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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Arvind Subramanian的新书，该书认为中国经济实力将很快让美国黯然失色——比人们预期的要快。

李圩村的自杀有两种基本类型，夫妻因家庭矛盾导致的自杀和老年人因代际矛盾导致的自杀。贫穷是农民自杀的表层原因，村庄生活的巨大压力是其深层原因。这种压力由村庄中异化的面子竞争所导致，面子竞争的异化是由农民能价值观的变迁引起的。自杀应当放到这一背景中去获得解释。价值观变迁中本体性价值的丧失是老年人自杀的根源，本体性价值丧失所导致的社会性价值的异化，是年轻人自杀的根源。

我要强调一点，现在大家都把三峡发电的功能抬得太高，冲淡了三峡防洪的功能。其实三峡最重要的功能，根本就不是发电，而是防洪。三峡论证时，如果不是防洪的功能，三峡工程根本就上不了。其次是供水，发电只能排在第三位。我永远强调，电调必须服从水调。但现在有些利益集团，不能碰。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在呼吁国家在长江流域建议一个水电站总调度，这一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出来，提到会优化调水体系，希望能解决这些事情。

中国古代法的伦理化倾向特别突出，由此演变成的伦理法观念也特别强烈，这是与西方古代法观念的一个重大差异。

根据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的资料，北京垃圾以每年8%的速度增加，2008年日产垃圾1.84万吨，预计2012年全市垃圾生产量将达日均2.5万吨，2015年达日均3万吨，届时，北京现有垃圾填埋场将全部填满。

在英文中，与逻辑哲学相关的表达一般有三个：哲学逻辑(philosophical logic)、逻辑哲学(philosophy of logic)和逻辑的哲学(logical philosophy)。从文献来看，使用较多的是前两个。关于这两个表达，人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而且，即使是关于其中的某一个表达，看法也不一样。这些看法不仅表现出人们对逻辑哲学的不同理解，而且也反映出在以逻辑哲学为名的东西上存在的问题。　 一般认为，罗素最早使用了“哲学逻辑”这个概念。但是，这个词以及与它相近的词“逻辑哲学”的频繁出现却是在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不仅以“逻辑哲学”或“哲学逻辑”为名出版了一些专著和文集，而且还出版了几份以它们为题的专业杂志。因此，至少从表面上看，逻辑哲学或哲学逻辑已经堂堂正正地走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或领域。但是，人们对哲学逻辑或逻辑哲学存在不同的理解，而且至今也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其次，也有人承认哲学逻辑或逻辑哲学的提法有问题，但是为了某种目的和便利，仍然使用它。此外，还有人干脆简单地用逻辑哲学或哲学逻辑为题，根本不对它们进行任何说明或解释。在这三种情况中，第一种情况比较清楚，因为只要看一看不同作者的不同观点，就可以明白其差异所在；而后两种情况则不太清楚。然而，从作者或编者的具体论述或选编的文章，我们大致仍然可以看出或体会到他们的基本意图和想法。　 　　一　含糊的用法　 1967年11月10～12日在伦敦开了一个以“哲学逻辑”为题的学术讨论会。两年以后，与会论文结集出版，名称不变(Philosophical Logic,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69)。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会上宣读和讨论的文章外，文集又增加了几篇论文，而所增加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戴维森的“真与意义”。这篇文章是语言哲学的重要文献，刚发表不久，影响很大。由于编者没有解释，因此我们无法知道编者对“哲学逻辑”的理解。真无疑属于逻辑研究的范围，意义是不是属于逻辑研究的范围却值得思考。把这篇文章与文集中诸如欣迪卡的“命题态度的语义”和冯·莱特的“论逻辑的规范和本体论”等论文放在一起，自然是把它划入哲学逻辑的范围。这种做法反映出编者对哲学逻辑采取一种非常宽泛的态度。　 1971年，普特南发表论文《逻辑哲学》。开篇第一节“什么是逻辑”说：“让我们首先问什么是逻辑，然后试图看一看为什么应该有关于逻辑的哲学问题。”（注：Putnam,"Philosophy of Logic",in Contemporary Readings in the Foundations of Metaphysics,S.Laurence & C.Macdonald,ed.Blackwell Publishers,1998,p.404.）通过对几条逻辑推理规则或逻辑定律的分析，普特南得出一个结论，逻辑推论规则或定律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逻辑学家们的看法也是一致的。这些是逻辑的主要部分，是“逻辑中‘永久的学说’”（注：Putnam,"Philosophy of Logic",in Contemporary Readings in the Foundations of Metaphysics,S.Laurence & C.Macdonald,ed.Blackwell Publishers,1998,p.第406页。）。但是在如何接受它们的问题上，逻辑学家们的解释和态度却是不同的。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上，他说：“显然有一些与逻辑相联系的哲学问题，而且至少它的一个理由也是清楚的，这就是：关于所有逻辑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普遍承认的一般原理，很难得到任何普遍接受的陈述。如果我们深究这个困难，那么与逻辑相联系的更深的哲学问题就会变得更加清楚。”（注：Putnam,"Philosophy of Logic",in Contemporary Readings in the Foundations of Metaphysics,S.Laurence & C.Macdonald,ed.Blackwell Publishers,1998,p.第406页。）接下来，他讨论了唯名论和实在论之争，逻辑和数学的关系，以及由唯名论所带来的与集合论相关的一些问题。从他的文章可以看出，他所说的逻辑哲学，主要是指在逻辑的基础上，对各种涉及逻辑、与逻辑相关的不同哲学考虑的反思。　 科奈(Korner,S.)于1976年编辑出版了一本名为《逻辑哲学》文集，目的是“讨论一个核心的哲学问题”。文集包括：本体论与哲学；多值逻辑的用途；同一性、必然性和物理主义；自然语言和形式化语言的关系；量词逻辑中的量词与自然语言中的量词。从这些内容来看，许多问题显然很难说是逻辑问题。　 1978年，科比和古尔德编了一本题为《当代哲学逻辑》的文集，前言涉及文集内容的说明只有如下一小段：　 现代逻辑的课本趋于把大部分内容用来发展逻辑技术和逻辑系统的构造。因此它们不太能够注意其主题的历史、逻辑理论的问题或逻辑发展的最新方向。但是有成果的课堂讨论必须探讨逻辑的理论或哲学，而不是探讨它的技术：困为这些技术，作为技术而言，几乎是不可争议的。这个读本旨在为符号逻辑课提供补充课本。它想起的作用是为课堂上讨论逻辑问题提供基础和动力。（注：I.M.Copi & J.A.Could,Contemporary Philosophical Logic,St.Martin's Press,Inc.,1978.）　 从这段说明来看，作者是想在逻辑技术和逻辑系统的基础上，还要探讨其他一些不同的东西。全书共分八章：形式途径，联结词和演绎有效性，意义和所指，逻辑和本体论，类型论，模态逻辑，道义逻辑，多值逻辑。所选文章的作者包括罗素、卡尔纳普、奎因等人。从内容来看，作者打破了一般现代逻辑教材的体系，因循的思路是现代逻辑从经典到非经典的基本分类。　 1996年出版了一本文集《哲学逻辑与逻辑的哲学》（注：P.I.Bystrov & V.N.Sadovsky,Philosophical Logic and Logical Philosophy,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1996.）。这本文集是为了纪念前苏联著名逻辑学家斯米尔莫夫(Smirmov,V.A)，共四部分：一，认识论与科学哲学；二，现代逻辑与科学方法；三，逻辑语义学；四，逻辑证明的分析。“对各种哲学和方法论问题提出了非标准的解决办法”。这里许多文章并不属于逻辑研究或与逻辑相关的研究，只用“哲学逻辑”还不能涵盖它们，所以又加了“逻辑的哲学”这个更为宽泛的名称。　 以上文章和文集采用了“哲学逻辑”或“逻辑哲学”的名称，但是对这两个名称没有明确说明。从具体内容来看，既有现代逻辑技术性的讨论，也有非技术性的讨论，既有逻辑讨论，也有哲学讨论。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加上“哲学”这一表达，自然而然地容纳了比逻辑更多的内容。　 　　二　明确的说明　 20世纪70年代初，《哲学逻辑杂志》(The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正式出版。该杂志明确地说，它的范围限制在使用形式方法或探讨逻辑理论中的论题的哲学研究。具体内容可分为四类：非经典逻辑；用形式逻辑的方法进行的哲学讨论；讨论与逻辑和语言的逻辑结构相关的哲学问题；与特殊学科相关的哲学工作。该杂志的目的是为具有明确的哲学意义而本质上是技术性的工作提供舞台。这四类内容实际上就是文章的内容。由此可以看出，这份杂志主要有两个特点和精神，一个是突出关于纯逻辑的研究，另一个是用逻辑的技术手段来探讨和处理一些与哲学、语言以及相关学科的问题。　 1980年出版了一本杂志，题目是《逻辑的历史和哲学》(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logic)，直接含有“逻辑哲学”(Philosophy of logic)这一表达。编者在序中说，其主要感兴趣的是有关逻辑的一般哲学问题：存在和本体论方面，经典和非经典逻辑之间的关系等等。它特别提到，对历史方面的文章感兴趣，而“对现在被划分为‘哲学逻辑’的那类专门文章不感兴趣，对与逻辑教学有关的文章也不感兴趣”。这份杂志对文章的要求无疑是十分明确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提到排除“被划分为‘哲学逻辑’的那类文章”。从该杂志的内容来看，这类文章应该是属于《哲学逻辑杂志》中所说的非经典逻辑。由此也就说明，非经典逻辑是“哲学逻辑”中的主要部分，或者至少是其中一部分非常重要的内容。同时似乎还说明，逻辑哲学与哲学逻辑是不同的东西。　 1983年，《哲学逻辑手册》（注：D.Gabbay & F.Guenthner,Handbook of Philosophical Logic,vol.Ⅰ，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3.）第一卷出版。编者在序中明确地说，目的主要有两个。首先介绍经典逻辑的主要部分。其次是为理解以后的部分提供相关的背景材料。所谓以后的部分即是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内容。编者认为，十分重要的是古典逻辑及其“扩展”，这主要是第二卷（注：D.Gabbay & F.Guenthner,Handbook of Philosophical Logic,vol.Ⅱ，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4.）的主要内容，包括模态逻辑、时态逻辑、条件句逻辑、内涵逻辑、道义逻辑等等。一些“不同方式”的扩展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主要是第三卷（注：D.Gabbay & F.Guenthner,Handbook of Philosophical Logic,vol.Ⅲ，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6.）的主要内容，包括多值逻辑、相干逻辑、衍推逻辑、直觉主义逻辑、自由逻辑、量子逻辑等等。编者认为，哲学逻辑领域十分广阔，且具有多样性，比如，它植根于一般的哲学、数理逻辑和理论语言学之中。基于这样的思想，后来又出版了该书第四卷（注：D.Gabbay & F.Guenthner,Handbook of Philosophical Logic,vol.Ⅳ，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9.）。在第四卷，编者认为，几乎任何哲学逻辑系统都不会不与自然语言的语义密切相关。从历史上看，语言哲学与哲学逻辑从一开始就一直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而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数理逻辑与哲学逻辑成熟了，成为哲学中的主要学科，并与哲学中的问题相联系。该卷突出并强调语言的形式语义化能力以及形式的语言哲学，因此概述的重点不是揭示语义学上特殊的理论途径，而是展示任何成熟的自然语言的语义理论都要考虑的问题的途径。因而它介绍了广义量词理论、与谓述相关的问题、专名与摹状词的问题、命题态度、预设，等等。　 从1993年起，Nicholas Copernicus University Press每年出版一本文集，题目为《逻辑与逻辑的哲学》(Logic and Logical Philosophy,ed.By Perzanowski,J./Pietruszczak,A.)，主编都是逻辑教授。它声称“主要是专门集中在哲学逻辑和逻辑的哲学部分，即由把逻辑手段应用到哲学问题而产生的哲学。同时不排除其他逻辑问题和逻辑在相关学科中的应用”。　 1994年出版了一本文集《逻辑哲学在波兰》。编者是波兰著名逻辑学家沃伦斯基。他在该文集的序中说，卢卡西维奇在1929年出版的《数理逻辑基础》一书中说过，哲学逻辑是逻辑、认识论和心理学的混合物，为了数理逻辑应该把它抛弃。由于卢卡西维奇的巨大影响，波兰逻辑学家对“哲学逻辑”这个说法一直是有保留的。尽管完全知道“哲学逻辑”这个术语的含义并不是完全确定的，但是沃伦斯基仍然采用了它。他有两个理由：其一，“哲学逻辑”可以十分便利地涵盖许多不同种类的逻辑研究，而这些研究是哲学家们感兴趣的。其二，“哲学逻辑”表达了一种评价态度，即逻辑是与哲学家最相关的。从这两个理由来看，第一个理由最重要，因为它比较清楚地说明哲学逻辑的实质，而从所选论文来看，主要也是一些非经典逻辑的研究，比如“极小蕴涵逻辑”，“对象逻辑”等等。　 从以上几份主要的哲学逻辑杂志和文集我们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哲学逻辑或哲学的逻辑这个概念虽然不是十分明确，在使用中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这就是它包含非经典逻辑的研究，甚至说，非经典逻辑是哲学逻辑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和内容。这也是哲学逻辑区别于经典逻辑的主要所在。另一个特点是，哲学逻辑有不太清楚的一面，这就是涉及哲学的一面。正是由于涉及哲学，因此这一面是不太容易界定的。从《哲学逻辑杂志》的说明来看，这样的哲学讨论主要是要突出技术性，也就是运用现代逻辑的方法，而不是纯思辨的方法。而从《逻辑的历史与哲学》的说明却无法明显看出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整个国际学术界对于逻辑的看法，了解逻辑杂志的内容和水平，就没有理由怀疑，今天哲学逻辑的讨论，即使是纯粹哲学的讨论，也完全是以现代逻辑的方法为基础的。　 　　三　不同的看法　 1967年，斯特劳森编辑出版了一本文集《哲学逻辑》，序中说，逻辑有形式的部分和哲学的部分。所谓形式的部分，就是通常所说的形式逻辑，而所谓哲学的部分，就是他所说的哲学逻辑。他认为，哲学逻辑主要回答以下问题：命题是什么？一个命题是真的，这样说是什么意思？从一个命题得出或演绎出另一个命题，命题之间这种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如此等等。而回答这些问题迫使人们必须回答其他许多问题，比如关于语言的实质和作用，许多种类型的语言表达式的实质和作用，等等。说明了这种区别，斯特劳森进一步论述了一般命题形式，所指和谓述，真值函项和条件式，意义和使用，意义和必然性，真，范畴等一些问题。显然，他认为哲学逻辑应该研究这些问题。　 斯特劳森的区分十分清楚。形式逻辑是大家都明白的，尤其是在今天，随着现代逻辑的发展，逻辑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此对于形式逻辑没有任何歧义。而关于哲学逻辑的说明，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仅从他问的那几个“是什么”就可以看出，这是典型的哲学思考的方式，由此也大致可以领会他所说的哲学逻辑。但是从他具体论述的那些问题来看，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疑问的。像所指、意义和使用等等这些问题，显然不是逻辑问题，而是哲学问题。但是难道我们不能说它们是语言哲学所一般探讨的问题吗？而且，如果说它们是语言哲学的问题，难道不是更恰当吗？　 1978年，哈克(Haack,S.)出版专著《逻辑哲学》。他十分明确地说：“逻辑哲学的职责，正像我所理解的，是研究逻辑所提出的哲学问题，一如科学哲学的职责是研究科学提出的哲学问题，数学哲学的职责是研究数学提出的哲学问题。”（注：S.Haack,Philosophy of Log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1.）逻辑要区别有效论证与无效论证，逻辑的形式系统则为论证的有效性提供严格的工具和纯形式的标准。与此相区别，哲学逻辑所要考虑的主要是这里所涉及的一些哲学问题：一个论证是有效的，是什么意思？从一个陈述得出另一个陈述，是什么意思？一个陈述是逻辑真的，是什么意思？应该把有效性解释为相对于某个形式系统吗？有效的与好的论证有什么关系吗？如此等等。这些问题显然属于逻辑的范围，但是使人感到它们是元逻辑的问题。哈克显然也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强调应该把逻辑哲学与元逻辑相区别。他认为，元逻辑主要研究形式逻辑系统的形式性质，诸如一致性、完全性、可判定性的证明，而逻辑哲学却不考虑这些纯形式问题，而主要考虑哲学问题。比如关于二值和多值命题演算之间的关系，对这样两种演算，究竟应该如何替换，如何取舍呢？而做出替换和取舍的依据又是什么呢？此外，他认为，逻辑哲学并不完全限于形式逻辑的问题，它还要考虑非形式论证，以及形式系统和非形式论证之间的关系。　 哈克的说明与斯特劳森有十分相似的地方。而最相似之处就是关于逻辑的说明是清楚的，而关于逻辑哲学的说明却不是特别清楚。在涉及说明什么是逻辑哲学的地方，哈克两次都是通过举例。举例无疑是为了说明。但是一个真正的说明，仅有举例是不够的。它充其最只能使我们去体会一些东西，而没有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它实际想要表达的东西。具体地说，知道探讨有效论证和好论证的区别是属于逻辑哲学的问题，与知道什么是逻辑哲学难道是一回事吗？　 我们发现，在哈克的书名中逻辑是复数(logics)。这是哈克与斯特劳森比较明显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哈克说的逻辑哲学中的“逻辑”与斯特劳森说的“哲学逻辑”中的逻辑是有区别的。从哈克的具体论述来看，他说的逻辑，主要是指各种不同的形式逻辑，比如传统逻辑、经典逻辑、扩展的逻辑、异常逻辑和归纳逻辑等。因此，他所说的逻辑哲学主要是关于这些逻辑或形式系统的哲学，或与它们有关的哲学。比如，有没有一种逻辑的自然本质可以使人们区别形式逻辑与其他系统？标准的经典的逻辑显然是逻辑，那么非标准的扩展的变异的逻辑系统是不是逻辑？这里不仅涉及各种逻辑的形式，而且涉及它们的内容。那么有关论证的形式和内容如何区分呢？因此，从这些问题来看，他所讨论的逻辑哲学与斯特劳森所要讨论的哲学逻辑是有很大区别的。　 此外，哈克不主张使用“哲学逻辑”这个术语。他认为，这个术语“容易传达一种不幸的印象，好像有一种作逻辑的专门的哲学方式，而不是有关于逻辑的专门的哲学问题”（注：S.Haack,Philosophy of Log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1.第2页。）。　 1989年，沃尔夫拉姆出版了《哲学逻辑》一书。他的观点与斯特劳森十分相似，做法也差不多，区别只是在阐述观点的过程中更细致具体一些。他认为逻辑有两个分支，一个是形式逻辑或符号逻辑，另一个是哲学逻辑。形式逻辑很清楚，它要使论证规范化，提供对一致性和有效性的检验方法。但是，哲学逻辑却很难划定界限和定义。他对哲学逻辑的具体说明如下：　 可以说，哲学逻辑研究论证、意义和真。它的主题与形式逻辑的主题密切联系，但是它的对象是不同的。它不着手使有效论证规范化，也不提供可以使人们对越来越复杂的论证进行评价的公理和符号方法，而是检验构造这样的系统的砖石和灰浆。尽管它的目的主要是对通过构造起来的公理使论证成为形式化的系统进行说明，或者有时候是进行质疑，但是它并不限于研究被形式逻辑规范化了的论证。（注：S.Wolfram,Philosophical Logic,Routledge,1989,p.12.）　 这里的说明有很大比喻的成份。以命题演算为例，p,q,r等表示命题的符号被说成是“砖石”，而“真”，“假”，“并且”，“或者”等等被说成是“灰浆”。因此，相对于命题演算而言，哲学逻辑考虑的问题是：命题演算的“命题”是什么？只有两个真值吗？命题演算在什么程度上体现论证？如此等等。问题是，这样的说明能不能使人明白究竟什么是哲学逻辑？而且这样的说明能不能令人满意？　 除了从与形式逻辑的关系来谈论哲学逻辑外，沃尔夫拉姆还从与哲学的关系论述了哲学逻辑。他认为，任何哲学分支都产生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这个哲学分支专门的问题，而且可以说是哲学逻辑的问题。他的具体说明是，涉及的问题，如果不是专属于论题，而是与论证的有效性有关，则是逻辑的问题。具体地说，比如摩尔关于“道德善”的论证，这个论证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描述，就属于道德哲学领域，而它是不是含有逻辑错误，则是哲学逻辑的问题。比如，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它后来被基于“存在不是谓词”而说成是谬误。这就是把哲学逻辑应用到哲学家一直考虑的某个问题。在这样的说明中，令人比较困惑的是：哲学逻辑是不是等同于逻辑理论和逻辑方法的应用？它们之间是究竟有没有区别？如果有，有些什么样的区别？　 1982年，格雷林出版专著《哲学逻辑导论》，1997年又出了修订版。他认为，哲学逻辑不是关于逻辑的，也不是逻辑；（注：A.Grayling,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ical Logic,Blackwoll Publishers Ltd.,1997,P.2.）“哲学逻辑是哲学，尽管是充满逻辑信息和对逻辑敏感的哲学，依然是哲学”。（注：A.Grayling,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ical Logec,Blackwoll Publishers Ltd.,1997,P.3.）书中讨论的题目是：命题、分析性、必然性、存在、同一性、真、意义和所指。选择这些内容并把它们称为哲学逻辑，主要有三个理由：第一，“哲学逻辑”标明它们是相互联系的；第二，“哲学逻辑”标明它们在所有严肃的哲学讨论中的核心地位；第三，“哲学逻辑”反映出自19世纪后期以来逻辑学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格雷林说得非常明确，哲学逻辑是哲学。但是，既然不是逻辑，也不是关于逻辑的，为什么要叫哲学逻辑呢？“充满逻辑信息”和“对逻辑敏感”是非常不清楚的表达，以此我们无法理解哲学逻辑是什么。从他所选择的内容看，我们很难相信这些是哲学逻辑所专门研究的内容，实际上，说它们是语言哲学研究的内容可能会更合适。格雷林在书中非常强调逻辑的重要性和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从他提供的理由来看，我们很难理解它们就应该属于哲学逻辑。具体地说，无论这些内容是不是相互联系，在哲学讨论中有多么重要，即使不叫哲学逻辑又有何妨？至于说为了强调逻辑的作用而叫哲学逻辑，难道不是有些牵强吗？　 在格雷林的论述中，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是有区别的。他认为，思考逻辑会使人们一定要提出一些哲学问题，比如蕴涵问题、列文海姆－司寇伦定理的意义、量词理论的范围和限度、逻辑和集合论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属于逻辑哲学研究的范围，但是这些问题的研究会导致更具有一般性的基本而重要的问题。这时，研究的范围就超出逻辑领域，涉及到语言和思想的性质，世界的结构和内容等问题。这时就成为哲学逻辑研究。因此可以说，格雷林知道而且承认有关于逻辑或与逻辑有关的哲学研究，但是他所说的哲学逻辑并不是这样的研究，而是一种更为广泛的哲学研究。只是他在这里比较强调逻辑的重要性。　 1989年，恩格尔(P.Engel)出版了法文本专著《真之标准》，副标题是“逻辑哲学导论”。1991年，该书被译成英文出版。恩格尔认为，“哲学逻辑”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词，涵盖许多不同种类的问题和研究类型。逻辑是关于依形式而有效的推理的理论。逻辑哲学则是与逻辑有关的东西。狭义地理解，逻辑哲学表示一系列与逻辑的方法论有关的问题，这就是对逻辑学家所使用的概念和方法进行分析。但是，这样说依然含糊。如果逻辑哲学是一门专门的学科，那么在探讨一个具体的问题时，逻辑与哲学的分界线在哪里呢？即使在有了现代逻辑的今天，以技术手段来进行这样的区分似乎也是不够的，因为“许多显然是‘纯技术’的问题能够具有哲学兴趣，而逻辑论证和哲学论证的区别有时候是难以区分的”。（注：P.Engel,The Normof Truth: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ogic,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1,P.2.）　 此外，恩格尔认为，逻辑哲学的含糊性也与哲学逻辑有关。他不赞成哲学逻辑的说法。他认为，现在一般所说的“哲学逻辑”非常强烈地具有弗雷格－罗素的遗产的性质。哲学逻辑被看作是语言哲学的继续，并且是使用逻辑作工具来对语言进行分析。哲学逻辑一般有形式和非形式的区别。从非形式的角度来探讨哲学逻辑，一般会把问题局限在基础逻辑的范围之内；而从形式的角度来探讨哲学逻辑，一般会把问题局限在非经典逻辑的范围之内。这样，哲学逻辑研究最终会限制逻辑所能产生的与哲学相关的问题的范围。因此，无论如何，“逻辑哲学不应该划归为哲学逻辑”。（注：P.Engel,The Norm of Truth: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ogic,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1,P.5.）恩格尔明确地说，他“不相信有‘哲学逻辑’这样一个学科。但是，同样也没有‘逻辑哲学’，如果它意味着一个有明确规定和明确限定的论题、概念和方法的领域。若是由于缺少更好的术语，因而仍然想用这个说法来表示某种研究，那么就应该记住，逻辑哲学不是逻辑的一部分。它也不是关于逻辑的，如果这意味着它仅仅探讨属于逻辑的问题和概念。它完全是哲学！”（注：P.Engel,The Norm of Truth: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Logic,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1,P.7.）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尔同样谈到语言哲学。他认为逻辑哲学是与语言哲学不同的东西，但是他要遵循当代大多数人的做法，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看待逻辑哲学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三种分析层次。第一层次是语义分析，这主要是在分析句子的结构或逻辑形式的基础上，分析形式语言中句子的真和所指的条件。第二层次是分析第一层次上使用的理论概念，比如意义、真、所指、结构、逻辑形式等等。在第三层次会产生一些关于这样一种一般性意义理论的后果的问题，比如什么是逻辑真、逻辑真句子如何获得它们的意义、它们关于世界有任何表达吗、逻辑根本就是关于真的问题吗，等等。　 从恩格尔的论述不难看出，他关于逻辑哲学的设想，与语言哲学差不了太多。而且，他开诚布公地承认，他关于逻辑哲学的构想受到了今天人们比较熟悉的语言哲学的构想的影响，而这样的语言哲学构想主要是由于戴维森和达米特的著作。戴维森和达米特关于语言哲学的核心思想是意义理论。因此，我们不能不问：逻辑哲学能够等同于意义理论吗？或者说，逻辑哲学能够等同于以意义理论为核心的语言哲学吗？　 在2001年出版的《哲学逻辑》一书中，戈布尔认为，逻辑为哲学提供支持，哲学为逻辑提供营养，二者结合，“结果就是哲学逻辑”，“哲学逻辑可以很容易被看作用于哲学的逻辑”（注：L.Goble,The Blackwell Guide to Philosophical Logic,Blackwell Publisher Ltd.,2001,P.1.）。在他的论述中，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是有区别的。前者发展哲学研究中一些核心概念的形式系统和结构，如模态逻辑、认知逻辑、时态逻辑等等，后者研究与逻辑命题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立场相关的问题，如什么是逻辑常项，什么是逻辑真的本质，以致“什么是逻辑”等等这样的问题。他希望可以把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区别开来，但认为哲学逻辑、语言哲学和逻辑哲学这些领域相互交织，因而“试图确立它们之间的实在界限会是错误的”（注：L.Goble,The Blackwell Guide to Philosophical Logic,Blackwell Publisher Ltd.,2001,P.2.）。　 综上所述，虽然逻辑哲学和哲学逻辑在使用中似乎不加区别，但是不少人还是认为应该把它们区别开来，尽管他们区别的理由各不相同，而且一般也承认明确的区别不易做到。　 　　四　国内的一些看法　 近年来国内出版了一些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方面的论著，对哲学逻辑一般有比较明确的看法，认为“哲学逻辑方面的分支一般都以命题逻辑、谓词逻辑为基础，与传统哲学中的概念、范畴和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哲学逻辑“是各种非经典逻辑分支的统称”（注：张清宇等：《哲学逻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第Ⅲ页。）。这样的看法也得到比较普遍的支持。（注：例如，参见陈波：《逻辑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第13页。）但是对于逻辑哲学的看法，即存在一些差异。　 张尚水认为，“从负面的意义来说，逻辑哲学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不是哲学的一个流派，粗略地说，逻辑哲学是一些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对逻辑科学的哲学问题的探讨和发表的一些哲学看法。用哲学术语来表示，逻辑哲学就是对于逻辑的哲学反思”（注：张尚水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5卷，“逻辑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第1页。）。基于这样的看法，也就是说，由于逻辑哲学不是哲学的分支学科或流派，他明确地认为“也没有逻辑哲学家，至少现在还没有专门研究逻辑哲学而可以名家的学者”（注：张尚水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5卷，“逻辑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第29页。）。陈波也认为，“逻辑哲学作为一个学科仍不十分成熟，讨论、争辩得很热烈，但各种问题尚无定论，自身也尚未成为一个严整的知识体系”（注：陈波：《逻辑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第10页。）。尽管如此，他认为在这领域里仍然可以“有所作为”（注：陈波：《逻辑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第10页。）。他明确提出，“逻辑哲学力图揭示隐藏在各种具体逻辑理论背后的基础假定、背景预设或前提条件，并质疑和拷问它们的合理性根据以及做其他选择的可能性”。（注：陈波：《逻辑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第16页。）　 就逻辑哲学研究的内容而言，张尚水认为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关于逻辑这门科学的一些哲学问题：逻辑的对象和范围、逻辑真理的性质、逻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等。比如什么是逻辑？人们一般都承认一阶逻辑是逻辑。但是，二阶逻辑是不是逻辑？集合论是不是逻辑？模态逻辑是不是逻辑？以模态逻辑为基础而发展的众多逻辑理论是不是逻辑？其次是逻辑研究自身提出的哲学问题。比如一阶逻辑刻画了命题联结词和量词，那么对命题联结词和量词的涵义应该如何理解？具体地说，比如“A→B”是不是刻画了“如果……，则……”？在什么意义上刻画了“如果……，则……”？最后是元逻辑研究中提出的哲学问题。比如在元逻辑研究中，什么方法可以使用，什么方法不可以使用？等等。　 张尚水的描述基本上是按照现代逻辑的特征进行的。一阶逻辑是基础，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现代逻辑众多的系统群，也形成了现代逻辑庞大的知识体系。一阶逻辑自身有明显而独特的性质，与其他逻辑，比如二阶逻辑、模态逻辑等等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因此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区别乃是自然的。现代逻辑采用形式语言来刻画逻辑常项，自然会涉及这样的语言及其刻画与自然语言中相应的东西的关系。因此讨论这样的问题也是自然的。现代逻辑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可以进行元逻辑研究，即对形式系统本身进行研究，比如一个形式系统是不是可靠，有多强？因此这里涉及一些十分有意思而深刻的哲学问题，当然可以进行探讨。张尚水的这些说明十分明确，也容易理解。至于说它们是不是十分系统，是否基本或完全体现了逻辑哲学这门学科的特征和性质，则可以讨论。由于他认为逻辑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不太成熟，而且明确地说，他想通过这样的说明使人们“对逻辑哲学可以有一个粗浅的理解”（注：张尚水编：《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5卷，“逻辑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第29页。），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从体系的角度去理解他的论述。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我们大致可以体会出什么是逻辑哲学。　 陈波也认为逻辑哲学的研究涉及三类问题。第一类是关于逻辑科学整体的哲学分析；第二类是从逻辑系统内部提出，但在传统哲学中有深厚背景的问题；第三类是对逻辑和哲学的基本概念的精细分析。从具体的论述来看，第一类内容涵盖了张尚水所说的第一和第三方面的问题，第三类内容远远超出张尚水所说的第二方面的问题，第二类内容则是张尚水根本没有提及的。陈波的做法与张尚水有一个根本区别，他在论述逻辑哲学问题的时候是有体系考虑的，（注：陈波曾说：“逻辑哲学不是一些零碎知道的机械堆砌，而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内容构成的知道整体。”（陈波：《逻辑哲学引论》，人民出版社，1990，第10－11页）他在那里提出逻辑哲学至少要涉及12个重要论题，讨论了其中8个，明显表达了一种体系的考虑。在2000年出版的《逻辑哲学导论》中，他改变了这样的说法，认为逻辑哲学学科尚不成熟。他讨论了10个问题，除“是”的研究外，基本上仍然属于10年前所谈的范围。从他关于逻辑哲学的论述以及“有所作为”的表达，可以认为他仍然有体系方面的考虑。）因此他所说的这些就值得我们予以思考。由于他与张尚水的区别主要在第二类和第三类问题上，因此我们简要地考虑这两类问题。　 陈波对第三类问题是这样描述的：“第三，对于逻辑和哲学的基本概念的精细分析，这些概念包括：名称和摹状词，语句、命题、陈述、判断，命题形式和命题态度，命题联结词的意义，主词和谓词，量词和本体论承诺，意义、指称、谓述、用法和证实，存在与同一，意义、真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逻辑、思维与理性，等等。词类分析的目的在于给逻辑研究提供基础框架，或赖以出发的基本假定。”（注：陈波：《逻辑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第16－17页。）　 这些概念有的是逻辑概念，比如命题联结词、量词；有的既是逻辑概念又是哲学概念，比如摹状词、命题形式和命题态度；有的仅仅是哲学概念，比如本体论承诺、意义、指称、谓述、用法与证实、意义、实在论、反实在论、思维、理性等等。也就是说，这些概念完全超出了逻辑的范围。逻辑显然不会研究超出自己范围的东西，因此逻辑不会研究这些概念。问题是：逻辑哲学会不会研究这些概念？由于这些概念与逻辑没有关系，研究这些概念会不会给逻辑研究提供基础框架或赖以出发的基本假定。　 关于第二类问题，陈波认为“最典型的是归纳逻辑中的休谟问题，它本质上是涉及人们能不能达到关于这个世界的普遍必然知识的问题，因此它归根结底涉及人类的认识能力及其限度，世界是否可知这样一些重大的哲学问题”（注：陈波：《逻辑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第16页。）。因此他在书中也设立专章讨论了这个问题。休谟问题不仅在哲学史上而且在现代哲学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归纳问题究竟是不是逻辑哲学问题却值得思考。即使不深入探讨归纳本身的性质，仅从陈波对逻辑哲学的说明来看也是有问题的。他认为，并非“逻辑哲学古已有之”，“严格意义上的逻辑哲学是一门新兴的哲学学科，它是现代逻辑与现代哲学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产物”（注：陈波：《逻辑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第2页。）。根据这种看法，休谟问题显然不应该属于逻辑哲学，因为休谟问题早在现代逻辑产生以前就出现了；而且，就归纳问题本身来说，也不是逻辑系统自身提出来的。所以，第二类问题这样的研究范围，是不是逻辑哲学，显然是有问题的。　 周北海认为，模态谓词逻辑涉及三类问题：第一类是形式问题，包括形式表达式及其关系和形式语义；第二类是形式与实际对象的问题，实际对象指直观对象、直观语义或直观背景；第三类是实际对象本身的问题，如实际对象的存在性，它们本身具有什么性质等等。第一类是逻辑问题，第二类是理论问题，第三类是哲学问题。“第三类问题看起来已与形式无关，只是我们所面对的外在世界的某些一般性问题，即哲学问题。但是，既然是对象的问题，而这里的对象又总是某些形式的对象，所以这里的哲学问题仍与逻辑有关，属逻辑哲学问题”（注：周北海：《模态逻辑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86页。）。他还认为“逻辑哲学问题并不仅仅限于对象，还应包括逻辑对哲学的作用等”（注：周北海：《模态逻辑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86页。）。前者为“前前逻辑问题”，后者为“后后逻辑问题”。“对于逻辑学来说，哲学的复杂性、重要性以及魅力大概都在这里：在人们认识、研究逻辑的总体思想和方法上，它既是前前的，又是后后的，既是起点，又是终点，起点和终点在这里被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注：周北海：《模态逻辑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86页。）。　 与张尚水和陈波不同，周北海不是在专门探讨逻辑哲学，而是在论述模态谓词逻辑所涉及的各种问题时谈到逻辑哲学问题，因此他没有过多地论证。但是在他的论述中，有两点是显然的。第一，他在逻辑研究的问题本身区分出三类，由此得出逻辑问题与逻辑哲学问题的区别。逻辑问题是形式方面的问题，逻辑哲学问题是对象方面的问题。这里的区别是，逻辑哲学的问题与形式无关，因此与逻辑问题不同。但是，逻辑哲学所讨论的对象总是一些形式的对象，因此这里的哲学问题又与逻辑相关。第二，他区分出两类逻辑哲学问题，一类与逻辑理论有关，影响到逻辑理论问题的形成与解决。另一类与哲学有关，涉及逻辑对哲学的作用。而且，前一类问题也就是在逻辑研究本身区别出来的第三类问题。　 周北海的区别是清楚的，意思也是明白的，但是却存在两个问题。一方面，形式对象的问题毫无疑问是哲学问题。然而，逻辑哲学是否仅仅考虑形式对象是不是存在？如果真是这样，问题似乎简单许多。但是我们前面介绍过的那些关于逻辑哲学的论述显然都不是这样。比如，什么是命题？什么是推理？一个命题是真的是什么意思？这些问题显然不是关于对象是否存在的思考。此外，说明这样的问题，大致会涉及逻辑理论问题与逻辑哲学问题的区别。因此也可以问，这两类问题能不能区别清楚？另一方面，逻辑在哲学中的作用无疑是通过逻辑在哲学中的应用体现出来的。然而，如果逻辑哲学包括逻辑对哲学的作用，探讨的东西就会非常宽泛，大概很难确定出探讨的范围；而且这里也会涉及到逻辑与哲学的关系。而就逻辑与哲学的关系而言，我们能说它是逻辑哲学的问题吗？　 以上我们简要介绍了国内外关于逻辑哲学这一术语的一些用法，着重介绍了有关逻辑哲学研究的一些主要观点，进行了一些分析和讨论，也提出了一些问题。最后仅指出以下几点：第一，我们赞同区别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的做法；第二，我们对以上观点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仅仅表明从明确学科界限的角度说，逻辑哲学还存在不少问题；第三，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的研究发展势头良好，鉴于它们与哲学研究关系密切，应该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

霍布斯为《利维坦》一书设定的任务是探求政治生活的正当性根据：寻找关于“自然正义的知识” 。在深刻洞察人性的基础上，霍布斯着手寻找政治理想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的结合点：他不是自然主义者，绝不肯将公理建在强权上，仅仅通过赤裸裸的暴力来实现正义；也不是道学家，绝不相信仅凭一些抽象的道德法条就能约束人类的激情和欲望。霍布斯慎重思考政治和道德事务的结论是“利维坦”。

"都市化"，按照《布莱克威尔社会学词典》的定义，是指在以非农业性为特征的社区（即城市）人口集中的过程，在这些城市中，生产主要是围绕服务和商品而设置的。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为了进一步增强立法工作的透明度，拓宽公众参与立法的渠道，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提高立法质量，现将《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称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语言转向”的核心意义在于坚持哲学之为概念考察，以抵抗把哲学转变为伪实证科学的倾向。然而，这一努力被广泛理解为应将哲学问题视作语言问题，引使人们把哲学混淆于语言学和语义学。本文通过明确哲学的反身性质，划清哲学和语言学、语义学的界限。

本文中将使用的“语文学”一词是对西文philologia的并不理想的翻译。

1960年9月，我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工作，转眼已度过了四十多个春秋。时光流逝，白了少年头。回忆过去的岁月，感慨殊多。一些已故师友的声音容貌，时时涌现在心头。

1985年，北京同时出现了两件由研究人员借款办事业的新事。一个是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借款20万开办"联想"集团；另一个就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借款20万开办《中国美术报》：两方面在开始的时候诸多惊人相似之处，随着各自的进展，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联想"成为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一面旗帜，《中国美术报》成为美术界的一口黑锅。

四川西部的横断山区是中国最大的天然林区之一，也是长江上游的天然屏障，但在20世纪遭到滥砍滥伐的毁灭性破坏，因此面临巨大的生态灾难。1998年中国的大洪水终于使政府和社会有了一次警醒的机会，天然林禁伐、“天保工程”和“退耕还林还草”的实施，使长期以来急剧恶化的西部生态环境有了转机。然而，就在纠正滥伐森林错误的同时，水电大开发中不适当的开发目标和开发方式却又使这里的生态环境遇到了比以往的天然林采伐更大的威胁。

南卡罗来纳州《博福特报》的一封读者来信，因其视角的不同而格外引人注意。

这封来信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不是英国石油公司或瑞士越洋钻探公司的错，也不是政府的错，而是我的错。我应该为此受到指责"。信中解释道，"之所以是我的错，是因为我没有领悟到当今世界明明白白的启示：或许是我应该为世界的未来着想，并因此改变我现在这种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刘半农在他的《瓦釜集代自序》里说过，"一种语言传布区域的大小和它感动力的大小恰恰成了一个反比例，这是文艺上无可奈何的事。 "他认为文学家可以运用到的最高等、最真挚的语言是在母亲膝上学到的语言，也就是方言

12月15日上午9：30，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社科院一层学术报告厅召开"2011年《社会蓝皮书：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发布暨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会"。本次会议对 2010年中国社会发展主要领域进行描述和分析，探讨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对2011年的形势进行了研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下为发布会实录：谢寿光：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新闻界的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学出版社联合举办的 2010-2011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发布暨社会形势报告会现在开始。 谢寿光： 首先，我代表社会蓝皮书的出版单位、社会哲学出版社，向各位领导、向《社会蓝皮书》主编李培林教授为首的研发团队、向长期关注支持蓝皮书发布的 媒体、向长期为我们提供支持优秀的合作伙伴中国网表示诚挚的谢意。下面我介绍一下出席今天会议的嘉宾，他们有：《社会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所所长李培林；《社会蓝皮书》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陈光金；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 院、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赵延东。今天来的几位专家，一会儿都会向大家从不同的角度给大家介绍《社会蓝皮书》的研创团队，他们长期追踪中国社会发展 和社会建设的成果，和大家一起分享。 谢寿光： 今天这部蓝皮书才刚刚出来，还散发着油墨的芬香，大家都可以拿到最新的研究成果。最近一段时间，是我们"皮书系列"的发布季，大家共享专家们研 究有关中国社会乃至社会经济各方面年度研究报告。发布以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反响，甚至是争议。这些争议和反响，充分显示出社会公众对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 问题的极端关注。我想，这些皮书本身的分析只是专家的一家之言，代表着研发团队和专家的个人观点，通过媒体的转换，给社会公众提供一个参考，只是一种思 路。但是，在信息爆炸的时期，很多预测难度加大，每一个人的生活都需要对自己有一种预期。因此，它正好作为专家提供的一种参考。我想，这是我们"皮书系 列"这些年来成为一种品牌、一种权威资信发布平台的重要原因。《社会蓝皮书》是我们整个"皮书系列"的核心皮书之一，每年都会发布重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引 起广泛关注。2010年《社会蓝皮书》发布的时候，李培林教授提出中国已经入社会新成长性的阶段，这印证了刚刚结束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下一个五年经济社 会发展的基本思路。 谢寿光： 我想2011年新版《社会蓝皮书》的内容和专家们所研究的结论，对于进一步贯彻落实十七届五中全会的精神，无疑有其重大的价值。下面，我们有请 蓝皮书主编李培林教授做主题报告。大家欢迎。 李培林： 各位新闻界的朋友们，第一部分先讲讲当前形势的基本特点。社会形势的发展总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在去年的蓝皮书里面，我们就提出中国经济增长进 入一个新成长的时期，现在经过一年的比较，形势变得更加不明朗，因为上半年学界还讨论中国是不是出现二次探底的问题。现在来看，中国应当率先世界进入后危 机时期，开始新一轮的成长阶段。但是，这次成长阶段的主题和改革开放，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差别，就是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明年"十二 五"规划开始时期，从经济增长三十年的发展曲线、增长曲线来看，可能会重新恢复到10%左右的增长。但是，要防止"十二五"初期出现各地过高的发展冲动， 特别防止出现"大干快上"的局面，中国经济调整和宏观调控的主题和国际上不太一样，世界各国经济还在普遍偏冷的时候，我国现在就要防止出现过热和通货膨胀 的苗头。 李培林： 在这一轮新成长阶段，继工业化之后，城市化会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的重大力量。在2011年，我们预计城市化水平会达到48%。按现在 每年增长近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在"十二五"中期，中国城市化水平会突破50%的关口，也就是说，城市人口将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 但是城市的快速发展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城市问题。一方面，中国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人口，但是城市已经出现了过分拥挤的状态。特别是城市的住 房、交通等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这是中国发展不可避免的一些问题。 李培林： 另外，在城市发展过程当中，通过消费方式的改变，通过城市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内的发展给经济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从社会经济结构来看， 目前正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包括在GDP发展过程当中，产值增加值可以下降10%左右。在"十二五"期间，整个农业产值比重下降10%以下，这也 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所以，现在我们如果要进入工业化中期，如果按照现在发展速度可能还要10年的时间。中国从产值来看，可以完成工业化。 现在经济社会变化不协调。农业产值比重很小，从业人员和农村人口相对来说比重较大。农业从业人员在劳动力构成当中，还占到接近37%、38%左 右的比重。在常住人口当中，农村人口还占到50%以上。这是把进城打工半年以上的农民，计算在城市常住人口。所以在整个城市里面，有一部分还是半城市化， 还不是完全的城市化。 李培林： 从就业来看，逐步会形成一个"三分天下"的态势。也就是说，第三产业和农业劳动比重基本非常接近，都在6%左右；工业从业人员下降了30%；基 本上这三块的从业人员差不多，所以呈现出的"三分天下"态势。与此同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恩格尔系数一直是持续下降的态势。 现在在居民消费支出当中，食品支出占整个消费支出的比重，城市已经下降了35%左右，农村达到了40%左右。按照现在研究的推论，中国的恩格尔系数相对来 说，比实际水平还要高一些。因为中国的住房在消费支出里面计算的比重很小，主要因为中国住房自由率是全世界最高的，整个住房私有率80%以上。一是众多农 民都有住房，二是城市里把住房一个时期卖给居民。在这样的情况下，住房的租金直接计算在消费里面。而当有了自己的住房，按照住房50年周期，每年按2%的 比重计算消费。 李培林： 很多国家住房占消费比重接近1/3左右，现在住房占消费比重当中都较小。所以，恩格尔系数可能出现一个高峰。实际上80年代以满足温饱衣食消费 高潮过去以后，90年代出现了家用电器进出千家万户为主的第二次消费高潮，现在进入了以汽车和住房开始进入家庭消费的新的大众消费阶段。 李培林： 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状况规律基本一致。经济上出现了第三次高速增长周期，消费也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第一次在80年代中期，第二次在90年代 中期。现在进入到2010年以后，消费开始重新启动。但是，根据学界专家的估计，中国的消费增长会出现一个比较缓慢增长的过程，不会出现消费真正大规模的 启动。因为最近十几年来，居民消费率是持续下降的，这也是我们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要求。现在来看，中国宏观经济社会政策，在促进国内消费方面，国内学界和 国际学界在这方面的观点有很多意见分歧，包括人民币升值等等。但是这个问题基本一致，在以后的经济增长中，希望能从依赖于投资和出口，转向依赖于国内自身 的消费。 李培林： 从2010年来说，人们的信心指数逐步增强了。特别是进入2010年以后，消费信心指数大幅度的提升。一般消费高潮的启动，首先是从人们的消费 心理变化开始。也就是说，人们的消费信心指数对消费行为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和因素。 李培林： 第二部分讲讲当前存在的社会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一是由于大家都看到，城市化是继工业化以后一个新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动力，地方政府在城市化方面有很高的冲动。但是这个冲动，更多的是表 现在土地的城市化方面。因为土地的升值幅度很大，潜力也很大，对地方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在城市化当中，土地的城市化，成为地 方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土地被工商化过程，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城市化。因为城市化比例是以人的城市化为标准的。现在中国进行城市化，自世界现代化运动 发展以来，从来没有出现如此大规模城市化过程，这是从中国的巨大的人口规模现状来说。 李培林： 二是带来了部分农村地区的衰落和老龄化的问题，这在其他国家城市化中曾经出现过。比如在不同的职业当中，像干部、白领阶层、CEO阶层，他们年 龄和特征在发展过程当中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现在唯一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农民逐步老龄化和工人的年轻化。主要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大量进入工人队伍，使工人年 龄越来越年轻，但是农民的年龄越来越大。 李培林： 三是在城市化过程当中，特别是人的城市化过程当中，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进城农民工难以转成市民。这还不仅仅是户籍的问题，很多关于户籍的试点 都表明：改变户籍并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因为他们还是要能就业，要在城市里买得起房子，能够加入城市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在医疗、子女教育 等方面实现城乡一体化。 李培林： 四是在今年以来，大规模推进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的过程。最近，很多地方开始试点。这个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改变户籍的问题，而是要在城乡社会保 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 李培林： 五是城市化过程的本质是要使农民富裕起来。在整个的城市化过程中，我们不能再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实现中国的城市化和快速发展，这在今年的发 展当中表现得很突出。我们蓝皮书里面也发出了这种信号，要警惕在大规模城市化过程当中，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 李培林： 另外一个就是物价的问题。这张图表示10年来消费价格的变化。中国价格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出现非常高的消费价格指数。2008年消费价格指数 较高，2009年开始逐步回落，但是从今年年初以来，到现在为止，价格是处在一个不断弹升的过程。现在来看，价格肯定要突破今年政府制定的把物价控制在 3%以下的控制线。所以，最近价格指数的增长，也对中低收入家庭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整个消费价格里，食品价格增长非常快，所以应该看到食品价格增长的 速度，比其他一般商品要快得多。住房、食品成了拉动价格上涨很重要的因素，而这些对居民生活影响较大。特别是食品，对低收入居民的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李培林： 在分析社会生活变化的时候，不能只看平均数。比如我们说人们的收入平均增长多少，这是一个平均数。但是有时候，可能60%的人都在平均数以下。 价格对不同阶层的影响不一样，恩格尔系数越高，是家庭越贫困或者生活水平越低，对食品价格的变化，反应会更加灵敏，他们会感觉到生活发生的变化。这个群体 人数较多，对人们对整个社会的态度和满意度，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最近，国家把控制物价当做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方面。 李培林： 第三部分是关于劳动关系的变化。 大家知道，今年以来出现了富士康新生代农民工连续跳楼自杀事件，以及企业里面几起停工事件。对这些事件的发生，学界有不同的解读。有的说新生代 农民工很多都是小家庭出来的，都没有经过农村艰苦的农工劳动。所以他们和老一代农民工，在吃苦耐劳的程度上以及他们社会经验方面都发生很大的变化。也有说 他们是个案问题，有的是因为婚姻问题、有的是因为欠债问题、有的是因为发生了个人纠纷问题。但这些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中国劳动力的供 求关系正在发生较大的变化。从理论上来说，我们仍处在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比如现在农村大概还有3亿多劳动力，按照18亿亩的耕地推算，大概只有1 亿多农民就足够了，还有2亿多农民工要转移出来。现在让农民富裕起来，首先就要把富余的劳动力转移。但实际上由于农民群体老龄化，不是说不能转移出来，也 不是说农业劳动需要他而转移不出来，而是因为他年龄过高、转移成本过高。现在的企业更加喜欢招收在17至25岁，能够吃青春饭的这部分人。这就是所谓劳动 力匹配的问题。 李培林： 大家都知道，劳动力匹配问题，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就是专门研究劳动力匹配方面的人。随着招工难的问题进一步 延续，中国在这方面并没有足够的经验，现在一些发达省份正在研究制定规范，如何让这些劳工正常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如何形成企业劳工工会和政府之间关于集 体劳动纠纷协商机制，以及如何把出现劳动纠纷纳入法制化的渠道。 李培林： 现在来看，劳动力供求关系，学界虽然有不同的假定和推论，但也有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其均衡发生较大的变化是在"十三五"初期，也就是2017 年、2018年左右。现在已经持续一个阶段，这不是一个节点问题，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现在整个劳动年龄人口的年增量一直在持续下降，到2018年会走向 一个负增长的过程。但是这不是说到一个点上，就会发生大的问题。而是在整个过程当中，都会出现新的变化的状况。与此同时，老龄化会进一步加速，比如老年的 抚养比、老年人口的比重，以及老年人口的总量，都会进入到一个较快的增长过程。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老龄化的问题，我认为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看的还不是太够。中国很多学者认为中国还有很大的潜力，因为人们的预期寿命在延 长。中国的退休年龄比较早，普遍是男60岁，女55岁，说我们还要继续延长，因为很多国家把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70岁。但是对于中国的挑战来说，这是 社会保障的问题。目前绝大多数农民，还没有社会养老保险，而家庭的架构小型化，"1、2、4"家庭，一个独身子女上面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家庭很难继续延 续家庭养老和代际养老的体系。 李培林： 今年出现了一些引起大家关注的突发性事件，包括上半年连续发生的校园血案。从每个案件来看都是孤立的，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弱势的孩子们 成为他们报复的对象。从社会深层来说，要防止中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一种固化的态势，就是说，要充满活力，就要加快流动，让每个人都有上升的希望。如果社会底 层这部分人处于一种绝望状态，很难改变他们自身的状态的时候，往往会作出一些反社会的行为，特别是向更弱势的群体进行报复，对社会危害很大。 李培林： 最后，讲一下关于新的成长阶段。我们强调全面推进就业、教育、医疗、收入分配等领域的社会体制改革。改革开放30年，改革的主题是经济。当然， 经济改革还要推进。但是在中国，毕竟已经基本上建立起一个市场经济的体制。我们现在在社会体制方面，远远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很多方面都是不相适应 的。要把社会改革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使社会改革逐步成为一个改革方面的主攻方向。 李培林： 一是现在大家关心的是收入分配的重大改革。如果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验就是快速增长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的 问题。但这个问题很多要触及到核心的、既有的利益格局，收入分配不是给人们普遍带来收益的过程，而是要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利益。所以，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比较 谨慎，我们希望能够加快形成共识的改革方案的过程。 二是城市化过程要成为大幅度改善农民生活的过程。因为我刚才强调，城市化成为一个新的发展动力，这是大家逐步看到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有很 多的标准。如果说有什么根本的标准，就是在城市化过程当中，要大幅度改变农民的生活，我们不能以农民的贫穷为代价实现中国城市化过程。 李培林： 三是控制基本食品价格过快增长的势头。要研究各种方案来控制食品价格，这也不能单纯的依靠食品限价。如果完全用这个方法，在市场经济下，不是非 常周全的方法。在这方面，要注意加快中国流通体制的改革。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很多的食品价格，在北京郊区的批发价，再到北京市中心零售价翻了一倍。也就是 说中间环节太多，并不是食品价格涨价给农民带来了收益。我们推算，今年可能第一次出现农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现在我们手中拿到的数据是现金收 入，不是全部收入。到2、3月份的时候，统计局才会公布农民的人均纯收入，纯收入才是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可以比较的收入。那个收入我们估计今年可能会凸 现。因为过去的农民收入增长是一直低于城市的增长。实际上现在食品价格上涨的收益，并没有全部到农民的手里，如果到农民的手里，促进了农民的收入增长，那 也未必是一个坏事，但问题不是这样。 四是充实基础财政，增强基层公共服务能力。现在整个财政体系比较往上集中。也就是说，基层的财政，很多是负债运行。这样给地方政府，特别是对乡 镇和县一级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为了地方形成财政运转，会多一些收费，这就造成了基层干群关系的紧张。所以，改变财政的方 向，也是很重要的加强提升公共服务能力的措施。 李培林： 五是更加积极促进就业的投资和工商政策。就业政策不是就业本身，当我们要转变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的时候，投资和工商政策不是以GDP增长作 为投资和工商政策的标准，主要是促进就业。因为很多投资不是说投下去的钱就靠GDP几个百分点来看，而是能不能真正促进就业和工商政策。 六是处理好住房消费这个突出的问题。现在大家看到，尽管今年以来，政府采取了非常密集的、一系列的控制房价的政策，但是至今这个房价还没有真正 出现稳定下来的苗头，很多人还在担心，甚至很多人还在预期，房价会出现大幅度的增长态势。对于这个方面，还要继续采取各种措施，坚决控制好房价。因为这现 在也是影响了群众整个社会态度和满意度的很重要的因素。 我的介绍就到这儿。谢谢。 谢寿光： 感谢李培林所长对《社会蓝皮书》作了一个全方位的解读，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社会蓝皮书》的内容，对实际工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下面有请 《社会蓝皮书》副主编、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陈光金研究员演讲，他会从一个侧面对《社会蓝皮书》的成果做一个解读。 大家欢迎。 陈光金： 各位专家、各位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刚才李培林教授从宏观的角度比较全面的分析2010年以及几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总进展以及未来趋 势，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建议。我这个报告，主要是围绕其中一个大的层面，就是居民生活消费与相关领域发展，向大家介绍今年蓝皮书提出的初步结论和对一些问 题的分析。我没有用"民生"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涉及面比较大。我大概围绕四个问题展开：一是居民收入，二是城乡居民消费，三是城乡社会保障发展，四是城乡 居民生活满意度和社会问题的关注。 城乡居民收入，今年仍然是一种增长的态势。根据有关部门统计，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334元，同比增长10.5%，如果扣除价格 因素，同比实际增长7.5%。农村居民同期人均现金收入4869元，增长13.1%，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9.7%。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增长率是反着 的，城镇居民增长率小于农村居民前三季度现金收入的增长率，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可能像李培林教授提到的，意味着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比 2009年有所下降。我有一个基本判断，从近5年来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就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民纯收入比的变动来看，目前城乡居民收入进入一个新 的阶段，跟过去相比，就是持续的、不断的往上拉大，现在进入一个焦灼、拉锯的变化阶段。 陈光金： 我们可以从这张图来看一下，这是2006年到2010年前三季度城乡收入的比较。2008年到2010年是一个焦灼、拉锯变动，这是从2007 年开始进入的阶段。我们再来看收入增长线的变化，从趋势里面可以看出来，进入了一个差距，收入增长率差距变化进入一个焦灼、拉锯的状态。从2006年到 2009年来看，总的趋势，如果把2006年算出来，还是有上涨。但是近3年，2007、2008、2009三年是一个焦灼，我们预计还有一个下降。所以 这三个方面数据证明，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也将进入一个焦灼的、拉锯的时期。这个时期能够延续多长时间，现在还不好判定，关键在于刚才李培林教 授提到的城市化怎么走、中央提出的城市化模式怎么落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之所以近三年或者说四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趋势处于一种焦灼的状态，实际 也就是这几年农民工进城本身对农村收入的增长效用正在发挥转移。这进一步说明，中国城市化进程，如何更好的体现带动农民收入增长，实现农民富裕，对于中国 的整体经济收入差距的变化，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我们还要关注一个问题，在城乡收入差距当中，居民收入结构里面，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的变化。总的来说，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居民人 均收入里面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都在提高。所谓转移性收入，最主要的是来自于政府和单位，不包括或者主要不包括居民之间的往来。更主要的是低保、救助、医疗 救助、其他保障等等各种转移和收入福利。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都是一个上行的趋势。问题在于城乡之间的转移性收入差距，这个比例的差距仍 然还是很大的，所以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从数据来看，到2009年为止，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里面的转移性收入比重，仍然达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当中的 转移性收入比重的3倍以上。以前不少学者提到一个问题，中国的城乡收入分配的差距，使我们公共服务、转移性支出城乡不平等。 陈光金：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全社会的总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基尼系数目前在0.5左右，有的人提出是0.4或者0.6，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估计， 有不同的调查结果和不同的结果。我记得2007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已经是0.47，近三年，这个数据还是在扩大，根据我们的调查，应该是接近0.5。 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内部收入分化和城市内部收入分化都比较大。目前来看，农村收入分化大于城镇收入分化，这是根据蓝皮书里面的一些文章提出的数 据，就是最低20%和最高的20%收入比。第一方面，城镇还是有改善，但是在农村来说一直是上升的。这说明一个问题，除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之外，对于中 国来说，不同社会群体、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扩大。收入的分化，成为我们关注收入分配问题的另外一个焦点，甚至是更重要的焦点。因为我们讲城乡收入差距的 时候，往往忽略农村内部差距和城镇内部差距，这个差距对于全社会的总体情况来说，根据我的研究，甚至比城乡之间差距作用更大。 陈光金： 第二方面，居民消费问题。消费方面，1至9月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指数接近1000元，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6.3%。农村居民人均生活 消费现金支出2713元，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7.3%。与此同时，社会消费零售总额111029亿元，同比增长18.3%。其中，城镇消费品零售 额95987亿元，增长18.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15041亿元，增长15.8%。与此同时，另外一个特点就是热点消费快速增长，汽车增长 34.9%，加剧增长34.8%，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增长28.1%，都是在主要的消费类型里面增长比较快的。也就是刚才李培林教授提到的，这些耐用消费 品和比较高品质的消费品正在进入大众消费的阶段。另外，恩格尔系数下降，生活质量上升。 当然这里存在很多的问题，比如居民消费率，也就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偏低。近五年，一直是一个下行的趋势，尤其是农村居民的消费率特别低。 我们近两年采取了很多措施拉动消费，尤其是农村消费，包括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等。但是现在来看，由于整个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差距太大，拉对内需、提振 消费的作用还是不够显著。目前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目前低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率平均达到75%，高收入国家达到62%，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57.5%， 全球平均为61.5%，中国大概是35%左右。应该说，是一个偏低的水平。 陈光金：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城乡差距扩大的问题。当然，2009年和2008年相比稍微下降，但是趋势来说，收入差距也是在下降，我们希望城乡居民 消费差距能够逐步缩小。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不同群体之间的消费差距拉大，这是按照收入五等分，分城乡分析的最低20%住户与最高20%住户之间的消费绝对 差距，相对差距比较稳定，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绝对差距在不断拉大。城镇居民两大群体之间消费绝对差距非常大，2009年达到了1.8万多元。总的来说，上 升趋势比较明显，农村也是一样，是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这跟收入的群体分化一样，消费存在一个明显的群体分化问题。 今年根据最新的统计，CPI达到5.1%，突破了设想的4%以内的控制目标，对中低收入居民影响较大。我们分析三个方面：一是流动性过剩，非市 场因素突出；二是油价上涨，在生产环节和运销环节影响较大；三是常态化因素。一般来讲，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物价肯定会是一个上行的趋 势。当然这里我们最需要关注的前面两个方面问题。房价问题，仍然是目前民生问题受到关注的一个问题。 陈光金： 第三方面，城乡社会保障发展。 2010年取得很大的进展。一是社会保险法取得重大进展。中国首部《社会保险法》终于出台。在这部《社会保险法》里面，基本确定五大基本险种的 法律地位，同时在保障统筹水平、政府职责、保障机构运行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范。应该说，对于中国社会保障或者社会保险事业发展来说是一个里程 碑。 二是医疗保险进入全民医保的时代。从这个数据来看，把这些医保险种加总计算，覆盖率到2009年达到92.1%，2010年还会有提升。农村还 有一个养成保障试点，另外农民工加入城镇基本养成和医疗的试点也在推进。预计从理论上来看，2010年医疗保障覆盖率还会进一步提升。改革方面，主要是医 保付费的改革，推动公方付费的付费机制建立。另外是《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指导意见》出台，推进16个城市试点。新医改方案实施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居民的医疗 负担变化，有不少人认为是减轻了。比如在城市有29.5%的人，认为减轻了一些或者很多；在小城镇有35.5%的人认为，减轻了一些或者很多；农村更多一 些，超过了50%的人认为有所下降。这也可以看出，医改还是见到了成效。 陈光金：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继续推进，年内目标覆盖率达到23%。但是实际能不能达到，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社会救助继续发展，城镇低保与上年同期相比在户数和人数有所上涨，但水平继续提高。农村低保户数和人数都有所增加，平均标准也有所提升，这是低 保方面。当然社会保障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比较突出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还有许多方面尚待进一步探索，比如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不统一，退休年龄问题目前也 成为热点，公务员社会保险体系改革亟待启动，目前也是一个热点问题。 另外，目前从整体来说，我们的社会保障水平，尤其是普通的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水平比较偏低。其中比较突出表现的有医保水平比较偏低；医保报销体系 也有问题，导致医保基金结余额过高，2009年达到87.7%，2011年估计也不会过低；参加医保的居民报销比例比较低、报销困难，导致一些人不去报 销，出现一些问题。就是钱收上来了，但是没有用出去。目前医保基金够用2年多，应该说尤其对于中低收入者来说，这样的格局并不有利。 陈光金： 公立医院改革步履蹒跚，药价改革问题也比较多，医保标准比较偏低。所谓低保标准就是低保的水平相当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比重。我们国家目前这个标 准，仅相当于欧盟标准的50-60%，美国标准的33%。在这么低的标准之下，今年的物价上涨，对于低保户的冲击不容忽视。 陈光金： 第四方面，根据蓝皮书的材料，向大家报告一下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和社会问题的关注方面。总的来说，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有些下滑，大家可以看到， 相比前几年，尤其2008年、2009年，大概从2008年开始有一些下行的趋势，当然这个趋势不是特别突出，不是有那么明显的下滑，但是这样一个幅度不 容忽视。 另外，物价波动的承受力有所下降。居民对未来生活有信心有所忧虑，其中特别关注农村居民的生活信心问题。2009年到2010年，城乡居民在物 价波动、消费信心指数以及对未来的预期、忧虑的调查结果。总的来看，跟2009年相比，有的是比较持平，有的有所上升，但也有一些指标，比如物价波动承受 力、未来生活是不是很乐观这些方面，总体来说有所下滑，但其他还好，有所上升。但是农村这块跟城市相比问题比较大一些，农村居民的信心和未来生活的预期， 相对来说没有城市居民那么乐观。 陈光金： 大家可以看到，城镇居民关注更多的是物价，农村居民关注更多的是医疗改革。总的来讲，和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几大问题仍然是城乡居民的关注的焦点 问题。目前城乡居民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要是涉及城镇对于政府未来解决民生问题以及其他社会问题的希望。排在第一位的降低房价、解决百姓住房问题，二是生活 用品价格下降，三是提高收入水平，四是解决看病难的问题，五是解决就业难的问题。对于城市居民和小城市居民，对于这些问题评价、期盼，可能有差异。但是总 的排序，突出了价格和收入这两个方面的大问题，这也是中国政府在今后五年或者从明年开始的"十二五"期间，根据"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是党和政府特别关注 的问题。我们也希望，在这些问题上，从明年开始或者未来五年、十年之内，都有一个显著的改观。 我的汇报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谢寿光： 感谢陈光金副所长对2011年中国城乡居民消费以及生活问题的解读。下面，我们有请蓝皮书主要作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张 翼研究员演讲。大家欢迎。 张翼： 谢谢主持人。各位媒体朋友们，以及各位专家，大家早上好。今年其他几本蓝皮书里提到的数据，今年写了对80后流动农民工的状况，有了一些描述性 的分析。现在对整个数据使用过程当中，国家统计局在农村培养调查一个关于农民工数据的来源。二是国家计生委流动人口监测的数据。这两个数据本身在同时进 行，也同时有国务院批准来实施，这两个数据在调查当中得到的结果不一样。我今天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是用国家计生委的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来分析。 调查数据的分布，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农民工的迁移主要在东南沿海地方分布比较多，我们的抽样也是这些地方比较稠密，在中部相对比较稀疏，我们只是 在一些大城市进行调查。从农民工的人口的基本特征上看，女性的量最近几年增长非常快，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很突出。而在男性方面，相对年龄大的比较多，年龄小 的进入流动状态的农民工的数量相对有限。在将来发展过程当中，女性进入城市比例会增长得非常快，也就是改变原来在农民工的人口结构当中男性比较多、女性比 较少的状况，会有一个根本的变化。 张翼： 从受教育程度方面可以看到，80年前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比80后要低很多，女性是最主要的变化。80前的女性小学毕业7%左右，男性5%左右，但 是80后有很多小学毕业，所以80后和80前差距就是文化水平的问题。在长期流动以及进入城市比重方面，往往是80后相对占得比重比较小，而70后占的比 重和60后所占的比重增长的越来越快，因为他们的年龄比较大。所以，从这两个数据来看总体人口结构。我们把所有在城市里面就业的农民工，或者是只住了一个 月之内的农民工，我们全部包括在里面。因此，这个数据是整个城镇的农民工的数据推断得到的变量。所以80后比重没有超过61%，大约在50%左右。 张翼： 就业率来说，80前和80后男性比例比较大，有98%的人有工作。80后女性比80前女性就业率要高很多，一个重要原因，80前的女性要照顾孩 子，还有照顾家庭的职责。有一些媒体说，80后的农民工宁肯待业也不愿意工作的推断，实际是小样本的调查得到信息。在大样本调查当中，这个结构难以成立。 因此，不管在80前还是80后，他们的就业都是很高的，都高于城镇人口。 收入方面变化，80前男性平均收入都高于80后的。所以有一些媒体报道，80后的人只有收入高了以后，才去干活，收入不高就不干活，这个推论也 是不成立的。所以，按照平均来说，基本上是80前收入高于80后。从女性来说，男性和女性在两个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当中，只有初中年龄段的80前的女性的收 入才低于80后的女性收入，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阶段的女性都年轻，所以女性和女性竞争过程当中，年龄大的女性相对比较弱势，尤其在服务性行业里面，比如 宾馆、餐饮、制造业的企业偏重雇佣年龄比较小的女工，因此造成她们收入高于80前的女性。因此从整个收入变化来说，是80前的女性相对于高于80后的女 性。这就与原来推断不一样，原来以为整个文化水平使80后工资水平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带动她们的消费能力超过80前的女工，现在来看，这个推断不能成立。 张翼： 从每天工作时间来看，80后的工作时间长于80前的。所以可以看到每天工作8小时人数占比当中，80前的人在各个方面都高于80后的，因为文化 程度是区别劳动力重要的变量，因此可以看到80后低于80前。但是在超过8个小时，也就是超过9个小时的每天工作时间里面，反到是80后高于80前的。也 就是说，平均工作时间是80后的工作时间长于80前的工作时间。 另外，转户的问题，2009年12月，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后，把有条件的农民工的转户，要在中小城市进行试点。在转户里面，我们调查发现， 在愿意转变非农户口这一项里，80前和80后相比，各个年龄段有不同的比例。但是他们的比例比较低，平均下来有25%的人愿意转变为非农户口。当我们问 到，如果你们把承包地交回，你们愿意不愿意转回非农户口，这个时候大约21%里面的60%里面愿意转变。因此，如果把承包地交回，大约所有农民工里面，只 有12%左右愿意转变为非农户。但是他们的落户地并不在中小城市，很多地方都已经把一些城镇作为农民工转户的主要的地方。但在实际中，他们主要把户籍落在 大城市或者中等城市，小城市只有占他们愿意转变户口的30%不到的比重。也就是说，在整个10%愿意转变非农户职工当中，只有30%的人愿意在中小城市落 户，剩下70%的人都愿意选择中等或者大城市落户。因此，整个政策对于农民工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安排，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都是 拒绝他们落户的。所以在这个政策推出之后，农民工整体上转变为非农户口的比例非常低。 张翼： 他们愿意把自己户口转变成非农户，主要的原因是为了他们的孩子入学，这个原因占了55%。他们希望拥有这个城市保障房的比例却非常低。因为城市 的人们也没有房子住，所以跟农民工访谈的时候说，如果给你们保障房的话怎样？他们都说这是不可能的。生活环境有一部分原因，但不是占很大的比重。福利待遇 这方面，也是城市很担心的问题，就是农民工来了以后，他们主要看上城市里的福利待遇，这点可以从农民工进入企业以后发现。比如重庆市，给农民工的养老保险 实际是500元，这是比较低的。他们与其在城里做穷人，不如来到农村里消费，感觉生活更加体面。城市资源的配置不公平，使得城市人口占有了很多教育资源， 公共资源也比较多，这是农民工考虑的一个问题。 经过调查以后，我们提出一些建议，一是80后正逐渐成为流动农民工的主体，但80前仍然占据非常大的比重。因此在中央政府的政策里面，尤其是要 重视80后，但是80前也不能够轻视。因为整个城镇化过程当中，最易城市化的是80前的。重庆市出台只有工作满5年，你才能在中心区落户，满5年实际上 80前所占的比重很大。所以在城市化过程当中，政策配置上一定要重视80前这部分人的诉求。 张翼： 80后的学历很高，但是他们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却不能持续。很多地方说80后有"三高一低"，学历比较高、消费能力比较高、工作要求比较高，但是 吃苦耐劳的精神比较低。现在新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往往在就业工作当中挑工作。这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短缺，农民工的短缺，因为 "农民工荒"造成的。如果把80后说成一个挑工作的问题，这里有歧视的问题。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当中，在土地价格日渐上升的过程中，农民把自己转变为城镇人口的意愿并不强烈。不管是重庆市还是成都市推广户籍制度改革，转移 的速度还远远赶不上地方政府所期望的速度，出现了对大学生不转变户口的歧视做法。所以，土地价格的升值，以及农村生活状况的改善，城乡之间的制度配置均等 化，使得城市户口丧失了原有的诱惑力。 张翼： 在这样情况下，中国城镇化道路应该走常住人口的道路，不应该把转移户口作为加深城镇化非常重要的配置。为什么呢？ 有这样几个原因：流动人口的流动会成为常态，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发达国家状况看到，实际上城市之间的流动，中小城市、大城市之间的流动量 非常大，不是说到一个城市就完全可以住下来。现在我们国家流动人口里面，城镇流动人口所占的比重每年都在上升，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流动使得劳动力市场配 置更加合理化了。如果不流动，这个劳动力市场配置就不合理。因此，以户籍来稳定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挂钩政策，完全可以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 法》颁布以后，明确规定，劳动者在哪个地方就业，在哪个地方就要参加"五险"，即养老保险、事业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因此，地方政府出台 的一项政策，只有把户籍人口纳入到当地的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内，在《社会保险法颁布》以后，就完全实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对农民工的福利的专门化，作为 将来使人口城镇化的选择。应该以转户籍计算当地的产业化率。这是一个政策配置方面的一个重大变化。 张翼： 我们要更加多的保护农民工的利益，把土地长期租给他们。因为中国的土地所有制不是私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是通过生产队承包权书，怎么样让农民 工长期拥有耕地。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里面作出一些变更，使得他们长期拥有，对中国保留18亿亩耕地的底线才是有保障的。 谢谢大家。 谢寿光： 非常感谢张翼研究员所做的关于80后城市农民工调查报告，这项成果其实原创性和价值非常大，媒体应该多给予进行关注，这是一种原创性的方法。下 面有请赵延东研究员所作关于中小学的学生就业预期的调查。 赵延东： 谢谢谢老师给我这样一个机会，给大家讲一下我的研究成果。我们题目是社会形势分析预测，预测的是2011年的情况，这个题目已经预测到10年、 20年之后了，看看对于未来中国父母对子女成长的预期是什么样的。 赵延东： 孩子长大以后该干什么？这个问题可能每一个父母都考虑过，特别在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以前一大堆孩子，可能出现一个乡长、县长。现在只有 一个孩子，可能父母对孩子的考虑更加精细。从社会学研究来说，我们在孩子长大了该干什么的问题上，就是一个职业期望和职业预期的问题。所谓职业期望，指的 是一个社会的社会成员，对于从事某种职业有一个什么样倾向性的态度。我们今天谈的职业期望，不是自己对自己未来从事职业的期望，而是家长对于子女成长以后 从事某种职业有一个什么样的倾向性的态度。这个问题有什么意思？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觉得有几个方面：一是家长们的职业期望反映了社会成员的职 业偏好，人们觉得哪个职业比较好，因为大家都希望孩子从事比较好的职业，这种期望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二是家长对孩子的职业预期和期 望，可能也要受到家长自身的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而且这种社会经济特征会与下一代成长起来特征有什么样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切入社会代际分层的研究。 赵延东： 另外，父母亲对你说将来应该干什么或者干什么，可能对于他自己未来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可以帮助我们预测下一代青少 年的职业倾向怎么样。 目前在这方面，我们大多数是针对成年人自己，特别是大学生、高中生，甚至硕士生、博士生，他们对自己未来择业有什么样的考虑进行研究。去研究青 少年的家长对于孩子的职业期望，这样的专门研究在国内还比较少。所以，我们提出这个研究问题。 这个报告主要谈两个问题，一是以中小学生为例，看中小学生家长对子女将来从事职业有哪些期望，这些期望有什么特征。二是家长的期望受到哪些因素 的影响，我们如何理解这样一种影响的机制和过程。 赵延东： 我的研究所依赖的数据是全国城市青少年的科技素养的调查，这个调查是由中央教科所和我所在机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院共同实施，调查主要目 标是调查青少年科技素养的情况。在这个调查同时，也调查了青少年及其家庭的其他情况。所以，我们总体是在全国的286个城市当中选取了小学四年级和初中二 年级的学生，我们主要考虑科技素养调查和国际上形成一个对照，国际上青少年科学素养调查主要集中在10-14岁的青少年，我们考虑年轻的对称性选择了小学 4年级到初中2年级。 具体分阶段概率的抽样方法，在全国一共抽了128个市辖区，在每个区抽了一个小学和一个初中，在每个学校里面抽一个班，小学抽4年级的一个班， 初中抽2年级的一个班。每个班所有抽中的学生都要填答学生问卷，我们会把家长问卷给学生带回去，由家长完成。最后实际完成了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总样 本大概有6000多个学生。 赵延东：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介绍一下现在家长们对于孩子们的未来职业有什么样的预期和特征。第一，虽然在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你们现在做这些是 不是太小了，孩子才上小学，怎么可能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但最终的结果我们看到，绝大多数家长已经开始在很早的阶段考虑孩子未来的职业了。总体来说，大概 92%的中小学家长已经开始考虑子的未来职业问题，小学的大概有91%、初中是93%。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家长，考虑孩子未来职业的比例低一些，是不是说明 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的教育理念更为自由和宽松，他们不愿意过早的为孩子做一些限定。如果父母的教育程度在本科以上，没有考虑未来职业的有12%左右。教育程 度在小学以下的有5%是没有考虑过的。 家长们都倾向于选什么样的职业，这也不是太出意外，大家都是望子成龙，都希望孩子往好的职业走，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所以，家长们优先倾向 于选择像专业技术人员、科学家、教师等等专业性比较强、职业声望比较高，或者工作比较稳定的职业，这是最受青睐的。专业技术人员选的是最多的，像工程师、 科学家选择的比例也非常高。 赵延东： 另外，权力资源的政府公职，像官员、警察选择的比较多。像经理、老板的选择比例，跟军人、警察差不多，大概排在第4位。还有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工 人和农民，基本上成了一个被抛弃的职业，几乎没有父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做工人或者农民，比例非常之低。这种父母的职业预期的趋势，和我们当前社会实际职业 声望的分布具有一致性的，具有统一性。 从总体来看，家长职业期望中表现出一种很明显的性别差异，对于男孩和女孩，家长的预期差别很大。对于女孩的职业选择范围比较更为集中或者狭窄， 男孩的分布是相对比较平均。女孩方面比较集中于专业技术人员，集中于教师，这两块超过一半。家长对女孩的职业设计比较集中于稳定、知识性的职业，他们认为 这更适合于女性。希望女孩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家长比例明显的偏少，虽然科学家、工程师也是稳定性、知识性的，但是这也和我们国家的一种传统印象，就是女 孩不适合搞科研的影响。 赵延东： 在家长职业选择中，表现出一种代际传承的特点，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列式代表父母从事职业，这块代表对孩子未来从事职业的 预期。科学家相对而言希望孩子从事科学家的比例高一些，官员也是一样。哪怕是农民和工人，虽然总体比例很低，但是父母是农民、工人，希望儿子是这个阶层的 人的比例要高很多。总体来说，这表现了父母对自身职业的偏好性以及传承性。 与此同时，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与社会地位比较高的父母相比，社会地位比较低的父母，对孩子未来的职业预期相对来说就不会太高。比如父 母是工人、农民希望孩子做科学家、官员的比例，就明显比父母是科学家、官员的比例低一些。我们把家庭收入情况做了五等分，收入低的家庭希望孩子从事的职 业，明显的倾向于比较偏向于向教师、军人、警察、经理、老板或者做歌星、影星，这种比父母收入较高的阶层的人比例要高得多，而父母收入比较高的阶层，他们 更希望会比较偏向于自己的孩子从事像专业技术人员，比如工程师，社会声望和地位较高的职业。 赵延东： 在这中间，我们看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特点，就是教师、军人、警察的职业，似乎成为了一种不同阶层的家庭，对子女职业期望的一个分界点。社会地位 比较低的，农民和工人认为比较好的职业就是教师和军人、警察，他们选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些职业。而再往高或者再往上，比如专业技术人员、官员，他们想不是我 们所能想象的，也不是我们可以预期的，所以他们选择的就比较低。反过来，父母职业地位比较高，像当官员、专业技术人员、科学家，他们可以想像孩子做不了好 职业的话，差一点也就当个老师，当个老师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再往下，大概也是突破了他的底线，我们看到教师、军人、警察这块基本上是把父母划分了一个阶 层，就是他们对子女预期的临界点。 最后做一个小结，父母对中小学子女职业预期表现出的特征大概是这样的：第一，未雨绸缪。很多孩子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已经开始谋划孩子的未来职 业。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幼儿园，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到幼儿园做一个调查，看看是不是从幼儿园就已经开始了。另外，我们没有拿到其他国家和其他地区的调查结果， 如果能够做一个不同文化、不同区域的调查结果，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的家长对子女的预期更有帮助、会有一个更好的定位。比如这么早就开始对孩子谋划，到底是由 于现在中国的社会竞争太激烈了，还是中国本来就有这样的一种文化传统还是其他，如果我们以后做一些比较研究，对我们的理解是非常有意义的。 赵延东： 第二，望子成龙。都希望人往高处走，普遍更青睐于专业性强、稳定性高、社会声望更高的职业。但是在这样一个总体的倾向性都是往高走的情况下，又 有一些具体的特征。比如子承父业，希望孩子和自己从事相同职业的想法。另外就是不同社会阶层的父母，对于子女的职业期望已经出现了较明显的分化，那些低阶 层的父母对孩子预期低，高阶层父母对孩子的预期比较高。刚才李培林老师说到了，不同社会出身和不同地位的人，能够有一个流动的空间和机会，现在还不要说从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从下一代人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可能这中间所隐含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赵延东： 第三，男女有别。家长对男孩子、女孩子的期望已经出现明显的差异。这反映了性别观念、性别角色在人们的文化或者社会结构，对他的影响，可以直接 在家长的预期中产生影响。比如大家都望子成龙，大家都希望往高走，但是这种高的职业，本身分布就很低，现在公务员考试都已经是几千人、几万人中取一个，这 也会反映到家长的观念问题。那么如何正确引导家长的观念，可能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另外就是社会区隔问题，在家长对子女预期中出现社会阶层分化，如何打 破这个阶层的界限和壁垒。 赵延东： 第四，说一下性别问题，我们还做了科学社会的研究，现在女性科学家为什么老成长不起来，从爸爸妈妈那里已经开始对女儿说，你们是不能成为科学家 的，所以更不要指望她们长大了从事科学研究。所以，像这样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在未来的研究当中，能够进一步的挖掘。 谢寿光： 感谢赵延东研究员给我们提供了非常有价值、很有意思的报告。今天上午的几位专家发言到此为止。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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