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 文章列表 - 全部

该文发表于2008年4月28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

环保的重点不在亡羊补牢式的回收垃圾，而在于积极主动地不产生和进口垃圾。这篇《纽约时报》报道暗示经济危机可能促使中国停止进口美国垃圾，从美国角度出发，觉得中国回收业的萎靡会造成中美两国的环境污染。考虑到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一垃圾进口大国，垃圾的走私进口和非法回收造成的环境污染极大，这位记者大可不必为中国垃圾进口减少担忧。广东贵屿是中国进口垃圾最大集散地，大家可以看看相关文章。－－人文与社会

宋明儒用谷种（“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程子）、杏仁、桃仁（“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见矣”，谢上蔡）、茄子粒（“看茄子内一粒是个生性”，朱子）、莲实（真德秀）来比拟仁之生理，来描摹仁体的呈现的自然与自发性，在理学话语圈中亦属尽人皆知之事实。对于此等自然活泛的运思方式，梁漱溟公曾用寥寥数笔勾勒出其农耕文明的生存根基。

自2006年起，日本岛根县（相当于中国的省级单位）正在试验一种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在其行政首府松江市致力于把开源运动作为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坦]梅威斯加·巴热古（Mwesiga Baregu），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注定是一个热闹的年份，史学界多年已养成习惯，每逢“大年”、“小年”，只要是“革命”历程中的重大事件都要举行一场拜祭典礼，故可称之为“纪念史学”。尤其是“五四”在中国革命史的叙事中又是一个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事件，祭拜之风渐趋火爆热烈当属自然。

我们对“高等研究”的理解是既立足于现存学科而又超越之。当今的社会科学各学科固然都是西方的舶来品，但它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现实之下，中国学者和学生们必须了解并掌握其已有成果。在这方面，我们的观点和现存院系是基本一致的。 但我们还有更高要求。

在香港政府接受民主党提出的"区议会方案"之后，立法会也通过了政治改革议案。根据这个议案，在2012年选举时，香港每名选民都可在直选及功能组别中各投一票，即一人"两票制"。这不仅仅是香港民主化进程的一大进步，更是民主发展的创新。很长时间以来，政府及建制派和泛民争执不下，争执的焦点是民主直选和功能界别。现在随着"两票制"的引入，双方做出有意义的"妥协"。这当然也是中国中央政府的妥协。但"妥协"这个词很难表达 "两票制"所包含的政治上的进步意义。从很大程度上说，与其说"妥协"，倒不如说制度创新。"两票制"对大陆同样有参照意义如果说是"妥协"，这也是一个迟来的"妥协"。香港自1997年回归以来，有关部门在香港问题上过于僵硬，往往对来自香港社会的声音说"不"，在解决面临的新问题上缺少新思维，更缺少制度方面的创新。因此，一直以来，香港政治发展的议题大都是泛民主派设定的，无论是香港政府、建制派还是中央政府，都只有救火式的"反应"。香港民主化本来早就应当有大讨论。香港要实现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实现？如何协调市民的民主化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如何获取民主化的好处而减少民主化的代价？所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可以进行理性的讨论。如果有这样一场大讨论，香港各界甚至外界对香港民主化的共识会比现在更高。从长远观点看，"两票制"的民主实践的意义不仅仅对于香港民主发展本身，而是对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社会都具有现实参照意义。近代民主起源于西方发达社会，然后传播到后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但在传播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和社会的民主产生了无穷的大问题。人们无需看比较遥远的非洲和拉丁美洲，亚洲社会的民主现实，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中东的伊朗等等，都面临困境。本来，人们希望通过民主政治的引入，来建立一个比较稳定且公正的政治秩序。但在很多发展中社会，随着民主化的开始和发展，所出现的局面刚好和人们所希望的相反。在一些社会，党争不止，民主和无政府状态几乎是代名词。新的民主政治秩序建立不起来，而原来的社会秩序因为民主政治的动员而遭到极大的破坏。一旦基本的社会政治秩序出现问题，这些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民生必然成为大问题。为什么在西方运作良好的民主到了非西方社会就变了样？这并不是因为一些人所说的民主属于西方文明，而是因为西方的民主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而具备了深厚的文化和制度支持条件。西方原来是贵族精英民主，后来随着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转型到商业资本民主，然后再经过工人阶级运动和各种民权运动，才发展到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大众民主。从少数人的民主到大众参与民主，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在这个很长的过程中，西方社会经济得到持续的发展，国家制度得以建设，中产阶级得以壮大。尽管有大众参与，但民主毕竟还是政治精英之间的一种游戏。要进行游戏，就首先要有共识，要有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这种共识和游戏规则的产生和发展，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西方经过数百年才发展出了民主的共识和游戏规则，后发展中社会很难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这个过程。发展中社会缺乏民主所需的共识即使是在西方，政治力量也经常不能扮演整合社会的力量；在很多场合，刚好相反，扮演分化社会的作用。西方的优势在于一个拥有民主意识的庞大的中产阶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必须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与其说政治整合社会，倒不如说是中产阶级整合政治。而在发展中社会，不但政治精英之间毫无共识，而且社会大多是分化的。社会的分化可以表现在收入差异上（即穷人和富人），可以表现在城乡的分化，可以表现在社会的不同群体对不同宗教、意识形态、文化等等因素的认同。在缺少一个具有民主认同的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民主一旦引入，冲突不可避免。而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更会加剧社会的分化。这是发展中社会民主政治无序的主要原因。西方民主强调三权分立，即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的分立。这主要是为了制约政治权力的滥用。西方在有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社会力量之间的互相制衡问题并不明显。不过，西方各国上议院的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力量之间互相制衡的需要。到了发展中社会，往往是中产阶级不够发达，不够强大。即使出现中产阶级，但这个阶级在其他方面可能是高度分化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民主政治要有效运作，就需要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制衡，才能协调民主政治和经济社会之间的平稳发展。怎么办？各个社会都必须根据自身的条件，找到社会力量互相制衡的机制。香港的功能界别制度经过改革，可以成为社会力量互相制衡的有效民主制度安排。香港的民主化是为了达成社会公正的目标。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之间必须得到协调发展。经济发展不见得一定能够通向社会公正，在社会群体间收入差异过大的情况下，社会公正就会荡然无存。中国大陆本身就是一个例子。社会公正需要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这里民主化变得重要起来。西方的经验表明，没有民主就很难有社会公正。但是，另一方面，民主化往往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在后发展中社会更是如此。没有经济发展也不会有社会公正，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公正的前提。很简单，没有发展，哪有分配？能够防止民粹主义的民主制度那么，如何保证一条能够促进社会公正的经济发展道路呢？这就需要各阶层的妥协。而"两票制"就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说香港的直选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那么功能界别则是考量到社会阶层之间相互制衡的需要。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看，"两票制"能够促使选民在投票时作更加理性的思考。在很多社会，民主政治很容易受政治人物的操纵而演变成民粹政治。在缺失庞大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一旦哪位政客蛊惑民心，号召大家起来进行财富大分配（或者其它民粹议程），必然会得到社会底层的拥护。这样产生的政府所制订的政策必然是亲分配、轻生产。要保证生产和分配、效率和公正之间做到平衡，就必须有能够防止民粹主义的民主制度安排。一些人把功能界别视为是香港的一项特殊政治安排，是商人治港的表现，因此是过渡性的。但香港的问题不是取消功能界别，而是要改善和改革功能界别制度。目前香港的功能界别制度并没有民主化，但功能界别并不是不能民主化的。"两票制"的引入，对功能界别制度的民主化是个重大的推进。功能界别的存在，不应当是像一些学者和政治人物所说的是民主的倒退，而可以成为民主的改善和改进。从改善民主的角度看，功能组别不应当是临时的安排或者转型期间的安排，而是要把此安排进一步制度化，成为未来民主政治的内在一部分。香港的实践对中国大陆本身也具有参照意义。和香港一样，中国的民主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可避免。但人们对要实现怎样的民主，以及其如何协调民主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并不很清楚。香港如果成功了，中国大陆就可以借鉴。例如全国人大可以向直选方向发展，而全国政协则可以向功能组别的制度安排发展。（像中国那样分化的社会，更需要社会群体之间的互相制衡。）对后发展中社会来说，如果人们要享受民主制度的好处，但又要避免民主的负面效果，就需要大量的制度创新。作为发展中的民主，香港已经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这一步可能会使得一些西方民主教科书信奉者感到愤怒，但实践和时间会证明，这有利于大多数社会成员。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商业文学”的“有趣的”成分不是“真挚的”、“内在的”，是呆板地从外界搜寻得来，作为保证“一鸣惊人”的成分，用巧妙的方法炮制而成。一部商业性小说的成就，表明了“时代哲学”是怎样的哲学，即在“沉默的”群众中间什么样的感情和世界观现在占据主导地位。商业文学是不胫而走的“麻醉剂”，是“鸦片”。

北大历史系演讲稿。“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来同各位分享并请教，一是因为这个题目我比较熟悉，其次是想引起大家反思一个迫切的问题：一个国际上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中心，竟然座落在外国，而不是自己的国家。当然接下来的问题应当是我们该怎么办，才能端正这个在我国漫长的国史中一个极其不正常甚至迹近荒谬的学术现象。”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又译尚.布希亚)，著名法国思想家，也是旗帜最为鲜明、著作最为晦涩的后现代"超级"理论家。（只改了标点和明显的西文拼写错误，未校对文字－－人文与社会）

帕诺夫斯基的这番话是1980年代说的，距离格林伯格的大众文化时代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是这个时候的大众文化却比那时要强大得多，不仅电影今非昔比，流行音乐已经更新了好几代，而抽象艺术却真正成了"庸俗文化"，只是艺术市场上的一个配角。甚至被格林伯格奉为精英的绘画，在当代视觉文化中也彻底边缘化了。

每年"两会"，户口制度改革都是热点之一，今年也不例外，要求废除户籍制度的声音特别大。政府的表态也一年比一年"进步"："取消暂住证"、"暂住证改居住证"、"逐步开放城镇户口"等等，海内外媒体还是蛮高兴的。我反对没有人道、限制人自由流动的任何隔离，我更痛恨将国民分成三六九等的任何歧视。但，我认为把隔离和歧视的责任全部怪罪于户口制度，是本末倒置了。中华民族的户口制度历史悠久。氏族部落已统计部族人口，商朝就有人口登记制度，西周创人口登记办法，以后各朝代都有类似制度。民国有《户籍法》和《户口普查法》，推行国民身份证制度，且建立了各级户政机构。户口制度历来就是国家实施有效治理的基础性制度。新中国的户口制度始建于1953年，在创立之初(1953年)并不是一项歧视制度，但由于生活品严重短缺，为了保证紧缺生活品配给的有效性，在城镇户口(非农户口)上附加了和农村户口有差异的"福利"(如配给定量的粮食等)。随着生活必需品、公共品短缺的日益严重，纳入配给范围的东西越来越多，差异性越来越大，户口制度便演化成了权利差异制度；当非农就业岗位也成为紧缺的配给品附加于户口时,户口制度便成为了城乡二元隔离的屏障,充当了城乡隔离的罪魁祸首。改革开放后，我国在消除户口歧视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也有不小的退步。先说说进步的一面：上世纪80年代后期，粮食、肉、糖、布等生活品不再短缺，基本生活品的"双轨"价格逐步市场化，按照户口配给的各种票证就逐步失去了价值，自然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所以，90年代后，城市户口附加的生活品配给取消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城乡居民因此可以有限"自由"流动了。紧随其后的是随着私营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体制外的非农就业岗位不再紧缺，传统的计划招工制度让位于"双轨"招工制度，城乡二元户口歧视的内涵也少了农民非农就业和城乡居民自主择业歧视。城乡居民跨地区大规模"自由"流动开始了。第三，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实施分税制改革和外向型发展战略,各种资源和要素逐步开始向特大城市和沿海城市聚集，而内地小城镇(市)的公共资源开始逐步枯竭，因此，内地小城镇户口相对农村户口的含金量逐步递减，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内地小城镇(市)的户口几乎不值钱了。内地小城镇(市)户口不得不对外(包括农民)放开，连石家庄这样的省会城市也在六年前宣布放开户口，期待依靠市场的力量吸纳新的发展资源。总体上看，随着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和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的进一步落实，一般城镇(市)户口和农村户口背后的福利待遇会变得越来越小，传统意义上的城乡壁垒在中西部广大城乡将逐步消除。如果现在有中西部地区的城镇政府官员对外宣称将逐步对农民开放城镇户口，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但是，改革30年，户口制度改革也有倒退的一面：随着改革不断"深入"，一方面，全国统一的城市公共品配给制度逐步走向差异化,不同城市户口附加的福利的含金量从无差异变为有差异，从有差异变成大差异。户口制度有了新发展，户籍制度由过去的城乡二元壁垒扩大为大城市与小城市、小城市与小城市、大城市与大城市之间隔离的屏障了。假如你是上海人，因为工作需要来到北京居住，也是很难获得北京市民待遇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干部或国企正式职员等体制内人员的正常调动例外)，改革使传统的城乡二元中国变成了无数个"城堡"林立的中国。另一方面，体制内的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准公务员和国有企业的干部职工，相对于体制外的从业人员(与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无关了)，福利差异不是变小了，而是越来越大了。因此，户口歧视由过去的城乡二元歧视为主转变成体制内和体制外二元歧视为主了。即使是同一城市(如北京)的户口，公务员身份与非公务员身份之间、国有企业职工和私营企业职工之间的福利待遇也相差巨大，特别是退休待遇差别巨大。同一城市户口的人在同一国企从事同样的工作，"正式"职工和"非正式"职工的福利待遇也有天壤之别。中国现在的户口制度，不仅继承了传统的城乡隔离，还发展出了城市与城市的隔离、体制内和体制外隔离、退休"多轨制"隔离等等。讨论到这里，笔者要问一个问题：户口歧视的本质是什么？答案是：附加在户口背后或身份背后的公民福利差别--国民(公民)待遇歧视改革开放30年，户口制度有进有退。捆绑在户口上的公民福利，能够市场化的，在市场化中逐步消除了歧视；不能市场化和没有市场化的，在"改革"中强化了歧视。现在的户口制度与改革前的户口制度已经有了巨大差异了。可现在的人们依然不假思索地大批特批曾经的户口制度，不假思索地开出"消除城乡二元户口制度"或"开放户口"这样的"灵丹妙药"，让人啼笑皆非！人们把城乡隔离、城市与城市的隔离、体制内与体制外隔离、国企与私企隔离、行业与行业的隔离和退休"双轨制"等等所造成的歧视都归结为"全是户口制度惹的祸"，实在是冤枉了户口制度。行文至此，我们终于可以说出真相：户口制度是个冤大头，都是不公平、不统一、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和退休双轨制度惹的祸！

从实际生育率谈计划生育。

过去四年中默多克以美国为基地的新闻公司通过纳税赚钱了，它盈利100亿美元，应该按照35%的公司税率纳税36亿美元，实际上却通过所得税退款获得了48亿美元，几乎全部来自美国政府。

1716年，孟德斯鸠的伯父、波尔多高等法院的"戴臼形圆帽的庭长"之一因病去世，孟德斯鸠依照遗嘱继承其职务，成为"戴臼形圆帽的庭长"，1726年卖掉这个职务

近期各界对危机原因的讨论升温，部分观点将东亚和产油国较高的储蓄率视为全球失衡和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旨在探讨影响储蓄的因素，分析造成东亚和产油国较高储蓄率及美国低储蓄率的原因，简要介绍了中国储蓄率的变动情况及调整思路，并提出调整储蓄率的可能选择。

波伏娃第二性新英文译本的书评。

英文文章，参加讨论者包括德里达、米勒、克里格等人，贝乐发挥了一下他在文章中提到的观点。参见《当代的和遗世的》。

范文澜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历史学家，党而不群、政不忘学是他的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