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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与五四。评王尧的《“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载《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本文旨在对英租威海卫法治的性质以及该租借地的文化以何种方式支持法律政策及法律实践进行初步的考察。

本稿主要依据当时海关报告、英国领事报告及地方志中的稀见文献资料和统计数据，力图通过对20世纪以前40年间直鲁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曲折经历的展示来整合长期以来各家的纷执异说，并藉此说明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多岐遭遇和命运。

如果说《大工匠》、《钢的琴》多少唤起了人们对于消逝的工人阶级生活的怀旧和惋惜，那么这些与工人阶级有关的叙述没有说出或无法说出的故事是，另外一个与工人阶级衰落密切相关但又在这种叙述中完全"不可见"的群体就是农民工。

乔莉对“地方国企”的温情而浪漫想象，忽略了国企作为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身份，也无法真正体认“华丽”转身后的国企正是建立在对工人阶级/劳动者的脱钩之上，在这一点上，外企对于一线白领的“压迫”与国企对于劳动者的放弃都遵循着资本利益最大化的逻辑。

本文以中国近两年来出现的地产调控、山西煤改、重庆打黑、足坛反赌等社会事件为例，来讨论中国政府／国家在市场经济的角色和位置。围绕着这些事件，展开的是计划／市场、国进／民退、人治／法治、举国体制／职业化道路的争论，这种二元对立的表述出现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前者指认着文革以及广义的社会主义实践，后者则指认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实践，这种二元想象是改革开放确立自我合法性，通过把社会主义制度他者化完成的。但是从这些事件中，这些二元对立的表述恰好是很难成立的，或者说彼此纠缠在一起。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充当着三重角色，一是在自由市场市场改革中，国家逐渐从经济活动中推出，完成去政治化、去行政化（市场经济的"推手"）；二是这种去政治化的过程又始终伴随着"再政治化"，政府／国家以更大的力度卷入市场经济之中（权力腐败的罪恶之源）；三是就是还拥有一种市场经济之外的强有力的行政干预的功能（恢复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拯救者或救火队）。&nbsp;&nbsp;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历国内／外剧烈震荡之后，中国凭借廉价劳动力"优势"走向了大力发展对外加工产业的"东亚四小龙"之路（也正是凭借冷战终结，亚洲四小龙的制造业开始转移到中国大陆），在世纪之初，中国沿海地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加工厂。这种为"世界"（以为欧美中产阶级市场供应廉价消费品为主）打工／生产的角色为中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但是这种经济高速起飞也始终伴随着国内阶级的分化。依靠巨大的人口红利，80年代末期出现的民工潮持续保持低廉的工资（以至于2003年刚刚上台的新一届政府总理要为农民工兄弟讨工钱），而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企改革进入攻坚战，原有社会主义单位体制中的工人阶级被作为包袱从"国家体制"中强制获得"自由"。这就造成2000年前后以农民工、下岗工人为代表的大量底层群体的出现。与此同时，在中国都市化过程中开始出现新富阶层和中产阶级。如何调和不同阶级（利益群体）的矛盾成为2002年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所面临的发展难题（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建"和谐社会"成为新政府主政的核心口号）。2003年以来，政府一方面废除了农业税、城市收容制度，并保护农民工工资权益等90年代以来被市场化进程所抛弃的弱势群体利益，扭转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等领域的改革方向，这个过程被一些学者描述为一种针对90年代"经济"市场化的"社会"保护运动[i]；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模式的转变（尤其是2007年十七大以来），早在金融危机之前，2004年春节前后，中国沿海部分地区已出现"民工荒"，再加上人民币汇率升值等原因，中国制造业面临破产危机和发展瓶颈，这种状况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变得更为严重，因此如何实现产业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变成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转移（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成为近几年来政府推动的重中之重。2007年虽然爆发金融危机，但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这种现状使得在2003年先后出现的"北京共识"及其"中国模式"的讨论方兴未艾、愈演愈烈，暂且不讨论"中国模式"是否存在以及中国是否已然崛起[ii]，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这种建立在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威权主义之上的现代化之路，"使得新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都陷入困境"[iii]。与"亚洲四小龙"所标识的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进程不同的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带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民主化，这种"经济增长与政治民主化"的模式无法解释中国当下的现实（政治民主化始终伴随着社会内部的中产阶级化，但是显然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中产阶级不仅在人数上依然是少数，而且处在岌岌可危和被消灭的窘境）。如何理解当下中国的发展方式，如何理解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的历史之间的断裂与延续关系，如何理解这种经济高速繁荣与社会内部高度紧张的状态，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国家体制是重要的议题，无论是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新民主义革命，还是50年代初完成土地革命之后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1978年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党／政府／国家都扮演着核心角色，尽管在中国革命、社会实践中政党／国家之间并非没有冲突（尤其是"文革"时期在不断革命的诉求下对党政／现代官僚体制的内在批判）[iv]，但不容否认的是，90年代以来所开启的更为激进化的市场化改革得益于党／政府／国家的紧密结合[v]，相比"金砖四国"中国政府拥有巨大的社会动员及宏观调控能力[vi]。对于中国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呈现一种两极化的评价：一方面这种政党／国家一体化的执政方式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遗产"（或者"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这种"遗产"显然也成为一种巨大的"债务"，这些很难制约的各级执政部门的权力也是腐败、寻租的温床，是政治威权、"权贵资本化"的体现。对此，中国政府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充当某种超越特定阶级的"中性政府"的角色[vii]，以维系特权利益阶层与"人民大众"这一政治／经济"跷跷板"的平衡，成为关乎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2010年上半年以来，中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近几年来最为严厉的调控措施，试图稳定房价、安抚因买不起房子而被放逐到都市边缘的中产阶级（房地产对于早就排斥到社会边缘位置的下岗工人、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奢侈"话题）。与此相关，山西煤改、重庆打黑、足坛反赌等也成为各个不同领域发生的重要事件，引起了对"国进民退"、"法治／人治"、"职业化足球与足球管理体制"的争论，本文就以这些事件为中心来讨论国家／政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多重角色和位置。&nbsp;一、"房产之痛"与"市场经济"的双重想象&nbsp;对于依然处在产业调整、世界经济形势不确定的当下中国来说，"房产之痛"已经成为近七八年来格外引人注目的经济、社会问题。关于如何调控房价避免房地产泡沫早不是新鲜话题，2003年新政府一上台就开始实行房地产宏观调控，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提出"抑制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2006年以来每次两会讨论的热点话题都是"房价关乎民生"，可是房价不仅没有趋于平稳，反而大幅度增长，以至于出现政府越调控、房价越暴涨的怪圈和恶性循环。同样，经历2009年城市房价飞速上涨以及"蜗居"、"蚁族"等大学毕业生沦落为"第四大弱势群体"（前三个是农民、农民工和下岗工人）的现实处境[viii]，2010年两会及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把"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增长"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不过春节前后房价依然没有停止过快增长，直到四月中期国务院陆续出台"国四条"、"国十条"等一系列以抑制投机炒房为主的调控楼市政策，房价才略显刹车之势。对于此次政策调整是否会成为房地产发展的拐点，还存在争论，但相关从业者和研究专家都把这次调控房价的新政作为重要标志，甚至成为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风向标。在"国十条"公布四天后，作为地产业者的任志强在其博客中发表"万言书"《这只是个开始》，从这份抑制房产投机的"10号文件"中嗅出了大问题，他把这种削弱房地产投资属性的做法看作是对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住房市场化（23号档）和2003年确立房地产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18号档）的背叛和否定，是"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倒退的开始"，"保住住房制度改革的成果，就必须坚定市场化建设的信心，而不是走计划经济政府控制一切的回头路，不能从否定朱总理的住房制度改变，变成了否定邓小平的市场经济。这是立国之本的大是大非，而绝不是房价一高一低的市场波动"[ix]。随后《中国证券报》发表窦含章的文章《任志强万言书是开发商谢幕前的高音》，认为"新'国十条'就是这样一个能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住房难、把开发商'撵出'舞台中央的好政策"[x]。因为窦含章新华社记者的身份，这篇"开发商退出历史舞台"的评论也被媒体解读为政府对地产商的"抨击"，尽管窦含章否认文章来自领导授意，但有趣的是，任志强的身份也并非私营企业主，相反是国有企业的董事长。可以说，任志强的文章延续了其一贯言论，就是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化的房地产，政府的责任在于建设保障性住房，也就是2004年任志强所提出的"地产商盖房给富人，穷人住房主要靠政府"。在他看来，行政干预只能造成权力腐败的温床，"每次政府试图用行政权力对市场进行管制时，都会对部门的权利进行一次再分配，以增加权钱交易和腐败的寻租机会"。窦含章把"抑制投机，让房地产市场回归居住属性"看成是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重新定位，"如果主要依靠市场调节应对城市化进程和普通百姓改善住房条件的需求，就会出现房价飞涨、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等严重问题"，房地产市场把大多数老百姓排斥在市场之外就是"市场失灵"的表现，这种政府干预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行为，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而且面对以任志强为代表的房地产利益集团，买不起房的普通老百姓的声音只能依靠"党和政府来代表"。窦含章同样说出了房地产市场的排斥属性，在"老百姓／消费者"与"开发商／生产者"的对立中，把政府作为调节二者矛盾的仲裁者。有趣的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恰好是房地产市场的最大获益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志强认为房价越高，地方政府越可以从土地财政中获得建设保障性住房的资金。而两者的分歧似乎在于一方认为政府的计划之手不应该破坏、干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而另一方则认为市场"失灵"之时行政干预并非背叛市场经济，反而是维护"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保护之手。不过，在这份分歧中却包含着两个共同的前提或共识，第一个是双方都认可市场经济是房地产发展的基础。任志强虽然把"国十条"指认为计划经济的开始，但他并不反对政府干预。因为商品住房属于市场经济，保障性住房属于政府的责任，所以政府不应该限制投资／投机性购房，或者说不应该否定房地产的投资属性，政府之手应该干预房地产市场之外的保障性住房建设。这种"只有高收入者才有资格购买商品房，而中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问题应靠经济适用房或者廉租房来解决"的论述清晰地划定了政府和市场在房地产行业中所充当的功能和位置。与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自主运行的新自由主义不同，任志强并非市场万能论者，反而是认为市场经济有界限和门坎，市场解决不了或无法解决的问题应该由政府来"擦屁股"，在这个意义上，政府要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第二个共识就是中国目前的房地产只有富人才能参与。正如窦含章认为目前的房价使得"大多数普通家庭只能望房兴叹"，房地产沦为少数富人的游戏。显然，任志强也不反对这一点，或许他是最早认识到房地产市场化后果的人，早在2004年他就说"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也就是说，穷人或低收入阶层本不应该参与房地产市场化的游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志强一直是支持政府要承担其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责任，而增加保障性住房也成为近一两年来政府保民生的重要举措。那么二者的分歧又在哪里呢？在于双方对这种市场化的房地产是否正常的判断上。对于任志强来说，能够贷款或出钱买房的富人应该通过市场来解决，低收入群体或穷人的住房问题"天然"与市场无关，因此，房地产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排斥是正常的，或者说市场化的房地产必然会把这些群体放逐出去。而窦含章则清晰地在富人与穷人的区分中加上了少数与大多数的修饰词，认为"政府有责任为普通百姓提供住房保障，有责任在市场失灵、少数人占据大量社会资源、多数人却无法满足基本需要的严重不公平情况下，对市场进行果断的、强有力的干预"，对于大多数的中低收入者不应该排斥在房地产的门坎之外，否则只为少数富人服务的市场经济背叛了市场经济的初衷及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执政者的理念。任志强关于"地产商盖房给富人，穷人住房主要靠政府"、"住房分富人区、穷人区很正常"的言论虽然直白，却相当吻合新世纪以来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随着房价升高和翻倍，不要说穷人或低收入群体无法参加商品房的游戏，而且最近一两年被作为社会主体想象的中产阶级也开始"望房兴叹"了，这就是2009年电视剧《蜗居》和社会学报告《蚁族》所呈现的现状，作为中产阶级／白领后备军的大学毕业生只能被高房价放逐到大都市边缘地带或"逃离北上广"[xi]。其实早在2006年任志强就认为"中低收入者就不应该挤进来买商品房"，如今中等收入群体也已经被许多城市纳入经济适用房的范围。作为橄榄型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被房地产所撕裂：已买房的中产阶级在"住房资产增值"中有可能变成富人（处在"暂时做稳了房奴的时代"），没有买房的中产阶级则在"货币资产贬值"中成为穷人（处在"想做房奴而不得的时代"）。"审慎而理性"的中产阶级一直是近几年培育公民社会和公民权力的理想主体，在2006年中产阶级还很难把自己也放置在中低收入群体里面，而2009年的蜗居者、蚁族们正好是中等收入群体或准中产阶级跌落到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位置的表征。如果说2009年是中产阶级捍卫公民权力的"公民之年"[xii]，那么2010年中产阶级就面临"中产之殇"的尴尬处境[xiii]。可以说，中国的中产阶级还处在"千呼万唤"的襁褓之中就不得不品尝到了"被消失"的命运[xiv]。历史的讽刺在于，当中产阶级、弱势群体在新世纪之交成为有效的社会修辞指认着不同的社会群体之时[xv]，很难想到在不到十年的过程中，这样两个群体又在市场化的房地产中被放置在"中低收入群体"或者说成为"弱势群体"的新成员（中产阶级再也不用救助弱势群体了，或许更能体会弱势群体被市场经济所放逐的滋味）。如果说任志强的先见之明说出了房地产市场化的"秘密"，那么房价飞涨的房地产市场就如同一场不断有人被甩出去的马拉松比赛[xvi]。可是，这种不断有人掉队的比赛能够持久吗？倘若只剩下富人游戏的房地产，那么谁将最终为高昂的房价买单呢？倘若如此，美国还不起贷款的中产阶级又怎么会拖垮金融资本的链条呢？任志强在讲述富人与穷人故事的同时，还讲述了另外一个与马拉松比赛不同的故事，这就是中国的房地产还处在供不应求的阶段，并且短期内很难改变这种现状。原因在于中国的城市化之路还很漫长，人们对于城市／市场中的房子的需求拥有巨大的渴望，这种城市化的欲望（包括任志强反复强调的中心城市所拥有的教育、医疗、文化等让人艳羡的资源）会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房地产的马拉松之中。也就是说，与美日等遭遇过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拥有"落后"优势就是有大量未被市场化／城市化的群体（如果8亿农民都能城市化，这将是多么巨大的"水源"呢），如同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还未被资本垦殖的空间为填补出口空缺提供了"希望的空间"。这种发展不均衡的地缘"优势"为房地产提供了源源不断地新鲜血液，仿佛房地产市场会如永动机般吸收着全社会的欲望与财富，正如任志强所说"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未来离不开城市化，中国的未来也离不开城市的建设，没有房地产就无法消化现有的大量工业制造的产能，没有房地产就无法解决民众的居住改革"。正是这种城市化／现代化／市场化的大趋势，可以假设有源源不断的后备军"有幸"加入马拉松比赛，这种假设使得任志强"自信地"说出"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的豪言壮语。于是，任志强对国十条中提高购房门坎和限制表达了最大不满，认为是户籍歧视，阻断了人们的"城市化之梦"，而对高房价所带来的资本"门坎"却从来都不认为是一种阻隔和歧视，只因在房地产市场中富人与穷人的区分是"正常"的。在这里，关于房地产市场存在着双重想象，一种是伴随着房价上涨，会使越来越多的中低收入群体"望房兴叹"，另一方面在房子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利润机器和"会下蛋的公鸡"的时候，会对整个社会施展吸金大法，不仅中产阶级、高收入群体、私营资本、国有资本都会飞蛾扑火，而且尚未进入市场经济的人们也会为房子这个都市欲望燃起干柴烈火。这种房地产市场中富人与穷人的零和游戏论恰好需要一种关于市场之外的空间，需要一种市场化／城市化的欲望作为把整个社会都绑缚在房地产的战车之上的动力。房地产市场的排斥机制和吸金大法是同时存在的，这就是房子在不断地"羽化"为资本增值工具的过程中所发挥的排斥和吸金的双重功能。如果把房地产市场作为市场经济或市场的隐喻，那么支撑市场经济的恰好是完全相反的两个过程，一个是排斥或区隔功能，一个是吸金、吸人的扩张过程。如果把市场比喻为马拉松比赛，那么不断有人群被甩出去和不断需要资金来充血是同时进行的两个过程，否则比赛就会枯竭而死。可以说这是资本主义马拉松的基本特征，前者是贫富两极分化，后者是需要不断地开疆扩土，寻找未开垦的处女地。正如殖民地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充当的功能在于，一方面殖民地是区隔和放逐之地，另一方面殖民地又是原料产地和劳动力来源。还比如中国的农民工也处在这种被区隔但同时又为市场经济充当廉价劳动力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农民工无疑参与了马拉松比赛，但同时又是马拉松比赛中最先被甩出去的人群，他们根本无法成为都市空间中的消费主体。而当下的中产阶级也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一方面中产阶级本来是市场经济／马拉松比赛的主体，另一方面又成为被高房价放逐、区隔在都市边缘的"蜗居"和"蚁族"们。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尚未完成的都市化欲望所发挥的意识形态功能在于保证房地产作为稀缺资源的增值价值，而关于房地产区分富人与穷人的说法则充当着说服那些从马拉松比赛中淘汰出局和无法加入马拉松比赛的人们接受这个"合理的"现实的意识形态功能。可是，就连中产阶级都处在"想做房奴而不得的时代"，又何况那些早就被排斥在市场经济消费者行列之外的其它弱势群体能够加入马拉松比赛呢？与时刻等待着被救助的弱势群体相比，"审慎而理性"的中产阶级不会甘心自己成为房地产市场中的"穷人"，因此，呈现房产之痛的《蜗居》、《蚁族》之所以会成为2009年流行的大众文化现象在于这是不堪"被消失"的中产阶级发出的呻吟和抱怨（《蜗居》至今还高居新浪首页视频专栏），这种牢骚之声显然也可以获得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的由衷认同。从这个角度来说，窦含章文中所提到的"买不起房的普通老百姓"有着清晰的中产阶级主体的身份。所以说，政府新近出台的房产政策，与其说是要取消马拉松比赛走"计划经济政府控制一切的回头路"，不如说这些抑制房价的政策恰好是为了使马拉松比赛能持续下去，使更多的新鲜血液（脆弱的中产阶级）可以成为比赛的选手（与"想做房奴而不得的时代"相比，"暂时做稳了房奴的时代"依然是一个好时代），而不是回到房改前的"排排坐，分果果"（暂且不讨论即使房改前的福利制度依然不包括城市之外的农民）。在这个意义上，政府干预与其说是"罪恶之源"，不如说更是市场经济及其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中产阶级的"救世主"。有趣的是，为什么任志强要使用计划／市场的修辞来批评房产新政呢？如果暂时离开房地产领域，可以说任志强的说法并非没有"同路人"，在最近发生山西煤改、重庆打黑和足坛反赌等重大事件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建立在计划／市场、国有／民营、人治／法治、体制／职业化等二元对立之上的争论。&nbsp;二、国有／民营、人治／法治、体制／职业化的二元迷思&nbsp;许多人指出此次房产新政的标志意义和"分水岭"[xvii]，这种对投机性住房的打击与其说改变了房地产的市场/投资的属性，不如说是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或中产阶级能够参与房地产市场的马拉松赛场。这种关于国家应该不应该干预市场以及以什么方式干预市场经济的争论并非局限在房地产领域，也是2009年发生的山西煤改、重庆打黑和足球反赌等一系列重大社会、经济事件论辩的焦点。山西煤改是政府为了"优化资源，安全生产"对中下煤矿企业的强制重组，但这种重组被认为是"国进民退"（也就是"与民争利"）和"不尊重产权"（侵犯和伤害了煤炭投资人的物权）；重庆打黑给这个西部重镇的警察、司法界掀起了巨大风暴，这种专项斗争的方式也被某些法学家认为是对"悖理现代法治精神的1980年代的严打"的回归[xviii]，是法制30年的倒退；公安机关强力介入足球反赌虽然没有引起制度上的质疑，其高层授意也没有被批评为是政府干预，但是对足球职业化的反思依然把举国体制作为罪魁祸首。这些在不同领域出现的重大事件，究竟是计划经济、严打、行政干预的"倒退"，还是对市场经济"失灵"/"失序"的匡扶和纠正呢？&nbsp;1、山西煤改与"国进民退"山西煤改并非突然始自2009年，可以说自2004年山西省政府为了减少煤炭资源浪费、降低矿难发生率，就一直在尝试推动以关闭中小煤窑、黑煤窑为主的改革。随着新世纪煤炭市场的复苏，使得占中国能源消费70%以上的煤炭价格不断上涨，与之相伴随的是日益频繁的矿难之祸成为山西煤矿经济的顽症。近年来在新闻媒体上与矿难相伴随的是两类形象的出现：一类是挥金如土、一掷千金的煤老板（与其相关的新闻总是买高档汽车和高端房产），另一类则是在小煤窑和黑煤窑打工的失去人身自由、被囚禁的"黑奴隶"，前者是暴富阶层与奢侈消费，后者则是命如纸薄的矿工和黑窑工，这也是在煤矿"马拉松"中被清晰划定的贫富分化的极端代表，这种阶级对照和反差不得不让人们想起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酷烈。当时，矿难多被归结为产权不清以及随之带来的煤老板与地方官员的勾结，于是，2005年山西省为了改变层层转包造成的矿权混乱而实行承包权变产权的改革，这次采矿权有偿转让也被认为是能源行业市场化的标志，认为只要产权清晰就可以充分调动煤老板作为产权所有人的主人公意识，事与愿违，产权改革没能带来安全生产和煤矿回采率，反而调动了大批民营资金投资煤矿业（以温州、浙江"炒煤团"为主）。如同不断上涨的房价，矿难依然频频发生，以至于矿难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不再具有新闻价值的"日常"事件。在这种因矿难而停产和主管官员被问责下台的背景下（2005年山西省换来四任省长），2006年山西省煤改的方向由产权有偿出让逐步转变为"关小、并大、集团化"的方针（类似于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抓大放小"），以对煤矿行业的产业升级和资源整合为主，但是这种自愿兼并的方式由于无法调动国有煤矿、地方政府和效益好的中小煤矿等各方的积极性而一度陷入困境。2008年9月份山西省继续下发《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但因襄汾溃坝事件而被搁浅，直到2009年4月山西省再次发布《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10号文件），实行更为严厉和强制的重组方案，年产300万吨以下的煤矿都要被并购，重组后的煤炭企业将从两千多个降低到一百个左右。在2006年已经完成产权改革的中小煤矿也要以强制收购的方式合并或重组为大型煤炭企业，小煤矿和煤老板将在此次"煤改"中将彻底消失（带着上亿元的巨额补偿金）。煤矿企业收归省煤炭工业局管理，与中小煤矿有着利益纠缠的地方政府在制度上很难插手煤炭行业，他们在丧失财政收入和灰色收入的同时再也不用担心因矿难而丢"乌纱帽"。这种由地方政府推动的强制重组激起了煤炭投资者的激烈反抗，尤其是投资山西矿业的浙江和温州的民营资本认为这种行为侵犯了财产所有权和物权法，并对山西省政府提起了法律诉讼，把山西省政府的"背信弃义"列入"投资黑名单"[xix]。经济学界也多把山西煤改解读为一种"国进民退"的标志，是国有资本对民营资本的收购和兼并，被认为改变了"国退民进"的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并把"山西模式"归结为与发展民营经济的"温州模式"相对立的国有化模式。除了山西煤改，2009年在其他领域如钢铁行业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兼并重组（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对抗国际上垄断性的钢铁行业）、中粮收购蒙牛、航空等案例，这种国有企业扩张重组被描述为一种"狼性威胁"[xx]。这种指责可谓和任志强对房产新政的判断如出一辙，只是计划/市场换成来国有/民营的修辞。暂且不讨论国有企业的"华丽转身"（在90年代中期还是社会包袱，在2003年已经在国资委的指导下实行"走出去"战略）以及中国政府2008年在美国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把四万亿投资划拨为国有企业，使得在"抓大放小"下变成优良资产的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经济中的"荒原狼"，山西煤改的合法性在于彻底避免矿难事故，但是就在煤改即将尘埃落定之际，今年3月份发生的山西王家岭煤矿重大透水事件，无疑打破了国有大型煤矿更能避免矿难的神话。从目前公布的事故调查看，这是一起为了早日投产、单纯追求施工速度而造成的责任事故，按照国家安监总局局长骆琳的说法"是一起不该发生的、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故。"[xxi]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把2005年煤矿产权改革看成是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之路，把2009年强制重组并购看成是国有化的，那么两者都没能使矿难销声匿迹。或许问题不在于资本究竟是"国有"还是"民有"，只要煤炭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占据重要的能源位置，就会成为资本追逐的对象，这才是为了缩短工期早日投产的王家岭矿难发生的重要原因。在这一点上，资本的逻辑不仅适用于民营企业，也适用于市场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国有与民企之间的争论，与其说是政府/民间、国有体制/私营经济、国家/资本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更是大资本与中小资本之间的冲突。正如2009年夏天发生的吉林通钢事件就是民营企业兼并国有企业，而山西煤改也有民营企业成为兼并重组的主体。从这个角度来说，山西煤改是以政府主导的方式完成煤炭产业的资本垄断化，"国进民退"并非国家对资本的压制，而且一种国家与资本的合谋和一体化，或者说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阶段的一种标志。&nbsp;2、重庆打黑与"人治"的回归自2009年6月份重庆市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不仅使得涉黑的多名亿万富翁被逮捕，而且为其提供保护伞的司法局长等司法、警察系统的多名高官也纷纷落马。对于此次由重庆市政府强力主持下的打黑风暴，被认为是打击市场经济中的黑恶势力、维护正常市场秩序的"大快人心"之事，但也有质疑者认为这种运动式的专项斗争不符合现代法律/法治的程序，就如同任志强在计划/市场的修辞中把房地产调控指认为计划经济的倒退一样，有些法律界人士在严打/法制的二元对立中也把重庆打黑看成是人治的回归。尤其是2009年底围绕着李庄造假案而展开的法律程序、媒体审判与司法正义之间关系的争论。围绕着重庆打黑，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评论，一方面是网民把为黑老大辩护的律师群体骂为"黑社会的狗头军师"，一方面是如《南方周末》等媒体发表评论文章《薄书记何不也为律师站台撑腰》："重庆打黑大舞台上，中国法制的一大困境--犯罪嫌疑人权利难以充分保障的尴尬，正在以似曾相识的情节旧戏重演"[xxii]；一方面是网友把主持打黑的公安局长王立军看成是"包青天"、"海青天"在世，另一方面则是法学家认为这种青天意识是一种与现代法治格格不入的封建意识，是人治高于法治的体现[xxiii]。这种人治与法制的争论与其说延续了90年代中后期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之争，不如说是七八十年代之交完成的一种话语转换，就是把50-70年代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作为人治、专制，而法制则成为拨乱反正的合法性话语。有趣的是，无论是山西煤改被批评为"国进民退"，还是重庆打黑被指责为不合法治，主政者所采取的回应方式，都是否认存在"国进民退"和违反法律程序的指责，这种辩解本身说明山西煤改和重庆打黑与质疑者一样都认可保护私营经济和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此次"打黑除恶"中被逮捕的多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经济组织，这种黑社会与司法官员的勾结为其获得垄断经济利益提供了保障，这种黑恶势力显然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带来巨大危害，而从重庆打黑的规模和力度中，也很容易指认出如果没有新任主政者的强力支持（尤其是商务部长薄熙来主政重庆及其从辽宁空降的公安局长王立军），这种铲除地方大员与黑恶势力的行为恐怕很难会如此雷厉风行。从重庆打黑中可以看出政府或者说行政所充当的双重功能，一个是力挽狂澜、恢复秩序的重庆主政者，一个是与黑社会勾结、欺行霸市的官员保护伞。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呈现双重面孔，一个是惩治坏蛋的英雄，一个是与坏蛋勾结的腐败分子，可以说打黑和护黑都来自于行政力量。可是，在质疑重庆打黑抛弃法制的同时，却很少追问为什么恢复市场秩序、匡扶正义依然需要拥有尚方宝剑的"现代青天"，这种来自外部的行政力量对于法治秩序下的市场经济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相似的问题在足球反赌中也存在。&nbsp;3、"最大的鱼是举国体制"2009年下半年中国足坛掀起打假反赌运动，公安机关强力介入调查中国足球联赛中的假球、赌球事件，今年伊始两名足协副主席被捕，给陷入低谷的中国足坛带来釜底抽薪的震荡，足球反赌风暴为人们反思足球职业化改革提供了契机。足球或者说体育，在新时期的历史中充当着特殊功能，80年代的中国处在现代化"进化序列"中的滞后位置和被开除球籍的内在焦虑之中，参与国际上的体育比赛被认为是对外与世界接轨和对内重塑国家、民族与个人之间认同关系的最佳媒介。80年代中前期中国女排在世界级比赛中蝉联"五连冠"的奇迹无疑满足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梦想，90年代初期在中国举办的亚运会也成为弥合八九十年代之交意识形态裂隙的粘合剂。而中国在80年代初期"返回奥运会"也成为重返人类/"世界"舞台的诸多标识之一，其在历次奥运会金牌榜中的排名也成为想象中国在世界中位置的比喻，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以及金牌榜排名第一无疑成为大国崛起、圆现代化之梦的时刻。有趣的是，这个金牌榜既是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优越性所在（正如抗震救灾呈现来国家体制的动员能力），也被认为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瓶颈（抗震救灾也是大禹治水式的威权主义的标识）。与如此辉煌的体育成绩不同，中国足球一直处在难震雄风的状态，在1985年"5·19"错失进入世界杯的机会，引发北京工体球迷骚乱，除了2001年意外进入世界杯，中国足球不仅没能走向世界，在亚洲也并非一线球队。这显然与大国崛起的身份存在巨大落差。不过，中国足球却是在体育项目中最先引进职业化/市场化机制的先行者，从1994年开始职业化改革，这种模仿国外的联赛制度也被认为是提升中国足球竞技水平的不二法门，但事与愿违，足球职业联赛并没有使中国足球变成世界或亚洲强队，反而假球、黑哨等不和谐事件时常发生。而球迷对国足成绩的不满往往归结为中国足球的管理体制，虽然实行了职业化联赛，但依然有各级足协组织和各城市政府介入、干扰足球比赛，这种对于纯粹的职业化比赛的迷恋，就如同自发自主的市场经济，只要没有行政干预，竞技体育就可以发挥最大潜能，足球成为90年代以来关于体制讨论的重要空间。直到2009年揭开中国足球的赌球内幕，不仅足球俱乐部、球员、裁判和足协管理者纷纷落马，而且1994年开始的足球职业化改革也陷入了空前危机。在人们反思足球改革之时，依然把举国体制变成罪恶之源，正如《中国足球内幕》一书中指出"从1994年到2009年，中国足球最大的失败，不是技战术，更不是人种，而是丝毫没有改进的体制和价值观的改变"，也就是说足协管理下的职业化并非不受政治制约、完全自主运行的职业化，因此，"南勇、杨一民绝不是最大的鱼，我们等着最近几天就要浮出水面的他......但他不是，最大的鱼是举国体制"[xxiv]。可以说，这种"体制才是恶之花"延续了体制/市场化的二元想象，体制就是非市场化的或干预市场化的力量，这种体制/市场化的对立产生于七八十年代之交，体制特指社会主义体制，市场化则是反体制的力量。与山西煤改和重庆打黑相似，足球反赌同样来自于高层关注[xxv]，尤其是足协主管领导被逮捕，如果没有更大的行政力量的支持，是很难想象的。但是与前者不同的是，球迷或网民并没有质疑这种来自最高层的授意是一种行政/体制干预，只把足球内部的腐败、赌球作为权力寻租的例证，这种权力寻租在小煤窑与地方官员、黑社会与保护伞等事例中也可以看出。之所以网民没有像重庆打黑那样指认出运动式的专项斗争，很大程度上在于高层对足球的整治体现了球迷的期待，或许球迷也内在地呼唤一种外来的力量来匡扶足坛的秩序。问题依然在于当人们把赌球、腐败指认为那只看得见的手（体制）的时候，为什么要宽容那只看不见的手（资本和利益）呢？&nbsp;三、 "推手"、"罪恶之源"和"拯救者"（关于国家/政府/体制的三重角色或想象）&nbsp;从地产调控、山西煤改、重庆打黑、足坛反赌等事件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些不同行业、地方、领域发生的重大事件，面对着相似的问题和困境。如果说地产调控是对1998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化的某种反思的话，那么山西煤改则是对2006年煤矿产权民营化改革的扭转，而重庆打黑和足坛反赌打击的都是市场经济下的腐败、赌博、黑社会化的问题。这些调控事件都是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高层推动产生，也就是说依靠市场经济之外的政治干预，因此，质疑者认为这些事件不符合市场经济和法制的基本原则。房产调控被认为是计划经济倒退，山西煤改被认为是国有资产对民营资产的剥夺，重庆打黑被认为是不合乎法律程序。有趣的是，在人们对高房价归、黑社会化、赌球、假球都归结为行政干预、政府介入之时，为什么市场经济自身无法克服这些弊端呢？这种对体制的批判和对市场经济的维系中，来自市场之外的国家／体制所发挥的功能又如何界定呢？如何理解市场经济与国家体制之的纠缠呢？对于这些事件的争议常常使用一些固定的修辞，国有／民营、国家／市场、计划／市场、体制／市场、政府／市场、国家／资本、人治／法制、垄断／自由竞争等。这些表述建立在"国家=体制=政府=国有=计划=垄断"和"市场=民营=资本=自由竞争"的二元对立之上。可以说，这种二元对立出现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前者指认着文革以及广义的社会主义实践，后者则指认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实践，这种二元想象是改革开放确立自我合法性，通过把社会主义制度他者化完成的。但是从这些事件中，这些二元对立的表述恰好是很难成立的，或者说彼此纠缠在一起。其中如何理解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府、体制在市场经济中的位置和功能显得尤为重要。如果简单回顾一下80年代以来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可以说，国家／体制充当着完全相反的角色。一方面是"去政治化"的过程：政府从经济活动中退出基本上是新时期体制改革的核心主题。如80年代初期的农村改革，建立在人民公社解体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这种体制改革给农民带来了生产积极性。在80年代中后期也出现依托乡村发展的乡镇企业，成为人民公社解体之后乡村经济生活企业化的标志，但是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在民营经济的竞争中逐渐衰落。正如许多三农专家所指出的，这种国家权力从乡村秩序中的退出，使得乡村生活的组织和集体能力大为下降。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向以沿海的出口加工厂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农村基本上变成廉价劳动力的蓄水池，成为市场经济之外的领域。就如同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一样，农村充当着劳动力再生产和再回收功能（农民工很少能留在城里，受伤、生病、变老之后返回农村）。这种国家、政府与行政能力在乡村秩序中的衰微在今年上半年西南抗旱的媒体报导中也能看出，很少看见村民能够自主救助，只有翻山越岭的儿童、老人和妇女在找水，而抗旱的主力军也是救灾部队和充满爱心的志愿者帮助旱民寻找水源，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成为农村的抽水机。而80年代中期启动的城市改革，以确认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主体位置为基本方向。就拿国有企业来说，80年代主要通过承包制、下放经营权等方式来提高生产积极性，而90年代则进入改制转轨的关键期。与民营企业白手起家或在自由竞争中走向整合和垄断不同，国有企业是在90年代的改制中是在"抓大放小"的政策下，逐渐把劣质资产和劳动力包袱甩掉，直到新世纪之初才逐渐变成国有垄断性企业。最终国有企业由解决就业、医疗、教育等社会功能的单位变成了以赢利为目的的现代企业。在这种国企转轨过程中，从国"营"企业（全民所有，国家经营）到国"有"企业（国家所有，"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和经营）的转变至关重要，这种所有权的转移是在民营资本、私营企业出现之后，国营企业也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抽象的出资人或产权所有者，就是国家。从国营企业到国有企业的转身，完成的是国家的资本化（与俄罗斯把国营企业变成私营企业的休克疗法不同，但又相似的是，全民所有的资产被资本化），从而使得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成为合法的竞争者。再如1998年启动的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也是政府、行政从房地产市场中退出的过程。可以说体制改革或者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转型是围绕着市场经济重新配置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过程，政府逐渐在市场经济中划定自己与市场的边界和位置。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就是国家、政府、行政逐渐从社会、经济领域中退出的过程，一些社会学家也把这个过程描述为"重新发现社会"或者民间社会、公民社会占据国家从经济、社会生活中退出之后的位置，那么问题的复杂在于，这种去政治化的过程又始终伴随着"再政治化"，或者说政治以更大的力度卷入市场经济之中。正如那句耳熟能详的话，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论述就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经济活动本身变成了政治、施政的一部分，国家并没有在这种去政治化的体制转轨中削弱，反而更成为社会、经济结构的中心。如在政府及地方政府的行政设置中，围绕所管辖属地行政活动都是以经济生活为中心。国家／政府全面而彻底地介入到市场经济的活动之中，可以说在市场经济之中政府、行政之手又是"无所不在"、"无处不在"的。这不仅仅体现在国有企业以国家资本和行业垄断的面目参与市场经济活动，而且还在于国家／政府／体制也是民营资本的"推手"。这种行政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成为经济生活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如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无不是招商引资，官员的政绩指标也以经济增长为中心。这种"政府搭台，经济唱戏"的形式构造了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告诉增长和繁荣。这可以从电视剧《蜗居》中看出政府在建构"光鲜亮丽"的国际化大都市中的核心作用。作为地方政府代表的市长秘书宋思明与开发商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权力寻租的关系，更是各取所需，宋思明也需要开发商来实现政府政策及规划。如宋思明讲述了一个穷小子成为洛克菲勒的女婿和世界银行副总裁的故事来说明自己作为"推手"功能[xxvi]。穷小子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把洛克菲勒和世界银行完成"强强整合"的"中间牵线人"，宋思明恰好就是这个牵线搭桥的人，是把行政、资本嫁接在一起的人。在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现代都市空间中，占据上层空间的是宋思明及其国内外的商业精英，作为中产阶级、蜗居代表的是想挤进这个舞台的海清、海藻姐妹，而生活在底层的是等待拆迁的钉子户李奶奶一家（李奶奶是解放后分了房产的破落户，儿子、儿媳则是知青和下岗工人，这是一个在50-70年代被革命逻辑边缘化以及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被市场经济的逻辑再次边缘化的家庭）。有趣的是，剧中在呈现宋思明的儒雅、风趣、充实和富足的上层生活的同时，也呈现了蜗居者的艰辛和不可能，故事也在李奶奶一家被强制拆迁之时发生了逆转。这种使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又使国有企业完成"华丽转身"力量离不开政府、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但是也正好是这只看得见的手，为权力腐败和寻租提供了制度空间，这也正是宋思明作为政府／国家或行政力量在市场经济中所具有的两副面孔，一方面是精明强干、把穷小子打造成国际化大都市舞台的推手，另一方面又是官商勾结、腐败的贪污犯。可以说，国家、政府与资本的"耦合"，既带来了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巨大成果，又是权力腐败的温床。从地产调控、山西煤改、重庆打黑、足坛反赌中也可以看出这种国家／政府的双重功能。一种就是国家／政府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这体现在国有企业自身所具有的国家与资本的双重象征。国有企业收购民营资本与其说是一种行政干预，不如说更是产业升级、资本垄断的趋势，如在山西媒改中所呈现的政府主导下的国有煤矿完成资本及产业整合。再如地方政府也是房地产市场的参与者，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在这一点上，房地产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具有利益相关性。这种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参与使得行政权力与资本权力更容易形成"强强联合"，同时也容易出现国家／政府权力的腐败和寻租，或者说，在创造国际化大都市的同时，也滋生着如黑恶势力与保护伞等破坏市场经济的顽疾。无论是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山西煤改，还是重庆打黑都可以看出是某种社会主义行政干预的影子，如果这种黑社会化和假球、赌球指认为"都是体制惹得祸"，恰好就遮蔽了政府、行政力量对市场经济的积极参与。从这个角度来说，黑社会化及赌球与其说是体制、权力的罪恶之源，不如说是体制资本化的内在产物。如果说这样两种功能是国家／政府在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中所呈现出来的，那么从地产调控等事件还可以看出国家／政府的第三个功能和角色，就是一种市场经济之外的强有力的行政干预，这个功能被质疑者指认或误认为是计划经济回归、法治倒退的功能。而通过上面的分析，这种外力与其说是一种计划经济的倒退，不如说更是国家／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调控或者说为出现畸形的市场经济的拯救和治疗功能。如在高房价日益成为贫富两极分化的加速器、中产阶级也被放逐到中低收入群体里面的时候，这种高速运转的马拉松比赛是很难持久维系的。而在煤矿经济中，暴富阶层与矿工的死难人数并存，恐怕也很难说是好的市场经济。更不用说深陷黑哨、假球和赌球泥潭的足坛，也使得足球职业化难以成为竞技体育的乐园。这种对市场经济的调控基本上是2003年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的施政重点，如对农业税的取消、加强农民和下岗工人的医保、为农民工讨工钱等等，可以说在市场经济把这些弱势群体放逐出去的同时，政府承担了这些被甩出去的包袱，或者说政府、行政对处在市场经济弱势位置的中低收入群体提供应有的保障，也是政府对世纪之交日益恶化的三农问题的响应。在地产新政、山西煤改等事件之前，对医疗改革的调整也是面对市场化医疗所带来的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如同高房价一样，高额医疗费也在驱逐着中低收入群体享受医疗服务。正如窦含章所指出的，在市场经济博弈中处在弱势地位的中低收入群体只能由政府来代表他们的利益，政府成为某种市场之外的仲裁者和管理者。这种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监管功能并非来自于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排斥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批评，而是内在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模式和结构之中，就是政府、行政始终是市场经济的介入者和参与者。在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中，那只无所不在的手始终存在。当然，近几年来一种救助弱势群体、强调中产阶级的公益精神和企业家的慈善意识成为一种公民责任，民间组织、志愿者行动也成为政府之外的力量。这也就是在2008年抗震救灾中，政府高效率的救灾和民间社会的捐助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目前中国社会中，国家／政府充当着三重角色：一是市场经济的推手，二是权力腐败的罪恶之源，三是匡扶正义、恢复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拯救者或救火队。这就使得重庆打黑、足坛反赌中，政府或行政呈现一种悖论或矛盾状态。如果说行政化／官僚化的职业足球管理机构是体制弊端，那么反抗这种弊端的力量依然来自于所批判的体制自身。这就使得政府／国家在不同的事件中呈现为截然相反的面孔，如从房产新政、山西煤改中，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与地方政府有着利益关联的开发商及中小煤矿的制约和整改，在重庆打黑、足坛反赌又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使用铁腕手段对某些行业及地区的形成的官商勾结的利益体系的强力打击。如果没有这种政治的介入，恐怕很难在行业和地区内部完成这种颠覆式的改造。可以说，国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不是分离和对抗的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关系。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在国家／政府为市场经济培育的经济主体，那么对于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甩出或掉队的群体就是下岗工人、农民、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来说，政府还充当着救助和保障的功能，以便这场市场经济的马拉松比赛能够和谐持久地进行下去。&nbsp;[i] 香港学者王绍光借用波兰尼的"大转型"理论来解释2003年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后的转变，认为"胡温新政"是一种从90年代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策略转变为向社会政策倾斜的"历史性转折"，参见《胡温改革：新共识、新走向》（玛雅主编：《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北京：中国出版集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http://www.chinathinktank.cn/ShowArticle.asp?ArticleID=9556）等文章。[ii] "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崛起"基本上2004年前后由海外中国观察家提出，随后引起国内学者越来越强有力的呼应，尤其是伴随着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关于有没有"中国模式"的讨论也渐入佳境，尽管有着截然相反的判断（中国拥有独特的发展之路或中国走得是蹩脚的西化之路），但是中国经济无疑正在改写着全球政治经济版图。参考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黄平、崔之元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潘维主编：《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等。[iii] 正如意大利学者艾伯特·马蒂内利在《全球现代化--重思现代性事业》一书中所接着指出的"前者认为居支配地位的中心国家与欠发达的边缘国家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后者支持经济增长与政治民主之间相互强化的观点"，商务印书馆：北京，第3页。[iv] 值得注意的是，大陆学者汪晖从政治/去政治化的角度来理解作为现代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现代官僚体制之间的内在冲突和批判，如何保持政党的"政治性"而不"修正"为现代科层制度下的官僚体制始终是"革命党/共产党"的内在焦虑。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v] 这一过程也被汪晖描述为一种政党去政治化的体现之一，就是政党的国家化。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vi] 这种延续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其缺点和脆弱性在于这种"刚性"制度缺乏柔韧和弹性，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指出的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几年来中国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偏执诉求中，反而使得社会抗压能力在减弱。参见孙立平：《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vii] 中国经济学家姚洋近几年来把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归结为一种超越了特定利益集团的"中性政府"，参见姚洋：《中性政府与社会平等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中国经济》2009年1月）、《中国经济成就的根源与前景》（《文化纵横》2010年第二期）等文章。对于"中性政府"，汪晖提出了更为历史化的解释，认为"所谓中性化的政府产生于现代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其政治前提并不是中性化或中立化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致力于缔造一个代表大多数和绝大多数人民的普遍利益的国家，国家或政府与特殊利益的纽带的断裂是以此为前提的。"（《中国崛起的经验及其面临的挑战》，《文化纵横》2010年第二期），但汪晖也强调在当下经济转型中，"国家需要建设一个中立的，甚至更多倾向劳动和大众的调解机制。国家只有依托强大的社会力量，才能抗衡资本的力量,在不同社会领域之间达成平衡。"（《国家需扮演中立的调解者角色》，《二十一世纪经济报导》，2010年9月11日）[viii] 《蜗居》是2009年底在中国大陆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讲述了两个姐妹在大都市中艰苦奋斗都很难获得"蜗居"之地的故事；《蚁族》是2009年中期出版的一本社会学调查报告，指出近几年毕业的应届大学生处在学历高、就业难、收入低的状态，只能在城市边缘租房居住。[ix] 任志强：《这只是个开始--我对国发【2010】10号文件的解读》，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79d3510100imps.html[x] 窦含章：《任志强万言书是开发商谢幕前的高音》，http://finance.qq.com/a/20100426/004809.htm[xi] 《80后失梦的一代》是《南方人物周刊》的封面专题，2010年2月6号总第199期。《中国"白奴"大逃离--北上广深白领调查》，南方都市报，2010年4月12日。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4055[xii] 《年度报告·2009：公民之年》，《新周刊》2009年第313期。[xiii] 《钱经》（中国投资理财第一刊）2010年01号的封面故事是"2010，中产之殇？"。[xiv] 《中国新闻周刊》在2010年之初策划了《"被消失"的中产》的专题，讲述"不再中产"的故事："中国中产阶层向上流动困难，大部分向下沉沦为中下产，中产的后备军成长堪忧，难以补充这个阶层，中产阶层壮大之路越走越艰难"。而《南方人物周刊》也策划了一个《80后失梦的一代》的专题，讲述这些准中产阶级主体"逃离北上广，回归体制内"的"梦想难以照进现实"的处境。可以说，这是一个公民获得命名的时代，也是一个中产阶级"人人自危"的时代。[xv] "弱势群体"和"中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命名方式，几乎在新世纪之初分别获得了各自所属的身份。2002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把包括进城农民工在内的下岗职工、"体制外"的人和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归入"弱势群体"。就在弱势群体成功而有效地规训着这些底层群体之时，一种出现在80年代末期、在90年代被作为公民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话语开始在世纪之交大面积浮现出来，如《格调》、《当代社会阶层研究》等学术畅销书开始正面讨论改革开放20年来的"阶层之谜"，《新周刊》2001年以来分别以《忽然中产》、《给中产一个定位》为选题，讨论"向中产看齐--一个阶层和它引领的生活"的话题。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被赋予双重想象，一方面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纺锤型社会成为社会结构稳定及合理化的象征（如美国等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这种中产阶级主体的理性社会与民主化诉求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目前关于公民社会的功能也基本上限定在维护公民权利和救助弱势群体上。[xvi] "马拉松比赛"是孙立平借用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对法国社会结构的描述，马拉松式的社会结构与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不同，人们在金字塔中虽然占有不同的社会/空间位置，但始终处于同一结构之中，而马拉松的游戏规则是不断地使人掉队，"即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剩下那些坚持跑下去的就是被吸纳进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就业者，在这个意义上，参与游戏的与被淘汰的处于结构性的"断裂"之中，这显然是全球化及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出现的游戏机制。孙立平提出的断裂社会，也是认为中国也处在这种马拉松比赛之中。用马拉松这一时间性的比喻来替换金字塔这一空间结构的修辞来描述中国当下社会，似乎能够解释一部分中国社会的事实。比如失业，固然意味着被排斥到游戏之外，但并非处于社会结构之外，因为这种不断被淘汰的机制本身就是游戏运行的保障，或者说是游戏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失业者无法继续参与到社会结构之中，不如说失业者以"下岗"的方式实现了这种结构的运行。[xvii] 任志强是"从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倒退的开始"；窦含章是"这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一个福音，对于开发商来说，则意味着由高潮走向谢幕的序曲"；财经评论人叶檀认为"房地产市场分水岭已经到来"。[xviii] 笑蜀:《要用法治丈量重庆打黑》，http://tigerzyx.blog.163.com/blog/static/70974850201012015517777/。[xix] 《山西煤改遭浙商煤老板抗议》，http://stock.591hx.com/Finance/Articl ... 9-11-20/0000104512s.shtml；《山西煤改拉锯战浙商完败温州一小镇20万人被套》，http://finance.baidu.com/2010-01-08/122297785.html；《煤老板绝地反击质疑山西煤改违法》，http://news.qq.com/a/20091105/000772.htm；《浙商发布投资黑名单山西因"煤改"位居榜首》，http://news.qq.com/a/20100110/000156.htm。[xx]《中粮：全能央企"狼"性扩张》，《南方周末》2009年8月20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33199[xxi]《王家岭矿透水事故进入调查阶段：责任事故如何严肃问责》，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 ... 04-15/content_160877.html[xxii] 《薄书记何不也为律师站台撑腰》，《南方周末》2009年11月12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37223[xxiii] 这种关于人治与法治的争论可以参见网络，如笑蜀:《要用法治丈量重庆打黑》；杨恒均《从"法治"与制度的高度审视重庆打黑》；郭光东：《薄书记何不也为律师站台撑腰》；《从<南方周末>质疑薄熙来看右翼普世"法治"的虚伪性》；《世界朝前走，重庆向后转》；裘红伟：《打黑不能动摇民主和法制的根基》；《对薄熙来"打黑"的反扑是不得人心的》；《打击黑心律师更要防范黑心权力》；王随学：《重庆"打黑"与法治和人治的反思》；游龙：《薄熙来的"红与黑"和"人治与法治"》；《重庆打黑公安局长到底算不算"人治"》；《重庆的打黑风暴说明我国仍处在"人治"时代》等等。[xxiv] 李承鹏等著：《中国足球内幕》，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年1月，第19页，第309页。[xxv]《高层频表态关注中国足球 公安部介入足坛黑幕》，http://news.qq.com/a/20091125/002521.htm[xxvi] 《蜗居》中有一个房产开发商陈寺福，是典型的暴发户，但是很听宋思明的话。因此，当宋打算借他的公司作空壳，将他塑造成港股上市公司的CEO时，遭到了身边朋友的质疑。他便给朋友们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在美国一个农村，住着一个老头，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二儿子都在城里工作，小儿子和他在一起，父子相依为命。突然有一天，一个人找到老头，对他说："尊敬的老人家，让我把你的小儿子带到城里去工作吧？"老头气愤地说："不行，绝对不行，你滚出去吧！"这个人说："如果我在城里给你的儿子找个对象，可以吗？"老头摇摇头："不行，快滚出去吧！"这个人又说："如果我给你儿子找的对象，也就是你未来的儿媳妇是洛克菲勒的女儿呢？"老头想了又想，终于让儿子当上洛克菲勒的女婿这件事打动了。过了几天，这个人找到了美国首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对他说："尊敬的洛克菲勒先生，我想给你的女儿找个对象？"洛克菲勒说："快滚出去吧！"这个人又说："如果我给你女儿找的对象，也就是你未来的女婿是世界银行的副总裁，可以吗？"洛克菲勒想了想，同意了。又过了几天，这个人找到了世界银行总裁，对他说："尊敬的总裁先生，你应该马上任命一个副总裁！"总裁先生头说："不可能，这里这么多副总裁，我为什么还要任命一个副总裁呢，而且必须马上？"这个人说："如果你任命的这个副总裁是洛克菲勒的女婿，可以吗？"总裁先生于是同意了。于是，这个农村小伙子马上变成了洛克菲勒的女婿，加上世界银行的副总裁！宋讲完故事后，意味深长地说："陈寺福有多大本事并不重要，关键是如何去牵线搭桥，如何去运作。只要在适当的时候，他出现在这个位置上就行了。那么，中间牵线人呢，就成了他的兄弟加亲爹，想要什么，说一声就行。"&nbsp;

2009年11月21日（周六）中央二套经济频道王牌栏目"经济半小时"播出了"一个女人的燃烧瓶和政府铲车的拆迁大战"的深度报道。这则"新"闻是2008年夏季上海市闵行区政府为了虹桥机场交通枢纽（属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重大工程之一）的建设而实行动迁工程，有一个自建房房主潘蓉因不满拆迁补偿款而不愿拆迁，于是在地方政府下达强制拆迁令，潘女士以没有法院判决为由拒绝搬迁。电视画面中呈现了潘女士与拆迁公司的对峙，拒绝搬迁的潘女士夫妇显得势单力薄，而铲车的轰鸣和拆迁人员的声音布满画面。面对挥舞着铲斗的铲车，站在三楼的潘女士喝酒壮胆后用自制燃烧瓶试图阻止强制拆迁。最终潘蓉在孩子惊吓的啼哭中退让，房子也被推平，对抗以潘女士夫妇失败告终。这期栏目把这种冲突归结为保障私有财产的《物权法》与"拆迁法规"之间的冲突，并请参与《物权法》起草的法学专家指出，这种法律与政策的冲突因与地方政府存在巨大的利益关联而迟迟没有获得修订，进而导致颁布两年的《物权法》成了"一个被拆掉引信的手榴弹"。此事件虽然是一年多以前的"旧"闻（发生在2008年9月12日），央视也并非首次报道强制拆迁的事件（2007年在网上有最牛钉子户），但是这种只能在国外新闻或极端暴力事件中才会看到的投掷燃烧瓶的画面甚为罕见，尤其是在央视的主要栏目中播放这种个人与政府的对抗依然具有某种"震惊"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这篇深度报道的角度，选择站在个人/潘蓉的角度来呈现《物权法》成为空头支票的事实，而不再是钉子户式的泼妇刁民以身抗法，对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拆迁、土地出让中的巨额利益而损害被拆迁者利益的现象提出了批评。随后媒体"大胆"报道成都女企业家唐福珍为抵制强制拆迁而自焚死亡（11月30日）、贵阳暴力拆迁引发群众堵路（12月1日）等典型事件。接着北大法学院五名法律学者通过特快专递的形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关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认为此条例涉嫌违宪（12月7日）。与此同时，"国务院拟修改拆迁管理条例，已组织各部门调研"（12月8日）。不过，最近媒体又爆出"国务院法制办：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有效"的新闻（12月11日），但国务院法制办已经通报《现行拆迁条例将废除，有望先补偿后拆迁》（12月16日）的好消息[1]。但从这些密集性的新闻报道中，人们似乎已然感受到中央政府要改变拆迁政策的"信号"，就如同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因收容致死而最终导致政府废除城市收容制度一样，这次政府也应该响应"民间"的呼声"，尽管央视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这种经过媒体（央视）率先曝光、专家请愿及民间呼声（舆情）再到最高权力机关（国务院、人大常委）干预的过程不同，11月22日（与潘蓉事件隔一天）晚上央视新闻频道"面对面"栏目播出了知名女记者柴静采访郝劲松的节目"我一直在飞"。柴静是近几年来在《新闻调查》栏目以提问大胆、不留情面著称的记者，尤其是涉及到公共利益的事件或面对地方官员时。如果说柴静以央视记者的身份总带有某种"特权"色彩，那么郝劲松则是单枪匹马以中国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向权力机关提出诉讼的维护公民权益的"专业户"。据悉郝劲松近年来先后向铁道部、地铁公司、发改委等国有部门垄断企业、国家职能部门申诉公民权利，并通过法律程序"迫使"这些占有行政资源的企业、机关"低头认罪"[2]。最近的一次事件，就是郝劲松为上海钓鱼事件受害人做律师代理。节目中，郝劲松认为自己是唤醒公民意识的启蒙者，用自己的行动来推动中国法制进程。而这期栏目也把这种向强力机构讨还公民权利的以卵击石的悲壮，作为一种公民意识觉醒的榜样，背景音乐使用的是励志摇滚歌曲汪峰的《我要飞得更高》。就在同一天，央视还有其他两档节目。与捍卫公民权力的故事不同，中央十二台法治频道在"大家看法：我建议"栏目讨论的是如何让农民工讨薪不再艰难的话题。这个话题来自于一个杭州服饰厂女工讨薪被殴打和羞辱的新闻事件，主持人邀请律师、演员、法学家、劳动学会顾问来出谋划策，席间也请出被打的杭州女工和两个被欠薪的农民工"现身说法"，他们坦言：面对资方老板，打工者处在绝对弱势的一方。在主持人的引导下，"让讨薪不再艰难"的话题转换为是否应该在《刑法》中"增设恶意欠薪罪"的问题（由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佟丽华提出）。一方认为法律应该向处在弱势的农民工倾向，让"欠薪罪"来约束强势的老板，而另一方则从法律普遍性的角度认为不应该滥用法律，以此反对为讨薪专门立法。有趣的是，欠薪农民工根本无法参与到这种讨论之中（显然，他们不是主要嘉宾，只是一个讨论对象），无论能否立法，对立双方对于帮助农民工讨薪是没有异议的。也就是说，临近春节，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到了需要社会救助和关怀的特殊时刻。无独有偶，就在"大家看法"播出的同时，中央二台经济频道的另一个王牌栏目"对话"正在做"我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节目，参与对话的嘉宾是刚刚获得第三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称号的百位"老总们"，他们都是国内知名的民营企业家，有吉利汽车的创始人李书福、最大民营燃气公司新奥公司董事长王玉锁、地产大亨万达的老总王健民以及捐出四十亿元的玻璃大王曹德旺等。这些企业家是社会中最富裕的阶层，也是改革开放以来被称为的"先富起来"的人。有趣的是，在栏目最后，主持人让他们说出最喜欢被称作什么的时候，"建设者"这一也可以形容"建筑工人"的挪用之词并没有获得他们的青睐，这些民营老总们反而选择的是"企业家"这一相对中性的身份。这样四个涉及拆迁、维权、讨薪、新富阶层的节目在不同栏目中几乎同时播出，恐怕不是有意为之，却某种程度上成为对当下中国社会形态的一种略显生硬的图解。既有面对受到政府支持的拆迁公司挺身捍卫自己"物权"的女业主，又有敢于质问发政府、国有垄断公司的"中国公民"，也有为农民工出谋划策的各位"好心人"（演员、专家及法律顾问），还有这些具有创新、探索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们。如果说一种具有公民意识的个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那么如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则是需要被救助的群体，而经济精英们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代表及人生典范。尽管这些表述并非都是新话题，但关于这些群体的再现方式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社会修辞或共识，比如关于农民工的故事一般都是以等待被救助的"弱势"面目出现，而民营企业家则是锐意进取的表率（当然，在大众文化的想象中这些高端人士还往往具有罪恶奸诈的面孔）。从关于这样群体的表述方式中，可以看出社会主体是如何被建构的，一种主流共识或意识形态霸权又是如何运作的。&nbsp;2、社会的"主体"与"客体"从这样几则报道中，可以清晰地指认出三个不同的社会群体。一个是先富起来的群体，一个是法律意义上公民（即受到《物权法》保障的拥有私有财产和合法权益的公民），还有就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这些中国当下各阶层的分布非常吻合于把社会区分为上层、中间阶层和底层的论述，也符合关于对正常社会的"正常"想象（既然无法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有差异也是"正常的"）。在每一个相对"自足"的故事里不同的阶层可以找到各自的位置，尽管在每一个故事中得以出场的角色似乎都是固定，但这种固定的主体也具有某种包容性或普遍性，比如在维权事件中出场的是这些具有法律意识和行动能力的主体，而农民工也可以从这个故事中看出自己作为公民与个体的身份，尽管这个故事恰好建立在对后者的遮蔽之上。也就是说，这些叙述不仅仅可以询唤理想的主体，而且也使那些不属于这个阶层的人们也从这个社会之镜中照见自己的幻像。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栏目在把一些人塑造或询唤为社会主体的同时，也把另一些放置在社会客体的位置上，从而使得各个群体"心安理得"地认同于社会机制所规定的主体位置。在"经济半小时"所播放的潘蓉与拆迁队对峙画面，是其朋友用家庭摄影机拍摄的，尽管拍摄工具带来了摄取影像的"民主化"，但显然放映空间要比获得拍摄的权力更重要（在这个意义上，网络论坛、个人博客、播客有时候会成为某种自发舆情的呈现）。在央视播放时，却无意中呈现了一幅有趣的画面。在这段站在潘蓉角度来维护个人房产权益的视频中，孤独的潘蓉独自大战铲车和拆迁队，摄影机的机位并非站在潘蓉一边，这显然不是潘蓉的视角，反而是处在执法大队的后侧远方（当然，也是出于拍摄的安全）。这幅藏在那些拆迁执法队员背后的目光，与其说是一个偷窥的目光，不如说是一个更具权威和审视的目光，尤其是这种目光被央视所借用之时。在这种目光中，弱小的潘蓉"一个人"面对巨大的推土机，从而在观看效果中达到对更为弱小的潘蓉的认同。对于另一个公布的由拆迁人员所拍摄的成都女企业家唐福珍在强制拆迁现场自焚的视频，其拍摄角度与潘蓉事件完全一样，提供给观众的视点也是相同的。不过，在这段被作为拆迁队文明执法出示给法庭的证据在央视播放中成为一种对暴力拆迁的谴责。也就是说潘蓉、唐福珍被一个更大的权力放置在一种被伤害和被剥夺的位置上，有趣的是，这样两个业主都是女性，女性被充当着悲情及苦情的性别修辞。从而这些个人挺身抵抗地方政府权威的故事改写为一种对更高权力的臣服和维系。和潘女士一样，郝劲松面对如"铁老大"、以及被称为"小国务院"的发改委等"政府铲车"而不退缩，是拿着宪法捍卫公民权利的"斗士"，也是锲而不舍"讨个说法的秋菊"。这些与体制对抗的个人，反而获得了体制的认可和"褒扬"。这究竟是个人/公民的胜利，还是体制的招安和收编呢呢？有趣的是，被认为与政府、体制作对的郝劲松早在几年前就获得了"2004年构建经济和谐十大受尊崇人物"、"2005年度十大法制人物"等荣誉称号。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被包容的批评者却具有典型的中产阶级的身份，潘蓉是获得新西兰国籍的海归，唐福珍是女企业家，而郝劲松不仅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研究生，而且也是某法律公司公益部主任。这也恰好这些挺身抗暴的公民故事中所试图询唤和建构的主体形态，这种主体身份的建构密切联系着市场经济体制下关于个人、经济人的想象。与这种中产阶级的主体不同的是，这些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企业家们呈现了另外一种面孔。改革开放30年以来，关于这个群体的描述也是从"勤劳致富"、"老板"、"万元户"、"暴发户"变成了企业家、知本家和建设者。与此前经常使用"民族企业"的话语来自我确认不同，这次被作为"建设者"（"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命名也来自于十六大报告）的企业家们，其自我叙述是在80年代的蛮荒之地摸索出一条现代化的有秩序的新路的开拓者和探险家，是从草创时期的野蛮走向文明、法治的表率。在主持人与嘉宾的交谈中，他们不仅是当代坚持技术创新、追求绿色新能源、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典范，而且也是有社会责任心、探索精神、抓住机遇的创业者。他们既是科学发展观和创新精神的"浮士德"，又是企业员工的衣食父母，更是全心全意做公益和慷慨解囊的慈善家。可以说，他们是当下中国崛起的中坚和主体。这样两类具有法制意识的个体和民营企业家占据社会主体位置的同时，另外一些如农民工等底层群并没有被遮蔽和遗忘，而是以被救助者、弱势群体的身份出现。具体来说，在潘蓉、郝劲松以及民营企业家的栏目中，主体位置和主体身份都是明确，就是"我一直在飞"、"我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这既是一种身份的询唤，也是一种确认。在帮助农民工讨薪的栏目"大家看法：我建议"中，"我"的身份似乎也是很确定的，但这里的"我"显然不是那些讨薪的农民工，而是被邀请参与讨论的嘉宾们（专家、律师、演员以及临时从观众席中请下来的善辩的大学生）。正如这期栏目叫"让讨薪不再艰难"是一个省略了"主语"和"宾语"的祈使句，完整的说法应该是"我们让他们讨薪不再艰难"，农民工被先在地放置在客体的位置上，既不是"建设者"，也不是"维护公民权"的"斗士"，而是等待着被救助的客体。在这里，农民工与其说是缺席的在场，不如说是在场的缺席。他们出现在电视机的舞台上，但他们只充当着一个功能就是社会救助、慈善、捐款的对象，是被动的主体。因此，无论是主持人，还是台上的嘉宾，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被锁定和认同的主体位置依然是那种中产阶级式、具有法律意识的个体（或许也正因为农民工缺乏法律意识，所以讨薪也很难），而不是那些讨薪的主体。这种作为社会客体的位置，也如农民工被称为"弱势群体"一样，一方面承认他们是社会"弱势"，与残疾人、智障者等因身体"自然"原因而弱势的群体分享同一个能指，从而掩饰了他们之所以弱势的"社会"原因；另一方面又因他们是弱势所以需要得到救助，这就把他们成为弱势群体的问题被有效地转移为如何帮助弱势的议题，从而不用追问他们为什么会处在底层或弱势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弱势群体"这个社会学的命名在彰显他们的社会处境的同时又把这种处境合理化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志愿者、爱心大使、慈善事业成为这个时代最为有效地和谐之音。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被作为中国公民及民间社会的双重功能，一方面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不受到强力部门的侵害（如潘蓉、郝劲松等），另一方面就是救助社会弱势，如栏目中出谋划策的中产阶级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慈善家们。这种社会主体及客体的分布图使得阶层区分不仅是清晰的，也是合理的。如果说从潘蓉和郝劲松的故事中，可以看到一种"公民"的"胜利"，一种对公民权力的认可和维系，那么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故事中，可以看到探险、创新、"开荒铺路"的勇者精神。而对于农民工的故事，却只能是被救助的故事，伸出援手的是这些充满了爱心的主体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双重主体的流动和转化过程，一种是从体制之外中产阶级、富裕阶层上升为社会主体的过程中，一种是农民工、下岗工人由工农兵的人民主体被放逐到社会边缘、弱势、客体位置的过程。这样两个过程恰好是同一种历史动力的产物，而实现这种主体位置转换的机制与一种关于反体制的想象密切相关。&nbsp;3、"反"体制的想象与体制的重建在潘蓉面对政府的铲车和郝劲松起诉政府机关及国有垄断集团背后是个体与政府或个体与体制的对抗，而这些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民营企业家显然也具有这种体制之外的身份（非国有经济）。这种二元对立建立在体制=政府=官方=国家=共产党政体=计划经济=单位制大锅饭等一系列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安排的修辞之上。也就是说，在这种关于体制的本质化想象中，体制特指一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及其以国家机关、单位为基础的制度安排。而80年代以来对这种体制的脱离就成为一种反体制的指认。在80年代的语境中，体制被认为是守旧、保守、懒惰、低效率、束缚、封闭、压抑的空间，而反体制或对体制的逃离则是一种自由、开放、锐意、进取、解放、进步、创新的选择。逃离体制，或者说体制之外，就变成了一种脱缰的野马，一种自由飞翔的天空，是时代的弄潮儿和勇者（也是这些民营企业家的前身），而"铁饭碗"则是慵懒、愚昧和无能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体制连同社会主义保障制度就成为一只死老虎和负面的想象。如果说前者是一种老旧的官方说法，那么后者则是反官方的官方说法，这种反体制恰好是改革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反体制的位置与其说是对体制的对抗，不如说是在体制的默许或碎裂之下出现的。这种反体制的位置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因为解放思想、突破禁区等一系列政策调整正是对那种一元化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批判和修正。也就是说，一种反体制的动力受到另一种体制的支持。可以说，在80年代以来的意识形态中，成功而有效地建构一种反体制的想象。正如七八十年代之交在文化上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一开始它们受到了批评，被认为是"缺德"文学，但很快这种对文革及左翼的伤痕书写被吸纳到对左翼政治实践的批判之上，反体制反而成为一种主流及正统文学的组成部分。在这种体制（=保守的左翼政治实践）和反体制（=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实践）的修辞之下，反体制恰好成为一种体制重建的有效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体制正是建立在反体制的基础之上。这种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体制与反体制的修辞法延续至今，呈现一种既悖论又和谐的状态。从这个角度来说，作为市场中的个体（潘蓉及郝劲松）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者们虽然都处在体制之外，是非体制的产物，也是反体制的代表，但他们恰好以反体制的身份成为体制重建的一部分。这一方面呈现了作为体制象征的政府、官方自80年代以来就呈现一种自我分裂和悖论状态，另一方面也成为改革时代的执政党不断自我更新和调整政策的动力，以避免陷入自我否定和矛盾的境地。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政府、国家、官方意识形态在不断地吸纳这些非体制的力量，或者说在确立国有经济主体中不断地承认非国有经济的地位，与此同时也在法治和市场经济内部保障公民权利。与其说这是某种官方意识形态收编、命名了这些在共产党国家不被信任的"非国有经济"的群体，不如说他们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他们取代了国家承担其在市场化改革中被甩出去的社会包袱，既保障员工的衣食住行，又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仅是"建设者"，也是社会结构的组织者。从这里可以看出主流意识形态整合的完成，一种是国家与体制外的个人的弥合，一种是国家与资本的融合。这种主流叙述内在分裂的现象也呈现为一种合流的状态，或者说新的官方说法与市场经济的隐形书写达成了某种共识。然而，这种反体制的体制化想象，却充当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当市场经济中自由择业的公民和自主经营的非国有经济，都因其反体制的位置而受到褒奖之时，那么被迫离开"铁饭碗"即下岗工人的故事也就变成了一种反体制及离开体制的勇士之举，离开压抑的工厂体制走向"社会"的"自由"空间就获得了一种合理化的解释。从历史上看，80年代以来尤其是90年代急速推进的市场化，与那些"主动"选择自主创业、自谋出路（其中的少数成了现在的民营企业家）相比，越来越多的人们从体制内被放逐到体制之外。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在转型、改制中产生了巨大的"多余的人"，这些被作为企业包袱的工人被迫"下岗"或经历"再就业"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曾经作为社会主体的工人阶级重新从一种生老病死有依靠的"束缚"状态中，变成了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自由"人。与之相似而不同的是，在90年代中后期大量工人大岗的同时，是80年代末期另外一群脱离土地、家族等"束缚"的农民进城打工，变成了"半自由"的劳动力（因为他们还被"强制"保有一块无法买卖的土地）。可以说，工人下岗与农民工进城是两个完全相反的过程，一边是中小国有企业破产带来的工人失业，另一边则是逐年增加的农民工涌入东南沿海等"世界工厂"。这样两个互逆的过程看似毫不相干，在社会表述中彼此"擦肩而过"（分属于工人议题和三农议题），却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产物，抛弃多余的包袱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益，而吸引更多的廉价劳动力同样也是为了生产利润。而有趣的是，他们相遇在200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弱势群体"的论述中。在这种社会结构的"乾坤大挪移"中，反体制、离开体制成为一种自由解放的神话，有效地遮蔽了曾经作为社会主体或准主体的工人与农民重新变成被资本垦殖的廉价劳动力的过程。这也就是在"我一直在飞"、"我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自由梦想及主体想象中，被隐去了主体的"他们"所经历的异常艰难地"讨薪之路"的过程。换一个角度来看，在民营企业家变成了"建设者"，农民工变成"弱势群体"的时候。这种社会命名机制的出现还联系着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规训，这就是9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化及冷战终结而降临中国的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在战后欧洲及美国六七十年代出现的时刻，也是大量的制造业、加工业被转移到前殖民地及东亚的时刻；在消费主义成为全球化大都市景观的场景之时，也是生产者及生产的空间如工厂、车间从都市景观中消失的时刻。在消费者取代了生产者成为社会、都市景观的主体的时候，作为生产者的农民工、下岗工人就从这些都市空间中被放逐了。在这出消费主义的大舞台中，正如潘蓉的登场是以业主、户主以及房子的消费者、拥有者的身份出场的，而作为建设者、劳动者的农民工则从这种空间中隐匿。如果参考农民工无法讨薪的事实，那么就连"平等交换"农民工劳动的等价物也被剥夺的时候，恐怕连劳动力再生产的循环都难为继了，所以在这种替农民工讨薪的"社会正义"中，所换回的不过是维系其劳动再生产的成本，而不是农民工所失去的历史主体的位置。在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成为社会救助和关系的焦点的时刻，他们作为生产者、作为"建设者"的身份也被有效地抹去了。这种消费与生产倒置的秘密在于，生产者与生产产品之间的关系被完全剥离，产品的产权不来自于生产者，而是消费者和购买者，因此，消费者或者说拥有消费能力的主体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体，生产者被其所生产的商品抛弃了，也就是说，商品只有在交换流通中才能找到其物主。在这个意义上，消费主义所开启的后工业社会完全改变了以生产为中心的现代及工业秩序，"消费者确实是上帝"，生产者只能隐身于上帝的背面。&nbsp;4、主持人/中间人的角色与法律的功能这种反体制与体制重建的想象也可以应用到对媒体自身的讨论中。90年代以来伴随着媒体市场化，一种脱离国家体制的能够发出批评声音的媒体空间被作为政治自由的重要标识，充当着反体制的角色。而有趣的是，90年代最为耳熟能详的赋予这种角色的媒体事件，就是1993年中央电视台改版，引入体制外人员制作"东方时空"栏目，最终这种反体制的栏目及其所创立的《焦点访谈》、纪实栏目、谈话栏目等节目形式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主力军（与其同时，这些体制外的人员如白岩松、水均益、王志、朱军等不仅成为中央电视台的名嘴，而且也被作为个人奋斗为成功者的典范）。第二是依附于官方喉舌创立了一批市场化的都市报，如以《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南方报业集团，成为90年代中期以来批评政府（尤其是非广州的其他地方政府）的反体制声音，而这些声音恰好成为助推改革开放事业以及推进市场经济的诸多意识形态的另一种喉舌。从这里可以到，一种体制内部的反体制如何成为体制重建的一部分的过程。回到上面提到的几个电视栏目。自今年伴随着央视新台长的上台，央视栏目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引人注目的就是新闻栏目的主持人已经从简单的新闻播报变成了一种新闻评论人的角色。从上面提到的几个电视栏目也可以看到一种关于媒体、体制和官方的新想象。这几个栏目基本上都采用一种对话、讨论的节目形式。如《经济半小时》并非现场报道和新闻简报，而是一种如《新闻调查》式的深度评论；《面对面》则是两人对谈的深度访谈；《大家看法：我建议》是现场多人分两组像辩论赛式的讨论；而《对话》则是介于访谈和讨论的节目。尽管这些节目形式各异，但有一点是重要的，就是主持人的角色显得格外突出（这种主持人制片人化或制片人主持人的方式也是当下节目生产的基本方式）。主持人不仅是现场的组织者，也是话题的引导者。主持人以中性的身份不介入讨论，但却试图协调对立双方的立场和观点。正如在拆迁问题成为社会话题之后，央视新闻栏目中报道了美国开发商与钉子户"和谐"相处的趣闻，开发商不仅没有强制拆除钉子户，反而为此修改了设计方案，并与钉子户成为好朋友，而北京电视台也报道北京地区某老字号商店响应地方政府建设，"主动"放弃索要高额拆迁费的故事。在这种"中性"的媒体舞台上，上演的不是"大战"，而是一种化干戈为玉帛的团圆故事。这也恰好是当下政府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的一种隐喻，政府/主持人是社会阶层、冲突的调节者和仲裁者。这样一个得以搭建不同利益主体剑靶弩张的舞台基础还来自于一种对法律或法治的信念。从最近几次关于拆迁的报道以及最终要使用法律手段来解决这种拆迁问题可以看出，利益冲突双方背后是《物权法》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矛盾。对于郝劲松来说，法律、宪法成为个体面对拥有庞大行政能力的政府或其他利益集团时自我保护的工具。而农民工"恶意欠薪"的问题也被转化为一种法律问题的讨论。在这里，法律充当着双重功能，一个是捍卫个人权力，另一个是维系社会秩序，从而使一种激进的挑衅变成了对规范性的社会秩序的维护，反抗的声音被规训为一种法律秩序内部的协商和调整（正如一部反映农民工讨薪的电视电影名为《不许抢劫》）。这种对法治、法律化秩序作为理想之邦的想象也是80年代所确立一种制度崇拜的结果，当然也是取代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应对社会阶层冲突的和谐剂。&nbsp;这些不同的群体或阶层在央视这个舞台上可谓"尽收眼底"，不在于这些节目是否真实地呈现了各个阶层的故事，而在于这种呈现本身具有一种询唤和训戒功能，他们以不同的面孔恰当地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高度吻合于他们在社会阶层中的位置。在这种社会阶层的描述中，预留出来的社会主体是这些捍卫公民权益和社会主义建设者们，而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则处在等待社会救助的位置上。央视等媒体舞台试图整合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在呈现阶层区分的过程中，也为这种分化提供了合理化的解释及规范化的制度。让不同的主体从这面意识形态的"幻境"中不仅能够照见"真容"（如同那面"你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的魔镜），而且也心安理得地接受所处的社会位置。&nbsp;2009年12月[1]&nbsp;http://news.163.com/09/1216/21/5QMDPCPL000120GU.html[2]&nbsp;正如媒体报道对郝劲松的评价是"挥舞'法律斧头'的公民"，"他先后7次提出公益性质的诉讼，把北京地铁总公司、国家税务总局、铁道部、国家发改委等诸多国家部委和垄断企业告上法庭。他终结了中国火车不开发票的历史，并促成铁道部宣布停止春运涨价"，见2009年11月9日《南方人物周刊》以郝劲松作为封面人物（《郝劲松不服从的公民》、《郝劲松 以公民的身份作战》、《郝劲松 对付周老虎的六套方案》）以及2010年1月4日《南方人物周刊》的"年度人物 推动者"（一个个公民微力的聚合推动，中国的崛起才有了最为扎实的根基）。&nbsp;

夏台不仅是一个乡一个公社，而且是西域史上的一条著名通道的起点。唐玄奘西游取经，越过冰岭 -- 即是在此地进山，通过了这条险道的。另外，比如准噶尔与清朝的最后一战，也是以夏台为依托；以胜则为王、败则为寇、北疆不保则翻大坂跑南疆为战略，靠这一条路下的赌注。

弗朗哥的法西斯主义，主张唯一的天主教、唯一的西班牙语（其实是卡斯蒂利亚语）、主张彻底消灭共产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大西班牙主义。所以等到弗朗哥一命呜呼，西班牙迎来了民主化，半岛上每一个角落的语言都立即复苏了。在巴斯克甚至出现了铁血的分离主义，大名鼎鼎的ETA数十年一日用炸弹和手枪，搅得西班牙狼狈不堪。法西斯主义招致了全面的报复

“沿着地中海，存在着一条清晰的、世界史的分期线。就天下大势而言，在人类的古代兴起的穆斯林世界，曾是历史进程中诸古老文明的屏障。”

“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或者作家来说，过去的写作也许是无意的、被动的。到了今天就开始比较主动和有意，总是想在自己的心中树立更多的文化参照。”《赤军的女儿》是该书一章，阅读地址见内。

张承志的多篇散文都谈及鲁迅，比如这篇来自1991年出版的《荒芜英雄路》的《致先生书》，后来《以笔为旗》中的《再致先生书》，乃至03年出版的《谁是胜者》中的《鲁迅路口》（提到鲁迅的故家离秋瑾家仅300步而已）。或者可以说，张承志从长篇转向散文，便是在鲁迅的影响之下。

《乃格什班底耶的源与流》 作者：冶福东/译 张承志/作序，香港伊斯兰文化协会2010-3-1出版

A谈起日本总有说不完的话。但若幻想用理论的方法把话说清楚，往往又只是徒劳。日本的问题千头万绪，大幅简化，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投身亚洲还是背叛亚洲。但是话未出口，似乎就听见了中国人惯用的反唇相讥：少来这一套！ 亚洲怎么啦？ 我们就是亚洲！宛似多年前我笨口拙舌，想强调「人民」的意味时的遭遇一样：人民怎么啦？ 我们就是人民！ ......于是在那个所谓思想解放的时期，我们无法讨论人民与底层的立场，与特权阶层的挫折并不相同。言及日本，莫谈理论，还是讲个真实的故事。1972年脱离日本辗转抵达阿拉伯地区，决心投身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一小批日本青年- 他们为自己命名为阿拉伯赤军- 加入了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PFLP）的战斗序列，首先接受游击战训练。 在贝鲁特的海中进行游泳训练时，不幸发生了一人溺水而死的事故，他的战友桧森孝雄为护送遗骨回到了日本，未能参加以后的军事行动。当时25岁的学生桧森孝雄，从那一天开始了他孤胆的抗议活动。 一直到54岁辞世，他持续了30年之久的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支持：绝食抗议、游行静坐、宣传救援，最后选择54岁3月30日即「巴勒斯坦土地日」这一天，他在东京日比谷公园的海鸥广场烧身自杀。在留下的遗书中他这样写道：我感到，为解放而组织起来的巴勒斯坦的人们，是我近处的友人。 日本正在急于增强侵略战争的体制、变成非常危险的国家。 但是，追究侵略战争责任谋求日本解放的人在亚洲并不少见，我也一直希望能加入到解放的一部分之中。 高度发达的科学的世界，却带来了比古代残酷得多的侵略与屠杀的时代。 做为人最宝贵的、彼此关怀和分担痛苦之心，正被惨忍地践踏蹂躏。对以色列及其后台美国、还有充当它们盟友的日本进行的抗议，虽规模小但在日本持续着。 我也要参加其中，成为这抗议的一员。《水平线的彼岸》，东京风尘社2005年去年岁末（2010），我带着女儿，站在了海鸥广场。一位白发蓬乱的桧森孝雄的昔日战友，声音哽咽地给我们讲解，指点着烧身抗议的位置和细节。 确定位置的地标，是一棵从香川县移植的橄榄树。原来，桧森孝雄就背靠着这株树，如依偎着他献身的巴勒斯坦。 在东京湾吹来的夜风中，他的战友告诉我，遗体烧成了焦炭，但只有前胸一小块皮肤未烧。 后来在检察遗体时人们才发现：桧森孝雄是把一面巴勒斯坦国旗贴肉缠在身上以后、才来到海鸥广场的。 那一天他扑倒后，只有胸前的一块皮肤和旗子碎片一起留了下来，如留下了一个尚未解读的日本精神，以及他以命相谏的- 日本的方向。我以为，那也是中国的方向。B明治的时代，孕育了诸多日本的「志士」。 值得重新俯瞰他们思想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思想不仅仅主导了那以后日本的走向，甚至以变种的形式，潜在地影响着今日中国。如长州藩的吉田松阴，因思想激进触犯法度而被捕，囚禁中写下启蒙的《狱是帐》。 但是他的发愤之作，却一面教导对俄美列强的恭敬、一面宣言对中朝邻国的野蛮：既与鲁西亚或亚墨利加一旦缔约，决不可因我破约而失信于戎狄......滋养国力，使易攻取之鲜满支那顺从......得失之壑乃至土地，可就鲜满夺以填偿之。影响更大的是福泽谕吉的文明论。 福泽谕吉思想的核心要义，就是成为帝国并实现殖民主义、吞噬弱小亚洲的「穷亲戚」。为今日谋......不可犹豫于邻邦......毋宁脱离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 其与支那朝鲜交际之法......径以西洋人待此之风予以处理可也。脱亚入欧，成了一个古怪的谜谶。 日本至今对它再三吟味而不得结论。 但是中国朝鲜却一直催促逼迫，警告它只要不放弃脱亚入欧的方向，就得不到亚洲的信任，就永远都是「加快复活军国主义和狼子野心不死。」也许今日的中国，正朝着明治日本的老路举步。 今日重提阿拉伯赤军孙大圣，只缘脱亚入欧的妖雾又重来。批判只有在矛头敢于对准自己时才称得起批判- 如我们对待日本，解剖的手术刀必须对准大中华的天朝帝国思想。 已经应该指出：在今日的中国，至少在一个个精英的圈子，他们的忧国宏论之中，游走着、甚至疯狂泛滥着一丝与脱亚入欧的明治日本相似的声音腔调。在今日繁衍的精英里，在天下己任的「士」中，方兴未艾的大国主义和对亚洲弱小民族的歧视，正如一种致命的癌，于无声处，悄无声息，向着中华天朝的眼、目、耳、鼻、骨骼、髓液乃至心眼大脑- 危险地传染。举例则纸短角多，若一言以蔽之，必须说：如何对待亚洲「还没富起来」的弱小国家，如何对待自己地盘之内「非我族类」的人民- 才是中国人特别精英们在大搞南水北调、重画省区、低碳环保、亚丁护航、海岛争端等大功伟业之前，先要从零学起的头等大事。黄晓京书中最耐人寻味的部分，也许是关于天下国家与西方式民族国家的分析。 他说：「天下国家观，也有人称之为文明国家观，终将取代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这也许是亚洲的文化革命的历史含意。」这一思路源自顾炎武的思想。 顾炎武预言般地、最早区别了亡国与亡天下的不同：易姓改号，谓之亡国。 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简直是​​一篇摒除狭隘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宣言！ 但是，既然远见卓识被放逐于书卷而不得实施，时至如今就变做了不祥的谶语。 恐怕，「亚洲的文化革命」到了它以一出汹汹的历史活剧上演之际，伴随着的，也许将是恐怖的流血，与无边的遗恨。C我在日本时，也曾度过与黄晓京近似的艰难时光。 后来在写作关于日本的随想录《敬重与惜别》时，又直接与他深谈，得到过许多的教益。 他编纂的明治初期汉诗，出自众多的日本精英与思想家之手，虽然中国人读着会觉得太乏诗味甚至忍不住捧腹大笑- 但字里行间描画的，确实乃是骄狂活跃在那个时代的、脱亚入欧的野心。- 如同某种形式和思想的对立，阿拉伯赤军的成员留下的，不是汉诗而是地道的日本和歌。如重信房子在狱中出版的短歌集《把茉莉插在枪口》。 其中满满记下的，是他们青春作伴的斗争剪影、以及一股徘徊于短歌行间的、献身被剥夺与被压迫的亚洲人民的忠诚。 然而，最为令人震惊也最发人深省的，乃是如下一首短歌。パレスチナわがまほろばの崩れゆく空のみ高しジェニンの町よ（巴勒斯坦，我的美之家园，正坍塌崩溃，唯天穹高高，杰宁的街镇哟）抄录日文原作并把粗浅的释意写在括号里，不仅为了让大方之家能依据原文审断，也因为我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译法。 一首排列假名的短歌，不仅难在格式的生疏、不仅难求语词的对应；最使我感觉困难的，是对于其中一个含义重大的古语-まほろば的解释、强调、和意味的传达。まほろば一词，可以把它看做一个「大和」的同义词来接近，但又不能译它为「大和」。 它有「理想国、和平乡、净土、可望不可及的美好家园」等寓意。 它属于日本的私密，并不能与人分享。 唯作者能发奇想，把巴勒斯坦比做自己一个日本人心中的まほろば- 此一笔不仅在日本文学史上、即便在整部日本史上也前所未闻，其价值无论怎样评价也不为过高。是的，成为日本的狭隘爱国主义象征的大和理想乡，已被置换为巴勒斯坦、置换为被压迫与被侮辱的他者，包括亚洲。 在我们毫无察觉之际，日本的先驱者，早已朝着「亚洲」这一方向，迈出了他们的步伐。问题留给了中国。对于我们的国人而言，这样的问题存在吗？所以我想说-与那些躲在帝国主义裤裆里高喊民主的斗士不同，更与孪生于西方价值粪便里作艺术态的诗人两样；面对日本，我们并不想彼此确认民族主义。 我们想做的是- 把桧森孝雄、冈本公三等英雄的名字刻在满是遗恨的胸中，怀着对烈士的追悼之意，一同探求新的亚细亚主义、以及真正的英特那雄纳尔、即国际主义的道路。- 谨为赘序。张承志2011年1月10日，北京2011年2月16日，再改

无论“一手握剑一手持经”也好，一代狷介文人的盖棺论定也好，世间的思想探求，并无禁忌。但是回头反顾，从大川周明到大川周明的辩护者，从旧式的亚细亚主义“者”到当今的亚细亚主义“家”，曲折一条轨迹中，隐现的警示诱人遐思。

2011年末演讲记录，未经本人审阅。当奥斯曼帝国也失败了的时候，中国正在发生五四运动。奥斯曼帝国沿着地中海的沿岸，有强大的海军、陆军，它不仅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能挡住西方殖民主义简单地向非洲亚洲进攻，而且拥有强大的魅力无限的文化

张承志《敬重与惜别——致日本》新书发布会暨媒体见面会记录。

《你的微笑》辑入了自2007年出版《聋子的耳朵》以后的所有未曾结集的新散文。

“胡”与“羌”，蒙古与藏族，中原与西域，一个巨大的民族十字路口在祁连山交错——边界的模糊，暗示着地带的游牧性。只知商旅、不懂驻牧、隔断羌胡的河西走廊，是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遮蔽。筑城，通商，采矿，工业，农夫挤走骑士，阏氏盛妆已是不可再追的梦。匈奴古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藩息”，一语成谶？

一小包咖啡的高价，甚至能使敏感的卢梭与人绝交。那时的卢梭，被警察禁止了在咖啡馆露面，甚至朗读《忏悔录》。他正迷恋着东方，在旅途中总是打扮成异族，动辄对人使用穆斯林的术语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