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 文章列表 - 全部

抗战时期清华校园情况

在韦君宜、王蒙、李锐、张炜、李洱甚至是杨沫等人的笔下，知识份子和革命的关系与既定的历史叙述显然发生了某种龃龉。作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知识份子与革命」书写前文本的《青春之歌》记载了共和国幼年时代对知识份子与革命关系的认知与规范，它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在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建设，集约与节约用地尤为重要。我们必须健全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坚决守住耕地红线，综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使有限的土地资源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一、当前我国土地管理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开展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试点，在明晰产权关系、确定流转条件、规范流转形式、合理分配收益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也要看到，我国在土地资源利用和管理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耕地逐年减少，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任务艰巨。2001年至2010年共减少耕地1.59亿亩。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只有1.3亩，1/3省市人均不足1亩，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人均0.8亩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特别是农民修建房屋相互攀比，"一户多宅"现象普遍，加上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和耕地抛荒等因素，目前我国耕地每年以近700万亩的速度锐减。 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卖地"，各种"圈地运动"不断升级。从客观上看，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必然带来建设用地的急剧增长。据统计，1990年至2010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了2.5万平方公里以上，约占耕地减少总量的20%。从主观上看，在经营性用地实行"招拍挂"后，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增长，形成"土地财政"，这就刺激了地方政府"卖地"积极性。特别是有的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尽力满足对方的占地需求，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 土地质量下降，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未得到根本扭转。我国的水土流失十分严重，目前每年以1万平方公里的速度递增。全国荒漠化面积达262.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3%，遍及13个省区市，近4亿人口受到影响。我国还是世界上公认的少水国家，淡水资源仅占世界的8%，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目前，每年因缺水造成粮食减产1000亿公斤左右，约8000万农村人口和4000多万头牲畜饮水困难。此外，城市三废（废气、废水、废渣）和农药、化肥、农膜、生活垃圾等污染源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土地质量下降。 征地拆迁矛盾突出，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问题。目前征地一般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强制办法，而供地采取的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有偿出让形式，这一"双轨制"的存在，使矛盾、纠纷增多，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极端行为和群体性事件。据统计，目前征地拆迁的矛盾纠纷，占上访案件总数的33.1%。在征地过程中，暗箱操作、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屡见不鲜。2010年，全国发生违法用地案件达5.3万起，涉及土地面积41.8万亩，其中占用耕地16.4万亩。 土地监管存在漏洞，现行土地管理体制机制有待完善。现行的"条块结合"的土地管理体制，使土地管理部门很难对本地区土地违法违规行为实施监管。这是一些地方城市建设过度扩张、项目不合理占地的重要原因。此外，《宪法》、《土地管理法》规定征地是因"公共利益"需要，但未对"公共利益"做出明确界定，其解释权掌握在实施征地的各级政府手里，以至于房地产开发、工业园区、各类楼堂馆所都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来征地。 二、强化土地管理的目标和要求 上述情况表明，实现土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采取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强化土地资源集中统一管理，有效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完善监管机制。当前，要特别注重处理好四个关系。 处理好保护耕地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土地稀缺始终是根本性约束因素。我国的土地管理制度，必须具备保护耕地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功能。既要保证农业发展特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又要考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日益增加的用地需要，形成节约用地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局面。 处理好保护耕地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关系。解决13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任何时候都是头等大事。同时，我国已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森林保有量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以上，2050年森林覆盖率稳定在26%以上。这就需要处理好保护耕地和退耕还林、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坚持当前用地和长远考虑相结合，不以透支子孙后代的土地资源来求发展，保持土地资源的代际公平和永续利用，在不突破耕地红线前提下，加大生态功能的土地复垦力度，不断拓展国土绿色空间。 处理好城镇化建设与保护居民合法土地权益的关系。我国已进入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关键时期，2011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已达51%，今后还将快速发展，城镇建设用地势必持续增加。但推进城镇化建设也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不能超越现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哄而上，不能脱离实际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更不能以牺牲居民合法土地权益和社会稳定为代价。 处理好土地管理制度建设与加强日常监督落实的关系。我国统筹城乡土地管理的基本法规和政策体系已经建立，《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了土地用途管制、耕地保护、征地补偿等基本制度。要从根本上解决建设用地猛增和征地拆迁矛盾增多的问题，必须大力加强土地监管的权威性，健全奖惩机制，对未批先用、少批多用、违规建筑等非法占地行为，必须采取依法没收、拆除等强制措施，不能以"补办手续"而过关。 三、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的建议 一要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重点做好基本农田划定和农村集体土地登记等基础性工作，同时加快建设国家标准的永久性基本农田。健全耕地保护补偿长效机制，对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农民进行直接补贴，提高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稳步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市场。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农民住宅要先行安排空闲地，加快旧村和"空心村"改造，鼓励农民向中心村、小城镇聚集。改革完善宅基地审批制度，坚决执行一户一宅政策，严禁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强化耕地保护责任制，建立和完善耕地保护数据库，健全国家、省、市、县四级数据库网络传输系统，把保护耕地责任落实到乡镇、村组、农户、地块，做到分工明确、齐抓共管。 二要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不断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严格执行《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各级政府要制定和重新审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控制各类建设用地指标，降低经济增长对土地资源的过度消耗。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划定城镇建设用地"红线"，限制城镇建设过度扩张，走集约化城镇发展道路。加强土地整治和复垦开发，对全国各类存量复垦土地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充分利用闲置土地，积极复垦旧城区、空闲地、废弃地等。实施差别化的土地利用政策，针对不同产业土地配置效率和不同区域主体功能的差异，明确不同产业用地的先后次序，优先保障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等集约化程度高的产业用地，严格限制高耗能、高耗地、高污染产业用地。 三要积极引导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稳步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是规模经营的前提。农村土地流转必须始终坚持"姓农"，绝不能以流转为名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务必做到土地流转不流失。必须坚持把农民利益放在首位，农村土地流转要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确保农民享有土地流转自主权、流转方式选择权和价格收益谈判权等合法权益。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新机制，培育和发展各种类型的土地流转服务中介组织，健全评估制度，规范流转手续，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土地流转市场。地方政府要有针对性地制定土地流转长远规划，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配套政策，加强土地流转过程的规范管理，积极做好土地流转矛盾纠纷调解工作，防止土地流转市场发展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 四要弱化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土地增值收益公平惠及各方。遏制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将土地收入由原来地方政府自行支配的预算外收入，全部或部分纳入中央统一掌管的预算内国税收入，从根本上弱化地方政府与土地的利益关系。改革和完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进一步加强土地增值税收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土地税收在抑制土地投机、规范房地产市场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土地取得和保有成本，逐步把原来一次性收取70年或50年的土地出让金，改为缴纳浮动的土地使用年税制。规范征地程序，明确界定"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的不同实施办法，公益性征地要严格依照论证、协商、听证、裁决、审批等程序确定，绝大多数居民不同意征地拆迁的不能强征强迁；经营性用地要严格按照市场运行机制操作，让当事人充分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权。完善征地补偿机制，积极探索各种补偿方式，按照"先安置、后拆迁"的原则，对被征地拆迁的居民进行妥善安置，解决好他们的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问题，确保其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基本生活长期有保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五 要加强监督检查，完善土地管理配套措施和体制机制。尽早对《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进行相应修改，突出全面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严格界定"公共利益"征收土地的适用范围，坚决制止滥用征地权。同时加强保护耕地、节约用地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忧患意识和保护耕地、节约用地的自觉性。加强全国土地监管信息体系建设，综合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建立健全土地监管网络信息系统，完善举报奖励机制，对土地状况进行动态监测和全方位管理。加强地方政府土地管理能力建设，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建立健全节约用地的考核制度和激励机制，实行最严格的惩处措施，对违规建高尔夫球场和高级别墅的要严肃查处。大力加强执法监督检查，有关土地管理法规必须严格执行，不得以任何理由变通。建立健全土地和耕地定期检查、动态巡查、不定期抽查责任制，及时发现问题，对重大违法违纪违规行为，要严肃追究党纪政纪和法律责任。（作者单位：中央政策研究室）

 4月25日，马英九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围绕两岸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举行了辩论会。岛内这场众所瞩目的"世纪大辩"，既是朝野之间政策大辩论，也是国、民两党争夺民意的一次正面较量，对马和蔡两人、年底五都选举及两岸签署ECFA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一、马攻蔡守态势明显最早提出朝野辩论ECFA议题的是马英九当局，起初计划由"行政院长"吴敦义与蔡英文辩论。但是民进党并不想在ECFA问题上与国民党展开理性对话，因此以两党领导人身份及"国民党缺乏诚意"等种种借口予以回避。最后在马当局不断提出建议和让步，且民意也给予高度期待的情况下，双方最终于4月25日举行"ECFA双英辩论会"。朝野双方都高度重视此次辩论，马英九不仅强化记忆ECFA的各种论述及统计数据，而且组织专门团队助其练习；蔡英文则要求幕僚每天都撰写相关学术论文，严格考证每项数据。双英辩论会上，马、蔡两人展开激烈交锋，争论焦点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签署ECFA是否有急迫性和必要性。蔡英文宣称，两岸签署ECFA将导致岛内有史以来最大的财富重新分配，"台湾在WTO的架构下与大陆持续谈判经贸合作即可，跟着世界一齐走向中国"，不必冒险前进。马英九则指出，"签署两岸经济协议，等于打通台湾经贸任督二脉"，"我们不能再等待，我要带领台湾找回失落8年，开展黄金10年"。二是ECFA对"台湾主权"的影响。蔡攻击马"在主权问题上从没坚持过，还说台湾与中国是两个地区的关系"，"台湾人民普遍有恐惧感"。马则表示，他上台后与大陆签署的12项协议没有一项丧失"主权"，"未来任何协商我一定全力捍卫中华民国主权、捍卫台湾尊严，这个立场绝不改变"。三是签署ECFA对岛内民众就业的影响。蔡英文宣称，签署ECFA将冲击岛内590万民众的就业，马无法保证未来10年不开放大陆农产品及劳工入岛，没有全面考虑ECFA的利弊。马则认为最多冲击10万人，任内从未开放农产品及劳工入岛，相反是民进党执政时期开放最多。四是签署ECFA涉及的受损企业补救和保障。马英九表示已准备了950亿元新台币，依受损企业的实际情况分别采取振兴辅导、体质调整以及损害救济，并搭配租税、社福补助等补救措施。蔡则指责马未清楚说明如何运用相关费用，且租税和社福等手段过于消极。五是协商ECFA程序的问题。蔡指责马与大陆协商ECFA"决策不透明，政府似有难言之隐"。马则回击称，"政部门规划到立院报告10次，民进党不是反对、就是杯葛"，他不清楚民进党质疑的内在逻辑。辩论会后，岛内舆论普遍认为马英九的表现要优于蔡英文，马不仅用百姓的语言表达政策，而且在民进党执政疏失、"立法院"盲目反对等方面发起凌厉攻势，让对手陷入被动。而蔡英文大量使用专业术语，"不像党主席、更像学校教授"，无法与基层民众产生共鸣。更重要的是，蔡背负着民进党执政及基本教义派非理性反对的包袱，在阐述理念时经常发生矛盾，因此表现不如预期。  二、马、蔡两人各取所需双英辩论会之所以能成行，完全是国、民两党特别是马英九与蔡英文基于各自政治利益进行博弈的结果。国民党评估"双英会"对马当局是利大于弊。一是马英九欲借此提高个人声望。在经济衰退、"八八风灾"、美国牛肉进口风波等冲击下，马当局施政能力及绩效饱受质疑和批评，其个人声望持续低迷，领导权威受到挑战。马英九积极推动"双英辩"，是因为胜可提升其民意支持度，唤回日益涣散的蓝军支持者，巩固自身领导权威；败对其已处谷底的声望影响有限。二是马当局希望营造有利于两岸签署ECFA的舆论氛围。两岸针对ECFA议题的协商已进入关键期，并拟定于第五次"陈江会谈"时正式签署。但由于民进党持续攻击抹黑，马当局对ECFA的宣传效果不佳，岛内民众赞成两岸签署ECFA的比例持续减少。据TVBS电视台3月底民调显示，赞成两岸签署ECFA的民众仅为35%，较半年前竟然减少了11%，与反对的比例（32%）基本持平，显示民众对两岸签署ECFA的态度越来越保守。因此，马英九当局有意通过"ECFA双英辩论会"扩大宣传力度，以尽速争取民意支持，为两岸签署ECFA营造有利环境。三是国民党力图主导年底五都选举议题。国民党高层认为，ECFA是民进党在未来选举中必打的议题。但年底五都选举属于都会型选举，多数民众不反对两岸签署ECFA，如果ECFA宣导得力，该议题反而有利于五都选战，特别有利于北部和中部三都的选情。因此，国民党将"双英辩"作为年底选战整体战术的重要一环，力图掌控该议题主导权，扭转目前被动挨打的局面。蔡英文同意参加辩论会也有自己的政治考虑。一是民进党面临强大民意压力。两岸宣布商签ECFA之后，岛内超过60%的民众对此表示支持。但是在民进党一年多来的负面宣传下，支持ECFA的民众已降至50%以下，许多态度犹豫的民众希望通过两党辩论了解真相。《中国时报》3月底民调显示，高达67%的民众赞成朝野围绕ECFA辩论，其中支持双方辩论的绿营支持者更超过92%，岛内社会要求朝野辩论的气氛蔚然成形。面对民意压力，如果民进党继续避战就会被社会舆论认为是心虚怯战，使其在朝野政争中失去主打"反ECFA牌"的正当性，所以蔡不得不应战。二是蔡英文欲借此巩固权力地位。自2月底党内实力派天王苏贞昌抢先向媒体放话强势参选台北市长后，党内许多人也纷纷表态参选五都，破坏了蔡英文的权威和五都布局。而苏系和部分党内基层拱蔡英文参选新北市，党内"公妈派"跳出来与蔡竞选党主席，都试图将蔡推入五都选战，丧失超然地位，干扰其个人对民进党发展的整体规划。因此，蔡有意借"双英辩"对决泛蓝共主马英九，形塑"绿营主帅"的格局和形象，进而在未来五都选举的党内协调中掌握主导权，同时保持对2012年"总统"选举的主动权。三是为民进党随后继续操作ECFA议题作铺垫。民进党已将ECFA作为未来进行政治操作的主要议题之一。一方面，鼓吹"ECFA公投是化解对立的最好方法"，与台联党继续联合推动所谓"ECFA公投"；另一方面，研拟在5月20日马英九就职两周年前后或6月两岸签署ECFA前夕联合一些"台独"社团举办所谓"反对ECFA大游行"。为提高"公投"与游行的动员能力，民进党欲借"双英辩"扩大宣传反对两岸签署ECFA的论述，为随后的政治操作提前作铺垫。 三、辩论会的影响此次辩论是政党再轮替以来，岛内朝野政党第一次就重大政策议题正面交锋，对未来岛内政局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一）对马英九个人声望有正面影响。马英九在"双英辩"中的突出表现受到了岛内民众，特别是蓝营支持者的高度评价。据台《联合报》民调显示，辩论会后马英九个人声望由3月下旬的27%上升为38%，如2012年"大选"由蔡英文挑战马英九，两人的支持度也由一个月前的平分秋色转成马领先蔡11个百分点。部分蓝营媒体甚至表示，"这是马英九2008年上台以来最好的政策说明"，"以前的马英九又回来了"。马英九的民意支持度暂时脱离了去年12月县市长败选以来的低迷状态，有利于巩固领导权威，也为未来继续拉抬马的声势提供了良好契机。但是，马是否能保持住民调上升势头，关键还要看两岸政策的执行力和效果。（二）蔡英文党内地位得到巩固，但面临其他天王挑战。"双英辩"被岛内舆论称为是2012年"大选"辩论会提前开打，蔡英文对决"泛蓝共主"马英九，宛如占据了绿营"总统候选人"的地位。同时，在民进党内指责苏贞昌执意参选台北市长导致民进党五都选举"好局变乱局"声浪不断高涨之际，蔡借此次辩论会暂时坐稳了党内共主的地位，有利于其在5月底党主席选举中胜选并冲高得票率，甚至有媒体称"民进党已从'后扁时期'进入了'小英时期'"。但另一方面，据TVBS电视台辩论会后民调显示，仅有34%的民众认为蔡英文的表现较好，远低于马英九的46%，显示蔡的气势虽在一系列胜选后上涨较快，但要挑战马英九还有一定实力差距。在此情况下，未来蔡仍难以确立党内绝对权威，在政治利益分配上仍将受到党内天王和各派系势力的压力。而蔡在此次辩论中的表现也未获党内基本教义派的肯定，对未来民进党路线的调整增添新的困难。    （三）民进党将继续加大反ECFA的力度。马英九在辩论会上和之前的宣传中主攻"ECFA是打破民进党执政造成'锁国'困局的重要一步"，更加凸显了民进党"急独"路线在两岸政策上的巨大缺陷，客观上增大了民进党路线调整的压力。但对于民进党来说，"ECFA已成为现在最能让台独意识附体的公共议题"。在"支持ECFA就等于卖台"的联结下，民进党已失去理性讨论ECFA议题的可能性。出于政治利益考虑，特别是为打赢年底"五都"市长选举，民进党未来反对ECFA的行动只会不断升级，推动"ECFA公投"和"反ECFA游行"的力度也将进一步增大。（四）岛内民意向有利于两岸签署ECFA方向发展。马当局此次以"大选"辩论会的高规格组织举办"双英辩"，同时要求各行政部门加大力度密集到地方举办演讲、说明会，最大限度地吸引岛内民众注意，使更多民众了解并转而支持两岸签署ECFA。据《中国时报》民调显示，53%的民众观看了此次辩论，对ECFA的知晓度提升至78%，支持度上升为48%，比4月初上扬了7%，反对的比例由之前的38%下降为30%。实际上，一次辩论会对民众真正了解ECFA意义并不大，但马英九表现出的高度自信提高了民众对当局的依赖，为接下来两岸正式签署ECFA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五）对国民党年底五都选情有正面影响。国、民两党都将ECFA作为年底五都选举的主要议题，而国民党在此议题上却一直被民进党所主导。此次辩论会以马英九的胜利告终，一举扭转了国民党的被动局面，在未来五都选举与民进党的政策论战中略占上锋。而民进党虽然会加大反ECFA的力度，但其正当性已大打折扣。未来民进党的街头抗议可凝聚基本盘，但想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还远远不够，必须提出更有力的理论论述。    （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政治研究室：王治国） 

2011年6月，日本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交了福岛核事故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承认，对海啸的防范措施在整体上力度不足是导致事故恶化的主要原因。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团认定，日本核电体制结构混乱、权责不明，尤其是日本的原子能安全保安院作为监管机构却隶属于主导核电发展的经济产业省

1980年代的翻译者对于他们从事的事业何以能够拥有如此巨大的自信与魄力？

我所写的那个时代，于这一代青年来说，是一个大时代里的小时代。

五帝时代之所以作为中国史的开端，乃是基于如下的意识：作为中国传统的天下政教形态在五帝时代业已开端，它体现在帝与群神的二层级的政治构造上面，这一构造对应于三代王制中的天子与诸侯的共治结构，而在天下型国家成立之后，这一构造又变易为圣与王、君子与君主的共治结构，后者是中国两千年传统政教形态的典范。帝与群神的分工，导致了对民的统治被架置在文化上而不是狭义的政治上，初步展现了中国传统政教将政治镶嵌在文化中的基本精神。

制度和道德当然都很重要。中国应当完善自己的法律制度。不过，在此之外，教育是一个问题，道德价值观也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问题，比如中国现在的一些城市里，大部分都是外地人，他们一般来说不会有很强的社群感。

新译选读。《尼科洛的微笑》，毛里齐奥·维罗里(Maurizio Viroli)著，意大利政治学者，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段保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英文版Nicolo's Smile: The Story of Machiavelli, 2000.

当时正值美国的经济不够景气，群众厌战、反战的情绪很强烈，尤其在青年当中，酝酿着一股强烈的对现实不满的浪潮。就在这时候金斯伯格的成名作《嚎叫》问世，它表达了群众对社会不满的呼声，尤其强烈地表达了青年人精神上的不满，立刻引起轰动。

陈丹青建议学习国画时废除素描，重新定义水墨为当代艺术。

摇滚、庞克、重金属、迪斯科、饶舌、嘻哈、迷幻浩室、青少年叛逆文化、流行音乐、唱片工业，近年的音乐社会学与文化研究已就这些标题产出了相当可观的文献。本文将不在这些标题的层次谈论音乐，而打算以同为感官听觉的两面界分：音乐/语言、音乐/噪音，作为评论的轴线。

今年是海顿逝世200周年，维也纳的2009年新年音乐会演奏了他的交响乐“告别”，这支曲子的特色是演奏者在最后一个乐章时，逐个离开舞台。

在国际贸易一体化形势下，食品市场更加注重食品的安全与质量。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制定农药最高残留限量标准设置食品贸易技术性壁垒，使我国食品出口连连受阻，导致我国食品贸易损失巨大。为此，通过我国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欧盟、美国和加拿大食品安全限量标准对比分析研究，从比较中发现差距，从比较中吸收经验，对于制定和修订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提高我国食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1  CAC、美国、加拿大、欧盟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状况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下设农药残留专家委员会联席会议（JMPR）和农药残留法典委员会（CCPR）两个组织专门负责制定和协调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JMPR负责农药安全性毒理学学术评价，修订农药每日允许摄入量ADI，仅从学术上评价各国政府、农药企业、公司提交的农药残留试验数据和市场监测数据，提出MRL推荐值。CCPR负责提交进行农药残留和毒理学评价的农药评议优先表，审议JMPR提交的农药最高残留限量草案，制定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标准［1］。协调制定农药残留标准是CAC的重要职责，目前已形成了包括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农药残留分析采样方法、农药残留分析方法标准以及农药残留分析的实验室操作规程等较为完善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体系。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制定的农药残留最大限量标准收录在食品法典委员会MRL1内，目前，共制定了197种农药在农产品及食品中的2374个农药残留最大限量值［2］。欧盟的农药残留立法始于欧共体在1976年11月制定的理事会指令76／895／EEC，该指令确定了43种农药活性物质在部分水果和蔬菜上的MRL标准。1986～1990年又先后发布了3个有关农药MRL标准的理事会指令86／362／EEC、86／363／EEC和90／642／EEC，为植物（包括水果和蔬菜）产品、谷物、动物产品表面和内部农药含量设定了MRL标准。在1997年前的理事会指令中制定的农药MRL标准仅仅限于未加工的食品，从1997年的97／41／EEC指令开始有3个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是规定了建立加工食品和复合食品的农药MRL标准体系；二是建立了欧盟内部国家间农药MRL标准差异的协调程序，以解决由于这种差异而导致的贸易障碍；三是将制定农药MRL标准的职能从欧盟理事会转到欧盟委员会［3］。目前，欧盟共制定出了200多种农药活性物质在食品中的30000多项农药MRL标准，其中有3／4以上的MRL标准设定在检测限上。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也在加紧制定和修订本国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美国政府由农业部负责制定农产品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由卫生部负责食品、动物饲料在生产和注册环节的农药残留管理，包括生产过程中的残留监测和产品注册时的残留检测，制定相应的残留检测程序和实验方法。目前，美国共制定320多种农药的9600多项最高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并计划在10年内完成对现有残留限量的再评价。加拿大由卫生部负责制定农药残留的标准，由食品检验局负责农药的残留监控。到目前为止，加拿大制定了150多种农药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2  我国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状况为了与国际标准接轨，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非常重视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我国现行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是GB2763-2005《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该标准包括136种我国正在使用的农药［4］，基本涵盖了获得农药登记、允许使用的农药和禁止在水果、蔬菜、茶叶等经济作物上使用的高毒农药。该标准依据安全性毒理学评价以及根据我国居民食物消费量估算摄入计量和实际污染水平的监测结果，并参考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美国、欧盟等制定的标准。目前我国国家标准对农药限量的规定涉及136种农药的480项农药残留限量指标数量。3  我国与CAC、美国、加拿大、欧盟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存在的差异CAC、欧盟、美国、加拿大等国际组织和国家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几乎涉及所有的农产品及食品，且各项指标分类较细，往往一种农药在不同的作物和食品中均有详细规定。特别是近年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不断修订，限量指标数量不断增加，甚至很多低毒、低残留的农药也制定了很严格的限量，其中大部分是以最先进的仪器检测限作为限量标准值，这就给我国农产品和食品出口造成了很大的贸易技术壁垒。3.1  我国标准中农药残留限量指标数量偏少目前，CAC共制定了210多种农药在农产品及食品中的3000多个农药残留最大限量值；欧盟共制定出了200多种农药活性物质在食品中的30000多项农药MRL标准；美国共制定320多种农药的9600多项最高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加拿大也制定了150多种农药的2000多项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而我国国家标准对农药限量的规定仅涉及136种农药的480项农药残留限量指标，相比这些国家或地区，我国在这方面无论是标准数量，还是指标数量都较少。3.2  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指标过于单一，食品限定过于笼统我国农药残留标准对粮食、蔬菜和水果等食品的限定不如CAC、欧盟、美国和加拿大标准中那样具体。我国现行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规定的食品分类比较笼统，而CAC、欧盟、美国和加拿大在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规定的食品详细划分到具体的每一种粮食、蔬菜、水果品种。例如在我国国家标准中乐果在蔬菜上的MRL值统一限定为1mg／kg，而CAC国际标准中针对菠菜、番茄、胡萝卜、芹菜等蔬菜品种制定农药乐果的MRL值。欧盟食品分类更细，我国的粮食是指原粮产品，而欧盟进一步细分为大麦、小麦、黑麦、燕麦、大米；我国蔬菜包括叶菜、果菜和根块类菜，而欧盟蔬菜进一步细分为黄瓜、菜花、甘蓝等；我国水果只是一大类，而欧盟分为干果、鲜果、硬果和软果等，其中鲜果又分苹果、香蕉、葡萄、柑橘等，并且每一种农产品都对应各自不同种农药的限量标准。美国食品标准中，苹果中有160多种、梨中有80多种、白菜中有60多种、芹菜中有30多种、菠菜中有30多种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加拿大农药残留限量规定也比较细化，例如畜禽产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我国只是对肉及其制品统一进行限定，而加拿大详细规定了牛肉、山羊肉、绵羊肉、马肉、猪肉及其副产品中的农药残留含量；我国豆类蔬菜作为一类进行农药最大残留限量限定，而加拿大的豆类蔬菜包括四季豆、菜豆、红花菜豆、食荚菜豆、红菜豆等品种。3.3  限量标准中农药品种间存在差异发达国家和地区根据各自农药使用情况，结合农产品原料质量安全现状和食品生产方式，对相应的农药进行了限定。国际组织或发达国家标准已制定限量标准，而我国未制定限量指标的农药品种包括2-苯基苯酚、甲基谷硫磷、苯霜灵、恶虫威、苯菌灵、苄呋菊酯、联苯三唑醇、溴离子、灭螨猛、毒虫畏、噻草酮、三环锡、甲基内吸磷、抑菌灵、氯硝胺、落长灵、乙拌磷、二噻农、二硫代氨基甲酸盐类、多果定等。另外，我国国家标准已制定，而CAC、欧盟、美国和加拿大也有一部分农药未制定相应的残留限量标准。CAC未制定限量标准的农药品种包括三氟羧草醚、甲草胺、涕灭威、磷化铝、莠去津、丙硫克百威、苄嘧磺隆、杀虫双、丁草胺、丁硫克百威、杀螟丹、灭幼脲、矮壮素、氯化苦、绿麦隆、氰化物、野燕枯、烯唑醇、敌瘟磷等。与我国国家标准相比，欧盟标准中未规定多效唑、辛硫磷、恶草酮、异丙甲草胺、氟乐灵、蚜灭磷、稻丰散、甲基对硫磷等农药品种限量；美国标准中未规定三唑酮、二唑醇、特丁磷、戊唑醇、稀禾定、五氯硝基苯、咪鲜胺、抗蚜威、辛硫磷、磷胺等农药品种；加拿大农药限量标准中没有规定甲基对硫磷、百草枯、多效唑、恶草酮、禾草敌、异丙甲草胺、代森锰锌、咪酰胺、稻丰散、辛硫磷、敌百虫、甲拌磷、三唑酮、蚜灭磷等农药品种。3.4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限量指标存在的差异3.4.1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部分限量指标一致通过比较，发现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有部分限量指标和CAC、欧盟、美国或加拿大规定的农药残留限量指标相同。新制定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有80多种农药的270多项标准采用CAC标准或与CAC一致。如葡萄中四螨嗪、乐果、杀螟硫磷等农药限量，苹果中克菌丹、甲萘威、倍硫磷、马拉硫磷、对硫磷、亚胺硫磷、敌百虫和三唑锡等农药限量，胡萝卜、叶球甘蓝和花椰菜上的白菌清限量与我国限定其含量相同，溴氰菊酯在果菜中的限量值一致。欧盟标准中双甲脒在梨中的限量和我国梨果类水果中的限量均为0.5mg／kg，在大豆、番茄、芦笋中的多菌灵、葡萄中腐霉利、黄瓜中乙烯菌核利、棉籽中氯氰菊酯等农药限定于我国对其限量规定相同。美国农药MRL标准中大豆中的氟乐灵和灭多威、葡萄中的腐霉利、花生和棉籽中甲拌磷等农药残留限量指标与我国国家标准相应的限定指标一致。加拿大标准中柑橘中灭多威、葡萄中甲霜灵、芹菜和葡萄中的马拉硫磷，黄瓜、番茄中的乙烯菌核利等农药限量指标与我国国家标准限定值相同。3.4.2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部分限量指标低于国际或发达国家标准某些粮食、蔬菜等食品，因我国居民的食用量较大，其农药残留指标严于CAC标准，如国家标准中规定马拉硫磷、对硫磷、甲拌磷、甲胺磷、久效磷、氧化乐果、克百威和涕灭威8种高毒、高残留农约为不得检出品种。这项规定严于CAC、欧盟、美国、加拿大等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此外，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某些农药在某个蔬菜品种上的MRL值低于CAC、欧盟、美国或加拿大，如CAC标准芜菁甘蓝中多菌灵、莴苣头中五氯硝基苯、结球甘蓝中的乙酰甲胺磷等农药限量值均高于我国；我国标准中小麦和香蕉中丙环唑、小麦粉中甲基嘧啶磷、大麦中溴甲烷、棉籽中亚胺硫磷等农药限量严于美国；加拿大标准中黄瓜的甲霜灵、肉及肉制品与乳及其制品中林丹等农药限量指标比我国高；欧盟标准中黄瓜、茄子中敌百虫，芒果中咪酰胺等农药限量要求松于我国。3.4.3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限量指标高于国际和发达国家标准我国食品中限定的个别农药品种的MRL值大于CAC、欧盟、美国、加拿大等标准，已不适应现在的食品质量安全要求，按这种标准检测判断，是食品安全的潜在威胁。例如果菜类蔬菜中甲氰菊酯的残留标准，国家标准是1mg／kg，而CAC、美国、欧盟的标准均为0.2mg/kg；我国蔬菜中毒死蜱残留标准为1mg／kg，而CAC根据不同蔬菜品种制定标准，除叶菜类为1mg／kg外，其它类蔬菜的MRL值都很低，青菜和花椰菜仅为0.05mg／kg。加拿大苹果中灭多威，甘蓝、黄瓜、番茄中氯菊酯，美国大豆中异丙甲草胺，欧盟苹果、梨中的三唑酮，柑橘中噻菌灵，番茄中乙烯菌核利等农药限量值均低于我国相应的残留限量值。4  小结我国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与CAC、欧盟、美国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残留限量标准在农药限量指标数量、食品限定范围、农药种类限定、限量指标值等各方面存在很大差距，主要是农药残留限量指标较少、食品限定过于笼统、限定的农药品种较少、有些限量指标高等问题。因此，为了尽快使我国食品农药残留限量标准适应国内外食品市场发展需要，打破国际贸易技术壁垒，应加速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制定修订工作，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应加强风险评估等科学方法在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制定中的应用，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同时应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提高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水平，使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既适应国内食品工业发展需要，又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需要。◇参考文献［1］耿天霖.中国农药残留领域采用CAC标准研究.世界农业，2005，10：39-42.［2］高景红，肖志勇.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存在的问题探讨.农业环境与发展，2002，4：32-33.［3］张志恒，陈丽萍.欧盟农药MRL标准及中国的主要差距.世界农业，2004，10：47-48.［4］张莹，王绪卿，赵丹宁，等.GB2763-2005《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5.

本文是德勒兹和伽塔里合著《哲学是什么？》的结论部分。译文质量待考。

阿明访谈，2010年12月14日（译文未完）

展览包括四个部分，水墨画、装置、理论和建筑，它们既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唯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在当代全球化的语境中，人类文化处于整体性的弥散状态，或者说正在走向解构，走向碎片化、平面化、匀质化。在这种情况之下，要生成新的结构系统其实很不容易。但是我认为，对文化怀有责任感的学者和艺术家，还是希望在这个大的弥散境遇中能够有所生成。

据美国国防承包商预估，美军每年投入网络战的费用超100亿美元。为了网络进攻能力，美军大力开发计算机网络战武器，美军已经研制出2000多种计算机病毒武器，加上训练有素的网络战进攻部队，只要美国需要，随时可发起信息网络攻击，侵入别国网络，进行破坏、瘫痪甚至控制。

从2007年到2011年五年间，俄共党内斗争不断，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主流派与反对派展开了激烈交锋，如2007年反对"新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2008-2010年先后改组了圣彼得堡市和莫斯科市的俄共分部领导机构，撤换了市委主要负责人。双方除了在干部和组织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外，还在思想理论上围绕久加诺夫提出的"俄罗斯问题"和"俄罗斯社会主义"展开了激烈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