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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意识到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化的限度的同时，更应当深刻认识到政治“不改革”的限度。很多年来，人们认为，中国今天的争论已经不再是政治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改什么、如何改革的问题。道理很简单，任何政治制度，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要进行改革，而改革意味着要对现存的制度加以改进或者改善，使之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的需要。但近年来中国的发展表明，人们在这两个层面实际上都缺少共识，就是说，无论是领导层还是社会，不仅对政治改革要改革什么、如何改革没有共识，就连要不要改革都没有共识。各级政府官员，侧重点似乎都在“不要做什么”，而不是“要做什么”。这是令人担忧的。中共十七大提出了政治改革路线图，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但直至今日，这两方面不但没有具有实质性的进步，就连共识也在弱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首先在于思想层面的两个极端的“误解”。一些人认为，改革只是像中国那样的“非民主制度”的事情，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完善。因为相信西方制度的完美性，他们倾向于认为西方式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这种思想最显著地体现在激进的自由主义（民主）派那里，他们否定中国现存制度的合理和合法性，把改革视为是制度重建，即从现存制度转型成为西方式民主制度。　　不过，实际经验并不支持这种看法。无论是西方成熟民主、发展中国家不成熟民主政治、或者具有其他政体的国家，都需要改革。今天，从欧洲、北美、日本到其它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呼吁政治改革。在一些国家，改革属于制度改进。另一些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人们则意识到他们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民主，经过多年实践之后并不适应自己，需要比较大的改革。非民主国家也在改革，探索适应其国家现状的政治制度。所以，认为西方的制度是终极的制度并不确切。西方的制度本身都还在演变。再者，世界历史的发展是多元的，政治制度的演进也是多元的。那种认为所有国家的政治制度，都会演变成为西方式民主结构的单一线性历史发展观，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　　与此相反，一些人则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已经足够健全，没有必要加以改革。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一词包含着积极进取精神，具有非常正面的含义。但“改革”的含义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在这些人眼中，“改革”已经成为了一个贬义词了。一种越来越普遍的官方观点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无需变化，其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显得越来越自信。这种思想最显著地表现在激进的左派。他们认为中国现存制度远较西方的制度优越，中国应当把“中国模式”向外在世界推广。思想分裂与对立越来越甚　　这两种对立的观点的存在使得中间立场难以生存。这可以明显地从中国社会对总理温家宝有关政治改革的谈话的对立反应看出。自去年“两会”之后，温家宝总理多次谈论政治改革。作为执政者，意识到现存体制不改革不行，提倡政治改革很是自然。但让人们惊讶的倒是中国社会对此作出的对立反应。激进自由派对温家宝的讲话作了自由主义的过度解读，而左派很自然对此作了相反的解读。围绕着温家宝数次强调普世价值，自由派借此来推动西方式改革，而左派则竭力否认任何普世价值存在的可能性。中国社会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的分裂和对立，可以说越来越甚。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对立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高度对立。改革的既得利益化，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一大趋势。从改革的意识形态、议程、政策制定到执行，各个环节都受制于既得利益。这些年来，中国并不缺乏各方面的变化，但这些变化都是由各种既得利益所操控。这些变化很难是“改革”，因为它们只有利于增进各个既得利益的利益，而对执政党整体、社会和国家利益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在很大程度上，一些既得利益已经非常强大，它们能够有效推动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的变化，同时有能力有效阻碍任何不利于自身的改革。一旦当某一改革理念被认为不利于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会群起而围之。　　没有改革，政治制度就很难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并且最终导致激进的变革，包括革命。换句话说，防止革命的唯一路径就是改革。革命是激进，改革是渐进。在中国的环境中，革命的结果往往是没有变化，因为在很大程度上，革命就是推倒重来；渐进的改革才是真正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的经验告诉人们，不改革就会导致危机，而激进改革导致倒退。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没有发生西方式的改革，但中国的政治改革以自己的方式进步并不小，那就是渐进改革。“民主与法制”是政治改革的主题。在1980年代，邓小平对法制建设的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法制话语，就是那个时代确立和发展起来的。1990年代有了很大的进步，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法治建设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在强人政治的时代过去之后，中共十七大又提出了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政治改革目标。党内民主是为了解决党内的接班人交接、确立党的领导集体权威，和遏制党内腐败等问题；人民民主则是为了解决社会参与政治问题，同时也为民主进程提供自下而上的动力。而“引导”的概念，则表述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系问题，即要追求一种有序的民主进程，以避免自发无序的政治变革。政治不改革累积恶果　　不过，这些年来，因为上面所讨论的思想意识上缺少共识或者越来越没有共识，在这些方面不但没有具有实质性的进步，反而出现倒退。政治不改革已经造成了诸多非常深刻的负面结果，威胁到执政党各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是领导集体的权威的流失，从而也是中央政府权威的流失。中国现在的情况在很多方面体现出传统的“统而不治”的特点，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等等。但“统而不治”不应当是近现代政治的特点。“统而不治”必然导致危机。“统而不治”是党内民主进步缓慢的结果。尽管十七大确立了党内民主的议程，但党内民主的进步并不显著。　　从党内“集体领导”体制的确立的角度，党内民主有进步，因为较之从前的个人专制，集体领导和集体决策是民主的表现。但是如何避免集体领导体制下，可能出现的集体不负责任的结果呢？要实现既要集体领导又要集体负责，党内民主必须有大的飞跃。一些学者论述，民主不是“选主”。但是人们没有必要赋予民主那么多的神圣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国家层面的民主就是“选主”那么简单，即选出一些政治人物，授权于他们，并且要他们负责治理国家。民主当然意味着权力的相互制约，避免个人专制的出现；但民主也不能导致这样一个结局：同一层级的领导人互相制约，自己不做事情，也不让他人做事情，结果是谁也做不了事情，谁也不负责任。　　现在的结局是党内民主不够成熟，后者只走了半步的产物。党内执政制度有待于改进。民主意味着参与决策的角色的增加和权力的分散。这要求各级政府尤其是高层，要确立各种协调和整合机制，否则在权力过于分散的情况下，决策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什么事情也办不了。即使在民主国家，也存在着各种高度集权的协调和整合机制，例如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集体领导体制是为了防止个人专制，但这个体制并没有保证政治责任制。尽管中国反对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但实际上的互相制衡远比西方有效。结果是官僚坐大。官僚本来是执行机构，但现实中已经演变成决策机构。一些领导层形同摆式，变成不作为政府。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这么强大？这和政府本身不作为紧密相关。　　那么，社会民主呢？政府权威的流失并不表明社会得到了权力。社会同样没有权力。政权和社会的紧密关联已经不再存在。人民（社会）民主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社会上尤其是基层，对各级政府的不满和抱怨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可是，各级官员还是掩耳盗铃，假装看不到，或者充耳不闻，一味地依靠维稳机制和暴力机器来防止社会的失控。没有人会相信，这样的治理是可以可持续发展的。不关心社会成员、只图私利的党政官员，在老百姓眼里没有什么合法性。如果作为个人的党政官员没有合法性，作为整体的执政党也同样会面临这个问题。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存在的政治不稳定情形，就是政府官员无限制地追逐私利而置人民利益于不顾的后果。重新联结政府和社会　　那么如何重新联结政府和社会呢？这需要至少是两方面的政治改革。一方面是确立各级领导层和社会关联的制度。现在光依靠一些领导人个人进行一些并不规则的和人民的沟通（例如通过走访、互联网、电视讲话等等）是远远不够的。要建立定期会面制度，尤其在基层。没有这样的自上而下的制度不行。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上访者越来越多，就是因为问题在基层得不到解决，就“转移”到上层来。上访制度尽管是社会和上级政府沟通的管道，但有效性是非常成疑问的，因为到头来，问题还是要在基层解决。上访制度不仅在加深基层和社会的矛盾，也在加深中央和地方之间无穷的矛盾。改革开放后，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各级政府纷纷建立了为投资者提供方便的“一站式”服务。但为什么不能为自己的“人民”提供类似的服务呢？这完全是政府官员和政府本身的定位问题。　　另一方面是要推进社会的自下而上的参与。这里，作为利益代表机制的人大和政协要扮演重要的作用。现在这两个制度的作用远远不够。本来这两个制度是最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但现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了精英俱乐部，尤其在地方层面。这些理论上应当由人民选出来的代表，和人民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呢？除了自诩，没有实质。　　再者，村民自治（或者村民民主）从人民公社制度和生产队制度解体之后就开始进行了，后来也在很多地方进行乡镇选举试点。但无论是村民自治制度还是乡镇选举，这些年并没有什么进步。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思路问题。很显著的一点是简单地把民主视为是选举，光强调选举，而忽视了其它制度建设，结果出现了很多问题。实际上，在基层和地方政权，应当发展出多种多样的民主政治实践，例如参与、协商等等。如果在国家层面，民主表现为“选主”，那么在地方和基层，民主就具有了其本来的意义，即人们参与影响其利益的决策。　　更为重要的政治改革应当是法治建设。法治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最基本的制度，是其他任何制度的制度。用学术一些的话来说，是基础制度（infrastructural institution）。没有法治，其它制度就没有生存的基础。但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一场法制和法治的信任危机。尤其表现在司法方面。在法治国家，任何社会成员可以批评或者怒骂任何东西，但不可以藐视司法。政府会穷尽一切力量保护司法。但在中国呢？政府官员藐视司法，社会成员藐视司法。全民“不信任运动”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表明社会已经发展到了无政府状态的临界点。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法制和法治的进步极其困难，可执政党目标非常明确，尽最大的努力追求进步。但近年来，各方面对法制和法治的强调少了很多，在实际层面对法制的破坏则多了起来。　　中国的政治变革不可避免。如果不想革命或者激进变革，除了改革别无选择。今天，在改革议程既得利益集团化的同时，社会各方面的激进已经显露出来。要确立有效的改革议程，为政者只能从执政党、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才能超越既得利益，动员足够的社会支持力量。对政治改革，任何激进理想主义或者犬儒主义，都会最终酿成国家和民族的大灾难。作者为国大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看法

27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指出，美国反对在利比亚出现“政权更迭”。

阿拉伯世界发生了被称之为“茉莉花革命”的一连串事件。西方世界在关切阿拉伯世界的同时，似乎并没有忘记中国。实际上，从媒体聚焦的深度和力度来看，对中国的关切甚至甚于对阿拉伯世界的关切。为什么会这样？ 　　人们那么关切中国，但没有一个一致的理由。不同的人对中国的关注出于不同的背景。一些人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假设：阿拉伯世界所发生的事，已经对外在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中国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会产生怎样的外在影响呢？无疑，较之阿拉伯世界，中国在世界事务上的影响更大。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的内在一部分，甚至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其中一个最大的驱动力。在中国事务上，外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利益相关者。出于对自己利益的关怀，他们来关心中国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人并不希望中国发生类似阿拉伯世界的事情。 　　不过，也的确有些人希望中国发生类似的事情，并且要尽力推动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剧变之后，很多人一直在关切中国，期待着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前些年，每当有国家发生“颜色革命”的时候，他们都会把中国带入其思考的空间。一些人甚至总是在预测中国什么时候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在这个群体中，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动机：一些人希望中国的政治变革和民主化，一些人对现状极度不满，一些人恐惧于中国的继续崛起。 中国有不同的制度背景 　　不过，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如果光从一些社会现象来看，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确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例如社会不公平问题、收入差异、腐败、大学生失业或就业不足等等。（应当说，所有这些现象都值得中国关注。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就会面临不稳定的严峻挑战。）但是，做这样简单的比较，并不能回答为什么中国不是阿拉伯世界。要回答“中国为什么不是”的问题，就要看中国本身所具有的制度性因素。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存在一些类似的社会现象，但因为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具有不同的制度背景，因此尽管有类似的社会现象，它们所能导向的结果是很不相同的。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那些相信中国会步阿拉伯世界后尘的人，大都是从简单的意识形态来看问题。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民主，并且是西方式的多党制民主。民主先发生在西方，也早就成为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核心。西方社会在很多方面都特别强调“多元”，例如经济多元、社会多元、宗教多元和文化多元等等，但就是在政治制度问题上只容许“单元”，就是单线的历史发展观，即所有政治制度都必然走向西方式民主。早就有学者宣称西方式民主是“历史的终结”，尽管历史的现实并非如此。客观地看，现实世界上所存在的众多政治制度，并不能用简单的“民主”与“专制”或“非民主”所能概括的。那种把世界简单地划分为“民主”和“专制”，并且进一步简单地认为“专制”必然向“民主”发展的理论，已经远远不能解释现实世界了。 　　西方过度地从西方的观点来看中国，也希望中国朝着西方所期望的方向发展。这导致了很多人忽视中国本身到底在怎样发展，以及发展出了什么样的制度。决定中国命运的正是中国本身的发展，和其所发展出来的制度模式，而非外力。要理解中国为什么不是阿拉伯世界，就是要看这些方面，而不是从任何西方的概念和理论。 　　说到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不同，很多人都会强调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和其关联的社会发展。这些因素当然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因素。阿拉伯世界也曾经有很不错的经济发展成就，一些社会远较中国富裕，但是其政治制度僵硬不变，很难适应变化了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导致今日的局面。一些相信中国会阿拉伯世界化的人，其错误也就在于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制度等同起来。这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人简单地把世界划分会（西方式）“民主”和“专制”两个阵营。实际上，正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使得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区分开来，也使得中国不会出现阿拉伯世界所出现的情况。 　　很显然，如果从西方多党民主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应当指出的是，正是从这一西方观点出发，很多观察家并不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过任何有意义的政治改革。 中国政治制度的巨大变化 　　事实上又怎样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不过是这些变化并不是西方式的。不管人们评价如何，正是这些政治制度上的变化，使得中国有能力适应和消化社会经济变革，以及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变化。 　　那么，中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呢？官方的意识形态，并不能帮助人们获得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实质性的知识，一切要从中国政治制度的实际行为出发。因为政党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人们又进而要从认识这一政党制度入手。 　　简单地说，中国已经演变成为一个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 　　第一是开放。开放最重要。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如果不开放，就必然表现为排他性和封闭性。只有开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政治上的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理论上说，每一种利益都能够找到能够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在中国，因为没有多党政治，依靠的是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内部多元主义表明政党的开放性。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利益，执政党就向它们开放，把他们吸纳到政权里面，通过利益的协调来实现利益代表。 　　中共多年来致力于从一个革命性政党转型成为执政党。在革命期间，政党要强调依靠一些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但作为执政党，其必须依靠所有的阶级和阶层，才能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共的转型不可说不快。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成功地解决了民营企业家加入执政党、进入政治过程的问题。面临迅速崛起的社会组织和新兴社会力量，执政党现在又开始强调社会管理，致力于通过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扩展执政的基础。随着社会基础的扩大，党内民主的需求也日益增长。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执政党在不断强调党内民主重要性，并寻找多种形式的党内民主的原因。 　　这种内部多元主义基础上的政治开放性，其有效性并不比其它任何制度低。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既无外部多元主义，也无内部多元主义，多数政权表现为封闭性，有一个家族（君主政权）或者少数几个家族长期垄断政权，统治国家。即使在民主国家，例如英国、美国和日本，国家政权也经常被几个政治大家族所垄断。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从社会底层进入政治领域的人数，中国远远超过民主国家。共产党统治不是家族统治，这使得共产党更具有群众性。 　　第二，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解决了精英阶层更替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说，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通过定期的选举，解决政治精英的变更。在民主政治产生之前，暴力往往在政权更替过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这种情形也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数千年，所谓的“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的意思。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拒绝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但已经发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制度。 　　这要归功于邓小平。邓小平确立了两种相关的制度，一是领导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录用制度，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录用人才。现在这个制度从基层到最高领导层已经高度制度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年龄的限制（即任何一个领导人一旦到了规定的年龄，就必须从相应的职位上退下来），各个阶层精英更替的速度，是没有其它任何一个制度所能比拟的，包括民主制度。尽管年龄规定的“一刀切”制度在外界看来，甚至已经到了不合情理的程度，但的确产生了诸多积极的政治效果。 　　这个体制的优势是很显然的。首先，它避免了个人专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内部多元主义所形成的“党内民主”，或者党内集体领导制度。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制衡，远比民主国家的多。例如在美国，一旦当选总统，其经常拥有“帝王般”的权力。而中国领导层中，在强人政治时代过去之后，再也难出现这种“帝王般”的权力者了。二是限任制。现在一般上，领导层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和其它重要职位，至多是两个任期，即十年。这和西方的总统制并没有什么区别。很显然，限任制是对个人专制的一种有效制度制约。就是说，中国尽管没有西方式民主，但也找到了同样的甚至更有效的方式，来保证不会出现个人专制。但在阿拉伯世界，普遍的现象就是个人专制，无论是君主制国家还是具有现代政党制度的国家。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统治一个国家数十年的时候，就会弊端丛生，令社会不可忍受。 中国政治制度具强大动员能力 　　其次，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政治更新异常地迅速，政治能够有效反映代际变化，因此也是利益的变化。较之其它任何政体，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官员流动速度非常之快。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官员离开其任职的岗位，也有同样多的官员进入这些岗位。这种快速的流动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能够更加有效地反映时代的变化。 　　第三，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能力，从而促成政策的及时变化。从理论上说，多党制国家的政策变化的阻力应当比一党制的为少，因为政策可以随着政党的轮替而变化。但事实上则不然。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无论是西方发达的民主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反对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诚”的反对党，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政策变化变得非常困难。 　　中国则不然。如果西方式民主更多地表现为政权轮替，中国更多地表现为政策“轮替”。尽管中国社会经常抱怨执政党政策变化缓慢，但较之其它政体，中国的政策变革速度还是相当地快。只不过，在民主国家，人们可以互相推卸责任，而在中国，执政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再到本世纪，中国实现了数次重大的政策转型。看不到执政党的政策动员能力，就很难理解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制度不存在问题。相反，中国的制度面临很多非常严峻的挑战。想说明的一点是，包括西方式民主制度在内，所有制度都在面临挑战。任何一个制度，如果不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就会发生危机。没有一个制度是终极的，可以终结世界历史。所有制度都要在变化中求生存和发展。 　　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在很多方面仍然有巨大的改进和改善空间。但是要认识中国，并不能用任何西方的或者其它别的概念和理论来理解中国，用西方或者其它的价值来评判中国。如果这样，既无助于理解已经发生的变化，更无助于看到所存在问题的本质，要谈解决问题更不可能了。这一最简单不过的道理，却往往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漠视。 　　作者为国大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看法

阿拉伯世界的动荡让许多人——不管是区域内还是区域外——目瞪口呆，并至少颠覆了对阿拉伯世界的五大传统观点。Marwan Muasher是约旦前外长和副总理，现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

最近各国大学生活动比较多，开罗大学仍在要求更换穆巴拉克时期任命的学校领导。3月间纽约州CUNY已有6名学生和27名教职员工因在州府抗议公共预算消减、税收制度有利富人而被拘，纽约州各大学将联合于3月30日再次赴州府抗议。

《新音乐的哲学》作者是大名鼎鼎的阿多尔诺。这位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曾开过钢琴演奏会和个人作品音乐会，并"始终拒绝在哲学和音乐两门专业中作出取舍"。新版《格鲁夫音乐大辞典》已辟出"阿多尔诺"条，甚至他早年的作品曲谱也被人整理出来在德国出版。

1941年，阿多诺在助手的协助下发表论文《论流行音乐》。文中提出三个著名观点：一，流行 音乐的标准化和伪个性化特征；二，流行音乐刺激的是被动消费；三，流行音乐是社会的黏合剂。 ６０多年过去了，在中国大众文化勃兴的今天，阿多诺对流行音乐的分析仍有振聋发聩之影响。该论 文在国内学者的论述中时常被提及，但目前尚无全文翻译。此次是该论文第一次在中国大陆被译介。 本刊分两次发表。 　　一、　音乐素材 　　１、音乐的两个范畴 　　与流行音乐相关的因素是本文探讨 的主题。流行音乐与严肃音乐的不同点 通常被看作是前者的特征。他们之间的 不同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层次上的不同， 而人们已为这种不同下了确切定义，以 致大多数人认为两者彼此独立，没有内 在关联。然而我们认为首先必须把所谓“层次上的不同”转换成精确的音乐或社 会术语，这样不仅能够明确地定义这两 种范畴而且可以使人们更了解两种音乐 范畴的背景。 　　明确分析流行音乐和严肃音乐的一种可能的方法是对音乐制作过程中两者的划分和两者的根源进行历史性的分析。然而，既然目前的研究与现行流行音乐的实际功能有关，那么采取描述现时特征的方法比追述它的根源更为可取。这 种方法也更有据可依，因为早在美国流行音乐产生前很久，在欧洲已产生对这两种音乐范畴的划分。美国音乐从开始产生就已接受这种划分为已知事实，因此划分的历史背景只间接适用美国音乐。因而，我们首先深入了解流行音乐最宽 泛意义上的根特征。 　　如果想对严肃音乐与流行音乐的关系做出准确的判断，只有严格审视流行 音乐的根本特征：标准化。即使有时极力回避标准化，流行音乐的整体结构仍 然被标准化了。标准化涉及从总体特征 到最具体的特点的整个范围。最著名的 规则就是歌曲的合唱包括三十二小节， 音域为一个八度和音和一个音符。　热门 歌曲的总体类型也标准化了：不仅是舞曲种类，尽管形式的严谨可以理解，“特 色歌曲”如关于母亲、家乡的歌曲，打油诗似的歌曲，近似童谣的歌曲，写给 失去女孩的挽歌也被标准化了。最重要 的是，每首热门歌曲悦耳的基础部分 ——每一部分的开头和结尾部分——必须具备标准形式。无论形式中包含的动听内容是什么，标准形式突出的是最基本的悦耳的部分。复杂的形式并不能带来理想的效果。这种不容改变的做法可以保证无论形式发生怎样的变形，歌曲总是能把人们带回到同样相似的感受，而根本性的新奇的体验不会产生。 　　细节和形式同等程度地被标准化了。有一整套术语被用来指称这些细节，如音高突变、蓝调和弦、音符。然而，细节的标准化有些不同于结构的标准化。它不像后者那样是显形的，而是隐藏在个别效果的表面下。无论总体上对于这些专家来说这是如何公开的一个秘密，对这些个别效果的处理方法都属于业内专家的秘密。这个整体与部分的对立性特点为听者的感受提供了一个大致粗略的背景。 　　结构与细节之间关系产生的主要影响是听者对部分产生的反应比对整体产生的反应更强烈。他对整体的理解并不来自于他对听到的具体音乐的感受。整体甚至在实际的音乐感受产生之前已经是已知和被接受的事实，因此它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影响听者对细节的反应，除非给予细节不同程度的强调。占据音乐结构战略性地位的细节部分——和声的开始部分或者说歌曲连接处的曲折部分——比其他部分的细节，比如连接处中间的一些小节，更容易被认可和喜爱。不过这种结构上的关系无法干扰到结构系统。细节只是在这种结构关系的有限程度上依附于整体。然而，整体既从未被作为一种音乐经历被突出，整体结构也从不依附于细节。 　　为了比较的目的，严肃音乐的特征可以被描述为：每一细节的音乐感都来自于每一首乐曲的整体，而这一整体中包含与细节的联系，却不包括对一种音乐模式的突出。例如，在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序曲中第二主旋律只从上下文获得真正涵义。只有通过整体—也就是由与第一主旋律的格列高利圣咏特征形成的鲜明对比构成的整体——这一序曲获取了特定的抒情表现力。与整体割裂后的第二主旋律不表现任何意义。另 一 个 例 子 可 以 在 贝 多 芬 的《Ａｐｐａｓｓｉｏｎａｔａ》的第一乐章的持续音中的再现部开始部分找到。紧随之前的爆发力，开始部分才展示出最强烈的震撼力。没有了前面部分的爆发和展开直接就进入重复部分，乐曲也就失去了意义。 　　上述情况不可能发生在流行音乐中。从整体中抽走任何细节都不会影响音乐感。既然整体结构本身只是个自动音乐系统，听者可以自动补充失去的部分。合唱的开始部分可以被其他无数的合唱开始部分所代替。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构成要素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不会受到影响。贝多芬的音乐中，只有在整体和它的具体组成部分的动态关系里，位置才是重要的。在流行音乐里，位置是绝对的。每一细节都可以被替换，它的作用只像是一部机器的轮齿。 　　只是确立这种不同是不够的。这样的观点可能会遭到反对：流行音乐的标准结构和类型与舞曲密切相关，因此它们也适用于严肃音乐中的舞曲派生物，如属于维也纳流派的小步舞曲和谐谑曲。可以认为或者是这部分严肃音乐也可以从细节而不是整体的角度理解，或者是如果在严肃音乐中的舞曲种类中可以看到整体，没有理由在现代流行音乐中看不到整体。 　　 以下思考通过展示即使在严肃音乐采用了舞曲的形式时仍然存在的巨大不同来提供对两种相反观点的解答。根据当前形式主义的观点，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的谐谑曲可以被看成是高度标准化的小步舞曲。在此谐谑曲中，贝多芬从传统小步舞曲结构吸取的是小调小步舞曲、大调三重奏与小调小步舞曲的重复之间的鲜明差别的理念；还吸取了诸如侧重第一个四分之一的四三节奏这样的一些其他特点；以及小节和乐段中的舞曲似的对称性。但是这一乐章的特别形式作为具体整体的理念可以重新评价借自与小步舞曲的手段。整个乐章被看作是终曲的序曲，目的是不仅通过预兆性的、不祥的表现方式，更通过展开乐章的规范方式来创造巨大的张力。 　　 经典的小步舞曲结构首先要求主要旋律的出现，然后是可以导入更多更远音调区域的下一部分的序曲——这些更远音调区域形式上与今天的流行音乐的连接部分相似——最后是原始部分再次出现。这一切都可以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出现。在谐谑曲部分，他采用主题两重性的理念。但在传统的小步舞曲中，他使用了无音的、无意义的游戏规则来表达意义。他完全做到了使规范的结构和具体内容达到一致，也就是说，精心地完成了主题的表达。这支谐谑曲的谐谑部分（也就是Ｃ大调中弦乐器进入前的部分，这部分标志着三重奏曲的开始）包 括两个主题的两重性：弦乐部分逐渐形成的音型和管乐的配合。这种两重性不是系统地发展的，这样首先弦乐乐句被精心地展开，接着是管乐的配合，然后弦乐主题被机械性重复。小号部分中第二主题第一次出现后，两个最重要因素以对话的形式交替地相互联系着。谐谑曲的结尾不是通过第一而是通过第二主旋律突出，而第二主旋律覆盖着第一乐句。 　　而且，三重奏曲后重复的谐谑曲由于配乐极其不同以至于听起来像谐谑曲的预示显示，萦绕心头的特点，直有到终曲开始，这种特点才消失。整体设计得非常动感。不仅是主旋律，而且音乐形式本身都尽显张力：这种张力在第一主旋律中包括问题与回答的双重结构内已经显示得很明显；甚至是在两个主旋律之间显示得更明显。整个结构服从于这一特定乐章的内在需要。 　　不同概括起来为：在贝多芬音乐中以及在优秀的严肃音乐中——我们这里不涉及结构像流行音乐一样严谨和机械的不规范的严肃音乐——细节最终包含整体并导致整体的展示，与此同时它又是从整体理念中产生出来的。在流行音乐中，这种关系是偶然的。细节与整体没有关系，整体体现为一种外部结构。这样，整体不受个体的影响，因此在一首音乐中是孤立的、沉静的、不被注意的。同时细节被一种它永远无法影响和改变的音乐手段割裂开，这样细节变得无关紧要。没有被展开的音乐细节就变成一幅它发展可能性的漫画。 　　２、标准化 　　上述讨论表明流行音乐和严肃音乐差别可以用更确切的术语表达清楚，而不是用那些只是表明音乐层次的术语，如“缺乏文化修养和具备文化修养”，“简单和复杂”，“单纯和世故”。例如，范畴的不同无法确切地用复杂和简单这样的术语表达清楚。早期维也纳经典主义的作品毫无例外在节奏方面比爵士乐编排简单。旋律方面，许多流行歌曲的音程，如“深紫”，　　比大多数主要由主音三和弦和第二音级构成的旋律更难听懂。和声方面，所谓经典的和声比目前美国Ｔｉｎ　Ｐａｎ　Ａｌｌｅｙ的作曲者所作和声更有限，这些作曲者汲取的来源包括 Ｄｅｂｕｓｓｙ，Ｒａｖｅｌ　　乃至更晚的音乐。标准化和非标准化是描述流行音乐与严肃音 乐的不同的主要对比性术语。 　　结构的标准化目的是获取标准反应。聆听流行音乐不仅受音乐的催化剂控制而且由音乐的内在性质控制，引入与自由社会中个性理想相对抗的反应体 系。这与简单和复杂无关。严肃音乐中，每个音乐元素，甚至是最简单的元素，都是个体。作品的组织性越强，细节的可替代性越小。然而，流行音乐中，每首音乐的结构是抽象的，独立于特定的音乐过程而存在。这个理论为理解以下谬论提供基础——　流行音乐中复杂的和声比严肃音乐中同样复杂的和声更容易理 解。流行音乐中复杂的细节从不起到个体的作用，而只是作为装饰音，结构隐藏于它们之后可以被看到。爵士乐的业余听者能够用节奏或和声公式代表和表示的图表式公式替换复杂的节奏或和声公式，无论这多么具有冒险性。听者的耳朵应付流行音乐是凭借他们已具备的形式结构知识进行小的替换。事实上，面对复杂，听者只听到复杂所代表的简单，把复杂只看作简单的模仿性变形。 　　在严肃音乐中不存在这样模式化的机械性替代。严肃音乐中，最简单的也需要努力才能立即听明白，而不是模糊地按照模式化的规则概括它，模式化的规则只能产生模式化的效果。否则音乐就无法被理解。然而，制作流行音乐的方式是计划好把特别转化成准则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在制作中实现这一过程。乐曲的聆听由听者决定。流行音乐就是这样剥夺了听者的自发性，而鼓励有条件的反应。流行音乐不仅不要求听者的努力来听懂具体的音乐，而且给听者提供了模式，任何具体的细节都在这样的模式中被归类。模式化的发展控制听者聆听的方式，听者听的同时不需要做任何努力。流行音乐被“提前吸收”。当代流行音乐的这种结构可以解释我们将要讨论的聆听音乐的习惯上的变化。到目前为止，流行音乐标准化被认为是结构上的，也就是说，是一种内在的性质，与音乐制作过程或标准化的原因无关。尽管所有的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必然归结为标准化，但流行音乐的制作只有在宣传和发行方面被称为是工业化的，而一首成功的流行歌曲的制作还停留在手工业阶段。流行音乐的制作高度集中于其经济组织中，但仍然保持了在其社会性制作方法中的个性。作曲、和声和编曲的劳动分工并非工业化而是伪工业化，目的是显得时新，而实际上在推销技能上，流行音乐采用了工业化的方法。如果流行乐曲的作曲者不遵从一定的标准形式，也不会增加制作成本。因此，我们必须寻找结构标准化的其他原因，与早餐制作和汽车制作标准化截然不同的原因。 　　模仿可以提供了解基本原因的线索。流行音乐的音乐标准原本是有一个竞争性的过程发展出来的。当某一首流行歌曲获得巨大成功，成百上千模仿它的其他歌曲就会出现。最成功的音乐类型，元素之间的比率会被模仿，标准具体化中这一过程达到高潮。在如今存在的集中化环境下，这些标准已被凝结。也就是说，他们已被卡特尔化的机构所控制——卡特尔化的机构是竞争过程的必然结果，并被严格实施于要被宣传的事物上。不遵从这些游戏规则会被排斥在外。标准化了的形式是在竞争中发展起来的。大规模经济集中化使标准化过程制度化，使之成为必要。结果执着的个性主义者的创新被认为是不合标准。标准形式被赋予权威的豁免权——“国王不会犯错”。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流行音乐行业中有些歌曲会重新流行。他们不具备按照特定形式生产的标准化产品的过时的性质。自由竞争的特性仍活跃在他们内部。另一方面，重新流行的经典著名流行歌曲设定了标准化的形式。他们是游戏规则的黄金时代。标准的凝结强加在机构身上。流行音乐必须同时满足两种要求。一是引起听者注意的刺激的要求。二是必须满足内容可被归入未接受过音乐培训的听者称之为自然音乐的类别的要求，也就是说音乐中听者习惯的，他认为是固有的简单的音乐语言的全部音乐传统和素材形式，无论促成这种自然语言形成的发展发生有多晚。对美国听众来说，这种自然语言来自于他早期的生活经历，儿童歌谣以及他在主日学校唱的歌曲，他放学回家路上哼的调子。在音乐语言形成的过程中，这一切都比他能区分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的开始部分与第三交响曲的开始部分的能力重要得多。很大程度上，正式的音乐文化是这种基本音乐语言的超构，也就是主要和次要基调和所有的调性关系。但主要音乐语言的这些调性关系为与他们的不符设置了障碍。只有能被重铸为自然音乐，自由发挥放纵才被容忍。 　　就消费者的要求而言，流行音乐的标准化只是这种双重要求的一种表达，这种双重要求是公众脑中的音乐框架强加的——即要求它是刺激的，也就是某种程度上脱离已建立的“自然”，以及要求它保持自然音乐对于这种脱离的至高地位。听众对自然语言的态度是由标准化了的制作过程强化的，标准化的制作是最初来自于公众的要求体系化。 　　３、伪个性化 　　既要达到激情灵感又要求自然平实的这种自相矛盾，解释了标准化自身的双重特性。符合某种特定的结构框架只是标准化的一个方面。在我们文化的集中和控制下，标准化的其它方面以他们特有的表现方式将自身隐藏了起来。一旦显现出来，他们就会受到抵制和反对。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个性的保留，无论是假象或是现实都是必须的。个性的保留基于物质现实本身。因为尽管行政控制对于生活过程是集权的，个人的所有权仍然普遍存在。　　　　在制作方面，流行音乐属于奢侈的制作，生活的必须没有立刻卷入，而同时，个性主义的残余在意识形态的范畴活跃着。例如，个人品味和自由选择，标准化的隐藏是必要的。音乐大批量生产的“倒退”是这样一个事实，这样的生产仍然停留在手工制作的水平，而非工业制作，从大文化商业的角度来看，符合基本需求。如果流行音乐中的个性化元素也被放弃，则必然隐藏标准。所以这种个性化元素至今存在。 　　与音乐标准化有必然联系的是伪个性化。伪个性主义意味着在标准化的基础上赋予文化的大众生产以自由选择和开放的市场的光环。传统的标准化音乐让他的消费者忘记他们听到的已经被预先听过了或者说“预先消化”了。 　　可假定的个性化特征的标准的最具冲击性的例子在所谓的即兴创作中被发现。即使爵士乐者会在现场进行即兴创作，他们的这种创作也已变得“规格化”。这使整个术语学得以发展以表达个性化的标准。这个术语被爵士乐的宣传代理商大肆宣扬。以渲染先锋艺术者的传奇故事，同时，通过公开允许歌迷在幕后窥探制作内幕而取悦歌迷。这种伪个性化被标准模式所限制了。这种标准模式是如此的严格以至于它给予任何一种即兴创作的自由都严格的划定了界限。即兴创作——在这里自发地个性创作是被允许的，被限制在公制的和音的高墙内。 在大多数情况下，例如摇摆爵士的“突破”，自创的音乐效果完全是事先设定好的。这种突破只不过是一种隐藏的调子。所以，由于对潜在的音调功能的限定是必要的，真正的即兴创作是不太可能的。这种可能性很快就被用尽，老套的即席创作就逐步发生了。规则的标准化以一种纯粹技术的方式，加强了对自身的背离———伪个性化。 　　这种个性化对标准化的屈从解释了流行音乐的两种主要的社会心理特质。一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细节与潜在设计公然保持联系，让听者总是感觉很安全。个性化的选择是如此之小，以至于相同变奏的重复再现是他们背后相同点的可靠的标识柱。二是替代品的功能——即兴创作的特点阻止它们自身作为音乐元素被控制。它们只可作为润色品被接受。众所周知，在大胆的爵士乐的筹备中，烦恼的旋律，如风暴般激烈的旋律，也就是说，假造的旋律，它们起的作用令人刮目相看。它们被认为是刺激物，只因为它们被耳朵听到是被更正成正确的旋 律。但是，这只是个很极端的例子。流行音乐中所有个性化元素它发生的时候不是那么明显。任何曲调上的大胆行为，任何和弦，不在简单的旋律设计范围内需要被“伪装”，即作为一种刺激物，它自身特有的确定的规定去代替正确的或者说更加明显的设计。理解流行音乐意味着欣赏时遵守这些要求。流行乐要求有它自己的欣赏习惯。 　　还有一种个性化主张各种形式的流行音乐及那些出名的乐队的不同。流行音乐的种类根据产品的不同严格的区分。假设听者能够区分它们。被普遍接受的差异是在摇摆乐和甜蜜的情歌以及诸如Ｂ Ｅ Ｎ Ｎ Ｙ 　 Ｂ Ｏ Ｏ Ｄ Ｍ Ａ Ｎ 和 Ｇ Ｕ ＹＬ Ｏ Ｍ Ｂ Ａ Ｒ Ｄ Ｏ 之类著名乐队之间的差异。听众能够很快区分出是何种音乐，甚至说出正在演奏的乐队。尽管它们最根本的制作材料的相同，以及在表演上的极大的相似之处，除了它们被强化的区分功能的商标品牌。这种类似贴标签的技术，区分了音乐和乐队的类型，是 个性化的，是在严格的音乐技术范畴之外的社会学的一种。它为实际上音乐的无区分提供了可区分的依据。 　　流行音乐变成了一个多项选择题。选项主要有两种以及它们的衍生。听者无情地受到这些音乐的刺激，从心里上删除不喜欢的音乐，检测喜欢的音乐。这种选择的固有局限性以及惯有的明显的变体激起喜欢或不喜欢的表现模式。这种机械的二分法摧垮了听者的冷漠，如果他们要继续把流行音乐听下去，就必须在温柔音乐和摇摆音乐中做出选择。   二、　关于听者的理论   　　１．流行音乐和“休闲时间”   　　为了理解为什么整个这类音乐（这里指普遍意义上的流行音乐）能够拥有广大的听者人群，思考是适当的。   　　思维被流行音乐所吸引，接受，继续加强，同时也是一个忽略减弱的过程。听者通过这种不需要费神的消遣忘却了现实的对自己的要求。   　　“分神”的概念只有在社会背景下，而不是在个人心理学本身固有的术语中，才可以解释清楚。这种调式的产品，蕴涵着对失业的恐惧和焦虑，遗失金钱，战争中丧失亲人的痛苦，它和娱乐休闲有着非生产性的联系，即所谓的无需费神的消遣。人们需要娱乐。需要全神贯注才能欣赏的艺术，那些生活没有压力，处在休闲时间的人们才可能集中精神欣赏，全神贯注于艺术作品使他们从无聊和摆脱无聊的努力中解脱出来。整个廉价的商业娱乐反映了这种双重需求。它们可以促使人们放松下来，因为有预先设好的固定的模式。由于被预先设定好，它在心理上主宰大众去分享它们。另一方面，它们提供的刺激物能使大众逃离机械化劳动的枯燥。   　　商业性娱乐的制造者们认为自己是对的，因为他们给了大众他们所要的。这是商业目的所特有的理论：人们越是不加选择，就有可能兜售更多的文化商品。这种对既定利益的空论可不容易被驱散。不能完全否定，大众的意识被生产代理商们左右，仅仅是因为人们“就好这一口”。   　　但是，为什么他们就喜欢这样的呢？在当今的社会里，大众由于艺术作品物质化潜入生活，他们被同样模式的产品所操控。音乐娱乐产品的消费者本身就是目标，或者说他们是真正的同一种机械过程的产物，而这一过程决定流行音乐的生产。他们的空闲时间只不过是为了延续其工作能力。休息只是途径而不是目的。生产过程的威力延续到看 上去是“自由”的时间段里。人们需要标准化的伪个性化的商品，因为他们的休闲是逃离工作，同时又要受到工作时间里没有的心理观念的锻造。对于大众来说，流行音乐就是上班族的休息日。所以今天我们有理由说在流行音乐的生产和消费之间有一种预先设定的协调。无论如何，人们渴望得到他们所要得到的东西。   　　又要解闷又要不费力本身就是个矛盾。因此这种特殊的情感被反复生产以寻求解脱。人们在组装线上，工厂里，办公室里的工作决定了他们不会遇到什么新鲜的事物。他们寻求刺激，但是现实生活带来的压力和繁缛的工作使他们在尽可能接触新鲜感受的休息时间里无力   　　再去耗费精力，因此他们需要一剂兴奋剂作为替代品。流行音乐正是迎合了人们的这一需求。在一种相似中它满足了无须费力的刺激。这意味着再次陷入无聊中。这样形成了一个无法跳出的怪圈。这个怪圈导致了人们对流行音乐的广泛的不关注。感受流行乐的过程即一种毫   　　不费力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偶有的集中精力就如释放的烟火般短暂，又把听者驱逐到了心神涣散的边界。一方面，生产流行乐，阻止预料中的精力分散；另一方面又产生了这种涣散。　　　　   　　在这种情况下，流行乐的生产遭遇了不可解决的问题。它必须通过一直生产新的产品以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这种关注却被施了魔咒。如果一首歌一点也不需要你的注意力，那它就卖不出去；如果你集中了注意力，你就很有可能不再接受它，因为你已把它看透了。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流行乐市场中旧产品常常会被新的产品一扫而空，然后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样的伎俩。   　　另一方面，松散的精神状态不仅是流行音乐的前提条件也是它的产物。乐曲本身就让听者放松下来。他们让听众放心，因为他们不会错过什么的。   　　２、社会黏合剂   　　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如果总体来说是漫不经心地听一段音乐而只有一些突然的识别，这段音乐就不是作为一个拥有明确自身意义的经历的连续片段被理解的，无法在每个点上被抓住，也不能与前后相连贯。相应地，我们可以认为大部分流行乐听众并没有将音乐作为语言本身来理解。否则将很难解释他们如何能忍受大量连续不断的无区分性的材料。那么音乐对他们而言有何意义呢？答案是：构成音乐的语言被一些客观的过程转变成了他们认为的自己的语言，即一种可以承载他们惯例性希望的容器。音乐对他们来说越不是一种语言就越多被铸成了这样一种容器。音乐的自主性被一种单纯的社会心理功能所取代。如今，音乐成了一种大型的社会黏合剂。在未能理解材料内在逻辑的情况下，听众认为这些材料所产生的意义首先就成了他们达到精神上适应当今社会生活机制的一种方式。根据大众行为对整体上的音乐尤其是对流行乐的两种主要社会心理类型，这种适应显示为两种不同的方式：即“节奏服从”型和“情感”型。   　　服从型就是旋律型。这种类型中任何音乐经历都是基于音乐中的根本的、不变的时间单位——音乐中的“节拍”。 对这些人来说，即使出现伪个性化即反节拍或其他的“区别”性，符合节奏的   　　表演就意味着与基本节拍的联系被保存了下来。对他们来说，具有音乐性意味着能够在不受“个性化”变形干涉的情况下符合既定的节奏模式，以及甚至能够适合切分成基本的时间单位。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对音乐的反应立即表现了他们屈服的愿望。然而，因为舞曲和进行曲的标准节拍要求一个如机械性团体的协调的队伍，通过克服个人的反应达到的对节奏的屈服使他们夸张地设想自己仿佛与上百万的这种软弱的人在一起，而这种软弱同样是需要克服的。这样，这种屈服就是与生俱来的了。   　　然而，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与这种大众欣赏趣味相吻合的严肃作品，我们会发现它们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即幻灭性。所有这些作曲家，其中包括斯特拉文斯基和亨德密斯，都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了一种“反浪漫”的情绪。他们旨在改编音乐，使其符合他们所理解的“机器时代”这一社会现实。他们作品中的摒弃梦想这一情绪表明，听众倾向于用严酷的现实取代梦想，从接受厄运中获得乐趣。人们对于在他们生存的世界里实现理想不抱希望，通过幻灭适应残酷的现实。人们采取所谓的现实主义态度，试图通过与形成“机器时代”的外部社会影响力达成认同，从而获取心灵的慰藉。然而，人们与现实的这种认同建立在理想破灭的基础上，正是这种幻灭剥夺了人们的快乐。经久不息的爵士鼓声所代表的对机器的崇拜包含了对自我的摒弃，而摒弃本身正是来源于对恭顺性格隐隐感到不安的躁动。机器之所以成为最终崇向的目标是基于某些社会条件的，即人类附属于他所操作的机器。因此，改编自机器声响的音乐必然隐含了对人性的摒弃和对机器的盲目崇拜，而这种崇拜抹煞了机器作为器械所具备的特质。   　　至于另一“情感”类作品，有种辩解将它与一类电影观众联系起来。这两者的联系体现在穷苦女店员的事例上，她将自己幻想为凭借美丽双腿、清纯性格而获得上司垂爱的金洁?罗杰斯从而获得快感。非直接的愿望满足被认为是 电影社会心理学的指导性准则，同样它也被认为适用于从煽情音乐中萌发快感这一现象。然而，这种辩解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合理罢了。   　　好莱坞和流行音乐界也许是梦工厂，但它们不只是为售货小姐提供单纯的非直接愿望满足。售货小姐不是瞬间就达成与罗杰斯式婚姻认同的，我们不妨将这一过程描述如下：当观众观赏一部感伤电影或听众欣赏一曲感伤音乐的时候，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获得幸福的巨大可能性，他们敢于自我告白，承认现实生活的既有秩序一味地迫使他们接受自己无力得到幸福这一事实。他们认识到自己不快乐但获得快乐是可能的，他们至少可以为认识到这一点而感到快乐，所谓的非直接愿望满足不过是认识到这一点后自我意识解放的表现。售货小姐的经历可以运用到老妇人身上，她们在他人新婚仪式上垂泪，为意识到自己生活的不幸而落下幸福的泪水。即使是最易受骗上当的人也不会相信，所有人都将最终独得赛马的巨额赌金。感伤音乐的实际效用在于，它使人认识到自己理想的破灭并从中获得一时的精神宣泄。 　易动感情的听众总是选择聆听一切有关新近传奇以及从传奇中派生出来而被制作成适于煽情的音乐制品。对他们而言，消费音乐是为了哭泣，他们着迷于表现灰心失望而非幸福欢乐的音乐形式。以柴科夫斯基和德沃夏克为代表的标准斯拉夫人的忧郁曲调，其影响力远远大于莫扎特和贝多芬早期的踌躇满志的乐章。所谓音乐的宣泄作用只是它给听众提供了感知情感的契机，而这种情感只局限于灰心失望的情绪。情感音乐成为念叨“来，哭吧，我的孩子！”的母亲的翻版，它是大众宣泄的工具，正是这种宣泄保证了人们思想的整齐划一。流泪的人们不会比坚持前进的人反抗得更持久。让听众承认自己不幸的音乐使人们通过“宣泄”甘心依附于固有的社会秩序。

对阿多诺来说，晚期是与超越了可以接受和常规之物而依然存留下来有关的理念；此外，晚期还包括这一理念：人们确实不可能完全超越晚期，不可能使自己脱离晚期，而只可能深化晚期。不存在任何超越性或统一性。在其《新音乐的哲学》一书中，阿多诺认为，勋伯格在实质上延续了晚期贝多芬的不可协调性、否定性和固定性。当然，晚期在其中也保留了一个人生命的晚期阶段。 于是出现了两个问题。贝多芬的晚期风格在阿多诺的整个著述中使其非常着迷的原因在于，贝多芬固定的和具有社会抵抗性的最后作品，以一种完全悖论性的方式，处在我们时代的现代音乐的新奇之处的核心。在贝多芬中期的歌剧《菲岱里奥》——典型的中期作品——里，人性的理念极为明显，而伴随它的则是一种更好的世界的理念。相似地，对黑格尔来说，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凭借辩证法，凭借对立面的和解这种宏大的综合，最终是可以和解的。晚期风格的贝多芬是不可协调性分离了，在这么做之时，“音乐从某种有意义之物越来越变成了某种晦涩之物——甚至对它本身来说也是这样”（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因而，晚期风格的贝多芬控制着音乐对新的资产阶级秩序的拒绝，并且预示了勋伯格完全本真和新奇的艺术，那些“超前的音乐无所傍依，只坚持它自身的成规，不向它所识破了的自诩的博爱精神让步……在现存的境况之下，（音乐）被局限于明确的否定性”（阿多诺：《新音乐的哲学》）。其次，晚期风格的贝多芬远不是一种单纯的古怪的和不相干的现象，而是无情地异化和晦涩，变成了原型般的现代美学形式，由于与资产阶级社会疏离并拒绝它，乃至于宁静的死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获得了一种更大的意义和反抗性。 晚期的概念，以及在那些惊人地大胆和阴郁地反思一位正在变老的艺术家之地位时伴随它的东西，以如此众多的方式，对阿多诺来说似乎要成为美学的根本方面，并且要成为他自己作为批判理论家和哲学家的著作的根本方面。我对阿多诺的理解，并就他对音乐核心问题进行反思的理解，都把他看成是为马克思主义注射进了一种极为强有力的疫苗，以至于几乎彻底消解了它的煽动性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概念和顶点概念，在阿多诺严厉否定性的嘲弄之下不仅崩溃了，而且使人想起运动的一切东西也都崩溃了。就其面临的死亡和衰老而言，就其本身充满希望的开始岁月而言，阿多诺把晚期贝多芬的模式用来维系晚期形式中的终结，但仅仅是为了晚期本身，为了它自身的缘故，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东西做准备或者把它抹去。晚期最终是存在，是充分的意识，是充满着记忆，而且也是对现存的真正的（甚至超常的）意识。像贝多芬一样，阿多诺因而成立一个晚期形象本身，成了一个最终的、令人震惊的、甚至灾难性的对现存的批评者。 [美]爱德华•W. 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阎嘉译，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13页。     在哲学上，如果没有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所提供的宏伟灯塔，阿多诺就是匪夷所思的。但如果没有他对早期著作的必胜信念和暗含的超越性的拒绝，那么他也是匪夷所思的。对卢卡奇来说，如果说在小说和无产阶级意识这类重新书写的史诗的叙事形式中可以极大地看出、体现和达到主客体关系及其矛盾对立、碎裂与丧失、有关现代性的讽刺性的透视法学说的话，那么，对阿多诺来说——他在一篇反对卢卡奇的著名文章里曾经说到过——特别的选择就是一种在强迫之下的虚假和解。现代性是一种堕落的、尚未得到救赎的现实，而新音乐几乎就是阿多诺自己的哲学实践，它所承担的任务就是要成为对于那种现实的不停的、示范性的提示。 [……]阿多诺描述了勋伯格的十二音技法，使用的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出自卢卡奇有关主体与客体对峙的戏剧的术语，但每一次都有进行综合的机会，而阿多诺却让勋伯格将其拒绝了。我们所看见的是阿多诺建构了一个惊人的退化序列，一个最后阶段的程序，他借以是自己的道路沿着卢卡奇所走过的路线向后穿行；由卢卡奇自愿提供的、使他自己脱离现代绝望的泥沼、经过艰苦设计出来的所有解决办法，正像阿多诺对勋伯格真正关注的东西的说明一样，都是被艰苦拆解和放弃了的无用之物。阿多诺的言辞把焦点集中在新音乐对于商业领域的无条件拒绝之上，从艺术之下截取出社会原因。就与修辞音符、幻想、调和、交流、人本主义和成功作斗争而言，艺术变得难以维系。 同上，第16-17页。     阿多诺是从长期体验的观点而不是革命性的开端来写作的，他所要书写的东西浸淫在文化之中。阿多诺作为一个晚期风格和最后阶段的理论家的立足点，是一种非凡的见识，与卢梭的立足点完全相反。也存在着对财富和特权的推想（的确是设想），我们现在把它称为精英主义，[……]阿多诺的世界是魏玛的世界，现代主义盛期的世界，奢华趣味的世界，一个受到激励的、似乎有点厌腻的业余的世界。 [……]在一个层面上，他那精英主义的偏好，当然起着其阶级背景的作用。但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在他背离了其等级之后，他在其中所喜好的东西就是其悠闲与奢侈的享受；他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暗示，这使他得以继续通晓那些伟大的作品、伟大的大师和伟大的理念，不是当作专业学科主题，而是作为一个俱乐部的常客所沉湎于其中的实践。然而，这成了阿多诺不可能被任何体系吸纳的另一个原因，哪怕是上流社会的感知体系：他确实藐视可预言性，把自己反叛的、却极为愤世嫉俗的眼光转向了范围之内的一切。 然而，像普鲁斯特一样，阿多诺使自己的整个一生都过得和劳作得接近于西方社会最根本的连续性，哪怕是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家庭，知识分子团体，音乐与音乐会的生活，哲学传统，以及一切学术机构。但是，他始终都倾向于一面，绝不是其中任何一种的完整部分。[……]他的著作像一种对位法的声音，与法西斯主义、资产阶级大众社会和共产主义纠缠在一起，如果没有它们就无法说明，对它们始终都是批判的和嘲讽的。 我认为，因而正确的是，把阿多诺毕生对第三个时期的贝多芬极为密切的关注，看成是小心保持着的对一种批判模式的选择，一种有利于他自己作为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之现状的利益建构活动，而他作为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则处于一种强迫的放逐之中，首先脱离了那个使他成为可能的社会。[……] 阿多诺是一个世俗的人，即法语“尘世”（mondain）意义上的世俗，他是都市的、有教养的和深思熟虑的，令人难以置信地能找到要说的有趣的事情，甚至在说起一个分号或惊叹号那样的事情时也能毫不装腔作势。这些特质——正在变老的、却在精神上敏捷的欧洲文化人的特质——与晚期风格相一致，他绝不习惯于苦行的平静或老练的成熟：没有多少线索可以作参考、作脚注或学究式的援引，但始终都有一种非常自信的和有良好教养的能力，非常胜任地去讨论巴赫以及爱好他的人，讨论社会和社会学。 阿多诺是一个非常晚期的人物，因为他所做的大多数事情都对他自己的时代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对他的读者来说，不存在任何让步、概要、闲聊、有用的路标或便利的简化，也不存在任何安慰或虚假的乐观。在阅读阿多诺时所获得的印象之一在于，他是一架将自身分解成越来越小的部分的兴奋机器。他具有微型图画画家那种对于无情的细节的偏好：他搜索出最后的瑕疵并将其悬挂出来，带着学究式的小小窃笑加以审视。 同上，第18-23页。 Edward W. Said. On Late Style: Music and Literature against the Grain. Random House Inc, 2007.

1，序 本文意在论述当今日本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与左翼。笔者自己虽然对马克思主义颇感兴趣，但是终究自己的专业方向是英国政治研究，所以谈论日本社会中的马克思主义与左翼这样的问题还是不免会有班门弄斧的感觉。因此，在文中涉及到的关于经济学、历史学等本人专业以外的知识，以及相关的评论如有不足之处，还请各位读者念及本人知识的有限，予以海涵。 首先，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左翼进行一下简单的整理。所谓马克思主义，毋庸赘言，是指马克思与恩格斯一起创造的相关理论体系。在很多情况下，还会包含列宁以及毛泽东的思想。如果更加广义地考虑，从斯大林、卢卡奇到普兰查斯、杰瑟普等一批现代研究者的理论也可以包含于其中。与此相对，笔者此处所说的左翼，不仅包含马克思主义，还意味着对现代主流思想的批判思想以及运动。例如，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环境保护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众所周知，原本的“左翼”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坐在议会桌左侧的政治家们的倾向，所以其定义本身就存在暧昧性。而且，在当今左翼一词的含义本身也在被重新审视。在欧洲，自19世纪后半期开始到20世纪末，左翼的特征基本表现为主张长期地对经济弱者进行“再分配”，但是近二十余年，比起“再分配”，左翼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英国劳动党）开始更加倾向于推进带有新自由主义倾向的重视“市场”的政策。因此可以说，在当今的欧洲，也在重新讨论左翼的定义。 关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坦率地讲，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目前处于冷门阶段，已不复有往日的风光，但是由于日本的经济力量下降等原因，“再分配”、“贫困”等问题的研究远落后于欧洲，但在日本正成为一个重大课题。从这种意义上说，政治的支点本身正在转向左翼。从这种种现象来看，我们可以认为高唱着“全世界的劳动者啊，团结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作为运动都处于需要再评价的阶段了。当然，日本政府负债高达GDP的两倍，在这样的条件下是否还有推行“再分配”政策的余力，关于“再分配”政策是否真正有效的批判也非常多。但是，我想思考的是，在日本，为何这种“再分配”政策会被推行？此外，我还想再探讨一下在当今日本，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还需要怎样的理论准备？ 为了讲明白这些事情，我们需要来补充一些历史知识。首先我们要来谈谈关于战前的马克思主义，其次我们来谈战后政治与马克思主义。第三，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当今的马克思主义与左翼。 2，战前马克思主义 众所周知，战前的日本是一个受军国主义控制的国家。曾经出台过《治安维持法》这样一部法律，对共产主义者进行镇压。例如小林多喜二这位无产阶级作家就被特高（以镇压左翼为主要任务的警察）逮捕并惨遭虐杀。 但是，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得到普及并被广泛研究，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的。早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就曾出现了袭击天皇的“大逆事件”，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研究者纷纷被处死。（注：也有人认为“大逆事件”是特高警察捏造出来的。）即便环境如此危险，20世纪20年代，在《改造》、《劳农》、《唯物论研究》等著名杂志上人们依然热烈地讨论着马克思主义，东京大学的山田盛太郎，京都大学的河上肇也开始讲授马克思主义，影响了一大批学生。同时，以山田盛太郎为代表的《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的编写者们组成的“讲座派”和“劳农派”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白热化并且开始准备对美战争的大环境下，这些运动也都受到了残酷的镇压，1933年，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干部大批倒戈，共产党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但是，在共产党的干部之中也不乏一些坚定的人，这个时期的积累也和战后共产党的发展紧密相连。 3，战后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复兴与左翼运动 随着日本的战败，之前一直被军国主义所镇压的马克思主义也获得了重生的机会。到1951年为止，日本一直处于美军的占领之下，期间倡导军国主义的战争罪犯被送上了审判台；进行了土地改革，将大地主的土地分给佃户；并于1946年颁布了承认思想信条自由、言论出版以及结社自由的《日本国宪法》。虽然占领军临时政府GHQ也曾有过针对共产主义者的“清洗赤色分子”（开除公职）运动，但是和军国主义时期相比，还是给予了马克思主义者更大范围的政治自由和学术自由。 在这样的环境下，1947年2月1日，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社会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活动家们策划准备了一场全民大罢工。虽然这场罢工因GHQ的命令而最终流产，但是这预示了日本的劳动运动自战败以来开始走向一个高峰。在战后的大选中，社会党与共产党的议席也得到了增加，1947年，少数派执政党片山内阁上台，社会党也参与其中。片山内阁作为少数派执政党，并且是和保守政党的联合政权，由于内部纷争在上台的第二年即告失败。另外，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来自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批判造成了共产党内部分裂，共产主义一度陷入低迷混乱的时期。但是，由于反对再次发动战争的人士的努力，整个政治运动才得以持续。 这个时期特别值得瞩目的是安保斗争和禁止使用原子武器运动等此类和平运动。虽然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美军对日本的占领到1951年即告结束，但是没有军备的日本与想要继续在日本设置军事基地以保持其对东亚影响力的美国之间缔结了《日美安保条约》。此条约于1960年进行了修订，日方希望发挥自卫队的作用，使《安保条约》成为双方更加对等条件下的自卫条约。由此，日本不再是单纯受到美国保护的一方，日美可以共同进行军事作战了。在这个时期，日本的劳动者、大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政党方面也以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中心发起了大规模的反对运动，据说参与人数高达600万人。安保斗争之所以闹得如此沸沸扬扬，其根本在于国民心中对再次爆发战争的坚决抵制情绪。这种情绪，在禁止使用原子武器运动中也是可见一斑的。在日本，自1945年8月6日和9日被投下两颗原子弹以来，每年的八月都会举行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世界大会。20世纪80年代，社会党与共产党分裂，但直到现在这项活动也一直在举行。 在战后的日本，政治运动虽然活跃，但是主要的争执点基本上都是和平问题。与此相对，贫困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日本，到20世纪70年代左右，在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共同努力之下，东京，京都，大阪这样的大城市的知事纷纷将治下的城市打造成为了革新自治体。这样的革新自治体在贫困以及分配问题上积极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并开始推行老年人医疗免费的政策。但是，反过来也可以说，在日本的左翼运动中对于贫困以及分配问题的关注也就仅此而已。 此外，自1968年开始到1969年，针对全国大学的学费涨价和管理强化，大学生组织的大规模的反对运动此起彼伏，在很多的大学里都出现了学生自己用路障围成基地和大学对峙的情况。这其中自然有以社会党系和共产党系的学生为中心的大学，同时东大和京大为首的很多大学，包含很多无党派的学生在其中，各种小的派系为了共同斗争建立起了联合学生组织，名噪一时。但是，这样的运动说到底终究是对大学体制的质疑和反对，和因为财富的再分配以及贫困问题而进行的斗争运动并不属于同一种性质。 日本国内一面对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向东亚各国进行的侵略进行反省，同时因为战争自己的家园被烧毁，亲人丧生，广岛和长崎被投掷原子弹造成了大量的死伤者。在这样的惨痛教训之下，人们绝对不会允许悲剧重演。严格遵守宪法第九条，反对建立自卫队和安保强化这些关于和平的问题，一直都被作为头等大事受到人们的关注。 但是，如上面所述，在日本的政治中，贫困问题和收入再分配的问题一直都没有成为政治论争的中心问题。贫困和财富再分配的问题，除了革新自治体的尝试以外，并没有成为左翼政党和左翼运动的最重要的发力点。但这也并不是说战后的日本完全忽略了财富再分配的问题，战后，日本首次制定了全民适用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体系，教育也得到大幅度改善，这些方面相比战前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和欧洲相比，无论质还是量，都处于落后的状态，也没有得到足够的讨论使其进一步获得提升。这种情况，在图1各国政府这方面支出与GDP的比较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在日本，整个战后都处于一个“小政府”的状态，在医疗、教育、养老金等方面的支出明显不足。 关于收入的再分配，也没有成为什么重要的课题，但是可以说增加收入和就业还是获得了足够的重视。于1960年上台的池田内阁，出台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复兴日本的产业，保障国民就业，增加国民收入。但是这并不是通过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实现增加国民收入，原因在于日本战后经济规模不断扩大，雇佣增加，工资也获得持续增长，所以贫困的问题就算不通过收入再分配的手段，也一样可以通过经济本身的发展来减轻。 在此意义上，有些人甚至认为日本是不需要福利制度建设的。在日本政府一直压缩对社会福利和教育的支出的情况下，在很长的时间内日本的失业率也一直维持着很低的一个水平。而且如图1所示，在诸多发达国家之中，日本政府的资金支出多是用于道路、桥梁、机场等公共事业的建设上，试图通过公共事业建设增加就业而不是通过福利保障实现财富再分配。与欧洲相比，日本的家庭需要自己在医疗和教育方面承担高额费用的压力，这样的情况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其背后有日本就业的不断增加以及工资的持续上涨作为支撑。在这样的情况下，左翼运动好像也没有看到认真致力于财富再分配的余地。 4，战后马克思主义研究 战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十分兴盛。这是与战后政治运动、劳动运动的高涨密不可分的。马克思经济学学者美浓部亮吉在社会党、共产党的推荐之下，自1967年开始连续三届12年当选东京都知事。 在经济学领域，以东京大学的教授宇野弘蔵为中心的马克思经济学很有实力，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都有其门下弟子成为教授，这些人被称为“宇野派”。在社会党内，向坂逸郎等人建立了社会主义协会，并由此集结了一批社会党系的学者。另外，从战前一直延续下来的劳农派学者们都集结在东大的大内兵卫周围，这一流派渗透到了美浓部的东京都政之中。共产党系的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曾以“民主主义科学家协会”为中心集中到一起，但是由于围绕着对斯大林的批判后来分裂了，现在只残存下法律部会。政治学领域里，以名古屋大学的田口富久治为中心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研究。 在这诸多思想潮流之中，也存在着激烈的论战。比如，在日本，《资本论》一书就被各个理论学派翻译成了各种版本。有社会党系的向坂逸郎译本，共产党系也在大月书店和新日本出版社发行了自己的版本。另外，如《经济学•哲学草稿》中马克思真正的意图是什么，这一问题被各位学者反复研究，论争不断。 其中有一个“主体性论争”，旨在通过仔细查证日本最终走向战争的整个过程，质问为什么我们没有能够阻止战争的爆发。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中，对发动变革的主体的形成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这个“主体性论争”就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提出问题的重要观点。   1960年，关于在将来的日本，是否有必要发动革命，还是只需要进行改良这一问题，发生了一场名为“构造改革论争”的大讨论。这里所说的“构造改革”，是指不通过革命的手段来打倒资本主义，而是使用渐进式的改革来改良体制。这一论调首先是由从共产党分离出来的安东仁兵卫和经济学家井汲卓一提出，其后遭到共产党系以及社会主义协会的学者们的批判进而展开论战。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围绕着尼克斯•普兰查斯和路易••阿尔都塞的理论，想要从中汲取教训的日本学者们也遭到了共产党的批判，展开了“新马克思主义”的论战。这一系列论战，可以理解为是将马克思主义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为革命的理论还是灵活的将其解释为对现代政治的批判和社会改良的方法，是否认可和其他理论混同等基本态度的不同所导致的。 此外，在历史学以及社会学领域也有论战，这可以说是战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达到了一个节点。但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春天，在20世纪90年代包括苏联在内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崩塌事件之后，也遭到了重大的打击。 5，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崩塌以后 在东欧的社会主义崩塌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研究界开始式微。当然，也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就完全消失了。包括东大和京大在内的日本大学的经济系，当今的经济学原论的课程当中基本上都必然会包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本人所在的立命馆大学也是一样。但是曾在80年代作为经济学两大潮流其中之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已经被削弱。同时，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衰落不仅仅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淡化，在政治学、历史学以及法律学等领域体现得更加明显。 读过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的人就会知道，原本的马克思主义，本就不是单纯局限于经济学的思想，是包含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还涉及到一部分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同时，马克思主义受到瞩目不仅是因为它是学问的一种潮流，更是因为它是一个社会变革的理论，是实际的社会运动的有力支撑。也正因为如此，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也给作为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很大的打击。可以说即便是作为一个理论的潮流还有值得肯定的余地，但是在其他诸多的学问领域里，影响力已经非常地小了。 举例来说明的话，比如我所研究的政治学领域，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被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这一称呼也是被各种文献引用。在东欧社会主义解体以后，在各种学问研究中就开始很难见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这些名词的身影了。当然，我自身也认为，将这种现象单纯的归结为东欧社会主义解体是有些狭隘的，这背后一定蕴含着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固有的问题。 比如，拿政治学来举例，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没有留下什么政治学的文献。虽然《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和《法兰西内战》是十分优秀的分析报告，但还是不能算作理论书籍。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国家与革命》虽属于理论分析，但只以政治运动的一少部分为对象。如果在此基础上继续增加各种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是有可能形成的，但是，仅凭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流传下来的著作而使其成为一个政治学的潮流，还是有些难度的。在八十年代的日本的政治学家中，也出现了想要将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进一步发展的人，这些人以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的理论为基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延伸。但是，这些延伸的结果是在80年代后半期日本共产党出现了“新马克思主义”批判，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更新和发展。学术讨论和政党的方针本就截然不同，学术讨论自身因为政党的批判而停滞不前存在着不合理的成分。我认为，即便包含着相互影响的因素，但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得到发展的原因更多的是因为，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的理论根本上讲和马克思主义还是不同性质的研究，不将其作为独立的个体进行发展而是想要将作为构造主义的要素照搬到马克思主义之中，这样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这样的问题，在其他的学术领域，如历史学研究中也或多或少地可以看到，历史学不是本人的专业，但是本人阅读的资料还是给我留下了这种印象的。 正因如此，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归根结底只是马克思的思想研究。这样一来，政治学中关于马克思思想进行的历史研究、文本研究只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政治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如果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一点理解，其主要是由对资本主义的敏锐洞察和批判以及社会变革理论这两个侧面构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并不能因为马克思当时的优秀洞见就成为了一门优秀的政治学研究以及历史学研究。其关于社会变革的理论确实值得肯定，但是由于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作为社会变革理论也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原本关于政治学的著作也并不丰富，所以也没有能够发展成马克思主义政治学。 关于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个流派还是留存了下来。其理由之一是，经济学中围绕《资本论》这一核心有一系列大部头著作，其他相关文献也较为详实，这样才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的流派。只不过，即便马克思关于经济学的著作有着非常敏锐的观点和分析，但是作为19世纪产生的作品其本身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举例来说，最近发生的次贷危机，运用马克思的著作可以对其的产生进行分析，单就这一点来说可以说马克思的作品在现代仍有指导意义。但是，关于如何摆脱这次的危机，马克思的著作中并没有明示，因此，至少在日本凡是上升到经济政策的高度，“马克思主义的”就不太奏效了。如果在这种政策层面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也能够成立的话，也许就会出现传承马克思主义并进行理论创新的人士和潮流。但是这种潮流，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在日本出现，即便有这样的潮流，也是在马克思主义上附加其他理论，其实质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问题得不到解决，使其进入一种两难境地。 6，今日的马克思主义与左翼 综合以上提及的情况，在日本的大学，除了经济系中还存留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外，在其他学术领域在某种程度上还会将马克思主义当做一种思想进行研究，但是作为“主义”潮流来看待的基本上不存在了。 但是我们并不能够因为说马克思主义潮流在学术领域的消失就代表了日本左翼研究的消失。这尤其反映了近年来日本社会所发生的变化。 在日本，自1990年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社会一直苦于严重的经济衰退。有名的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倒闭，每年出现3万以上的自杀人群，社会老龄化日趋严重，人口开始减少。为解决这些问题，政府一直在通过公共事业建设来实现经济复苏，但是由于对公共事业其本身的价值和作用考虑不周，导致大量无用的机场和建筑物被修建。非但没能实现经济复苏的效果，而是导致政府大量的投资预算转化为了巨额债务。日本政府的债务总额现在已经达到900兆日元，相当于日本一年GDP总量的2倍。毫无疑问已经是世界第一的负债国，在这种情况下，自2001年开始，小泉纯一郎首相在任期间实行了民营化、放宽限制等政策。所谓放宽限制，就是为了在不破坏国民生活的前提下放宽既有的一些限制，增加商业机会，强化市场竞争。这种政策的结果就是有些人很好的利用了机会成为了巨富，同时也有很多人跌进了社会的最底层。下面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在日本，到1990年左右，一般的雇佣劳动合同是没有期限的。换言之，就是大家就业的时候都是作为正式员工就业的。这种情况下可以在企业里一直工作到退休，劳动者的生活比较稳定。在日本战后的不安定时期，为了防止企业增加不人性的短期雇佣，日本政府在法律上就做出了规定。如之前所述，由于日本战后经济的快速成长，就业不断增加，但是自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经济总量缩小，岗位减少。作为企业为了生存，希望增加这种几年内就可以灵活调整的短期雇佣（非正式雇佣），政府迫于企业的的压力，出台了增加非正式雇佣的法律修改案。其结果是，在1988年日本的劳动者中有八成都是正式员工，而到了2009年这一比例减少到了还剩五成，短期雇佣关系出现了压倒性的增加。此外，自泡沫经济崩溃以后，失业率也是持续增加，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也变得十分困难。出现了很多长期无法找到稳定工作需要政府救济度日的贫困人民。 接下来的时代，老人们也会面临严峻的困境。日本的养老金，属于征税收缴制。实际上就是由正在工作的一代人支付给已经退休的一代人养老金这样的一种体系。但是在当今的日本，少子化问题已经持续了将近20年。在20世纪90年代，一个老人领取的退休金由大约五名左右的在职人员承担，但是，今后一个老人领取的养老金大概仅有两名在职人员承担。这样一来，是老人们忍受养老金的减少，还是在职人员更加多地支付养老金保险，又或者两者并行。对于养老金问题，也需要政府增加支持投入。但是如之前所说的，由于日本政府债务的扩大，已经没有财政能力来支撑彻底解决问题的政策了。 在战后的日本，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只要不是过于挑剔，都可以成为一名正式员工，不用搞什么社会运动，也不用对政府进行什么批判，就有足够的就业提供给人们。没有怨言地勤勤恳恳地工作才是最合乎常理的选择。也正因此，日本的左翼运动也就没有把贫困问题重视起来。但是，到2010年的现如今，就业情况一直处于十分艰难的状态，到此，日本的政治界才发现已经到了必须认真讨论财富的再分配这一课题的时候了。 一直以来掌握日本大权的自民党采纳了联合政党公明党的提案，于2008年实施了“定额支付金”政策。这一政策是指，为了复苏经济，一次性向国民发放近2万日元的政府金。2009年9月开始的民主党政权，实施了向有未满15岁的孩子的家庭支付每月13000日元的政策。另外，公立学校高中免除学生学费，私利学校也减免与公立学校相同额度的学费。在日本，如此的再分配政策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很久没有实行过的。在这两年突然出台了如此多的再分配政策，其原因就如前面所提到的，日本经济已经不是原来那个高速增长的阶段，我们必须直面不得不将有限的果实重新分配的问题。 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之下，虽然在学术界并没有迎来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复兴。但是，在更广的范围内，对新自由主义方向的批判潮流，简言之，就是左翼的声音正在增强。 比如，次贷危机以后出现了“派遣辞退潮”，所谓“派遣劳动者”就是从人才派遣公司派遣到丰田、日产等大型公司的劳动者，其劳动合同的上限是三年，所以企业比较容易中途放弃合同将其辞退。次贷危机之后各企业都处于困难时期，日本的大企业都一致采取了裁掉派遣职员的策略，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派遣辞退潮”。如果有员工认为解雇无效并起诉该企业，即便是企业方败诉，也只需支付给员工合同期间内的工资即可，而且提出起诉的员工只会占极少的一部分，所以大企业会很不负责任地将“派遣辞退”进行到底。 在此时，出现了一位名叫汤浅诚的市民运动活动家，为了劳动者的救济四处奔走，和政府交涉，引起了当时自民、公明党联合政权的重视。同时，他自己的多部著作被发表，在论坛也引起了相当的注目。除此之外，次贷危机以后，以著名经济学家中谷厳为代表，很多经济学家都纷纷反省自己之前一直信奉的民营化、放宽限制的新自由主义。战前被特高警察杀害的小林多喜二所著的《蟹工船》突然开始热卖，进而以漫画和电影的形式重新演绎面世。在2008年的这次危机之后，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编著的《时代宛如资本论——问贫困与发达全10讲》这本书也出版面世了。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是以京都为根据地发展起来的以研读《资本论》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团体。其成员多数是政治学和哲学方面的研究者。自1968年创建以来，高举着“和劳动者一起创造出为劳动者服务的经济学”这一口号进行研究学习活动。广义上讲，该研究所可以说是对战前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唯物论研究会的运动的继承，作为学术运动也切实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不过，在“贫困”问题成为现实，“再分配”成为人们关注的题目，马克思主义的作用重新被评估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克服的弱点。 首先，第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自身以再分配为目的时的理论问题。我认为，即使马克思主义是劳动者解放的理论，但也没有以向劳动者进行财富再分配为目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是通过革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财富再分配这样的修正和改良。但是，理应作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影像并非清晰可见，我们暂且不管是不是要否定其性质属于社会变革理论，至少也要积极评价属于其中途阶段的这种“改良”。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在日本政治中，再分配才刚刚作为课题得到重视，但是在欧洲的政治，社会民主主义左翼在进行了很多理论积累和时间积累的基础上，也开始思考单纯依靠财富再分配是不能解决贫困问题的。在欧洲，人们正在考虑构建“基本收入”这样一个更加单纯的新的再分配体系。重视参加到再分配之中的人们的能力——阿玛蒂亚•森的理论影响力的增加就是这一倾向最好的体现。在日本，如果打算将再分配的理论移接到马克思主义上去的话，应该将这样的新的展开引为教训。 第二，日本的情况就如之前已经提到的，劳动者被分裂成了正式员工和短期雇佣工，由此导致一个现实问题是劳动者无法团结到一起。短期雇佣工的劳动条件得到改善就意味着自己的劳动条件会受到破坏，这是很多正式员工的实际想法。就如贝伦斯坦因和艾尔耐斯特•拉克劳的理论研究中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不再是单纯的资本家和劳工对立，劳工团结一致这样的简单模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劳工自身也会细化。因此就会出现正式员工和短期雇佣工之间的断隔。当然，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指摘正式员工与短期雇佣工同属于劳动者阶级，其与短期雇佣工分裂的心态是无视大局利益的一种愚蠢行为。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只是给出一个“应该团结”的简单结论，而是要明示出一条实现团结的具体途径。马克思主义经常给我一种感觉，那就是在本质的结论上非常明快直接，但是到了具体途径上面往往就不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变革的理论，应该从理论上克服这种问题。 最后，综合之前我所提到的这些，在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影响力都没有成气候，但是自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对之前一边倒的新自由主义民营化、放宽限制政策的质疑确实是在扩大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不管日本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有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化，我们都可以认为政治的重心是在慢慢的向左倾斜的。而且，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真正为劳动者着想的理论，在这样的情势之下更应该展示出其新的发展。只是，为了实现发展这一目的，必须要改变以往除了革命以外不再探索其他改革道路的理论展开模式，不应该重蹈60年代构造改革批判，8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的覆辙。重新思考改变传统模式所能带来的结果，可能并不是马克思所言的严密的马克思主义，或者是单纯运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严厉批判观点的其他理论。但是，如果能向着实现劳动者利益的平等哪怕迈出仅仅一小步，那也将会是十分宝贵的理论贡献。

李杜研究是不平衡的，长期形成杜强李弱的状况。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得到改观。由于李白一生的传奇性以及诗篇和相关原始资料的散佚，许多问题争论尚大

英文，分析卡扎菲的功过和目前利比亚情况，指出西方立场的各种问题

强硬右翼--现在差不多就是共和党的同义词--处理执不同意见学者时有一套常规手法：别管实质内容，赶紧给对方抹黑(smear)。要求获取克罗农邮件副本就是希望能从中得到能按常规处理克罗农的一些东西，甚至任何东西。

老天不仁，竟然用这样残酷的方式，突然地夺去了我们的刘老石老师的生命！ 我听到这一噩耗，大为震惊。一夜没有睡好，早晨醒来，刘老师的身影就浮现在我的眼前，许多的往事历历在目—— 我大概在2004年就和刘老师相识了。那是在他主办的志愿者支农骨干培训班上，请我去作报告，记得我的讲题是《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开会前他指挥大学生们唱歌，那样一种昂扬的激情，仿佛又回到了革命年代。在私下交谈里，才得知他是用业余时间来参与支农组织工作的，家也不在北京。那么，我们也都是志愿者了；那时候，志愿者运动还在起步阶段，举步维艰，高校老师中参与者很少，说实在话，我和刘老师都有点寂寞，因此，就一见如故，并且有相濡以沫的感觉。以后凡是刘老师主持的活动，需要我讲点什么，我都是有请必到。不过，我只是空谈，而刘老师却是实实在在地在干实际的组织、领导工作，我从内心是十分敬佩他的。后来在《乡村文化、教育重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一文里，特地引述了刘老师写的《农村的精神文化重建与新农村建设的开始》，并且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应该向那些正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默默耕耘，从事乡村建设，乡村文化、教育重建实验的农民和知识分子致敬：他们是先行者，希望就在他们脚下”。我心中想着的，就是我在参与志愿者运动时结识的许多朋友，其中刘老石老师是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的。 刘老师实在不应该走。中国的志愿者运动需要他，中国的新农村建设运动需要他，他的朋友，他的学生都离不开他。在中国，在中国的高校，像他这样的始终和脚下的土地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情系农村，情系学生，献身于自己的理想的老师，实在太少太少了。 鲁迅曾为一位为了中国的未来，甘愿“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滴做下去”，却英年早逝的年轻学者，写下这样的文字：他“不是高楼的顶尖，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搂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设者和栽培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刘老石老师就像他给自己取的名字一样，就是鲁迅说的“石材”和“泥土”，是中国青年志愿者支农运动的一块奠基石。“建设者和栽培者”，青年志愿者们，所有关心与参与青年志愿者运动、新农村建设运动的人们，都不会忘记这位埋头苦干，最后献出了生命的先行者。 2011年3月30日急就 -- 刘老石，本名刘湘波，1968年3月1日出生于黑龙江黑河。刘老石硕士研究生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 毕业后，老石一度执教于天津科技大学（原天津轻工业学院）基础科学部。世纪之交，“三农”问题突显，刘老石开始组织学生下乡支农调研。2001年，兼职加入由温铁军教授主编的《中国改革•农村版》杂志。2004年底，刘老师和几位下乡支农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青年骨干学生注册成立了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继续从事乡村建设工作。 十年如一日地，刘老石带领并影响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从城市回到农村，帮助农民成立专业合作社、夜校、文艺队、农民协会。 2011年3月24日，刘老石逝于天津。  

我们的新乡村建设工作已经开始了两年多了，两年来的摸索、总结和思考，最终让我们确定了一条从农村的精神激励开始，进而形成农民的组织化，最终实现农村全面发展的思路。 这个思路的一个前提性的基本判断就是现在农村的精神贫困的存在。 农村的贫困与农村的精神贫困 谈到农村，我们马上就会把它和贫困联系到一起。农村的贫困是众所周知的。为了帮助农村贫困地区解困，国家投入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一些社会团体也为这些地区送去了扶贫物资，但结果与预期恰恰相反，这种给钱给物的扶贫措施最终非但没有使这些地区富裕起来，相反甚至还滋生出了”等靠要”的懒汉风气，所谓越扶越贫。后来这种被称作”输血”式的扶贫方式逐渐发生转移，随之而来的是修路，送技术、送文化，称之为”造血”的扶贫方式。扶贫方式由”输血”转为”造血”。但不久人们发现虽然”血”造出来了–路有了，农技推广站有了，文化站建立了，但对贫困地区的帮助却并非像人们现象那样有效果，效果不大。 这样的结果让许多扶贫工作者和农村问题专家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肉有了，血造出来了，有血有肉的人却没有站起来呢？还缺什么？是不是还有些什么更重要的工作被我们遗忘了？ 与此同时，另外的一些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进一步的反思：为什么有些地方，本地各种资源都很丰富，但是反而不如自然资源禀赋很差的地区发展的快？有些地区虽然发展的比较快，人们衣食丰足，但是人们却空虚无聊、无所事事，村里出现的问题并不比贫穷的村子少，富裕也并没有使各种社会问题、各种公益问题得以解决，有时甚至是越发展的快，麻烦偏偏越多？！ 农村的现实让我们终于意识到：农村的贫困，更为根本的贫困是精神贫困。 稍有农村经验的人就会知道，今天农村的基础设施已经破败殆尽，各项公益事业空中楼阁，科技进步纸上谈兵，医疗卫生昨日黄花，青壮年和有些知识文化的劳动力绝大部分流失，农村已经没有可以推进自身进步的力量。村民们似乎都在默默地等待，但如果你问他们在等什么，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农民就是在这种等待和孤寂中变得越来越麻木，走向了”绝望”。 农民已经变得越来越懦弱，失去了最起码的战胜困难的勇气、决心和意识，完全没有了自信力。不仅仅单个个体如此，整个村整个乡甚至整个农村也是这样。如果你问他们缺什么？他们就说缺钱、缺市场、缺技术，什么都缺，问他们怎么解决？他们一般会告诉你就等待政府的扶贫、外界的支援。他们甚至也会很坦率地让你帮忙修路、自来水、卖农产品。如果哪个村选举违法、干部有问题，个人权利受到了侵害，他们或者默不作声，私下埋怨，实在忍受不了就上访，找青天，跪在衙门口哭诉。 我们始终难以理解的是，五十、六十年代，尽管我们的生产能力和物质状况和今天相比差距巨大，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农民却是能够战天斗地，排除万难，气概豪迈。他们克服困难，改造农田，改进技术，兴修了道路和水利工程。我们在农村能够见到的基础设施，大部分是那时候修建的。村民们主动地去参与基层政府的管理工作，农民们组织起来，改善社会，活跃生活，把自己看作是乡村的主人。但是今天，农村技术进步了，生产能力也大大提高了，各种物质条件也改善了，农村以外的城市支持也有更大的可能了，更有能力做事情了，但是今天的农民却变得无能麻木、无所作为了。 这是为什么？农民怎么了？骄气了？堕落了？智力变低了？农民曾经有的自信哪里去了？是什么导致了农民如此的颓废？ 我们不禁要问：农民的精神哪里去了？ 我们首先会想到是因为市场经济造成了小农经济的无法自信，基层政权又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农民素质需要提高等等。但是这却远不是主要原因。 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村的非组织化。目前农村已经如同一盘散沙，缺少必要的凝聚力；与此同时基层政府除了要粮要款、刮宫流产之外，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基层的整合能力基本丧失，靠基层政府和现有的农村组织力量根本没有办法把农民再凝聚起来，更没有办法从内部产生出推动农村向前走的推动性力量。没有这些，不仅农村的各项事业没有办法进行，富裕小康也不过是白纸一张。处于松散状态的农户依靠个人的力量肯定没有能力克服自然给予的困难，一个人无法治理水旱荒灾，一个人也无法应对市场的挑战，一个人也就无法应对来自政府和其他群体的利益侵害。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自信心的丧失。所以表面看来农民的精神贫困表现在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下降，但是根本原因却是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失去了群体关爱。失去了组织的个体小农在市场经济和强大的政府面前是无法做到自信的。没有了自信之后，也就只有他信，依靠别人了。 失去了自信的农民不再有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一旦遭遇困难，理所当然把责任推给了政府。基层政府，面对如此巨大的精神需求，他们也无能为力，他们也没有做上帝的勇气，所能做的事情最多也只是给些物质援助（后来连物质支援也难以做到了）。然而因为这种单纯的物质扶贫的主导思路是错误的，忽视了对农民本身精神的生长，它把政府当作了扶贫的主体，忘记了脱贫的主体应该是农民本人。所以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有时结果甚至是适得其反，越扶越贫。 农村的精神贫困还源于农村自身缺少外来信息的有效流入。由于贫困导致的各种信息载体如广播电视报纸书籍的缺乏，同时由于农村信息流入很少，最后导致农民缺少外来的激励，甚至与外界隔绝。农民为了得到一些可用信息，必须花费平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很多人只好从废纸中，从不多的书籍广播中获得相关信息，有的甚至要花钱贿买中央的政策和相关法律。更令人不解的是有些地方政府甚至还有意识地阻碍信息的传入渠道，使得农民很难得到相关的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有的甚至还会有意地对传播中央精神的农民进行非法拘禁和各种形式的打击迫害。本来农民还是相信和依靠中央的支持的，但是基层的现实是连最基本的中央支持都无法获得。与此同时，由于农村信息传播无利可图，利润太低，企业行为也只能从农村退出。指望用市场的方法来达到信息传播，也没有可能。 所以，既没有外来的精神支持，也没有内在的精神生长的可能，又加上农民已经如同沙漠上的孤树，最后自然也就根本不可能生长出农村的精神来。 精神激励与新乡村建设的开始 中国一句老化说得好：扶人先扶志。 对农民的帮助必须从精神扶助开始，这就是所谓的”扶人先扶志。”这种扶贫我们称之为”精神扶贫”。这是未来农村工作中最为根本、也是最为重要的东西。 农民的精神成长只能依靠农民自己，依靠农民自身组织的成长，重造精神家园。这涉及两个层面：一个是要作为个体的农民焕发斗志，燃起信心；另一个是要让农民组织起来，增强战胜困难的能力和信心。所以我们的新乡村建设工作就要从两方面着手：一个是如何让农民个体生长出自信；另一方面是如何让农民组织起来。这两个工作都是非常难做的工作，但是却是必需的工作，舍此无他。 从目前的经验看，我们最重要的手段就是精神培训，用培训来同时达到这两个目的。每次培训的时间都是一个星期，主体内容就是两块：一个是精神激励，一个是农民组织化。在培训中，精神激励的内容是用如下方法达到的：准军事化的生活方式，如队列训练、定时起床、睡觉等，唱雄壮的歌曲、高声喊口号，每天大声演讲，群体性的体育活动、竞赛，还有就是上课的内容紧紧围绕着精神振作展开。另一个是组织化训练。这种组织化的训练是通过组织化的学员管理，通过每天实际的组织化行动。最重要的内容是，每天的课程以及围绕着这些课程的讲授、讨论、模拟和训练都是组织化的内容，主要是协会和合作社的内容。 经过几天紧张培训，培训结束的时候村民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可以说他们精神振奋的开始了。但是这还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的工作是要把这种精神化作实际的行动，变为物质的力量。他们的任务是把全体村民唤醒，让他们振作起来，组织起来。学员要自己组织起来，一起开始动员和组织村民的工作。在村民中筹建各种村民团体，如公益性的团体，妇女协会、老年人协会、村民调解委员会、文艺演出队；专业经济组织，养兔协会、板栗协会；学习性团体，如法律学习小组；合作社，专业合作社和综合性的合作社。 经过一段合作和组织化的训练，接下来的工作是开办夜校、组织学习团队和改革中小学教育，尝试合作医疗卫生事业，再后也尝试生态和环保的建设。 这就是新乡村建设的从精神激励开始的全面农村发展方案。 目前我们的试验多数还只是走到组织协会和合作社的阶段，一小部分开始走入到夜校和生态建设。还有的地方是所有的工作还是刚刚开始，还在组织个别的初级形态的村民组织。 在我们已经开始的二十多个试点中，大部分都是按照这样的演进路线在运作着。 山东鱼台县姜庄村曾经是著名的问题村，村子冲突很严重。当地村民为了反对税费征收，曾经爆发了大规模的对抗，村民围堵并扣留了来抓人的警车，也扣住了跟车来的乡里工作人员和警察。从此，这个村成了死角村。虽然罢免了旧村长，但是村子却成了无人管理的烂摊子，到处都是残破不堪。 2004年5月，当地的几个农民带头人接受了新乡村建设的培训，随后新乡建设工作人员大学生志愿者一道进入这个村，利用5天的时间，一边对村民代表进行培训，喊口号、唱歌，一边帮助村民建立基本组织。此后不久，姜庄村的文艺演出队和老年人协会就建起来了；暑假有一批支农志愿者到来，再次进行培训，这样，合作社也跟着办了起来。不仅如此，当地还建立了文化大院，组织了近百人的秧歌队，每天晚上到大院里去扭秧歌，唱歌、宣誓、喊口号，参与者大部分是妇女。合作社也开始了经济活动，集体购买化肥农药种子。暑假的后期，这里又举办了一次村民骨干的培训，这次培训后，妇女协会建起来了。妇女们自己组织起来，唱歌跳舞编排节目，学习文化课，还组织在一起开始了手工产品的编织；养兔协会等协会也建起来了，开始了集体购买兔种、集体技术服务的活动。现在，从精神生活、到经济生活，再到文化生活都有了新的开始，整个村子洋溢在歌声和笑声中。 这种变化连当地的基层官员都始料未及，他们惊异并盛赞这个”刺头村”的变化。他们自己也承认，这是用钱、用行政的力量很难以达到的。有人甚至说这是个”奇迹”。 湖北房县三岔村也与之有惊人的相似，但是这个村由于开始的比较早，进展就更大一些。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文艺队，板栗协会、土鸡协会、魔芋协会、养猪协会等协会，还建起了合作社，办起了夜校，讲授技术、卫生保健、法律政策知识，还在志愿者的协助下办起了广播站、报纸。所有这一切变化到现在也不过是九个月的时间。这个村子的路径也是采取了同样的方式。这个村的开始也是源于精神激励和组织化的培训。最先建立的协会就是文艺队、老年人协会。 除此之外，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的灯塔村、山西汾阳栗家庄村、山东招远的白石夼村、河北顺平的柴各庄村、望都县的庄里村、重庆云阳的同六村等都遵寻了这一思路。 相反，没有按照这个思路走的村子，多半遇到问题。安徽阜阳的南塘村是我们最早建立的一个试验村，他的后来的大体思路也相同，建立了基本协会，也建起了合作社，但是因为缺少前期的培训，无论是骨干人员还是一般参与人员，都显得很散，经常出现”分裂”的离心离德的局面，几次几乎就断送了这个农民新乡村发展试验。湖北枝江的宝月寺村，他的带头人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也曾梦想能把村民组织起来。但是因为缺少前期的培训和初级的农民组织。结果根本无法把农村组织起来，弄到最后连自己的命都几乎保不住，更不要说村里的发展了。后来在大学生志愿者的启发下，也开始了同样的尝试。一个老年人协会已经建了起来。新的局面才刚刚开始。 农村精神文化重建的意义 中国传统的农村社区的经济基础是土地私有，人们也是从事着一家一户的分田单干，但是并没有导致散沙状态。除了人们有公共的劳动和管理之外，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人们一直保持着集体的精神文化生活。这种活动成为维系农村群体存在的精神纽带。但是我们分田单干成为真正的分家，没有任何公共财产，没有任何群体活动的媒介，也没有什么公共事务，没有任何公共权威，又加上掠夺性的税收又打倒了唯一可以做为公共权力来源的基层政府。于是农村就再也没有合作的基础了。 但是像农村这样脆弱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位势，没有群体和合作又怎么发展？甚至连自身存在都会成为问题。散沙状态的农村对于权利的侵害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就表现的无可奈何，百孔千疮。 农民的精神振作离不开具体个人的自觉，更离不开农民整体的组织化。农民的精神蕴藏于并表现在农村的各个层面。就获得、维系和表现手段而言，也表现在生产、生活中。但是这种内在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也是表现手段，它同时也可以作为创生手段，这就是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没有精神文化生活，想有精神振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要小瞧了那些文艺演出队、歌声口号还有集体秧歌，或者读书看报，这里面就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农民的精神崛起就从这里开始。 所以，今天的农村精神文化生活的恢复与重建已经变得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了。 精神文化生活将在两个方面对农村的发展起作用。一方面是农民是依靠这种方式来达到自身的精神砥砺，实现思想教育；同时这也形成了农村的一种公共空间，村庄的公共舆论、公共生活就从这里开始了，它是整合分田分心的大包干后果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农民需要这些歌声、秧歌、笑声，这是就是农民的精神需要，所有人都需要精神生活，这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农村也概莫能外，而且似乎更为强烈一些。 农村的文艺活动是精神生活的最重要的一部分。这种文艺活动的功能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具有独特的动员作用。今天的农村很难让大家聚在一起，开个会或者商量点什么事情。大家已经习惯于冷漠和旁观。但是一旦你说要唱戏，来得人就多了，而且来得人也会很高兴参与。所以我们在农村每次开会一般都会把文艺配合起来。我们一般的思路是：在新开的实验点，一般都要建起一支农民文艺演出队。但是这个演出队的定位不应该是个文艺精英团队，而是个大众参与的文化活动。 二、精神文化生活起到了协调和和解的作用。各个村社几十年来都积累了深刻的矛盾，这些矛盾一般都只是在逐日的积累，但却很难化解。在矛盾积累的过程中又伴随着税费、腐败等现象的交织。这样的结果，就是整个村社的分崩离析，有时是冲突甚至于爆炸。有时候村里的不同派别，不同姓氏之间很难沟通交流。但是，文娱活动就给大家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空间，文艺无界限，不同姓氏的人，甚至于不同信念，从来不说话的人，只要不是死敌，都可以参与到文化活动中来。慢慢的造成了一种和解和交流的气氛。这个作用在那种曾经有过冲突的社区非常的见效。 三、精神文化生活和经济组织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建立合作社时，就有农民不解地问我们搞合作社又不是搞公益组织，我们搞文艺队干什么？后来农民自己找到了答案：文艺队和合作社互相补充。合作社借助的文艺队给自己提高影响，增强凝聚力；而文艺队则可以借助合作社的经济优势，可持续发展。像合作社这样的需要高度合作精神和信任感作为基础的组织，在现有的农村村社建立起来，其基础相当的脆弱，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信任和道德教育，只用金钱和利益的作用，用不了多久，就会跨掉。所以，合作社需要形成一种文化作为纽带。这种文化就是依靠文化娱乐活动来达到的。 不仅仅是合作社，像妇女协会、老年人协会，文娱活动都是其中必有的内容，没有文娱活动为内容的组织，发展中多半都会出问题。 四、精神文化生活的教育、舆论功能，创造了公共空间。用街头剧、唱歌、快板、戏曲等形式达到教育目的，农民会把法律政策、道德风尚、表扬批评，溶于这些具体的表达形式中，让农民高高兴兴的接受。不仅如此，这种娱乐也造成了一种公共空间，并进一步形成了公众舆论。舆论空间的形成，是农村社区真正形成的开始。在此之上，农村的公共生活才得以恢复。 五、精神文化生活本来就是农民生活的一部分内容。农村不同于城市，文化娱乐条件很差，一般的地区，电视还不能普及，除了电视机、收音机外再没有任何能够提供文化娱乐的方式。每天晚上，天黑以后大家就回家早早的休息了。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到邻居家窜窜，聊聊天，简单而又单调。拿农民的话说，就是”二十多年没有笑过”。但是并不是农民不想玩、不像跳、不想高兴，我们经历的很多老人都仔细而又兴奋地给我们回忆二十年前他们村里的秧歌和文艺演出；大学生们的到来让村子里的男女老少尤其是孩子们如同过节一般，一个简单的演出就能吸引那么多的人让他们快活，由此可见农村精神文化的匮乏，也看到农民的渴望。我们对此的理想想法是能够让广大村民都参与进来，不能作为几个文艺精英的小团体，它肩负着带动全村走向振作乃至小康的使命。 与此相类似的如秧歌队、象棋协会、读书协会、夜校等精神文化活动都具有相类似的特征。 所以，在农村，这种精神文化娱乐活动具有非常独特的作用。既具有工具意义，同时本事也是目的。未来农村的新乡村建设是少不得文化娱乐这块内容的。而且，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有时也很难说得清楚。开始的时候可能农民更看中于它的组织、动员和维系功能，但是农民一旦步入这个空间，就会欲罢不能，最后自觉的成为文化的”俘虏”，以至于乐此不疲。 现实操作中，我们建立的几乎每个点都是遵循着这样的思路。当我们决定开始一个新的点的时候，我们会让当地的带头人，找到一些有文艺特长的人，组成文艺队，在村子里开始演出，最后以这个演出队为起点，进行培训，培训后再进一步组织起其他的协会和合作社。就这样水到渠成，自然流畅，同时又真正达到了农村社区的和谐发展。 现在的山东鱼台姜庄村、内蒙乌拉特中旗的灯塔村、河北顺平的柴各庄村、湖北房县的三岔村都是这条思路。相反的例子也有，如兰考的贺村、内蒙乌拉特中旗的乌兰村、济南党家镇的殷林村不是从文艺队开始的，结果在发展中就遇到了很多麻烦，走了很多弯路。最后弄不好还得回头补课。 农村精神文化重建的条件和工作原则 我们在实践中摸索出实验村社的发展条件是： 一、选择的村社必须有一个非常热心于农村发展的个人或者群体。这是该村社发展的根本。这个人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它熟悉当地情况，容易进入角色，少走弯路，更重要的问题是该村社的未来发展，需要把这个做为质点。这些人是精神成长的火种，也是现有的村庄中让村民能够重新焕发起斗志的关键性因素。外来的人早晚是要走的，外来人走了之后，村民还是要靠自己发展。所以一开始就要培育出一个本土的带动力量来。所以，密切依靠当地群众的说法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很有现实意义。 二、外力的推动必不可少。对于村民而言，我们介绍给他们的好的经验，并非是他们不懂。协会也好，合作社也好，很多人早就知道这个好处。但是为什么没有自己组织起来呢？原因在于，他们缺少动员村民的理由。但是外界力量的介入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如果他们的带头人足够聪明，他们就会拾级而上，组织起来。但是，能够给予这种关注的力量太少了，现有的NGO又总是越俎代庖。我们现在主要依靠大学生，他们做的很出色。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象得到他们还能这么有用！我们相信新乡村建设运动是农村全面发展的的开始，大学生们可以从这场运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有所贡献；参与这场运动的大学生们必将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潮流中得到锻炼，得到发展。农村是大学生的真正天地。 三、根据各地不同的条件进入方式会有所不同。但是一般我们愿意从文艺和老年人协会开始。这个比较适合当地村民的基本要求。从维权群体开始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手段，维权的人一般比较有责任心，素质也很好。同时也比较容易成为群体，这就有了基本的组织前提。但是这种方式容易引起地方基层政府的反感。 四、最好有基层政府的配合，如果没有，工作会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无论基层政府的态度如何，还只能是提供一个基本的制度环境空间。如果基层政府过于热心，就会起到负面的作用。这些组织一旦为外力操控，就失去了精神振作和组织化的本义，尤其是经济组织，就会失去”自负盈亏”的概念。 这些试验工作的遵循的一般工作原则是： 在几年来的摸索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比较有适应农村发展思路的组织化的经验，这些经验也可以作为新乡村建设运动的一般经验： 第一，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问题是让农民组织起来，农民必须组织起来。组织化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先决条件，是农村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公益发展、自我教育的最好的手段。这种组织的形式就是各种农民自己的公益协会，如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还有合作社，公益合作社和经济合作社。说到底，只有组织起来的农民才是有自信的，才是有力量的。 第二，农村的最大贫困是精神贫困。”扶人先扶志”，要解决农民的问题，必须要提高对农村的精神支持，增加信息流入。”输血”的方式不能适应农村发展的需要；”造血”是一种对农村问题的错误解读，实质上和”输血”的方法是同一种内容；重要的问题是要农民在精神上成长起来。精神成长起来后，其他手段进入才有可能起作用。 第三，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让农民自己说话。一切NGO，一切志愿者都不过是外来的协助力量，其作用相当于”酵母粉”，他们的作用主要是对作为主体的农民进行引导和刺激，激发其内在的自信、决心和创造性、主动性。在此之上，农民无穷的智慧与创造力才会体现出来，这个力量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如果外来的这些个人团体最后变成了管理者和主体，最后就会影响农民积极性的发挥，最后不仅不能对农民有益，相反还会有害。一旦这些机构这些人撤离出来后，这些地方就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有时甚至是比原来更坏。 第四，解决农村的精神贫困必须要有一支非常具有奉献精神的志愿力量，靠职业化的工作机构其实是没有办法有效完成这个工作的。能够给农民这个感动的，使农民动员起来的这个力量可能来源于政府内部，也可能来源于知识阶层，也可能来源于一般的民间组织。但是现在看来，潜力巨大，真正低成本，高效率工作的就是”大学生志愿者群体”。农民们说”大学生是红军”。 第五，现阶段，在没有可能让农民大规模的实现自我教育，实现组织化之前，在农民中间找到具有公益心的农民精英带头人是非常关键的事情。没有这个农民的带动者，让农民动员起来是不可以想象的，成本极高。这个带头人必须具有如下一些特点：具有公益心，具有动员和组织能力，具有一定的技术能力，要有一定的和外界的沟通能力和开放性。 第六，农村的发展一定要进行综合性的发展。从经济发展到政治进步，再到农民的道德公共意识的增长，再到农村教育变革，再到环境的改变，都要协调进行。这些东西的互相促进的功能非常明显。与城市的发展概念不同。在农村要想让经济发展，首要解决的反倒是文艺演出队和老年人协会，因为农村必须依靠这种方法形成凝聚力，组织起来。这样生产发展才有可能。 第七，解决农村的问题必须是少投入资本，多投入劳动。农村的资本过于昂贵，但是劳动力大量富裕，所以多投入劳动力是解决农村发展最为经济的手段。也是最有推广的可能的手段。农民经常会跑几十里的山路，就为了省出一块钱。所以，辛勤已经成为习惯的农民不会在意劳动力的投入，相反倒是非常的在意钱的节省。我们经常发现，哪个机构投入几十万元的资本进行一个村发展，其实是不值得推崇的方法，因为没有推广的可能性。这几乎是农村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第八，必须组织村民认真学习中央精神和国家相关法律。这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巨大资源，也是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也是解决过去农村曾经存在的问题的最为有效的手段。 一种设想：”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 新乡村建设的这条思路需要民间草根力量和政府力量的配合。从下而上，再从上而下，互相配合。单一的道路行不通。但是基础和更本是”自下而上”，促使农村草根生长力量的崛起和发展，是农村发展的根本保证。这种草根必须是有组织的。 通过政府，或者通过社会力量，动员志愿者以及NGO参与农村发展。但是政府不能直接用行政力量的达到目的。这是因为行政的力量只会催生早产的婴儿，用行政的力量往往会扭曲真正的农村需求，造成农村对政府的依赖，不能使农村的自我发展的力量得到真正的生长。 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是，放开对农村的控制、尽可能的从农村治理中撤出，仅仅提供必要的法治氛围和安定的环境。同时放松农村的金融控制，允许民间金融适度活动，并且给予一定的财政金融支持。 这应该是一个很有效的工作路径。 在我们目前的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做出以下的设想： 第一步，比较大范围的建立我们的试验点，广泛进行实验。就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而言，要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推动文艺团体和文化团体的建立和传播。 就目前我们二十多个实验点而言，最长的是一年多，最短的才两个月。而且还有很多新的实验点在酝酿中。依靠的基本力量是大学生志愿者，其中大部分还是在校读书的大学生。接下来我们要把建立一支比较稳定的专业工作团队，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和加深这种实验。现在的这些点还比较集中，主要在河北（8个）、山东（4个）、河南（3个）、内蒙（2个）、重庆（2个）、还有山西、湖南、四川、安徽等（各1个），不仅仅是不够均衡，没有普遍性，而且各个点的给予的帮助和培训也参差不齐，没有大学生支持的地方工作的一般都很艰苦。这之中有的点是有的是推动成立的、有的是自发的后改造的、有的是和当地政府合作的。 重要的是推动这个工作的队伍几乎没有一个是经过专业培训的，绝大部分是在实践中摸索的经验，而且绝大部分是业余和兼职人员（在校的大学生和老师）。这样不仅没有可能进行比较有计划的系统地进行实验工作，而且连驻村跟进、指导和观察都做不到。更没有能力深入村中进行系统地理论总结和比较研究。接下来的工作是想办法建立专业工作团队，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的进行乡村改造实验工作。对重点地区进行重点扶住和较长期的驻村指导观察。争取在全国大部分省都建立实验点，并且进行轮回培训、各地指导。经常进行总结和各地的经验交流会议。甚至建立流动的农民文艺宣传团体来宣传推动文化活动。 第二步，在比较成熟的实验点，开始转入协调和促进外界支持的阶段。目前的一般的实验点都是某个方面发展的比较快，但是有些方面还刚刚开始，还没有协调起来，实现综合发展。下一步的工作就是促进其在各个方面协调起来。这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自身的培训交流、文化改造活动。其中要比较大的经历放在夜校、中小学改造上。要开办长期的农民学校，培训农村基层说服动员和组织管理的人才。要争取获得政府金融机构和社会团体对这些有发展基础的实验点进行扶植，尤其是资金的进入。但是所有的这些活动都要建立在农民的文化精神活动的良好发展上，这是农村未来发展的良好保障。 第三步，在全国范围内成立跨省的农民经济联合和发展的合作机构和培训指导机构，甚至是行业协会。指导、监督、沟通各地的发展。但这绝不是管理机构，只是中间服务机构。通过这些服务性的组织，形成农民自己的农产品流动、培训交流、自我管理的机构，让农民有更好的发展空间。这其中，包括农村文化的推动。形成农村文化的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打破精英话语权。 这里很关键的的问题是用什么力量来推动新乡村建设事业的展开。单纯的依靠政府力量很显然暂时还无法做得到。而且我们非常的担心，用行政力量的结果会导致一个个有名无实的空壳产生。这样的结果就完全扭曲了这个建设的本义。到现在为止，恢复到人民公社时期还是一个令很多人，包括农民担心的事情。但是中国的志愿者基础又如此的薄弱，NGO不是很发达，而且NGO同样也在官僚化和盈利化，这也同样令人放心不下。而一些颇具理念的知识分子虽然可以把事情做好，但是却少得可怜。我们现在有的大学生志愿者基础虽然已经可以做一些事情，而且形成了比较宽泛的网络。但是毕竟是经验以及深入能力不足。怎么办呢？ 是否可以建立一直”特混工作队”？由五方组成，即由政府选拔优秀的干部，经过培训的知识分子，经过培训的大学生志愿者，地方有责任感热心的农民，以及NGO的工作人员（考虑到数量少，也可以没有），组成”工作队”。深入到广大农村中去，边调查边宣传边推进。这个工作队具有一定的行政协调能力，但又不是政府角色，政府角色要有，否则在现在的农村很难推进类似的工作，这个可以从省市级政府选拔一批年轻的干部担当；知识分子的角色初期主要是研究和形成模式以及给出具体工作模式，以后是跟踪和改进，还有很重要的角色是监督和形成平衡，对单纯行政人员是个制约；大学生的角色是进行具体操作，从调查到实干，到推进，很重要的角色是进行精神传导，以自己的朝气和斗志激励农民的奋斗精神，同时经过培训的大学生将会更为有利的克服官僚化倾向和腐败；农民的参与是必要的，事实上，所有的这些工作真正的目的就是带动村子中那些真正有带头意义的农民的参与，农民的参与是一个很好的培训和意见综合的过程。这样，事实上就形成了一个非官非民的中性组织，一种新NGO。 这个新组织由它来负责各个村落的农民的选拔、培训、指导、动员、组织和跟进，在全国各个地区都可以广泛建立，每个乡镇都可以建立一个，一个这样的组织可以基本改变一个乡镇的面貌。 这个工作队应该是农村发展的推进器。   刘老石，本名刘湘波，1968年3月1日出生于黑龙江黑河。刘老石硕士研究生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 毕业后，老石一度执教于天津科技大学（原天津轻工业学院）基础科学部。世纪之交，“三农”问题突显，刘老石开始组织学生下乡支农调研。2001年，兼职加入由温铁军教授主编的《中国改革•农村版》杂志。 在杂志社，刘老师和一批特立独行的编辑为基层冲突中无助的农民鼓与呼，反映农民渴望平等权利的心声。2004年底，刘老师和几位下乡支农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青年骨干学生注册成立了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继续从事乡村建设工作。 十年如一日地，刘老石带领并影响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从城市回到农村，帮助农民成立专业合作社、夜校、文艺队、农民协会。 2011年3月24日，刘老石逝于天津。

就在我为辛亥百年第三个“乡建十年”做反思之际，传来刘老石遭遇车祸的噩耗！痛心疾首。夜不成寐。遂有挽联： 　　他是一块铺路石，无论生前死后，得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你是一个志愿者，历尽蹉跎坎坷，惟留一甑一钵庇荫后人。 　　刘老石不仅是我招收的2010级博士研究生，也是从2000年起就与我一起历经了新世纪乡村建设风风雨雨的同事。因此，我们不仅是师生，也是同仁。所谓相知甚深，相交甚笃；十年生死是可以相托的。 　　老石本名刘湘波，2000年在天津某大学开展学生社团活动的时候曾经请我去做演讲。2002年中国改革杂志社成立《农村版》则是我请他做兼职编辑，他便成了如今成千上万青年学生都熟悉的“刘老石”；无数不齿于跟着各个画地为牢的小俱乐部玩家“掉洋书袋”的有志青年冲出樊篱就教于这个不在其位却因“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而自成一体的中国乡土大百科教师…… 　　海内外很多高校学生都会记得这个充满活力的老师，因为无论在支农活动中遭遇什么困难都会得到他的指引和鼓舞！各地基层的农民骨干会怀念这个充满亲和力的志愿者，因为他是那种心中装着农民而能够自然地融入乡土社会的真正知识分子！各界的支农志愿者会永远在内心深处保留他的音容笑貌，因为从事乡建工作从来负重潜行但他脸上却没有过愁容…… 　　诚然，百年乡建人至今不悔无解，都只为救救孩子而做了一块块的铺路石。 　　2004年农村版被关闭的时候，我写了“农村版祭”。现在则写“老石祭”。 　　对于他这个如此年轻却先我而去的同志，号呼无以宣泄悲愤，歌哭无以表达祭奠……惟以寻常话语、屏息静气地劝告刘老石的所有相知，与其蜂拥其陵前献泪，莫如静心回忆他的所作所为，以便我们作为乡建志愿者的各界人士都能得到他一甑一钵的精神遗产。 　　我们这一代在贪欲横流之际只要还有平常之心的便都是铺路石。无论面对世间一切艰难困苦，还是体验人生蹉跎坎坷，皆若修为而砺心智。于是，我们便高尚于能够低首下心地微笑面对一切，不伤于宵小们的非难与自私们的不解。或于泥泞，或于瓦砾，匍匐下如佛陀般忘却小我的身子、深怀着如甘地般感天动地之仁德，随时随地幻化成大大小小铺在路上的石头，不论在风狂雨骤或在骄阳沙暴的淫威之下……惟担忧着过往之人踩踏得稳妥与否。 　　我们这一代只要在贵贱浸淫之中还愿做平常之事的就都是志愿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成千上万地、前赴后继地走向乡村民宅。倘能秉持先贤五千年之“民本”理念，去实实在在地做出力所能及的、点点滴滴的努力，也就锻炼了使自己成为大写的“人”而必须区别于虽高冠而行尸走肉之徒、虽博带却蝇营狗苟之辈的心智和能力。这些志愿者之所以历尽坎坷而不悔，在于大家已经是惟一甑一钵而南海得道之“脊梁”！越来越多的志愿者潜心平常之事而细密修成和合大同之道，才可在光大中华传统多样化文明之中为子孙后代谋得一片生存庇荫。 　　老石就是这样的铺路石，这样的志愿者。与他共事的人们记下他的言行就是最好的祭奠。 　　刘老石的心路，永远畅行在我们的热血之中。 　　2011年3月25日星期五，于香港虎地 刘老石，本名刘湘波，1968年3月1日出生于黑龙江黑河。刘老石硕士研究生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系。 毕业后，老石一度执教于天津科技大学（原天津轻工业学院）基础科学部。世纪之交，“三农”问题突显，刘老石开始组织学生下乡支农调研。2001年，兼职加入由温铁军教授主编的《中国改革•农村版》杂志。 2004年底，刘老师和几位下乡支农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青年骨干学生注册成立了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继续从事乡村建设工作。 十年如一日地，刘老石带领并影响了成千上万的青年，从城市回到农村，帮助农民成立专业合作社、夜校、文艺队、农民协会。 2011年3月24日，刘老石逝于天津。

基辛格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Ramos（北京共识提出者）新书中译第八章之前半部分选登，译者何帆。

最近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时的“学弟”雷默（Joshua Ramo）来重庆。他现在是基辛格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帮助已经88岁高龄的基辛格博士经营业务。但他在中国更为人知的原因，是他发明了“北京共识”一词。他认为“北京共识”是和“华盛顿共识”不同的发展模式，其三个构成要素是“改革创新”，“注重公平”和“非对称国防战略”。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他是美国唯一获得转播权的NBC电视台的解说兼评论员。  在重庆见到雷默格外亲切。因为芝加哥在美国西部开发中的桥头堡作用，美国媒体常把重庆比喻做“长江上游的芝加哥”。芝加哥市市长刚刚来访重庆。位于重庆解放碑的农蓄产品交易所的生猪远期交易和芝加哥的活牛期货交易，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两个牲畜活体远期市场。在重庆的短短一天半中，雷默拜访了有关市领导和重庆金融界的实干家，参观了“民心佳园”公租房，“三峡博物馆”和刚建成的“中国民主党派陈列馆”。但一度使我略感惊奇的是，重庆令他最感兴趣的是政府干部的“三进三同”，他多次对我表示，下次再来重庆时一定也要参加到农民家中的“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说一度“略感惊奇”，是因为我早已了解他和相当多的西方政界学界人士不同：他极为真诚地想了解中国人的所为所想，而不是根据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想当然”，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价值观与我们相同。其实，他的这种态度也不仅仅是对中国的。在他的已被译成中文的新书“不可思忆的世界”第8章中，他详细描述了“黎巴嫩真主党的管理秘诀”：以色列每炸毁黎巴嫩南部一座民宅，真主党就帮助老百姓盖一座新的。正是通过帮助老百姓盖房，修马桶，重建被炸的学校，黎巴嫩真主党和人民水乳交融，能够在以色列的打击下生存发展。我问他，“到真主党人中去不是很危险吗”？他说，多年前在黎巴嫩当记者时认识了值得信任的真主党人朋友。听到他的回答，我对他想参加“三进三同”的热情的惊奇豁然消逝了。我答应他下次带他去重庆合川参加“三进三同”。 提到合川，是因为我上周刚好去合川调研，了解到今年春节刚过后合川干部集中两周时间开展“三进三同”春季行动。他们的做法是：全体区级领导率30个镇街工作队，3531名干部组成387个工作组，同时成立整修农村公路、解决饮水困难、帮助就业、村（居）务公开、医疗卫生免费体检、强化基层组织建设6个专项工作组。曾任中共西藏日喀则市委书记的现任合川区委书记王作安的“三进三同”体会是极为生动的排比句：“真下去，老百姓真欢迎。真下去，真管用。真下去，真受教育”。 为了使雷默更好理解“三进三同”，我在送他去机场的路上试图用1938年死在法西斯狱中的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的理论加以阐释。葛兰西在“狱中笔记”中提出一个重大问题：为什么作为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意大利，在政治发展上却远远落后于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以致意大利独立民族国家建立很晚（拿波里长期是西班牙殖民地）？他的部分答案是：文艺复兴尽管辉煌，但局限于上层精英，而宗教改革才是深入普通人民的“民族-大众”意志。葛兰西认为意大利共产党应领导一个现代的“宗教改革”运动，而不少西方学者已经发现毛泽东和他的同龄人葛兰西有许多惊人相似的思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和葛兰西的意大利南部农民问题论述，毛泽东和葛兰西都重视统一战线而为此受到正统斯大林主义批判，毛泽东和葛兰西都强调令人心服的文化领导权而不是简单的统治权。雷默对毛泽东和葛兰西的理论比较极为兴奋，在飞离重庆的飞机上，他可能会用毛泽东及葛兰西的视角琢磨“三进三同”吧？这只有下次他再来重庆时问他了。

在第一讲里，我要谈谈轻与重之间的对立；侧重于对轻lightness的价值判断。这并不是说我认为重的价值较少引人入胜，而仅仅是因为，对前者我有更多的话可说。 写了四十年小说，探索过各种道路和作过多种实验之后，应该是我寻求自己毕生事业的总体定义的时候了。我想指出：我的写作方法一直涉及减少沉重。我一向致力于减少沉重感：人的沉重感，天体的沉重感，城市的沉重感；首先，我一向致力于减少故事结构和语言的沉重感。 在这一讲中，我要尝试向我自己一一还有诸位一一解释清楚，我何以认为轻是一种价值而并非缺陷，指出在哪些过往的作品中我发现对轻的理想，并且表明现在我把这种价值放置在何处，又如何将其投射于未来。 我先谈谈上述最后一点。我开始写作生涯之时，每个青年作家的诫命都是表现他们自己的时代。我带着满怀的善良动机，致力于使我自己认同推动着二十世纪种种事件的无情的一一集体的和个人的一一动力。在激发我写作的那种探险性的、流浪汉般的内在节奏，和世界上时而戏剧性时而丑怪的狂热景象之间，我设法寻求和谐。不久以后，我就意识到，本来可以成为我写作素材的生活事实，和我期望我的作品能够具有的那种明快轻松感之间，存在着一条我日益难以跨越的鸿沟。大概只有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了世界的沉重、惰性和难解；而这些特性，如果不设法避开，定将从一开始便牢固地胶结在作品中。 在某些时刻，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正在变成石头；这是一种石化，随着人和地点的不相同而程度有别，然而绝不放过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就像谁也没有办法躲避美社萨（Medusa）那种令一切化为石头的目光一样。唯一能够砍下美杜萨的头的英雄是柏修斯（Perseus），他因为穿了长有翅膀的鞋而善飞翔。柏修斯不去看美杜萨的脸，而只观察映入他青铜盾牌的女妖形象（即使是在此刻，我即将落入这石头老虎钳之际，也还是柏修斯才能解救我；每当我想谈谈我自己以往生涯之时，无不如此）还是让我用希腊神话中的形象来说明为好。 为斩断美杜萨首级而又不被化为石头，柏修斯依凭了万物中最轻者，即风和云，目光盯紧间接映象所示，即铜镜中的形象。我不由自主地立刻把这篇神话看作是对诗人与世界的关系的一个比喻，写作时可资遵循的一种方法。但是我知道：任何阐释都有可能损害一篇神话的涵义，从而将其窒息。对于神话，切切不可轻率。最好让神话存于记忆之中，玩味其每个细节、多加思考，却又保持住对于其形象语言的感悟。我们从一篇神话中领悟的道理在于文学的叙事过程，而不是我们从旁对其添加的因素。 柏修斯和美杜萨之间的关系是繁复的，并不止于这女妖被斩首。从美杜萨的血里诞生出了飞马佩加索斯（Pegasus）：石头的沉重转化成为其对立物。佩加索斯的马蹄踩上赫里肯山（Mount Helicon），便引发出一股清泉，这是司文艺众女神饮水的地方。据这篇神话其他一些变体，是柏修斯乘坐了生于美杜萨可咒之血、却又为众文艺女神钟爱的飞马佩加索斯。（说来也巧，就连柏修斯的有翼之鞋，也来自妖魔界；他取自于美杜萨另外两个姊妹——这两姊妹共用一个牙齿、一只眼睛。）至于那斩下的首级，柏修斯则没有丢弃，而是藏在袋中随身携带。在他的敌人可能快要战胜他的时候，他只消抓住那首级上由小蛇组成的发卷，这件血淋淋的战利品在这位英雄手里便立即变成一件克敌制胜的武器。这件武器，他只在非用不可之时才使用，而且只用来对付那些罪大恶极只配化为石像的对手。在这里，这篇神话肯定是给予我们某种启示，蕴含在只能作如此解释的形象之中的启示。柏修斯通过藏匿的办法成功地制服了女妖凶险的脸面；正如起初他通过在铜镜中观察它的办法战胜了它一样。 柏修斯的力量在于他能做到不去直接观看，而不是在于他拒否他命定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他承担着现实，将其作为自己的一项特殊负荷来接受现实。 在柏修斯和美杜萨的关系方面，我们可以从奥维德（Ovid）的《变形记》（Metamorphoses）中学习到更多的东西。柏修斯赢得了另一个战斗：用剑把一个海妖劈成碎块；解救了安德洛梅达（Andromeda）。现在他要做一件事——在完成一件如此令人厌恶的任务之后人人都想要做的一件事：洗手不干。但是，另一个问题旋即出现：把美杜萨的头放在什么地方。在这里，奥维德的几行文字（iv. 740-752）在我看来不同凡响，表明一个人要想充当斩妖勇将柏修斯应该具有何等细心周密的精神：“为了不让粗沙损伤这长满小蛇发卷的头，他用柔软的树叶铺垫地面，上面又加一层水下植物的嫩枝，才把美杜萨的头放下，脸朝下。”我认为，柏修斯作为一个英雄所代表的那种轻逸，在对如此凶恶、如此恐怖，同时又有些脆弱和夭折的妖怪所表现出来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礼仪姿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最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是如下的奇迹：细软的海草稍一触及美杜萨就变成了珊瑚和水仙，而且，为了让珊瑚成为装饰品，又急急忙忙把嫩枝和海藻推向那可怕的首级。 在优美的珊瑚同美社萨这种凶蛮恐怖形象的冲撞之中，包含着深远的意义，我不愿意强加说明或解释而去损害其意义。 我所能够做到的是把奥维德的诗句和现代诗人欧杰尼奥·蒙塔莱（Eugenio Montale）的诗句加以比较。我们在蒙塔莱的《小遗嘱》（Piccolo testamento）中也可以找到可资作为其诗歌象征的最为微妙的因素“蜗牛珠母层颜色的踪迹／或者碎玻璃般的云母片/要起来对抗一个可怕的恶魔，一个扑向西方城市的、长着漆黑色翅膀的魔鬼"。这首诗写于一九五三年，蒙塔莱在其他诗中从来没有引发如此具有启示意义的景观，正是这些微弱的、泛出光泽的踪迹构成了前景：与压城黑云般的灾祸形成对比：“即使灯光一一熄灭／舞蹈化为凶狂踢踏／你也要把它的灰烬珍藏在室盒之中。”但是，对于最为脆弱者，我们如何能够袖手旁观呢？蒙塔莱的诗是一篇表白，表明他信赖那看上去似乎注定消亡的事物，信赖那仅在依稀可见踪迹中包含着的道德价值："那细弱见微的闪烁，不是正在熄灭的火柴。" 为了谈谈我们的时代，我兜了一个大圈子，还动用了奥维德的脆弱的美杜萨和蒙塔莱的黑翼魔鬼。一个小说家如果不把日常生活俗务变作为某种无限探索的不可企及的对象，就难以用实例表现他关于轻的观念。这正是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做的。他做得十分明确，十分直截了当。他的小说《生活中不可忍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实际上是对生活中无法躲避的沉重表示出来的一种苦涩的认可，这不仅仅存在于他的祖国命定遭受的那种极度的、无所不及的受压迫的处境之中，也存在于我们大家所处的人类命运之中，尽管我们可能要比他们幸运十倍、百倍。对于昆德拉来说，生活的沉重主要存在于威迫，把我们裹得越来越紧的公共和私人事务的小孔眼大网般的威迫。他的小说告诉我们，我们在生活中因其轻快而选取、而珍重的一切，于须臾之间都要显示出其令人无法忍受的沉重的本来面目。大概只有凭借智慧的灵活和机动性我们才能够逃避这种判决；而这种品质正是这本小说写作的依据，这种品质属于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 只要人性受到沉重造成的奴役，我想我就应该像柏修斯那样飞入另外一种空间里去。我指的不是逃进梦景或者非理性中去。我指的是我必须改变我的方法，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用一种不同的逻辑，用一种面目一新的认知和检验方式。我所寻求的轻逸的形象，不应该被现在与未来的现实景象消溶，不应该像梦一样消失…… 在广阔的文学天地之中，永远存在着有待探索的途径，无论是最近的还是最古老的风格和形式都能够改变世界给予我们的形象。但是，如果文学还不足以令我确信我不是在追逐梦景，那我就要求助于科学来培育我的景观，因为在科学中一切沉重感都会消失。今天，科学的每一个分枝都旨在表明，世界是由最为细小的实体支撑着，如脱氧核糖核酸所包含的信息，神经元的脉冲，夸克，以及自从时间开始就在空间漫游的中微子…… 还有计算机科学。的确，软件只能够通过沉重的硬件来发挥它轻捷的功能。然而，到底还是软件发出指令，影响着外在世界和机械，机械只作为软件的功能实现物而存在，机械的发展可以实现更为复杂的设计。第二次工业革命，不像第一次那样，没有向我们展现车床轰鸣和钢水奔流这类惊心动魄的形象，而是提供以电子脉冲形式沿着线路流动的信息流的“点滴”。钢铁机械依然存在，但是必须遵从毫无重量的点滴的指令。 用科学研讨的办法来寻求什么世界形象适应我的观点，这有道理吗？如果说，我在这里的企望对我具有吸引力，那么，这是因为我觉得这种企望可能和诗学史中一条古老的线索有联系。 卢克莱修（Lucretios）的《物性论》（De Rerum Natura）是关于诗歌的第一部伟大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有关世界的知识倾向于消解世界的实在性，诱导到对一切无限细小、轻微和机动的因素的感受。卢克莱修的出发点是写一篇关于物理世界的诗，但是从一开始他便预告物质是由不可见的粒子组成的。他是一位注重物体具体性的诗人，这种具体性见于其永恒不变的实体，然而他首先要告诉我们的是，空虚也和实在的物体一样具体。卢克莱修的主要用心在于防止物质的沉重压垮我们。即使是在叙述确定每种现象的严格机械规律时，他也感到必须让原子不可预知地偏离直线，从而保证原子和人的自由。关于不可见物和无限的、不可预期的或然性的诗——甚至是关于空无的诗——就源于这样一位诗人，一位对世界实体现实毫不质疑的诗人。 这种对事物所持的原子化的态度也扩及到了可见世界的诸方面（也正是在这里，卢克莱修才是一位最好的诗人）：暗室里一室阳光柱中漂移旋转的尘埃微粒（II.114-124），海浪轻轻推到“接纳来者的白沙”上面的那些看似相同、实则各异的细薄贝壳（II. 374-376），在我们周围组结起来，而我们从旁而过却视而不见的蜘蛛网（III．381-390）。 我已经谈到另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诗作，即奥维德的《变形记》（写作时间比卢克莱修的《物性论》晚五十年），它的出发点不是实体的现实，而是神话故事。对于奥维德来说，一切都会变化成为不同的东西，关于这世界的知识意味着消解世界的实体性。 还有，对于他来说，在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事物之间，都有一种本质上的可比拟性，与权力和价值观的任何等级观对立。如果说卢克莱修的世界是由不变的原子组成，那么，奥维德的世界则由规定着万物——无论是植物、动物或者是人——的多样性的品质、属性和形式组成。但这些不过是一个单一的共同本质的外在表象而已；这本质一旦被潜在的情绪激发，就会成为与其绝不相同的现象。 奥维德正是遵循了一种形体向另外一种转化的延续性，才表现出他无以伦比的才华。他讲了一个女人如何意识到自己正在变成一棵忘忧树的故事：她的两只脚深深地植入土地中，一层柔软的树皮渐渐向上扩展，裹起她的大腿，她抬起手梳理头发， 发现手臂长满树叶。他还谈到阿拉奇纳（Arachne）的手指；阿拉奇纳是梳纺羊毛、旋转纺子、穿针引线进行刺绣的专家。在某一个时刻，我们看到阿拉奇纳的手指渐渐延长，变成纤细的蜘蛛腿，开始织起蛛网来。 在卢克莱修和奥维德那里，轻是一种基于哲学和科学的观看世界的方法：对卢克莱修而言，是伊壁鸠鲁（Epicurus）的理论，对奥维德而言，是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而奥维德所展现的毕达哥拉斯是十分类似佛的）。在他们两人那里，这种轻来自写作风格，来自诗人驾驭语言的能力，完全独立于诗人自称所要 遵循的哲学学说。 话说到这里，我想，关于轻的概念快要开始成形了吧。首先，我希望我已经说明，的确存在着一种包含着深思熟虑的轻，正如我们都知道也存在着轻举妄动那种轻那样。实际上，经过严密思考的轻会使轻举妄动变得愚笨而沉重。 我可以用《十日谈》（Decameron, VI.9）中的一个故事来最好地说明这一点。故事中的一个人物是佛罗伦萨诗人吉多·卡瓦尔康蒂（Guido Cavalcanti）。薄迦丘（Boccaccio）把卡瓦尔康蒂描写成一位严肃的哲学家，常在一座教堂附近大理石坟墓间漫步、思考。而佛罗伦萨的纨绔子弟们则成群结队在城里骑着马招摇过市，总要抓紧机会寻欢作乐。他们不欢迎卡瓦尔康蒂；卡瓦尔康蒂虽然富有、文雅，却不参加他们的欢宴；另一个原因是，人们怀疑他的神秘主义哲学缺乏虔敬精神。 一天，吉多离开圣米开莱广场，沿着他常常行走的路线——穿过阿达马里街来到圣乔万尼。现在在圣莱帕拉塔广场附近的高大的大理石坟墓，当时都散乱分布在圣乔万尼。他站在教堂斑点石柱和这些坟墓之间，身后教堂的大门关闭着。这时候，贝托少爷和他的同伙从圣莱帕拉塔广场骑着马奔来。一看见吉多伫立在墓石中间，他们便说：“走，去敲打敲打他。”于是刺马前进，嘻嘻哈哈地奔到他面前，像冲锋队一样，弄得他不知所措。他们开口便说：“吉多，你不理睬我们，可是你要放明白点，就是你证明了上帝不存在，那你又能怎么样？”吉多见被他们包围，便迅速回话：“各位少爷，你们要骂我就回你们家里去骂吧。”[*]说罢，他一只手扶着一块大墓石，轻快灵便地一跳，跳到那墓石后面，随即拔腿走开，摆脱了他们。 在这里，令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卡瓦尔康蒂理直气壮的回答（可以作如下的解释：诗人所主张的“伊壁鸠鲁哲学”（Epicurianism）实际上是阿维罗学说（Averroism）；这一学说认为个体的灵魂只是普遍智慧的一部分：坟墓是你们的归宿，不是我的；因为凡是能够通过智慧思辨而上升到普遍观照的人，都会克服个体肌体的死亡）。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薄伽丘提供的视觉场景：卡尔康蒂一跃而逃脱，真是一个身轻如燕的人。 如果让我为新世纪选择一个吉利的形象的话，那么，我要选择的就是：超脱了世界之沉重的哲学家诗人那机敏的骤然跳跃，这表明尽管他有体重却仍然具有轻逸的秘密，表明许多人认定的时代活力——喧嚣、攻击、纠缠不休和大喊大叫——都属于死亡的王国，恰如一个堆满锈迹斑斑破旧汽车的坟场。 我要继续谈论卡瓦尔康蒂这位轻逸诗人，想要提醒诸位记住上面的形象。他诗中的“戏剧人物”不会是连连叹息的人，不是道道的光明，透明的形象，首先不是他称之为“精神”的全部那些非物质的冲动和信息。像爱情的痛苦这种绝非“轻松”的题材，都被化解为在敏感心灵和智慧心灵之间、在情感与理智之间、在目光与声音之间移动的难以察觉的实体。总之，在每种情况下，我们都能注意到三个特点：一、极度轻微；二、不断地运动；三、是一个信息的矢量。在一些诗中，这信息传递者就是诗歌本文。在最有名的一首《我从不希望归来》（Perch'i' no spero di tornar giammai）中，流亡的诗人谈到他正在写作的一首歌谣，他说：“你又柔和又轻盈／快到我那姑娘的身旁。”在另外一首诗中，作家的工具鹅翎毛笔和削翎毛用的小刀说了话：“我们是可怜的、心神不安的翎毛／小剪子和悲伤的修笔刀。”在第十三首十四行诗中，“精神”（spirito）或“灵魂”（spiritello）这两个词出现在每一行诗里。在一首平常的自嘲诗中，卡瓦尔康蒂对这个关键词的偏爱发展到了极致，组成包括十四种“精神”的一篇复杂而抽象的叙述，每种“精神”均有其不同的功能，而全部在十四行的范围之内。在另一首十四行诗中，爱情的痛苦肢解了躯体；但那躯体仍然像铜制或石制或木制自动机器一样地行走。几年以前，魁尼柴理（Guinizelli）在一首十四行诗中把他的诗人蜕变成为一尊铜像，这是一个从它给予的沉重感中汲取力量的具体形象。 在卡瓦尔康蒂那里，因为构成人的形象的材料多种多样，而石可以互相取代，所以物质的沉重感被消解。比喻不会施予我们一种强硬的形象，就连“石头”这样一个词语也不会给诗行增加沉重感。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见出我在评论卢克莱修和奥维德时谈到的一些现存物的等同性。批评家吉安弗朗科·孔蒂尼（Gianfranco Contini）说这是“卡瓦尔康蒂的现实物等同观”，指的是卡瓦尔康蒂把一切置于同等水平上。卡瓦尔康蒂等同一切事物的最恳切范例见于他的一首十四行诗；诗一开始就罗列了许多美的形象，但注定都要被一位所钟爱的女人的美超过： 美丽的女人和美丽聪颖的心灵，  身披甲胄的骑士，却文雅虔敬，  百鸟的啁啾和倾诉的爱情，  明丽的船只在海面上全速滑行。 清新的空气流遍破晓的黎明，  还有徐徐落下的白雪，寂静无风，  流水潺潺，草地上百花怒放，  装饰品有黄金、白银和淡蓝的水晶。 “还有徐徐落下的白雪，寂静无风”这一行，但丁在《地狱篇》（Inferno，XIV.30）中稍加改变后引用：“有如大雪在无风的山中飘落。”这两行诗几乎完全相同，但是表达的思想却完全不一样。在这两行中，无风日子中的雪表现出一种轻飘的、寂静中的运动。但是，相同之处仅此而已。在但丁的诗行中，地点（“山中”）占重要地位，表现出山的风景，而在卡瓦尔康蒂那里，可能显得冗赘的形容词"白"字，和动词“落下”——完全可以预计的是——把一片风景溶入一种茫然的期待。不过，还是这两行的第一个词确定了两者的区别。卡瓦尔康蒂用的连接词“还有”把雪和其前后的其他景观置于同一平面上；这是有如世界上美丽事物的目录一样的一系列形象。在但丁那里，副词“有如”囊括了比喻范围中的整个场景，但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它包含着一种具体的现实。地狱里倾盆大雨的情况也同样具体而有戏剧性，他是以纷然飘落的雪片来比喻火的。在卡瓦尔康蒂那里，一切都极快地运动着，我们体会不到其恒定性，只能见出其效果。在但丁那里，一切都具有恒定性和稳定性：事物的沉重感已恰如其分地确定。但丁即使是在谈论轻微的事物时，看来也是想要表现出这种轻微中的沉重感：“有如大雪在无风的山中飘落。”在另外一行十分类似的诗中，沉入水中而正在消失的物体的沉重感似乎被抑制住，下降减慢，“就像深水中的沉重物体一样”（《天堂篇》（Paradiso，III.123）。 在这里，我们应该记得，正因为我们明确知道事物的沉重，以关于世界由毫无重量的原子构成这一观念才出人意表。同样道理，如果我们不能体味具有某种沉重感的语言，我们也就不善于品味语言的轻松感。 我们可以说，几个世纪以来，文学中有两种对立的倾向互相竞争：一种倾向致力于把语言变为一种像云朵一样，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像纤细的尘埃一样，或者说得再好一点，磁场中磁力线一样盘旋于物外的某种毫无重量的因素。另外一种倾向则致力于给予语言以沉重感、密度和事物、躯体和感受的具体性。在意大利文学——实际上是欧洲文学的初期，第一种倾向就已经由卡瓦尔康蒂开创，而第二种则由但丁开始。对比在总体上是成立的，但是需要繁复的分析，因为但丁的写作极为丰富，他又多才多艺得超凡绝伦。但丁的一首充溢着最为恳切轻松感的十四行诗（《吉多，我愿你、拉波和我》（Guido, i'vorrei che tu e Lapo ed io）事实上是献给卡瓦尔康蒂的，这绝非偶然。在《新生》中，但丁也像写老朋友、老主人翁那样地写同样的题材；某些用语、题材和思想都见于两位诗人。甚至在《神曲》中，但丁对轻松的描写也是前无古人的，但是，他的真正的天才却在于一个相反的方面：他善于从语言中提取出全部潜在的音韵、情感和感觉，在诗歌的不同层面中，全部的形式和属性中把握世界，传达出这样一种意象，即：世界是一个有组织的系统，是一种秩序，是一个各得其所的等级体系。我也许稍微夸大了一点对比，不过，我依然想说，但丁甚至把实体性赋予了最为抽象的精神思辨，而卡瓦尔康蒂则在格律严谨的诗行的每个词中化解了真实经验的具体性，思想似乎像迅速闪光一样从黑暗中连连迸发。 上面对卡瓦尔康蒂的讨论可以用来澄清我所指的“轻松”了，至少对我是如此。对我来说，轻微感是精确的，确定的，不是模糊的、偶然性的。保尔·瓦莱里（Paul Valery）说：“应该像一只鸟儿那样轻，而不是像一根羽毛。”我至少在三层意思上引用了卡瓦尔康蒂描写轻感的例子。首先是语言的轻松化；使意义通过看上去似乎毫无重量的语言机质表达出来，致使意义本身也具有同样淡化的浓度。诸位自己可以找到这类的例子。例如艾米莉·狄根森（Emily Dickinson）就可以提供许多： 一个花托，一片花瓣和一根刺针，  在一个普通的夏日的清晨—— 长颈瓶上挂满露珠——两个蜜蜂—— 一息微风——轻轻摇曳的树林—— 还有我，是一朵玫瑰！ 其次，是对有微妙而不易察觉因素在活动的思想脉络或者心理过程的叙述，或者涉及高度抽象活动的任何一种描写。在更为近代的作家中，我们可以看看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随便打开他的哪一本书： 这些鸿沟的两侧常常被虽然很轻、虽然微小的旋转气流也不时引起摆动、却十分坚固的构件连接起来；似乎这些鸿沟为了安定自己的神经间或也需要有一枚探锤投下，以测量那深渊的深度，有一件事实已经一成不变地存在，这就是：她看起来一向没有感觉到需要反驳他对于她秘藏心底而不敢明言的一个念头的责备；这个念头，直到他们最近推心置腹的讨论结尾，才被和盘托出。（【丛林猛兽】，The Beast in the Jungle，第三章） 第三，轻逸的视觉形象具有象征的价值，例如薄伽丘故事中卡瓦尔康蒂以轻便的腿脚翻跃过墓碑。有些文学创新是以其语汇变化、而不是其实际的词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而堂吉诃德将其长矛戳入风磨叶片、自己也被拉入空中的场面，在塞万提斯的小说中只用了几行的笔墨。可以说，作者只把素材最小的一部分写进小说。然而，这是全部文学中最为著名的段落之一。 凭借这些见解、我想可以浏览我的藏书、寻找轻逸的例子了。在莎士比亚，我马上就注意到了，默库肖（Mercutio）上场要点（I.iv.17-18）：“你是情人；要借用爱神的翅膀／超越平凡的境界，自由飞翔。”罗密欧和默库肖见地相反，回答道：“在爱情重担压迫下，我正在下沉。”默库肖巡游四方的方式，可以轻易见于他所使用的动词：舞蹈、飞翔、策马奔驰。人脸是一个假面具，“一副面甲”。他刚一上场，就感到有必要解释他的哲理，不是通过理论阐述，而是讲述一个梦。仙女们的接生婆麦布女王出现在一辆用“一个空心檬子核”做的战车上： 她战车的轮辐材料是大蜘蛛的细腿，  华盖用料是蚱蜢的翅膀，  缰绳是小蜘蛛吐出的细丝，  项圈是闪烁银色的月光，  鞭杆是蟋蟀的腿骨，鞭子是薄膜细条 不要忘记，拉车的是“一队纤小的侏儒”（drawn with a team of little atomies，在原文中为atomies，此词另一意义则为“原子”）。依我看，这个生动的细节可以让麦布女王的梦把卢克莱修的原子论、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以及凯尔特 （Celtic）的民间故事结合为一。 我还想让默库肖的舞步伴随我们跨过未来一千年的门槛。构成《罗密欧与朱丽叶》背景的那个时代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的时代不无相似之处：城市血淋淋的暴力斗争和蒙塔古家族与卡普列（Capulets）家族之间的争斗一样毫无意义；乳母教导的性解放没有能够变成普遍之爱的楷模；凭着劳伦斯修道士主张的“自然哲学”的广大的乐观主义开展的事业成果不显：既可带来生命，也会导致死亡。 莎士比亚的时代承认连接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的微妙力量，从新柏拉图主义的天，到炼金术士坩锅中被变形的金属的精神。古典神话包含有许多山林水畔的仙女，但是，凯尔特神话中有精灵和仙女，有关最细弱的自然力量的形象更为丰富。这一文化背景（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弗朗西斯·叶芝（Francis Yates）对文艺复兴时期神秘哲学及其在文学中的反响所进行的令人入迷的研究）可以解释莎士比亚为什么对我的论题提供了最为充分的例证。我想到的不仅仅是《仲夏夜之梦》中的精灵和全部梦景，或者爱俪儿和那些“造成梦幻的／材料”。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使莎士比亚的人物能够脱离自己所在戏剧、从而使戏剧溶入伤感和讽刺之情的那种特殊的、对存在的反思。 我在谈论卡瓦尔康蒂时提及的没有重量的沉重感，又复现在塞万提斯（Cervantes）和莎士比亚的时代：这就是莱蒙特·克里班斯基（Raymond Klibansky）、欧文·帕洛夫斯基（Erwin Panofsky）和弗里茨·萨克斯尔（Fritz Saxl）在《土星与忧郁》（ Saturn and Melancholy，1964）中所研究的那种在忧郁与幽默之间的特殊联系。忧郁是添加了轻松感的悲哀，幽默则是失去了实体重量感（即构成薄伽丘和拉伯雷伟大之处的人类俗念的那一维）的喜剧。幽默感对本身、对世界、对有关的整个关系网提出了疑问。交织为一、密不可分的忧郁与幽默构成了丹麦王子谈吐的特点；这类谈吐，几乎在全部莎士比亚戏剧众多的哈姆莱特这一角色的种种化身上出现，真是耳熟能详的。其中之一，《皆大欢喜》中的雅克（IV.i.15-18），是这样限定忧郁的：“但是，这是我自己特有的忧郁，由许许多多的小事造成，来源于许多问题，说实在话，来源于我走南闯北旅途中的许多见闻；我常常琢磨这一切，陷入一种滑稽的悲哀之中。”因而，这不是一种浓重的、压抑的忧郁，而是一张由幽默和情绪波动微粒组成的面纱，一种由原子组成的纤尘，就像组成天下万物最终本体的那一切。 我承认，我想要建造我自己的莎士比亚，认定他是一个原子论者，但是我也知道这有胆大妄为之嫌。在现代世界上，第一位明确地对变幻莫测宇宙提出原子论概念的作家是在若干年后在法国被发现的，这就是西拉诺·德·贝热拉克（Cyrano de Bergerac）。 西拉诺是一位杰出的作家，理应更为知名，这不仅是因为他是科幻小说的第一个真正的先驱者，还因为他所具有的智慧和人的气质。他是卡森迪（Gassendi）“感觉论”和哥白尼（Copernicus）天文学的拥护者，但是首先受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卡尔达诺（Cardano）、布鲁诺（Bruno）、康帕内拉（Campanella）等人自然哲学的熏陶，所以；是现代文学中第一位原子论诗人。在他作品的字里行间，讽刺掩遮不住某种具有真正宇宙感的激荡：他赞美包括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万物的一体性；赞美决定一切生命形式的多样性的基本形体的结合能力；然而，他首先要表达的却是一切生命形式背后各种过程的不稳定感。亦即：人如何几乎没有成人，生命如何几乎没有成为生命，世界如何几乎没有成为世界。 物质任凭机遇随意杂乱无章地混合，竟然造出人来，而且，为了构成人的生存，又需要极多必不可少的条件，对此，你会惊异莫名。然而，你应当知道，在造就人的路上，这物质曾亿万次停下脚步，时而造出一块石头，时而造出一块铅块、一枝珊瑚、一朵花、一个彗星；这都是因为设计人时需要或者不需要的原素不是大多就是太少。在不断变化和搅动的、数量无穷的物质中，我们所见的不多的动物、植物和矿物得以造成，这就不足为奇了；不比掷一百次骰子才得一次对子更令人惊异。的确，全部这类的掺合不可能不导致某物的形成；然而，某种蠢才笨伯竟会对这某物大为惊奇，皆因这种人永远也不明白某一个很小的变化就会把它变成另外一物。 （《月球内部旅行》【Voyage dans la lune】） 依照这一思路，西拉诺就宣称了人与白菜亲缘的关系，因而想象一棵即将砍下的白菜所提出的抗议：“喂，我的骨肉兄弟，我怎么惹你啦，你非让我死不可？……我从土里长出来，开花，向你伸出手臂，把我的孩子——种子奉献给你；我以礼相待，但报答却是处死！” 如果我们注意到，赞扬真正普世博爱的这慷慨激昂文字几乎是在法国大革命以前一百五十年写就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能看到，人类意识摆脱人类中心论偏狭心理的极度缓慢性是可以由诗歌的创新于须臾之间消除的。而这一切则都是以登月旅行为背景；在这里，西拉诺的想象力超过了他最优秀的先驱者萨莫萨塔（Samosata）的路齐安（Lucian）和路多维科·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在我关于轻逸的讨论中，西拉诺以其感受宇宙重力问题的方式而必定独树一帜（在牛顿以前）。或者可以说，正是逃避重力的问题激发了他的想象力，推动他设想出一系列抵达月球的方法，一个比一个妙，例如，用装满露水的小瓶，因为露水遇阳光就蒸发；他全身涂满牛骨髓油，因为月亮吸食这种油；或者，从一只小船里不断向上抛出磁化球。 至于磁力技术，当然要由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为使拉普塔（Laputa）飞岛浮在空中而加以发展和完善了。拉普塔岛首次飞起之时，亦正是斯威夫特两项热衷所在，在磁力平衡之时刻消散之际。我说的是他讽刺锋芒所指向的理性主义的无形体抽象观念，是躯体的物质重量：“我能够看到它的两侧，都配有几层走廊，每隔一段又有一个楼梯，以供上下行走。我看到在最下一层走廊上有几个人用长鱼杆钓鱼，其他的人在旁观望。” 斯威夫特是牛顿的同时代人，反对牛顿。伏尔泰则拥该牛顿；他想象出来一个叫米克罗美加斯（Micromegas）的巨人；这个巨人不同于斯威夫特大人国里的巨人，之所以大，不是因为身材巨大，而是因为言谈中数字的巨大，用科学论文式严格、冷漠术语罗列的时空品质。凭借这种逻辑和风格，米克罗美加斯成功地穿过太空，从天狼星飞到土星和地球。可以说，在牛顿的理论中，最能激发文学想象力的不是万物不可避免的重量本身对万物的限制，而是俾使天体在空中浮游的力的平衡。 十八世纪的文学想象充满了空中飘游体。决非偶然的是，在十八世纪初，安东·加兰（Antoine Galland）的法语译本《天方夜谭》开启了西方人对东方式奇迹的想象：飞毯、翼马、灯中冒出的魔鬼。在这种漫无界线的想象力发挥过程中，由于冯·敏豪森男爵（Baron von Munchausen）乘炮弹飞行这一情节，想象力在十八纪达到了顶峰；又由于居斯塔夫·多莱（Gustave Dore）的插图杰作，这一形象便永久地固着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敏豪森的这些奇遇——像《天方夜谭》一样，可能有一个作者；或者许多作者，或者全无作者——是对于重力的经常性的挑战。男爵骑鸭子腾空；揪自己假发尾辫而令自己和坐骑离地；攀着一条绳子从月亮下降，绳子还断了几次，却又重新接起。 民间文学中的这些形象，以及我们在作家作品中见到的形象，乃是文学对牛顿理论作出的反响的一部分。贾科莫·列奥帕第（Giacomo Leopardi）十五岁时写作了一部表现出他惊人博学的《天文学史》，在这本书中，他的业绩之一是总结了牛顿的理论。仰望夜空给了列奥帕第写出最优美诗行的灵感，但是仰望夜空却不是一种抒情题材：他在谈论月亮的时候，他是准确地知道他所云为何的。列奥帕第在不断地评论生活的不可忍受的沉重感时候，把很多轻快的形象赋予了他认为我们无法企及的欢愉：飞鸟，倚窗低唱姑娘的歌声，空气的清新，还有首要的月亮。只要月亮一出现在诗歌之中，它就会带来一种轻逸、空悬感，一种令人心气平和的、幽静的神往。我开始构想这几次讲演之时，就想要用一次讲演只谈月亮，追溯一下月亮在古今与各地文学中出现的情况。后来我又转念，认定月亮理论理应全然归于列奥帕第。他的诗歌的妙处就在于他利利落落地抽去了语言的沉重感，竟致使他的语言变得有如月光。月亮在他诗歌中出现，所用笔墨不多，诗句不繁，但是足以把月光洒向全诗，或者向全诗散播月亮隐藏时空中的幽明。 夜色柔和、晴明、风也无踪影，  月光洒遍花园和屋顶，  远处显现出山峦，  寂寥而谧静。 啊，优雅的月亮，我不禁追忆  一年前我曾来到此地  仰望着你，心里一片苦悲。  现在和去年一样，你依伴着这片树林，  让林木披满清辉。 啊，心爱的月亮，在你柔漫的银辉里  兔儿正在林中嬉戏…… 暮色在天空大地流溢，  碧蓝色又旋即泛起，  阴影从屋顶和山峦遁离  新月的白色光辉徐徐飘飞。 月亮，你在做什么，远在那天上。  告诉我吧，啊沉默的月亮；  夜晚你上升；观照荒原，  然后你依然下沉、隐藏。 这篇讲演中是不是有很多的线索纠结在一起了呢？我应该拉哪条线抽出头来呢？有一条线索把月亮、列奥帕第、牛顿、重力和浮力联系了起来。有一条卢克莱修、原子论、卡瓦尔康蒂的爱的哲学、文艺复兴时期魔术、西拉诺的线索。还有作为一个比喻、谈论世界上微尘般细小事物的写作线索。对于卢克莱修来说，文字就像永恒移动的原子一样，通过组合，创造出极多种多样的词汇和音韵。古今许多思想家都使用过这个观念，他们认为，世界的种种秘密都包含在书写符号的种种结合之中：我们不禁会想到莱蒙特·吕黎（Raymond Lully）的《大艺术》（Ars Magna）、西班牙犹太法师的大经书和皮戈·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甚至伽利略（Galileo）也把字母表看作为最小单位一切组合的典范……还有莱布尼茨……我是否应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呢？等待着我的结论看来不是很明显的吗？写作就是现实中每一种过程的模式……的确是我们所能知道的唯一的现实，的确干脆就是唯一的现实……不不，我不会走像这样的路，因为这些路会让我远离我所理解的语词的用法，也就是说，语词是对事物的永恒的迫逐，是对事物无限多样性的永无止境的顺应。 还有一条线索，就是我首先抽出的这一条：文学是一种存在的功能，追求轻松是对生活沉重感的反应。大概甚至卢克莱修也痛感这一需要，甚至还有奥维德；卢克莱修寻求过——或者他认为他寻求过——伊壁鸠鲁的冷漠；奥维德寻求过——或者他认为他寻求过——依照毕达哥拉斯教导所说的轮回。 我习惯于认为文学是一种知识追求。为了进入有关存在的论述，我必须考虑延伸到人类学、民族学和神话学的文字。面对着部落生活的苦难困境——干旱、疾病、各种邪恶势力——萨满的反应是脱离躯体的沉重，飞入另一个世界，另一层次的感受，从而可以找到改变现实面貌的力量。在距离我们较近的世纪和文明中，在女人承担艰苦生活大部分重担的农村，巫婆们夜里骑着苕帚棍飞驰，或者乘坐更轻的车具，如麦穗，或者稻草。在被宗教裁判所列为禁忌以前，这些场景是民间想象力的一部分，或者甚至可以说是生活感受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是人类学的稳固特征，是人们向往的轻松生活与实际遭受的困苦之间的一个连接环节。而文学则把人类学的这一设想永久化了。 首先，口头文学：在民间故事里，飞入另一世界是常见的事。在符拉基米尔·普罗普（Vladimir Propp）的《民间故事形态学》（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1968）中开列的“功能”当中，有一种方法是“人物转移”，说明如下：“通常，被寻求的物体是在‘另一个’或者‘不同的’国度，这个国度可能在横向上十分遥远的地方，或者，在纵向上，或在高空，或在深海或地下。”接着，普罗普罗列许多人物腾空的例证：骑马或骑鸟，化装为鸟，乘飞船，乘飞毯，坐在巨人或鬼魂肩上，乘魔鬼的车辆。 把民族志和民俗学中记载的萨满教和巫术的功能与文学中包含的形象目录接合起来，也许不是无的放矢的。恰恰相反，我认为每种文学手段背后的最深刻的理性是可以在这种理性所符合的人类学的需要之中找到的。 我想以卡夫卡（Kafka）的《木桶骑士）（Der Kübelreiter）结束我这篇讲演。这一篇在一九一七年写成的第一人称的故事，很短。故事出发点是奥地利帝国战争期间最艰苦的一个冬天中的真实情况：缺煤。叙事人提着空木桶去寻找火炉用煤。路上，木桶像一匹马一样驮着他，把他竟驮到了一座房屋的第二层；他在那房屋里颠簸摇摆得像是骑着一匹骆驼。煤店老板的煤场在地下室，木桶骑士却高高在上。他费尽力气才把信息传送给老板，老板也的确是有求必应的，但是老板娘却不理睬他的需求。骑士恳求他们给他一铲子哪怕是最劣质的煤，即使他不能马上付款。那老板娘解下了裙子像轰苍蝇一样把这位不速之客赶了出去。那木桶很轻，驮着骑士飞走，消失在大冰山之后。 卡夫卡的许多短篇小说都具有神秘色彩，这一篇尤其如此。也许是卡夫卡不过想告诉我们，在战时寒冬之夜外出找煤一事把晃动的木桶变成了游侠的索求，或者一辆大篷车穿过沙漠，或者乘魔毯的飞翔。但是，一只空木桶让你超离既可以得到帮助、又可发现他人利己主义的地方；一桶空木桶，作为匮乏、希求和寻找的象征，又把你带到一个连小小的要求也得不到满足的地方——所有这一切都足以引发人无限的思考。 我读到了萨满和民间故事中的人物，读到了被转化为轻松、使飞翔进入一个神奇的、有求必应的境界这样的事成为可能的困苦。我谈到了乘着普通家常用具——如一只木桶——飞翔的巫师。但是，卡夫卡故事的主人翁看来没有被赋予萨满教或者巫术的力量；大冰山后面的国度看起来是一个空木桶有可能被装满的地方。事实上，那木桶装得越满，就越不可能飞翔。就这样吧，让我们骑上我们的木桶，来面对未来一千年；我们能够往里面装多少东西就装多少，不可抱更大的奢望。例如，轻逸；于轻逸的好处，在这里我已经用尽心思谈论了一番。 [*] 整理者注：参照《十日谈》原文，吉多此句回话大意为“你们这是在自己家里，要怎么骂我都由得你们”

quickness诺顿讲稿之二

美国《外交》双月刊2 0 1 1年3/4月号文章题：后“华盛顿共识”———危机之后的发展，作者美国全球发展中心主席南希·伯索尔、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