飞机空运西柏林，也实在令人惊愕。双方僵持了一年，以苏方退让告终。这件事，无疑让斯大林很是灰头土脸。 看来，和美国人在欧洲硬干，苏联力有不逮。於是，斯大林又开始打主意："西方不亮东方亮"﹐也许在东方做点文章，能够在冷战中扳回一局；同时，"祸水东引"﹐对苏联以及"华约"国家的小兄弟，显然更为有利。 这应当是斯大林朝鲜战争决策的一个原因。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东西方阵营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新中国的建立，使"社会主义阵营"在欧亚大陆连成一大片，苏联当年独自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险恶处境，从根本上改变了，日子好过得多了。不过，此前不久发生的南斯拉夫叛离"共产党情报局"的事，又引起斯大林深深的忧虑：中国会不会走南斯拉夫的路？毛泽东会不会成为又一个铁托？ 说起来，发生南斯拉夫叛离的事，主要责任在斯大林，二战打败了法西斯，他太骄傲了，很不谨慎了，比如在同南斯拉夫的杰拉斯会谈时，斯大林态度的骄狂、蛮横与霸道，也实在过了头；当杰拉斯向他反映，苏军进驻南斯拉夫后军纪太坏、数千妇女被强奸，斯大林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反而把杰拉斯训了一顿。结果，触犯了南斯拉夫的民族尊严，引起铁托的强烈反弹。 当然，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斯大林也知道，铁托之所以敢於同他公然叫板，是因为他的背后，有一支在长期革命尤其是残酷战争中建立起来的队伍，主要是军队，还有一个坚强的意志独立的领导团队。这些条件，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也有一些，后来的历史证明，东欧国家同苏联闹别扭的，就是霍查和齐奥塞斯库。而这些条件，毛泽东完全具备，而且更加出色，经过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尤其是延安整风，中共早已不是当年乖乖地听命於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挥棒的那个党了。显然，斯大林的担忧，不无多余。 有了南斯拉夫的教训，斯大林也知道应该谨慎了，他恢复了惯有的老练与精明，对中共的领袖，他要仔细地考察、权衡和打量一番：中国是否会走南斯拉夫的路？尤其是，中共领袖是不是又一个铁托？ 分析或者说揣测斯大林的想法，无疑是个很没有把握的事，这里我们举个例子，虽然只是中苏交往中的花絮，也可以对事情了解个大致的端倪。 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成果颇丰，相当成功，气氛也非常友好。斯大林高兴了，在宴会上祝酒时，要为世界革命中心将来转移到中国干杯。可是，刘少奇拒不举杯，推辞再三，甚至搞得有点尴尬了，最后也没有干这杯酒。尽管有点影响气氛，可这也让斯大林感到放心：这个人当铁托？看来不大像。 应当说，刘少奇当年的做法并没有错，我们现在也不能说，刘少奇当时就应当喝那杯酒。不过，当斯大林谈到他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与责任时，刘少奇连连表示没有这个事，应对也太迁就，客气得过分了。当然，也是刘少奇这次赴苏，关於这方面的问题，毛泽东没有向他授权。可反过来说呢，斯大林专门在中国急切地有求於他、地位最为虚弱的时候，三两句话就想了结这笔历史旧账，其精明老练，时机挑得再好不过了，绝对是高手。 而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一见面就向斯大林抱怨：他这个人，长期受打击，有话无处说。有人评论，毛泽东外交应对不得体。情况也许是这样，这方面的本领，他不如周恩来。不过，领袖之间的应对，是战略家的意志较量，毛泽东见面第一句话，其言外之意，就是要追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导中国革命的错误和责任！斯大林不愧国际政坛的老手，一句"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就把话题转移了。斯大林的应对可谓机敏得体，可心下也不免一惊：全世界的共产党领袖，有谁可曾一上来就敢对他这样讲话？这个毛泽东，简直活脱脱的一个铁托第二！在以后的中苏谈判中，毛泽东本钱有限，却屡屡公然叫板，使会谈几度形成僵局。当然，对中苏双方而言，当时都不可能让谈判破裂；可当初答应过刘少奇的有些事，而且是大事，也变卦了。 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会谈，虽然公开的宣传是"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但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毛泽东后来以他特有的幽默说：从苏联谈判回来那半年，"全世界都在骂我，说我是铁托；只有台湾的蒋委员长，还给我说句好话。"- 毫无疑问，最不愿意也最害怕毛泽东当铁托的，就是这位蒋委员长了；蒋介石在大陆败给了毛泽东，不过我们得承认，这家伙相当精明，没有人比他更深切地知道：毛泽东要是成了铁托，来个"脚踏两只船"﹐在西方阵营也踏进一只脚，他蒋介石的两只脚可往哪里去找立足之地呢？ 对毛泽东一旦成为铁托第二，苏联将要面临的不利局面，斯大林自然心知肚明，而且不会无动於衷。可是在斯大林的眼里看来，这个毛泽东，血气方刚、精明强悍、很有主见，是个软硬不吃的家伙；对这个人，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临之以威、诱之以小利，恐怕都不顶用。斯大林在盘算，今后怎么对付这个桀骜不驯的毛泽东呢？看来，必须想个根本的办法，让他毛泽东想当铁托也当不成！要经过一番运筹，设法造成一个局面，一个世界范围的大格局，把中国这只已经醒来的"东方睡狮"﹐彻底关在斯大林设计和铸就的铁笼子里。 就在这时，1950年1月，老谋深算的斯大林，做出了朝鲜战争的决策。   在1950年初之前，苏联对朝鲜的政策，并不支持金日成武力统一，也没有大规模武装北朝鲜的计划，对日本在朝鲜留下的工业设备，也像在中国的东北一样，能搬走的尽量搬走，然后，苏联在朝鲜的军队也撤走了。而且还说了，亚洲革命的事务，按照"国际分工"﹐以后由中国负责。 可在1950年1月之后，苏联对朝鲜的政策改变了。在军事方面，转而大力支持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为此，对北朝鲜进行大规模军事援助，派遣军事顾问，帮助训练军队，参加制订作战计划等，尤其援助飞机、坦克、重炮这些进攻性武器，使朝鲜北南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急剧倾斜，优势转向北朝鲜一方。 斯大林决定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统一战争，当然希望北朝鲜能够打胜，实现朝鲜统一；不过，作为久历战争风云、见过大世面的军事统帅，斯大林也不会一厢情愿地只想著胜利，而根本不考虑失败的可能性。当然，为了鼓舞土气吧，对失败的可能性以及后果，他可能没有公开说过，但是，并不等於斯大林就没有考虑过。 实际上，如果站在斯大林的角度，他的考虑可能会是这样的： 如果北朝鲜打胜了，实现了朝鲜统一，金日成自然最满意，可他不能不感激斯大林，苏联在朝鲜的影响力由此大增，当然什么事都好商量。比如：旅顺的军港如果归还中国了，军事基地就可以迁到釜山，苏联在远东照样有不冻港，而且可以控制日本海，作为对美国和日本的威慑，战略态势更为有利。朝鲜在东北亚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原来说过的让中国负责亚洲革命的事务，今后就可以不再包括朝鲜了。所以，综合权衡，尤其是战略利益，如果朝鲜战争打胜了，最大的受益者，实际是苏联。 可是，如果北朝鲜打败了呢？朝鲜战争爆发后，如果美军不干涉，这种可能性不大；倘若美国出兵干预，北朝鲜的败局恐怕就很难避免。雷英夫评说，斯大林没有估计到美国出兵干涉，是战略判断方面的能力不行。我觉得，这种分析不透彻，可能低估斯大林了。 1950年初，杜鲁门和艾奇逊先后讲话，"弃台"﹑"弃韩"﹐美国今后的军事防御线，不包括台湾和南朝鲜了，这也许确实是让斯大林下决心同金日成合谋策划朝鲜战争的一个原因。可是，这国际上的事，和商业合同不一样，并没有国家法律来保障；况且，兵凶战危，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美国人只是在讲演时说了那么几句，谁知道靠得住靠不住？在国际政坛见过许多大世面的斯大林，就那么好糊弄？一听就信以为真？连点儿"防人之心"也没有？ 实际上，对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斯大林可能没有对人明白讲过，但是，他不可能连想也没有想过。其实，我们只要看看朝鲜地图就会明白，斯大林的如意算盘是怎么打的： 朝鲜和中国的边界，长达一千多公里，而和苏联的边界，只有区区不足20公里。而且，边界的中国一边，是紧连工业中心的核心腹地，而边界的苏联一边，则是远离国家政治与经济腹心的边疆之地。 因此，如果金日成打败了，美军推进到鸭绿江边，对苏联固然不利，但中国受到的威胁却大得多。中国被推到与美国隔江对峙的最前沿，这样的地缘战略形势，毛泽东曾经宣布过的"一边倒"﹐恐怕就不能只是嘴上说说了。 所以，全面审视朝鲜战争：下最大赌注的，是金日成，胜了，是大赢，败了，则输光；斯大林的盘算最精，仗是朝鲜人在打，胜了，苏联获益巨大，败了，受损也有限；而最大的"利益攸关方"﹐实际上是中国。对中国来说，金日成的仗打胜了，所获的利益，中国没有份儿，公开的损失虽然没有，潜在的损失，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除了已经失去解放台湾的机会，还要加上失去在朝鲜的影响；如果打败了，除了金日成，中国受损害的程度，这个账算起来就复杂得多了。 久历国际风云的斯大林，不会想不到这一点；也许他还想到，桀骜不驯又智力过人的毛泽东，未必看不破他走这一步棋的用心。所以，斯大林和金日成合谋策划朝鲜战争，要背著毛泽东。   以上的分析，是军事和战略方面的。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斯大林在外交方面是如何运作的。 1950年1月，毛泽东还在苏联时，作为对中国的友好姿态，苏联在联合国提出一个提案，要求驱逐蒋介石集团，把联合国的席位给新中国的政权。苏联这个提案，当然被美国否决了。随后，苏联为表示抗议，竟然愤而退出联合国。 近年开放的苏方档案表明，这件事，苏方事前曾向毛泽东通报，并征得中方同意。不过，中国那时的情况也真是可怜，刚建立了个政权，在国际上还没有打开局面，对国际事务所知还很有限，也未必清楚联合国那些复杂的议事程序尤其是其运作过程中的奥妙之处。可是，即使毛泽东具备相关的知识和经验，对斯大林的用心也心知肚明，那时中国在联合国没有席位，对苏联在联合国的行为，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但是，苏联随后的行为就奇怪了，苏联宣布退出联合国，却并没有放弃在联合国各种机构尤其是安理会的席位、资格和权力，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也没有打道回国，只是不去参加联合国安理会的会议了，就在纽约联合国驻地的公寓里呆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苏联人玩得是什么把戏呢？我看过葛罗米柯的回忆录，他是苏联的资深外交家，当年担任苏联副外长，在30多年后写的回忆录里，葛罗米柯说，他还是不明白。 不过，随后发生的事实，却很清楚很明白。 1950年6月27日，朝鲜战争爆发第三天，联合国做出决议，派遣军队干涉朝鲜内战，并提名麦克阿瑟挂帅，所谓"联合国军"﹐虽然主要是美军，却堂而皇之地打著联合国的旗号。 那个时候，联合国成立不久，世界就进入冷战，美苏对峙，外交是主战场，双方在联合国奉行的是"两个凡是"的方针：凡是美国支持的提案，苏联就否决；凡是苏联支持的提案，美国就否决。所以，冷战时代的联合国，由於苏美拒不合作，整天就是吵嘴磨牙，什么事情也不能决定。 可是这一次，美国比后来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幸运得多了，出兵伊拉克那一次，小布什这个"牛仔"﹐让狡猾的"老欧洲"给"涮"了，美国只能以"多国部队"的名义，名不正言不顺的，在世界上搞得好不尴尬。而出兵干涉朝鲜内战，堂堂正正打著"联合国军"的旗号，却顺顺当当就把事情办成了。 可是，武力干涉朝鲜战争，如此重大的事项，联合国怎么这么轻而易举就决定了呢？原来，联合国安理会开会讨论此案时，作为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的苏联，拒绝出席安理会的会议，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缺席了。 再往后，到1951年1月，中国已经出兵参战，三次战役，连战连捷，战线推进到三七线。这时，联合国做了一个就地停火的决议，事后看来，这个决议对中国相当有利，可是中国拒绝了这个决议，应当说是个重要失误。不过，这个就地停火决议，对当时朝鲜战场的形势并没有什么实际影响，美国也没有打算实行什么"就地停火"﹐实际上，在这个决议正式通过的两天前，李奇微就已经下令美军发动了新的进攻。 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拒绝了"就地停火决议"﹐联合国随后又做了一个决议，"谴责中国侵略"﹐是以联合国的名义。我们的新中国，可真是命运多舛，政权甫立，还没有来得及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自己，就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还被"联合国"谴责为"侵略"。这件事，虽然没有在当时的战场上产生什么实际影响，但对我们的国家在"软实力"方面，无疑是重大的伤害与损失。说白了，新中国的政权，不仅成了国际社会的"弃儿"﹐还要背上"侵略"的恶名。 那么，到这种时候，享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苏联，总该为他的"中国盟友"做点什么吧？可是，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仍然拒绝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或许，正在联合国官邸公寓里悠哉游哉地冷眼旁观、看热闹呢。 在联合国先后做出"派遣联合国军"和"谴责中国侵略"这两个决议时，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一直呆在纽约联合国驻地。虽然"苏联退出联合国"了，可过了一段时间，在这两个决议之后，却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马立克又回来了，仍然坐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位置上，而苏联在联合国的席位、资格和权力，毫发无损，一切照旧。 对这桩怪事，30多年后，葛罗米柯说他还是不明白。可是，事情一目了然，如果不是1950年的斯大林患了"老年性痴呆"﹐那就是30多年后的葛罗米柯，学会了中国人的"难得糊涂"。 刑侦学有一条道理，根据后果的受益和受损，可以分析判断谁是罪犯和作案动机。一场朝鲜战争，使我们新生的共和国，在地缘战略上处於严峻而险恶的境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又背上"侵略"的恶名而被排斥在外。 二战时打过几年交道，斯大林对美国人是了解的：这个国家骄狂鲁莽、"老虎屁股，一触即跳"﹐可是打仗的时候却相当怕死，非常珍惜人的生命。在朝鲜战场上，美国军队被志愿军打死打伤了几十万人，对中国还能不怒火中烧、耿耿於怀？随后的若干年里，美国在中国的周边，用一大堆反华"条约"和海陆空军基地，组成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就证明了这一点。 也许，斯大林要的就是这样的局面。他终於把中国关在他设计和铸就的铁笼子里了。在亚洲，中国同美国严峻对峙，"祸水东引"﹐吸引了美国的力量，不仅可以使苏联有了喘息之机，得以加强对东欧后院的控制，欧洲的局面起码一段时间内可以安生一点。而且，斯大林还可以让苏联高踞於中美对峙之上，摆出一副超脱的姿态。眼下，就可以颇为惬意地在朝鲜战争中做个"调解人"﹐当美国当局想同中国谈判结束朝鲜战争时，派原驻苏大使乔治・凯南以"老朋友"的名义去找的，就是躲在别墅里的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再往后，说不定哪一天，苏联还可以同美国交易、调情，品尝"缓和"的美味呢。 一场朝鲜战争，在以后的好多年里，把美国人搞得很被动，苏联则赢得战略主动地位，相当游刃有余。抓住这个机遇，苏联可以积蓄力量、搞军备竞赛，也可以好好搞点建设，包括体制方面的改革。实际上，据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提到，1952年，斯大林可能对美苏在二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颇有些悔意，觉得如此下去对苏联并没有什么好处，因而打算调整苏联同美国与西欧的关系。可惜，这些颇有新意的"战略新思维"尚未展开，1953年初，斯大林就死了。这样看来，斯大林留给他的后人的遗产，不能说不丰厚呢。遗憾的是，苏联再没有出现过斯大林那样战略级别的人物，没有利用好这笔遗产。 国际社会，"丛林法则"﹐世道人心，如此险恶。踩著中国人的肩膀头，在世界战略格局中占领制高点、夺取主动权，对斯大林老谋深算的叵测居心，如果我们认为毛泽东从一开始就"高瞻远瞩，洞察一切"﹐那恐怕也未必。在世界舞台上，新中国在国际上尚未打开局面，也缺少综合实力支撑的地位；而且，要对付那些头绪纷繁、沿革曲折、复杂微妙的国际事务，毛泽东毕竟还是新手，若论纵横捭阖的经验之老道，斯大林显然远在他之上。 当然，到了事后，对自己的国家吃了大亏，即使智力不如毛泽东杰出的中国人，也不会愚钝到毫无觉察，可到那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又将奈何？ 对国际政治领域的事，运用刑侦原理进行分析，这算是"客串"。不过，这天下的事，也许是相通的。面对朝鲜战争会给中国带来的局面，难道你能说，我们认为斯大林居心叵测，就一定是诛心之论？ 美国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动因之一瞥 朝鲜战争於1950年6目25日爆发后，美国的反应，迅速而强烈，仅隔两天，就於6月27日宣布武力干预朝鲜战局，先是出动海空军，接著就是地面部队，全面卷入朝鲜战争；还操纵联合国通过决议，组成"联合国军"﹐共纠集了16个国家参加。北朝鲜发动的统一战争，本来还属於朝鲜的内战，由此，很快变成了一场国际战争。 一件荒谬而怪诞的事实是，战争在朝鲜爆发，美国宣布干预也就罢了，却还同时宣布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这样一来，就阻断了中国解放台湾的路，使这个问题一直拖到今天，仍然是中国实现民族统一的隐痛和缺憾，还成为中美关系持续至今的"老、大、难"。不知美国人想到没有，这就狠狠地得罪了中国人民，用如今的话来说，因为它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或许从这一刻起，在毛泽东的心中，中国参加抗美援朝，基本就势在必行了。 伍修权当时在联合国，强烈谴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义正辞严，讲的在理。可是，这件事毕竟有些怪异、使人疑惑：为何朝鲜发生战争，却把台湾扯进去了呢？而且，这之前不久，1950年初，美国政府宣布"弃台"﹐"不干预中国内战"了，杜鲁门总统1月5日讲的，随后国务卿艾奇逊也讲了，怎么忽然就变卦了呢？美国政府毫无信义、出尔反尔，这无疑是事实。可是，杜鲁门和艾奇逊讲这个话的初衷，难道压根儿就纯粹是"兵不厌诈"的欺骗？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彻底改变对台湾的政策，美国的决策者是怎么想的呢？ 从一本美国人写的书里，我们知道了一些内情：在美国政府内部，主张继续支持台湾、干预中国内战的，主要是那个麦克阿瑟，台湾是美国"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这种蛮不讲理的混账话，就是这个家伙的知识产权！受麦克阿瑟的影响，美国军方的一些人，当时也在酝酿改变对台政策的意向。 巧得是，主要反映麦克阿瑟意见的〈备忘录〉送上去时，正好赶上美国政府讨论朝鲜战争，这两桩事，就这么碰到一起了。 说起来，杜鲁门在罗斯福去世后继任，开始还是相当谨慎的，基本上是"萧规曹随"﹐"按既定方针办"﹐每当遇到难办的事，都要向幕僚询问："罗斯福当年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说的？"可是，当他在1948年竞选中大胜之后，信心大增，心态膨胀，也是他的性格使然，执政风格变得武断鲁莽。现在遇到朝鲜战争，就相当轻率地把改变对台政策和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放在一起公布了。不知道杜鲁门想到没有，时过不久，他就要品尝自己鲁莽、轻率的苦果了。   实际上，美国当局的对外政策，由朝鲜战争所引发的变化，比台湾问题更深刻也更广泛的，是近年才解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对於二战以后的世界历史，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文件，需要进行深入的专门研究。 这个68号文件产生的大致情况是： 美苏由二战的盟友反目成仇，冷战的震荡也波及美国政坛。1949年，艾奇逊击败马歇尔出任国务卿，当时因为美国驻苏大使乔治・凯南那份长达八千字的电报提出著名的"遏制政策"﹐1950年初，杜鲁门让艾奇逊主持会议，讨论"遏制政策"的"概念"﹐1950年3月，讨论会内容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被编了个号，属最高机密，这就是〈68号文〉的来历。 这个〈68号文〉的背景，自然是美苏冷战，但是，〈68号文〉的内容，在思想上的一个要害问题是：出於冷战需要，美国把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都当成了"共产主义扩张"﹐要实行"遏制政策"。这样一来，美国就背弃了威尔逊总统在一战时倡导"民族自决"的传统，在二战之后的世界上，站到民族解放运动的对立面去了。 不过，当时的杜鲁门总统，正准备削减财政预算，要把140亿美元的军费减少十亿美元。而〈68号文〉出於在全世界实行"遏制政策"的需要，却要将美国的军费增加3.5倍，达到五百亿美元。这显然不符合杜鲁门的想法，因此他对这个〈68号文〉态度很冷淡，没有批准这个文件，只在国防部和外交部的高层官员中传阅。美国这个国家，各种政策预案，什么样的设想都有，这也是见怪不怪的事。〈68号文〉的公案如果到此为止，不过是美国外交预案的"万宝全书"里多了一份历史材料而已。 可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当局在决定干预朝鲜战争时，杜鲁门总统迅速改变了主意，把这个〈68号文〉也一并批准了。从此，〈68号文〉便成了美国在冷战时代的基本国策。由此可见，朝鲜战争对美国政府当年的对外政策、进而对二战后的世界格局的影响，可谓至深至巨。   说起来，就连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马上决定武力干预，这件事也有一些令人疑惑不解之处。因为，就在不久前，1950年初，在杜鲁门宣布"弃台"后，艾奇逊发表讲演，指著远东地图、还比划著说： 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防线，确定为北起阿留申群岛，经过日本群岛，延伸到琉球群岛，再延伸至菲律宾群岛。 显然，南朝鲜和台湾，被排除在美国的防御圈之外了。艾奇逊的讲演，大概确实是让当年的斯大林怦然心动的一个原因，随之做出支持金日成发动朝鲜统一战争的决策，也许因为他觉得摸著了美国方面的"底牌"﹕他们已经公开宣布不管南朝鲜和台湾的事了。 可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立刻就决定干预朝鲜内战，堂堂的美国总统和国务卿，信誓旦旦，言犹在耳，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就出尔反尔，变卦了。美国这种扑朔迷离的政治，像万花筒一样变幻莫测，可能让当年的斯大林颇为吃惊，或许也让后来的邓小平疑惑不解：你们美国，到底有几个政府？而我们直到今天也颇有一头雾水之感：美国政府的决策，是蓄意策划的欲擒故纵、引蛇出洞的邪恶阴谋？还是无耻政客随心所欲、翻云覆雨的流氓行径？   作为对美国政治的基本了解，我们知道：美国是个民主国家，民主制度健全稳定，政治基於民意；而美国的民意，如果能够得到充分而均衡的表达，其主流的特点，并不偏激、狭隘、怪诞，还是比较平和、理性、中庸的，大概财大气粗的缘故吧，也颇有点宽厚的味道，比如二战后对战时的敌国日本和德国。当受到强烈的恶性刺激时，比如"珍珠港"和"9.11"﹐美国也会变得愤怒、偏激、狂热，相当情绪化。不过，这也算是人情之常，别的国家遇到这样的情况，大致也会有这种反应。 但是，朝鲜的三八线，并不是珍珠港，更不是纽约的华尔街，相距一万多公里呢，美国许多人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那么，美国政府对朝鲜战争所作的反应，迅速而强烈，相当情绪化，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态度理性一点，从国家利益来看，美国的政治家应该知道：在美苏冷战格局中，美国的战略重点无疑在欧洲，因为美国那时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利益，重点在欧洲。在美国政坛，作为国家战略，这是常识。美国人对干预朝鲜战争也很后悔，说他们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虽然是"事后诸葛亮"吧，看来美国人并不糊涂。可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立即决定武力干预，无视战略常识，不顾国家利益，不分轻重缓急，头脑如此不理性，这又是为什么呢？   看来，对美国政治，我们应当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这就要说到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了。按尼克松的说法，"麦卡锡主义"﹐兴起於1950年初，到1954年退潮。不过，在此之前，"麦卡锡主义"就已经在酝酿了，算起来前后实际有七八年吧。其后续的影响，时间就更长了，直到今天，大家都知道的，在赴美的签证表上还把共产党和纳粹并列，把二战时的敌国和盟友等同视之，这不是荒谬吗？可这就是当年"麦卡锡主义"的遗迹。 "麦卡锡主义"的深刻背景，是美苏由战时盟友走向冷战。说来这也不奇怪，当初是盟友，自然交往很多，而且还很友好，美苏成了敌国，对当年的友好交往，难免就会让一些人疑神疑鬼的，於是，就有了1947年成立的审查政府官员的所谓"忠诚调查委员会"。后来，由一两个"间谍事件"所触发，再加上麦卡锡的煽动，就演变成一场疯狂的政治浪潮了。看来，世上并不是只有中共在延安搞过"抢救运动"﹐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比"抢救运动"的范围大得多，时间也长得多，闹腾了七八年。当然，就像中共在延安时的"抢救运动"一样，"麦卡锡主义"说起来原也是事出有因的。 美国人的印象，"麦卡锡主义"的两位风云人物，一位是麦卡锡，另一位就是尼克松。不过尼克松自己说，他的思想并不偏激，还是比较理性的，只是因为审理涉嫌共党间谍的"希斯案"而出名在先。 这场以"反对共产主义"为标志的"麦卡锡主义"政治恶浪，使美国社会一时间普遍弥漫著相当恐怖的政治气氛，"麦卡锡主义"政治声浪的潮头所至，仿佛到处都是"共党间谍"﹐人人都有"亲共嫌疑"﹐看来美国人也要经历一番"莫谈国事"的体验了，他们十分崇尚的言论自由，面临严重的威胁。 按说，稳定健全的民主政治，一般都是比较宽容的。像"麦卡锡主义"这种邪恶思想的汹涌浪潮，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属於相当"另类"的情况。虽然在苏俄革命以后，美国社会也出现过对"共产革命"的"红色恐惧"﹐不过那次反共浪潮，只有半年多时间就过去了。这次"麦卡锡主义"的浪潮，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势头之汹涌，险些毁掉美国赖以立足的"自由、平等、人权、民主"观念构建起来的制度基础。 麦卡锡是共和党参议员，讲演的时候，手中经常挥舞著一页纸，声称那是他掌握的美国政府中"共党间谍"的名单，有205人之多，可他却提不出任何证据。不过，在发难之始，相当有煽动性，受他的蛊惑，议会和社会上有许多人跟著他跑。麦卡锡这个家伙为人相当粗鲁，一点"绅士风度"也没有，有一次与政敌争吵，竟然动粗，若不是尼克松在旁力劝，就用双手把人掐死了！真不知道美国的选民怎么就选了这么个活宝当他们的民意代表。 麦卡锡是个反共的偏执狂，又特别喜欢抢政治风头，他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夸大其辞、无限上纲，到处抓"共党间谍"﹐一时间把美国社会和政坛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那一段时间里，美国一向标榜的"保护人权"﹐似乎也不大灵光了，其基础深厚而牢固的法治传统，也面临严重威胁。 这股邪恶的政治浪潮，在美国社会泛滥成灾，哈佛大学的许多教授，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卓别林，还有我们熟悉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等，都是其受害者。麦卡锡的政治语言极为夸张，就像中国的"17年黑线专政"和"十年浩劫"一样，他攻击此前的美国政府是"犯罪的20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又说成"犯罪的21年"﹐连他所在的共和党执政时期的政府也不放过。麦卡锡挖掘"共党间谍"﹐还对美国政府的大人物特别有兴趣，尤其把美国政府的核心权力部门当作重点对象，美国的国务院、陆军部、中央情报局等，都是他的攻击目标。 在"麦卡锡主义"的狂潮中，由於"忠诚调查"而被解职的政府官员达2700人之多。罗斯福时代的政府高官和心腹幕僚，纷纷中箭落马；连马歇尔这样美国政坛的重量级人物，也受到麦卡锡的攻击；中国人熟悉的福斯特・杜勒斯，一个著名的反共铁杆，也成了"亲共嫌疑"﹔他的弟弟艾伦・杜勒斯，中央情报局局长，也因为牵连到"共党嫌疑"而被纠缠得受不了，拉下脸来央求"坚决反共"的尼克松，托他去麦卡锡那里为他"缓颊"...... 在"麦卡锡主义"强大声威之下，美国人也尝到了"政治运动"的滋味，社会各界尤其政府高官，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不知何时就会因为"共党嫌疑"而遭到灭顶之灾。连艾森豪威尔为了自保而"避嫌"﹐也同他的老战友马歇尔"划清界限"了，直到当选总统后，才敢在宴会上和马歇尔"打个招呼"。 仅从以上简要介绍的情况，我们就可以领略和体验到，"麦卡锡主义"的浪潮，是多么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政治。走向世界的中国人，也许该从中国人的视角给"麦卡锡主义"写一本专著呢。 应当提到的是，共和党在美国政坛还属於"偏右"的政党，杜勒斯是个反共铁杆，艾森豪威尔也拉上"坚定反共"的尼克松作为竞选搭当，可在"麦卡锡主义"的汹涌浪潮中，仍然难以幸免。至於杜鲁门、艾奇逊所在的民主党，人们一般认为是"偏左"的，由於"罗斯福新政"的遗产，同"社会主义"也沾点边，更是"麦卡锡主义"重点攻击的目标。 特别是中国革命胜利后，美国政坛纷纷追究"谁丢失了中国？"在中国人看来，美国把中国当成他的一件什么东西，筒直岂有此理！不过，"谁丢失了中国？"这句名言，在当年的美国政坛，却是一件颇具杀伤力的政治武器，而且矛头直指国务院！麦卡锡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声称："美国国务院一大半的人是共产主义分子"。这让担任国务卿的艾奇逊，简直如坐针毡，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对美国的决策，比如美国干预朝鲜战争，有人时常会认为是出於对国家利益深谋远虑的战略运筹，写理论文章的人，则可以写出洋洋大观的战略论著来。应当承认，美国政坛确实出现过杰出的战略家，如二战时的罗斯福和霍普金斯，还有后来的尼克松和基辛格。可是，人人往往容易忽略的是，政治，有时是相当非理性的，政治家，有时也会有相当自私而卑鄙的动机，他们这个时候的决策，根本谈不上深谋远虑，甚至并非出於国家利益。 比如这个艾奇逊吧，1949年，随著中国革命胜利，美国对华政策彻底破产，美国政坛纷纷追究"谁丢失了中国？"为了给美国对华政策辩解，他编写了一本白皮书。可是，白皮书一出台，却一片哗然，谁都不领情，蒋介石恼羞成怒，毛泽东嬉笑怒骂，美国国会围攻指责，麦卡锡更是危言耸听，......这让他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因为中国的事，可真是吃尽了苦头。 到1950年，中国大陆变色，尘埃已经落定，历史翻到新的一页了，为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杜鲁门和艾奇逊宣布"弃台"﹐可以说是合乎理性的现实考虑，何况因为这该死的"中国问题"﹐也实在把他搞得焦头烂额、心力交瘁了。可是，艾奇逊"弃台"的讲演一出，又遭到美国政坛新一轮的猛烈攻击，更有甚者，还拿这篇讲演作为证据，证明麦卡锡的话确实不假："美国国务院一大半的人是共产主义分子"。天哪，可怜的艾奇逊！ 当时，"麦卡锡主义"的浪潮势头汹涌、正在方兴未艾之际，站在艾奇逊的角度，他难免会想：这种局面，何日是个尽头呢？再搞下去，自己的政坛生涯也许就要葬送在"麦卡锡主义"的政治漩涡里了，再严重一点，如果将他作为"共党嫌疑"进行"忠诚调查"﹐搞得身败名裂，前景就更加凶险了。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中国人这个话或许有点过於极端了，政治家执掌权柄，考虑的应当是国家利益。可是，如果你认为政治家就没有私欲，比如，对自己在政坛的升降沉浮乃至毁誉生死也置之度外，那恐怕也未必。艾奇逊为了中国的事，可谓夙兴夜寐、辛苦操劳，可如今竟然沦落到如此狼狈不堪而且凶险莫测的境地，怎么能不让他忧从中来、愤从中来？ 当然，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对批评指责都习以为常，面对政治逆境，神经不坚强也干不成。在险恶的政坛混迹多年，艾奇逊自然不是等闲之辈。不过，"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难免不生出卑鄙的邪念来。在"麦卡锡主义"险恶的政治浪潮中，艾奇逊一方面打起精神、苦苦撑持，一方面也在观察形势、窥测时机，以图摆脱目前的被动局面，在政治上扳回一局。 1950年6月25日，机会终於来了。据一位美国人写的书里记述：那一天，杜鲁门在外地休假，艾奇逊在华盛顿当值，朝鲜战争的消息传来，他马上紧张兴奋地忙碌起来，打了一连串的电话，联络各方面的巨头，探口气、对口径、沟通、协商、运筹。可他先通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准备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而后才同总统杜鲁门商量，却有点"越权"的嫌疑。幸而杜鲁门总统的决策意向和他相当一致 - 大概也是政治处境相似的缘故吧，而且行事风格又以果断、鲁莽、轻率著称，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杜鲁门很快就决定了。否则，艾奇逊显然过了头的"积极性"﹐如果杜鲁门追究他"越权"的话，那也是相当麻烦而且令人难堪的事。 实际上，待杜鲁门总统第二天从外地回到白宫时，朝鲜问题的决策这只鸭子，已经让艾奇逊煮得半熟了。当然，正式的决策，还是在总统主持的会议上做出的，这是美国政府的合法程序。 美国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就是这样做出的，我们看到，艾奇逊在这个决策过程中，实际上发挥了主导作用。对此，美国的传媒颇为讥讽地评论道：军队存在的价值，是为了打仗，外交官的职责，则是为和平奔走；可是，在美国决定武力干预朝鲜战争时，国防部的将军们是"主和派"﹐国务院的外交官反倒是"主战派"﹐岂非咄咄怪事？不知是否有人进一步追问：做出如此重大的决策时，艾奇逊的决策动因，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还是他个人的政治利益？   对美国这个国家，世人似乎爱恨交加，有人说成"一朵花"﹐有人说成"豆腐渣"﹐这也真应了欧洲人的谚语："既是天使，又是魔鬼"。不过，如果回到1950年夏的特定时点，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美国： 在"麦卡锡主义"支配性的影响下，美国的政治潮流，正在展示他历史上最邪恶最黑暗的一面。而实际上，美国政治在道德上的畸变，受害最深的是美国自己。从轻处说吧，"麦卡锡主义"的邪恶与偏激，直接的恶果，是让美国自蔽耳目，不能正确认识这个世界了。比如对中国吧，中共领袖是什么样的人？毛泽东是怎么看待中国和世界的？他是否会与斯大林"合谋"策划朝鲜战争？杜鲁门和艾奇逊在讨论朝鲜问题时，如果能向谢伟思、文森特和拉铁摩尔等中国问题专家做点谘询，或者把谢伟思1945年写给国务院的报告找来看看，也许决策就不会那么盲目、莽撞、离谱。 - 谢伟思，还有"美军观察组"即"迪克西使团"那一批人，当年在延安曾经对中共领袖有好几年的直接观察和密切交往，和毛泽东更不知有多少彻夜长谈，听他纵论中国与世界。因而，毛泽东是否对斯大林唯命是从？中共是不是苏联人的傀儡？对这些，谢伟思等人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可惜，在"麦卡锡主义"的浪潮中，这些对中国有真知灼见的有识之士都被整肃了，谢伟思本人也被开除公职、被迫离开外交机构，为了糊口，只好凑合著做个小买卖，已经不能向他的国家献计献策了。这桩麦卡锡主义的时代留下的公案，直到尼克松访华后，美国政府於1973年给谢伟思"平反昭雪"﹐才算了结。 而在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时，执掌美国权柄而且充当世界领袖的美国政治家们，又是这么一班不成体统的家伙，他们的决策动因，既不是出於对国家利益的深谋远虑，又完全不顾及美国民众的意愿，而是因为身陷"麦卡锡主义"的政治漩涡中不能自拔了，就用干预朝鲜战争，来谋求脱身之计。 杜鲁门与艾奇逊之流，若与当年罗斯福的胸襟气度和杰出头脑相比，可谓天壤之别！这帮家伙似乎在竭力展示他们在智力和品格上相当愚蠢而卑鄙的一面。   应当承认，对美国政治，我们了解得还不够，这里谈的，只是美国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动因之一瞥。不过说到这里，也许我们该对美国历史上几场战争作点概略的比较，虽然一味谈论战争的话题并不令人愉快。 美国参加二战，对罗斯福来说，其实并不意外。对当年世界大局的走势，罗斯福早已有深刻的洞见，对参加战争，也未雨绸缪地进行著精心运筹与谋划。不过，罗斯福尊重美国人民的意愿，又能准确地把握和巧妙地引领美国的民意。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民众群情激愤、同仇敌忾；美国参战，可以说是精心谋划国家战略和人民意志高度统一的完美结合。所以，面对空前强大的法西斯轴心国，美国在国际国内，都是完胜。 伊拉克战争就不然了，9.11事件后，美国民众同样是群情激愤，可小布什却远没有罗斯福那样的雄才大略和聪明睿智，他不仅缺少判断国家战略利益的清醒头脑，也不能在群体性的悲愤中准确把握道德的界限，更没有表现出领袖群伦和驾驭民意的才能与手腕。面对民众的狂热，小布什一味随波逐流，用毛主席的话来说，是个"尾巴主义"﹐甚至还推波助澜、火上添油，在重大决策关头，还在玩弄政客的把戏，以为媚俗就能捞取选票。结果，由於这个"牛仔"总统的无能与莽撞，美国世界霸权的衰落，至少提前了20年。 而美国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就更加等而下之了，美国的执政者，既没有对国家战略的清醒判断和精心运筹，又没有美国民众广泛坚实的民意基础，起主导作用的艾奇逊，其决策动因竟然是让"麦卡锡主义"纠缠得混不下去了，用干预朝鲜战争来寻求解脱。这既不明智，也不道德。结果，让美国"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至於为了避开享有"宣战权"的议会，把动用几乎半数美国陆海空军进行的大规模战争，说成是"警察行动"﹑"治安行动"﹐不仅有"违宪"的嫌疑，简直完全是儿戏！实际上，民意测验表明，对朝鲜战争，美国民众普遍态度冷漠。看来，美国的民主政治并不能制止政客们愚弄民众、强奸民意！也许是因为"麦卡锡主义"的缘故吧，美国人民的意志似乎也挺好糊弄的。   美国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第二个关键的时刻，是1950年11月初。此时，志愿军已经入朝，并与美军不期而遇地打了一场遭遇战，史称"第一次战役"﹐我军小胜，歼敌万余。 只是在半个多月前，麦克阿瑟在威克岛还非常有把握地对杜鲁门总统说：中国如果出兵朝鲜，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战事发展到今天，中国不可能出兵了。因此，朝鲜战争很快就可结束，美军士兵很快就可以回家。急匆匆告别杜鲁门总统，乘飞机回到他的总部，麦克阿瑟立即下令美军分兵冒进、长驱直入，先头部队的一支小分队已进抵鸭绿江，美军士兵还在江中撒了一泡尿。 可是，紧接著，美军突遭打击，锋芒顿挫，虽然对志愿军的情况还摸不清底细，但是有一个事实却是毫无疑义的，那就是：中国出兵了！ 这一下，麦克阿瑟的牛皮吹破了，他的判断，被证明是错误的。而美军首先也是最后一次看见鸭绿江的，就是那几个撒尿的士兵。 中国出兵的消息传来，让美国的决策层感到十分震惊。 其实，在一个多月前，周恩来托潘尼迦捎信，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美国当局也不能说完全不当回事儿，还是研究过一番的。不过，大概美国和一个软弱的中国打交道时间长了，对中国跪著仰视他 - 哪怕只是跪半条腿- 已经习以为常了。因此，美国当局的判断是：这是中国的"外交讹诈"﹗就是说，中国人想靠虚声恫吓，就能避免一场战争，来获取实际利益。周恩来说的如果美军过三八线"我们要管"的话，只是说说而已，中国未必就敢出兵朝鲜，和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真刀真枪地较量。为了表示美国人是讲道理的，还提出对美国飞机"误炸"中国边境造成的损失，可以道歉和赔偿。 显然，美国的决策者还没有理解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这句话的涵义，也根本没有想到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对新中国的伤害有多么深。他们以为：只要赔偿中国一点美元，满足一下中国人的所谓"面子"﹐就可以把毛泽东的新中国打发了。 可是现在，中国人竟然真的出兵了。於是，从1950年11月3日开始，美国当局为了弄清中国出兵朝鲜的真正意图并寻求相应的对策，接连几天进行密锣紧鼓的磋商。尤其是11月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召开紧急会议，因为要拿出一个决策性的意见来提供给美国总统，所以更为关键。 此时，美国当局急於弄清楚的，中国出兵援朝的数量和意图，其真实的情况是：13兵团原计划分两批过鸭绿江，但彭德怀过江前，果断决定一次全部过江，因此，13兵团齐装满员，共26万人，已经全部进入朝鲜。"第一次战役"时，彭德怀又命令50军、66军渡江入朝，担任侧翼掩护。"第二次战役"前，又调动在华东的九兵团三个军紧急入朝，负责东线对美第十军的作战。这样，美军面对的中国军队，已经是40几万的大部队了。中国军队如此大规模的调动，美国空军竟毫无觉察，部队行动隐蔽的巧妙，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在同美军不期而遇的"第一次战役"之后，彭德怀对"第二次战役"的意图是：后撤一步，收缩兵力，佯为示弱，诱敌深入；然后，大胆穿插敌后，正面大举进攻，两面夹击，准备对美军来一个大的歼灭战。 可这个时候，麦克阿瑟还沉醉在"仁川登陆"后大胜的好心情里，"第一次战役"后，虽然知道中国出兵了，但对中国军队的数量和意图，他一厢情愿的判断是：渗透到朝鲜的中国军队，不可能超过三万人，最多五六万人，因为冰天雪地上有十万人行动，肯定会被美国空军发现；中国用"志愿军"的名义，说明不是主力；秘密进入朝鲜的企图，是为朝鲜人民军保住一个立足点，不致全军覆没；因此，中国出兵朝鲜只是象徵性的，不过是对朝鲜邻邦把意思尽到，在撤出朝鲜时无损於面子而已。根据这个判断，麦克阿瑟制订了"结束战争的攻势"的计划，东西两线，互不联系，分兵冒进，长驱直入，要一举结束战争。只是把美军回家的承诺，从"感恩节"推迟到"圣诞节"了。 在11月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紧急会议上，实际上讨论的就是麦克阿瑟这个"结束战争的攻势"的计划。会议上，因为不掌握战场的可靠情报，东一句，西一句，不得要领，瞎分析一气，对麦克阿瑟"结束战争的攻势"的计划，也谈不出什么重要的不同意见。还有人猜测：志愿军"可能是临时纠集的公安部队"﹐中国派少量部队过江，是想保护鸭绿江沿岸的电站，建立一个缓冲地带。总之，中国无力、也无意同美军大举较量。 不过，在这次会议上，也有一个人独持异议，就是新任国防部长的马歇尔。这个大名鼎鼎的马歇尔，在二战期间和战后，以其忠诚、睿智、才能和品格，尤其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卓越贡献，赢得美国和世界的赞誉。在马歇尔的政坛生涯中，唯一的挫折，可能就是到中国调停国共内战了，不过，那是美国的政策不对头，并没有他个人多少责任。可在中国的一年多，却使他对中国有一些切实了解和真知灼见。於是，到了这种时候，杜鲁门总统又将两度退休的马歇尔将军请出来，取代约翰逊担任了国防部长，指望他能在关键时刻为美国当局指点迷津。 马歇尔完全不同意会议上多数人的判断，他担心麦克阿瑟采取的冒险计划，会把美国拖进灾难。他指著朝鲜全境的地图说： 朝鲜的军事形势不容我们太乐观了。你们看，由於我们在东面的防线拉得太宽，易受攻击。美国第十军和陆一师正在向满洲推进。他们与西线的第八集团军有很大间隙。如果中国军队在东西两线的间隙中有大部队穿插进来，形势会变得十分危险。他们是世界上作战时间很长、地面作战经验非常丰富的军队，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马歇尔还说： 二战中和战后，我到过中国，你们不要轻信中国人。世界古代大兵法家孙子就是中国人。他们的战略技术很高明。中国军队打败了日本，又打败了蒋介石的几百万大军。什么"志愿军"﹐是在骗我们，很可能是他们的精华。毛泽东一贯主张初战必须打胜，同我们美军交兵，他一定要选择良将精兵来的。据说苏联已向中国运送20架飞机。苏联人不会冒险直接出兵。中国人在历史上是讲义气的民族，他们不会袖手旁观的。我们应慎重。 果然是"老马识途"﹐对朝鲜战局的大势尤其是中国方面的意图，马歇尔的判断，八九不离十、基本上靠谱儿，不久即为后来的形势发展所证实。但是，尽管马歇尔的话振聋发聩，使不少人对未来的朝鲜战局感到十分担忧，可参谋长联席会议这次紧急会议，最后还是同意和批准了麦克阿瑟"结束战争的攻势"的计划，并把这个决策性意见上报杜鲁门总统。 最后，马歇尔有点无奈地说："这是给总统出的馊主意。" 事情怎么会这样呢？可能我们对美国政治所知不多，很难确知其详情。分析起来，一个直接的原因，也许是因为美国国防部是个新成立的机构，像通常的情况一样，各方面的人员凑在一起不久，长官和部属、部门之间的沟通与磨合，时间还不长，情况吃不透，决策拿不准，因而态度比较谨慎。 另一个因素或许是，虽然我们看到，在战略决策的会议上，马歇尔敢於发表负责任的意见，不过，当时美国的政治，"麦卡锡主义"正是方兴未艾，马歇尔毕竟受到麦卡锡的直接攻击，可能这也影响了马歇尔的个人权威，使他对坚持自己的意见似乎有点底气不足。 不过，主要的因素还是那个麦克阿瑟。不久前，对麦克阿瑟制订的"仁川登陆"计划，美国统帅机关开始普遍不赞成，但是，后来"仁川登陆"获得空前成功，使朝鲜战争一举反败为胜。由此，"仁川登陆"之后的麦克阿瑟，"牛"气冲天，就像"偷袭珍珠港"之后的山本五十六一样。因此，在军事决策时，产生了所谓"下克上"的现象，作为上级的统帅机关，对麦克阿瑟的计划，虽然疑虑重重，甚至反对的意见相当有道理，却谁也不敢提出否决。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孙子兵法的名言，世界上的军事家，也都懂得这个道理。但是，面临朝鲜战争出现中国出兵的重大变化，美国最高军事当局在对中国出兵数量和中方意图，基本是稀里糊涂、懵懵懂懂的情况下，就批准了麦克阿瑟"结束战争的攻势"的计划。结果，就是不久的美军狼狈溃败。 对此，马歇尔在事后很沉痛地说："我们认为什么都知道，而实际上什么都不知道。然而，对方却一切都知道。於是，战争开始了。" 我们看到，在1950年11月初，在朝鲜战争又一个关键时刻，美国最高军事当局的决策，同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一样，轻率而盲目。   不过，可以为美国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作点辩护的，倒也有这样一个客观情况：二战以前，除了威尔逊总统那一小段，美国基本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对世界上的事不愿多管，也没有多少兴趣，因而所知也很有限。美国在二战中大胜，综合实力急剧膨胀，国际地位大幅攀升，整个世界一下子都摆在他的面前，几乎所有问题都需要美国的参与和处理。可是，面对如此庞大而复杂多样的世界，美国对这个世界的知识、经验和人才，却显得严重不足。所以，美国人在处理世界问题上犯错误，大概也是难免的事。 说句题外的话吧。有150年历史的大英帝国，对这个世界的事，倒是知识丰富、经验老道、人才济济。可是，由於在二战中元气大伤，英国已经力不从心，完全没有当年的综合实力了。 我们得承认，美国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确实雄厚，不仅科技、经济和军事力量无以伦比，在国内治理方面，其制度的科学合理和完善成熟，也令人钦佩。大概也唯其如此吧，从朝鲜战争中，美国人并没有吸取应有的经验教训，没有做到"不二过"。他们要到另一场越南战争时，又犯了大错误，吃了大苦头，才有了真正的反思。 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不过世人难免还会这样想：假如二战后，实力雄厚的美国，能有英国那老练的外交智慧，对世界包括朝鲜的政策也许不会是后来那个样子，这个世界也许不会有那么多的灾难。如果允许我们进一步假设，二战后的国际社会，若是出现罗斯福曾经设想的"美苏协调"的局面，"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提前半个世纪到来，这个世界也许会好得多，对美国无疑也会有利得多。以国土、人口、资源和工业、科技等综合实力论，美国比当年的英国强大得多，可美国的世界霸权，恐怕不会有大英帝国的150年那么长。 当然，历史毕竟不能假设。况且，倘若二战后真的出现那样的世界格局，"美苏共治"﹐也就不会有中国什么事了。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提前到来的"全球化"中，如果相应的准备很不充分，要从世界的"边缘地带"进入"核心区域"﹐希望恐怕就渺茫得多了。   但是，彼时彼刻，对美国政坛和决策高层发生的这一切，不管毛泽东当时有多少了解，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的严峻现实，却容不得他像做诗那样潇洒了，容不得他对一个"环球同此凉热"的和谐世界的无边遐想，也容不得他"躲进小楼成一统"﹑一心专注於安排中国老百姓渴望已久的小康。毕竟，彩电、冰箱和洗衣机，不能用来"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近代几百年来，世界变小了，成了个"地球村"。美国虽然相隔万里之遥，可那里发生的一切，包括"麦卡锡主义"支配下的政治生态，却通过干预朝鲜战争的决策，让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同毛泽东和他的新中国，迎面相撞了！ 尽管美国人事后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干预朝鲜战争，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当时的无情现实却是，这个综合实力雄踞世界之首的军事强国，携带著几乎全部的现代化武器装备，已经打到中国的家门口了。 中国必须迎接挑战，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莽撞的美国人，逼得中国军队非得补上这一堂现代化战争的课不可了，也逼得孔孟之道滋养的温文尔雅的中华文明，要焕发起久违了的"威武不能屈"的强悍勇武的一面。"江山待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世界文明历史的长河，如果不给毛泽东一个展示雄韬伟略的机会，也是一种遗憾呢。 "夹击中的奋斗"- 毛泽东出兵援朝的艰难决策 对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如今持肯定态度的，列举了这么几个方面的理由： 朝鲜是我们的近邻，也是历史上外敌入侵中国的通道，明代时日本的丰臣秀吉，以及近代日本侵略中国，都是先从朝鲜开始的，历史的经验不能忘记，这不能不让中国心生警惕。中朝两国的历史关系悠久深厚，况且，北朝鲜政府已经正式向中国请求出兵援朝，我们不能拒绝。 美国过去曾经支持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在"麦卡锡主义"的浪潮中奉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又蛮横无理地派遣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干涉我国内政，阻碍解放台湾。 "唇亡齿寒，户破堂危"﹐如果不出兵援朝，让美军推进到鸭绿江，直接威胁我国东北地区的工业基地，即使美军不大举进攻中国，但中美两方在鸭绿江两岸严峻对峙，我们国家也不能安心进行经济建设。 而且，我国已经托印度大使捎信，为避免中美直接冲突，希望美国稍加节制，使政权甫立的中国能够避免一场很不希望发生的战争。但是，美国人骄狂傲慢、一意孤行，根本不把中国政府的传话和告诫当成一回事儿。 应当说，这些理由都是对的。不过，这都是关於美国方面的因素。我认为，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还有一些因素，就是对苏联方面的考虑。因为，尽管我们今天才知道，毛泽东却无疑在当时就知道：这场朝鲜战争，是斯大林背著他策划的；斯大林策划朝鲜战争的决策动因，不容他不费思量。 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抗美援朝的决策，毛泽东面对的是这样的局面：前面的"明枪"﹐是向鸭绿江汹涌扑来的美军，背后则是一个超级大国的综合实力；后面的"暗箭"﹐是曾在"三巨头"的交锋中修炼得道、老谋深算的斯大林设计的圈套，而且背后的综合实力，也是一个超级大国。 两军对阵，大敌当前，对前面的"明枪"﹐完全可以开动宣传机器，大声疾呼地公开谴责；可是，对后面的"暗箭"﹐斯大林居心叵测的圈套，毛泽东即使看出了门道，那时也只能默默地记在心里，独自进行斟酌、权衡、盘算，不能公开讲出来。 作为中国的政治领袖，一个实践的战略家，毛泽东当下最紧要的事，是面对国家迫在眉睫的危急处境，迅速做出决策。作为打了半辈子仗的军事统帅，毛泽东深知兵凶战危，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况且要迎战的，又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不过，出兵援朝，涉及战略全局，既迫在眉睫，更关乎国家未来，对后面的"暗箭"﹐即斯大林挑起朝鲜战争的决策动因，毛泽东在做决策时，更须深入进行统筹谋划。 概言之，前有"明枪"﹑后有"暗箭"﹐在这样的处境下，进行"夹击中的奋斗"﹐这就是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背景。   对前面的"明枪"﹐当然主要是"斗力"﹐这是战场上的事。面对强敌，那时的中国，民贫国弱，经济、社会基本处於"中世纪的发展水平"﹐没有军事工业，没有国防科技，没有海空军，没有机械化陆军，连武器装备的"制式化"也没有实现。毛泽东的手中，只有一支新的中国军队，这是一支非常优秀的军队，高度政治化，英勇善战，指挥高超，这支久经战阵的胜利之军，其战斗意志之高昂和实战经验之成熟，正处在巅峰时期。这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军队，对这支军队，毛泽东很有信心。 当然，这支军队也有重要的缺憾，就是尚未经历过真正的现代化战争。现在，要到世界上同第一军事强国较量，主要就依靠他们了。这支军队要在空前惨烈的血雨腥风中，领教和见识一番什么是现代化的战争，弥补这个重要的缺憾，补上这一课。 我们知道，毛泽东历来主张"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说"准备"﹐他早已未雨绸缪，著手组建东北边防部队，从而夺得了先机，可若论"把握"嘛，在绝大多数人的眼里，可也真够悬的。要迎战空前的强敌，这一仗无疑是险中求胜。不过，毛泽东历来不怕弄险，他喜欢鲁迅："勇士抽刀，面向强者"﹐"在危险中漫游，才能体验生命的力。"   而对身后的"暗箭"﹐则主要是"斗智"﹐而且表现为"盟友"之间共同对敌的"庙算"。这种"庙算"中的"斗智"﹐不能像对部队进行战前动员那样慷慨激昂，也不能像对群众公开进行宣传鼓动那样义正辞严，甚至在党和政府核心决策的会议上，有些话可能也不大方便讲。 - 有一件事，耐人寻味：以前我们都知道，周恩来让潘尼迦通过英国给美国捎信，是1950年10月2日。可是，一本美国人的书里写道，时任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向印度的外交官也讲过同样的话，也是捎信的意思，而且时间还要早五天，是9月27日。 对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为：10月2日周恩来同潘尼迦的谈话，应当是中央书记处会议授权决定的事项，而9月27日聂荣臻向印度外交官打招呼，则是直接受毛泽东的差遣。显然，在9月27日之前，毛泽东已经和他的将军们商谈过出兵援朝的事，而且不止一次了。 这使我们产生一个公开材料没有讲过、实际上却相当合理的猜测：出兵援朝的决策，毛泽东当然要召集中央的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会议，进行集体讨论；可是，作为军委主席，事关出兵援朝，又是他分工负责的事，毛泽东也会把将军们找来商量。也许，有些在中央会议上不大方便讲的话，比如分析和应对斯大林的"暗箭"﹐和将军们谈起来，更能畅所欲言。而党中央，虽然在延安整风后，已经在思想上摆脱了苏联人的控制、能够独立决定自己的政策了。可那个时候，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斯大林仍然是神一般至高无上的人物，毛泽东要同党中央的集体在一起开会商量如何对付斯大林的"暗箭"﹐恐怕还是不大方便，有些话不能说得很"透"。而且，要是毛泽东有点"防人之心"的话，可能还会怀疑是否有人在背后向斯大林"告洋状"呢。 可惜的是，大概军人的嘴都很严吧，毛泽东同他的将军们这些私下商谈的内容，我们今天无从得知了。这一点，对我们更清晰更彻底地了解毛泽东当年出兵援朝的决策动因，无疑是一个遗憾。   毛泽东同"暗箭"主要设计者斯大林的较量，这场表现为"庙算"中的"斗智"﹐其一招一式，一字一句，一言一动，一进一退，既是军事的，又是政治的，既要对"明枪"﹐更要防"暗箭"。而且，这种斟酌再三，反复权衡，只能在毛泽东的心中默默地进行。对毛泽东来说，这无疑是对他领袖智慧的严峻考验。 前有美国的"明枪"﹐后有斯大林的"暗箭"﹐是否出兵援朝，既要掂量国情国力，又要考虑世界格局，既不能贻误转瞬即逝的战机，又要运筹对国家未来的长远影响，毛泽东的决策，无疑是非常艰难的。 对这一点，大家现在说得不少了。如今，60年过去了，对历史，也许沉淀一段时间，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那么，在我们今天看来，毛泽东当年出兵援朝的决策，究竟是正确呢？还是错误呢？ 作为今天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和判断，我们或许可以反过来这样假定：毛泽东当年的决策，在1950年10月，如果是拒绝金日成的请求，不出兵援朝，后来的中国，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 如果中国不出兵援朝，那么毫无疑问，朝鲜战场当时的情况会是：美军推进到鸭绿江，朝鲜全境陷落；按斯大林的指令，金日成带著党政机关和少量军队，逃过鸭绿江，在中国成立流亡政府；在朝鲜境内，留下少量部队打游击。 美国大获全胜，自然会更加傲慢骄狂，美军会不会撤走呢？从他们至今还赖在南朝鲜的情况看，恐怕未必，甚至肯定不会。斯大林在冷战的较量中又输了一局，也未必就肯善罢甘休。金日成年轻气盛，更不会甘於如此惨败，他会下令游击队加紧活动，并在中国东北整训军队，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李承晚是个顽固保守又刁钻古怪的倔老头，却远没有后来朴正熙那个本领，未必有能力消灭金日成留下的游击队，因而他统治下的朝鲜，恐怕很难有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当年麦克阿瑟对李承晚格外青睐，一手扶持他取代金九出掌南朝鲜，就是因为蒋介石向他介绍此人政治倾向狂热反共。有这么一个反共的老顽固统治朝鲜，再加上支持和控制朝鲜的美国当局奉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李承晚的政权绝不可能实行对中国友好的政策。 因此，对中国来说，鸭绿江对面隔江相望的朝鲜，不仅会是一个乱局和恶邻，而且势必是一个敌国。 中国面临的形势，也许更为切近的是，鸭绿江两岸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只要看看后来的三八线，我们就不难想像：三八线北移到鸭绿江了。不同的是，鸭绿江的对岸，就是中国。中美双方重兵集结，隔江对峙。而金日成则要支援朝鲜境内的游击队，传递情报、提供补给、武装渗透等。 那么美军呢，从过去的行为看，也未必就不会直接干预，因为还在中国出兵援朝之前，美国飞机就轰炸了中国边境城市丹东。- 对这件事，美方的解释是：美国空军轰炸的目标，并不是中国，只是鸭绿江桥，炸弹落在中国，是投弹技术上的原因。可是，军事行动永远都会有技术因素，这个理由，随时都可以找到，是个现成的说辞。 因此，鸭绿江这条中朝边境，绝对不可能是和平的。   如果中美双方长期隔江对峙，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美军拥有现代化的强大武力，尤其是有海空优势，而这些，中国没有；中国的优势，是英勇顽强的官兵和灵活机动的战术，而这些优势，在隔江对峙的情况下，却用不上。 隔江面对现代化的美军，中国要守护自己的领土，怎么办呢？比如，要在鸭绿江北岸部署空军，当时的办法，只能向苏联求援，帮助中国组建空军。 倘若真的到了这个时候，斯大林会是个什么态度呢？设想一下吧，假如我们是斯大林，会怎么想？会怎么说？斯大林对中国的想法，肯定印象不好，一是不听话，让你出兵，你不出，二是看不起，"缩头乌龟"﹐胆小鬼。 因此，斯大林或许会这样说：唉呀，这个空军哪，是技术军种啊，你们搞不了的。而且，空勤、地勤、气象、雷达，各种专业技术人材，要培训好几年呢，现在临阵磨枪，怎么能行呢？绝对来不及的。这样吧，还是我派苏联空军过去，一个军的空军，五百架战斗机，够了吧，先替你们顶著。你们组建空军的事，不必著急，从长计议吧。 随之而来的，斯大林可能又会说：空军的基地场站，需要苏联的高炮和陆军部队守卫，保障后勤供应的铁路线，也要有苏军驻扎以保证安全，等等。如果斯大林提出这样一些要求，中国有什么讨价还价的本钱呢？恐怕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听从斯大林的安排。 我们不要忘记，当年的东北，旅顺港还有苏联驻军，海陆空军都有，东北那个丁字形的"中长铁路"﹐则由"中苏共管"﹐而且苏方控股，因而掌握著实际控制权。这些，本来都是"雅尔塔"定下来的，苏联同国民党中国有条约依据。毛泽东访苏时，虽然用新条约取代了老条约，但只有大连市的"行政权"﹐大概觉得无关紧要吧，交还给中国了，而旅顺港苏联驻军和"中长铁路共管"的内容，都延续下来了。当然，"旅顺驻军"和"中长铁路共管"的事，新条约也承诺几年后归还，可尚未到期，条约仍然有效，中方不能不遵守吧。因此，如果斯大林提出这些要求，不仅是大敌当前的客观形势需要，而且，两国之间并不需要重新订立新的条约，只须将原有的条约作些稍为灵活一点的解释，在时间上稍加延长、在内容上稍加扩展而已，不费多大事儿。 可这样一来，中国又会是个什么情形呢？不需要太丰富的想像力，我们就会知道：如果苏联在中国的东北驻军，海陆空军都有，不多说，50万吧，那么，毫无疑问，中国的东北就变成"东德"了。西方人说："无论世界任何地方，只要俄国人进去了，就不会离开。"这句由俄国历史证明的经验之谈，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不同的是，东德那时是个独立的国家，而东北却在中国的版图之内。因此，除非东北变成一个新的"满洲国"﹑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或者俄国人更熟悉的"黄俄罗斯"﹐那么，斯大林把东北攥到手心里，就连带著把整个中国都攥在自己的手心里了。   发挥一下我们的想像力吧，如果沦落到那种地步，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南面的台湾海峡，第七舰队早已进驻了；北面的鸭绿江，中美隔江对峙、冲突不断；只要看看今天还在闹什么"藏独"﹑"疆独"﹐天晓得中国的周边还会闹出什么事来？在美国人眼里，中国既贫穷又怯懦，既是个"无赖国家"﹐还是个"缩头乌龟"﹐在世界上还能有什么分量？在国际上还会有什么地位？在那样一种情形下，我们还能希望将来有那么一天，美国人会同中国谈什么"战略关系"吗？或者像如今一样，会出现什么"中美友好"或者"战略伙伴关系"﹐以至什么"G2"的局面吗？ 而在苏联的"东方阵营"里，朝鲜战争的"缩头乌龟"﹐还会有什么发言权？怎么还能让斯大林青眼有加？不过，苏联已经把中国攥到手心里了，对"中苏友谊"的"牢不可破"﹐也许还会"友谊地久天长"﹐斯大林倒是可以比较放心了。当然，有苏联的"核保护伞"罩著，也许美国还不至於对中国大动干戈，比如大举入侵、扔原子弹等。可是，如果中国还要发展经济、搞工业化、搞现代化、甚至还想建设什么国防工业，在向苏联要求援助的时候，那可就要看苏联人愿意不愿意、斯大林高兴不高兴了。 而且，如果中国的外交内政都在苏联的控制之下，那么，即使国内政策的重要变动，也得先到莫斯科请示汇报、得到批准才行，虽然名义上还是"两党会谈"。中国如果自作主张、不听招呼、擅自行动的话，苏联人就可能不仅给你上课、而且会用行动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有限主权论"﹗谓予不信，1968年苏联出动50万大军镇压"布拉格之春"﹐便是榜样！而且，还不需要从远距离调动部队，苏联军队就驻在中国的东北呢。沦落到那个地步，我们还能想像，中国会有后来"改革开放"那样的历史性变革吗？ 那样一个中国，还有什么前途呢？可以说，永无出头之日。 身为中国人，想到这里，能不倒抽一口凉气、出一身冷汗吗？我写到这一段时，也大有毛骨悚然之感。所幸的是，这不是我们国家的历史。因为，早在60年前，为了出兵援朝的决策，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当毛主席苦思焦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时候，大概已经出过好几身冷汗了。 显然，对当年的毛泽东来说，这出兵援朝的事，倘若只考虑美国干涉台湾的因素，这一仗也许已经不得不打的话，如果再加上对苏联因素的考虑，尤其是想到对国家未来长远的深刻影响，那么这一仗就非打不可了。 许多人都说到毛泽东出兵援朝决策的艰难，他无疑是反复思虑、权衡再三的。不过，这个决策，在他的心里决定下来的时间，也未必就是他最后公开讲出来的时候。合理的推测是，出兵援朝的决策，在毛泽东下决心以后，到把它公开讲出来，这中间的一段时间，是在同斯大林"斗智"。 出兵援朝的决策"一波三折"为哪般？ 对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过程，沈志华搜集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并进行了多年的扎实研究，我看过他的书，也听他谈过，对他的研究，我很钦佩。我听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海文说，她也研究过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而且曾经同沈志华有相当深入的交流。李海文对我说，据她研究，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实际上又是"一波三折"﹐经历了"三反三复"﹔而沈志华的研究，则更加细致，据沈志华的研究，出兵援朝的决策，是"一波五折"﹐经历了"五反五复"。 我得承认，对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我研究得很不够，对"一波三折"或"一波五折"的详细和具体的情况，不十分清楚。不过，这"一波三折"或"一波五折"﹐经历的时间并不长，都是毛泽东在出兵援朝决策时同斯大林"斗智"中间发生的事。下面，只是为了行文方便，就简单地称为"一波三折"吧。 李海文曾经对师哲进行过长时间的深入采访，并为师哲整理了回忆录《在巨人身边》。师哲在包括抗美援朝的十几年时间里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长时间的亲密接触，使他对毛泽东出兵援朝决策时的想法，应当有相当深入的了解。遗憾的是，师哲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没有多说。不过，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还是被李海文记录下来了：师哲说，这是毛泽东同斯大林在搞"神经战"。我认为，同斯大林搞"神经战"﹐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毛泽东在出兵援朝的决策中"一波三折"的实质。 这个"一波三折"的历史片断，无疑是很有兴味的故事。不过，要把其中的原委、细节和微妙之处搞得很清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我认为自己的理解还比较有点头绪的，是前面一次"反复"和最后一次"反复"。下面，我就介绍一下有关情况和我的理解、或者只是猜测。   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所经历的"一波三折"的第一次"反复"﹐应当是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关於中国出兵援朝问题给斯大林的电报。说起来，这是一件十分吊诡的事，有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话，叫"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头脑极富谋略的毛泽东，大概是为了同斯大斯"斗智"﹑搞"神经战"的缘故吧，他玩的花招，神三鬼四的，在半个世纪之后，把我们的党史研究者也搞糊涂了，使他们对事情的真相感到迷惑不解。 这"一波三折"的第一个"反复"﹐情况大概是这样的： 为了研究抗美援朝时毛泽东出兵援朝决策的原委，开始，党史研究人员在国内的历史档案中，发现了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化名菲里波夫）的电报手稿。这份电报的意见非常明确：由於朝鲜战局出现逆转，情况十分危急，金日成已经正式请求中国支援，中国决定出兵援朝，毛泽东还谈了战局可能的发展前景和中国军队准备采取的打法。由於有这份白纸黑字的电报手稿，於是，党史研究人员据此认定：中国出兵援朝，毛泽东正式做出决策的时间，是1950年10月2日，即这份电报发出之时。 苏联解体之后，前苏联包括共产国际的历史档案开禁，世界各国研究历史的学者纷纷前往"淘宝"﹐20世纪的中国历史同苏联与共产国际密切相关，中国的历史学者包括党史研究人员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但是，学者们翻箱倒柜地遍查前苏联档案，却找不到毛泽东给斯大林的这份电报。 奇怪的是，学者们查到的另一份电报，同样是毛泽东给斯大林的，时间也是1950年10月2日，可是它的内容，意见却截然相反：在这份电报中，毛泽东列举了一大堆中国方面的困难和问题、以及可能发生的不利的前景，正式表明的态度非常明确，中国方面不宜出兵。 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内容同样是关於出兵援朝，时间也同样是1950年10月2日，在中国的档案中看到的，是同意出兵援朝，在前苏联档案中查到的，却是不同意出兵援朝。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1950年10月2日，对出兵援朝问题，毛泽东先后起草了两份电报，一份同意出兵，一份不同意出兵。然后，他把不同意出兵的电报，发给斯大林了。而同意出兵的电报，他却扣下了，学者们在国内档案中看到的，便是留在国内的电报手稿。 这一下，也许我们该领教什么叫"兵不厌诈"了吧，不过我想，毛泽东大概也不会是故意要同后来的历史学者开这么一个"恶作剧"的玩笑，朝鲜战局，瞬息万变，军情如火，作为军事统帅，彼时彼刻，他不会有那种闲心的。 分析起来，这两份电报，毛泽东先写的，是同意出兵的电报，这可能反映了他当时的决策意向，或者，在朝鲜战争爆发、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撤销解放台湾的命令、调13兵团移驻中朝边境的时候，毛泽东就基本上做出判断：看来，朝鲜这一仗，恐怕是不能不打了。 可写完这份同意出兵的电报之后，斯大林同金日成背著他合谋策划朝鲜战争的事，又涌上毛泽东的心头，强烈的民族尊严刺激著他强悍的个性：让中国人打仗、流血牺牲，去给斯大林擦屁股，他毛泽东怎么能当这种冤大头？吃这个哑巴亏？虽然出兵援朝势在必行，这一仗不打看来也不行，可对这个居心叵测的斯大林，也绝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因此，同意出兵，这事且慢，下棋还要看三步呢，还得再等等、再看看。 毛泽东在猜想，此时此刻的斯大林，可能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吧。是啊，他斯大林能不著急吗？精心策划的朝鲜战争，本来满心希望能在冷战中扳回一局，可眼看就要克尽全功了，想不到麦克阿瑟来了个"仁川登陆"﹑又反败为胜了。金日成功亏一篑、令人惋惜，如今，北朝鲜已经溃不成军，美军很快就要推进到鸭绿江了，这一回在美国人手里再输一局，让他斯大林在全世界面前又要丢人了。不过，苏联人是不能直接出马的，同美国人对阵，这个风险太大。要挽回败局也挽回面子，看来只有靠中国人了。朝鲜战局，形势紧迫，军情如火，必须让中国人赶快出动，否则就要失去战机了。 毛泽东并不是幸灾乐祸，可弄成如今这个局面，你斯大林又能怨谁呢？完全是自作自受嘛！那就先让他多著几天急吧。中国是个富於谋略的民族，一定要让这个老奸巨滑的斯大林，也领教一番他毛泽东的手段！其实，出兵援朝这一仗中国还是要打的，按理说，毛泽东应当比斯大林更著急。可是，面对危急的朝鲜战局，他就是要和斯大林较量一下，看谁更能沉得住气。"每临大事有静气"﹐"泰山崩於前而色不变"﹐这是一个领袖应有的心理素质。 於是，毛泽东把这份同意出兵的电报扣下了。然后，他又写了一份不同意出兵的电报，给斯大林发去了。毛泽东同斯大林"斗智"﹑搞"神经战"﹐就是要在这口"热锅"下面再添一把柴火，给"热锅上的蚂蚁"增加一点温度，让斯大林这个老练精明的家伙在"热锅"里再受一阵子煎熬吧，什么时候斯大林的神经绷不住劲了，头脑乱了方寸，他毛泽东下一步才有文章好做。 我的理解，关於出兵援朝，这就是毛泽东的决策"一波三折"的第一个"反复"。也许，大国之间的战略游戏就是这样玩的。实际上，就像《孙子兵法》也用於商战一样，如今老板们谈生意的时候，对这套把戏也不陌生。作为一个战略家，毛泽东并不缺少谋略。如果我们以为他那几条"语录"就是"毛泽东思想"﹐那恐怕就太天真了。   关於出兵援朝，毛泽东决策的"一波三折"﹐前后经历的时间并不长，从第一次"反复"﹐到最后一次"反复"﹐毛泽东头脑中的紧张运转，只是十几天之间的事。实际上，朝鲜急转直下的战局，也不容毛泽东迁延过久、谋而不断。 事情阴差阳错的是，这还要感谢麦克阿瑟呢。朝鲜战局，本来"仁川登陆"成功后，美军如果就此一路追击，完全可以一举拿下朝鲜；可麦克阿瑟也许对自己的"绝招"过於自我欣赏了，偏要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又绕到朝鲜半岛东边搞了个"元山登陆"。结果，造成一连串失误，使美军在朝鲜的推进，推迟了一两个星期。这对毛泽东同斯大林"斗智"﹑搞"神经战"来说，倒是恰好留出了一段宝贵的时间。 时间到了1950年10月8日，中国出兵援朝的决策，经历了前面的几次"反复"﹐大体定下来了。这时，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赴苏访问，同斯大林谈判出兵援朝的有关事宜：中国军队出兵援朝，苏联提供武器援助，尤其是出动空军参战。此前双方交换意见，这些事大概已有初步的共同意向，可打仗的事，自然一点儿也含糊不得，这次需要最后当面敲定。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同周恩来一起参加了谈判。 但是，谈判中间，斯大林又变卦了，苏联空军参战，原来答应过的，又拒绝出动了。说是部队转移时间来不及，可这理由完全站不住脚，空军机动能力强，比地面部队快得多嘛。实际上，斯大林内心的真实想法，对和美军直接交手，还是有顾虑，不愿让苏联空军亲自上阵。 斯大林的变卦，当然也不为无因。据沈志华对苏方历史档案的考证，自美国介入朝鲜战争以来，美军飞机就屡次侵入苏联领空进行搔扰。美国在对苏联进行战略试探，为了摸清苏联意图的"底牌"﹐也在搞"神经战"。 据沈志华考证，在1950年9月4日，在中国旅顺口起飞执行训练任务未携带武器的苏军轰炸机，竟被11架美军战斗机击落了。这同1937年日军飞机在中国长江炸沉有显著标志的美国军舰，是同样的伎俩。有所不同的是，美国比当年的日本还要蛮横无理，日本当年摸清了美国的"底牌"﹐事后还向美国作了道歉赔偿；而美国却拒绝苏联政府的抗议，理由是击落苏联轰炸机的飞机是联合国的。而苏联的反应，竟然是"再次进行核实"﹐态度相当忍让。 尤其是1950年10月8日，周恩来出发赴苏的同一天，两架美军战斗机侵入苏联远东的滨海地区，进入苏联领空一百多公里，还示威性的低空飞行，并且对苏哈亚的苏军机场用机枪扫射！这件事，就发生在斯大林同周恩来谈判之前的几天里，斯大林受到强烈刺激的神经，大概还没有缓过劲儿来，显然有点绷不住了，头脑也有点乱了方寸，对世界大势的战略判断有点失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怕情景，让他不寒而栗！於是，斯大林又临阵变卦了，拒绝出动苏联空军，可能就是这个具体的原因。 事后分析起来，美军飞机挑衅、搞点"神经战"﹐意图无非还是探探苏联的"战略底线"﹐也不排除麦克阿瑟这个狂妄的家伙擅自妄为的可能性，未必就是美国政府精心谋划的事。长期在海外，打仗打野了，前线的将领往往会发生"下克上"的现象，这在麦克阿瑟身上，表现得相当典型。 其实，刚打完一场二次大战，全世界都还没有从空前惨烈的震撼中恢复过来，美国人和苏联人差不多，对美苏大战，也是"麻秆打狼，两怕"的事，哪里马上就会打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看来，虽然斯大林也算是在国际风云中见过大世面了，可是，在美国人搞的"神经战"中，他作为统帅的心理素质还欠点火候，或者用毛主席的话来说，"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还没有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也许我们还该想到，狡诈的斯大林，前面答应出动苏联空军，大概也是哄著"憨狗咬狼"﹐为了说服中国出兵吧。现在，看到中国出兵的事已经定下来了，入朝命令也已下达，"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斯大林却临事而惧，在最后关头，一个紧急闪避，又出溜到一边去了。他的如意算盘大概是：让中国的决策凭著强大惯性，像离弦之箭一样射向朝鲜，同美国迎面相撞！而苏联人则可以彻底"抱个不哭的孩儿"﹐隔岸观火，连空军也不用出动了。   有毛泽东临行时交待的"底线"﹐周恩来坚持中方立场：苏联必须出动空军参战，否则中国就不出兵。双方唇枪舌剑，软磨硬泡，从深夜一直熬到凌晨，最后还是谈崩了：斯大林拒绝出动空军，中方则收回出兵援朝的决定。 但是，据师哲回忆，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忽然来电，宣布中方决定：即使苏联不出动空军，中国也要出兵援朝。周恩来从睡梦中被叫醒，据说相当惊讶，当即给苏联外长维辛斯基打电话，维辛斯基更是很感诧异：昨天晚上不是已经谈过了吗？既然你们决定不出兵了，我们还有什么好谈的呢？周恩来的态度，大概会让顾维钧艳羡不已，他的口气，从容淡定：我现在给你打电话，并不是要和你们再谈什么。我只是将中国政府的决定，通知你方。 斯大林听了以后，连声说："中国同志伟大，中国同志了不起。"据说，他还掉泪了。是啊，斯大林确实感动，眼看就要在全世界面前大大丢脸了，现在，毛泽东的决定，可以让他把面子捡回来了。可是，斯大林无疑也会意识到，这出兵援朝的决策，在经历了"一波三折"之后，他在毛泽东的面前，却把理输光了，面子也丢光了。 是啊，朝鲜战争，本来是他斯大林挑起来的。可是，现在打败了，苏联却撒手不管了，要往后出溜，让中国去给他"擦屁股"﹑收拾这个烂摊子！ 中间有一段，金日成打得顺利时，毛泽东就告诫他们不要太乐观，并提出可以让中国军队穿上朝鲜人民军的服装，去朝鲜给他们守卫后方，让人民军乘胜全力攻打釜山，可"好心当成驴肝肺"﹐被苏朝方面拒绝了。斯大林的戒备，怀著私心呢：眼看鸭子快要煮熟了，怎么会让中国来分一杯羹？ "仁川登陆"之前，中方以惊人的准确性，向苏朝方通报了美军动向的情报。可是，斯大林和金日成被一时胜利冲昏了头脑，听不进去，可能也不相信，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又不愿接受中国的援助。结果，"煮熟的鸭子"竟然又飞了，胜利化为泡影，而且一败涂地，金日成眼看就要亡党亡国了！ 在朝鲜战局的"庙算"中，斯大林刚愎自用，反复无常，又一意孤行，毛泽东却顾全大局，又诚心相待，而且精心谋划，以惊人的准确预见表现出杰出的战略智慧。在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几反几复之后，面临危急的战局，双方终於达成了共识。可是，现在出兵援朝箭在弦上了，斯大林却临阵怯战，出动空军的事，又变卦了。是英雄还是狗熊，关键时刻要看行动，嘴上说了不算，"暗箭"在战场上也派不了用场。最后，还是毛泽东血气方刚，挺身而出，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而且，中国出兵援朝后，三次战役，连战连捷，先到三八线，取了平壤，继而三七线，又占汉城。对此，斯大林的心里，一则以喜，打得这么好，完全出乎意料！一则也以忧，这一来，他今后的面子，可往哪里搁？ 实际上，师哲的回忆并不准确。据沈志华考证，周恩来和斯大林那天夜里谈崩了以后，不是第二天清晨，而是又过了两天，毛泽东才发出中国决定单独出兵的电报。而在这两天发生的事情是，斯大林打电报正式通知金日成：中国不出兵了，苏联也不管了，朝鲜的战局完了，让残余部队留下打游击，他自己退到中国的东北找地方搞个流亡政府吧。 沈志华的考证太捧了！对嘛，同斯大林"斗智"﹑搞"神经战"﹐这才是毛泽东的手笔！这最后一个"反复"﹐在最后一刻，把这"缩头乌龟"的帽子，一反手又戴到斯大林的头上了，而且，让他连摘下来的机会也没有了。这就让斯大林不仅在中国面前也在朝鲜面前，把理输得光光的，面子结结实实掉在地上，摔成了八瓣！足智多谋的毛泽东，深知出兵援朝事关重大，不仅要留下白纸黑字，还要拉上朝鲜的金日成来做个旁证，要把它办成一桩铁案，绝对不能给斯大林事后的辩解留下任何余地！关於出兵援朝的决策，在这场同毛泽东的"斗智"或者"神经战"中，斯大林彻底输光了！   那个时代，打败了法西斯的斯大林，威望可谓如日中天，虽然冷战爆发后，在西方不大灵光了，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却还是当之无愧的领袖。不过，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领袖"其实也不是白当的，得有国家的综合实力，更有红军将士的流血牺牲，还得有"英明正确"的领导形象，才能建立起来，也才能维持下去。 可是，在这场朝鲜战争中，在毛泽东还有金日成的面前，斯大林的理输光了，面子也丢光了。这今后的日子可还长著呢，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些人是否还要在一起见个面、谈点事、开个会呢？到那时，如果毛泽东还像第一次见面那样，桀骜不驯，辛辣嘲讽，含沙射影，哪壶不开掂哪壶，还要追究什么错误的责任！众目睽睽之下，人们窃窃私语，下面一片嘁嘁喳喳的，要是弄成那么个局面，让他斯大林的老脸可往哪里搁？ 毫无疑问，这国际共运的领袖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家长，今后还得当下去，丢了的面子，也得想办法捡回来。可是，这就得听听中国人的了，而且还要让这个毛泽东满意才行。和中国人打过多年的交道了，斯大林也许听说过中国民间那个"灶王爷"的故事，要让他老人家"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只要把"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送得够分量，大概也能堵住他的嘴。而且，我们也不应该把斯大林说得太不堪了，他不可能一年四季、一天到晚心里都在算计著怎么"放暗箭"﹐他老人家也会掉泪呢，看来也有人的正常感情。何况，毕竟是当年的"三巨头"之一，斯大林绝非等闲人物，身后又有一个超级大国的综合势力作支撑，因此，斯大林的眼泪，还是相当有分量、也很值钱的。当然，对毛泽东会成为铁托的顾虑，斯大林那颗悬著的心，现在也算放下了。於是，随后发生的事情，便是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 "156项"- 中国抗美援朝的"战利品" 所以我们说，156项，是中国在抗美援朝中的"战利品"。 当然，这个"战利品"﹐同我们当年说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的情形有所不同，不是取之於战场对面的美国，而是取之於在后面策划这场战争的苏联。"失之桑榆，收之东隅"﹐毛泽东同美国人"斗力"﹐在朝鲜战场上，无疑付出了重大代价，其后的负面影响之深刻也无可讳言；可是，他同斯大林"斗智"﹐经过那"一波三折"的几反几复，却为中国赢得了156项。当然，从根本上说，那是几十万志愿军将士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因此，"156项是抗美援朝的战利品"﹐这是拐了个弯儿的说法。   也许有人会说：你的想像力是否过於丰富了，竟然杜撰和编排出这么离奇的故事。让我们来看看事实是否如此。 还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半年之前，毛泽东访苏时，中苏谈判，关於苏联对华经济援助，最后定下来的规模，是贷款三亿美元。这个数目有多大，比较一下就知道了。此前几个月，苏联给波兰的经济援助，是贷款4.5亿美元。三亿美元这个数目，只占波兰的三分之二，而论国土人口的规模，中国比波兰要大20倍。对苏联西部的战略地位，波兰自然很重要，可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对苏联摆脱"资本主义包围"在国家安全战略方面的作用，分量无疑比波兰要大得多。因此，三亿美元贷款这个数目，实在不算多。当然，苏联人没有多给，也是中国就没有多要。对斯大林，毛泽东心存戒备久矣。"无功不受禄"﹐"天上不会掉馅饼"﹐他不愿意让他的国家欠苏联人的情，"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会疼的。" 后来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规模有多大？根据《剑桥中国史》里费正清的计算，苏联对华贷款是27~30亿美元，而在苏联援助中，贷款只占4％，主要部分是贸易，这样算起来，苏联援助的156项，其总的规模，大体上是三亿美元的两百多倍。 不过，我听沈志华说，他仔细研究过苏联对中国贷款的情况，前后过程，变来变去，相当复杂，不过他搞清楚了，而且还纠正了国家统计局的若干错误，国家统计局的人也很服气。按沈志华的考证，关於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费正清讲的贷款数字，明显不对。 苏联援助的156项，究竟有多大规模？我一直想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可是知道自己的能力和条件不具备，一直没有进行。不过，作为研究的方法，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还是得折算成美元，才容易比较，人们也会有个明确印象。 二战以后，按布林顿森林体系确定的"金汇兑本位制"﹐美元对黄金的牌价是固定的，一盎司黄金兑35美元，一盎司是28克多点。 陈云同志算账很有趣，是用小米，一千斤小米等值於七克黄金。 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截止到1957年底，中国公布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是七亿两黄金。那时的黄金如果还是按老秤，一市斤16两，一两是500克的16分之一。我初步换算了一下，七亿两黄金，是270多亿美元。 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是围绕156项安排的，因此，156项在基建投资总额中，无疑是大头，可占多少比例，不大清楚。 当然，更准确的算法，是把156项每一项的投资一项一项加起来，不过，156项中，项目进度不一：有的项目完成了，比如洛阳矿山机器厂，提前一年零三个月就建成投产了；有的项目在苏联人撤走时还没有完全建成、到1960年代中期才投产；个别项目因为有些技术难关攻不下来，甚至拖到文革时代。因此，每个项目的投资数额，要按建设周期起止的时间，算起来也相当复杂。 有的同志算账，美元和人民币比价按1兑1.5﹐可那是1980年代初的牌价。因此，这个算法是不对的。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后，布林顿森林体系崩溃，黄金对美元的比价大幅度上升，几年时间里就达20多倍。 苏联援助的156项，究竟规模有多大？综合上述因素，粗略估算一下："一五"期间，如果基建总投资按七亿两黄金，而苏联援助的156项占基建投资总额，按七成计算，大致会是三亿美元的七八十倍。 当然，七亿两黄金这个数目，为了便於宣传，会是个约数。而且，七亿两黄金这个数据的截止时间，应是1957年底，而苏联撤专家、撕合同，是1960年7月，包括156项的基建投资，又搞了两年多。因此，156项期间的基建投资规模，比七亿两黄金这个数目，应该还会多出一大块。考虑到经过"一五计划"﹐我们国家的家底较前大增，也许"二五计划"这两年半的基建投资规模，会同"一五计划"五年期间的数额差不多。也就是说，包括156项在内的基建规模，如果把"一五计划"的五年和"二五计划"的两年半加起来，大致会有七亿两黄金的两倍。 需要说明的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受"瞎指挥"影响的，主要是地方的"小、土、群"企业，而156项，都是由中央政府直接进行"计划管理"的重点企业，虽然也不免受到一些干扰，但总的说，在"大跃进"的"瞎指挥"中，所受的损失并不大。 因此，如果截止到苏联撤专家、撕合同的时间，大致说吧，苏联156项援助最后实际的总规模，会达到原来三亿美元的150多倍。或许，费正清估算的数据，也还沾边，大差不差，不能说一点儿也不靠谱儿。 那么，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在毛泽东访苏时定下的规模，三亿美元贷款，后来为什么增加了一百多倍呢？这中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是朝鲜战争。因此，从事情发生变化的因果关系来看，毫无疑问，是抗美援朝，使中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斯大林才大幅增加对华援助。   到这个时候，毛泽东原来"不愿欠苏联情"的态度，自然也就变了。志愿军将士在前方打了胜仗，毛泽东在斯大林面前自然也就理直气壮，而且，几十万志愿军将士的生命和鲜血，这个账该怎么算？ 这个道理，其实斯大林也很清楚：二战期间，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对苏联提供的援助，共有一百多亿美元吧，苏联人接受起来就从来没有觉得不好意思过，而战后归还的，连个零头也没有，其余的全都就那么算了。美国人大概不好意思吧，后来也没有追债，原因很简单，理由却很充分：作为盟友，在欧洲战场，苏联从始到终承担著德军的主要压力，苏联红军付出的是鲜血和生命。 现在，轮到斯大林来面对他的中国盟友了，原因和理由同样很简单也很充分：中国几乎独自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将士付出的也是鲜血和生命。於是，在谈判确定苏联对华援助时，中国人在苏联人面前，好像完全换了一副面孔似的，毫无愧色，理直气壮，而且几乎是"狮子大张嘴"﹐凡是知道苏联人有的，只要我们能想到的，都毫不客气地提出来，统统都要拿到手。是啊，他们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上流血牺牲，难道苏联还不该给点经济援助？而且并不是白给的，中国还要照价付款嘛。 文献出版社有本文集，里面有何长工的回忆文章，有趣极了。何长工时任重工业部常务副部长，部长陈云要管全国经济，所以重工业部实际是他当家。苏联援助的项目，他对航空工业格外有兴趣。可是，何长工访苏时，苏联对华援助的大盘子已经基本定下来了。但这个何长工，在和维辛斯基谈判时，死缠活缠，咋咋唬唬，甚至大吵大闹，吹胡子瞪眼，拍桌子打板凳，还威胁要"到斯大林同志那里告状"﹐这一下可把维辛斯基给吓坏了。这让我们领略了一番两国官员不同的精神风貌：苏联的"军事官僚体制"已经相当僵化了，上下级关系如同猫鼠；但中国的官员，却还是游击战士充满朝气的草莽作风。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何长工这官当得可真够过瘾的！可他一心想的是国家，事后也没有人去计较什么"越权"之类的事。那时的党风真好。 何长工可谓不虚此行。结果，又给中国要回来一个航空工业，是制造军用喷气式飞机的全套工厂，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还"搂草打兔子"﹐说苏联援助的项目都摆在北方不好，捎带要回来一个武汉钢铁公司。何长工回国后向中央汇报，陈云听了以后，高兴之余，又发起愁来，赶快打算盘，算一下基建投资总额又要增加多少亿斤小米？还得搜枯索肠，又增加这么大一笔投资，到哪里去弄钱呢？   所谓156项，其实只是人们的习惯说法。薄一波的书里介绍的情况，应当是最权威的：苏联援助的项目，实际上中间变化很大，过程相当复杂，时而增减，时而分合，添添去去，分分合合，变来变去，最后的结果，大约是150项左右。斯大林时代定的，是109项，到赫鲁晓夫时代，又增加了40多项，包括原子弹。 关於这一点，我同沈志华争论过，他把斯大林定的109项和建国前谈的50项合在一起，算成156项，这是不对的。建国前那50项，基本在东北，项目都很小，只有一两个项目，像鞍钢的恢复与改造，规模还像回事。比如，一个1.8万千瓦的电站，只是一个大企业的自备电厂，怎么能算一项呢？156项的任何一项，比这个规模都起码要大上几十甚至上百倍。 156项，其中纯粹的军事工业，是40多项，占近三分之一。军工企业，中国无疑兴趣最大，苏联则最不愿给，这是常识，比如原子弹，苏联后来就悔约了。而同样规模的企业，军用项目比民用项目的投资，数目要大得多。总的估计，军工企业投资数额，或许应在援助总额的半数以上。我在省机械厅管设备时，听部里同志讲，机械系统的设备拥有量，各军工部的总数，和民用的总数基本相平，不过，军工系统的设备，技术水平要高得多，价值无疑也要高得多。况且，156项的民用工业中，又以重工业为主，而重工业项目中，相当一部分，是直接为军工企业服务的。 不过，其中的具体情况，我就没有能力细说了。 现代化的国防工业体系，是中国近代以来几代执政者都梦寐以求的东西，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概莫能外。无论李鸿章、张之洞，还是袁世凯、蒋介石，"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都是刻骨铭心。"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军队，并不是不知道现代化武器的厉害，"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那是唱歌，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可共产党的领袖和将军们不会不知道，在战场上，那是要用战士的生命去换的！ 建国之始就被强加给新中国的一场朝鲜战争，使中国人对现代化国防工业的渴望更加强烈，同时，也给实现这种愿望带来了可能性。一个具有深厚尊严的民族，一百多年来受尽了列强的凌辱，现在只是为了自卫，难道有谁能指责我们是在搞什么"军国主义"吗？ 抗美援朝，对新中国后来的发展，影响极为重大。战略方面的影响、包括负面影响，需要专门论述。不过，仅以抗美援朝的"战利品"156项来说，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就极为深刻。156项，以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为主，这一批"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都是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程度相当高的项目。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力量都相当薄弱，远没有今天这样的实力，要吸收和消化156项这么一批洋家伙，够我们忙上十年八年的了。 总的来说，156项的建设是相当成功的。建国之初，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起一个初步的工业体系，不仅需要全国的领导骨干和技术精英拿出"拼命三郎"的劲头，全力以赴地苦干实干，许多事情要从头学起；而且，还需要全国上下，农民、工人和党政干部，必须节衣缩食，过相当清贫、困窘、寒酸的日子，来为这场"计划体制的工业革命"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 后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如统购统销、农业集体化、三大改造、工业化建设，以至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变成"社会主义"﹑形成后来"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体制模式，还有后来"大跃进"的失误和"三年困难时期"的灾难，都与此有相当深刻的因果逻辑关系。 概括地说吧，是斯大林策划的朝鲜战争和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包括其中的"阴谋"和"神经战"﹐把中国逼得走上了这条路。同经济现代化的通常模式相比，这是一条非常规、反程序、异常艰难的发展道路，却又是一条辉煌的崛起之路。 罗素说，中国的崛起，靠的是英雄主义。面对群雄竞起、列强环伺的世界，毛泽东在一个混乱、破败、屈辱、孱弱的中国，唤起无以伦比的英雄主义，以"夹击中的奋斗"﹐为我们的民族杀出了一条血路。随后，为了消化和吸收这批"抗美援朝的战利品"﹐整整一代人还要在相当菲薄的物质生活中勒紧腰带、励精图治、艰苦奋斗，这同样需要英雄主义的精神。当然，以通常能够忍受的程度来说，这段时间过长了一点，这在后人中引起一些物议，甚至当时那一代人后来也有不少牢骚不满。不过，"天上不会掉馅饼"﹐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正是新中国的英雄主义历史，为我们国家后来的现代化发展，包括迎接新一轮"全球化"的到来，奠定了极为重要又相当坚实的基础。 对自己打的这场"错误的战争"﹐美国人后来说："朝鲜战争一仗，打出了两个强国，一个是南朝鲜，一个是中国。"风险伴随机遇，苦难铸造辉煌，历史给我们的启示，其深刻之处就在於此。美国人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心情也许就像是打翻了五味瓶一样吧，不过作为一种理性的认知，也还相当客观。 从经济的角度，用经济学的方法，深入地分析与论述这段历史，大概是个相当复杂的课题，不是三两句能说清楚的。我在这里只是提个头儿，"抛砖引玉"吧，谁如果有兴趣，可以进行更加全面与系统的研究。 尾声：毛泽东回敬俄国人当年的"暗箭" 有人说，毛泽东这个人是很记仇的，这似乎不是什么好话，不过，毛泽东终其一生，却没有私敌。可是，若是关乎他的国家，这话倒也不假，毛泽东确实"很记仇"。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刚建立，斯大林就居心叵测地来了这么一手，对毛泽东来说，可谓刻骨铭心。当然，毛泽东懂得，力量对比是很现实的东西，而且还得有适当的条件和时机。中国古语有云，"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年不行，那就二十年，对於等待，他有足够的耐心。苍天有眼，毛泽东是幸运的，在他的有生之年，终於还是等到了这一天。这就是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 斯大林当然早就已经死了，但他当年的"暗箭"对中国的伤害，毛泽东却依然铭刻在心，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有仇不报非君子，为了他的国家，俄国人这笔历史欠账，必须把它找回来。而且，赫鲁晓夫也真是小家子气，苏联"逼债"时，竟然把抗美援朝的战费也算上了，这倒让毛泽东心中释然和坦然了，向俄国人讨还这笔历史欠账，他在心理上就更没有什么障碍了。 当年，斯大林煞费苦心地策划朝鲜战争，主要是为了防范毛泽东成为第二个铁托，应当说，斯大林的忧虑并不多余，不过，斯大林还是没有看透毛泽东这个人。铁托捍卫民族尊严的决心，虽然大出斯大林的意外，不过，铁托向苏联闹独立性，还是"脚踏两只船"﹐在东西两大阵营之间"走钢丝"﹑"跳芭蕾"﹐当然，南斯拉夫是个小国，能够这样已经不简单了。但是，斯大林生前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毛泽东的意志之强悍、气魄之雄伟和手段之奇绝，远胜铁托十倍百倍，简直令人惊愕。面对二战之后世界上美苏的"两极格局"﹐以中国当年相当单薄的国力，毛泽东竟然两面开弓，左右通吃，公然对两个超级大国相继乃至同时叫板！柳亚子曾有诗云，"斯毛并世战玄黄"﹐可斯大林倘若泉下有知，也许不得不叹息"既生瑜，何生亮"了。 一方面，在经历1950年代短暂的"中苏蜜月"以后 - 仅仅为了消化156项中国也有必要如此，於1960年爆发了"中苏论战"。在这场"论战"中，毛泽东起手便气势不凡，当年口口声声"以俄为师"的中国人，如今竟然要同"十月革命的故乡"争夺"列宁主义"的旗帜和正统地位，把苏联人从意识形态教主的圣坛上推下去！如果斯大林还在世的话，他看到的是一个站在"左"的理论立场上的铁托。毛泽东喜欢说，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使他在论战中，占领制高点，夺得主动权，战斗性更强，更有杀伤力。而且，中国竟然拿什么"斯大林问题"做起文章来，俨然一副义正辞严的架子，正儿八经地教训起斯大林那些不肖后人来，仿佛斯大林不是苏联的国家领袖似的，这简直就是讽刺！不知斯大林在世的话，对此会作何感想。同时，这在战略上，也牵制了苏联踩著中国人的肩膀去同美国与西方阵营"缓和"﹑交易、勾结的企图与趋势。吴冷西在《十年论战》中说，据他观察，起码自1964年起，毛泽东对"中苏论战"更为关注的，便是战略方面的问题。 另一方面，美国决策者一错再错，如果说，朝鲜战争的背景主要还是冷战，那么越南战争则标志著美国背弃了曾经标榜的"民族自决"原则、站到民族解放运动的对立面去了。面对"麦卡锡主义"影响下走上邪路的美国，毛泽东毫不示弱，在出兵抗美援朝之后，高举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帜，又大力"援越抗美"。毛泽东要把他在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中创造的"人民战争"的一整套成熟的理论和经验，在美国的现化化武力面前检验一番它的效力。结果，美国人在越南战争中搞得焦头烂额、终於混不下去了。然后，像斯诺说的，毛泽东要以"强势外交"﹐打破二战后的"两极格局"﹐打开中美关系。也许在毛泽东看来，由於历史的缘故吧，中国在接纳这个世界的时候，必须采取这样的方式，才能满足这个骄傲的民族那极为深厚的尊严。 当然，气魄宏大的战略构想，还要有精心安排的战术动作，作为实现转变的契机。作为回敬斯大林当年的"暗箭"﹐要"斗智"﹐毛泽东并不缺少谋略。经过一番运筹帷幄，他选中了中苏边境上的一个江心小岛 - 珍宝岛。只是到了这时候，毛泽东"斗智"﹑搞"神经战"的对手，已经换成同样骄狂傲慢、智力却有点愚钝的勃列日涅夫了，这不免让人觉得多少有那么一点儿"欺负老实人"的味道。说起来，毛泽东的手法也确实不那么"光明正大"﹐只能说是"马基雅维里式"的。这个世界并不完美，毛泽东也不是天使，让上帝原谅他吧。 毛泽东在珍宝岛玩的这场惊险万分的战略游戏，将朝鲜战争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一扫而光，并为他的国家带来崭新的发展前景，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了一个更加广阔、无比优越的国际平台；同时，像尼克松讲的，也改变了世界，"大三角"取代了"两极格局"﹐冷战时代的终结，由此开启。 后来发生的"中美和解"﹐"珍宝岛事件"才是真正的契机。至於在媒体上广为传播渲染的"乒乓外交"﹐虽然听起来很是浪漫温馨，但尼克松并不幼稚、不是那么好哄的。毛泽东看事很透彻，他很清楚：中苏两国如果不流点血，美国人是不会动心的，这国际社会的事，正义和道德原本属於"稀缺资源"﹐现实世界就是这么个"德性"﹔倘若中苏之间只是一味"动口不动手"地"论战"﹐而没有在边境上兵戎相见，尼克松和基辛格也不会展翼冲霄、从万里之遥来到毛泽东的书房，同他谈什么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 结果，毛泽东用世界上几乎最小的一场战争，实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战略转变。同当年空前惨烈的朝鲜战争相比，小小的珍宝岛战役，简直不值一提。可是，毕竟也有中国的年青人流血牺牲，他们也都是人生父母养的孩子。阿弥陀佛，善哉，也许毛泽东不得不这样。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对改革开放来说，最重要的前提，无疑是国际环境了。这是毛泽东开创的事业，他把这笔遗产留给邓小平了。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本来话就不多，不过，如果他对自己诚实的话，也该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有了毛泽东留给他的这笔遗产，他的改革开放才有可能进行。 而且，成功地为我们的国家运筹和营造一个有利於发展与进步的国际战略环境，其艰难、复杂、微妙和不可预见的程度，是常人的想像力所难以企及的。相比之下，在国家内部实现政策的转变，毕竟是容易得多的事。 也许有人会提这样一个问题：你说的这些，是否也算"毛泽东思想"呢？我的回答是，恐怕不行。这些奇门遁甲、权谋机诈的东西，从鬼谷子"阴苻经"里学来的旁门左道，怎么能登上"我党集体智慧"的大雅之堂呢？所以要我说，还是不算的好。 [1]为纪念抗美援朝60周年，乌有之乡於2010年10月25日组织座谈会；笔者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稿经本人修改，有较大补充后，2011年2月15日整理成此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 纪坡民

写完《回忆李雪峰同志和我父亲的一段往事》的短文，在给几位亲友看过、并听了他们的观感与意见之后，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庐山会议这桩历史往事到今天，毕竟已经三十多年了，当年庐山会议上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其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不仅由于时间久远，有许多事在人们的记忆中己经淡忘了，而且时代精神和社会思潮的巨大变迁，也使今天的人们感到相当隔膜、不易理解。至于我们的子女，对于同他（她）们祖辈关系十分密切的往事，那种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基于家族关注的深厚传统，几乎完全兴趣索然了。 因此我觉得，为了使大家便于理解回忆李雪峰同志的短文，对庐山会议这场政治风波的来龙去脉，需要进行一些轮廓的介绍。为此，对庐山会议的基本历史事实，虽然我也又看过一些材料，不过主要还是通过自己的回顾；在回顾这段历史往事的同时，对其中蕴含的是非曲直，也在进行一些自己的反思。 这种回顾与反思，其出发点，自然不是起码不应当是家族式的。当然，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回顾和反思，同当年的认识，包括当年基于“党性”的正统“结论”和市井坊间的野史传言，自然也会有所不同，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隔代修史”的传统，这大概是因为，后一代人，不仅离当事者利害恩怨的纠葛远一点，而且不会过分囿于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限制，因而会比较客观和超脱一点。庐山会议到今天己经三十多年了，从毛泽东的“革命时代”到邓小平的“改革时代”，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改变，因此说“隔代”似乎并不妥当；但“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巨大变化，却使人们大有恍若隔世之感，所以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和反思，若说是“隔代”，也算沾点边。 第二，意大利一位著名哲学家克罗齐有句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的意思是说，虽然历史上己经发生的事还是那些事，但历史常读常新、也常写常新，一切历史著作，都是特定时代的人基于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的产物，作者是这样写的，读者也会这样读。对庐山会议这一段历史，那个时代的“当代”的人们，自然会有他们当时的看法和说法，我们今天这些“当代”的人，亦会有也应当有一些自己的新的思考。 沿个这个思路，又进行修改，补充了一些内容，不觉间就写的长了，竟有两万多字。几位朋友看了以后，开玩笑说：“你这是回忆李雪峰同志呢，还是让李雪峰给你想写的东西作广告呢？”想想也是，于是就把属于我的回顾与反思的部份，摘出来单独成篇，即成此文。 当然，庐山会议上的事，我并不是亲历者，因而所谓回顾，只能是间接的，而这里谈的所谓反思，也只是我个人的反思。 撰写此文，对我而言，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许多人都知道，我父亲在庐山会议时，是当年那场政治风波的当事者，尤其在随后一系列政治事件的旋涡里，更是要角；由此，人们对我的观点的主观倾向性，或许会有些怀疑。我想，有这种怀疑，也是人情之常，因为我和许多人一样，阅历只是有限的，而且也有个人感情，这无须否认。不过，好在我写的东西，并不是什么“钦定”的官修历史，只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言，这使我稍感自我宽解。可即便如此，当我下笔时，也增加了几分谨慎，这种谨慎，自然也是要面对指责的压力，但更多的，还是出于“公正”与“客观”的自律，至于是否确实做到这一点，读者自然会有各自的判断。     始于“九大”前后的毛林分岐，其实质是“文化革命” 说起来，当年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并不是偶然发生的。 在1969年春党的“九大”前后，林彪和毛泽东在“文化革命”问题上分道扬镳了。“糜不有初，鲜克有终”，林彪同毛泽东一起搞“文革”搞了三年以后，他改变主意了，不想再跟毛泽东一同“继续革命”了。 “九大”的《政治报告》，突现了两人的根本分岐：毛泽东让陈伯达牵头起草，但陈伯达的稿子，却是按照林彪的意图写的，这个稿子被毛泽东否定了；这时，参加“九大”的代表们已经来到北京，毛泽东临时又让张春桥、姚文元重新起草，他自己亲自修改定稿，论述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于是，在党的“九大”会议上，原来反映林彪思想的那个《政治报告》，被毛泽东否定了；而后来这个《政治报告》，林彪在大会上只是照本宣科地念了一遍，事前连看也不肯看一遍，还语带讥讽地说，他“不愿掠他人之美”。对于林彪，这恐怕远不是个心情不太愉快的问题，作为政治家，林彪懂得这意味着什么：《政治报告》仍由他作，面子和地位虽然有了，但政治家是行动者，《政治报告》则是“行动纲领”，今后全党的中心工作，还要贯彻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路线。对此，林彪的不满溢于言表：“什么路线，还不是毛线！”由此，他同毛泽东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分岐具有了根本的性质，并且已经系统化和理论化了。 “文化革命”，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是他晚年的一桩事业。按照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虽然到召开“九大”时，各省市的“革命委员会”己经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了，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要“落实到基层”，还要继续努力，有许多工作要做。 或许，毛泽东还会认为，到各省市“新生的红色政权”成立，党政系统的问题，算是初步解决了；但是，军队系统的问题，由于“文化革命”战略部署的需要、要担负“三支两军”的任务，没有能够很好地在“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仍是一种缺憾。下一步，应该找个机会、想点办法，让军队系统再补一下“文化大革命”前一个阶段所缺的课。 —— 说起来，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也算是“阳谋”，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上写得很清楚：“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这些人物，有些己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 在通过这个文件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林彪意气昂然，唱的是红脸，实际上主导和左右了这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的进程和结果；可时过境迁了，这些以特有的语言风格反映当年亢奋的“时代精神”的话，如今听起来，林彪怕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关于“文化革命”的根本宗旨，《五.一六通知》是一个战略性质的文件。 显然，这里并没有把解决军队系统问题的任务除外。从这个角度看，1967年夏秋时，毛泽东否定和批判“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对他而言，可能只是基于文革“战略部署”、出于“稳定军队”的需要，是一种战术性的策略。《五.一六通知》，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了许多遍，对“文化革命”的根本宗旨和战略目标，他是不会忘记的。对林彪，这也是有言在先的事，“勿谓言之不预也。” 因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全党还要继续贯彻，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还要搞下去。在党的“九大”会议上，毛泽东把他的意图，作为全党今后的“行动纲领”，写进了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更加正规了，也取得了正统性的地位。 而林彪对“文化革命”的想法，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长篇讲话里，他实际上己经进行了一番相当系统的论述： 首先，他从全世界的宏观角度，洋洋洒洒地介绍了世界历史上的“三次文化革命”：“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接着，他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列入世界史上的第四次“文化革命”。—— 这种说法，不仅很是新颖别致，也是一顶大大的高帽子，因为这种说法，使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国际共运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具有了能够载入世界文明史的意义。 然后，林彪又以宏大广阔的视野和简明通俗的语言，论述了他所称的“三大革命”——“文化革命”、“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之间“相互转化”的关系：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文化界的“文化革命”开始，然后发展与转化到党政部门的“政治革命”阶段；现在已经胜利了，下一步，该发展与转化到“经济革命”的阶段了。 —— 林彪这番宏论，在当年，让那些对世界历史所知有限的中央委员们， 听来颇为新奇，令人耳目一新，大家都为“付统帅”的渊博而赞叹不已。据林彪自己说，对陈伯达为他写的九大《政治报告》的稿子，他“并不是很满意”，他“还是更喜欢”八届十二中全会时的这个稿子。 当然，在历史学家看来，林彪在这里所作的类比，也许有点不伦不类；不 过，林彪也不是想改行去当个历史学教授，所以我们对他的这些史学论断，也不必学究气地过于“较真儿”。作为政治家，林彪所传达的意图，实际上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作为“文化革命”的阶段和“政治革命”的阶段，既然己经胜利了，就应该转为“经济革命”、也就是经济建设的阶段了。 但是，毛泽东的眼光，在党内斗争无数惊涛骇浪中已经修炼得十分老辣，对林彪心里盘算的那点小九九，其洋洋洒洒的宏论背后真正的潜台词 ——“权力己经到手，文革可以结束”，他早己从蛛丝马迹中洞若观火。 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历史上，林彪跟毛泽东几十年了，对与他这位“亲密战友”的友谊，毛泽东还是很珍惜的；当然，这种“亲密战友”的关系，在毛泽东心中，主要仍然是政治的，而不是个人性质，这倒未必是毛泽东“不念旧情”，而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更关心现实政治目标的需要。 ——在这方面，毛泽东做得实在有点太过分，他甚至把他同家庭成员的关系也完全政治化了：建国初期，为了铲除旧中国官场“任人唯亲”、“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朽裙带作风，为新中国的政坛新风作出表率，毛泽东拒绝给他所有亲属安排工作以照顾；但后来，为了“文革”的政治需要，却把他的家庭成员推上极不相宜的政治高位，尽管这也是她（他）们自己的愿望，但她（他）们对“文革”前景的莫测与凶险，却未必都能象毛泽东那样有那么深刻的认识。毛泽东这种很不寻常而且遭人诟病的用人的做法，在他看来，也许就象当年动员他的弟妹和家人走向革命道路一样吧，可是这一次的结果，却使他的家人成了他“文革”的殉葬品。  因此，这个时候，毛泽东对林彪这位“亲密战友”，或者使他重新回到“文化革命的路线”上来，同他一道“继续革命”，并且要用实践证明确实如此；否则，为了他的“文革”事业，就要把林彪从“付统帅”和“接班人”的位置上拿下来，就象“文革”之初把他在延安时代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刘少奇拿下来一样。 —— 从更早些时他曾经成功地把张闻天这位“明君”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拿下来的历史经验看，对毛泽东来说，这似乎也并不是什么非常困难的事，起码并非绝对办不到。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依他的“斗争哲学”来看，不论在党内还是在国际上，不论是斗勇还是斗智，除了同斯大林最后算是打了个平手，还没有什么人是他应付不了的对手。林彪跟他几十年了，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对付林彪，他有充分的自信。         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和林彪己经在暗中“较劲” 不过，这一次他对付林彪，事情却也并不轻松。“文化革命”搞了三年之后，林彪的权力急剧膨胀，“九大”前后，他在中国政坛的地位正处在颠峰时期：整个军队由“林付主席直接指挥”，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都“军管”了，全国各省市的地方政权，由于“三支两军”而实行“军、干、群三结合”的体制，其主要权力也在军队的支配性影响之下，在文革中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军队的作用和地位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尤其是军委的领导班子，在罗瑞卿和杨成武先后被拿掉以后，对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一班人，林彪很信任、很放心。—— 大概就象“辽沈战役”之前毛泽东当年那句显然带点赞许和得意的夸奖吧：“林彪壮得厉害！” 此时，倘若设身处地为林彪想一想：如果“文化革命”的“继续革命”还要搞下去，中国政坛既成的权力格局，势必要“重新洗牌”，对林彪来说，那岂不是要自乱阵角吗？用“文革”时代的话来说，再搞“天下大乱”，那就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了。“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到手的权力格局再用自已的手把它搞乱，林彪自然不想干这样的事。可是，如今再选择“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人生之路，又叫他“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呢，即使弄到个“舍熊掌而得鱼”的“软着陆”的结局，象陈云、邓小平那样靠边站、坐冷板凳，作为一个政治家，那种百无聊赖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呢？ 看来，自问并不缺乏谋略和定力的林彪，尽管在“文化革命”发动时，也曾有几度“临事而惧”的思虑犹豫和“待价而沽”的盘算计较，可几番“半推半就”的姿态之后，还是进了这“难办的曹营”。 如今，“文化革命”己经搞了三年了，事情弄到这种地步，形格势禁，己成“骑虎难下”之势了。林彪那时的心情，也许就象《红楼梦》里的那个晴雯吧：早知道象今天这样“担了个虚名儿”，又何必“文革”发动前后的当初，同毛泽东演那一出“二人转”呢？ 可是，林彪却不是等闲人物，同他在“文革”的公开场合一再表示“祟拜”的姿态和“大树底下好乘凉”的言论有所不同，在他内心深处，对毛泽东是另有一些看法的。跟着毛泽东几十年了，作为学生，他才气不凡，耳提面命，对老师的谋略，也看出一些门道。这位个性极强的“常胜将军”，绝不愿就此认输，“毛主席的好学生”当了几十年了，难道还没有“出师”嘛？他不肯就此善罢干休，要试试自已的身手，同他的老师“过两招儿”。 毛泽东和林彪真正的分岐，有如巨大的冰山，深深地隐藏在水面之下。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公开闹腾地厉害的，基本上集中在“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两个问题上，不过这只是冰山浮出水面上的部分。 关于“天才”问题，自毛泽东在修改“九大”《政治报告》中亲自划去了“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这三个副词时，己经同林彪在“文革”中给他捧场的那些言论划出了一条界限，毛泽东把他的个人威望“反其道而用之”，为随后同林彪的分岐与斗争预先留下了伏笔。在此后的日子里，毛泽东在中国政坛的斗争中开始频频使用他的这个新的政治武器。 有这样一个故事，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当年毛、林之间关系的政治气氛： 1970年夏，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毛泽东一下车，看到北门上挂着他的画像，发了脾气，用他特有的辛辣嘲讽的口吻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进了北大厅，毛泽东看到原来挂画的地方，都挂上了“毛主席语录”，又生气了，说：“我那几句话就有那些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嫌！”并且当下就向周恩来布置：“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随后，自然是周恩来去落实毛泽东的这些“最高指示”。 在当年的政治气氛下，毛泽东此举并不是小事，也不是个单纯的“谦虚”问题，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对着林彪来的。果然，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它成了林系大将“清君侧”时敲打周恩来的口实。显然，毛、林之间文革初期的“政治密月”，己如“昔日黄花”了。不过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在今后毛、林的争执中，毛泽东可以指望周恩来在大关节方面继续站在他这一边。 毛泽东见事很透，他当然会想到政治主张的分岐，势必延伸到人事权力的争夺，他料到林彪会打“国家主席”的主意：——“国家主席”，在中国当时的国家体制中，虽然只是个虚职，但如果实权己经在握的话，“名正言顺”的意义就不一般了。如果林彪“名至实归”，党、政、军大权在握的“实权”，再加上“国家主席”的“虚职”，即便是“国家副主席”也罢，其“接班人”的地位，就更加不可动摇了。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林彪在“文革”问题上坚持同毛泽东对立的意见，关于“文革”的事情，麻烦就大了；于是，毛泽东未雨绸缪，在讨论宪法草案修改时，干脆建议取消“国家主席”的职位。 —— 就事论事地说，毛泽东撤销“国家主席”职位的意见，确实没有多 少道理：国家体制，在任何国家都是很严肃的事，“国家主席”，不能“因人设职”，也不能因人“撤”职嘛，不能你毛泽东不愿意当，又不想让林彪当，就撤销“国家主席”的职位。 不过那个时候，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文化革命”是他压倒一切的考虑。在毛泽东看来，“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是创造历史的大事业，与此相比，撤销一个“国家主席”的“虚职”，算得了什么大事？ “文革”时代，“天下大乱”，各级党委“停止组织活动”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府部门都冲垮了，“公、检、法”的专政机关也“砸烂”了，还有什么“工、青、妇”的各级机构，也一概没有了，…… 国家政权这些重要得多的部门、甚至核心和实权机关，统统都不起作用了； 在国家政权的最高层，“国务院”成了“业务组”，“军委”成了“办事组”，连“党中央”也成了个“碰头会”……； 那又怎么样呢？用他的话说，地球不是照样还在转吗？ 所以在毛泽东看来，“国家主席”这样的虚职设不设的，原本就算不了什么大事，完全可以根据“文化革命”的现实政治需要而定。 因此，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对撤销“国家主席”职位的事，毛泽东先后 六次作出明确批示，企图用他的权威，把林彪的意见压下去，让他死了这条心。 实际上，林彪同毛泽东在人事权力方面的争夺，比“设国家主席”更严重的事情，是所谓“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了解中国政坛的人应该知道：这简直就象“玄武门之变”以后的秦王李世民，向毛泽东“逼宫”了。 还有那个著名的“林付主席一号命令”。如今人们都知道，“文革”期间，整个国家政权几乎完全依靠军队维持，而军队是拿枪的，因此动用军队的事，高度集权，甚至调动一个排，都要经过毛泽东批准。这个规矩，林彪自然不会不知道。“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北京机场会谈前，形势确实严峻；但军情再怎么紧急，让百万大军进入“超级战备”，报告毛泽东的时间还是有的嘛。事后看，如果此举是做给苏联人看的，怕是判断失误了；那么，公然“先斩后奏”或者说“边斩边奏”，是做给谁看呢？这桩事，恐怕不光是瞒不过毛泽东吧。 以上所举的两件事，都涉及“军权”，这对任何国家，都是非同小可的事。比如，倘若作为国防部长的拉姆斯威尔德，宣布他是美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整个美国军队由他“直接指挥”，你问问小布什愿意不愿意？美国宪法允许不允许？毛泽东和林彪都是打了一辈子仗的人，他们都不会不知道，“军权”，这是什么份量的问题！林彪当年在“四野”，也曾是百万大军的统帅，自然不会不知道“直接指挥”这句话的轻重。而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掌握了军队的统帅权，于是，关于“政治路线”的是非纠葛，完全可以从长计议，放到延安整风时再理个头绪，这也使他在和张国涛的较量中棋高一着、占得先机。 在那个似乎只是个所谓“提法”的问题上，在中央最高当局，曾经发生过一场严重的政治争议。其原委是，庐山会议前夕，1970年的“八一社论”在中央审稿时，陈伯达坚持“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张春桥则主张采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双方争执不下，由周恩来和黄永胜去当面请示毛泽东本人定夺。可是，对这件涉及军权的事，意志强悍的毛泽东，在明确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之后，经过一番对现实情势的权衡估量和因势利导的运筹盘算，竟然把己经说出口的“最高指示”，又强咽回去了。这个关于“提法”的争执，最后的定稿，在周恩来和黄永胜于门外坐等的情况下，以毛泽东让汪东兴圈去“毛主席和”四个字了结。为了顾全大局，毛泽东不得不忍让于一时。—— 可见当年的林彪是何等权势！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和林彪的一番较量     对庐山会议，直到今天，人们的关注，包括“正史”中讲的，也是在“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这些人事权力的斗争方面，而忽略了毛泽东和林彪当时在政治主张上的分岐，就是说，只看到冰山浮出水面的部分，而没有看到水面之下冰山的主体。实际上，毛泽东和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一番较量，深一层看，真正要害的问题，是“文化革命”，这是他们两人在政治路线方面的实质性分岐。 不过，毛泽东在“九大”会议上虽然坚持了“继续革命”的“文化革命”路线，但他知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进退攻守，还须掌握一点节奏。而且，毛泽东毕竟是这个国家的当家人，这个时候，他之所以隐忍不发、暂取守势、难得地委曲求全于一时，是因为当时有几件国内国际十分紧迫的大事，必须在庐山会议上先作一些安排： 党的“九大”开过以后，要筹备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以体现“九大”路线，对政府的工作和人事也要作出安排，经过“文革”，党和国家要走上新的轨道，有许多事情要办；另外，撤销刘少奇党内职务的事，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己经通过了，但刘少奇的国家主席是党外职务，总还要在“人大会议”上办个手续吧，否则，此事日后会留下“违宪”的口实； 国民经济计划，也须在全会上讨论通过，而后在“四届人大”上作报告； “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中苏两国军事对峙的形势十分严峻，事关国家安危，战备问题也需要全党作出通盘安排； 也许毛泽东更有兴趣讲一讲的，是关于“形势问题”：国际战略格局正面临重大转机，毛泽东精心运筹多年，中美关系快要出现突破了，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也想乘机给大家吹吹风，让党内有点思想准备。 可是在林彪看来，眼下这个时机，却是不可多得的。大概是从《史记》、《汉书》关于“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宫庭智慧中得到一些启示吧，于是在庐山会议上，他发动了一场“清君侧”的“政治战役”。 这可能是一种军事智慧吧，作为战术天才，林彪对此自然不陌生：自1966年夏开始，毛泽东在“文革”问题上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一直牢牢地掌握着政治形势的战略主动权；如今，“文革”己呈“再衰三竭”之势，而且党内对“文革”潜在的不满情绪相当普遍；眼下，毛泽东又需要调整部署、安排办理一些别的事情，在“文革”问题上只好暂取守势，态势自然比较被动。这样，“主动权”—— 这个他们两个都不陌生、并视为军事上也是政治上克敌制胜的法宝，正从毛泽东的手中悄然滑落，这位政坛巨人的“阿喀琉斯之踵”，暴露在林彪的眼前了。看来，老虎也有打盹儿的时候。 不过，“战机”稍纵即失，若是等毛泽东腾出手来，“攻守之势异也”，就又是一番光景了。林彪“抓住机遇”，果断出手，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抡先发言，出其不意地发起“短促突击”；同时，按照事先的部署，安排他的“几员大将”，“搞地下活动”、“秘密串联”、“煽风点火”、“突然发难”。—— 这些用当时的语言描述的情况，人所共知。 林彪的发言，一击而中要害，顿收“立竿见影”之效，全会分组讨论时，果然掀起轩然大波。这样一来，九届二中全会原定的议程，就完全被打乱了。会议后来的过程也证明确实如此：这次中央全会原定的两项“议程”——“筹备四届人大、修改宪法”和“国民经济计划”，在全会期间的讨论中，基本未曾涉及，只是到了全会闭幕前夕，才草草通过了事。 ——了解党的历史的人应该知道，中央全会的所谓“议程”，历来是非同小可的事；原定的议程被打乱，意味着中央领导权威的动摇和丧失，党和国家就要出大乱子了。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党内出乱子，这是可与“世界大战”、“赤地千里”相提并论的大灾难。就这件事的直接后果而言，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原定于当年国庆节前后召开的“四届人大”，向后拖延了；后来，又发生“九.一三事件”，还有别的事；结果，几度己经准备就绪的“四届人大”，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四年多以后的1975年初才开成。召开“全国人大”，毕竟是国家的一件大事，如果搞得连一点起码的章法都没有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还会有权威？ 在大讲“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有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话，叫“树欲静而风不止”，意思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可是林彪的思想和语言，却独出心裁，也别具风格，在发动“文革”时，他讲的话是：“阶级斗争，树欲静而风不止，而我们就是要做那个风。”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林彪“要做那个风”了；而且对毛泽东说他的“借助锺馗，为了打鬼”，也“反其道而用之”，这一次，他是要“清君侧”，其锋芒，实际上指向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用“文革”时代的语言来讲，这叫“打着红旗反红旗”吧，也许林彪自己在“卡片”上写下的话更生动些：“打着红旗造反，叫人不易看穿”。—— 打着赞誉毛泽东是“天才”和拥护他当“国家主席”的旗号，达到“清君侧”以扼杀“文革”的目的，借毛之刀诛毛之人，林彪这位“战术天才”，其用心之深之险，象他过去打仗一样，“又刁又狠”，确实不是等闲之辈。 不料，时间只有两天半，略一交手，林彪便败下阵来。这些个“清君侧”的小把戏，那能瞒得过深通中国历史掌故的毛泽东？他断然煞车，先是停止分组讨论，继而一篇七百字的短文，把那位原来只是他的“大秘书”、后来改换门庭投靠林彪的陈伯达“揪出来了”。当然，有了“批陈”这个题目，随后的“顺藤摸瓜”，文章还大有玄机。 林彪的败阵，分析起来，若以古时韩非子说的所谓“法、术、势”之道来论：—— “法”这一条，也还有些可以圈点之处，惜乎不是堂堂正正地提出来； 处心积虑的“术”，虽然出手不凡，终究不是正道； 最重要的是“势”，林彪明显不居优，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巨大威望，是他不可逾越的障碍。 最后的结果，他还是栽倒在他老师的脚下了，心情灰暗的林彪，一脸阴沉地下了庐山。 不过，毛泽东在庐山的做法，同他历来“后发制人”的行事风格不大一样，显然有点武断。大概毛泽东也知道，他的本钱不多了，时间也不多了，面对林彪这个气势正盛的对手，过去“后发制人”的办法，也不那么有把握了，不敢玩得太过份。 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当形势还只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刚要“盛怒”的时候，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若是等到林彪“最高的一股风吹下去，…… 就要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的时候，就搞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了。 党内对路线问题的认识不统一，思想交锋尚未充分展开，便踩了急刹车，草草收场，自然会留下后遗症。说起来，对党内思想路线上的问题，毛泽东历来重视也相当擅长做统一认识的工作，可是这也取决他要做什么样的事，如对眼下这场“文化大革命”，要将党内的思想统一到他的认识上，也实在是难哪。 庐山会议上，思想和路线方面的问题在党内统一认识的事情没有解决好，于是，就象俗话说的，“口服心不服”，庐山会议后，二百多中央委员，虽然当面对毛泽东不敢说什么，思想上的“疙瘩”却没有解开，有人甚至根本不服。毛泽东的难题还在后面呢。     在庐山会议时，象李雪峰和我父亲这些只知道为党的事业“埋头拉车”的干部，他们关注的大概主要是些政策和执行层次的问题，对毛泽东和林彪内心深处的玄机，恐怕也象在云里雾里一样，“不识庐山真面目”吧。           庐山会议揭示“文化革命”的“内在矛盾” 就象毛泽东的哲学理论著作名为“矛盾论”一样，他的“文化革命”的实践，也存在着一个深刻的“内在矛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句话，可谓再熟悉不过了。可是，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呢？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领袖”、“统帅”，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毛泽东却要“发动”他的人民，对他赖以统治的“国家机器”，来一场“革命”！而这个“国家机器”，又是他用了大半生的心血，苦心经营、亲手打造出来的。 当然，在毛泽东看来，“文化革命”这场革命，同他当年抵抗日本侵略和推翻国民党政权的革命，还是不一样的。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对他的“国家机器”的革命，其初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要让“老干部焕发青春，年青人得到锻炼”，使他们恢复革命战争的延安时代的“三大作风”，其核心是“密切联系群众”这一条；若用“文革”时代“红卫兵小将”浪漫而纯真的话来说，叫作“把党的领导干部打成左派”。 但是，在这场革命风暴中“经风雨，见世面”，在“文化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游泳”，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关”，却是每一个党的领导干部都必须过的！—— 包括他那时十分器重的“红秀才”王任重，还有象李雪峰和纪登奎这样他当年相当信任的干部，甚至他在长征时的警卫员如陈昌奉等等，只要当时处在“领导干部”和“当权派”的位置上，都一概不能例外，对谁也不肯通融！ 这真是旷古未有的奇人奇事，确实象“文革”时代讲的那样：——“史无前例”！甚至还可能会是“空前绝后”！如今，我们都知道“文化革命”是错误的了，可毛泽东这位古今奇人的这个“错误”，却犯得如此惊世骇俗，掀起如此惊涛骇浪，如此令人惊心动魄！ 在“文革”结束很长时间以后，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在这场惊天奇祸的心理震撼中，仍然久久地心有余悸，因而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全部思想关注，几乎都集中在今后如何防止“文革”灾难重演的方面。 这种显然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的关注，要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过也许我们可以认为，由此而产生的失误是：在中国改革由农村到城市全面展开、经济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前夕，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党和政权的建设应当怎么改革？这样一个非常重要也十分迫切的问题，没有能够受到改革决策者未雨绸缪的关注，被忽略了。 可是，一些简单的常识，却使我们对这种并非“向前看”的关注提出质疑： “文化革命”这种“史无前例”的事情，难道真的还会“后继有人”吗？我们很难想象，象“文化革命”这种几乎完全属于毛泽东个人特殊政治风格的事件，在他老人家去世之后，还有那一位国家的统治者，愿意下决心做同样的事？而且竟然拥有如此过剩的个人权威这种政治资本？ 而在“文化革命”中有过一番“经风雨、见世面”的锻炼之后，当年的“红卫兵小将”们，思想也不会那么简单了，即使他们还想按照“继续革命”的理论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可当他们面对中国革命铸就的如此强大而严峻的“国家机器”，在没有当年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支持的情况下，还能搞出多大名堂？实际上，不说“成事”、就连纯属“败事”的“天下大乱”，又能闹成点什么气候？ 所以，象“文化革命”这样的事，不仅在中国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包括这个世界上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仅“史无前例”，恐怕还是“空前绝后”的。—— 虽然预见未来永远不可能有绝对的把握，但我想，这样的判断，应当说是基于比较清醒、理性和冷静的认识。  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局面：在“文革”时代的中国政坛，一方面，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威望，绝大多数党、政、军的领导干部，对毛泽东作为领袖的忠诚，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绝大多数党、政、军的领导干部，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革命”的忠诚，却是大可置疑的。 这是“文化革命”一个贯彻始终的深刻的“内在矛盾”。对那个时代的“领导干部”或“当权派”来说，对毛泽东作为领袖的忠诚“无可置疑”，和对他发动“文革”的忠诚“大可置疑”，这个“内在矛盾”，简直象是撕裂了他们的心：—— 如果出于对毛主席“无可置疑”的忠诚，义无反顾地始终贯彻“文化革命”的路线，那同他们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和历来接受的关于“党性”的教育全然不符，同他们作为一个统治者的常情、常理和常识，也完全相悖；而如果由于对“文革”的“大可置疑”，而背弃对毛泽东作为领袖的忠诚，在那个时代，对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而言，则是很难想象的事。 因此，要从“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中挣脱出来，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存在着一道绝不是可以轻易突破的心理防线，于是只能在“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中，长时间地忍受心理上的痛苦煎熬。仅就这一点而言，“文化革命”也可以称之为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了。 这场“触及灵魂的革命”，对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并不是一个可以超然对待的“纯粹理性”的判断，而是在“大风大浪”的实践中受尽折磨而刻骨铬心的“经验判断”。 如果说，在“文革”发动时，他们就“很不理解”的话，在耳闻目睹了“文革”三年来的狂热、横蛮、凶暴、荒诞之后，他们可能“更不理解”了；尤其是亲自领教了“炮轰”、“火烧”、“造反”、“夺权”，还有“戴高帽”、“挂黑牌”、“坐飞机”、“打砸抡”等等，在“文化革命的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在“灵魂”连同皮肉经历一番痛彻难忘的“触及”之后，要他们发自内心地赞成和拥护这场原本就“很不理解”的“文化革命”，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过，毛泽东之所以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甚至“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其真正的目的，实际也不很难理解，其实他自己当时就说的很清楚：—— 就是要让全国人民自下而上地全面地揭露党和政府的阴暗面。 说起来，这样一个道理，本来是现代社会国家政治的基本原理和常识，对西方国家的情况，在这里先不去说它，单说中国：我们的国家，不是称为“人民共和国”吗？我们的政府，不是叫“人民政府”吗？我们的党章上，不是写着“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吗？那么，“揭露党和政府的阴暗面”，人民群众行使对党和政府的监督，难道这不是他们理所应当的权利吗？这个道理确实不复杂。 可在当年，以领导干部们并不算低的智商，何至于就“很不理解”呢？如今，折磨了中国政坛和全国人民十年之久的“文革动乱”—— 实际是一种“半无政府状态”，当然是没有了；可现在折磨着我们的，却是规模相当可观而且似乎斩不尽杀不绝的“腐败现象”这样的“阴暗面”。我想，让人民群众揭露党和政府的阴暗面，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放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还是“很不理解”的话，即使是普通百姓，反倒是有点缺乏常识了。 可是在那个时代，作为“革命对象”的党的领导干部们，他们身上革命战争年代的硝烟尚未退净，体内的弹片和疤痕还在隐隐作痛，而他们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其忠诚勤勉、力疾躬行、廉洁自律、清贫俭朴，几乎达到古今中外之冠了；若说“缺点错误”，充其量只是有点“脱离群众”而己，这算什么了不得的“阴暗面”呢？革命了半辈子，出生入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难道不应该有点地位？实际上，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当革命时代的正义还充溢在他们的胸中时，却让这些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不谙世事的“儿童团”，把他们当作“革命对象”，这么个没完没了地胡乱折腾，他们确实“很不理解”：老子当年干革命的时候，你们不知还在那根腿肚筋里呢！ 而作为“革命动力”的那些初尝政冶禁果的青年人，对“揭露党和政府的阴暗面”还须有“民主”和“法制”的“监督”这样一些观念和方法，在那个时代，不仅相当陌生以至完全无知，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持完全排斥拒绝的态度；对于现实政治的复杂，他们的经验几乎为零，对过去革命历史的曲折，他们的知识也少得可怜；当涉足政坛开始他们的“政治初恋”时，在这些“革命小将”们幼稚而狂热的头脑里，大概只有从老一辈那里继承和模仿来的意识形态和方法：——“革命”！而他们的“革命”，矛头却对着昨天“打天下”的“革命前辈”！他们甚至幼稚而荒唐地把毛泽东几十年前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的方法也用上了：——“戴高帽子游街”！ 因此，就这场“革命”而言，无论是作为“革命对象”的“阴暗面”的事实，还是作为“革命动力”们“揭露阴暗面”的观念与方法，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如果借用时下流行的经济学语言来说，都是十分稀有的“短缺资源”。 显然，象“文化革命”这样一场“革命”，在客观方面，并没有什么现实的“革命危机”，完全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如果斯大林还活着的话，又该嘲笑中国的“麦琪林式的革命”了，“麦琪林”者，俄语“人造奶油”也，即冒牌货之意；而在主观方面，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资源”，甚至更加“短缺”得厉害：大概除了军队的支持，就是他的个人威望了。 —— 作为一位统治者，毛泽东也并不缺乏常识：在“文革”时代，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的，如果把国家政权比作一所房屋的话，没有粉刷、没有装修，甚至连门窗、屋顶也没有，自然不象个样子，可若是连“柱石”都没有了，那岂不是要坍塌垮掉了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如今，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又要同他分道扬镳了，“两条腿走路”，有一条腿要跛了，这“文化革命”的路，还怎么走得下去？而且，如果林彪“清君侧”的谋略得逞，不仅那时还支持他的“文革”—— 无论是有几分虔诚动机，还是出于对他的崇拜，抑或仅仅由于“不看僧面看佛面”—— 的原本力量就相当单薄的队伍，又要折损几名干将；而他作为“一把手”，即使在“文革”中也要不时为调整一下进退攻守的“平衡”的常规战术，也摆弄不成了。 ——“文化革命”，由于锋芒指向“国家机器”的性质，“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使然吧，其在党政领导干部中获得支持的“资源”，原本就先天不足地“短缺”，现在更面临空前“短缺”的危机。毛泽东继续进行“文革”事业的“资源”，就要只剩下他的个人威望了。 “文化革命”的这个“内在矛盾”，更加尖锐地摆在毛泽东的面前。      庐山会议的政治风波，毛泽东认为是“对着他来的” 那场“要炸平庐山”的政治风暴，就深刻揭示了“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而且呈现为一幅极具讽刺意味的生动图景：两百多名中央委员，为“有人反对毛主席”而群情激愤，而毛泽东却认为，这是“对着他来的”。 实际上，我们不得不对毛泽东眼光的老辣而叹服，他年近八旬，却宝刀不老，其透视人性的目光仍然很尖锐：—— 为“有人反对毛主席”而群情激愤的背后，潜藏的心理状态却是对“文化革命”的不满情绪。 他警觉地注意着：—— 这股为“有人反对毛主席”而群情激愤的政治浪潮，转瞬之间，就会演变成冲击和淹没他的“文化革命”的灾难。 中央全会上讨论的情况，果然如他所料：—— 为“有人反对毛主席”的群情激愤，掩盖着对抗“文化革命”的潜台词。 如此看来，这不是“对着他来的”，又是什么？ 其实，作为一位“辩证”的大师，对“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时，不仅并非不知情，而且心知肚明：他估量了一下个人威望这笔资源，还用“畅游长江”为它作个广告、造点势、让它增点值，而后作为一种政治资本，毅然决然地将它投入了“文化革命”的旋涡。 我们从毛泽东在“文革”前夕给江青的信中看到，他似乎也预感到：“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他发动的“文化革命”这场政治风暴所掀起的涛天巨浪，最终或许要让他的领袖威望也付出代价，甚至会连同他自己一起“打得粉碎”！—— 对“文革”前景的莫测与凶险，他并非全然不知情。不过，毛泽东历来不怕弄险，他喜欢鲁迅：“在危险中漫游，才能体验生命的力。” 也许在毛泽东看来，他的威望，如果保护得好好的，把它传下去，让后人象神一样供起来，还不是古时候“神道设教”的老套套，那有什么意思呢？过去在延安时代，把他的“毛泽东思想”树起来，用以对抗“第三罗马”的教主斯大林，从“共产国际”的思想束缚下挣脱出来，为中共争得独立和自由，还有点实际的用处。可是，现代世界的观念，是人民主权，也是世俗社会，并不需要把他毛泽东当作一尊神来“信仰”。 ——中国革命，如果由于它的成功近于完美，并且以毛泽东的名字作为标志，让后人视为神物，一切都墨守成规，丝毫不能变动，使一场伟大的革命，铸就一个相当保守的政权，在毛泽东看来，或许也是一种悲剧呢。 因此，当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时，他却用老百姓的大实话念叨着：“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而毛泽东喊的“人民万岁”，才是现代世界的真理：如果人民还需要“信仰”什么的话，那么他们应当“信仰”自已。—— 如果说的斯文一点，这也许就是康德哲学里讲的“伦理学的自由”。 1970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盛大的游行时，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斯诺问他：“对这一切，你还满意吗？”这位具有敏锐洞察力的著名记者，可能是要刺探毛泽东的灵魂：他想从毛泽东的回答中判断一下，是否由于他对自已领导中国的成就感到骄傲和得意，才产生中国“文革”时狂热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辩证思维回答道：“既满意，又不满意。中国比过去有了进步，但是进步还不够。”也就是说，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是满意的，但他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知道，革命胜利给中国带来的进步，不仅没有实现什么“理想社会”，而且没有达到当今世界的发展水平。用他的话来说，他领导的中国革命，“感动了上帝”，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但是，“人民的拥护”，并不等于“人民的权利”，在现实社会里，人民还不是“上帝”，在国营商店，甚至连“顾客是上帝”，也是一种奢望。他写的“六亿神卅尽舜尧”，还只能是在诗中所寄托的一种意境。 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用革命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在长期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势必带有严峻的军事色彩，大概也只能是这个样子吧。可是毛泽东对中国仅有这样的“进步”，却“不满意”，他要用自已对“进步”的理解，改变这种局面；而且，“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虽然已经是晚年了，但他还是要在有生之年改变它，而且亲自去做这件事。 或许，在毛泽东那超越时空的哲学玄思里，可能还会想：对他的个人威望这笔政治资源，谁知道身后的人们，会利用它来干什么呢？一种全面控制的绝对权力，不符合他一贯期望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并不合他的意；如果这种全面控制的绝对权力再加上完整无损的道德形象，更让他不放心：一旦脱离了人民，中国的前景会是怎么样的呢？是打着列宁旗号的“社会帝国主义”？还是“神道设教”的传统专制？抑或“纳粹德国”或日本“天皇 — 军部”体制那样的法西斯专政？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非圣贤，岂能无过？”——这是毛泽东时常讲的话。他知道：人都是有缺点的，政府官员甚至国家领导也一样。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谁都不可能象上帝那样“全智全能”，在伦理学的意义上，也都不会象天使那样“至善至美”；在道德方面，人大概也都兼有善恶两面，而且善恶之间的转变，或许只是一念之间的事，佛家不是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顿悟成佛”吗，反过来的情况，从明清小说里“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的话来看，道理也是一样的。未来的党和国家领导，如果他们的心中没有人民了，又没有人民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失控的“恶”，用他威望的余辉作为偶象，装点和掩饰成无上的“善”，只会更加禁锢人们的思想，那对社会进步又有何益呢？ —— 如此情形，既非他所愿，也心有不甘。因此，个人威望这笔政治资 源，与其当作一种摆设放在哪里也是一种浪费，留给后人又很不放心，不如现在作为“文化革命”的投资，自己用了它。 我们从毛泽东的信中关于“虎气”和“猴气”的议论中，似乎还能感悟到 他作为“最高统帅”在“大战”前夕深藏的心理冲突的一丝表露。不过，就象他自己说的，最终，他身上的“虎气”，还是战胜了“猴气”。战略决策的决心一下，他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文化革命”。 作为中国的革命领袖和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己经创造了历史，并且十分辉煌，但他并不满足，还要创造新的历史。在万丈雄心的毛泽东看来，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他一生事业的“一件事”，在七十三岁高龄时，毛泽东又开始做“另一件事”了：“文化大革命”——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而又极为奇特的“革命内部的革命”。 “文化革命”，既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享有如此不同凡响的地位，他便无论碰上多少困难、坎坷与锉折，即使面临被“打的粉碎”的危险，也不会轻易放弃。在庐山会议上，他再次运用个人威望这笔资源，一篇七百字的《我的一点意见》，就把二百多名中央委员群情激愤的怒火浇灭了。—— 看来，毛泽东的个人威望，还有余勇可贾，仍然具有强大的威力。 在这一轮党内斗争中，毛泽东的意志再次占了上风，“文化革命”的路线，全党还要继续贯彻。于是，党内高层围绕“文革”问题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斗争，“文革”时代的中国政坛，继续在这个“内在矛盾”的漩涡中苦苦地挣扎着。            林彪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庐山会议时，在《我的一点意见》里，毛泽东虽然还拉上林彪，给他打了点掩护；不过那只是策略，林彪跟毛泽东几十年了，自然也不会不知道这个。实际上，他们两个人在政治上的关系，在庐山会议上，己经彻底决裂了。 毛泽东和林彪斗法，在全党发起了“批陈整风”运动：—— 他“纲举目张”，再次祭起“路线斗争”的旗帜，把党的历史象中药铺里的“十全大补”一样，排列成“十次路线斗争”，使政治斗争在宣传上颇具广告效应；并且用“抛石头”、“掺砂子”、“挖墙角”的“三大措施”，把他布下的“路线斗争”的网，越收越紧，步步紧逼，想让林彪就范。 对“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林彪同样心知肚明，而且林彪的个性特点和政治意志，和毛泽东同样固执和倔强，虽然他的政治理念所追求的目标，比毛泽东要容易理解得多：也就是有了统治权力，按老路子搞点建设吧。 在“庐山会议”上发动“清君侧”的“政治战役”败下阵来之后，林彪看到：他和他的“几员大将”，搞“文斗”不行，搞“武斗”可能还有点本钱；于是“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调整部署、整备力量，另组“小舰队”，准备搞“武斗”，而且要“破釜沉舟”、拼个“鱼死网破”，竟然对毛泽东动了杀机。 如果从西方哲学家们讲的所谓“纯粹理性”的角度看来，构成“文化革命”的基本要素里，如果毛泽东作为“文革”的“始作俑者”和决策者，从中国政坛上消失了，“文化革命”这个似乎无休无止地折磨着中国政坛的“内在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也许这是林彪为解决“文化革命”的“内在矛盾”的想法吧。—— 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彪也并非全然为了个人。本来嘛，政治家的行为，从来就不能单纯用追求个人荣华富贵来解释。虽然政治家也是人，不过他们的想法，和为衣食温饱奔波忙碌的平民百姓，还是不大一样的。 当然，象毛泽东常说的，我们自然也不是林彪“肚子里的蛔虫”，不可能确切地知道他全部的真实心理活动。不过，就一般情况推论，象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一样，林彪的心理状态，大概也不会完全不受“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的影响，毕竟是革命几十年的“亲密战友”了嘛；而且他也不会不知道，在那个时代，对毛泽东的忠诚，同对国家民族的忠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作为一种情感与心理的冲突，也许一直纠缠到林彪生命的最后一刻。 但是，林彪就是林彪，他不是常人，同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想法也有不同：只差一步，就会登上权力的顶峰，功亏一篑，则会是他政治生命的终结，权力欲交织着危机意识，而且，为中国革命奋斗几十年的林彪，自然也会有某种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感。性情特具定力的林彪，虽然表面上整日在毛家湾静静地索然枯坐，心中却似翻江倒海一般，风声、雨声、国家、家事、革命历史、现实政治、……各种心绪，一起涌上心头，使林彪在“无可置疑”和“大可置疑”这个“文化革命”的“内在矛盾”中，经历着一番“触及灵魂”的痛苦思索。 终于，作为一种政治的判断和决策，他从这个“内在矛盾”中挣脱出来了。如果看过莎土比亚的著名戏剧《麦克白》，我们也许可以想象，林彪突破这一道重要的心理防线：要对毛泽东动杀机！内心深处翻腾和激荡着多么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如果用“文革”时代的语言来讲，完全可以叫作“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了。 在那个时代，可以说，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都不是现代社会意义上的“政治家”，而只是毛泽东的“忠臣”，或者说，他们都把对党和人民、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同对毛泽东的忠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完全当作一回事。象彭德怀同志那样抱定“宁可自己身败名裂，也不能危害党的事业”的决心，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并非绝无仅有；而象刘少奇同志那样认识到“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却不是大多数领导干部能够达到的思想境界。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认为，林彪的思想，要“解放”得多。仅从那“冰山一角”的“五七一工程”看，心理固属阴暗且不去说它，就思想而言，简直象“天马行空”一般，无拘无束，自由驰骋，根本没有什么“最高指示”的限制，也没有什么“顶峰”之类的“禁区”。显然，象“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那样的话，只是说给别人听的，至于“大树底下好乘凉”的话，可能完全不是他真实的心理写照。 但是，林彪突破的这道心理界限，却是一条不容逾越的道德防线：因为，你可以认为，毛泽东的话不再“句句是真理”了，但是要对他动杀机，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可以背弃对毛泽东个人的忠诚，但是如果背弃对国家民族的忠诚，性质就根本不同了。 因此，也许我们应当认为，林彪的心理素质，实际上可能是比较脆弱的，也许同他的病体有关吧，他在精神上的自制力和意志力，在他称之为“绞肉机”一般严峻的党内斗争中，折磨地受不了了，他挺不下去了，终于，他背弃了对毛泽东的忠诚，同时，也背弃了对国家民族的忠诚。 其实，从比较世俗的角度看来，就个人和家庭在“文革”时代的遭遇和处境而言，林彪的情况，和同样是革命几十年的大多数领导干部相比，其差别简直象是“九地之下，九天之上”了。在“文化革命”中，全国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的境遇，用东北的方言来说，那个“遭罪”，可真是“老鼻子”了。 所以，林彪这样的人，在中共当年的“领导干部”中，也确实可以算是一个“异类”了。—— 当然，将对毛泽东的忠诚，等同于对国家民族的忠诚，这一点，可以归之于那个时代的局限性。 “九.一三事件”，使“文化革命”的大动乱演出了惊心动魄的凶险一幕，这如今大家都知道了。林彪失败了，而且葬身境外，一念之差，一步走错，其一世英名，便毁之一旦了。林彪无疑曾经对中国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而且是我们共和国屈指可数的杰出的功臣战将，每念及此，人们无不为之扼腕叹息。 而且，如果允许我们今天“思想再解放一点”，而且撇开对林彪本人的道德褒贬，对政治进程完全依客观理性来分析，也许我们对中国在“文革”后期的历史进程可以作这样不无道理的假设： 如今大家都知道，庐山会议后，对毛泽东的批评，林彪软磨硬抗，拒不检讨。但是，倘若我们假定，林彪坚持他“结束文革”的主张，却不是对毛泽东动杀机，更没有在“方寸大乱”之际怆惶出逃，而是坚持进行政治斗争的方法，那么情况会怎么样呢？ 依当时的实际情势而论，尽管林彪在政治上的实力和地位处于颠峰时期，不过要同毛泽东这样的政坛巨人较量，他可能仍然不是对手。因此，可能性比较大的结果会是：毛泽东南巡归来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林彪会被毛泽东从“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地位上拿下来，附带的措施，自然会是改组“军委办事组”。 不过，考虑到“文革”在越过“高峰期”后，己经锋芒顿锉、呈现“再衰三竭”之疲态，如果林彪不采取那么极端的对抗措施，毛泽东又能拿他怎么样呢。而且，依他同毛泽东的历史关系，或许还可以比邓小平做的潇洒一点，比方说，公然以“政见不合”宣布“辞职”，或者退一步，以“健康原因”告老还乡，那样的话，林彪自然难免会象陈云、邓小平一样，过一段赋闲、坐冷板凳的日子了。 可我们都知道，毛泽东那时己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如果依庐山会议上林彪登高一呼、便群起响应所展示的巨大政治实力来看，在毛泽东去世以后，林彪的东山再起，并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至于邓小平，如果没有发生“九.一三事件”那样震撼中国政坛的惊天奇变，依毛泽东历来讲究“因势利导”的惯常做法，邓小平或许未必会得到1975年展示政治理念和才能的机会；也就是说，邓小平和林彪两个人的政治经验和水平、治国的理念和才能姑且不论，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两人在中国政坛的实际位势而言，林彪明显居优。倘若在毛泽东之后，林彪果能东山再起，邓小平就更不会有机会了。 那样的话，在毛泽东时代之后，就不是邓小平时代，而是林彪时代了。当然，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假设，毛泽东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时代，这己经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 —— 当年那位名列“三巨头”的英国首相邱吉尔说：“政治上战胜对手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比他的政敌活得更加长久一些。”对这样的话，我们自然很难说它具有什么重要的思想价值，但是作为一个政坛老手的经验之谈，对政治家个人而言，却也是不无实用价值的至理名言。 如此观之，对林彪的命运，人们更要扼腕叹息了。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温都尔汗的“三叉戟”残骇，静静地躺在那里，却长久地引发人们的无尽暇思。自然，人们更多的思考，还是其中蕴含的关于政治的是非曲直、智愚善恶。 林彪事件，这是一个中国人学习、体验与研究政治的不可多得的典型案例。 我们可以从“林彪事件”中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资治通鉴”，司马光为他的著名史学名著起的名字，真是精彩之极！这也深寓着中国优秀的史学传统，面对中国古人的智慧，令人不禁为之惊叹。 我们追念历史，自然也是为了国家的今天和未来； 而且，我们对历史的思考，还应当是理性的； 当然，对历史的理性思考并不排斥道德，而是要对道德进行理性的思考； 也就是说，不是只对某些个别事件作就事论事的道德评判和对某个具体人物的际遇与命运舒发情感的哀叹，而首先是更为注重普遍与一般的道德思考，这里，就是指可以被国家制度引为依据和政治生活引为借鉴的道德准则。 我想，如果世上的确还有所谓“历史哲学”的话，“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可能会成为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一个无尽的话题：因为虽然在政治上对它作出“否定”性的结论，我们可以认同，可它毕竟是八亿人民卷入其中的一场规模巨大的历史运动，而且长达十年之久。 当然，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要从历时十年的万千头绪中，剔除同时代的利害与恩怨，跨越后人“代沟”的隔膜和误解，理出事实真象的基本脉络，在历史教训的意义上澄清是非曲直、汲取有益的智慧，也殊非易事。 如果从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来看，“文化大革命”唯其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的研究所需要的借鉴、参照、理论和方法，也要广阔、深刻和复杂得多，换句话说，即使我们站在人类社会全部历史和文明智慧的制高点上，也未必够用。—— 国内外学术界方兴未艾的“文革学”，似乎预示着这样的前景：也许我们需要借助全世界的学识和智慧，才能从“当代史”的史学观念和思想水准，对“文化革命”包括“林彪事件”得出深入的分析与中肯的评价。     可是，“林彪事件”的教训，在某个方面告诉我们的道理，却也并不是太复杂，那首先就是：我们应当怎样进行政治斗争？也就是说，是个政治斗争的方法和手段的问题。 从政治斗争的思想内容方面说，既然“文化革命”是错误的，我们自然可以认为：“文革”发动前后，林彪同毛泽东联手，一起搞“文革”，无疑是错误的；而在党的“九大”前后，林彪要停止和结束“文革”，不管动机为何，其主张本身，应当认为是正确的。 但是，林彪搞政治斗争，采取“小舰队”和“五七一工程”那样的手段和方法，较之法国大革命时的“断头台”和苏联人搞“大肃反”的办法，恐怕更加不可取、也更加使人们难以接受。因为，无论当年的罗伯斯庇尔，还是后来的斯大林，虽然对政敌实行肉体消灭，但毕竟还不是使用暗杀的手段。 从中国历史上的例子来比较，我们读着“小舰队”和“五七一工程”里的“火焰喷射器”、“高射炮扫射”、“引燃汽油厍”、“炸断铁路桥”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谋划与议论，林彪用这种办法对付政敌，简直仿佛回到春秋战国“专诸刺王僚”、“楚成王吃熊掌”那遥远的古代去了。—— 正好这也是林彪在文革前夕“5.18政变讲话”里举过的例子，这难道是纯属偶然的巧合吗？ 社会上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政治家就会有不同的政见和主张。即使到了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吧，在毛泽东的笔下，也并不是一付“人间天堂”或者“桃花园”的模样，而是仍然存在着“先进和落后”、“革新与保守”和“左、中、右”的“矛盾”和“斗争”。—— 这种事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因此，政治斗争，无论一些人怎么厌恶和诅咒“权力斗争”的龌龊与邪恶，大概也永远会有的。 对政治斗争，人们兴趣比较大的、时常津津乐道的，时常是“权术”，而且往往对“权术”在道德上赋予贬意。应当说，这也是人之常情，西方人也不例外，比如对马基雅维里，尽管他的《君主论》在学术上并非没有进步的思想价值，公众舆论却通常不抱好感；因此，当年那位名震天下的基辛格，对马基雅维里可谓深得其中三味了，可在记者面前，却矢口否认，避之唯恐不及。 不过，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要禁止政治家们搞“权术”，也就是玩弄点“心计谋略”吧，恐怕实际上也办不到。雄才大略的罗斯福就说过，在他看来，所谓“政治家”和“政客”，只是人们用词的褒贬不同而己。而一位前联合国官员的一本《政客与官僚》的著作，就把“政客”和“官僚”完全当作一个中性的词汇来用，他指的是“民选官员”和“政府公务员”。 如此看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就不应该有点“心计谋略”吗？或者说，难道信仰了马列主义，就应该“缺心眼儿”吗？实际上，中国革命真正的思想遗产，除了重建中国人民的政治自信和意志，就是一代中共杰出领袖们非凡的战略智慧了。那首革命歌曲里唱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实际上也是我们民族智慧的优势之所在，如今，有的学者就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称之为“兵法文化”。毛泽东对于此道，可谓达于炉火纯青之境，林彪作为“战术天才”，其头脑也非等闲之辈。 —— 对此，如果站在对立面或者作为旁观者，把它称之为“权术”，那有什么办法呢？道德褒贬，立场不同，人言人殊，原也是人情之常。当然，对在政治斗争中的“权术”如何运用，也是可以从道德方面进行剖析与评判的。 可是，人们应当怎样进行政治斗争？也就是说，政治斗争的手段和方法，须有一些什么样的制约与禁忌？或者说需要遵循一些什么样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又蕴含着什么样的道德内涵？却记录着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进步的历史轨迹，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发展水准的一种“尺度”。对于我们这个相当富于谋略的民族来说，也许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政治斗争的规则。 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来看政治斗争的规则，“文斗”和“武斗”的不同，带有根本的性质：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行为，按照共产党中央高层的党内生活准则 —— 这是一种异常严竣苛刻的“规矩”，它虽然未必都有明文规定，但在党的高级政治生活中，却是客观存在 —— 来衡量，自然是违犯“党的组织原则”的；不过，若是从世界范围尤其是实行民主宪政国家远为宽松的政治环境看，林彪在庐山会议的行为，也不能算是犯了什么“规矩”，因为在他们那里，维持政治秩序的，是明文规定的“法律”。 因此，如果林彪只是搞“文斗”，即使“秘密串联”、“煽风点火”、“搞地下活动”、“突然发难”，甚至是“清君侧”也罢，随着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历史进步，在今天和将来的人们看来，也许根本算不上个什么“错误”，更不要说是“罪行”了。 但是，在国家政权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实行“武斗”的办法，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我们不是以“革命时代”亢奋激情下那严峻苛刻的“规矩”、而是以人类社会普遍通行的“政治文明”即比较一般的标准来衡量，让我们对林彪的“罪行”作点简单的剖析和评估： 对任何国家的政治家来说，对国家民族的忠诚，都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即使我们抱着台湾历史小说作家高阳那样的史观，以“辩护律师”那样的态度来对待林彪，挖掘出更多的可以为林彪辩护的事实和理由，但对他的“叛国”，却很难给出一个能够服众的辩解，因为他死在境外。 当然，如果允许我们大胆想象一下，假如一二百年以后，中国、俄国、蒙古还有其他亚洲国家包括大家眼下不大喜欢的日本，象如今的“欧盟”一样，最后联合成为一个称为“亚盟”的统一的经济与政治实体了，那时再说起林彪“叛国”的事，也许人们不会象今天这样把它当成个了不得的事了。—— 当然这也很难说，中国实现“大一统”，至今己经两千多年了，人们还以“爱国主义”的名义纪念屈原呢，更不用说晚得多的“民族英雄”岳飞了。这大概是因为，人类社会无论怎样“历史进步”，总还不至于“进步”得完全不要“历史”吧。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历史进步，林彪在政治斗争中对政敌采取肉体消灭的暗杀手段，作为一个“罪行”，恐怕倒是只会“与时俱进”而“逐步升级”呢。—— 当然，这也只是我们对“历史进步”在理解和期待上的一种逻辑推论，还须排除人类非理性思潮侵袭的因素。谁能保证人类社会的未来，就绝对不会再出现德国“纳粹”和日本“军部”那样集体的邪恶与疯狂呢？更不要说会出现依靠阴谋手段或者只是偶然机遇登上权力高位的坏人了。 我们设想一下，倘若林彪的“五七一工程”成功了，他开创的先例依“案例”沿为规则或者“潜规则”，为我们的后代所效仿与沿袭，我们国家未来的政治生活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 古代的帝王对大臣“廷杖毙命”、“推出午门斩首”以及残酷无比的“凌迟”，也还要明白宣示一下呢。专诸、商臣、聂政一类和荆轲之流的故事里，那种两千多年前的原始办法，毕竟太落后、太愚昧、太野蛮了。 当然，如果细加区分的话，荆轲之流的“慷慨悲歌之士”，其动机还有“反抗敌国侵略”的因素，这和专诸、聂政、商臣一类，完全是在国家内部“搞政治”的情况，还有不同。 若是依二十一世纪之初的当今世界向我们展示的普遍思想潮流的“时代语汇”来说，林彪父子的“小舰队”，则要被称之为“恐怖主义分子”了。 对政治斗争来说，实行肉体消灭的暗杀手段，一旦开了头，也许会象吸食毒品一样上瘾的，从当今世界一些个不成体统的国家的例子中，可以印证这个算不上深刻的经验之谈。 如果政冶斗争在道德上完全失范，其所造成的历史后果，我们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道德水准，岂不是要倒退到几千年以前去了吗？我们现在还奢谈什么“人权”、“民主”、“宪政”、政治的现代化和“高度政治文明”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当年对“林彪事件”的性质，称之为“资本主义复辟”，实在是大谬不然呢。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自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起，西方社会越来越注重保护“人权”，政治斗争要以保护基本人权为戒律，己经是常识： —— 以我们党的历史来讲，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确立 “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各苏区“肃反”的教训，避免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惨祸，虽然在“审干”时也发生了一些如今遭人诟病的事，可是，若同斯大林在苏共搞的“大肃反”相比，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平心而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的做法，己经是相当了不起的进步了。设身处地想想，在革命战争时代，处理自己队伍内部思想和政治方面的问题，坚持切实保护基本人权，甚至只是做到不开杀戒，并不容易。—— 美国南北战争时，林肯每过一段时间，就要签署一个文件：枪币逃兵的名单。当然，那是美国当年的军纪，总统也要依法办事。 可是，对处理政治斗争范畴的问题来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样的 进步无疑还不够，尤其是在和平时代并且己经掌握政权以后，不仅应当“一个不杀”，还要“一个不抓”，而且对待政治对手包括失败的政敌，还应当给他们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权利，也就是说，给政治对手以平等竞争的条件包括失败以后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才是现代社会民主宪政国家所应遵循的规则。 —— 毛泽东浪漫起来，有时候气魄也蛮大的。比如，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他对柯西金说，要聘请赫鲁晓夫到北京大学当教授，讲讲他是如何“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不过，那个时候他这个话，也只是挖苦一番柯西金、将苏联人的军而己。如果毛泽东真的能够把这个办法在他自己的国家付诸实践的话，当年就应该让1957年的“右派”留在北京大学继续当教授，并且让他们讲讲“政治设计院”是怎么个搞法？批评“党天下”是何道理？而在二十世纪末的北京大学，我们在听了诺贝尔奖得主的经济学讲座以后，或许有幸可以听听张春桥和姚文元对他们的“全面专政理论”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更加详尽的阐述呢。 倘若中国也真到了这一天，毛泽东讲的“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所谓“双百方计”，才算是真正落实了。看来，不管毛泽东喜欢不喜欢，他也要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文化大革命”，他把自己的威望也押上作为睹注，可谓最大程度地挣脱了历史条件的限制，可是却使他的威望遭到历史条件的报复，也给他的国家带来了一场灾难。 政治斗争要以保障基本人权为戒律，造成这样的历史条件，须由一整套现代法治 —— 包括它的理念和程序 —— 的长期教化，这大概要有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达成。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的现代化”吧，不过这只是在人文社会领域的内容，因此确切一点说，也许应当称为“公民社会”。 具备了这样的历史条件，在遵循这样的规则的基础上，政治家们完全可以尽情施展他们的“心计谋略”或者说“权术”。在实行民主宪政国家的竞选活动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从正面讲，己经形成专门的学问和技能，甚至有“形象设计”这样的职业，从反面讲，其挖空心思地怪招百出，甚至演出象陈水扁那样的“苦肉计”疑案。在实行多党民主制条件下，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事，尽管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出现这种事情，或许有人可能并不喜欢那个样子，不过作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进步历程中的现象，却属正常，不说是题中应有之义吧，也是很难避免的事。 在二十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那里还会允许“小舰队”和“五七一工程”这样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无故杀害一个普通百姓，都要受到法律追究和惩办；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只是因为对反对党“秘密串联”搞窍听，弄得连总统职位都丢了；因为“政见”不同，就允许对政治对手用暗杀手段实行肉体消灭，作为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准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实际上，毛泽东把林彪事件说成是“资本主义复辟”，也并非对世界上的事情完全懵然无知，也不是想把林彪事件的性质大事化小、减轻一点，而是象他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时说的，“把世上的一切坏人坏事，都算到资本主义的账上”了。 这种作法，从国际上说，是“冷战时代”的习惯性思维；从国内讲，则是毛泽东从“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路线斗争”出发的政治需要。—— 毛泽东曾经坦承过这一点，不过他可能觉得，这个话，在那个时代对当时的政治需要来说，没有必要经常挂在咀上，“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                    2 0 0 5年 5月3 0日    完  稿

崔之元，王绍光，郑永年，张维为，Daniel Bell等出现在这个基于一次巴黎会议纪录片里。 教育网读者注意，stream观看需要能出国。

这位作者认为，重庆的创新思维既汲取沿海经验，又回避风险，成为中国抗击金融危机的新路径。文章的重点是内销，但举的例子多为外资企业以及港台企业在中国的内销，提到外资企业外销内销比例的时候用“不少”出口，“都做内销”。－－人文与社会

Zero Hour in Benghazi by Nicolas Pelham

东京电力公司为全球最大民营核供应商

该立案针对联邦通讯委员会去年12月发布的“保持开放互联网”通知，虽然作者认为这项议案很难通过参议院，并且奥巴马总统也声称将对其否决，但此次通过表明了重大问题。

1992年瑞典出现金融危机时，由于政府联合反对党及时采取了强硬的接管政策，很快解决了问题，避免了大规模经济危机。宇琦译，人文与社会编辑小组校订(http://humanities.cn)。

十年之后，911事件依然在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 总的来说，美国对基地组织的反击是成功的。美国从内部瓦解了基地组织，消灭了成百上千的基地成员，甚至在今年五月还消灭了本拉登。经过十年来的情报收集，反袭击准备和防御性的措施，美国防御恐怖袭击的能力大大加强了。 尽管美国取得了上述成果，但似乎本拉登取得了更大的成果--成功地把美国拉入了伊斯兰地区的血战。布朗大学发布了对战争成本的保守估计，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的战争中，约有十三万七千名平民死亡，至少七百八十万平民成为难民。美国最终需要为战争支付的费用高达四万亿美元，相当于从2005年到2010年的累计预算赤字总额。 当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退以后，在伊拉克留下的可能是一个既不亲美（可能更亲伊朗），也不民主的政府。而在阿富汗，西方扶植的软弱的喀布尔政府，在北约2014年撤退之后，面对依然活跃的塔利班武装，还能维持多久也依旧是个问题。 同时，美军在巴基斯坦境内对圣战者的追捕惹恼了一个拥有1.9亿穆斯林的有核国家。两国关系由于对本拉登的突袭而变得恶化，但其实在这之前将美国视为敌人的巴基斯坦人就远远多过视其为伙伴者。美国本土也许比十年前安全了许多，但是他的战略使得中东和南亚的安全形势恶化，一旦伊拉克落入伊朗或巴基斯坦的控制，这种恶化将会加剧。 基地组织的影响也了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皮尤调查显示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依然互相认为对方是疯子和暴力狂。另外穆斯林还倾向于说西方人缺德和贪婪，指责他们令穆斯林贫穷。 基地组织的影响甚至远达美国本土。2009年在德州胡德堡，一个美国穆斯林枪杀了他的战友，去年，一名巴基斯坦新移民试图在纽约时代广场安装一个汽车炸弹。这些事件有些是基地组织策划，有些仅仅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这些事件越发激起美国社会对穆斯林的不满，而这种不满又使新的报复潜滋暗长。在欧洲一些地区，这种关系甚至更加恶劣。今年七月，一个挪威人由于担心穆斯林的占领而谋杀了77名同胞。 911也离间了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911之后，美国的西方盟国和美国团结一心。十年之后，欧洲不再对替美国打仗抱有任何兴趣。欧洲人厌倦了被卷入美国的战争，而美国因欧洲不尽其责而气急败坏。 和美国遭遇的新挑战相比，911已经成为历史，美国需要前进。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对美国人的生活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恐怖袭击。体制僵化，失业，债台高筑，中国的挑战，这些问题都困扰着美国。美国需要把注意力从反恐战争中转移出来。然而，恐怖袭击的威胁依然存在，无辜的人民需要美国从杀人成性的独裁者那里拯救，美国依然不能放松警惕。（powerzhang 编译）

本期【经略】，我们关注“民国”。“民国”这个概念，媒体炒作、图书出版、众多微博知识分子鼓吹，各路人马喧嚷着“民国好”，搞的这两年着实很热闹。

从"未来宪法学"到"当下宪法学"

经略第十一期

【刊首语】 五四之未来           又一个五四运动纪念日正在到来，与往常一样，我们听到的是众声纷纭，反映出现阶段知识界历史共识的稀薄。         五四运动启动的是一个大破大立的历史进程。它对列强主导的国际秩序发出了反抗的吼声，同时也对传统的礼法秩序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它所开启的历史进程究竟"立"了什么，在共和国前三十年原本是有一套成熟的、一度具有很强说服力的解释。但在近三十多年来，由于秩序的大变动，所"立"者究竟为何物，反而变得模糊了。 如果五四所"立"的东西说不清楚，凝聚不了认同，人们自然就会将目光聚焦到五四所"破"的事物上面来了，惋惜那些事物的丧失。这些丧失的事物中包括传统文化，据说还包括个人自由。而五四所启动的历史进程还在进行之中，尚未给出结构性的答案，因此，对五四的评价也不可能盖棺定论。 然而，五四所"立"者究竟为何，难道真的没法论述么？单从现象上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在五四之后，中国两度震撼世界。第一是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经过革命的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率领的是所谓"联合国军"打成平手，可谓一扫晚清以来的颓废之气。中国革命更以其道义感召力与战略战术方面的成就，大大支持了世界被压迫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第二则是近三十年来，中国以惊人的商品生产与工业制造能力震撼世界。2010年中国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家，2013年成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4年，世界银行发布报告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将在年内超过美国（致力于"韬光养晦"的中国政府实际上并不欢迎这一报告）。这两个时刻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第一是领导主体一直是脱胎于五四的强大政党；第二是，革命打破了传统政治秩序中层层代理的链条，扫荡了以食利为生的利益集团，让底层工农民众与中央政府发生了直接的关联，中央政府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同时也没有强大的既得利益阻碍执政党在政策上的自我纠错，而这就为工业化和经济腾飞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基础。 毋庸讳言，工商中国与革命中国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精神张力，这种张力使得关于五四的传统官方论述的说服力大大下降。但是，如果我们回到陈独秀的《敬告青年》的论述，也许就能对这种张力背后的共性看得更清楚一些。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无论是革命中国还是工商中国，都充溢着一种质野、乐观而充满活力的精神，一种"有条件就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晚清和民初是很难看到的。 当然，质野也意味着缺乏优雅的形式，缺乏系统的体系，经常是焦躁的，甚至是幼稚的。而这正是青年的特征。五四启动的历史进程让一个熟透的古老文明回到了某种青年状态。很多宝贵的东西被遗忘了。但我们很难否认，这个新生的青年具有很强的生存和学习能力，经常在崎岖险要之处摸出独特的道路。只是作为青年，他还没有能力将探路的新成果充分理论化，解释给别人听，因此很少有人意识到，他正在创造新的中国文明形态。 五四期间不乏"全盘西化"之论，但以此来概括五四全貌，却是偏颇的。五四提出的许多问题，实际上并不只是针对中国，更是针对全世界，已非当时欧美现成模式可以回答。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这个提问的主体--他一旦将自己从虚文与习惯中解放出来，就能够根据实践的需要来选择自己所学习的榜样，哪怕一时有所迷失，也能很快自我纠正。而随着他的探索有所成就，获得更大的自信，古老的文明也会在他的脑海中复活。但被回忆起来的古老文明和最初作为习惯而存在的古代遗产是两回事，前者在他的实践中是活的、有力量的东西，后者也许会使得他看上去雍容华贵，但并不给他带来生命的活力。 将"老大帝国"变为"少年中国"，这也许就是我们可以尝试给出的对五四所启动的历史进程的评价。"少年中国"仍在成长之中，他的步伐是否稳健，他的未来究竟能开出一番什么样的天地，都关系到世人对于五四这个开端性事件的感知。    目录   【刊首语】... 1 【专题：五四之未来】... 3 从两个三十年到三个三十年. 3 丁耘 五四运动与立宪政治. 7 唐棣 全球化时代的青年政治运动. 16 萧武 【特稿】... 23 新版独家网发刊词：新青年 新视觉 新世界观. 23 王惕若、潘瑞可 【编译】... 25 阿富汗：伊朗与沙特利益角逐的疆场. 25 斯特拉福战略预测公司 俄国入侵乌克兰：美国的机会？. 28 约翰·艾伦·盖伊 葛兰西与真理政治学. 32 墨兹班·贾尔 【时评】... 41 "太阳花"学运背后：台湾"民主化"困境与统独意识变迁. 41 吕正惠   迟来的索赔. 46 半分忠义与一寸江山 "临时工"困境. 69 吕德文 【读评】... 74 民国的内政与外事. 74 周绍纲 美国绅士衰亡录. 78 纪武 【研究】... 82 南非二十年. 82 橡树村     【图志】... 127 图解历史：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流散、回归和自治运动. 127 孙力舟 【写意】... 134 无竟寓书画艺术欣赏. 134      

本期【经略】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风险管理为主题，借以提醒国人，"走出去"的路上不仅有鲜花，也有荆棘。

本期转基因问题专辑三篇文章，除了介绍和转基因技术、反转基因运动相关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历史背景，更试图揭示转基因争论背后的哲学分歧。我们相信，这样的分析，能够帮助国人把转基因问题整合到更大的世界图景里来考察，并通过对转基因问题的反思，酝酿谋虑深远、有所作为的治国之策。毋庸讳言，这三篇文章本身有一定的倾向性。然而，科学精神本身就有明确的倾向，并且其倾向不可能被“科学是中立的”之类陈腐托辞掩盖，秉承科学精神运筹帷幄者，更当有所臧否，有所取舍。我们希望，这样的带有倾向而不失理性的文章，能够比四平八稳的中庸叙事更容易引起思想界对意识形态中科学维度的重视，意识到科学维度理应成为思考各类问题时必备的一个视角。

经略网刊第002期 003 篇首语 【专题】 005 花开非洲，“花”落谁家 012 埃及的青年革命 017 利比亚形势管见 026 北非革命，路还长 【战略】 029 别说什么埃及革命……还没发生呢 031 谣言破灭 032 粮食的未来：危机预防 033 茶党运动与美国外交 【时事】 035 需要学习的不仅是怎样应对媒体 036 凭什么农民工工资非得低于大学生？ 037“我爸是李刚”又如何？ 038 枉法裁判原因何在？ 040“八百壮士最后一位幸存老兵”狠狠打了谁的脸？ 【读评】 042 古典教育的回归？ 044“通三统”的具体展开 048 酸溜溜的“中国威胁论” 052 从希拉里讲话看中国在南太的经略 054 朝韩研究的兴起及启示 【评论】 065 微博时代的政治运动 【专栏】 073 范畴笔记之一“和”与君子 【研究】 076 被革命的“反动派” 081 再出发的韦伯研究 106 日本的政治改革与政党政治演变 【图志】 113 一百七十年来的西方（二）   下载地址 http://www.aetas.cn/read/index.php?m= ... how&catid=15&id=3

杰伊 • 维克斯勒（Jay Wexler）是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这篇文章是他在“转型社会中的法律与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介绍了美国国会关于宗教立法的缺陷和弯路。－－人文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