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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迪乌认为，我们目前所生存的时代，在全球经济危机的阴影之下，资本主义却更野蛮、更粗暴，竞争更为惨酷，整体世局反而更像是19世纪的样貌。也因此，在19世纪涌现的共产主义假设，乃至巴黎公社的经验，都为我们留下丰厚的历史资源，留下强大的思想武器。

《开放时代》杂志社主办的第十届开放时代论坛，主题为探讨中国在70年代的转型，辨明改革开放前后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联系的丰富性及复杂性，淡化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缓冲"左"、"右"的诘抗，拓展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尺度。王绍光、黄万盛、单世联、蔡翔、金大陆、徐俊忠、老田、郭春林、贺照田、罗岗等发言录音整理，篇幅较长，分页发布，阅读时请注意

本文是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多种思潮的互动与对话"学术研讨会的立体文本--包括提交论文、会场发言与场外相关文本，而并不局限于参会的书面论文--的评述。作者以以评带述的方式，通过对会议主题·基调、思潮互动、乡土社会·城市空间·殖民现代性、历史视野与关系思维、我的言说立场五个部分的讨论，试图以一个区别于一般单维静态的会议综述的创造性文本以在新的综合的基础上传达会议的有效信息。作者有意选择媒体研究者的言说立场，希望能对新闻传播学界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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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有很多问题，铁道部有很多弊端，确实到了需要改革的时候。但"改革"两个字写起来容易，可如何改革，如何对症吃药，吃什么药治哪些病，做起来却很不简单了。政企合一机构的改革应当"对症吃药"铁路需要看病吃药，甚至动手术。但如果"治疗方案"只能治好比较小的少数几个问题，但同时会造成更多更大更棘手的许多问题，那么虽然这个"治疗方案"也是叫"改革"，但肯定不应该用这个"治疗方案"。就说铁路鼻祖英国，每任首相都拿出一大堆改革方案，铁路系统从私有改国有、国有改私有、私有再部分国有化，大改了三回了，可情况一点也没让英国人满意。经济学研究指出，"免费搭便车"效应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消费公共物品，从而享受到隐形社会福利的消费者，会隐瞒或从低申报自己从公共产品消费中获得的真实收益，使得公共产品供给要么入不敷出、负债累累；要么资金不足、实际供给水平远远低于最优水平。铁道部显然是又一个典型受害者。中国铁道部的高负债，本质上是铁道部作为中国政府的一部分，提供"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廉价运输服务"这一公共产品，是对中国人发放的巨额社会福利的成本。而目前的情况是，不但中央财政不愿意再为这些福利成本买单；享受了巨额社会福利的国人，也大多数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识到自己享受了铁道部提供的福利。铁路改企，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还是仅仅把若干老问题变成更严重更棘手的新问题？政企合一的机构，通常不外乎两大痼疾，腐败和效率低下。美国也有许多政企合一机构，例如"田纳西流域开发署"（TVA），已经迎来了它的八十岁寿辰，可没见有任何美国媒体对它喊打喊杀。就效率而言，中国铁路运输效率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因此可以说不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中国铁路以占世界铁路6%的营业里程完成了世界铁路25%的工作量。从衡量铁路运输效率的主要指标看，中国铁路有四个"世界第一"，分别是旅客周转量世界第一、货物发送量世界第一、换算周转量世界第一、运输密度世界第一。在不进行论万亿的大规模投资，仅在现有的中国铁路系统基础上，这样的运营效率已不存在靠市场化、企业化、私营化就能提升的空间了，实际上英国铁路私营化后几大主要指标的数据变化表明，铁路私有化后效率反而降低了。再说说靠改企来消除政企合一机构的腐败这一问题。我国在长途汽车公司、城市公交公司实际上已经这样折腾过一轮了：长途汽车、城市公交改企之后，要么不顾公共利益、价格暴涨，要么问政府索讨比以前多得多的财政补贴，要么负担公共福利不堪重负而破产；把长途汽车、公交车私营化，低价卖给私人，幻想一市场化、私有化就灵，情况反而更糟糕。结果又不得不以高的多的价钱买回来，重新国有化、由政府经营。折腾过程中，造成了人民利益严重受损、资源严重浪费，发生了更多权力寻租和腐败行为。政企分开、改企业、市场化的改革方案，连公交车这点问题都解决不了，真是会是中国铁路的对症良方吗？结果是会消除铁路上的腐败或是增加更多腐败呢？退一步说，就算通过企业化、市场化来消除寻租和腐败，是对症良方，但从改革历史角度看，交通部有严重的失败前科，说明它根本是拿着良方良药都没治好病，是个能力差劲的庸医。这次也应该换一个执行者，而不是让交通部这个有前科的，去负责操刀铁路改革。如今交通部吞并铁道部，轮回折腾的历史会重演吗？能让人放心吗？从近期的热议来看，显然多数人并不能放心。政府职能改革不能搞成单纯甩包袱建设服务型政府，确实必须要注重政府的有限性，应该从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领域逐步退出，如果可以由社会公共组织来承担、由市场自行调节，那么政府就应当把这部分职能转移出去。但是，建设服务型政府、进行政府有限性改革，政府从部分职权领域中退出，是为了政府能更好的集中精力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换句话说，"退出"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是说一切了之，不管市场、企业、社区、社会公共组织能不能承担，是不是会比政府管得更好，是不是做好了承接职能转移的准备，就一股脑儿切了不管了。如果某一领域的事实证明，市场、企业、社区、社会公共组织，不但不能把这个领域管得比政府更好，甚至还变得更糟糕了，那么即便政府管得也并不完美，政府也必须得重新进入这个领域去提供公共服务。建设服务型政府不能不强调政府的无私性--政府不能仅以自身的利益为出发，而必须考虑到国家和人民的普遍利益、发展利益和长远利益。从低价火车票的提供，到更隐性的货运补贴，乃至配合和支持国家战略格局安排的需要，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往往复杂、棘手、困难，也很难单纯以经济利益去算计。这正是铁路系统"核算不严格、不科学、不标准"的主要成因。如果为了解决资金缺口问题，为了核算严格、科学、标准，却需要抛开提供公共服务的宗旨；如果这些政府应该管的，却不愿管、不去管，那么这种"误把手段当目的"，正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应该克服的对象。过去的铁路，是低收入者和较高收入者都可能买不到票，但大部分人终归是买到票的，尽管挤一点。铁路改企，不再提供"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廉价运输服务"这一公共产品，这真的是解决问题吗？铁路真的是可以靠企业化、市场化就能解决问题的领域吗？这好比把"拥挤的不收费道路"变为"不拥挤的收费道路"，可以让较高收入者获得畅通这一额外福利。但穷人呢？恐怕连多付钱的较高收入者也并不会满意。政府如果单纯甩包袱，一次丢下、以后不管，别的组织或是没能力承接，或管的更不如政府，于是一块领域就变成或空白、或混乱了，最终让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效益受损了。这显然不叫"建设服务型政府"。原铁道部的社会福利功能该由谁承担？原铁道部通过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客运和货运价格，向全社会提供了巨额社会福利。不仅仅是坐火车出行的人得到了补助，因为铁路客运价格压低了其他交通工具的价格，所有使用其他方式出行的人，也都从中得到了隐含的社会福利。全社会所有不与世隔绝的人，都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从较为低廉的物流成本中获益。我们知道，美国有些地方把救火队私营化了，于是当不缴防火费的某家人家着火时，救火队就会在旁边看着，在户主补交防火费之前，绝不动手救火。但铁道部能拒绝给特定人群提供廉价运输服务吗？例如说，凡是赞成取消铁道部的大学生，就拒绝提供服务，不卖给他春运车票；或者就算买了车票，也要把他从人海中挑出来强行退票，这样做可能吗？做不到，也不可能去做。因此从公共性来说，铁道部提供的廉价运输服务，具有特别大的共有资源属性，也理应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容忍。原铁道部提供的廉价运输服务，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甚至低于成本。而且还不断的增加这种公益性社会福利的供给，但增加这些社会福利供给的成本，并没有由财政税收直接承担，而是转变为了铁道部的负债。从物价指数增长和收入增长来看，中国铁路客运票价，实际仅为1995年的30%。从运营效率和公允成本来说，中国铁路客运票价，普客至少应上涨400%才合理，动车和高铁也应上涨150%才合理。若从完全市场价格来看，则中国铁路客运票价，普客至少应上涨550%才合理，动车和高铁也将上涨150%。中国铁路货运价格，虽然这些年来有小幅上调，但也跟不上物价指数增长的成本上涨速度，更不用说与完全市场价格的距离了，至少也需上涨250%才合理。由于原铁道部提供的服务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社会福利，所以极大数量的以市场价格定价肯定买不起或不舍得买车票的穷人，也能享受铁路运输服务。而且还迫使其他运输方式也向乘客让利，因此其额外社会福利也是巨大的。从社会福利的价值来看，笔者认为仅近20年的累计价值，就相当于3.4万亿人民币，其中客运1.3万亿、货运1.1万亿、额外福利约1万亿。具体数值见仁见智，但一定是以万亿为单位的很大数目。即便不计算额外福利，直接福利2.4万亿，也接近铁道部负债总额了（铁道部负债约2.6万亿，但其多为商业贷款，应撇去利滚利影响。）铁道部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一部分，社会福利开支也是中央财政的一部分，因此理论上来说铁道部根本没道理负债高企，全国人民享受了社会福利，也应该负担福利的成本，就好像被直接用于消除贫困、救助穷人一样。铁路改企，这不等于铁道部历年来需要对国人的福利供给，就凭空消失了。更不等于未来的分出来的政企两部分，就不需要为此头痛了。隶属大交通部管辖的小铁路局，显然既无此职权也无此财力去承担。而改组为企业的中国铁路总公司，既然是承担原铁道部的企业职能，当然更不应该负担这样的社会福利功能。是的，拆分铁道部的方案提出，国家继续支持铁路建设发展，加快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和运价改革，建立健全规范的公益性线路和运输补贴机制。但这跟没说有什么区别？公益性线路和运输补贴机制，谁来决断、谁来出钱？如果是中央财政，那不拆铁道部不也一样应该提供吗？铁道部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一部分，社会福利开支也是中央财政的一部分，如果是中央财政早就开始提供公益性补贴，铁道部一分钱负债也不会出现。全天下也没有只能对企业以财政拨款提供巨额补贴，反倒不能对兄弟部委提供财政拨款的道理吧。但财政第一不愿意提供（预算案里根本没有这样巨大的一笔钱），第二也确实拿不出这每年几千亿的巨额社会福利补贴成本。那么谁来负责？总得有个单位来负责筹集那么大一笔钱吧。财政部不负责，也没有别的人能负责，所以这"建立健全规范的公益性线路和运输补贴机制"当然要被怀疑是一句空话。实际只剩下这句"加快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和运价改革"，也就是干脆谁也不负责这块社会福利了，改成市场化价格了。这是否意味着，"廉价运输服务"这一公共物品，这块社会福利整个切掉，以后不继续提供了？ 

作者认为：分拆铁道部以国家铁路局和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方案取而代之，并未削弱中国铁路在国家大交通格局中不可替代的强势地位，也没有损害中国铁路军民一体的交通战略格局。铁路政企分开后，中国铁路管理和铁路建设运营的行政体制、公益和准公益性质反而得到了必须的强化和巩固。附作者2011年文章：中国铁路的功能决定体制

本文的重点并不是要赘述柯文对中国近世史具体问题的看法和主张，更不是与这些具体的观点和结论一较短长，而是旨在从柯文对1970年代之前主导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三大模式的批评入手，进一步分析他是如何得出这些观点和结论的，以期揭示其文本背后的真正意蕴。

读布朗微奇《大卫诗面面观》

多少年来，拉丁美洲经常流行着类似的笑话：在年复一年的选举中，伴随着无数白票、废票，有人选举"佐罗"，有人选举"唐老鸭"，因为前者主持公道，而后者没有手盗窃民财--被嘲笑的对象显然是失去民心的民主制度。

1980年代我正好到日本教书，看到港台学者首先试用新理论，有位先生用结构主义来解释一首古乐府《公无渡河》，全诗四句，每句四字，共十六字，却写了长长一篇两万字的文章，又配以各类图表，讲得莫名其妙，对我们理解作品没有什么好处。可见用纯西方理论来解释古代文学现象，非常困难。

1913年3月20日晚10时45分，沪宁铁路车站的三声枪响击杀了正欲问鼎民国政坛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暗杀激起的二次革命及随后的政治压制，宣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的失败。民初鼎沸的议会政治与政党活动，如昙花一现，终归于沉寂。

本文较为系统全面地评述了当代著名史学家邓广铭、漆侠半个世纪以来研究宋代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特点、方法和贡献,并指出了两人在研究方法、观点上的异同。

在世的中国作家里，和莫言处在一个水平级上的不在少数。为什么偏偏是莫言获奖呢？目前的中国文化，其中包括文学，还受制于主导性的西方现代文化，无论从能力还是心态上都远没有准备好。不过，莫言的获奖至少说明，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性和文化共同体已无法被忽视。

韩少功日前在《收获》杂志推出长篇小说新作《日夜书》，小说以知青年代为背景，关注青年知识分子、工人、个体户乃至官员，描绘一代知青的群像和命运。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规定任何外国人控制的，存在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问题的交易将被视为"受管辖的交易"而成为被审查的对象。2010年5月，为了确保网络安全工作的顺利开展，美国正式成立了专门的网络司令部。

对我来说，影响最深的是中国古典文学，其次才是英美的文学，然后才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这是对我影响的三大来源。

南开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院最近拟出版一册我的《中英参照本迦陵诗词论稿》，嘱我撰写一篇序言。我之《论稿》虽或并无足观，但跨文化交流研究院之有意出版此一册中英参照之文稿的用意，则颇有可述者。原来南开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院之成立与国家汉办 / 孔子学院总部之欲促进中外跨文化交流有着密切之关系。而谈到文化之交流则最为首要者自然应是对文化之深入的了解。其次则需要有对于不同文化之语文有确切掌握和译述的能力。我的这些文稿之所以入选，私意以为原来只是因为我曾经很幸运地与美国第一流大学中的第一流汉学家有过一段密切合作的经历。所以我想藉此机会把我过去的一些经历略加叙述以供从事跨文化交流的人们及海外孔子学院的教师们参考。南开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院拟出版的这一册中英参照本的《迦陵诗词论稿》所收录的六篇文稿，是从1998 年哈佛大学亚洲中心（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所出版的一册《中国诗歌论集》（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中摘选出来的。该书共收录有十七篇论文，是哈佛大学远东系教授海陶玮先生（Professor Hightower）与我多年来合作研究的成果。其中收录有海先生之论文四篇，我的论文十三篇（全部目录见附录）。我与海先生初识于 1966 年之夏，当时我是被台湾大学推荐将赴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作为交换教授的一个候选人，而海先生则是作为美国弗尔布来特委员会（Fulbright Committee）的代表来举行面谈的一个甄选人。谁想到只因此一次晤面，我与海先生竟然结下了三十多年合作的机缘。据海先生后来相告，那一次面谈，他在众多的候选人中，只选了我一个人，而且他立即提出了要邀请我到哈佛大学做访问教授的提议。只不过因为台湾大学校长已与密西根州立大学签约在先，所以我必须去密西根州立大学。于是海先生乃退而求其次，邀请我在九月赴密西根州立大学任教以前，先到哈佛与他做两个月的暑期合作研究。在这一次合作研究中，我们完成了两篇文稿，一是海先生所撰写的《论陶渊明的饮酒诗》（Tao Ch'ien's"DrinkingWine"Poems），一是我所撰写的《谈梦窗词的现代观》（Wu Wen-Ying's Tz'u :A Modern View）。海先生的论文是先由他写为初稿，经过讨论后写成定稿；我的论文是由我先写出来定稿，经过讨论后由他译成英文。就当我们这两篇文稿完成时，恰巧美国的高级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Learned Society），将于 1967 年元月在北大西洋的百慕达岛（Bermuda Island）举办一个以"中国文类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为主题的会议，与会者都是西方有名的汉学家，如英国牛津大学的霍克斯（David Hawkes）教授、美国耶鲁大学的傅汉思（Hens Frankel）教授、美国加州大学的白芝（Cyril Birch）教授、哈佛大学的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还有不少著名的华裔西方学者，如刘若愚、夏志清、陈士骧诸教授。当时海先生就把我们暑期合作所完成的两篇文稿也提交给了会议的筹办人。完成此一暑期合作计划后，我就离开哈佛去了密西根州立大学。及至次年（1967）元月，海先生原曾邀我先到哈佛大学与他见面后，再一同飞往百慕达，只因我订机票时正值波士顿大雪，飞机无法降落，所以我只好自己一个人由密西根飞去了百慕达。在会议中见到海先生，他说他本来在哈佛为我安排了一个欢迎会，只可惜我这位主客没有到场。百慕达会议中，诸位来开会的汉学家在正式会议中虽必须使用英文发言，但也大多会说流利的中文，一起会议，相谈甚欢①。会后，我就又飞回了密西根，而海先生则坚嘱我在1967 年暑假与密大交换一年期满后不要再接受延续的聘约，而邀我以访问教授的名义赴哈佛。于是 1967 年 7 月我就如约又回到了哈佛大学。这一年我除教学外，与海教授又合作完成了两篇文稿，一篇是海教授撰写的《论陶渊明诗中之用典》（Allusion in ThePoetry of Tao Ch'ien），一篇则是我所撰写的《论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之说》（The Chang-chou School of Tz'u Criticism）。文稿完成后，已是学期结束的时候。我本应立即离开哈佛返回台湾才是，但当时外子已经以探亲名义来到美国，两个女儿也已于前一年由外子嘱我携来美国，外子之意盖因他曾受台湾白色恐怖之累，被他所任职的台湾海军军法处囚禁过三年以上之久，他是坚决不肯回台湾的。于是海先生乃极力劝我留在哈佛，也不要回台湾了。而我却坚意要返回台湾。关于这种去留之争，我在《中国诗歌论集英文版后记》一篇文稿中已曾叙写，该文已收录在本书的《附录》中，此处就不再赘叙了。总之，海先生既留我未成，他就又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我写一个研究计划，他要为我争取一笔研究补助，以备我下次再来哈佛与他合作之用。当时我写的就是有关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的一个研究计划。这个计划写成后，我就回了台湾。及至次年 1969 年春，他把邀请函寄给我后，却因种种原因我未能获得美国签证，其后乃经由海先生之介绍转去了加拿大的温哥华，并且于 1970 年春获得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的终身教授聘约。而海先生之介绍我到加拿大任教，原来也是为了我自加来美更方便于与他合作研究之故。所以我在接受了加拿大的聘约后，当年暑期就又回到了哈佛大学与海先生继续了我们的合作研究。那时我的工作主要是完成有关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的研究，而海教授则因为与我合作的缘故，而引发了他对于宋词研究的兴趣。白天我与他一起读词，晚间则我一个人留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继续我对王国维的研究写作，海先生甚至向图书馆争取到了我晚间在图书馆内使用研究室工作的特权。所以此一阶段我们合作的工作进行得极为顺利，而且在 1970 年的 12 月，我们曾共同应邀赴加勒比海的处女群岛（Virgin Islands）参加了一次有关中国文学评赏途 径（Chinese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的国际会议，我所提交的就是由海先生协助我译成英文的《论常州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文稿。当时来参加的学者，除了欧美的多位名教授以外，还有日本的吉川幸次郎教授。会议余暇，在谈话中他们问起了我有什么诗词近作，我就把 1968 年夏我所写的《留别哈佛》三首七律写出来向大家求正。一时引起了吉川教授的诗兴，他次日上午就写出了三首和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周策纵教授也立即写了三首和诗，一时传为佳话。有人把这些诗抄寄给了美国的顾毓琇教授，顾教授竟然也写了三首和诗。诸诗都已被收录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迦陵诗词稿》中，读者可以参看。当时吉川教授的和诗中曾有"曹姑应有东征赋，我欲赏音钟子期"之句，表现出想要邀我赴日本的心意，而我因初到加拿大任教，要用英语教学，工作甚重，而且有老父在堂，不敢远行，所以未能赴日本讲学。吉川先生的愿望，直到十三年后才由九州大学的岡村繁教授完成。而自此以后，我的词学研究遂引起了北美学术界的注意2。早在 1953 年海先生就曾在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所出版的一册《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刊物上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意义》（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WorldLiterature）的文稿，在那篇文稿中海先生曾特别提到，古典中国文学的历史比拉丁文学的历史更久远，而且古代的文言文，虽在白话文出现已久后也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文学语言，两者可以并存而不悖，不像拉丁文学的古今有绝大的歧异。以中国文学传世之久方面之广，所以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是占有重要之地位的。而要想研究中国文学，就需要彻底了解中国文学。研究文学的西方学者想要知道的是，他是否会在中国文学中找到任何可以补偿他学中文之一番心血的东西，同时他也想有人以他所熟悉的东西向他讲解。海先生还以为，"中国文学值得研究在于它的内在趣味，在于它的文学价值"，又说，"一些最令人心折的文学批评是出自批评家对文学作品所作的语文分析，把语文分析用到文学研究上，使我们领悟语文和文学的基本问题，语文是如何发挥作用产生文学效果的"。更说，"这种透彻的中文研究只能由那些彻底精通中文的人来做"。海先生还以为，"中国学者一般缺乏中国以外其他文学的良好训练"，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是把一些西方研究方法用到中国文学研究上，才能使西方读者心服口服地接受中国文学"。而毫无疑问，海先生与我的合作正是按照他的理念来做的。他在合作中一方面要我把中国诗歌的语文作用对他做详细的说明和讲解，另一方面也介绍我读一些西方的文学理论著作。在我与他合作的第一年，他就介绍我去读瑞内·卫理克（Rene Wellek） 及奥斯汀·华伦（Austin Warren）合著的一册《文学之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我当时还曾翻译过其中之一章《文学与传记》（Literature and Biography），并对中英对译之事发表了一些看法（此篇译文曾被台湾大学学生刊物《新潮》于 1968 年的刊物上发表）。我非常感谢海先生对我的协助，后来我自己更去旁听了不少西方文学理论的课，并曾经引用西方文论写过一些诗词评赏的文字。其中的一篇长文《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被海先生见到后，他非常高兴，立刻就提出要与我合作将之译成英文。我前面所提到的那篇于 1990 年提交给美国缅因州词学会议的《从我对王国维境界说的一点新理解谈王词之评赏》的文稿，就也是经海先生协助而译成英文的。只不过自从1974 年我利用暑期回国探亲，及 1977 年回国旅游，又自 1979 年回国教学，更自 1981 年赴成都参加杜甫学会的首届年会以后，就被四川大学的前辈教授缪钺先生相邀每年到川大与他合作撰写《灵谿词说》，于是我与海先生的合作就一连停顿了数年之久。海先生后来在英文版的《中国诗歌论集》中曾经提到，他的本意是计划与我合写一系列论词的文稿。后来这个论词的系列著作是由川大缪钺先生与我合作撰写的《灵谿词说》一书完成了。不过海先生还是把我在《灵谿词说》中所撰写的《论苏轼词》与《论辛弃疾词》两篇文稿译成了英文，而他则已曾与我合作完成了《论柳永词》与《论周邦彦词》两篇文稿。另外他又曾协助我把我的《论晏殊词》、《论王沂孙词》和《论陈子龙词》也都先后译成了英文。遗憾的是当我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写成了《从艳词发展之历史看朱彝尊爱情词之美学特质》一篇论文时，他的视力已经极度衰退。本来他对我的这一篇文稿甚感兴趣，以为我在此一文中所提出的朱氏爱情词的"弱德之美"是指出了词之美感的一种更为基本的特质。他曾经把我在此文中所举引的朱氏之《静志居琴趣》中的九首爱情词都翻译成了英文，并鼓励我把这九首英文译词和我的那篇论朱氏爱情词之美学特质的中文稿，提交给了1993 年 6 月在耶鲁大学举办的一个以"女性之作者与作品中之女性"为研究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可惜的是海先生终因视力下降未能完成这一篇文稿的英译。其后有一位我在温哥华的友人陶永强先生中英文俱佳，曾经选译过我的一些诗词，出版了一册题为Ode to The Lotus（《叶嘉莹诗词选译》）的集子。他曾有意要把我那篇论朱彝尊爱情词的长稿译成英文，后来终因我的文稿太长和他的工作忙碌，未能完成。海先生当年颇以他未能完成这一篇长文的译稿为憾，而我则更因为自己当年忙于回国讲学及与川大缪先生合作，未能及时与他合作完成此一长篇文稿的英译而深感歉憾。2001 年我被邀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讲学期间，曾利用春假的机会到康桥去探望一些老朋友，与海先生及赵如兰、卞学鐄夫妇有过一次聚会，那时海先生与他的一个孙女在康桥附近的地方同住，视力已经极弱。此次相晤以后，我每年圣诞假期都会以电话向他致候。及至 2005 年圣诞，我给他打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我想他可能被儿女们接往他的故乡德国去住了。及至 2006 年 2 月，我忽然收到了哈佛大学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一封电邮，说海先生已经于 1 月 8 日在德国去世了，哈佛大学将为他举办一个追悼会，希望我能去参加，并且说他将在仪式中提到海先生与我的合作，他以为在北美汉学界中，像海先生与我这样有成就的学者能在一起合作研究，是一件极为难能可贵的事。我收到韩南教授的信后，曾写了一封回邮，表示了我对海先生深切的怀念和哀悼。只可惜路途过远，我当时正在天津南开讲学，未能及时赶去参加海先生的追悼会，至今仍深感歉仄。海先生之大力协助我把一些论诗词的文稿译成英文，并非只为了个人之私谊，而是由于作为一个研究中国诗词的汉学家，他有几点极深切的理想和愿望：其一是西方汉学家要想研读中国诗词，首先需要有大量英译的文本；其次是中国诗词在中国独有的语文特质下，也需要有精通中国语文特质和中国诗词之美感的华人学者的密切合作。尤其是"词"这一种文体，其美感特质更为窈眇幽微，一般而言西方学者对此更深感难于着力。但一般学者大多追求一己的研究成果，很少有人能具有像海先生那样的胸襟和理想，愿意与一个如我这样的既无西方学历又不擅英文表述的华人学者合作。我对海先生既深怀感激，更对他的胸襟志意和理想深怀景仰。他去世后，我 未能赴哈佛参加他的追悼会，这使我对他一直感到愧歉，所以愿藉此机会把我们合作的经过和他与我合作的理念略加叙述，也算是我对他的感念之一点补偿。同时我也想海先生与我合作之理念或者也可以提供给今日从事跨文化交流的工作者们一点参考，故而不惮繁琐历叙海先生与我合作之经过如上，但愿我们的合作经验或者也有一点可供参考之处。 最后我还要做一点说明，就是何以本书只称为"中英参照本"，而不称为"中英对照本"的原因，那是因为以论文而言，中西方的思维方式既有不同，中文和英文的句式和文法也有很大的差异，要想把中文与英文并列在一个页面上对照列出，那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至于有些小诗可以对照刊出，则是因为诗歌往往可以把一句作为一个单位，则每句中之原意虽经英译之颠倒，但每句之情意仍可大致保留不变。而论文之论说则往往因中西文法不同与思维方法之异，要做很大的调节和改变，而且海先生原是一位重视整体之意旨的学人，其个别之诗词的译文虽极为讲求切当，但在论述时则不愿受中文语法之拘执，这也是我何以只称此书为"中英参照本"的重要原因，乃在此略加说明如上。 ① 此次会议中之论文，后由加州大学白芝教授编成一册论文集 Studies in Chinese Literary Genres，于 1974 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2 此次会议中之论文后由 Adele Austin Rickett（中文名李又安）编成一册论文集 Chinese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fromConfucius to Liang Ch’i-ch’ao，由普林斯顿大学于 1978 年出版。

自2002年的长篇小说《暗示》之后，作家韩少功十年未推出新长篇。事实上自2000年起，他就回到年轻时插队过的汨罗乡下筑屋耕种，过起了半年城市、半年乡下的规律生活。2006年出版的散文集《山南水北》就是这段田园生活的"收成"之一。然而不久前，刚刚过完60岁生日的韩少功，携长篇新作《日夜书》又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个一向"言之有物"、要写就写"被问题追逼的文学"的作家，这一次又要贡献他什么样的"物"与问题？很难说清《日夜书》的主人公究竟是谁，也许如它的题目"日夜"所示，时间才是真正的主人。小说写了一群朋友几十年的际遇跌宕，"知青文学"一说并不能准确地涵盖它，因为这群人从知青时期一路走来，深深地活在知青之后的时代，就活在当下，活在我们身边。艺术青年大甲把一辈子都活成了乐园，老大哥郭又军却被蹉跎而窝囊的现实逼迫自杀，坐过牢的精神领袖马涛实在不甘心在国外遭受的冷遇，野路子发明家贺亦民终于还是敌不过权钱险恶......从插队的乡下到县城、到官场、到家庭、到国外，如果说，小说中每年初四的白马湖知青聚会是奔赴一张友情的老照片，一张立体化的、活动型的照片的话，那么这部《日夜书》本身就像是一张活动照片，人们上上下下，进进出出，日夜流转，看得拍照的人，都不禁觉得自己是否太无情。毫无疑问，韩少功把自己也写了进去。他忘不了同辈人插队生活的激情狂妄与青春恣肆，也无法对知青岁月留给他们的"后遗症"--自豪、悔恨抑或一枚安慰性的"假伤疤"视而不见。合上小说，似乎有无数个伸长的脖子从书中跃现，男女老少，无一不倔强、不耿直，生生地插到读者面前。这脖子在几十年的岁月里被饥饿拉长，被蚊虫叮咬，被酒精涨红，被病痛缠绕，被金钱羞辱，被现实凌厉的风一道道地刮过。看上去似乎代表了境遇万千之下的秉性难移，可是脖子，那其实是人体多么脆弱、多么不堪重负、多么需要温暖和抚摸的一块。这是韩少功笔下夹杂着骄傲和沉重的复杂情感。他真诚地写下他们，并且深知，这一代人在一格格地就范于时代的同时，也构成了这时代面貌的一部分。因而，从知青情结、受迫害者的政治高地、变味的革命，到流行文化的教唆、消费时代的快乐成本，《日夜书》对时代的症候始终保有剖析的耐心和反思的高度。这也是作家韩少功最让人期待的地方，他从来是一个自觉的创作者和清醒的思考者。不过他说，每个作家都只是完成了作品的前一半，后一半将交由读者完成。编辑：看《日夜书》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这是作者个人经验的一次集中释放。让我想起你说过的一句话，"故乡比任何旅游景点多了一些东西：你的血、泪，还有汗水"。这也是这个小说多出来的东西吗？这次写作，您在被什么样的问题"追逼"？韩少功：在我看来，好小说都是"放血"之作。这个"血"是指货真价实的体验，包括鲜活的形象，刻骨的记忆，直指人心的看破和逼问。我从来把这个东西看作文学的血脉。没有这个东西，小说就是放水，放口水，再炫目的技巧，再火爆或者再精巧的情节，都可能是花拳绣腿。我在这本书里，写了几个同辈人在几十年里的跌跌撞撞和摸爬滚打，从中引出一点人生的感怀和思考，如此而已。这些描写不一定是精彩，但首先必须坦诚，直面纠结或痛感。事实上，不管是对这些同辈人的赞美还是批评，对于我来说都是有痛感的。编辑：小说整体上由两种节奏或者两种情绪在交错：一种是非常有"劲儿"，故事是破口大骂或者大打出手，人物是扶摇直上或者落花流水，语言是酣畅淋漓、风趣生动；另一种是非常含蓄，通过"多年以后"的"我"来打捞那些沉默的、微妙的瞬间，表现隐藏在背影、挽留、泪水之后的缓缓的抒情。创作过程中，是否屡屡有"我"的跳出和代入？韩少功：写作时只能因其自然，"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说不出太多的道理，甚至不太清醒的状态就是好状态。我写小说，特别是写长篇，愿意多留一点毛边和碎片，不愿意作品太整齐光滑，不愿意作者显得"太会写"。也许这更符合我对生活的感受。因此这本书的某些部分有散文元素，甚至像回忆录。其中的"我"是亲历者，也是观察者，台前台后的位置须酌情而定。在另一方面，"我"还是个虚拟的叙事者，有作者时不时的"附体"。他既是镜头里的风景，又是镜头本身，需要处理当下语境对记忆的激发、筛选以及变焦。这样，一种"时进时出"、"大进大出"的结构可能就较为方便。编辑：《日夜书》中你像以前一样不惮用"重词"来发议论和做思考，比如关于情欲、关于准精神病，关于身体与器官，都单辟一章，以小说人物为标本，研究其背后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纵深，似乎是在用文学的方式做文化研究或文化批判的实验。能谈谈小说家背后的这个思考者吗？韩少功：人物与故事常常具有多义性，无法化约成概念，好比一个苹果无法化约成关于氨基酸的化学公式。因此，作者对笔下人物的控制欲不能太强，写作时需要丢掉所有的先入之见，不是牵着人物跑，而是跟着人物跑，甚至什么时候被人物的表现吓一跳。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要自废思考，忙不迭地与理性撇清干系。比如关于情欲、准精神病、身体与器官这三章，交集在"人体"这一层面，就是我的有限介入。这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来，人文界很多人太喜欢谈"身体"，把"身体"等同于"欲望"，把"欲望"等同于"自私"，这样一个等式链其实遮蔽了人体生理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与我的感受无法对接，使我不得不多说几句，客串一下生理学和文化研究。在这里，我并不是要用思考代替叙事，只是说思考的介入如果有利于释放叙事、保护叙事、推动叙事，那么介入就是合理的，是小说作者的职业维权。编辑：文学史上作为一个概念的"寻根文学"虽然已经过去，但是作为一种创作精神的"寻根"，或者说对根性的找寻与书写，其实是人们一直以来寄予文学的期待。你后来的创作《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和"寻根意识"有无关系？如何看待作为一种创作精神和创作态度的"寻根"？韩少功：作家有不同的视角，有的像胸透，有的像B超，有的像CT，但不管从哪里切入，都是把文学当人学，力求对人性"黑箱"有新的揭示，刷新人类自我感知的纪录。如果我们写到爱，写到死，写到地域或民族的文化，那都是冲着这个目标去的。要说"根性"，这可能就是最大的根性了。如果没有刷新，没有这种问题意识，那么"文化"就可能变成民情风俗三日游，"人性"就可能变成闷骚男女的白日梦，"批判"就可能变成怨天尤人的抹鼻涕，"存在"、"此在"什么的，听起来很吓人，但也许只是一堆云山雾罩的哲学哈欠，仍在低水平重复，甚至是精装版的倒退。总的来说，好作家应该有点侦探的劲儿，能够在人的性格、情感、思想、潜意识等方面去伪存真，去浅得深，把人学这个大案要案一层层破下去。这就是文学最可贵的功能。对于我来说，即便力不能及，但心向往之。编辑：现在小说创作的门槛越来越低，几乎要成为一种大众娱乐方式，但读者愿意郑重对待的，还是那些有自己的尊严、难度和分量的小说。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化语境中，小说如何立身？韩少功：有人说眼下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很多报刊的文艺版正让位于娱乐版。娱乐，当然是文艺功能之一，是大众的重要需求。但具有价值含量的娱乐是有难度的，是需要尊严、感动、智慧、敬畏感的，而且总是有一种不论得失不计宠辱的清高气质。中国是一个宗教传统相对稀薄的国度，不容易偏执，但容易苟且和油滑，下行的世俗引力一直很强大，东方朔、唐伯虎一类才子化的玩主经常蔚为汪洋大海。但如果没有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曹雪芹这一类喜欢为难自己的人，没有这些坚定的求索者和传薪者，一个大国的文明品相可能很难看吧？遇到危机时的精神储备和文化支撑力就会严重短缺吧？退一步说，玩也要好好地玩。如果打球是烂打，下棋是胡下，把娱乐变成闹，变成疯，变成卖傻，变成一地鸡毛，甚至连技术含量都没有了，大众也不会满意的。

吐蕃佛教的萌芽时期和松赞干布时期,都具有观音信仰的特征,与吐蕃周边地区观音信仰的流行有关,同时也是观音菩萨特有的转轮圣王特征、功能在世俗法王身份、功能方面的反映。

他的"反抗绝望的文学"是通过对"希望的文学"的否定而确立自身的。在"胜利的哲学"蜕变为"乐观的文学"之时，"反抗绝望的文学"对"将令"的忠诚不但不会变成盲从的乐观主义，反而会从"无法全忘却"的梦中再度崛起而呐喊。我以为20世纪历史中几次对于鲁迅的重新发现就源自这一对初衷的"忠诚"。我们可以说：这是20世纪文学的自我否定，而这种自我否定正是这一革命世纪最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