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赛水
上海大学当代文化中心讲座
论科层方法评判学术能力所带来的问题
2006年6月26日 [最后修改日期：2006年8月24日]
背景
今天，我将从弗朗兹.卡夫卡（Franz Kafka）的《一份为科学院的报告》谈起。大家可能记得，这篇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只由猿猴进化为人类的动物，它讲述了自己如何克服其本性，变成一名训练有素的学者的故事。它放弃作为猿猴时的自由，“甘愿”受到学院生活——人的生活的束缚，例如，它学会了握手这一人类的社交礼仪。它的生存空间日益狭窄，直至无法逾越。它快乐地生活在幻象中，不再使用诸如“自由”之类的字眼，它说“人已经过多地被自由背叛 ”。它放慢了自己的脚步，养成了 “尽可能慢地做所有事的习惯。” 科学院中平静迟钝的生活 “使它根本不想逃离”。它发现模仿学院中的其它人很容易，从那些人身上，它学到了不少东西，以致其 “猿猴本性消失殆尽”。最终，它 “达到了普通欧洲人的文化水平”。它说它终于达到了最初的目标，现在唯一要做的是“传授知识”。它所做的一切，就是“写一份报告”1。但是，它的报告显示出一种恶性循环，因为它只能谈论它自己，毫无学术内容。在这个故事里，卡夫卡用揶揄讽刺的笔调为我们刻划了一个后现代西方学者，远早于大卫.洛奇 (David Lodge)，这个为做讲座而不停地做着讲座的人。他们并不在追求真理，只是为了在自己的简历上添上一笔。
卡夫卡拥有一名艺术家做出预言的能力。他预见到他的时代中某些力量的走向并准确地预言了西方大学中人们将面临的变化。在欧洲， 与他同时代的尼采(Nietzsche) 抱怨说欧洲大学里“哲学和科学的地位发生了有害和不当的错位”，并且这一错位有可能得到确认。“科学开始给哲学定规矩，扮演起主宰的角色来。也就是，扮演起哲学家来”（129页）。很快，尼采预言，哲学家们将不愿坦率地表达观点，而这些“不合适的领导们”将在大学中高升，哲学也会因此不再得到重视。那些主张“客观精神 ”的人将宣告所有看似“主观”的学科的死亡。这所谓的客观性将带来 “科学性 ”和“纯粹非主观知识” 的胜利，而事实上，这些不过只是怀疑主义的论调。尼采强调哲学家必须再次控制主导权，强调“判断的重要性…也就是…价值的评估和创造 ”(142)。通过评估，知识才能获得创造和更新。但是，人们不愿做哲学家做的事情，因为他们必须通过自身的体验独自探索。这样的人拥有大胆丰富的精神，不同于大多数的思想家和学者的思考方式。2
现代大学是西方一大重要的发明，不要将它和它最不严密和最无创造性的一个分支混淆，那就是 工商管理硕士（MBA）项目，比如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项目之所以获得它目前的学术正统性，就在于它与研究如希提语的古代语言系同处一校。因为希提语研究是纯学术的，它的纯粹性和 超越性是MBA项目希望利用的。单纯的利欲需要在大学里同纯粹的追求知识的行为直接相连来获益，而这种追求知识的行为不受利益的驱动。如果大家想从西方学习建设中国大学建设的方法时，应研究中世纪后法国和意大利大学的长期发展。西方大学对世界的积极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那些传播文明的人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做什么。人们说柔能克刚，确实如此。西方学者在本能地传播文明的观点和形式的时候，获得了最大的成功，就像蜜蜂采蜜，在它在花丛中飞舞时，传播了生命的形式－花粉。总体上说，大学的繁盛很好地说明了应如何慢慢地堆动一项创新，使它得到推广，有时任其发展，有时仔细管理。回溯历史，大学这一欧洲最光辉的发明在欧洲以及其他地方传播的过程中最了不起的一点是，它并不是强加在任何人身上的，人们都是被它所吸引。
在很大程度上，即使今天，人们仍然按照中世纪僧侣们向未知世界推进的做法来发展大学和学院。仿佛有一种向外的推进力，一直从雅典和耶路撒冷到北京和上海。在这些博学的僧侣建起缮写室和住所的其他部分后，他们依靠自己的生活方式而非武力来吸引和影响他人。出版物的频繁使用并不是后来才有的事。书籍一直是西方学者生活的基本部分。公元三世纪，第一所集中了书籍，学者和研讨会的现代风格的学府， 在东地中海地区建立。也就是在那时，手抄本式的书开始出现。
再往后，德国人在建立现代西方大学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尤其是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柏林大学的建立是一个关键。随后德国模式在欧洲缓慢推广，在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美国，较快地被接受。这是欧洲模式通过吸引他人而传播的最好例证。
在1800年左右，融合了教学和研究--可出版的研究--的现代大学开始形成，并占主导地位，由于其高效，因而独具吸引力。僧侣式的理想为职业化理想所取代。1800年后的大学的特点，在今天看来有较多的科层的特点，在当时却是在某种程度上使政治家们靠边站的方法。如果一个国家本身正在变得强大，那么它的大学在科学研究和撰写文化历史方面越成功，国家就越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将其国有化。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大学进行研究和教学的事业将会受到削弱。德国模式之所以广为传播，是因为当时欧洲的政治分隔给学者提供了许多空间和灵活度。他们受到官员的掌控，但没有受到国家权利的控制，因为不存在这样的权利。根据现在的定义，并不存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因此，学者们开始习惯于自主和自由，他们比法国的学者拥有的自由要多的多。德国模式的成功使欧洲的古典大学不再风靡， 德国大学的学者失去了他们修道士身份给予他们的权威，但获得了新的不同的探索的自由。“教与学的自由 ”（Lernfrieheit）引导着欧洲人，他们将研究, 教学, 研究机构，出版，大型研究型图书馆以及实验室都结合在了一起。3 美国的大学是美国社会制度与结构的成功典范之一，在欧洲大学的基础上，将实验态度带入人文和科学领域。并且，它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
大学是一件工具，是我们从过去、从传统继承的一件复杂装置。和人类发明的所有工具相同，它需要被明智地使用，就像斧子，可以用于建造，也可以用于毁灭。大学也可以用于不同的目的。20世纪30年代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向他的左翼的朋友建议，电影是与机关枪相似的机械装置。他警告我们，技术设施应为人类的需要服务。他写道：“如果创造性力量的自然使用受到资产制度的阻碍，那么技术手段的增加所带来的速度的加快以及能源的利用会促使其向非自然使用转变。战争验证了这一点。战争造成的破坏证明社会还不够成熟，不能使技术为它服务。技术发展得还不够充分，无法控制社会的基础力量 ”。4在其他场合，本雅明提出了另一个观点，即传统总是冒着被可怜巴巴的服从主义从内部毁灭的风险。我们有责任将它从服从主义者手中夺回。他们似乎把它当成自己的财产，使它失去了吸引力，令人不快，但大学并不属于他们。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它偷回来，重新成为我们的工具。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1968年后，根据阿勒桑德罗.鲁索（Allesandro Russo）的观点，毛派政治实验集中在学校和工厂。比如，“工人大学宣称他们的目的是重建工人和工厂的关系”，而在大学里，政治实验“讨论了如社会不平等和教育机构的关系等问题，并在一般意义上明确了知识形成和传授的政策 ”。5当时，西方政治活动家也在反思工厂和大学的关系。不幸的是，在60年代向70年代过渡的时候，这些实验停止了。重新定义这些关系的失败导致了我们今天西方所处的境地，那就是，大学的人文目标转向幕后，大学正在变成一家工厂。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在睡梦中的时候，美国大学被公司化了，成了福特汽车厂似的一个地方，教授们如流水线上的工人，做着越来越机械的工作，直到精疲力竭。
让我解释一下我在大学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我对于美国大学内发生的变化的视角比较特殊。在C.瓦尔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著作《社会学的想象》中，在“科层制气质”一章中描述了我所从事的工作的特别之处：“他们是一群新的奇怪的官僚：他们是思想的执行官，学术领域内的公关人员 ”，他们的工作是管理书籍的生产。6我曾写过一本书，书名为《希望的敌人：出版，消亡和学术精神的衰败》。7我觉得我仿佛就是米尔斯描述的那一种新的科层。但是假如我是他们中的一份子，我就是新的科层中的新新份子，一个意识到我们行为的荒谬极端的科层，我们中的许多人――更不用说你或我――都陷入了这个极端。卡夫卡和尼采的预言在美国学术界达到了几乎不可救药的地步。
二战后，美国大学的规模日益庞大，这引起了大学行政和管理的许多问题。中国现在可能也已出现类似的问题。我们可以做出比较，因为中国大学和美国大学在结构上是部分相似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去许多中国大学参观，你会发现他们很多是在清朝末年由中美学者合作建立的。看看苏州的大学，广州的中山大学，看看校园里的建筑，比例协调，错落有致。我的双眼所见可能与你不同。我看到的一切都很眼熟，这些校园和美国中部的美丽校园十分相象，如衣阿华州的格林乃尔学院和明尼苏达州的卡尔顿学院。他们很相象是因为他们是由相同的人设计的，设计者是来自美国中部的传教士，我也来自那里。中国和美国的这些大学都是在国家领导者希望增加教育机会的时候建造的。可以说，中国大学和现代美国大学有着同样的令人赞许的政治目标，那就是使越来越多的学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从而促进机会的平等，实现更加平等的民主社会。
正是为着更平等的目标，我们需要形成评估学术水平的公平方法。出于这一目的，以科层方法管理大量人口的工具产生了。这使人们认为根据出版物的数量和被引用的次数来做出评估比评价内容要公平地多。如果管理人员要根据内容来做出评价，会不会受到个人偏见地影响，比如对某一个学者的研究领域感兴趣，或是有个人联系，“老同学联系网”或“关系”？数字看上去则要客观的多，但是，难道他们就没有主观性吗？
我们先不谈将主观与客观分离是否有理，来看一下美国大学最近的发展史。可能你会发现，这一段历史与中国现在的情况有些相关。在美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对于数字的重视导致了出版物成倍的增长，越来越多想要进入大学成为教授和管理者的人出于必要越来越脱离个体学者和系部的研究项目。一些因素加剧了这些问题。首先，出版物的数量猛增。“在过去二十年中，”威利斯.瑞吉尔（Willis Regier）最近写道，“由加利福尼亚、哥伦比亚、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增加了一倍，印第安那和耶鲁增加了两倍，斯坦福增加了五倍。…1980年剑桥出版了543本书，牛津802本。2000年，剑桥出版了2376本新书，牛津2250本。2000年所有大学出版的书籍总量达到3100万本。”8
第二，自从1973-74年石油危机后，美国削减了高等教育经费。随着里根的上台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增长，政治家们说服了选民减少给教育的支持，并使他们相信这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共和党人声称，教育应该自给自足。（他们同样声称伊拉克战争在石油上的获益可以平衡其支出）。美国经济长期走下坡路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增长使图书馆和学者减少购买学术出版物的数量，导致出版公司为了赚钱奔忙。由此引出第三点。自从预算减少，许多一心赚钱的出版公司（非大学出版社）开始用越来越多的不道德手段从美国学术制度中赚钱，导致其进一步恶化。一方面，学者们被告知要多写多出版，而出版商将书销售给学校机构和个人则越来越难。非盈利的出版单位与利益主导的出版商大不相同。他们就像那些在清朝末年帮助中国建立大学的传教士。而为盈利的出版商则如同一心求利的商业公司来操作。赚钱难道不是他们唯一的目标，他们对股东的责任吗？非盈利的出版者常常是大学的一部分，在资助和销售量都持续减少的时候，他们希望通过增加出版物的数量以及出版能吸引大众的非学术书来增加盈利。在这一方面，他们通常不会成功，因为出版学术书和畅销书几乎是两回事。因此，他们非但不赚钱，还会损失更多的钱（参见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对这种情况的详尽分析9）。这是美国学术出版危机的来源。
问题的本质
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很大的问题，但是由于采用科层上看似方便政治上似乎可取的方法，以出版物的数量来决定学者个人是否对自己的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以及系部和大学是否建立了重要的研究项目，实际的情况要糟的多。上文中我谈到有些出版商通过不道德的手段赚钱，大家可能已经猜到，许多情况下，学者们得到出版商的帮助出版一些没有很大成果的论文。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只依靠数量来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得到终身教授的席位。美国大学的一个特别之处是一位教授必须在证明了自己的教学能力并出版著作后，才能获得终身教授的席位。 鼓励多多出版著作的悖论是它忽视了作品的内容。这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后果如何还不明朗，但是这对中国学界很重要，可能也很相关。1998年，江泽民在北大的演讲中要求中国拥有几所能够培养“高质量的创新人才的达到世界水平的一流大学”。在中国向这些目标前进的时候，这些问题都很重要。
管理层对数量的强调，教师获得教职的高难度，教师数量的增加，以及政治上的压力，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学术圈越来越多地避免对同行进行评估而几乎完全依赖数量。与此同时，每所大学都想在全国大学排名中提高名次，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益。这里我要特别批评的是学校将评估的工作交给大学出版社和商业出版社 ，换句话说，也就是像我这样的人的手里。对出版界的有些人来说，“扮演上帝”的角色可能很有趣，他们手中拥有决定他人是否获得终身教授的职位的能力，但却令我十分烦恼。多年后，我才开始明白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何这种做法会损害一个人的学术生涯。 我经常感到来自大学系科的压力，要我做决定是否出版一本书，他们可以以此为依据来决定聘用或解聘学者。
当我最终在我的书《希望的敌人》中谈论这个情况时，我得到的回应很尖锐也充满矛盾。他们中有一些是杰出的学者，有许多是正努力去获得职位的年轻人。他们给我写信，感谢我终于道出了真相。奇怪的是，著名的社会学家，纽约的知识分子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给我的信中告诉我要谨慎，不要揭露这么多大学中的运作。他说这么做很危险。昨天，我和王晓明交谈的时候，他告诉了我鲁迅写的两句话。第一句是：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就是说从敌人内部攻击最容易赢得战争的胜利，也可以理解为我方阵营内部的一些问题也会导致战争的失败。我受到了学术出版领域我的同事们的攻击，为此我很惊讶。鲁迅说：不要惊诧。 第二句话来自鲁迅《坟》的后记》：“自旧营垒中来，情形看得较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于死命。” 鲁迅的话有些矛盾，我希望能更好地理解这两句话。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似乎是在说――根据王晓明的解释――要小心你这边的人变成你的敌人。他说知识分子必须做好准备同时在两个方向作战，――一个是敌方，一个是自己这一方。这听上去很困难。我能达到鲁迅的要求吗？但是所有机警的人都很清楚鲁迅的话。引用美国华特.凯利的著名漫画中勃哥(Pogo)中的话：“我们遇到了敌人，他是我们。”
回到由统计而不阅读出版物的做法给大学带来的具体问题上。大学怎么会变得一团糟？为什么系部如此依赖我以及我所做的图书出版的工作。我认为人们曲解了治学的过程。我们不能忘记人的因素。不能忘记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大多数人――并不是所有人，但是大多数人――渴望来自外部的规则。我们自称憎恨规则，有时我们反抗他们。但是事实上，我们渴望外部权威给我们的规则。人们总是认为他们是自由的，别人才渴望规则，才愿意在权威的命令下生活。 我发现大多数美国人有一个臆断，那就是中国人都倾向于奥威尔所说的“集体思维”(group think)。在学术圈外的人则认为学者们倾向于尼采所说的“兽群思维”(herd thinking)。美国伟大的思想家爱默生曾说过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但他们其实都是服从主义者。
在美国, 科层思维的崛起开始于二战。整编大型军队的需要使严格管制变得关键。美国扩充军队的方法是向美国的公司学来的，从亨利.福特和流水线学来的。在20世纪，人们研究商业活动，并将其归纳为我在中国听到的的哈佛商学院的哲学。中国的书店里有许多书向读者揭示美国式商业战略思考模式形成的关键。书的封面上展示了野心勃勃、独当一面的美国商人形象，就如我手中所拿的这本，《哈佛谋略》，作者向洪、王雪、李向前，由青岛出版社出版。这是一套书中的一本，几乎每本的封面上都印着“哈佛谋略”四个字。
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做法应用于汽车制造，制作汉堡，在全世界用同样的作料烹制肯德基炸鸡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如果人们把他们当成绝对的规则来看待，企业便会走向衰弱，比如通用和其他的美国汽车公司。经理们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他们不知道怎样建立企业的新的合作的观念。在大学里， 学者们过多地批评管理者也是危险的。在美国，解决问题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共同的任务。
我们许多人在心理上喜欢被人支配，喜欢受到控制，这样我们自己就不用思考。这是为什么卡夫卡的故事里那只猿猴如此快乐的原因。它所有的本性已经消失，开始按部就班。卡夫卡警告了我们如果人类行为的科层模式占支配地位会出现的问题。1959年，C .瓦尔特. 米尔斯 告诫我们说：“对科层来说，世界是一个事实的世界，需要按照严格的规则来对待”。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1969年卸任的时候警告美国如果任由军队－工业情结 继续增长，会带来巨大的危险。 一个军人市民在和平时期应该能够脱下军装，做自己的工作。迪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他的论文《文化与行政》中解释了科层的本质。它并非一个概念而是一个行为，而这个行为最大的特征是不断增长。“每个机构的趋势是扩张” 。 他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管理机构数量上的增加将导致质的变化。10
在知识、信息和技术的产出被自动化之后，美国大学中出现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在人文科学中，越来越多的人成了卡夫卡会说话的猿猴，他们做讲座和写书的唯一目的是谈论他们自己。在科学研究中，管理者很骄傲地将大学的校门向商人打开，仿佛通用公司，哈佛商学院和它的经济系之间并无差别。我们也注意到，正如最近英国《时代周刊》的高等教育增刊的一个标题所说：“资产分派产生的新公司的数字是夸大的。人们都在谈论资产分派和技术转移，但是衡量这些东西越来越难。因为这些越重要，就有越多的人说谎”。我的岳父是《财富》五百强中一家跨国矿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经常说这样一句话：“数字不会撒谎，但撒谎者会编数字”。
将授予终身教授的决定权交给我这样的人并依赖于数字会有什么问题呢？好处确实存在。学者们和行政人员倚仗如哈佛这样的出版社就如同消费者依赖品牌一样。在美国科学界，如果一篇论文发表在《科学》、《自然》或《细胞》杂志上，杂志名本身就是其质量的保证，因此除了杂志的评审，别人无需读它。如果一本书由哈佛出版，那么，人们也没有必要去读它。我开始意识到，我作为出版人的基本愿望被颠倒了，我的初衷是希望人们阅读我出版的书，并谈论他们。对于系部而言，将决定终身教授的职权交给出版商的坏处是：系内成员不再谈论申请终身席位或晋升的候选人的论文，从而失去了重新设定他们的研究目标的最可靠的方法，他们不再互相学习，也无法从候选人身上学到东西。正是这种行为扼杀了创新。问题的关键在于判断。
康德将美学批判作为他批判理论的中心。他将艺术学校摆在理科学院和职业学院之间。为什么？因为为了更好地理解科学家和政治家需做的判断，我们需要将它们分离出来。而分离的最好的方法是去理解我们为何喜欢或不喜欢一项艺术创作。因为在做出这样的判断时，我们是绝对自由的，这些看上去绝不是什么十分重要的事，只是关于我们是否喜欢一部电影或一首诗。但是，美学判断不只是感觉。感觉是判断的基础。在我们决定是否喜欢一件艺术作品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冲动，要告诉别人我们为什么喜欢。由此我们开始进入了“理智的领域”（美国哲学家罗伯特.布兰登如此称呼它）进行论证。大学要求学者写作，是希望看到他们经历了思考的过程，他们有观点要表达并通过写作将其表述出来。当同事们判断一位候选人时，他们决定他的判断是否重要。当学者们将做判断的工作交给外部机构和计数时，他们恰恰放弃了他们最需要做的事。
这个问题比我所说的更严重。我们过分轻易地接受了科学和技术的权威凌驾于大学的所有活动之上。在这一点上，尼采是对的，但是并非出于他所说的原因，不是因为哲学高于科学。用技术和科层方法来管理大学的权威性的确立主要体现在科学及其实证方法在大学所有活动的主导地位。我认为，人文学科和科学在做判断时面临同样复杂困难的挑战，这一过程不应被降为一个机械方法。一位研究海洋生命的专家研究水母时，他（她）很难确定他（她）是否真正分离并找出了它。 当那些科学家因发现臭氧层空洞而获得诺贝尔奖时，他们在通过实证证明它时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仍然是一个假说。当伽利略制造望远镜并发现了火星附近的卫星，他必须几经确认才能下判断，他发现的很小的几点物质确实是卫星。他做出了一个判断并知道他人会对他的判断做出判断。我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和学者，我判断说我面前的这张纸上的字有着奇怪的形式，我在做我应该做的事。而你们作为我的同事需要判断我是否是一名称职的批评家和学者。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基于自身做出重要的判断，并公开支持这些判断。
我们需要看到，在美国和中国的学术界，科层的方法论对我们所做的研究作用不大。在美国，当前的问题是许多人时刻准备着“对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提出置疑。”（阿多诺，《文化和行政》，124页）在我从事的领域内，我和那些认为批判性判断不可能或不可取的那些学者展开了一场论战。难以置信的是，在投票站和市场活动中十分强调个人判断的国家里，会有人谴责判断而赞扬服从主义。但这确实存在。大学的活力在于独立的批判性思维，正是这种思维使19世纪德国的大学成为全世界的榜样。在美国，我们要努力重建大学的批判精神。这是所有科学成就的真正来源。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个体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对地球是平的、太阳绕着地球转、艺术应为宗教和政治服务的观点提出了置疑，科学和人文学科因此得以进步。就像北岛说：“我不相信天是蓝的”。而现在在西方大学占主导的科层的正统做法与此背道而驰。
美国的大学正在根据商业的秩序作出重新调整，中国的大学正在迅猛发展。是重新审视大学的本质的时候了。让我们重新理解批判性思维，让批判性思维领引我们。
Franz Kafka, “A Report to the Academy,” trans. Willa and Edwin Muir, in The Complete Stories, ed. by Nahum N. Glatzer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1), pp. 250-59.
2Friedrich Nietzsche, Beyond Good and Evil: Prelude to a Philosophy of the Future,, trans. R.J. Hollingdal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 pp. 129, 142, 144, 145.
3Walter Ruegg, ed.,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p. 170.
4 Walter Benjamin,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 Second Version, in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 3, ed. by Howard Eiland and Michael Jennings ,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 Press, 2002), p. 121.
5 Alessandro Russo, “The Probable Defeat: 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ositions, vol. 6 (1998), pp. 179- 202, p. 196.
6 C. Wright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59), p. 103.
7 Lindsay Waters, Enemies of Promise: Publishing, Perishing, and the Eclipse of Scholarship (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Press, 2004; distributed by Univ of Chicago Press).
8 Regier quoted by me in my Enemies of Promise, p. 7.
9 John B. Thompson, Publishing in the Digital Age, (Oxford: Polity Press, 2005)
10 C. Wright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59), pp. 117, 109, 111.
上海大学当代文化中心讲座
论科层方法评判学术能力所带来的问题
2006年6月26日 [最后修改日期：2006年8月24日]
背景
今天，我将从弗朗兹.卡夫卡（Franz Kafka）的《一份为科学院的报告》谈起。大家可能记得，这篇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只由猿猴进化为人类的动物，它讲述了自己如何克服其本性，变成一名训练有素的学者的故事。它放弃作为猿猴时的自由，“甘愿”受到学院生活——人的生活的束缚，例如，它学会了握手这一人类的社交礼仪。它的生存空间日益狭窄，直至无法逾越。它快乐地生活在幻象中，不再使用诸如“自由”之类的字眼，它说“人已经过多地被自由背叛 ”。它放慢了自己的脚步，养成了 “尽可能慢地做所有事的习惯。” 科学院中平静迟钝的生活 “使它根本不想逃离”。它发现模仿学院中的其它人很容易，从那些人身上，它学到了不少东西，以致其 “猿猴本性消失殆尽”。最终，它 “达到了普通欧洲人的文化水平”。它说它终于达到了最初的目标，现在唯一要做的是“传授知识”。它所做的一切，就是“写一份报告”1。但是，它的报告显示出一种恶性循环，因为它只能谈论它自己，毫无学术内容。在这个故事里，卡夫卡用揶揄讽刺的笔调为我们刻划了一个后现代西方学者，远早于大卫.洛奇 (David Lodge)，这个为做讲座而不停地做着讲座的人。他们并不在追求真理，只是为了在自己的简历上添上一笔。
卡夫卡拥有一名艺术家做出预言的能力。他预见到他的时代中某些力量的走向并准确地预言了西方大学中人们将面临的变化。在欧洲， 与他同时代的尼采(Nietzsche) 抱怨说欧洲大学里“哲学和科学的地位发生了有害和不当的错位”，并且这一错位有可能得到确认。“科学开始给哲学定规矩，扮演起主宰的角色来。也就是，扮演起哲学家来”（129页）。很快，尼采预言，哲学家们将不愿坦率地表达观点，而这些“不合适的领导们”将在大学中高升，哲学也会因此不再得到重视。那些主张“客观精神 ”的人将宣告所有看似“主观”的学科的死亡。这所谓的客观性将带来 “科学性 ”和“纯粹非主观知识” 的胜利，而事实上，这些不过只是怀疑主义的论调。尼采强调哲学家必须再次控制主导权，强调“判断的重要性…也就是…价值的评估和创造 ”(142)。通过评估，知识才能获得创造和更新。但是，人们不愿做哲学家做的事情，因为他们必须通过自身的体验独自探索。这样的人拥有大胆丰富的精神，不同于大多数的思想家和学者的思考方式。2
现代大学是西方一大重要的发明，不要将它和它最不严密和最无创造性的一个分支混淆，那就是 工商管理硕士（MBA）项目，比如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项目之所以获得它目前的学术正统性，就在于它与研究如希提语的古代语言系同处一校。因为希提语研究是纯学术的，它的纯粹性和 超越性是MBA项目希望利用的。单纯的利欲需要在大学里同纯粹的追求知识的行为直接相连来获益，而这种追求知识的行为不受利益的驱动。如果大家想从西方学习建设中国大学建设的方法时，应研究中世纪后法国和意大利大学的长期发展。西方大学对世界的积极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那些传播文明的人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做什么。人们说柔能克刚，确实如此。西方学者在本能地传播文明的观点和形式的时候，获得了最大的成功，就像蜜蜂采蜜，在它在花丛中飞舞时，传播了生命的形式－花粉。总体上说，大学的繁盛很好地说明了应如何慢慢地堆动一项创新，使它得到推广，有时任其发展，有时仔细管理。回溯历史，大学这一欧洲最光辉的发明在欧洲以及其他地方传播的过程中最了不起的一点是，它并不是强加在任何人身上的，人们都是被它所吸引。
在很大程度上，即使今天，人们仍然按照中世纪僧侣们向未知世界推进的做法来发展大学和学院。仿佛有一种向外的推进力，一直从雅典和耶路撒冷到北京和上海。在这些博学的僧侣建起缮写室和住所的其他部分后，他们依靠自己的生活方式而非武力来吸引和影响他人。出版物的频繁使用并不是后来才有的事。书籍一直是西方学者生活的基本部分。公元三世纪，第一所集中了书籍，学者和研讨会的现代风格的学府， 在东地中海地区建立。也就是在那时，手抄本式的书开始出现。
再往后，德国人在建立现代西方大学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尤其是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柏林大学的建立是一个关键。随后德国模式在欧洲缓慢推广，在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美国，较快地被接受。这是欧洲模式通过吸引他人而传播的最好例证。
在1800年左右，融合了教学和研究--可出版的研究--的现代大学开始形成，并占主导地位，由于其高效，因而独具吸引力。僧侣式的理想为职业化理想所取代。1800年后的大学的特点，在今天看来有较多的科层的特点，在当时却是在某种程度上使政治家们靠边站的方法。如果一个国家本身正在变得强大，那么它的大学在科学研究和撰写文化历史方面越成功，国家就越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将其国有化。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大学进行研究和教学的事业将会受到削弱。德国模式之所以广为传播，是因为当时欧洲的政治分隔给学者提供了许多空间和灵活度。他们受到官员的掌控，但没有受到国家权利的控制，因为不存在这样的权利。根据现在的定义，并不存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因此，学者们开始习惯于自主和自由，他们比法国的学者拥有的自由要多的多。德国模式的成功使欧洲的古典大学不再风靡， 德国大学的学者失去了他们修道士身份给予他们的权威，但获得了新的不同的探索的自由。“教与学的自由 ”（Lernfrieheit）引导着欧洲人，他们将研究, 教学, 研究机构，出版，大型研究型图书馆以及实验室都结合在了一起。3 美国的大学是美国社会制度与结构的成功典范之一，在欧洲大学的基础上，将实验态度带入人文和科学领域。并且，它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
大学是一件工具，是我们从过去、从传统继承的一件复杂装置。和人类发明的所有工具相同，它需要被明智地使用，就像斧子，可以用于建造，也可以用于毁灭。大学也可以用于不同的目的。20世纪30年代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向他的左翼的朋友建议，电影是与机关枪相似的机械装置。他警告我们，技术设施应为人类的需要服务。他写道：“如果创造性力量的自然使用受到资产制度的阻碍，那么技术手段的增加所带来的速度的加快以及能源的利用会促使其向非自然使用转变。战争验证了这一点。战争造成的破坏证明社会还不够成熟，不能使技术为它服务。技术发展得还不够充分，无法控制社会的基础力量 ”。4在其他场合，本雅明提出了另一个观点，即传统总是冒着被可怜巴巴的服从主义从内部毁灭的风险。我们有责任将它从服从主义者手中夺回。他们似乎把它当成自己的财产，使它失去了吸引力，令人不快，但大学并不属于他们。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它偷回来，重新成为我们的工具。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1968年后，根据阿勒桑德罗.鲁索（Allesandro Russo）的观点，毛派政治实验集中在学校和工厂。比如，“工人大学宣称他们的目的是重建工人和工厂的关系”，而在大学里，政治实验“讨论了如社会不平等和教育机构的关系等问题，并在一般意义上明确了知识形成和传授的政策 ”。5当时，西方政治活动家也在反思工厂和大学的关系。不幸的是，在60年代向70年代过渡的时候，这些实验停止了。重新定义这些关系的失败导致了我们今天西方所处的境地，那就是，大学的人文目标转向幕后，大学正在变成一家工厂。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在睡梦中的时候，美国大学被公司化了，成了福特汽车厂似的一个地方，教授们如流水线上的工人，做着越来越机械的工作，直到精疲力竭。
让我解释一下我在大学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我对于美国大学内发生的变化的视角比较特殊。在C.瓦尔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著作《社会学的想象》中，在“科层制气质”一章中描述了我所从事的工作的特别之处：“他们是一群新的奇怪的官僚：他们是思想的执行官，学术领域内的公关人员 ”，他们的工作是管理书籍的生产。6我曾写过一本书，书名为《希望的敌人：出版，消亡和学术精神的衰败》。7我觉得我仿佛就是米尔斯描述的那一种新的科层。但是假如我是他们中的一份子，我就是新的科层中的新新份子，一个意识到我们行为的荒谬极端的科层，我们中的许多人――更不用说你或我――都陷入了这个极端。卡夫卡和尼采的预言在美国学术界达到了几乎不可救药的地步。
二战后，美国大学的规模日益庞大，这引起了大学行政和管理的许多问题。中国现在可能也已出现类似的问题。我们可以做出比较，因为中国大学和美国大学在结构上是部分相似的。这并不奇怪。因为去许多中国大学参观，你会发现他们很多是在清朝末年由中美学者合作建立的。看看苏州的大学，广州的中山大学，看看校园里的建筑，比例协调，错落有致。我的双眼所见可能与你不同。我看到的一切都很眼熟，这些校园和美国中部的美丽校园十分相象，如衣阿华州的格林乃尔学院和明尼苏达州的卡尔顿学院。他们很相象是因为他们是由相同的人设计的，设计者是来自美国中部的传教士，我也来自那里。中国和美国的这些大学都是在国家领导者希望增加教育机会的时候建造的。可以说，中国大学和现代美国大学有着同样的令人赞许的政治目标，那就是使越来越多的学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从而促进机会的平等，实现更加平等的民主社会。
正是为着更平等的目标，我们需要形成评估学术水平的公平方法。出于这一目的，以科层方法管理大量人口的工具产生了。这使人们认为根据出版物的数量和被引用的次数来做出评估比评价内容要公平地多。如果管理人员要根据内容来做出评价，会不会受到个人偏见地影响，比如对某一个学者的研究领域感兴趣，或是有个人联系，“老同学联系网”或“关系”？数字看上去则要客观的多，但是，难道他们就没有主观性吗？
我们先不谈将主观与客观分离是否有理，来看一下美国大学最近的发展史。可能你会发现，这一段历史与中国现在的情况有些相关。在美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对于数字的重视导致了出版物成倍的增长，越来越多想要进入大学成为教授和管理者的人出于必要越来越脱离个体学者和系部的研究项目。一些因素加剧了这些问题。首先，出版物的数量猛增。“在过去二十年中，”威利斯.瑞吉尔（Willis Regier）最近写道，“由加利福尼亚、哥伦比亚、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增加了一倍，印第安那和耶鲁增加了两倍，斯坦福增加了五倍。…1980年剑桥出版了543本书，牛津802本。2000年，剑桥出版了2376本新书，牛津2250本。2000年所有大学出版的书籍总量达到3100万本。”8
第二，自从1973-74年石油危机后，美国削减了高等教育经费。随着里根的上台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增长，政治家们说服了选民减少给教育的支持，并使他们相信这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共和党人声称，教育应该自给自足。（他们同样声称伊拉克战争在石油上的获益可以平衡其支出）。美国经济长期走下坡路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增长使图书馆和学者减少购买学术出版物的数量，导致出版公司为了赚钱奔忙。由此引出第三点。自从预算减少，许多一心赚钱的出版公司（非大学出版社）开始用越来越多的不道德手段从美国学术制度中赚钱，导致其进一步恶化。一方面，学者们被告知要多写多出版，而出版商将书销售给学校机构和个人则越来越难。非盈利的出版单位与利益主导的出版商大不相同。他们就像那些在清朝末年帮助中国建立大学的传教士。而为盈利的出版商则如同一心求利的商业公司来操作。赚钱难道不是他们唯一的目标，他们对股东的责任吗？非盈利的出版者常常是大学的一部分，在资助和销售量都持续减少的时候，他们希望通过增加出版物的数量以及出版能吸引大众的非学术书来增加盈利。在这一方面，他们通常不会成功，因为出版学术书和畅销书几乎是两回事。因此，他们非但不赚钱，还会损失更多的钱（参见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对这种情况的详尽分析9）。这是美国学术出版危机的来源。
问题的本质
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很大的问题，但是由于采用科层上看似方便政治上似乎可取的方法，以出版物的数量来决定学者个人是否对自己的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以及系部和大学是否建立了重要的研究项目，实际的情况要糟的多。上文中我谈到有些出版商通过不道德的手段赚钱，大家可能已经猜到，许多情况下，学者们得到出版商的帮助出版一些没有很大成果的论文。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只依靠数量来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得到终身教授的席位。美国大学的一个特别之处是一位教授必须在证明了自己的教学能力并出版著作后，才能获得终身教授的席位。 鼓励多多出版著作的悖论是它忽视了作品的内容。这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后果如何还不明朗，但是这对中国学界很重要，可能也很相关。1998年，江泽民在北大的演讲中要求中国拥有几所能够培养“高质量的创新人才的达到世界水平的一流大学”。在中国向这些目标前进的时候，这些问题都很重要。
管理层对数量的强调，教师获得教职的高难度，教师数量的增加，以及政治上的压力，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学术圈越来越多地避免对同行进行评估而几乎完全依赖数量。与此同时，每所大学都想在全国大学排名中提高名次，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获益。这里我要特别批评的是学校将评估的工作交给大学出版社和商业出版社 ，换句话说，也就是像我这样的人的手里。对出版界的有些人来说，“扮演上帝”的角色可能很有趣，他们手中拥有决定他人是否获得终身教授的职位的能力，但却令我十分烦恼。多年后，我才开始明白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何这种做法会损害一个人的学术生涯。 我经常感到来自大学系科的压力，要我做决定是否出版一本书，他们可以以此为依据来决定聘用或解聘学者。
当我最终在我的书《希望的敌人》中谈论这个情况时，我得到的回应很尖锐也充满矛盾。他们中有一些是杰出的学者，有许多是正努力去获得职位的年轻人。他们给我写信，感谢我终于道出了真相。奇怪的是，著名的社会学家，纽约的知识分子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给我的信中告诉我要谨慎，不要揭露这么多大学中的运作。他说这么做很危险。昨天，我和王晓明交谈的时候，他告诉了我鲁迅写的两句话。第一句是：堡垒总是从内部被攻破。就是说从敌人内部攻击最容易赢得战争的胜利，也可以理解为我方阵营内部的一些问题也会导致战争的失败。我受到了学术出版领域我的同事们的攻击，为此我很惊讶。鲁迅说：不要惊诧。 第二句话来自鲁迅《坟》的后记》：“自旧营垒中来，情形看得较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于死命。” 鲁迅的话有些矛盾，我希望能更好地理解这两句话。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似乎是在说――根据王晓明的解释――要小心你这边的人变成你的敌人。他说知识分子必须做好准备同时在两个方向作战，――一个是敌方，一个是自己这一方。这听上去很困难。我能达到鲁迅的要求吗？但是所有机警的人都很清楚鲁迅的话。引用美国华特.凯利的著名漫画中勃哥(Pogo)中的话：“我们遇到了敌人，他是我们。”
回到由统计而不阅读出版物的做法给大学带来的具体问题上。大学怎么会变得一团糟？为什么系部如此依赖我以及我所做的图书出版的工作。我认为人们曲解了治学的过程。我们不能忘记人的因素。不能忘记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大多数人――并不是所有人，但是大多数人――渴望来自外部的规则。我们自称憎恨规则，有时我们反抗他们。但是事实上，我们渴望外部权威给我们的规则。人们总是认为他们是自由的，别人才渴望规则，才愿意在权威的命令下生活。 我发现大多数美国人有一个臆断，那就是中国人都倾向于奥威尔所说的“集体思维”(group think)。在学术圈外的人则认为学者们倾向于尼采所说的“兽群思维”(herd thinking)。美国伟大的思想家爱默生曾说过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但他们其实都是服从主义者。
在美国, 科层思维的崛起开始于二战。整编大型军队的需要使严格管制变得关键。美国扩充军队的方法是向美国的公司学来的，从亨利.福特和流水线学来的。在20世纪，人们研究商业活动，并将其归纳为我在中国听到的的哈佛商学院的哲学。中国的书店里有许多书向读者揭示美国式商业战略思考模式形成的关键。书的封面上展示了野心勃勃、独当一面的美国商人形象，就如我手中所拿的这本，《哈佛谋略》，作者向洪、王雪、李向前，由青岛出版社出版。这是一套书中的一本，几乎每本的封面上都印着“哈佛谋略”四个字。
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做法应用于汽车制造，制作汉堡，在全世界用同样的作料烹制肯德基炸鸡方面是成功的。但是，如果人们把他们当成绝对的规则来看待，企业便会走向衰弱，比如通用和其他的美国汽车公司。经理们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他们不知道怎样建立企业的新的合作的观念。在大学里， 学者们过多地批评管理者也是危险的。在美国，解决问题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共同的任务。
我们许多人在心理上喜欢被人支配，喜欢受到控制，这样我们自己就不用思考。这是为什么卡夫卡的故事里那只猿猴如此快乐的原因。它所有的本性已经消失，开始按部就班。卡夫卡警告了我们如果人类行为的科层模式占支配地位会出现的问题。1959年，C .瓦尔特. 米尔斯 告诫我们说：“对科层来说，世界是一个事实的世界，需要按照严格的规则来对待”。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1969年卸任的时候警告美国如果任由军队－工业情结 继续增长，会带来巨大的危险。 一个军人市民在和平时期应该能够脱下军装，做自己的工作。迪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他的论文《文化与行政》中解释了科层的本质。它并非一个概念而是一个行为，而这个行为最大的特征是不断增长。“每个机构的趋势是扩张” 。 他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管理机构数量上的增加将导致质的变化。10
在知识、信息和技术的产出被自动化之后，美国大学中出现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在人文科学中，越来越多的人成了卡夫卡会说话的猿猴，他们做讲座和写书的唯一目的是谈论他们自己。在科学研究中，管理者很骄傲地将大学的校门向商人打开，仿佛通用公司，哈佛商学院和它的经济系之间并无差别。我们也注意到，正如最近英国《时代周刊》的高等教育增刊的一个标题所说：“资产分派产生的新公司的数字是夸大的。人们都在谈论资产分派和技术转移，但是衡量这些东西越来越难。因为这些越重要，就有越多的人说谎”。我的岳父是《财富》五百强中一家跨国矿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经常说这样一句话：“数字不会撒谎，但撒谎者会编数字”。
将授予终身教授的决定权交给我这样的人并依赖于数字会有什么问题呢？好处确实存在。学者们和行政人员倚仗如哈佛这样的出版社就如同消费者依赖品牌一样。在美国科学界，如果一篇论文发表在《科学》、《自然》或《细胞》杂志上，杂志名本身就是其质量的保证，因此除了杂志的评审，别人无需读它。如果一本书由哈佛出版，那么，人们也没有必要去读它。我开始意识到，我作为出版人的基本愿望被颠倒了，我的初衷是希望人们阅读我出版的书，并谈论他们。对于系部而言，将决定终身教授的职权交给出版商的坏处是：系内成员不再谈论申请终身席位或晋升的候选人的论文，从而失去了重新设定他们的研究目标的最可靠的方法，他们不再互相学习，也无法从候选人身上学到东西。正是这种行为扼杀了创新。问题的关键在于判断。
康德将美学批判作为他批判理论的中心。他将艺术学校摆在理科学院和职业学院之间。为什么？因为为了更好地理解科学家和政治家需做的判断，我们需要将它们分离出来。而分离的最好的方法是去理解我们为何喜欢或不喜欢一项艺术创作。因为在做出这样的判断时，我们是绝对自由的，这些看上去绝不是什么十分重要的事，只是关于我们是否喜欢一部电影或一首诗。但是，美学判断不只是感觉。感觉是判断的基础。在我们决定是否喜欢一件艺术作品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冲动，要告诉别人我们为什么喜欢。由此我们开始进入了“理智的领域”（美国哲学家罗伯特.布兰登如此称呼它）进行论证。大学要求学者写作，是希望看到他们经历了思考的过程，他们有观点要表达并通过写作将其表述出来。当同事们判断一位候选人时，他们决定他的判断是否重要。当学者们将做判断的工作交给外部机构和计数时，他们恰恰放弃了他们最需要做的事。
这个问题比我所说的更严重。我们过分轻易地接受了科学和技术的权威凌驾于大学的所有活动之上。在这一点上，尼采是对的，但是并非出于他所说的原因，不是因为哲学高于科学。用技术和科层方法来管理大学的权威性的确立主要体现在科学及其实证方法在大学所有活动的主导地位。我认为，人文学科和科学在做判断时面临同样复杂困难的挑战，这一过程不应被降为一个机械方法。一位研究海洋生命的专家研究水母时，他（她）很难确定他（她）是否真正分离并找出了它。 当那些科学家因发现臭氧层空洞而获得诺贝尔奖时，他们在通过实证证明它时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仍然是一个假说。当伽利略制造望远镜并发现了火星附近的卫星，他必须几经确认才能下判断，他发现的很小的几点物质确实是卫星。他做出了一个判断并知道他人会对他的判断做出判断。我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和学者，我判断说我面前的这张纸上的字有着奇怪的形式，我在做我应该做的事。而你们作为我的同事需要判断我是否是一名称职的批评家和学者。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基于自身做出重要的判断，并公开支持这些判断。
我们需要看到，在美国和中国的学术界，科层的方法论对我们所做的研究作用不大。在美国，当前的问题是许多人时刻准备着“对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提出置疑。”（阿多诺，《文化和行政》，124页）在我从事的领域内，我和那些认为批判性判断不可能或不可取的那些学者展开了一场论战。难以置信的是，在投票站和市场活动中十分强调个人判断的国家里，会有人谴责判断而赞扬服从主义。但这确实存在。大学的活力在于独立的批判性思维，正是这种思维使19世纪德国的大学成为全世界的榜样。在美国，我们要努力重建大学的批判精神。这是所有科学成就的真正来源。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个体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对地球是平的、太阳绕着地球转、艺术应为宗教和政治服务的观点提出了置疑，科学和人文学科因此得以进步。就像北岛说：“我不相信天是蓝的”。而现在在西方大学占主导的科层的正统做法与此背道而驰。
美国的大学正在根据商业的秩序作出重新调整，中国的大学正在迅猛发展。是重新审视大学的本质的时候了。让我们重新理解批判性思维，让批判性思维领引我们。
Franz Kafka, “A Report to the Academy,” trans. Willa and Edwin Muir, in The Complete Stories, ed. by Nahum N. Glatzer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1), pp. 250-59.
2Friedrich Nietzsche, Beyond Good and Evil: Prelude to a Philosophy of the Future,, trans. R.J. Hollingdal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3), pp. 129, 142, 144, 145.
3Walter Ruegg, ed., A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in Europe, p. 170.
4 Walter Benjamin,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 Second Version, in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 3, ed. by Howard Eiland and Michael Jennings ,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 Press, 2002), p. 121.
5 Alessandro Russo, “The Probable Defeat: 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positions, vol. 6 (1998), pp. 179- 202, p. 196.
6 C. Wright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59), p. 103.
7 Lindsay Waters, Enemies of Promise: Publishing, Perishing, and the Eclipse of Scholarship (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Press, 2004; distributed by Univ of Chicago Press).
8 Regier quoted by me in my Enemies of Promise, p. 7.
9 John B. Thompson, Publishing in the Digital Age, (Oxford: Polity Press, 2005)
10 C. Wright Mills,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59), pp. 117, 109,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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