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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欧洲 新欧洲 核心欧洲》书评哈贝马斯、德里达、艾柯等著，邓伯宸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这个问题乍一看令人骇异：世上难道还有另外一个欧洲吗？然而，地理意义上虽然只有一个欧洲，但在政治意义上就远非如此了，事实上，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头疼的也是迄今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在于：每个欧洲国家，甚至每个欧洲人，对于“欧洲”应该是怎样一个欧洲，都有着不同的、难以协调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从来就有许多个，单数的“欧洲”除了地理意义上之外并不存在。看看这本集子就知道问题有多么复杂和严重了。这里收录了哈贝马斯、德里达、艾柯、桑塔格等欧美顶级知名学者对欧洲政治使命和集体认同的看法，其讨论的起因是伊拉克战争前夕，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指责反对开战的法德等国代表着“旧欧洲”，而赞扬波兰等支持美国攻打伊拉克的各国为“新欧洲”，这一言论引起欧洲知识界的严厉批评和轩然大波，这本集子就是集中体现。将欧洲分为新旧，实际上意味着欧洲在重大问题上的公开分裂，哈贝马斯和德里达就此针锋相对地提出“核心欧洲”的概念，倡导以法德等国为核心，强调欧洲的世俗主义、启蒙思想与社会民主传统，走出一条有别于美国的独立自主道路。就此意义而言，说它是一篇欧洲独立宣言，也不为过。然而这一概念同样很难成为欧洲人的共识，尤其是英国和东欧等被排除在“核心欧洲”之外的那些国家的知识分子，对此很不以为然。正如书中一位德国学者自嘲的，就冲着“核心欧洲”是德国人搞出来的概念，顽固的英国人及东欧、中欧人就会抵死不买账。对不同地区的人来说，欧洲也意味着不同的东西：对法德两国来说可能意味着一种集体认同和使命感；对英国来说，欧洲应当是一个没有政治龙头、没有刀剑、也没有共同货币的欧洲；对北欧人来说，欧洲只是一个没得选择的“必要之恶”；而东欧人的历史经历和话语又全然不同，对他们来说，欧洲更像是一个未来的希望。至于俄罗斯和土耳其，虽然它们也时常自视为欧洲的一部分，但却没有几个西欧人认真地赞同这种看法。因此，这就戳到了欧洲政治使命的阿喀琉斯之踵：“欧洲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正是核心之所在。每当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讨论到吸收新成员国问题时，几乎不可避免地总要谈到这个问题。问题的麻烦正在于：欧洲自身太过多元，以至于每个成员国的人都有一段特殊的经历，彼此难以共享一些相同的体验，而这种体验才是塑造整体认同的根本所在。这种多元既是丰富性的体现，又是歧异纷争之源——这也难怪，欧洲历史的特点之一就是始终不断的民族意识对抗。在这里，很难有一句口号或一个象征，能将所有人整合到一起。在伊拉克战争中，这个能团结起欧洲人的因素似乎倒是浮现了——那便是历史悠久的反美主义。虽然美国在二战中拯救了欧洲，但在战后的岁月里，欧洲人始终将美国和苏联并列为最严重的两大外部威胁，许多知识精英对欧洲可能堕入美国那种“浴缸和冰箱式的文明”深怀恐惧。在苏联崩溃后，美国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可一世的帝国式单边主义，更让许多欧洲人十分反感，以至于有观察家惊呼“大西洋在变宽”，西方内部出现了裂痕。这种对立情绪在伊拉克战争中更达到了数十年来的新高。欧洲人并不仅仅想夺取道德制高点，更想通过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反对，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有分量的角色。因为有一点是越来越明显了：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力量的崛起以及美国这一超级强国的客观存在，欧洲如果不能联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际事务，并发出唯一的声音，那么最终欧洲的声音恐怕越来越不会为世人所听到。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各国需要迫切意识到彼此间的共同政治命运和共同的未来。这场论战也暴露出了欧洲内部深刻的分歧。许多人不止反对“核心欧洲”这样的提法，也不认为只要与美国的价值相异，欧洲就能获取确定的存在，严厉批评这样的欧洲认同“绝对是行不通的”；甚至有人觉得欧洲沉迷于自己的价值观只会走向一个死的欧洲，而只有成为一个不同文化的交汇点才能生机盎然，“哪来什么欧洲的独立宣言，什么欧洲的价值，根本就是一步一步把欧洲的价值、欧洲的力量颠覆掉、谋杀掉。”应该说，这些多元的声音并非没有道理，而且也许正是这种多元本身，才是真正的欧洲。借用学者朔伊勒布的格言：“如果我们只做个欧洲人，我们就会毁了欧洲。”然而这也确实造成了政治上的无力。取代欧盟宪法的《里斯本条约》光是为取得27个成员国的同意就花费了8年时间进行谈判和批准，只要一票反对就无法通过——这让人想起波兰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自由否决权”（只要有一名贵族议员反对，议案就无法通过），这最终成为波兰内部严重分裂、国力衰弱的致命弱点。到现在为止，欧盟仍是一个由其成员国支撑起来的架构，每逢重大问题时总会暴露出无法迅速、一致作出决策的缺陷。正因此，虽然这场论战爆发于2003年，但它所讨论的问题和暴露出的分歧，则具有持久的意义，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不断被反复提及。不管欧洲最终应当是怎样一个欧洲，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艾柯发出的警告：“欧洲如果不成其为欧洲，就只有分崩离析一途。”——在此他委婉地承认了欧洲仍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欧洲，这就是一切问题所在，但也是希望之本：人们有权不断设想一个最好的欧洲，而那实际上就是在设想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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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纽尔·卡斯特发出“网络社会的崛起”预言时，感叹其研究与写作一直追赶着比工作能力进展得还要快的研究对象，世界仿佛乘上了信息化“魔轮”，网络社会似乎也正朝着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六度空间”的假设，不断构筑起“熟人的熟人”的网络王国。从互联网再到移动互联网，随时、随地、随人上网从理想变成了现实。特别是微博的兴起，实现了移动客户端与社交网络、个人门户的有效结合，无论是获取信息、资源共享，还是表达交流，人类似乎因具备疾速传播、海量聚合以及超级动员能力而变得更加强大。但在以微博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的版图上，有一个重要的力量——研究对象的本体可能被忽略了。正是这些由我们所发明的技术和工具，在其势力空间内异化了一部分使用者并制造了区隔。而由它所带来的所谓泛众欢歌，也从客观上解构着现实社会的威权，这是以微博为代表的移动互联技术兴盛背后的另一番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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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藏楼主人正式成为汉奸，应该从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算起（尽管此前他和溥仪小朝廷勾勾搭搭已有十年光景），那时他已经72岁，他的生命只剩下六年了。然而正是这六年使他身败名裂，从此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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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使涉农部门进入以部门合作为途径的农协改革，就必须为部门加入这一改革过程创造出收益。农协成立阶段所要解决的正是不触动部门利益存量，创造出新的利益增量，从而形成多部门参与农协的格局。农协筹建阶段和成立之初，没有多少实质性运作，不可能产生出实质性的收益，因此必须创造出虚拟的资源增量，以吸引部门进入。“虚拟利益增量”具有两个特征：第一，相对于部门实际享有的利益来讲，它是虚拟的。第二，它必须具有能够成为现实的潜力。展现这种潜力是说服部门加入农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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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求学做研究的实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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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敦煌文书、传世佛教文献记载以及后人研究成果,从四个方面论证了唐王朝以及五代后梁、后唐时期太原佛教兴盛的原因,并指出探讨这一时期太原佛教情况,对于研究唐五代太原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宗教、交通以及对外交往等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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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笔者在鲁中杜庄的田野调查经验，从征借国家与复制社会的角度来理解民间信仰为获致自身合法生存的具体机制。文章认为民间信仰既是与国家及民间社会有着紧密联系但同时又相对独立于国家与民间社会的领域，对于国家，民间信仰需要获得其认可，对于民间社会，民间信仰需要获得其承认，征借国家与复制社会即是民间信仰为获致认可与承认而具体运作的策略。理解民间信仰的合法生存机制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何利用民间信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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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经济学家没有独立董事，没有自己的物质利益考量，也没有骇人听闻的出场费。从整体上说，80年代的经济学家有理想，纯粹，正派，不计个人得失，生活简朴。即使作为政府的咨询决策机构，离权力中心很近，也是以国家利益为重，而不是为自己换取什么既得利益，因此相对独立。二十年过去，民众对经济学家总体上由尊敬信赖变成反感诟病，既有时代的也有个人的责任，无论对谁来说，即使是从中获得了超乎应得利益的人来说，其实，也是十分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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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学人雷敏•亚罕拜格鲁（Ramin Jahanbegloo）曾与伯林作过长篇访谈——《和以赛亚•伯林对谈》（Conversations with Isiah Berlin, New York,1991），选出其中谈论音乐的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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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 年代与现代主义运动同命运的《中国美术报》，是中国大陆第一份全国性的美术专业报，4开4版，彩色胶印，每周一期，1985年7月6日创刊，1989年底终刊，历时四年半，共出报2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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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现代的社会制度已获改变的二十世纪，儒学何以仍然是一个不断被提起的焦点话题？在现代中国社会，儒学的超越哲学的存在是否可能及其所需条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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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席卷东起泰晤士河西到日本海的广袤疆域。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治生态各不相同，东西欧各国采取的经济拯救措施也不尽相同。欧洲各国又一次因为世界性经济危机，站在了社会、政治发展道路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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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年3月，哥本哈根召开一场IPCC气候变迁的会议；这场史上聚集最多专家的气候大会，不像科学家的聚会，而像宗教家的末日预言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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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和道教都是中国的宗教。不过前者主要由印度密教和西藏本教融合而成，形成地为藏区。后者主要继承了内地的古代宗教与文化，形成地主要为汉族地区。表面看，二者根源不同，流行的地域有别，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二者的历史渊源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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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分析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影响，2008年10月至2009年初,我们先后深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青岛等地考察调研，搜集有关方面的意见。其间，文化部于11月25日邀请部分专家学者在京召开当前金融危机对我国文化产业影响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发表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在吸收这些成果的基础上，形成此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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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清实录》为依据，选择了“良民”、“小民”、“愚民”、“刁民”、“奸民”、“盗”、“贼”、“匪”等八类有关民众称谓的话语进行统计分析，以窥探有清一代治乱兴衰之变迁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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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中镇按： 作者林赛水系哈佛大学出版社人文部编辑。 八十年代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的那一套在学界兴风作浪的后学理论丛书，即是其手笔。几年前撰文对美国大学出版社与教授终身制之间的关系大加挞伐，最近该观点被写进现代语言协会 （MLA）的对学术评估及终身制所作的调查报告中。本文发表于《上海大学学报》 （2007第一期， 29-33页）， 翻译：张建琴，本文与最后定稿可能有出入。 作者授权人文与社会网站转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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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之本质的理解，决定了对克服危机方式的选择。理解为学科危机，还是意义危机，体现着问题意识的不同，层次和力度的不同。
作为一个建制化的、拥有基本范式和经典作品的学科，“中国哲学”已走过近百年的发展之路，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也如影随形，一直讨论至今。面对危机、化解焦虑，哲学界近年来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讨论，涉及到中与西、古与今、“中国哲学”与“哲学在中国”、“中国传统哲学”与“中国现代哲学”，以及中国哲学的未来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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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瞩目的绘图 俞力工/这张地图系由美国国家战争学院退休中校彼得斯（Ralph Peters）绘制，发表于《武装力量月刊》2006年6月号。同年10月，彼得斯在其著作中再次提及它反映的是 “中东的较理想状态”。2006年，正值黎巴嫩受到以色列全面攻击，美国国务卿赖斯却扬言该次军事行动为“建立新中东必须经受的阵痛”。 （Map Copyright Lieutenant-Colonel Ralph Peters 2006） 黑体字标示领土扩充国家 红体字标示领土丧失国家 灰色显示领土无变动国家 此图令人瞩目，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一.当时美、英联军已实际有效将伊拉克肢解为北、中、南三部分；二. 阿富汗塔利班充分利用巴基斯坦边疆领土进行战略撤退，使得占领军投鼠忌器。因之，解决阿富汗问题必须连带解决巴基斯坦问题；三. 彼得斯系美国资深情报人员与知名战略家，退休前职务为国防部副参谋总长办公室主任，他的主张非比寻常；四. 该地图所概括地区恰好就是1997年以来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再三指出的“欧亚大陆的`巴尔干？不稳定地区”；五. 2008年底，美国国家情报分析局副局长芬格尔（Thomas Fingar，U.S. Deputy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for Analysis）以“2025年全球趋势”（The Global Trends 2025）为题的报告，也对分裂巴基斯坦提出类似看法。与此同时，《纽约时报》也开始将该绘图公布于众；六.虽然它并非美国官方地图，却为北约组织属下防务学院培训高级军事人员课程所采用。据加拿大全球化问题研究中心（Centre for 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中东问题专家纳振若亚（ Mahdi Darius Nazemroaya）提示，该地图自2006发表以来，已在美国战略机构、政策与军事机构广为流传；六. 更关键的是，最近巴基斯坦情况的恶化，已蔓延到伊朗俾路支地区，使得伊朗国家安全受胁；七.再者，美国与印度关系积极改善，而中印关系却随之恶化，显示该构思目标一石多鸟，绝非无的放矢。 核心目标 整体看来，此地图的核心目的有四：一是按抑强扶弱、分而治之原则，将苏伊士运河、中国西北边境与也门南端之间的“三角地带”重新切割（即“巴尔干化”），以使土耳其、叙利亚、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诸强国极度削弱，而新建立的或经扩张的弱国，如约旦、黎巴嫩、也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终不免对西方集团产生长期依赖性；二是封锁敌对国家之间互相结盟的途径，例如，在巴基斯坦西南端建立一个“俾路支自由国”，以使中国无法利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铺设油管，以满足能源需求；三是新建立“库尔德国”与“阿拉伯什叶国”，以便将该地区的石油与油气资源“一网打尽”；四是降低与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的结盟层次，以直接驾驭整个伊斯兰教世界。 “新中东”图涉及问题甚广，笔者无法一一评述。以下，仅就若干大端加以介绍，至于当前处于焦点地位的南亚，当予以集中讨论。 库尔德地区 首先，“库尔德国”的建立，必须迫使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各自奉献一块土地。在周边国家虎视眈眈之下，“库尔德国”的唯一生存之道便是以出卖廉价石油换取外力支持。伊拉克库尔德地区自1991年起，已逐步形成独立王国。当前不只是藐视巴格达中央政府的存在，甚至还自行与外国签订开采本地石油的条约，其军事力量足以对付伊拉克阿拉伯人的挑战。此外，库尔德地区又早已成为颠覆伊朗库尔德地区的军事基地与培训战员的所在地，由此可预见“库尔德国”的建立，必须以制服伊朗为先决条件。 阿拉伯什叶国与西方的惯技 跨越波斯湾左右两岸的“阿拉伯什叶国”一旦形成，也不可能让顿然沦落为贫油国的“伊拉克逊尼国”、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所容忍，因此其先天的脆弱性将与 “库尔德国”大同小异。中东“巴尔干化”如此推进，其肢解过程实与1990年代南斯拉夫的遭遇不相上下，即西方列强先以割裂主权国家的部分领土为手段，待建立起若干个“新独立” 国家并引起冲突时，再以“国际人道干预”为托词，对“国际”纷争进行军事干预。 就目前资料所据，西方国家拥有的石油资源至多占全球的4%（美国不足2%），而伊斯兰教国家则占有75%以上份额，其中，绝大多数又埋藏在上述两片土地下。早于1947年，英国的战略家就提出“控制石油资源即控制世界经济”的远见。鉴于此，观察“新地图”，必须以石油资源图同时加以比照，否则无法洞穿其间奥妙。 （黑块为油田，蓝块为油气田） （注1） 伊拉克与叙利亚 1991年起，伊拉克的逊尼派人口与什叶派人口早已给占领当局武断地圈入了“中部”与“南部”两块生活圈。“伊拉克逊尼国”（中部）原本贫油，继而失去海岸线，顿然萎缩成一个寄人篱下的内陆国。以巴士拉为中心的什叶派生活圈，实已牢牢控制在英军手中，一旦这个“阿拉伯什叶国”的疆域再囊括沙特阿拉伯的波斯湾“富油区”和海湾对侧的伊朗“富油区”，则无论是维持石油的畅通供应，或是促成运输安全，均给西方提供了最大方便和保障。就此意义，对西方利益而言，这当然是个“最完美”的前景。至于数十年后，能源采尽之时什叶派人口如何自处，恐不属西方战略家操心之事。 按照地图的规划，叙利亚的海域将为扩大后的黎巴嫩领土所覆盖，近三分之一的土地又割让与新建的“库尔德国”。依此情况，叙利亚可算是彻底矮化。 土耳其 土耳其曾于九十年代积极协助北约组织肢解前南斯拉夫而立下汗马功，如今为了成全“库尔德国”的建立，似得牺牲近三分之一的领土。百年来土耳其延循着一条“脱亚入欧”和“世俗化”道路。无奈911事件之后，美国悍然发动一轮新的十字军东征，便唤起了土耳其人民对基督教世界的疑虑与旧恨。 “反恐”、“反伊斯兰”启动之后，迅即把土耳其伊斯兰教党（“正义与发展党”）推上了领导舞台，也因此加强了欧洲联盟拒绝接纳其为新成员的理由。彼得斯似乎看准了土耳其不会就此罢休，如何维持张力，造成土耳其与“库尔德国”的互相消耗，不失为维持西方优势的最佳部署。 沙特阿拉伯 早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沙特阿拉伯与美国之间就有“以石油供应交换安全保护”的约定。半个世纪来，该国向美国采购的军备与军需设施总价值已超过 1000亿美元。这个1974年才取消奴隶制的国家，多年来不止是运用巨大财富干预他国的内政，也支付了1991年海湾战争40%的军事开支。它不断地鼓励本地伊斯兰教原教旨派（指瓦哈比派）往国外传播其极端思想，同时却又忧心忡忡有朝一日同一批清教徒们不再容忍统治阶层的贪渎腐败而揭竿起义。2001年沙特终于意识到西方的“反恐”与“反伊斯兰”不分彼此，于是在两年后美英攻打伊拉克期间拒绝美军使用设于沙特的军事基地。如今，依照地图的构思，沙特将放弃波斯湾西侧的所有石油资源。除此，还得把南端部分疆域让与也门。此外，又要将剩余土地一分为二，左边蜕变为类似梵蒂冈的“神圣伊斯兰国”，右侧形成“沙特本土独立地区”。 伊朗 伊朗的石油与油气大多埋藏于波斯湾右侧，因此“恰巧”可与海湾左侧的沙特产油区拼凑为一个新国家（“阿拉伯什叶国”）。为减轻来自伊朗的抗拒，彼得斯建议将伊朗北部领土各分割一部分给阿塞拜疆和新建立的“库尔德国”，东南部则让俾路支锡斯坦省与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共同组合为“俾路支自由国”（Free Baluchistan）。为何伊朗这块不曾有过分裂情绪的省份单单为了不同宗教派别属性（此地多为逊尼派，有别于占伊朗多数的什叶派人口）便任人切割，似乎谁也说不上个道理。按此原则，美国境内基督教派如此之多，应当可编制个百衲图。 以巴问题 该地图另一个深藏不露的“亮点”在于，彼得斯虽然对60年来最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以巴问题”提出了“以色列领土回复至1967年战争前状态”的建议，然而接触到巴勒斯坦的前途时，却以“地位未决”一笔带过。如此草率，不啻说明，他的优先秩序在于以夷制夷、巧取资源，而不是对阿拉伯民族福祉有所关心。 审视这张地图期间，笔者脑海里不断跳跃着近年评论界频频出现的两个概念，即“建设性混乱”（constructive chaos）与“摆布下的混乱”（managed chaos）。前者，其实就是指中国人常说的“不破不立”，后者，或可理解为“浑水摸鱼”。以下，不妨针对阿/巴问题，进一步加以探讨与印证。 阿富汗/巴基斯坦问题 巴基斯坦境内印度河以西的土地，大部分为英国1893年从阿富汗手中强行借用的土地。根据当时英国与阿富汗两国的协议，该地区于百年后，即1993年将归还阿富汗。1947年巴基斯坦这个新国家建立时，领土也包括印度河西侧，意味着占据了应当归还阿富汗的土地。巴基斯坦为防止阿富汗收复旧土，同时为了配合美、英的“支援阿富汗民兵、抗击苏联占领军”的政策， 1980年代中期便开始大规模扶持塔利班势力（包括本拉登为首的“基地”恐怖组织），并助其于1996年夺取政权。 巴基斯坦的出发点很简单，只要透过本国的普什图族人不断对阿富汗普什图人施加影响，以普什图人为主体的塔利班政权即便不是个傀儡，也至少会对巴基斯坦心存感激而不再提出领土要求。 就阿富汗的境况而言，2001年美、英联军摧毁塔利班政权后所组成的新政府，部分成员来自具有俄罗斯与印度背景的北方联盟的军头，部分则来自买办集团（如现任总统卡尔扎伊此前为美国石油行业的肩客）。集合这两股力量，别说是无法克制塔利班的反扑，政令下达范围甚至无法超过首都。据闻，目前塔利班已实际控制80%以上的领土。 塔利班政权解散后，其存在形式转入地下，游击力量日益增强。普什图族人的生活圈原为一体，每当阿富汗一边的塔利班成员受到压力，自然会利用巴基斯坦一方的普什图地区为避风港。于是乎，数年前美英占领当局即已开始拉拢塔利班的温和派，以图孤立塔利班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又对巴基斯坦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扫荡境内的塔利班分子。 巴基斯坦政府两年前勉为其难地向本地塔利班与其同党进兵，但收效甚微。主要原因在于其人民对美国的不信任犹过于对待塔利班，甚至超过印度。就巴基斯坦人民看来，美国逼迫巴基斯坦清除境内的塔利班，等于是让其人民自相残杀，而美国的最终目的无非是与印度一道，肢解巴基斯坦，并趁机销毁其核子武装。如今巴基斯坦动乱不堪，无以数计的暴动与成功暗杀行动显示坦利班势力深入政府高层，也说明政府对境内塔利班用兵，必然导致族群矛盾与教派矛盾的激化，也终将把约计20%的普什图族（加上难民则比例更高）推向阿富汗一边。该情景只消对照彼得斯的“肢解图”，不能否认巴基斯坦人民的直觉判断具有超乎寻常的准确性。 众所周知，印度掌握的核武器远远超过巴基斯坦。然而在美国加强与印度的核能合作时，却对巴基斯坦的核安全严加监控。不难理解，一旦该国的核武、核技术外溢，首当其冲的是美国。归根结底，症结还在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世界间的瓜葛。巴基斯坦最大的“错”，在于属于伊斯兰教世界，因此难以回避肢解一劫。 按照彼得斯的构思，巴基斯坦的残余领土，仅仅相当原有的一半。经此沉重打击，再加上核武的解除，似乎唯有靠铁拳政治来维护内部安定。巴基斯坦军方既然两年前决定为美国火中取栗，相信对铁拳统治也早有充分准备。不论如何，巴基斯坦在南亚区域将失去任何地位。 （上图为现况，下图为肢解后） 印度 古今中外，每当备战时期，合纵连横的潜规则始终是，大、小两势力联合一道，夹击中间势力。该潜规则的另一层属性，便是势大一方具有绝对主导权。较近的例子如：美日抗中，美中抗苏，中巴抗印，苏越抗中…。 在如此规则支配下，印度之长期“回避”联美抗中，而屈就于联苏抗中，属于“脱轨现象”。个中原因在于，美国主导了联中抗苏格局。这是一个让印度领导阶层长期耿耿于怀的尴尬场面。因之，历史上每当出现任何契机，印度从来没有放弃过追求联美。例如，五、六十年代之交，印度选择了与美国一道支持中国西疆的分离运动；911事件前也积极响应美国所推动的“战区导弹系统”部署计划；当前又欣然参与美、日、澳、印“四边联盟”（quadrilateral alliance），对中、俄、伊朗进行战略围堵，以及，为强化此部署而展开的“妖魔化中国”运动。 本年10月17日纳真若亚先生（Mahdi Darius Nazemroaya）在《地缘战略棋弈：中印之战》（注2）一文列举了许多与中国为敌的理由，认为印度精英阶层除了把中亚也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具有在中亚与印度洋威胁中国能源安全的冲动之外，还自认为是与西方人同源同种的“雅利安人”后代，与其“共享普世价值”。他们同时又将1947年印、巴分裂视为奇耻大辱，因而无法容忍中、巴的联盟关系。1990年以来，印度推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使得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买办势力更加活跃，更加与西方精英结为一体，于是乎，与美国联手牵制中国，自是顺理成章、责无旁贷。 纳真若亚先生对印度的社会病理分析洞若观火，也对中国提出了善意的警告。他有所疏漏的是，中国的精英阶层丝毫不落于人后，短短六十年内，无论国际政治格局为何，参与代理战争的纪录并不亚于印度。某些领域，譬如硬性规定按65%的顺差比例购买美国债券，便远非印度精英所能望其项背。其他如都市规划、言行举止、服饰打扮、传统文化，中国精英早已率先放弃民族色彩。换言之，相对中国，印度更加处于全球化边缘。 换个角度观察，就历史经验，只要势力居中国家臣服于最大势力，上文所述的“潜规则”立即破解。具体言之，无论是“美中抗俄”格局，或“美印抗中”，都存在“脱序”的可能。毕竟，迄今俄罗斯依旧是唯一可置美国于死地的超级核武力量，中国的战略地位也非印度所能攀比，摧毁更加适合打下手的中国，未必符合美国利益。只要中国臣服美国领导，印度的精英就会再度为失宠而颓然失望。同理，俄罗斯未必没有投靠美国、让中国落单的可能。历史上，惟有洁身自好，维持等距关系，才能促成长期、稳定的三国鼎立局面。 奥巴马上任，凸显美国人民反对新保守主义胡作非为的立场。为了迎合民意，奥巴马竞选期间也信誓旦旦做出“结束阿富汗战争”的承诺。但是面对早已启动的庞大战争机器，奥巴马的个人作为有如螳臂当车。如果以美国总统之尊都在新保守主义摆设的棋谱上如履薄冰，我们就不能太过苛责远在天边的印度或新加坡精英向美国释放热情了。 结语 根据“新中东”理想绘制的地图并非唯一的一张。早在十年前西方国防机构就曾出现过依据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绘制的“文明圈围堵图”。不论这些蓝图之间有何不同侧重，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是维持西方的优势。为实现此目标，不外乎加强军备和削弱假想敌这两种手段，而摧毁、肢解与控制资源均属后一类型。 远的暂且不提，冷战结束以来的一系列事件，如欧洲巴尔干的肢解，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苏丹内战、卢旺达大屠杀，非洲大湖区战争，索马里内战，黎巴嫩战争，今年的加沙事件，以及不久将来可能发生的伊朗、委内瑞拉战争，均可察觉到，这些灾难都是为了满足一个世界的愿望，另一世界必须经受的“阵痛”。如果把视野放大至十九世纪，则第一次 “阵痛”接生了一个优势占尽的“白种人盎格鲁萨克森新教国家集团”（WASP）；这一次“阵痛”，除了资源垄断之外，估计还会搭上不少性命。 2009/11/27 注1：资料来源http：//www.theglobaleducationproject.org/mideast/info/maps/middle-east-military-and-oil-map.html 注2：参见：Geo Strategic - Chessboard： War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7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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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经济危机可能会提供一个契机。有很长的时间，整个艺术界不谈论学术，只谈价格，经济危机也许会促使大家回到重视学术的层面上来，不再迷信艺术市场的神话，回到脚踏实地的土壤上，更加注重艺术创造本身的质量，也更加注重中国艺术所应该有的中国文化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