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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吉登斯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努力探索，应该从积极的方面予以肯定。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中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越南汉喃研究院/合编 中方主编：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教授葛兆光越方主编：汉喃研究院院长、教授郑克孟全书25册，定价15.000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钱穆说，中国人以历史为宗教。国人的思想，经常是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来开头的。历史，是文化中国的长城。探寻和还原丰厚的历史中国和文化中国，正是大国崛起前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有识之士早已提出，于中国的自我认识，不仅要走出"以中国为天下中心自我想象"的时代，也要走出"仅仅依靠西方一面镜子来观看中国"的时代，学会从周边各种不同文化体的立场和视角看中国，在这些不同的多面的镜子中，重新思考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包括傅斯年以及胡适、陈寅恪、陈垣在内的一大批学者，都看到了这些"新资料"的价值，可是，七十来年过去了，除了吴晗在《李朝实录》中辑出十几册明清中国资料之外，似乎有关中国的日本、越南和朝鲜汉文资料，国内还没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近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历时三年精心编纂成《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这套卷帙浩繁、耗费编者大量时间、心血，耗费出版者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大型文献，是中国学术界、出版界首次对越南汉文文献的系统整理，是学者葛兆光所提出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燕行图集"系统出版的开始，牵引出了一个以汉文连缀的共同教养和共享传统的时代，一个新的、彼此关联的历史世界，学界"感到了巨大的兴趣"。对于民众而言，在与不同民族、国家立场出发的历史记载的"对视"中，我们更懂得了中国，懂得了自己。 葛兆光：多面镜子看中国我们对于中国的自我认识，不仅要走出"以中国为天下中心自我想象"的时代，也要走出"仅仅依靠西方一面镜子来观看中国"的时代，从周边各种不同文化体的立场和视角，在这些不同的多面的镜子中，重新思考中国。2007年，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在上海刚刚成立时，我曾经提出，把"从周边看中国"作为重要研究课题之一。"从周边看中国"这一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对周边文化区域所保存有关中国的文献的研究，即借助"异域"的眼睛来重新审视"中国"。为什么？简单地说，就是我们对于中国的自我认识，不仅要走出"以中国为天下中心自我想象"的时代，也要走出"仅仅依靠西方一面镜子来观看中国"的时代，学会从周边各种不同文化体的立场和视角，在这些不同的多面的镜子中，重新思考中国。道理很简单，因为自我想象常常会自大，单靠一面镜子则容易片面。无论在日本、朝鲜还是在越南，有关中国的文献包括汉文书写的文献都相当丰富，我们相信，这些文献恰好能够让我们"跳出中国，又反观中国"，了解中国的真正的历史和文化特性。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拥有基本文献，没有文献的论述只是纸上谈兵，因此，我们把越南、朝鲜、日本所藏有关中国的汉文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当作复旦文史研究院这一研究课题起步时期的基础工作。其中，跨越元明清三代长达数百年，来自日本、朝鲜和越南等东亚诸国的使臣、僧人、学者、商贾在中国出使、旅行和游历时留下的汉文记录，就尤其值得格外关注，因为这些"亲历中国"的异乡人，可能比本土人士更加敏感，会注意到文化、风俗和政治上的差异，而这些民族、传统和国家立场不同的旅行者，不仅会对异国有实录，也会有批判甚至想象，当然，也呈现着曾经共享一个文化传统的各国之间，人们曾经有过的友谊和交往。无论是实录、批判、想象或是友情的记录，都是古代越南、朝鲜和日本人对中国的感观和看法，它可以成为我们中国人自我认识的新资料。很幸运的是，在2008年，我们得到越南汉喃研究院的支持，把"越南所藏燕行文献"当作我们合作的项目，由越南方面提供文献的扫描件和作者资料，由中国方面进行整理影印和提要撰写。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现在，总算将这79种将近10000页的文献汇编成册，可以提供给有兴趣的学术界同仁了。在翻阅这些古代越南人有关中国的记载时，我常常会有一些奇特的感受。一方面这些出自越南文人之手，以汉文书写的诗歌、散文、游记，表现了古代越南人对于传统汉文化的熟稔，黎贵惇（1726-1784）《见闻小录》曾记载，明清两代越南使者与朝鲜使者在北京会面，便用汉文写诗彼此唱和，以汉文写序互相题赠，这让我想起朝鲜通讯使在日本出使时与东瀛学者同样以汉文笔谈交往的情景，也许可以说，汉文就像早期欧洲的拉丁文一样连缀起一种文化，这个区域确实曾经有过一个共同教养和共享传统的时代；但是另一方面，从越南汉文燕行文献，例如在黎（1750-1805）的《北行丛记》和李文馥（1785-1849）《夷辩》等记载中，也可以看到清帝国与周边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像他们要求把越南和朝鲜、日本、琉球和中国同样看成是"天地间同文之国"，这并不是对"汉字文化圈"的认同，实际上却是这个曾经和中国共享汉字传统的国家，试图摆脱朝贡体系，和清国渐行渐远。明清两代，中国也曾有过一些类似的越南行记，如黄福《奉使安南水程日记》、钱溥《使交录》、杨寅秋《绥交录》、潘鼎珪《安南纪游》、李仙根《安南使事记》等，我总觉得，越南的燕行文献和这些中国的越南记载对读之下，可以发掘古代中国与越南人在相互观看，而从这种彼此"对视"之中，既可以看到传统中国文化在古代越南的长久影响，也可以看到古代越南对中国认识的变化，以及各个民族、国家和历史意识在近世的逐渐形成，当然还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和越南社会实况和风俗细节，特别是在他们南北穿行千里途中，还可以了解活生生的生活景观。尽管中国自身的史料之多，常常被用"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来形容，但是这些来自异域的资料仍然有其价值，因为它的记载有另一个立场，它的评价有另一种眼光，它的观察有另一种角度，因此这是一些很有价值的新资料。新资料很重要，正如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所说，史料的扩充和工具的改进其实就是学术的进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包括傅斯年以及胡适、陈寅恪、陈垣在内的一大批学者，都看到了这些文献的价值，可是，70来年过去了，除了吴晗在朝鲜的《李朝实录》中辑出十几册明清中国资料之外，似乎有关中国的日本、越南和朝鲜汉文资料，还没有特别好的整理和研究。让人高兴的是，近年来情况有所变化，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学界都开始有人关注这一领域。人们发现这些资料可以补足我们过去历史研究中的含糊和笼统，理清单一角度的认知，更发现由于不同民族、国家立场出发的历史记载，原来会如此不同。我想，如果更多学者注意这个"宝库"，这些新的历史资料和周边各种语言，将成为新的领域和新的工具，把中国和周边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彼此关联的历史世界。陈正宏："异域之眼":越南使者北行中国由于行程漫长，经历丰富，加上外国人对异国他乡的好奇，这些燕行人员在中国境内所撰述编绘的有关中国的文字或图像，时常比中国本土同时期的记录更为细致、直白而不加修饰，成为今天我们追溯往昔时代生活细节与真相的重要的参考文献。越南汉文燕行文献，是指历史上越南官方使节北使中国，或民间人士来华旅行而撰述的相关汉文记录，其主要形式为燕行记、北使诗文集和使程图。《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搜辑了现存于越南的79种独立成书或成卷的燕行文献，以影印文献原书并为每一种文献撰著提要的形式，从一个特殊的侧面，系统地展示了公元1314年至1884年这五百多年间中越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同时也通过"异域之眼"，直观地呈现了元明清时期中国的感性样态。《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收录的，主要是越南陈朝、后黎朝、西山朝和阮朝出使中国的燕行使者的著述。当年来华的使臣，如冯克宽、阮宗窐、黎貴惇、阮攸、潘辉注、李文馥、阮文超、裴文禩、阮述等，在越南国内均是极一时之选的著名文臣，不仅汉文修养甚高，对中国历史文化也十分熟悉。燕行途中他们娴熟地运用汉文撰述使程日记，书写往来公文，以汉诗咏叹摹写各地风光，并与中国朝野士绅文字交流--前期经过南京和后期经过湖南的使臣，留下参与当地文人诗文之会的唱和诗作尤其多--到北京后又用汉诗汉文和朝鲜、琉球两国使节唱和赠答，并以能用汉文相互沟通而深感自豪，这充分表明在20世纪以前的东亚，由中国人创造发明的汉字及其书面语形式--汉文，确实和早期欧洲的拉丁文一样，具有跨国界通用语的功能，并成为东亚汉文化圈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年的越南使者来华，大部分是通过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中国的。在经过广西和两湖后，其行进路线因历史时期不同而大致分为前后两路，前期东折沿长江顺流而下，经南京北上赴燕京；后期则在湖北渡长江，北上河南过黄河，再经河北抵燕京。其旅程经历大半个中国，往返往往要花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由于行程漫长，经历丰富，加上外国人对异国他乡的好奇，这些燕行人员在中国境内所撰述编绘的有关中国的文字或图像，时常比中国本土同时期的记录更为细致、直白而不加修饰，成为今天我们追溯往昔时代生活细节与真相的重要的参考文献。《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所收诸书中，既有像道光皇帝中年就齿牙落尽那样的当时中国官绅绝不敢形诸笔端的内廷实录，也有如近代著名诗人陈三立现存最早期的两首佚诗这样重要的文史文献；既有李文馥以汉诗所绘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尚对澳门行使主权时的当地和煦风光，也有黎貴惇用汉文所述乾隆年间使程舟船因伴送钦差的管家勾结船主沿途贩卖私盐，导致归程延滞之类的官场腐败现象。此外，4种使程图细绘镇南关至北京所经路线和各地名胜，对广西、湖南的水路、塘讯描绘尤详。凡此均从不同的视角，真切地显示了当时中国的诸多实相。《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是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越南汉喃研究院合作，历时三年精心编纂的成果。越南汉喃研究院提供了丛书所收大部分文献的清晰扫描件，并搜辑了部分作者的传记资料。复旦大学方面则负责文献的真伪考订、编年排次、提要撰写和影印出版，为此多次派员赴越南，核对相关文献原书，查验扫描文件。已经面世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不仅对各相关文献的实际作者和撰述年代多加考辨，纠正了现在通行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中的不少错误，而且同一作者所撰各书，或同一书的不同版本，如果篇章、文字或图像都不太完备，则各本都加影印收入丛书，整体学风谨严，结构规整。2010年是中越双方政府拟定的中越友好年，又恰逢中越建交60周年和越南首都河内（古名昇龙）建城1000年。"偶合夤缘千里外，相期意气两情中。"当年从包括昇龙在内的越南各地出发来中国的那些越南燕行人员在中华大地上留下的充满情感的文字，汇聚在今天出版的这部《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中，无疑已成为中越两国乃至东亚汉文化圈诸国友好交往历史的重要见证。可以预见，本丛书的出版，必将促使海内外各界较以往更多地关注中国和越南等周边国家的历史因缘，更加重视东亚汉文文献资源利用与研究，进而更深入地体认汉字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与深刻影响。 　 郑克孟：有关汉文北使文献越南汉喃研究院教授、院长越南汉文燕行文献包括越南使者出使中国或历史上民间人士游历中国时留下的汉文记载和图画，其中以燕行记、北使诗文集和北使程图等为主要形式。在越中邦交史上，两国使者在多个世纪里不断接触交流。关于越中邦交史的书籍资料原本相当丰富，但保存至今却并不算多。越南汉喃研究院和其他图书馆的汉喃书库中目前还保存着一批史料相当丰富的北使文献，其中大部分是越南使臣出使中国时用汉文撰述的各类作品。越南社会科学院所属汉喃研究院认识到这批文献的重要价值，因此与中国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合作，对有关材料进行收集和整理，编纂出版《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这一丛书。越南汉文燕行文献包括越南使者出使中国或历史上民间人士游历中国时留下的汉文记载和图画，其中以燕行记、北使诗文集和北使程图等为主要形式。这些作品以诗歌或散文形式呈现，内容涉及出使途中日记、见闻纪事和抒发离家乡愁的杂感等。还有一些作品绘制了从昇龙（越南河内）到燕京（中国北京）沿途线路图，每个使团经过或停留的地点都绘制地图，并题诗吟咏。《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选择收录的文献，包括53位越南作者的79部作品，文献原件主要存放于汉喃研究院的汉喃书库（越南汉喃书籍的主要收藏地）中。越南国家图书馆的汉喃书库中只有三部相关作品，其内容与汉喃研究院的所藏书籍重复，因此未列入这次收集的书目中。在这79部汉文燕行文献中，时代最早的有陈朝名士阮忠彦（1289-1370）撰于14世纪的《介轩诗集》。接下来15、16世纪越南使者的一些作品，由于保存不全，又不是独立完整成书成卷的，所以只能割爱。随后是冯克宽在1597年出使途中创作的诗文《使华手泽诗集》、《旅行吟集》等。其余作品主要是从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叶撰写的。在这些北使文献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记述有越南使者与朝鲜使者在中国唱和的诗歌，如1597年朝鲜使者李睟光与冯克宽，以及18世纪朝鲜洪启禧与黎贵惇的唱和诗。《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的出版形式是原书影印，每种文献前有一篇向读者介绍该文献作者及作品内容的解题。 周振鹤："学界感到了巨大的兴趣" 做历史，尤其是做历史编纂学，材料是最基本的东西，先材料而后方法。20世纪史学大发展，就是因为我们有四大发现，首先是甲骨文，其后是敦煌遗书，再后是秦汉简牍，再后是明清档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提倡的是从周边看中国，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材料是非常重视的。越南燕行图出在前，朝鲜燕行图也准备出版了。燕行图在国内出了选本，比如元朝的材料，明朝的材料，全出还没有过。越南的史料基本上过去没有出过，有日本学者到越南影印过，但是没有这么漂亮、系统的出版出来，而且里边有稿本和钞本，很珍贵。首次系统而且相当完整地把这些材料出出来，对推动东亚史跟中国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好处，学界感到了巨大的兴趣。有历史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不是所有的古文化、古文明都有历史感的，比如，印度文明就没有历史感。对一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他们认为是不重要的，只关心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葛兆光所提出的从周边不同文化体看中国，当然是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了。在中国古代，文史哲本是不分家的，但现在的学科壁垒比较严重，文学和历史分家，而且历史研究也分了很多类，世界史，本国史，本国史又有专门史，断代史，社会史，经济史，越分越细，"从周边看中国"就有意有"打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研究中国历史，不能光从自己国家的材料出发，到底别人怎么看我们，要多一面镜子。我过去也说过，乾隆皇帝认为清帝国是天朝上国，无所不有，不愿意与英国人交易，最多赏赐给英国人些茶叶、丝绸，他认识自己了吗？没有。因为他不认识对手。不认识对手，就等于不认识自己，因为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的分量和地位。半个世纪后，鸦片战争就爆发了。所以，通过别人认识自己是很重要的。历史研究也是这样，如果光拿自己的材料来研究自己，显然是不够的。西文文献里还有很多关于中国的史料，也是以后需要深度发掘的。中国文化里，历史有很大的意义。中国文化正是因为有历史感，所以成为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文化从古到今的变化，自觉维护这个文化的脉络。《为政》篇中，子张问孔子，"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中国文化的特点在于损益，任何朝代都不可能把前代制度完全毁掉，这是中国文化可以长期延续下来的缘故。了解历史，就了解了这一点。有历史观是中国的优良传统--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自己从哪里来，文化的变迁过程，也可以知道我们文化的变化走向。 贺圣达： "更好的认识中国"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有关中国的越南古代汉文的第一手资料。燕行是越南古代汉文文献当中非常特殊的一个品种，是由使臣出使而产生的，包括使臣出使的经历、见闻，内容相当丰富，由于中越两国特殊的关系和历史交往，燕行文献也可以说是中越文化交流的结晶。《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越南所藏编）》整理的大概是79种，整理出了1万多页，每页300来字，相当丰富。中国域外汉文文献，涉及中国的专门的记述，在我印象中，也就是吴晗先生民国时期从《李朝实录》中辑出的十几册明清中国资料，从此之后，再没有这么大的系统的整理了。尤其是，越南汉文献当中有关中国的资料是第一次整理。第二，这个文献的特点是形式多样，内容非常广泛，有多方面的很高的研究价值。越南使臣从镇南关一直到北京，路程2000多公里，有些绕道的甚至3000多公里，往返两年，时间如此之长，一路上看得比较仔细。文献的形类也是多样的，包括行记、诗文、地图，而且，时间跨度也是很长，最早的是14世纪初，最晚是法国侵占越南以前，1884年，对中越关系史，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史、社会史，还有民间民俗，历史地理学，交通史，都有研究价值。其中有些内容是正史都没有过的，补充了中国历史之不足，包括相关文献的不足。第三，越南汉文燕行文献是汉文化圈文化史的很好的资料。其中讲到越南与中国文人、与朝鲜在北京的官僚使臣的交往，还有琉球的，是整个汉文化圈，包括汉字文化、文学史的丰富史料。更直接的是对越南文学史、文化史、艺术史、书法史等资料的意义。第四，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比相关的研究又进了一步。越南汉文燕行文献专门对汉南古籍79种文献的真伪、编年，排次进行研究，包括作者生平和简要评价，每一种的内容提要，所以不止是辑录，更是研究，考订更细更准确。越南汉文燕行文献对当下的意义，就是在于怎么样更好的认识中国。 傅杰: 建立"燕行录学"？ 燕行文献是很特殊的史料，是当时的越南人、朝鲜人、日本人，或是外交使节，或是旅行者，到中国的行记。到外国，新鲜感的刺激下，很可能就对本国人熟视无睹的东西有了新的发现，或者是和本民族的东西相比较，除了详细的记录，可能还会发表一些观感。这种记录，有的是日记，有的是诗文，带有备忘录的性质；有外交性质的记录，可能还会有情报的性质。所以，燕行资料会比较详尽，有国内的历史记载不太关注的资料。韩国前些年出版过本国的燕行录，印过150册，当然书很贵了。有闻风而动的学者甚至宣称要建立一门燕行录学，内地已经出版了一本《燕行录研究》，主要根据韩国出版的燕行录，引了些可以补充我们正史史料所不备的东西，写了一篇燕行录学引论，宣称燕行录学将是本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标志，希望可以与敦煌学相提并论。应该说，韩国出版的燕行录确实提供了很多我们以前不知道的东西，而越南的燕行文献更是我们以前一直所不知道的。这次由复旦文史研究院与越南汉喃研究院的学者一起努力，把越南重要的燕行文献进行详细的选择、考证，撰写了提要，加以影印，其中内容，上到对中国皇帝的认知，下到文人之间的交往，风土民俗的交流，确实很多可以与我们的史料相互补充。葛兆光教授研究中国学已经有很多年，他的关于中国思想史的专著在学界影响很大，他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时候，就一直关注"从周边看中国"的问题。复旦大学聘请他来做文史研究院院长的时候，他就确立了几个研究方向，其中最重要的方向之一，就是"从周边看中国"。他的主要思想就是，周边看中国，可以改变过去我们以自我中心想像天下的问题，和以西方为唯一的镜子看中国的问题。从周边看中国，主要是通过中国周边各个文化区域留存的各种文字的资料，返过来观察研究中国的政治、历史、社会和文化。这个工作很重要，但是操作起来很麻烦，首先要解决的，正是史料的问题。应该说，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国内还是不多的。（周振鹤、贺圣达、傅杰文章由本报记者采访整理而成） 

　陆扬先生是北京大学梵巴利文专业1984级本科生，其后负笈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最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普林斯顿、哈佛和堪萨斯大学。陆扬从梵巴利文专业转入史学专业，先后在中国、欧洲、美国接受教育，现在他在中古史和佛教史的研究中仍常以梵文作为研究工具。近日，记者就一些梵文学术问题采访了陆扬。记者与陆扬的对话始于学术传承，从他对金克木和蒋忠新两位师长的回忆谈起。　北大梵文传统强调语言的文化特性　　记者：前几天拜访黄宝生先生，他给我看了金克木先生当年给他们授课时的梵文语法课本。这是一本薄薄的油印小册子，他整理后还作为“附录”收入了他的一本新书——《梵文文学读本》，以示“薪火相传”之意。金克木先生对你们1984级梵巴利文本科生有什么影响？您对给你们授课的蒋忠新先生有什么回忆吗？陆扬：印象中我们当时并没有采用金克木先生授课的小册子。但是金先生教授梵文的一些基本方式很明显影响了对我们的教授方式，因为当时直接担任授课的蒋忠新和郭良鋆两位老师都深受金先生的影响，所以潜移默化也影响到我们，比如强调梵文的诵读和语言本身的文化特性。金先生对我的影响更多是通过他的各种著作以及在北大时经常向他老先生求教而获得。这方面我将有专文回忆，这里就不再特别说明了。教授过我梵文的蒋忠新和郭良鋆两位先生都是第一流的老师和纯粹的学者。有趣的是这两位老师都是上海人，据我所知郭先生出自旧上海富贵之门，却没有丝毫的世俗之气，这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记忆。他们的方法都是循循善诱，让我体会到求学的温馨。隔了这么多年，我对他们的尊敬没有丝毫减退，这可以说是我在北大最大的收获之一。两位中当然蒋先生和我们的接触更多，可以说是我学习梵文和印度文化的真正的“亲教师”。蒋先生身体很不好是当时我们师生圈内都知道的事，但他不避寒暑，撑着来上课，而最了不起的是他只要一讲起课来，就神采飞扬，忘情于此中，感人极了。当时他虽然身体很不好，但我猜那段岁月对他来说应该是快乐的。他有机会重返杏坛，我们这些学生虽然并不出色，但和我们年轻学子接触，还是会给他带来安慰。而可能更重要的是，在遭受多年磨难之后，他得以重新投身学术工作。他的两项最重要的学术成就——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本梵文《法华经》的转写和梵文《摩奴法论》的翻译，都是在那段时期完成的。教学加上研究，他的毅力真是内在的。蒋先生对我非常关心，不仅是学业上的也是个人生活上的。他住在离北大很远的劲松地区。我常跑他家去向他讨教，每次都会感到一种无比的放松和快乐。谈学问之余，蒋师母每次都准备丰盛的饭菜招待我，对于一个家不在北京的学生而言，这种照顾很令我感动。对我来说，最内疚和最遗憾的事就是出国之后，没能再和蒋先生见面。他的突然去世使这种遗憾无法弥补。我1987年秋去国之后，直到 2000年夏首度回国到北京，当时行程极为匆忙。到北京我即向师友们打听蒋先生的情况，得到的讯息是蒋先生的健康状况比以前改善多了，气色也好了，这让我感到意外的欣慰。但正因为这一念，就没能及时安排时间去看望他。其实那些天住在北大，我也没有去拜访对我影响至深的金克木先生。这实在并非因为我不懂礼貌，而是对这两位影响我人生的先生，我内心有一种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不安，诚不足为外人道。可惜过后不久，两位先生都驾鹤西去了。　　梵文训练有助于进入另一古代文化核心记者：您在北大和维也纳大学接受的梵文训练，对您现在的研究工作中有何助益？陆扬：我目前的学术工作和古代印度中亚的宗教历史还时时发生关联，因此梵文训练能提供许多直接和间接的帮助。但梵文训练本身有其独立的价值，因为在接受这种训练的过程中我能多多少少进入了另一种重要古代文化的核心，找到一种能够终身受用的参照体，对日后的学术思路有不能低估的帮助，即便我直接的学术工作不再以梵文或印度古代文化为中心。而且由于北大、维也纳大学诸位先生的影响，也能使我倾向于从印度文化历史的内部来了解这种文化的特点，而不是满足于了解其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作为一种语言工具，梵文训练还有另一个好处，那就是对这种语言不再有莫名其妙的神秘感和崇拜感。同时对语言的掌握和人文学术之间的关系脉络也有比较客观的理解。　国际学术界梵文与印度学的关系更为宽广　　记者：您曾留学欧洲，现在任教北美，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您所了解的国际上梵文教学和研究的现状，尤其是其与印度学之关系？陆扬：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梵文教学和研究并不等同于印度学的研究。在西方，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梵文都是作为一种学术工具附着在印度学的框架之下的，或者作为比较语文学附着在语言学的框架之下。但并不等于说有印度学研究的学术机构，就一定强调梵文的教学和研究。我觉得，中国学界对梵文和印度学关系的理解比较狭隘且单一，与国际学界在这方面的认知上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与欧洲相比，美国以梵文文献为基础的印度学和佛教学研究时间相对较短，在学术体系中占有的位置也比较边缘，但还是有其特色。传统上重要的中心，像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华盛顿州立大学西雅图分校、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校中的梵文文献研究不只设在亚洲研究的系科里，也可以设在神学院或宗教学系里。欧洲梵文和印度学的中心很多，难以一一列举。仅以我曾学习过的维也纳大学为例，这是一个自19世纪以来的印度学重镇，出过Wilheim Geiger这样的巴利文大家，Erich Frauwallner这样的印度思想和佛教思想的研究大师，以及Manfred Mayrhofer这样的印度伊朗语的语文学宗匠。我求学期间，维也纳大学的梵文文献研究其实分成三块，一是和佛教学西藏学结合，在Ernst Steinkellner教授领导下的藏学和佛教学研究所；一是和印度学结合，在Gerhard Oberhammer教授领导下的印度学研究所；还有一个就是在Mayrhofer影响下的印欧比较语文学研究所。　徐梵澄在现代学林是非常特别的人物　　记者：我有一个关于国内梵文流别的问题。以徐梵澄先生为例，在接触中我发现，有的人很敬服徐梵澄先生，而一些梵文学者对徐先生之学则颇有非议，记得您曾经在跋《徐梵澄文集》的文章中略提及中国印度学存在分野的观点，能否在这里略展开谈谈这方面的看法？陆扬：我对你提的问题的理解是梵文研究在中国有派别倾向之分，这的确是存在的，虽然我个人对这种派别的理解和其他学者未必相同。在有些相关问题上这一领域的专家更有发言权，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我的意见仅供参考。我对中国印度学研究的分野在回忆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的文章里都会分别谈到。这里只就徐梵澄先生说几句。徐先生在现代学林中是非常特别的人物。他在人文学方面的很多造诣不是同辈所能企及的。这是他的一项优势，比如他对中西古典的掌握就远远超过了季羡林先生，也比金克木先生有系统。他在这个基础上再转入梵学和印度思想研究，当然视野就会不同，领悟力也会很高。但徐先生又具有很强的艺术家和文人气质，有时不够冷静，而且他对思想的理解也有古为今用、六经注我的意识在里头，这都会影响到他的学术见解。比如他对《奥义书》等的译注，就受到印度现代思想家阿罗频多的诠释的制约，有时类似于熊十力对唯识的解释。我也读过他英译本的《肇论》，发现译得很不精确，几乎不能采信。但徐先生和金克木先生一样，都注重从文化内部去观察，而不仅仅是从外部做些观察或实验，这个态度我很欣赏。　梵文的神秘感来自公众对其不了解　　记者：梵文在中国作为一种非常小众的研究语种，但是在普通公众中有时却拥有可以带来很大声誉的神秘感，您如何看待这一文化现象？陆扬：在国际范围内，这种现象固然显得很特殊，但如果从中国当前的社会学术生态来看就不太难理解。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也依靠某种机遇。坦率地说，在长远的潜因方面，梵文的神秘感恰恰产生于公众对梵文和梵文在研究古代文化中所具有的具体作用并不了解。其次是中国近代学术传统始终有过度强调某种工具或某种材料的作用的倾向，仿佛有绝技或秘籍在身，便可纵横天下，这是幼稚的想法。这种想法其实最早存在于中国人文学界，原先普通公众并不关心这个。我记得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季羡林先生曾多次对我们说，20世纪80年代他去开全国人大会议，与侯宝林先生一起开会，但记者都只围着侯宝林采访，根本无人知道季先生。但这种情况到了90年代以后就颠倒过来了。这种影响力的突然增加主要来自学术圈以外。整个社会舆论对“国粹”的突然重视，而梵文虽不能算“国粹”，却也在公众的想象中与这种国粹主义挂上了钩，于是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一发而不可收拾。这种潮流对梵文研究本身能有多大的促进作用，我并不太乐观。当然说完全没有积极的作用也与事实不符，但中国梵文研究和以梵文文献为基础的印度学研究本身的发展，主要还是要靠真正的学术眼光。 

在食品安全问题突出的当下，所谓的"有机食品"让惶惶不安的消费者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但这根稻草并不那么可靠。

当前中国的国际形势，有点类似当年的三大战役之前，只是要决定的，已是世界经济的主导权。资源、产业、金融三方面的大角逐，已是西方的"最后防线"，这是新的三大战役。

国有经济主要从事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利润较低的采矿、能源、原材料等重工业和基础设施，为非公有制经济提供大量廉价的燃料、动力、原材料以及基础设施的服务，实际上把巨额利润让渡给私营企业（浙江、江苏、广东省更是如此）。私营企业还享受鼓励出口的税收优惠政策

就像4/3个世纪以前的法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所面临的一样,你即将在这个信念和传统智慧土崩瓦解的时刻走马上任.我们所面临的世界不是你或任何人可以想象的.很多总统面临过各种危机,但很少有总统在他就职的第一天,就要被迫处理如此空前绝后的目前美国眼下的危机.

2000年后车头镇开始的脐橙种植激发了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农村中间阶层是发展脐橙产业的主体，也是既有土地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坚定支持者，是中国高速发展中农村社会保持稳定的基础。

我们正在目睹后民主阶段的“市场—国家”的兴起。在这种“市场—国家”中，人民主权和政治代表在形式上仍然存在，但现实的民主实践——例如选民的投票和政党的党员——处在衰落之中，而且权力正在从人民重新回到旧精英或新阶级那里

谈卡尔维诺

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仅实现了筹资的市场化而医疗服务价格的市场化则严重滞后。基于一个简单的医生职业选择模型，本文发现，这种片面的市场化是造成医改过程中"看病难"与"看病贵"两大矛盾同时凸显的关键。政府不应当以片面市场化条件下的弊病来否定医改的市场化导向，下一步的医改恰恰应当进一步实现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只有这样，才能在彻底消除"以药养医"现象的同时缓解"看病难"与"看病贵"两大矛盾。本文为讨论政府补贴行为、药品流通体制和医疗服务定价等医改中的重大问题提供了一个简洁有力的分析框架。

“我更倾向于把转基因工程的推进比作新一轮的鸦片战争。”恩道尔说。

以《紫色》于1983年获得普利策奖的67岁美国非裔女作家谈为何随救援船去加沙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特稿。

中国电影理论 《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卷》词条 钟大丰 电影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是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发明的产物；但电影艺术作为一种观念形态，还要受到特定文化背景的制约。因此，电影理论无论就其研究对象还是就其本身作为一种观念形态，都和特定的文化背景相关联，这就使得中国电影理论形成了自身的传统和历史。这一传统和历史有以下3个特点：　　①　中国是一个注重实践的民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带上了一种实用理性精神。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使中国的电影理论不是发展成为一整套抽象的思辨美学，而是形成一种和批评实践与技巧总结理论相结合的实用美学。　　②　中国人伦理型的文化精神，在文学艺术中形成了“文以载道”的思想传统。这使中国电影理论相对注重电影功能的研究,并且不是停留于抽象的载道功能,而是和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结合起来，成为一种以社会功能为核心的电影本体论。并具体演化为对电影和时代、电影和社会、电影和人民、电影和政治等一系列关系的研究。　　③　中国传统的理论思维方式侧重于直观整体的把握方式，所以中国电影理论在对电影基本结构的研究上侧重于情节──剧作水平的研究，而不是影像──镜头水平的研究。剧作是中国电影理论本体论的基本出发点。正是在这一水平上，中国传统的电影理论提出了其核心概念“影戏”。这一概念强调电影的戏剧本性,而把“影”看作是完成“戏”的手段。　　早期中国电影理论　早期中国电影理论的产生可以1920年第一家电影刊物《影戏杂志》创刊为标志：当时许多有影响的电影创作人员都曾在上面阐述过自己对电影的看法。徐卓呆的《影戏学》(1924)和侯曜的《影戏剧本作法》(1926)是中国最早出版的、有一定理论色彩的专著。由于早期电影创作和文明戏的密切关系，人们在理论上也强调电影和戏剧的联系。周剑云说：“影戏是不开口的戏，是有色无声的戏，是用摄影机照下来的戏。”侯曜说：“影戏是戏剧的一种，凡戏剧所有的价值它都具备。”有的人即使承认电影艺术在形式上有独特性,但仍认为就其本性来说它是戏剧。徐卓呆说:“影戏虽是一种独立的兴行物，然而从表现的艺术看来，无论如何总是戏剧。”　　中国早期的影戏理论不强调电影对现实的纪录和复制功能，而强调通过影片故事对作者人生态度的主观表现和对社会的教化作用。郑正秋的“戏剧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师”的主张，洪深的要求影戏“以普及教育表示国风为主旨”的声明，在当时是最有代表性的。其次，影戏理论注重对电影情节──剧作水平的研究。认为“电影的剧本是电影的灵魂”。人们在这一前提下，对电影剧作的选材、 结构、冲突、高潮、语言等不同方面进行了理论探索，要求剧情曲折有趣、耐人寻味，要求保证叙事的“调和”、“流畅”。和情节因素相比，造型因素主要被看作一种 “扶助”的成分。　　在20年代的电影理论探讨中，除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影戏”理论，还有一些其他主张。例如史东山等人注重电影与美术的联系，强调电影的“视觉美”和“形式美”;田汉则认为电影应“以纯真之态度,借胶片宣泄吾民深切之苦闷”。但这些理论的影响都不及“影戏”理论深远。　　1933年，由夏衍等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的电影小组成立。他们在参加编剧创作的同时，亦着手建立新的电影理论批评工作。他们从革命的功利目的出发，要求电影成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舆论工具。他们阐述了电影与时代的关系、电影的阶段性等问题，亦涉及了主题与题材、形式与内容、真实性与倾向性等广泛的文艺理论问题。这些主张超越了抽象的“为人生”和“教化社会”，而把电影放到更广阔、更严峻的社会现实中，奠定了中国电影理论进步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的基础。另外，对苏联电影理论的介绍也给中国电影理论带来了新鲜血液。这种介绍是从 1928年洪深翻译С.爱森斯坦等人关于有声电影未来的宣言开始的。1930年,刘呐鸥撰文介绍苏联的蒙太奇学派和电影眼睛派、欧洲的先锋派等理论观点。在这些理论中,最为中国影人所熟悉和乐于接受的是В.И.普多夫金的叙事蒙太奇理论。他的《电影脚本论》、《电影导演论》、《电影表演论》等先后被夏衍、郑伯奇、陈鲤庭等人译出,影响广泛。洪深此时则撰写了《电影术语辞典》、《电影戏剧的编剧方法》、《电影戏剧表演术》等专著和论文，其他人亦有《电影导演论》、《电影摄影论》等相继问世。　　抗战爆发后，理论上的活跃局面渐趋沉寂。40年代电影理论的最主要收获，是陈鲤庭编著的《电影轨范》(1941)。它是在30年代理论译介和探索基础上出现的一部比较系统的电影艺术形式和技巧理论专著。它第一次自下而上地从影像和镜头的具体因素出发逐渐过渡到对电影的综合把握，为中国电影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点。他指出,电影“在技术上有逼肖自然的特征”,而在艺术上又努力超越自然“写真”的状态，“正是在这种超越自然的‘真’的地方，才存在着电影艺术家的表现手法和艺术”。他从自然对象与银幕映像之间的差异入手，分析了电影表现的性能及运用方法。　　中国电影理论的演变　1949年后，研究电影如何贯彻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总方针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理论界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中间，曾产生过不重视艺术规律、过分强调电影直接为当时政治运动服务的偏向。对此不少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　　尽管如此，中国的电影理论仍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进展。在电影特性和技巧理论的研究上，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成果是史东山的《电影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几个特点》(1954)和张骏祥的《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1959)两本专著。史东山从分析小说、戏剧和电影的异同入手，一方面强调“注意电影在故事情节发展中整场整景的结构形态，以及场与场、景与景之间的结构形态，而不被分镜头的形式所迷”，一方面把电影视像的具像性和小说描写的相对抽象性作对比，强调电影“直感直觉”的视觉艺术性质。把电影的故事叙述和影像表达两个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张骏祥针对当时电影创作中存在的不重视和不熟悉电影特性的问题，着重从艺术技巧角度对电影艺术特性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归纳和论述。他阐述了电影具有的具像形像和时空可跳跃的优点与它“一次过”及画面视野局限等缺点，指出正是这些优缺点相反相成，互相制约，构成了其艺术形式的特性，即“鲜明的动作性”、“结构上的简捷鲜明”、“依赖视觉形像，依赖造型表现力”、“要求在生活逻辑之外对蒙太奇逻辑的遵循”等一系列原则。另外解放初期出版的阮潜的《电影编导简论》(1949)和顾仲□的《电影艺术概论》 (1950)也是这一方面的专著。　　电影剧作理论的研究是中国电影理论中一个很受重视而且富有成就的领域。这首推夏衍在1959年发表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夏衍根据自己丰富的电影创作经验，详细阐述了自己对电影剧作规律的认识。他特别强调电影创作的通俗化和形像化。要求电影“准确、鲜明、生动”地“诉之于观众的直觉和联想”。他很重视电影创作的革命功利目的,提出“目的性决定了体裁、结构”，认为“电影和戏剧一样需要戏剧性和人物性格的鲜明性”。因此他特别强调戏剧或情节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对电影剧作结构和技巧进行了详尽的阐述，以传统文艺中“剪头绪”、“密针线”等许多经验丰富自己的剧作理论。另外,陈荒煤的《关于电影文学剧本的特征》(1956)、柯灵的《关于电影剧本的创作问题──视觉形像的创造》(1955)和《电影文学三讲》(1958)、袁文殊的《电影中的人物性格和情节》、于敏的《本末──文学创作的共同性和电影文学的特殊性》等论文和专著也都对这一领域内的艺术规律进行了积极和富有价值的归纳和总结。　　60年代初，探索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电影道路这一新的课题在理论上引起了重视。袁文殊、罗艺军在《主题、真实性、传统》(1962)一文中把 “向传统学习”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提出。他们阐述了电影艺术“具有向民族传统学习的极其广阔的可能性”，认为这是电影艺术“进一步提高质量的关键之一”。他们主张“电影艺术向民族传统学习，主要是向传统的姐妹艺术学习”，认为这种学习包括创作方法和具体的艺术技巧等不同的层次。徐昌霖的《向传统艺术探胜求宝──电影民族形式问题学习笔记》以及韩尚义的《环境·情景·情境》、姜今的《论形式美》等文章，分别从叙事和造型等不同方面探讨了电影创作中如何对传统的叙事艺术（特别是说唱艺术）、传统美术和画论的经验进行借鉴的问题。　　1963年，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二卷）出版，这是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开拓性工作，它也从一个侧面为电影理论研究提供了帮助。　　总之，新中国的电影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影响，也存在严重的形而上学倾向，出现了创作道路的狭隘、构思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周恩来同志在1959年和1961年两次就电影工作讲了话，强调解放思想和尊重艺术规律。1962年，瞿白音发表《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提出了 “去陈言”、“创一代之新”的主张。这篇文章不仅要求在思想内容方面冲破禁区的宣言，而且提出了在艺术思想上革新的主张。他把“陈言”归结为主题、结构、冲突“三神”，认为它们都在应破除之例，主张创思想、 形像、 艺术构思之“三新”。　　但随着左倾错误逐渐向全面发展，电影理论研究出现了停顿和倒退。“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全盘否定了中国电影的历史传统，把“三突出”的样板戏经验强行推行到电影中来。这些理论无视电影艺术的特性，扼杀艺术家的创作个性，使得中国电影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出现了极大的倒退。　　新时期中国电影理论　“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重新开始了电影理论的建设。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电影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标志这一时期电影理论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的是对电影本性的探讨。　　从20年代“影戏”观念确立以来，戏剧式电影观念和剧作理论的研究一直在中国电影理论中占着统治地位。1979年，白景晟首先发表文章《丢掉戏剧拐杖》，向传统的戏剧电影观念提出了挑战。他认为:“不可否认,电影艺术在形成过程中，确实从戏剧中吸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电影依靠戏剧迈出了第一步。然而当电影成长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之后，它是否还要永远依靠戏剧这条拐杖走路呢？”作者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他强调，“电影和戏剧最明显的区别,表现在时间、空间的形式方面”，并在文章中对此作了具体的论述。接着，张暖忻和李陀、钟惦□也先后发表文章，提出了“电影语言现代化”和“电影和戏剧离婚”等口号。这些文章发表以后，关于“戏剧性”在电影艺术中的地位问题，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邵牧君等人对以上观点表示了不同意见。邵牧君在阐述了戏剧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后提出：“戏剧化并不等于典型化，但典型化必须要戏剧化。”针对以上两种意见，张骏祥提出了“一夫多妻”的主张，他说：“电影文学对叙事文学、戏剧文学、抒情文学要兼收并蓄，就叫做‘一夫多妻’吧。”　　在关于电影戏剧性问题的论争稍后，又爆发了另一场关于电影文学性问题的论争。电影文学性命题的提出，既是在戏剧电影观念面临挑战时，探索电影本体论的一种新的努力，也是对那一时期创作实践中过于追求新形式、新技巧偏向的批评。在1980年初召开的一次导演总结会上,张骏祥提出了“文学价值”说。张骏祥说:“针对某些片面强调形式的偏向，我们要大声疾呼：不要忽视了电影的文学价值”。“文学价值”首先是指“作品的思想内容”；其次是“关于典型形像的塑造”；第三是“关于文学的表现手段”；第四是“节奏、气氛、风格和样式”。这些都是应由剧本所“提供”和“决定”、而由导演用电影手段来“体现”和 “完成”的“文学价值”。张骏祥的发言在电影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反响，许多刊物围绕“文学性”和“文学价值”以及和电影的关系展开了讨论。陈荒煤撰文提出“不要忘了文学”,许多文章从不同角度强调了电影的文学性。和以上意见相对，郑雪莱发表了《电影文学与电影特性问题》的文章，对“文学价值”说提出质疑。他说：“我很怀疑，‘电影文学价值’如果作为一个严格的文艺概念，它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以这样来界说。”“如果一定要用‘价值’这字眼的话，那么各种艺术所要体现的可说是‘美学价值’，而未必是‘文学价值’。”“我认为，不可以脱离电影美学特性和电影特殊表现手段来谈论电影的本质。”钟惦□也在《电影文学要改弦更张》一文中提出“诸种艺术均须发展其自身”的观点。　　在另一方面，一种并非以论争面目出现的更为深入具体的电影理论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那就是对于影像（包括声音）结构特性的研究。它们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从影像结构的本身，即电影的具体手段出发的。倪震在《电影造型》一文中提出：“一个被拍摄下来的戏,和一个有着戏的因素的‘电影’,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所以，一部电影在它最初构思的时候，就应该是由视觉的（或视听的）元素构成其骨肉之躯。”从这个基本认识出发，作者在文章中结合电影创作中剧作、导演、表演、摄影、美工各个环节详细阐述了造型元素的重要性及其运作方式。周传基在《电影时间结构中的声音》一文中强调了电影的声音对于电影的重要意义。首先，“声音给电影带来了更丰富的内在运动，电影增加了内在的理性思维运动──言语，和内在的感情运动──音乐。因此电影可以形成更复杂的时空结构”。其次，“出现了一个声音空间”；并且“声音和视觉画框之间出现了张力”。另外，周传基还对电影从无声片到有声片的历史以及电影声音的各种构成因素、运作方式进行了研究。对于影像结构特性的另一个层次的研究是从有关的经典理论，即蒙太奇和长镜头之争出发的。1980年，周传基、李陀发表《一个值得重视的电影美学学派》一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A.巴赞的长镜头理论，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历来“对蒙太奇是很重视的，这当然无可非议。但我们今天是否可以兼采众长，不一定再保持一边倒？例如蒙太奇理论比起长镜头理论，对镜头的内部结构，对单个镜头的表现力，注意得就不够。”郑雪莱、俞虹则撰文对蒙太奇和长镜头之争表示了另一种观点，他们在强调“以辩证思维为基础的蒙太奇理论并没有过时”的同时，对纪录派理论表现出更多的批评意向。之后，又有许多文章对影像理论的这两个层次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关于电影民族化问题的研究在60年代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发展，这一方面表现在对这一主张的具体和深入的阐述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对这一口号本身的反思上。其中，坚持电影民族化口号并对其内涵作了较为系统阐述的有罗艺军。他在1981年发表《电影的民族风格初探》及其以后有关文章中提出：电影的民族风格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既表现在对社会生活的民族特色（人物的民族气质、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民族风貌）把握上，也显现在民族审美经验、审美习惯的追求中。这不是对古典文学、 戏曲、国画的某些技法、程式的生吞活剥，而是按照电影艺术的特性吸收传统美学的精神。不赞成提电影民族化口号并对自己观点作出有力表述的有邵牧君。他在《“异中有同”辩》及一些文章中认为：“民族化”是一个针对外来文化的口号，它要求把外来文化的影响置于民族文化传统的管辖之下。在文化问题上鼓吹走“民族化”的道路，必然意味着今随古制，崇尚国粹，与现代化步伐是不合拍的。　　新时期电影理论的发展，一个共同的倾向是对传统命题全面反思，开创了中国电影理论史上一个空前活跃的时代。　　　　　　　　（《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影卷》词条）

尹湛纳希(1837-1892)是蒙古族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蒙汉文化交流史的先驱，一生中写出《红云泪》、《一层楼》、《泣红亭》和《青史演义》等多部长篇小说和诗文，开创了蒙古族长篇小说的先河。

如果我们没有一颗平常人的心，没有一种起码的倾听的愿望，而总是从基于我们的位置而接受的永远正确的原则出发，也许我们关于婚姻和离婚原则的讨论就变成了关于我们个人的理想婚姻的讨论，而不是关于中国绝大多数人可能采纳的婚姻制度的讨论了。

陈平原评价章太炎为“有思想的学问家”，一语中的。学者学术根基扎实，又能对社会有所担当，实在寥寥。当今，其实也可以发现许多学者当得起这个称号，比如乔姆斯基，再比如佩里·安德森。安德森以历史学家名世，为西方近代绝对主义政体研究头号权威。但是他更为人所熟悉的是知名的西方左翼杂志《新左翼评论》的主编，知名的左翼思想的捍卫者。中国已经翻译引进了很多安德森的著作，奠定其一流历史学家地位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均已翻译成中文。在中文学术界，特别是世界史和社会史研究界有巨大的影响。作为思想领袖安德森的著作也被引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交锋地带》之后，社科文献出版社新近又出版了《思想的谱系》。对保守主义的批评虽然同为“系谱”，但是《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和《思想的谱系》是两类著作。前者是历史学问之作，后者则是思想论辩之作。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前者的意义要远远高于后者。《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对中国人认识西方近代转型、民族国家的兴起，有极大的开拓性意义。对于深陷现代化困境的中国而言，是能提供具体的知识解惑的。后者则是作者参与西方当代思想论辩的论集，因为时空不同，所针对的问题对于中国的读者而言是带有隔阂的。其论辩的对手，欧克肖特、芒特、阿什对于中国而言都是相对陌生的人物，更不要说布伦纳、博比奥这样的学者了。而作为思想史研究，本书又不那么专业。故而，这本《交锋地带》的姊妹篇会和《交锋地带》一样，大约能给专业思想史学者提供一些思想火花，但达不到《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的影响力。不过，缺陷并不能掩饰安德森思想论辩的意义。比之于《交锋地带》主要与专业的社会史学者论辩，在《思想的谱系》一书中，更能发现安德森的立场与观点。安德森从不讳言其左翼身份。《思想的谱系》所要捍卫的，是自启蒙运动以来左翼的进步观念：平等、民主、人权，以及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信念。他首先将论辩矛头指向“顽固右翼”：欧克肖特、施密特、施特劳斯和哈耶克。虽然这四位思想家并不一致，但是安德森清楚地梳理了他们的统一特征：反现代。无论是欧克肖特的英国式保守主义，还是施特劳斯的古典保守主义，以及哈耶克所谓的反理性构建，施密特的决断政治。安德森都毫不客气地斥其为“巫术”，通过各种形而上学的话语，欺瞒蒙蔽大众，用所谓的传统和德行否定自由平等和民主等最基本的现代理念。同样安德森也毫不客气地批判政治学家芒特和历史学家阿什这样的当代思想家，却是另有一番原因。作为英国保守党重要智囊的芒特，犹如18世纪的威灵顿公爵，一心想要保护一个“堪为完美”的政体，而对其问题视而不见。而研究苏东问题的阿什，则像威灵顿的对手拿破仑，一心想把西方的政治体制完全推广到全世界，缔造一个民主资本主义的世界。这两种趋向，对于左翼的安德森来讲，都是不可容忍的。我们可以发现他并没有把矛头指向以赛亚·伯林、雷蒙·阿隆等更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而专挑这些以保守主义面目出现或者以反思启蒙面目出现的右翼思想家，以及那些抱残守缺和胆大妄为的学者为论辩对手。这充分显示了安德森作为一个左翼的思想领袖，对于现代价值的坚守以及关怀。对同一阵营的批评与右翼论战是一回事，对自己同一阵营的批判又是另一回事。安德森毫不客气地将罗尔斯以及一直以马克思主义自居的哈贝马斯归到中间骑墙派，长期被认为偏左的，倡导调合冲突的思想家博比奥也被安德森划在骑墙派的范畴。安德森的态度始终如一，这些政治哲学家并没有尽全力捍卫启蒙运动以来的进步观念，在现实中有着调和妥协的倾向，特别是向他所批判的哈耶克、施特劳斯等人所勾画的方向妥协。对资本主义本身的不平等性，对市民社会和民主的排他性，对资本主义历史性认识不够，这些都是安德森所不满的。理论体系的欠缺不是安德森批判的最核心内容，他要探讨的是这几位政治哲学家为什么会走向支持帝国主义扩张——赞成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其理论体系的缺陷，自然会导致学者的选择，但在历史学家安德森看来，这里更重要的是当代政治哲学家更多的问题背景是二战，以至于他们无法论述当前所面临的问题。这种历史性的匮乏，大约只能让历史的进程来处理了。作为英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人物，安德森和E·P·汤普森以及布伦纳、霍布斯鲍姆等人都有多年的友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批判的笔不会指向自己的朋友。安德森对于左翼阵营的批判更多的是恨铁不成钢。他对躲在书斋里的自我安慰和积极参与政党政治都没有好评。学术的进步和胜利不能代表现实政治观念的胜利以及社会进步。安德森含蓄地批评了好友汤普森沉迷书斋，但却在文章的结尾提到晚年的汤普森对欧克肖特的警惕。毫无疑问安德森是好辩的，但是他更在乎的不是个人论辩的胜负，而是价值理念的捍卫。安德森遗憾地指出拉美文学巨匠马尔克斯的自传未能清楚地写明哥伦比亚内战的过程，太过于讲个人的故事了；而霍布斯鲍姆的回忆录则避开反思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斯大林主义。安德森毫不客气地称略萨是政治动物，而马尔克斯并没有认真对待印第安文化。而对于霍布斯鲍姆积极参与英国工党政治，安德森则是另一种不满，因为不是霍布斯鲍姆改造了工党，而是工党改造了他，纵然工党重新执政，但是英国左翼社会主义理念已经丧失了。这便是佩里·安德森在《思想的谱系》中所大致勾画的现代思潮的画面，但是我却觉得更多的是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左翼进步思潮的领袖个人肖像。对不平等、对霸权的不妥协，对于自由、民主、进步观念的捍卫。不管我们赞同他的批判与否，但是无可质疑的是当代的世界是需要这样的左派的。

我们必须要表达抵抗——大江健三郎在2011年9月19日“反核大集会”上的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