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段治文、钟学敏：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式“大科学”体制

　　一

　　1928年成立的总部设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和1929年成立的总部设在北平的北平研究院，是旧中国最主要的研究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体制的主要载体。这两个研究机构到解放前夕，已分别发展到拥有研究人员400人和职员160人的规模。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它们并没有真正承担起领导全国科学研究的责任，而且它们之间又长期处于“两两平行，各自为政的封建局面”①。再加上统一而独立的中央政权的缺乏，整个国家的科学研究漫无计划，理论脱离实际，效率低下。因此，中国科学体制不进行彻底的改造，就难以承担起新中国建设的使命。新中国建立后，经过初步改造，建立起了以中国科学院为中心、以政府各部门和高校科研机构为辅助的科技新体制。这种以中国科学院为领导机构兼学术中心的科学体制，曾在解放初期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机构调整和科学队伍整编方面，成绩显著。但随着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科技机构和科技队伍的迅速扩大，这一体制的缺陷日益显现出来。主要表现在统筹协调不力，培养科学干部和团结科学家不力，理论联系实际不力以及学术领导不力四个方面②。实际上，这种以中国科学院为领导机构兼学术中心的科学体制，仍然是以往历史上科技体制的一种延续，其内在的历史局限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为了克服这些缺陷，进一步理顺科技体制，中央政府和中国科学院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改革。1954年9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规定，政府部门不再设立科学院。11月国务院又正式发出通知，说明原政务院所属的中国科学院，工作虽仍由国务院指导，但不再作为国务院的组成部分，同时，突出了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最高学术领导机构的含义，对全国的科学研究负有领导责任。为了加强领导，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这是科技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转换。这一转换淡化了科学院在国家科技事务中的行政管理职能，而强化了它的学术中心职能，不仅加强了中国科学院的学术领导，而且对于最终形成中国新的科学体制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在中国科技体制中贯彻依靠科学家办科学思想的重要步骤之一，也是走向中国式集中型或计划型“大科学”体制的重要步骤之一。但这还不是中国式“大科学”体制的真正形成。中国式“大科学”体制的真正形成是在此后从科学规划委员会到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建立过程中完成的。

　　1956年1月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上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并宣布，国务院已经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各有关部门，在 3个月内制定从1956年到1967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会后成立了以陈毅为主任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专门负责召集国内优秀科学家编制我国第一个科学发展计划。同年5月1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4次会议还决定并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委员会。第一个国家科学发展规划制定工作完成以后，考虑到有利于协调和指导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原子能委员会和国防部门的科研机构高效率地执行规划，1956年12月29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宣布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为常设机构，次年5月10日国务院第48次全体会议批准聂荣臻担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从此，科学规划委员会挑起了领导和组织协调全国科学研究的重担。到了1958年，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工农业大跃进开始，全国的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研究队伍迅速膨胀。1958年9月18～25日，原分别侧重负责科学技术普及和处理学术团体事务的“中华全国科学普及协会”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合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同年，负责常规武器研制的原国防部第五院和航空工业委员会合并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随着科学事业的不断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越来越多，任务也越来越艰巨，在这种新形势下，仅仅以科学规划委员会作为科学技术的领导机构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958年 11月2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02次会议决定，将国家技术委员会和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合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聂荣臻任主任。国家科委是负责全国科学技术方针政策的职能机构，下设16个厅、局。与此同时，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成立了地方的科学技术委员会，各级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也相继建立起来。

　　至此，以国家科委、国防科委、中国科学院为主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国家科研领导体制。中国式集中型的“大科学”体制便完备地形成了。这一体制以国家科委和各级地方科委为政府科技主管部门；以科学院系统、高等院校科技系统、产业部门科技系统、国防科技系统和地方科技系统等为研究与开发机构五路大军；以中国科协、各级地方科协为联系政府和科学家的桥梁。这一体制全面展现了科学建制国家化和科技国家主义的思想，也即国家是科技活动的惟一的主体、科技活动的惟一投资者、科技成果的惟一受益者；国家意志支配着科技活动的过程和方向，科学技术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

　　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完成了科学体制的重要转换，建立起了中国式“大科学”体制，科学建制国家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1.符合世界科学建制发展的新动向

　　国家介入甚至直接参与和干预科学发展，是20世纪的一个世界性的趋势，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更是朝着“大科学”方向发展，成为一项国家事业，纳入政府的直接领导和管理，由国家动员科技队伍，投入科研经费，决定科学发展的规模、目标和任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制定了著名的“曼哈顿工程 ”计划，这一计划动员了成千上万的科学家、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间谍，耗费了22亿美元的巨款，经过3年多的苦战，在世界上第一次造出了原子弹。美国组织的“曼哈顿工程”，标志着这种国家管理的“大科学”时代的真正来临。

　　在科学建制国家化的大科学体制下，科学研究的规模很大。这首先表现为科学家人数的急剧增加，而且科学研究主要以集体合作的形式完成，特别是在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上投入人数大、投入资金多，耗费时间长。比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共有2万个部门和公司以及120所大学和实验室参加，参加总人数达42万人，投入资金244亿美元，历时8年，终于在1969年7月20日实现了人类登上月球的梦想③。中国的领导者们也敏锐地意识和把握到这种当代科学发展的新动向。聂荣臻就指出：“现代科学技术同十八、十九世纪有很大的不同。那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个人独立完成的，一个人一生可以有多种发明创造。今天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虽然有些基础理论和技术研究，比如某些数学理论的探索，还可以沿袭过去的方式，但是对于运用现代实验手段进行的重要基础理论、重大工程和重大设备等方面的研究和制作，个人和单位，甚至行业和地区的力量都不够了，需要国家的力量才行。”④因此，随着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十分迫切的要求。周恩来也指出：“如果不把我国现有的科学力量适当地组织起来，密切地联系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作出比较全面的长期的规划，那么，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就没有了方向”⑤，社会主义建设就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可见，世界科学建制发展的新动向，是中国走上“大科学”体制的重要背景。

　　2.中国现代化后发展特点的历史要求

　　在研究后发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学者中，有一个基本共识：后发型的、特别是50年代后期开始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并不是自身现代性不断成熟的结果，如果仅仅依靠自身现代性因素的自然演进，现代化将会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日。从汤因比的“挑战——反应”理论来看，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实际上是对外部挑战的一种反应。由于有些发达国家已经在相对意义上实现了现代化，而且，这种现代化已经引起了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对落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落后国家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只能强行地、人为地进行现代化，而这种人为的过程无疑更多的是一种追赶型的现代化。另一个共识是：当后来者开始自己的现代化进程时，前人的现代化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他们对现代化的认识和成果都要比后来者丰富得多，这样也就使得后来者可以省却许多“在黑暗中摸索”的过程，而这是先发展者所必须经历的；而且，发达国家已经取得的成就，都是在漫长的时间里一步一步地取得的，后来者则不能按部就班地去获得这样的进展，因此必须要有大规模的、快速的行动，这又很难由民间的私人单位来承担，而要由政府介入这些活动。

　　中国是典型的后发展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各方面建设同时展开，这种追赶型的、同时性的科技与现代化发展，必然要求实行科学建制国家化，建立“大科学” 体制，以统筹组织、全面规划。正因为如此，当时中央的要求和目标就是，要在国家的领导和统筹下，“迅速壮大我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力求某些重要的和急需的部门在十二年内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使我国建设中许多复杂的科学和技术问题能够逐步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作到更好更快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⑥。 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就贯穿了对中国后发展特点的把握，进而突出了科学国家主义的思想。他指出，当时中国的现状，一方面是我国科学文化极其落后，而“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而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急速发展”，要求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⑦。为此，他提出了应由国家组织统筹，作出全面规划。

　　由此可见，在当时科技资源贫乏、科技发展任务紧迫的情况下，国家意志支配科学活动的过程和方向、科技活动服务于国家利益目标的科学建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当时中国现实矛盾的最佳选择。

　　3.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果

　　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悠久的“大同”理想，即人们渴望财产公有，互敬互爱，人人平等，社会和谐。从孔子“老安少怀”的博爱济民，到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政”思想，以及墨子的“兼爱”、“尚同”的社会理想，都是如此。这种强烈的大同理想和国家观念，使得国家主义和民族精神都极为突出。同时，中国文化传统中还具有突出的“群体”意识。传统文化注重人的社会价值，强调群体利益和群体和谐，主张人与人的和睦相处。所谓“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就包含了那种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合理成分。这些文化传统与大科学时代无疑有某些契合之处。

　　与大同理想、国家理念、群体意识等紧密相连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近代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知识分子勇敢地站到历史的十字街头寻求变革和救亡图强，科技救国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然而，近代中国的残酷现实使他们深切感到救国无门，比如，近代科学家在创办《科学》杂志的过程中，很长时间里都是业余进行的。中国科学社没有经费，只好由社员奔走各方，不遗余力，沿门托钵，才募集到为数不多的款项⑧。这样的历史现实，使得中国的科学家们迫切希望国家介入发展科学，用科学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中国科学界向往和认同科学国家化。

　　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形成的大科学体制，推动了当时中国科学发展，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

　　中国式“大科学”体制下，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1956年制订了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第一个科学规划。正如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在《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的：“通过规划工作，全国科学家都实际看到了党和政府对科学事业和科学家的重视，几百个直接参加规划工作的科学界骨干体会更深，这对党团结科学家和组织科学队伍是有巨大作用的”。这个规划“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画出了轮廓”，它“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创举”⑨。大科学体制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方面，而且体现在具体的科学会战及其取得的成就上。这些成就最突出的有综合普查、“两弹”攻关和石油会战等。

　　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要求对各种资源进行全面、综合、合理的开发利用，为此，必须进行一系列专业的综合的调查研究工作。最早开始于1951年由中央文教委员会委托中国科学院组织的西藏考察队，它对西藏进行了地质、地理、气象、水利、农业、牧业、植物、土壤、社会、历史、语言、文艺、医药卫生等各个学科的初步考察。1952年开始进行了海南岛、雷州半岛和广西南部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于1957年建立了固定的有关华南热带生物资源的综合考察队伍。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综合考察委员会，统一组织和领导中国科学院有关的综合考察工作。1956年8月又订立了中苏两国共同调查黑龙江流域自然资源的协定。此后，综合考察工作得到快速发展。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云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青甘综合考察队、西部地区南水北调综合考察队等纷纷建立。这种综合考察工作往往涉及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甚至人文科学等各个学科，因而不是某个学科、某个专业或某个部门就能承担的，它是全国性的、多学科的任务。竺可桢深有体会地说：“由于考察工作的范围大，学科多，任务重，单靠少数人员是无法完成的。几年来考察工作除了科学院所属单位的人员积极参加外，还依靠了高等院校、产业部门等有关单位的通力合作，并经过参加工作的同志们的辛勤劳动，群策群力，才能圆满地完成了任务。”⑩

　　1960年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开始。国家有关部门从全国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抽调了大批科技人员集中攻关，特别是中国科学院充分发挥了作为科学技术综合研究中心的优势，调动了20多个研究所参加了这一工作，全院的许多优秀科学家和技术骨干把主要精力投入与这项事业有关的研究，尤其是在苏联专家撤出后，中国科学院将大约1000多名科技人员送到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仅金属所就调去了副所长张沛霖和近100人的核燃料科技队伍。1962年11月中共中央还成立了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作为一个行政权力机构，“组织有关方面大力协调，密切配合；督促检查原子能工业发展规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根据需要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及时进行调动”（11）。

　　原子弹研制成功后，核武器研究所投入了三分之一的研究人员全面开展氢弹的理论研究。1965年元月原子能所的研究人员被调入核武器所，全力主攻氢弹技术。从1966年元月开始，先后进行了含有一定热核材料的加强型原子弹空爆试验（1966年5月9日）和氢弹原理试验（1966年12月28日），均取得了预期效果。1967年6月17日我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取得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爆炸成功，仅仅用了两年八个月时间，创造了世界氢弹发展史上的又一个记录。

　　60年代石油会战中，全国500多家工厂企业为大庆会战生产了机电产品和设备，200多个科研、设计单位和企业在技术上支援了会战，而全国石油系统则集中了包括部长余秋里在内的4万多人（包括当年3万退伍兵）和大批设备、物资到大庆。这4万多人在荒原上，先是大规模勘探，继之进行开发生产试验，然后进行大规模油田建设，在3年多时间里，便建成了一个年产600万吨原油的大庆油田。石油会战典型地体现了“大科学”体制的特点和成效。

　　中国的“大科学”是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与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科学”体制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其中所包含的历史局限性，是有必要进行历史的反思的。

　　首先，中国式“大科学”体制的建立不是大规模科学发展自然演进的结果。现代大科学体制的一个首要特点是科学研究的规模大，这是这一体制确立的基础（12）。中国在原子弹的研制等项目上的研究规模确实很大，但是，这个规模主要是由国家硬性组织起来的，而真正大科学体制的产生则是一个科学发展的自然的过程，其研究规模的扩大，是建立在科学家人数急剧增加、科学家在整个人口中的比重急剧增大基础上的。如1903年美国每百万人口中拥有科学家50人，到 1955年则发展为440人，增加了8倍；美国科学家人数在20世纪内以大约12.5年为倍增周期，全世界科技人员数量几乎每50年增长10倍。可以说，从小科学发展到大科学，是在科学发展到相当程度上的一个结果。而中国当时的科学基础极为落后。中国的大科学体制的形成，源于科学技术落后，科技人员少，为了国家建设的需要，才选择有限的目标，集中全国力量的优势，实现重点突破。

　　其次，中国式“大科学”体制没有大量科研成果及其对社会渗透的良性机制作为基础。从小科学到大科学，更重要的是体现在科研成果的数量上。美国学者普赖斯根据严格的统计发现，在大科学情况下，科学论文每隔10～15年的时间增加1倍，科学期刊种类每60年增长10倍，即科学发展呈指数增长规律。著名哲学家G.艾赫尔别格在《人与技术》一书中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现象。他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60万年）比作60公里的马拉松赛跑，而科学的绝大部分成果是在这一路程的最后5米中出现的：“在最后5米的一冲之下，发生了非常惊人的奇迹：光亮照耀着夜间的路，没有役畜的板车疾驰而过，汽车轰鸣，摄影记者、电视记者的聚光灯使胜利者的赛跑运动员目眩”（13）。但是，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这一景象远未出现，这与我国科学技术基础薄弱、科学家缺少的状况是相联系的，全社会的科研成果在数量上与“两弹一星”等重大成果并不相匹配。同时，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全方位的，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尤其是表现为科技成果在社会中推广和应用的过程大大缩短。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与技术之间的转化过程更是明显加快，甚至往往是同步进行。在当时的中国，不仅科研成果很少，而且更未形成这样一种科学与技术转化的良性机制。

　　第三，中国式“大科学”体制更多的是体现了自上而下人为的推动和行政化的特点。真正意义上的大科学时代的科学之所以成为一项有计划的事业，“一方面是因为科学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在当代已有突出的发展，形成一种与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相类似的体制，它要求以此职业为谋生手段的科学家服从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大科学时代科研题目越来越大，资金要求越来越高，科研活动强烈地依赖于社会为之提供的技术装备力量，无论是国家财政或基金会拨款，还是科研活动程序都必须做到有计划的安排。国家从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出发，定期制定和公布科研项目指南，引导科学家按照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来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14）。这是一种科学与社会、科学与国家、科学家与国家需要等方面双向互动的过程，是一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过程。而中国式“大科学” 体制的确使科学技术发展成为一项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有计划的事业，但只能说是自上而下人为建立的，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相反，更多地体现了人为的特点以及行政化的特点，从科技人员的组织、科技机构的建立到科技管理都体现了高度行政化特征，管理权限也是高度集中的。从科研机构的建立到科研课题的确立上，其重心都游离于企业之外，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问题实际上流于口号。仅仅以任务带学科也有片面性，不利于整体科学的发展。

　　注释：

　　①中国科学院档案：《中国科学院一九五零年工作报告》，转引自马来平《科技与社会引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3页。

　　②参见郭沫若《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的报告》，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67～275页。

　　③参见李国秀《科学的社会视角》，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页。

　　④《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1页。

　　⑤《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页。

　　⑥《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第436页。

　　⑦《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35～36页。

　　⑧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载《文史资料选编》第15辑，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9～10页。

　　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第429页。

　　⑩竺可桢：《十年来的综合考察》，《科学通报》1959年第14期。

　　（11）参见辛向阳《世纪之梦——中国人对民主与科学的百年追求》，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页。

　　（12）关于现代大科学的特点，参见李国秀主编《科学的社会视角》，第61～64页。

　　（13）转引自李国秀《科学的社会视角》，第63页。

　　（14）李国秀：《科学的社会视角》，第64页。

[作者简介]段治文，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钟学敏，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