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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我在北京见到了小说家余华。他那时候刚从尼泊尔回来。在那里，毛泽东的思想激励革命者们推翻了君主制。作为文革时代的红卫兵，和很多他的同龄人一样，他对毛有着极端复杂的看法。而令他惊讶的是，当他听到尼泊尔毛主义者们高唱他年轻时所熟悉的歌曲时，他从未想过他此生会再次听到（那些歌曲）。 实际上，尼泊尔毛主义者的胜利，只是毛泽东"归来"的标志之一。在印度中部，一些武装团体自豪地称呼他们自己为毛主义者。他们控制了一个广大的区域。这片区域资源丰富，印度政府试图保持这里的安全，但却遭到毛主义的激烈抵制。根据《外交政策》杂志最近的一个报告，像丰田和可口可乐这样的跨国巨头都非常依赖这里的矿产资源开发。 似乎是不肯落后于国外的毛主义者，一些中国人已经开始精心调动人们对毛泽东依旧含混的记忆。通过短信发送毛语录, 在国有的电视台和电台上广播"红歌"，薄熙来，这位雄心勃勃的中国西南部重庆市的党委书记，正在领导一场意想不到的毛主义复兴运动。 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学术界和新闻界更多地是宣称马克思的回归，而不是毛的回归。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明确预期了资本过多积累的问题，并观察到了浮躁而投机的投资者造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参差不齐：在造就富人的同时，造就了更多的穷人。但毛泽东的"中国化的"和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包括游击战争的蓝图，对于许多贫穷国家的人来说更加直接有效。 人们乐于简单地妖魔化毛泽东，或者谴责今天的毛派同秘鲁的"光辉道路"游击队和红色高棉一样罪恶。虽然，毛泽东对中国造成的暴力损害的规模相当于过去的两个世纪建立国家的过程期间所有其他灾难的总和，但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付出了可怕的成本。仅在上个世纪中，在亚洲的广大地区，从土耳其和伊朗到印度尼西亚和台湾，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死于政治冲突、饥饿和残酷的剥削。 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会去洗白它们国父的劣迹。然而，领导那些前殖民地国家独立的国父们的影响力已经式微。几乎没有人会被苏加诺的书籍激励，或者像纳赛尔及真纳那样，被凯末尔的民族主义所激励。所以，对毛的谴责并不能解释其在国内外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力。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最近求助于毛，一点都不奇怪，正如他们同时也将孔子作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来源加以征引。向毛求助，是权宜民粹主义（expedient populism）的范例，不安的统治阶级屡试不爽。作为新中国的象征，毛泽东和姚明、李娜一样，只是不具刺激性的符号。然而，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说，有一个危险得多的毛。对于他们来说，毛并不是饱受争议和批评的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正如余华在即将完成的一本书中所写："毛泽东在中国所做的事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保持着活力，如同在肥沃土壤中的种子一样，生根，开花，结果。" 在毛灾难性的统治之前，他就已经发展出了这些易于传播的思想。事实上，他为革命前的中国遭受的疾患开出了药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论游击战（On Guerrilla Warfare，1937。疑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1938）和"论持久战"（1938）。这些理论，使他在面对竞争对手时赢得了决定性的优势。 在他的职业生涯早期，他将中国内地的封建精英和半殖民地沿海城市中的资本家视为敌人，然后成功地动员"人民"军队击败了他们。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在许多农业国家，总是比古典的、城市化的马克思主义有更大的吸引力。在那里，得到外国援助的渺小精英，统治着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 近半个世纪前，越南和古巴的民族主义团体成功地实现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在，包围着城市的农村为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鲜的土壤。 对于这些扩张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受害者，毛主义不再无关紧要，而是重新成为富有吸引力的理论。 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印度中部的森林。在这里，印度政府冷酷无情地把该地区巨大的矿产资源向私营和跨国公司开放的行为，诱发了毛派的叛乱。在那些认为每个人都会热爱自由民主和iPad的小资眼里，用毛泽东的豪言壮语唱衰当地"买办"和帝国主义者的印度毛派看起来可怜得要死。但是，那里的毛派，虽然有些腐败和野蛮，但是已经在数百万土著人民（Adivasis人）中间站稳了脚跟。这些土著居民脆弱的自给自足经济已经被跨国巨头和它们在印度的代理人破坏。 印度作家沙什安克•科拉指出了毛派在Adivasis兴盛的重要原因："这些毛派分子的生活状况，而不是毛主义的思想，把毛派的追随者推入与被剥夺进行绝望斗争的状态。科拉写道，"采矿和重工业使得Adivasis人流离失所，摧毁了他们的生计，却没有给他们带来工作机会。他们只能加入庞大的民工海洋，陷入贫困，接受那些过度劳累却只能获得最低薪水的职位。" 人们不知道毛派叛乱将会何时结束。在过去的10年里，印度准军事部队试图镇压毛派叛乱，并造成超过10000人丧生。尼泊尔的毛派在推翻君主制后，参与了选举。印度毛派短时间内不会放弃武装抵抗。 印度政府或许会发现永远不可能在军事上压倒他们。对于这些受害者来说，经济全球化的好处流向他们的可能性比流向那些美国中西部后工业城市更难以想象。科拉写道，"工业资本主义没有丝毫可能向人民提供剩余价值。Adivasis毛主义者将永远成为工厂中的无产阶级"。一个漫长和血腥的僵局正在招手。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国，毛主义可能会减少到近乎毫无意义，但是可以肯定，在世界上许多角落，毛主义会长久地存在下去。（powerzhang　编译）

巴勒斯坦官方决定9月20日向联合国提交入联申请，此举将产生什么影响呢？ 程序上还存在一定问题。巴解组织执委会成员阿什拉维表示巴勒斯坦已经争取到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中122个国家的支持，最终有望拿下130票，获得通过提案所必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赞同。然而，入联申请的审批，是从安理会开始的，而美国已经扬言要否决提案，庇护以色列。美国去年二月曾否决过谴责以色列的提案，此外，美国国会停止对巴勒斯坦的援助也不是不可能。 以色列方面对巴勒斯坦可能加入联合国感到忧虑。长期担任以方和谈代表的国际法专家丹尼尔•雷斯纳认为，巴勒斯坦入联会引起混乱，因为奥斯陆协定后巴以双方签署的所有法律文件都将失效。但阿什拉维反驳道，以色列人在危言耸听，1988年巴勒斯坦就已经建国，并且获得了全世界的承认。入联不会否定已经签署的协议，反而会增强其效力。 依照巴勒斯坦官员的说法，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驱除以色列势力的斗争，将因入联获得重要支持。犹太人国家在外交上将遭受明显的损失，而且各种各样的国际正义机制将被引入巴以冲突之中。7月份进行的一次民调显示，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支持入联申请。四分之三的巴勒斯坦人要求政府说到做到，九月之后就向被以色列军队占据的区域派遣警察，并开始建设机场，无论这些举动会造成何种后果。（南渝霜华　编译）

五分之四的拉美人生活在城市中，这个比例在亚洲和非洲不到百分之五十。人口超过二十万的198个拉美大城市贡献了该地区经济生产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中一半又来自十个最大的城市。城市化是过去半个多世纪拉美经济的动力源之一。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指出，拥堵、污染、住房短缺和缺乏都市规划，可能导致拉美大城市拖累国家经济发展。 直到七十年代，大城市都是拉美经济发展的排头兵。1920到1970年，圣保罗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3%，里约热内卢也有7%，都高于整个巴西的6.8%。但在2008年，圣保罗经济增长率只有全国的三分之二，里约更低到了全国均值的37%。九个拉美经济重镇中，只有利马、墨西哥城和蒙特雷的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中型城市开始展现更多的活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拉美经济自由化改革的积极成果。麦肯锡认为，未来15年中，除受惠于离岸石油和奥运会的里约外，十个最大拉美城市的多数在人口和产出方面的增长都会低于平均水平，但其他大中城市会快速发展。 拉美特大城市早早失去锐气的原因是制度、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建设跟不上人口膨胀的速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同类型城市相比，拉美的十大城市治安不佳，住房大面积短缺，教育落后，医疗服务差劲。在能源使用和废物处理方面，这些城市效率不高。例如，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每取得一美元产值，能耗比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要高60%。要克服住房短缺，并为城市居民提供水电气、排水系统等配套服务，需要在2025年前投资3万亿美元。缺乏城市规划是另一个重大问题。城市的盲目蔓延造成了绿地的缺乏，加重了交通系统的负担，也使得商业和住房的发展在选址时遇到很大困难。考虑到未来15年中车辆拥有率年均4%的增长，拉美各国应学习巴西城市库里提巴的公交系统建设经验。解决交通问题的另一个有效方案是地铁，尽管耗资甚巨。（南渝霜华　编译）www.aetas.cn/read 

地缘政治总是牵涉到整个区域。伊拉克已经是地区霸主沙特和伊朗争雄的代理战场，而如何避免在美军离去后爆发全面内战也是对该地区的重大挑战。同样，局势严峻的叙利亚也是中东强国的博弈场，牵涉到伊朗、沙特和土耳其。 土耳其和伊朗同为叙利亚最重要的盟友，但这两个国家与后者的关系却迥然不同。德黑兰与大马士革长期保持战略同盟关系，而安卡拉仅在最近才因为为叙利亚的发展提供了关键的贸易和投资变得重要起来。同时，尽管土耳其与美国因伊朗核计划对其孤立、打压的策略保持了距离，土耳其和伊朗在大中东仍是竞争对手。沙特的情况也很复杂：该国对阿拉伯民主绝无好感，也是阿萨德政权的潜在庇护者，但亦乐见叙利亚摆脱伊朗的控制。这就不难理解，为何沙特强力镇压巴林的民主抗议，却谴责阿萨德同样的行为：巴林的抗议者是什叶派，被沙特看作伊朗代言人；叙利亚的抗议者是和大多数沙特人一样的逊尼派，而阿萨德政权则基于什叶派分支阿拉维特派。 土耳其在逊尼－什叶之争中并不一边倒。其外交政策是整合各方，照顾各方的关键利益，以此平息冲突。土耳其政府自认为是西方与阿拉伯世界的桥梁，甚至是西方和伊朗的桥梁，支持阿拉伯民主，秉承矛盾应通过反映民意的政治方案解决的原则，这在其利比亚政策中有明确体现。土耳其对叙利亚也是一样，敦促政权推行民主改革，批评对抗议者使用暴力，并允许反对派以伊斯坦布尔为基地活动。 土耳其的举措与其国内政局有关。埃尔多安政府对国内民意的重视，在土耳其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正如2009年早期对以色列摧毁加沙的暴怒，以逊尼派为主的土耳其民众对叙利亚的逊尼派群众因挑战政权被镇压亦十分愤怒，进而反对大马士革。但占土耳其穆斯林数量约20%的阿勒维派，则亲近执掌叙利亚的阿拉维特人。此外，叙利亚难民正在陆续涌入土耳其。这使得埃尔多安将叙利亚看作一个国内问题，而不简单是对外交政策的挑战。 这与伊朗的态度有天壤之别。伊朗采纳了阿萨德的说法，即抗议的背后是西方和以色列的阴谋。据称，伊朗为阿萨德政权提供了50亿美元紧急援助。阿萨德的强硬态度可能会使土耳其在这个问题上倒向西方和沙特。土耳其担心叙利亚变成伊拉克式的教派冲突泥潭，但不同意金砖四国反对任何形式干涉的建议。土耳其反对一切武装干涉，但同时认为阿萨德的轻蔑才是最危险的。 以色列媒体暗示，华盛顿方面有人认为土耳其和伊朗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是把安卡拉拖回西方-以色列阵营的契机。但这种想法缺乏远见。首先，德黑兰对阿萨德政权的支持并非不可动摇，如果局面不可收拾，德黑兰也可能抛弃阿萨德，寻求与新政权建立某种良好关系。其次，尽管叙利亚是伊朗在阿拉伯世界的坚实根据地，但伊朗也非常需要土耳其的友谊，尤其是后者在伊朗核问题上对美国路线的坚决反对。 需要注意土耳其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土耳其在应对伊朗核问题时与美国分道扬镳，并不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上亲近伊朗，或准备任由其获取核武器，而是因为土耳其相信美国的策略正在走向失败，不能促进地区稳定，而会把整个地区拖入灾难性冲突。无论叙利亚局势如何演变，这个判断都不太可能演变。同样基于对地区稳定的关注，土耳其可能会不顾伊朗的态度，在未来一段时间对大马士革施加更多压力。（南渝霜华　编译） 

最近一段时间，民主弊端、扩盟疲劳（enlargement fatigue）和援助基金与日俱增，使欧洲的未来饱受质疑。来自东西欧的知识分子对欧洲的疾患进行了诊断

2011年8月2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两党领袖达成的债务上限协议，将美国债务上限从14.3万亿美元提高至16.7万亿美元；未来10年内削减2.1万亿美元支出；并且将建立一个12人国会特别委员会，负责在11月23日前制定出一个削减赤字1.5万亿美元的具体方案。奥巴马签署该协议后，美国财政部获得了4000亿美元的国债发行额度。 不过，协议的达成反而造成了美国股市的连续暴跌。8月3日道琼斯指数跌破12000点重要心理关口，此后多个交易日连续暴跌，至8月末在11000点上下拉锯。而国际市场黄金价格8月3日后则连续上涨，三周时间从1680美元直冲1900美元。这些现象表明美元正在大规模流出美国。但至少在表面上，美国在8月2日这个时限点避免了债务违约。 美债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危害 在美国的生产能力早已无力支撑庞大的美元数字，美元却依然是世界货币的情况下，美元从美国的大规模流出／回流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美国债务上限协议实质上导致美国明确的未来国债－美元释放计划的难产，这就给美元在最终减赤方案"难产"期间的流出及回流造成极大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将严重打击全球经济，甚至威胁全球局势稳定。 根据8月2日通过的协议，12人国会特别委员会将在11月23日之前提交未来10年减赤1.5万亿美元的具体方案，而该方案将在12月23日由众议院表决。此外，国会还必须在10月1日到年底之间就平衡预算修正案进行表决。这些其实都是美债危机的时限上抻长而烈度上人为抑制。从现在到年底之前，多个时点上发生的与减赤或国债有关的美国政治动作，都会对美元的流出／回流产生方向性的影响。 到年底之前，美国财政部没有推出大规模国债发行计划的情况下，美元将流出美国。 首先，由于在先前的QE2过程中，资金被大规模以再融资等方式注入到美国大企业的账户上，因此，美元流出的方式将表现为美国大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抢购大宗商品等原材料。这就会对原油、铁矿石、棉花等原材料产生巨大的推涨作用。近几日的原油价格连续下跌情况，并不符合全球美元流动的趋势，必须警惕原油在年底之前随时可能出现的突然暴涨情况，尤其是在原油产地如果出现局势突变的情况下（如利比亚或中东局势变化）。 其次，美元流出的过程中，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产生热钱流入压力，推高利率及物价。这些国家将在经济增长放缓（由于利率高）的同时面对通胀压力。 第三，美元流出将造成国际粮食价格上涨，而且在当前的全球谷物贸易体制下，粮食价格变化会比货币数量变化更为敏感，可能突然出现暴涨。这就有可能造成类似今年上半年中东危机这样的危机局势扩大化。而这种扩大化的危机，有可能被引导到中亚和东南亚这样的中国周边地区。 最后，美元流出本身意味着美元贬值，这就意味着美元将不适合作为可持有的储备货币。除了美元，其他可选择的货币最主要的是欧元。然而，美国绝不希望欧元成为美元的"替代性货币"，因此，美国会动用各种手段打击欧元。美国绝不会在欧元区面临的主权债务危机中成为施救者，只会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造成欧债危机的持续，并在需要的时机恰到好处地恶化一下。美国刚刚通过债务上限协议，美元流出，这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主权债务评级就被下调，这巧合未免太巧了些。 年底之前，如果美国财政部推出大规模的国债发行计划，或者出现一些意外情况（如美联储上调利率），美元将大规模回流。在美元回流的情况下，将产生的后果为： 首先，美元的大规模回流将造成全球通货紧缩。在先期发生通胀的情况下再发生迅速的通缩，是经济所可能遭受的最严重灾难之一。 其次，全球通缩无异于美国对全球财富的大规模洗劫。这是杀鸡取卵式的洗劫，这是美国政府也无法控制的，关键是这种洗劫将会把世界很多地方的财富清零，造成大规模动乱。 最后，由于美元的流出－回流是受到美国减赤问题两党博弈状况影响的，而这种状况可能出现反复，因此全球可能将面临多次美元的"冲击－回流－再冲击－再回流"过程，这无疑是各种原有矛盾和危机的催化剂和爆炸引信！ 对亚洲及中国的影响 美债危机对中国周边局势的影响将体现为两个方面： 首先，对东南亚安全的影响。美元的进一步涌入将把越南、泰国等国的利率和物价推向更高水平。这就会引发其他社会问题。越南在面临社会问题的情况下，可能会把祸水引向南海，增加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摩擦。而泰国的社会矛盾可能再次爆发。 其次，对中亚安全的影响。全球粮食涨价可能会造成中亚发生中东式的危机。如果美国势力渗透很深的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局势发生变乱，就可能影响到中国的中亚能源通道安全。 美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需要警惕的也有两方面： 首先，美元→玉米价格→猪肉价格的传导链条将造成中国通胀压力。玉米是国际谷物贸易中最主要的交易品种，受到美元数量的高度影响。所以，美元大规模流出美国将使中国CPI面临巨大压力。其次，美元的流入再回流过程，将使得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资金链面临巨大挑战。目前中国银行体系中约47%的贷款是房地产及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美元数量增加将导致外汇占款增加，从而推高人民币供给量。这样，在总的人民币供应量面临增加压力的情况下，房地产资金也相应充裕，这种情况下房价上涨势头实际上很难遏制。然而，美元的突然大规模回流却可能造成房地产资金链突然断裂，在目前房价高企成交量却低迷的情况下，资金的突然撤出就意味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日本1990年遭遇的正是这样的情况。这是必须严正面对的挑战

文章比较短，附录加个韩国中央日报2011.7.14的采访："在过去，所有者认为公司是自己的，而现在他们好像只是把公司看成是单纯的资产增值手段。" 他们能够过上舒服的生活，不再进行长期投资了。我觉得这是一大问题所在。"

谈公共投资和经济发展，私有化并非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出路，三类可以替代私有化的政策方案：组织改革、增加竞争、政治／行政管理改革。

9月4日至6日，"20世纪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凯风研究院会议室举行。本次会议由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主办，美国杜克大学历史系、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协办，来自中国与美国的22位学者提交并宣读了论文。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出席开幕式，并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教授共同致开幕词

我国近20年来癌症呈现年轻化及发病率和死亡率“三线”走高的趋势。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资料称，每分钟就有6人确诊为癌症。

潘光教授哈佛大学演讲记录

在悠久的犹太民族流散史上，强大而繁荣的犹太社团总是伴随着客居地主流社会强烈的反犹主义。但在当代美国，犹太社团史无前例的强盛却并未招致主流社会的嫉妒和敌意。

选自饶宗颐学术访谈集《选堂清谈录》

写完《回忆李雪峰同志和我父亲的一段往事》的短文，在给几位亲友看过、并听了他们的观感与意见之后，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庐山会议这桩历史往事到今天，毕竟已经三十多年了，当年庐山会议上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其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不仅由于时间久远，有许多事在人们的记忆中己经淡忘了，而且时代精神和社会思潮的巨大变迁，也使今天的人们感到相当隔膜、不易理解。至于我们的子女，对于同他（她）们祖辈关系十分密切的往事，那种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基于家族关注的深厚传统，几乎完全兴趣索然了。 因此我觉得，为了使大家便于理解回忆李雪峰同志的短文，对庐山会议这场政治风波的来龙去脉，需要进行一些轮廓的介绍。为此，对庐山会议的基本历史事实，虽然我也又看过一些材料，不过主要还是通过自己的回顾；在回顾这段历史往事的同时，对其中蕴含的是非曲直，也在进行一些自己的反思。 这种回顾与反思，其出发点，自然不是起码不应当是家族式的。当然，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回顾和反思，同当年的认识，包括当年基于“党性”的正统“结论”和市井坊间的野史传言，自然也会有所不同，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隔代修史”的传统，这大概是因为，后一代人，不仅离当事者利害恩怨的纠葛远一点，而且不会过分囿于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限制，因而会比较客观和超脱一点。庐山会议到今天己经三十多年了，从毛泽东的“革命时代”到邓小平的“改革时代”，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改变，因此说“隔代”似乎并不妥当；但“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巨大变化，却使人们大有恍若隔世之感，所以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和反思，若说是“隔代”，也算沾点边。 第二，意大利一位著名哲学家克罗齐有句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的意思是说，虽然历史上己经发生的事还是那些事，但历史常读常新、也常写常新，一切历史著作，都是特定时代的人基于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的产物，作者是这样写的，读者也会这样读。对庐山会议这一段历史，那个时代的“当代”的人们，自然会有他们当时的看法和说法，我们今天这些“当代”的人，亦会有也应当有一些自己的新的思考。 沿个这个思路，又进行修改，补充了一些内容，不觉间就写的长了，竟有两万多字。几位朋友看了以后，开玩笑说：“你这是回忆李雪峰同志呢，还是让李雪峰给你想写的东西作广告呢？”想想也是，于是就把属于我的回顾与反思的部份，摘出来单独成篇，即成此文。 当然，庐山会议上的事，我并不是亲历者，因而所谓回顾，只能是间接的，而这里谈的所谓反思，也只是我个人的反思。 撰写此文，对我而言，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许多人都知道，我父亲在庐山会议时，是当年那场政治风波的当事者，尤其在随后一系列政治事件的旋涡里，更是要角；由此，人们对我的观点的主观倾向性，或许会有些怀疑。我想，有这种怀疑，也是人情之常，因为我和许多人一样，阅历只是有限的，而且也有个人感情，这无须否认。不过，好在我写的东西，并不是什么“钦定”的官修历史，只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言，这使我稍感自我宽解。可即便如此，当我下笔时，也增加了几分谨慎，这种谨慎，自然也是要面对指责的压力，但更多的，还是出于“公正”与“客观”的自律，至于是否确实做到这一点，读者自然会有各自的判断。     始于“九大”前后的毛林分岐，其实质是“文化革命” 说起来，当年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并不是偶然发生的。 在1969年春党的“九大”前后，林彪和毛泽东在“文化革命”问题上分道扬镳了。“糜不有初，鲜克有终”，林彪同毛泽东一起搞“文革”搞了三年以后，他改变主意了，不想再跟毛泽东一同“继续革命”了。 “九大”的《政治报告》，突现了两人的根本分岐：毛泽东让陈伯达牵头起草，但陈伯达的稿子，却是按照林彪的意图写的，这个稿子被毛泽东否定了；这时，参加“九大”的代表们已经来到北京，毛泽东临时又让张春桥、姚文元重新起草，他自己亲自修改定稿，论述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于是，在党的“九大”会议上，原来反映林彪思想的那个《政治报告》，被毛泽东否定了；而后来这个《政治报告》，林彪在大会上只是照本宣科地念了一遍，事前连看也不肯看一遍，还语带讥讽地说，他“不愿掠他人之美”。对于林彪，这恐怕远不是个心情不太愉快的问题，作为政治家，林彪懂得这意味着什么：《政治报告》仍由他作，面子和地位虽然有了，但政治家是行动者，《政治报告》则是“行动纲领”，今后全党的中心工作，还要贯彻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路线。对此，林彪的不满溢于言表：“什么路线，还不是毛线！”由此，他同毛泽东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分岐具有了根本的性质，并且已经系统化和理论化了。 “文化革命”，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是他晚年的一桩事业。按照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虽然到召开“九大”时，各省市的“革命委员会”己经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了，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要“落实到基层”，还要继续努力，有许多工作要做。 或许，毛泽东还会认为，到各省市“新生的红色政权”成立，党政系统的问题，算是初步解决了；但是，军队系统的问题，由于“文化革命”战略部署的需要、要担负“三支两军”的任务，没有能够很好地在“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仍是一种缺憾。下一步，应该找个机会、想点办法，让军队系统再补一下“文化大革命”前一个阶段所缺的课。 —— 说起来，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也算是“阳谋”，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上写得很清楚：“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这些人物，有些己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 在通过这个文件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林彪意气昂然，唱的是红脸，实际上主导和左右了这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的进程和结果；可时过境迁了，这些以特有的语言风格反映当年亢奋的“时代精神”的话，如今听起来，林彪怕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关于“文化革命”的根本宗旨，《五.一六通知》是一个战略性质的文件。 显然，这里并没有把解决军队系统问题的任务除外。从这个角度看，1967年夏秋时，毛泽东否定和批判“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对他而言，可能只是基于文革“战略部署”、出于“稳定军队”的需要，是一种战术性的策略。《五.一六通知》，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了许多遍，对“文化革命”的根本宗旨和战略目标，他是不会忘记的。对林彪，这也是有言在先的事，“勿谓言之不预也。” 因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全党还要继续贯彻，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还要搞下去。在党的“九大”会议上，毛泽东把他的意图，作为全党今后的“行动纲领”，写进了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更加正规了，也取得了正统性的地位。 而林彪对“文化革命”的想法，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长篇讲话里，他实际上己经进行了一番相当系统的论述： 首先，他从全世界的宏观角度，洋洋洒洒地介绍了世界历史上的“三次文化革命”：“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接着，他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列入世界史上的第四次“文化革命”。—— 这种说法，不仅很是新颖别致，也是一顶大大的高帽子，因为这种说法，使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国际共运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具有了能够载入世界文明史的意义。 然后，林彪又以宏大广阔的视野和简明通俗的语言，论述了他所称的“三大革命”——“文化革命”、“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之间“相互转化”的关系：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文化界的“文化革命”开始，然后发展与转化到党政部门的“政治革命”阶段；现在已经胜利了，下一步，该发展与转化到“经济革命”的阶段了。 —— 林彪这番宏论，在当年，让那些对世界历史所知有限的中央委员们， 听来颇为新奇，令人耳目一新，大家都为“付统帅”的渊博而赞叹不已。据林彪自己说，对陈伯达为他写的九大《政治报告》的稿子，他“并不是很满意”，他“还是更喜欢”八届十二中全会时的这个稿子。 当然，在历史学家看来，林彪在这里所作的类比，也许有点不伦不类；不 过，林彪也不是想改行去当个历史学教授，所以我们对他的这些史学论断，也不必学究气地过于“较真儿”。作为政治家，林彪所传达的意图，实际上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作为“文化革命”的阶段和“政治革命”的阶段，既然己经胜利了，就应该转为“经济革命”、也就是经济建设的阶段了。 但是，毛泽东的眼光，在党内斗争无数惊涛骇浪中已经修炼得十分老辣，对林彪心里盘算的那点小九九，其洋洋洒洒的宏论背后真正的潜台词 ——“权力己经到手，文革可以结束”，他早己从蛛丝马迹中洞若观火。 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历史上，林彪跟毛泽东几十年了，对与他这位“亲密战友”的友谊，毛泽东还是很珍惜的；当然，这种“亲密战友”的关系，在毛泽东心中，主要仍然是政治的，而不是个人性质，这倒未必是毛泽东“不念旧情”，而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更关心现实政治目标的需要。 ——在这方面，毛泽东做得实在有点太过分，他甚至把他同家庭成员的关系也完全政治化了：建国初期，为了铲除旧中国官场“任人唯亲”、“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朽裙带作风，为新中国的政坛新风作出表率，毛泽东拒绝给他所有亲属安排工作以照顾；但后来，为了“文革”的政治需要，却把他的家庭成员推上极不相宜的政治高位，尽管这也是她（他）们自己的愿望，但她（他）们对“文革”前景的莫测与凶险，却未必都能象毛泽东那样有那么深刻的认识。毛泽东这种很不寻常而且遭人诟病的用人的做法，在他看来，也许就象当年动员他的弟妹和家人走向革命道路一样吧，可是这一次的结果，却使他的家人成了他“文革”的殉葬品。  因此，这个时候，毛泽东对林彪这位“亲密战友”，或者使他重新回到“文化革命的路线”上来，同他一道“继续革命”，并且要用实践证明确实如此；否则，为了他的“文革”事业，就要把林彪从“付统帅”和“接班人”的位置上拿下来，就象“文革”之初把他在延安时代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刘少奇拿下来一样。 —— 从更早些时他曾经成功地把张闻天这位“明君”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拿下来的历史经验看，对毛泽东来说，这似乎也并不是什么非常困难的事，起码并非绝对办不到。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依他的“斗争哲学”来看，不论在党内还是在国际上，不论是斗勇还是斗智，除了同斯大林最后算是打了个平手，还没有什么人是他应付不了的对手。林彪跟他几十年了，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对付林彪，他有充分的自信。         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和林彪己经在暗中“较劲” 不过，这一次他对付林彪，事情却也并不轻松。“文化革命”搞了三年之后，林彪的权力急剧膨胀，“九大”前后，他在中国政坛的地位正处在颠峰时期：整个军队由“林付主席直接指挥”，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都“军管”了，全国各省市的地方政权，由于“三支两军”而实行“军、干、群三结合”的体制，其主要权力也在军队的支配性影响之下，在文革中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军队的作用和地位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尤其是军委的领导班子，在罗瑞卿和杨成武先后被拿掉以后，对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一班人，林彪很信任、很放心。—— 大概就象“辽沈战役”之前毛泽东当年那句显然带点赞许和得意的夸奖吧：“林彪壮得厉害！” 此时，倘若设身处地为林彪想一想：如果“文化革命”的“继续革命”还要搞下去，中国政坛既成的权力格局，势必要“重新洗牌”，对林彪来说，那岂不是要自乱阵角吗？用“文革”时代的话来说，再搞“天下大乱”，那就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了。“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到手的权力格局再用自已的手把它搞乱，林彪自然不想干这样的事。可是，如今再选择“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人生之路，又叫他“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呢，即使弄到个“舍熊掌而得鱼”的“软着陆”的结局，象陈云、邓小平那样靠边站、坐冷板凳，作为一个政治家，那种百无聊赖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呢？ 看来，自问并不缺乏谋略和定力的林彪，尽管在“文化革命”发动时，也曾有几度“临事而惧”的思虑犹豫和“待价而沽”的盘算计较，可几番“半推半就”的姿态之后，还是进了这“难办的曹营”。 如今，“文化革命”己经搞了三年了，事情弄到这种地步，形格势禁，己成“骑虎难下”之势了。林彪那时的心情，也许就象《红楼梦》里的那个晴雯吧：早知道象今天这样“担了个虚名儿”，又何必“文革”发动前后的当初，同毛泽东演那一出“二人转”呢？ 可是，林彪却不是等闲人物，同他在“文革”的公开场合一再表示“祟拜”的姿态和“大树底下好乘凉”的言论有所不同，在他内心深处，对毛泽东是另有一些看法的。跟着毛泽东几十年了，作为学生，他才气不凡，耳提面命，对老师的谋略，也看出一些门道。这位个性极强的“常胜将军”，绝不愿就此认输，“毛主席的好学生”当了几十年了，难道还没有“出师”嘛？他不肯就此善罢干休，要试试自已的身手，同他的老师“过两招儿”。 毛泽东和林彪真正的分岐，有如巨大的冰山，深深地隐藏在水面之下。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公开闹腾地厉害的，基本上集中在“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两个问题上，不过这只是冰山浮出水面上的部分。 关于“天才”问题，自毛泽东在修改“九大”《政治报告》中亲自划去了“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这三个副词时，己经同林彪在“文革”中给他捧场的那些言论划出了一条界限，毛泽东把他的个人威望“反其道而用之”，为随后同林彪的分岐与斗争预先留下了伏笔。在此后的日子里，毛泽东在中国政坛的斗争中开始频频使用他的这个新的政治武器。 有这样一个故事，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当年毛、林之间关系的政治气氛： 1970年夏，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毛泽东一下车，看到北门上挂着他的画像，发了脾气，用他特有的辛辣嘲讽的口吻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进了北大厅，毛泽东看到原来挂画的地方，都挂上了“毛主席语录”，又生气了，说：“我那几句话就有那些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嫌！”并且当下就向周恩来布置：“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随后，自然是周恩来去落实毛泽东的这些“最高指示”。 在当年的政治气氛下，毛泽东此举并不是小事，也不是个单纯的“谦虚”问题，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对着林彪来的。果然，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它成了林系大将“清君侧”时敲打周恩来的口实。显然，毛、林之间文革初期的“政治密月”，己如“昔日黄花”了。不过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在今后毛、林的争执中，毛泽东可以指望周恩来在大关节方面继续站在他这一边。 毛泽东见事很透，他当然会想到政治主张的分岐，势必延伸到人事权力的争夺，他料到林彪会打“国家主席”的主意：——“国家主席”，在中国当时的国家体制中，虽然只是个虚职，但如果实权己经在握的话，“名正言顺”的意义就不一般了。如果林彪“名至实归”，党、政、军大权在握的“实权”，再加上“国家主席”的“虚职”，即便是“国家副主席”也罢，其“接班人”的地位，就更加不可动摇了。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林彪在“文革”问题上坚持同毛泽东对立的意见，关于“文革”的事情，麻烦就大了；于是，毛泽东未雨绸缪，在讨论宪法草案修改时，干脆建议取消“国家主席”的职位。 —— 就事论事地说，毛泽东撤销“国家主席”职位的意见，确实没有多 少道理：国家体制，在任何国家都是很严肃的事，“国家主席”，不能“因人设职”，也不能因人“撤”职嘛，不能你毛泽东不愿意当，又不想让林彪当，就撤销“国家主席”的职位。 不过那个时候，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文化革命”是他压倒一切的考虑。在毛泽东看来，“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是创造历史的大事业，与此相比，撤销一个“国家主席”的“虚职”，算得了什么大事？ “文革”时代，“天下大乱”，各级党委“停止组织活动”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府部门都冲垮了，“公、检、法”的专政机关也“砸烂”了，还有什么“工、青、妇”的各级机构，也一概没有了，…… 国家政权这些重要得多的部门、甚至核心和实权机关，统统都不起作用了； 在国家政权的最高层，“国务院”成了“业务组”，“军委”成了“办事组”，连“党中央”也成了个“碰头会”……； 那又怎么样呢？用他的话说，地球不是照样还在转吗？ 所以在毛泽东看来，“国家主席”这样的虚职设不设的，原本就算不了什么大事，完全可以根据“文化革命”的现实政治需要而定。 因此，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对撤销“国家主席”职位的事，毛泽东先后 六次作出明确批示，企图用他的权威，把林彪的意见压下去，让他死了这条心。 实际上，林彪同毛泽东在人事权力方面的争夺，比“设国家主席”更严重的事情，是所谓“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了解中国政坛的人应该知道：这简直就象“玄武门之变”以后的秦王李世民，向毛泽东“逼宫”了。 还有那个著名的“林付主席一号命令”。如今人们都知道，“文革”期间，整个国家政权几乎完全依靠军队维持，而军队是拿枪的，因此动用军队的事，高度集权，甚至调动一个排，都要经过毛泽东批准。这个规矩，林彪自然不会不知道。“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北京机场会谈前，形势确实严峻；但军情再怎么紧急，让百万大军进入“超级战备”，报告毛泽东的时间还是有的嘛。事后看，如果此举是做给苏联人看的，怕是判断失误了；那么，公然“先斩后奏”或者说“边斩边奏”，是做给谁看呢？这桩事，恐怕不光是瞒不过毛泽东吧。 以上所举的两件事，都涉及“军权”，这对任何国家，都是非同小可的事。比如，倘若作为国防部长的拉姆斯威尔德，宣布他是美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整个美国军队由他“直接指挥”，你问问小布什愿意不愿意？美国宪法允许不允许？毛泽东和林彪都是打了一辈子仗的人，他们都不会不知道，“军权”，这是什么份量的问题！林彪当年在“四野”，也曾是百万大军的统帅，自然不会不知道“直接指挥”这句话的轻重。而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掌握了军队的统帅权，于是，关于“政治路线”的是非纠葛，完全可以从长计议，放到延安整风时再理个头绪，这也使他在和张国涛的较量中棋高一着、占得先机。 在那个似乎只是个所谓“提法”的问题上，在中央最高当局，曾经发生过一场严重的政治争议。其原委是，庐山会议前夕，1970年的“八一社论”在中央审稿时，陈伯达坚持“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张春桥则主张采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双方争执不下，由周恩来和黄永胜去当面请示毛泽东本人定夺。可是，对这件涉及军权的事，意志强悍的毛泽东，在明确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之后，经过一番对现实情势的权衡估量和因势利导的运筹盘算，竟然把己经说出口的“最高指示”，又强咽回去了。这个关于“提法”的争执，最后的定稿，在周恩来和黄永胜于门外坐等的情况下，以毛泽东让汪东兴圈去“毛主席和”四个字了结。为了顾全大局，毛泽东不得不忍让于一时。—— 可见当年的林彪是何等权势！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和林彪的一番较量     对庐山会议，直到今天，人们的关注，包括“正史”中讲的，也是在“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这些人事权力的斗争方面，而忽略了毛泽东和林彪当时在政治主张上的分岐，就是说，只看到冰山浮出水面的部分，而没有看到水面之下冰山的主体。实际上，毛泽东和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一番较量，深一层看，真正要害的问题，是“文化革命”，这是他们两人在政治路线方面的实质性分岐。 不过，毛泽东在“九大”会议上虽然坚持了“继续革命”的“文化革命”路线，但他知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进退攻守，还须掌握一点节奏。而且，毛泽东毕竟是这个国家的当家人，这个时候，他之所以隐忍不发、暂取守势、难得地委曲求全于一时，是因为当时有几件国内国际十分紧迫的大事，必须在庐山会议上先作一些安排： 党的“九大”开过以后，要筹备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以体现“九大”路线，对政府的工作和人事也要作出安排，经过“文革”，党和国家要走上新的轨道，有许多事情要办；另外，撤销刘少奇党内职务的事，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己经通过了，但刘少奇的国家主席是党外职务，总还要在“人大会议”上办个手续吧，否则，此事日后会留下“违宪”的口实； 国民经济计划，也须在全会上讨论通过，而后在“四届人大”上作报告； “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中苏两国军事对峙的形势十分严峻，事关国家安危，战备问题也需要全党作出通盘安排； 也许毛泽东更有兴趣讲一讲的，是关于“形势问题”：国际战略格局正面临重大转机，毛泽东精心运筹多年，中美关系快要出现突破了，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也想乘机给大家吹吹风，让党内有点思想准备。 可是在林彪看来，眼下这个时机，却是不可多得的。大概是从《史记》、《汉书》关于“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宫庭智慧中得到一些启示吧，于是在庐山会议上，他发动了一场“清君侧”的“政治战役”。 这可能是一种军事智慧吧，作为战术天才，林彪对此自然不陌生：自1966年夏开始，毛泽东在“文革”问题上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一直牢牢地掌握着政治形势的战略主动权；如今，“文革”己呈“再衰三竭”之势，而且党内对“文革”潜在的不满情绪相当普遍；眼下，毛泽东又需要调整部署、安排办理一些别的事情，在“文革”问题上只好暂取守势，态势自然比较被动。这样，“主动权”—— 这个他们两个都不陌生、并视为军事上也是政治上克敌制胜的法宝，正从毛泽东的手中悄然滑落，这位政坛巨人的“阿喀琉斯之踵”，暴露在林彪的眼前了。看来，老虎也有打盹儿的时候。 不过，“战机”稍纵即失，若是等毛泽东腾出手来，“攻守之势异也”，就又是一番光景了。林彪“抓住机遇”，果断出手，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抡先发言，出其不意地发起“短促突击”；同时，按照事先的部署，安排他的“几员大将”，“搞地下活动”、“秘密串联”、“煽风点火”、“突然发难”。—— 这些用当时的语言描述的情况，人所共知。 林彪的发言，一击而中要害，顿收“立竿见影”之效，全会分组讨论时，果然掀起轩然大波。这样一来，九届二中全会原定的议程，就完全被打乱了。会议后来的过程也证明确实如此：这次中央全会原定的两项“议程”——“筹备四届人大、修改宪法”和“国民经济计划”，在全会期间的讨论中，基本未曾涉及，只是到了全会闭幕前夕，才草草通过了事。 ——了解党的历史的人应该知道，中央全会的所谓“议程”，历来是非同小可的事；原定的议程被打乱，意味着中央领导权威的动摇和丧失，党和国家就要出大乱子了。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党内出乱子，这是可与“世界大战”、“赤地千里”相提并论的大灾难。就这件事的直接后果而言，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原定于当年国庆节前后召开的“四届人大”，向后拖延了；后来，又发生“九.一三事件”，还有别的事；结果，几度己经准备就绪的“四届人大”，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四年多以后的1975年初才开成。召开“全国人大”，毕竟是国家的一件大事，如果搞得连一点起码的章法都没有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还会有权威？ 在大讲“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有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话，叫“树欲静而风不止”，意思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可是林彪的思想和语言，却独出心裁，也别具风格，在发动“文革”时，他讲的话是：“阶级斗争，树欲静而风不止，而我们就是要做那个风。”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林彪“要做那个风”了；而且对毛泽东说他的“借助锺馗，为了打鬼”，也“反其道而用之”，这一次，他是要“清君侧”，其锋芒，实际上指向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用“文革”时代的语言来讲，这叫“打着红旗反红旗”吧，也许林彪自己在“卡片”上写下的话更生动些：“打着红旗造反，叫人不易看穿”。—— 打着赞誉毛泽东是“天才”和拥护他当“国家主席”的旗号，达到“清君侧”以扼杀“文革”的目的，借毛之刀诛毛之人，林彪这位“战术天才”，其用心之深之险，象他过去打仗一样，“又刁又狠”，确实不是等闲之辈。 不料，时间只有两天半，略一交手，林彪便败下阵来。这些个“清君侧”的小把戏，那能瞒得过深通中国历史掌故的毛泽东？他断然煞车，先是停止分组讨论，继而一篇七百字的短文，把那位原来只是他的“大秘书”、后来改换门庭投靠林彪的陈伯达“揪出来了”。当然，有了“批陈”这个题目，随后的“顺藤摸瓜”，文章还大有玄机。 林彪的败阵，分析起来，若以古时韩非子说的所谓“法、术、势”之道来论：—— “法”这一条，也还有些可以圈点之处，惜乎不是堂堂正正地提出来； 处心积虑的“术”，虽然出手不凡，终究不是正道； 最重要的是“势”，林彪明显不居优，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巨大威望，是他不可逾越的障碍。 最后的结果，他还是栽倒在他老师的脚下了，心情灰暗的林彪，一脸阴沉地下了庐山。 不过，毛泽东在庐山的做法，同他历来“后发制人”的行事风格不大一样，显然有点武断。大概毛泽东也知道，他的本钱不多了，时间也不多了，面对林彪这个气势正盛的对手，过去“后发制人”的办法，也不那么有把握了，不敢玩得太过份。 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当形势还只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刚要“盛怒”的时候，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若是等到林彪“最高的一股风吹下去，…… 就要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的时候，就搞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了。 党内对路线问题的认识不统一，思想交锋尚未充分展开，便踩了急刹车，草草收场，自然会留下后遗症。说起来，对党内思想路线上的问题，毛泽东历来重视也相当擅长做统一认识的工作，可是这也取决他要做什么样的事，如对眼下这场“文化大革命”，要将党内的思想统一到他的认识上，也实在是难哪。 庐山会议上，思想和路线方面的问题在党内统一认识的事情没有解决好，于是，就象俗话说的，“口服心不服”，庐山会议后，二百多中央委员，虽然当面对毛泽东不敢说什么，思想上的“疙瘩”却没有解开，有人甚至根本不服。毛泽东的难题还在后面呢。     在庐山会议时，象李雪峰和我父亲这些只知道为党的事业“埋头拉车”的干部，他们关注的大概主要是些政策和执行层次的问题，对毛泽东和林彪内心深处的玄机，恐怕也象在云里雾里一样，“不识庐山真面目”吧。           庐山会议揭示“文化革命”的“内在矛盾” 就象毛泽东的哲学理论著作名为“矛盾论”一样，他的“文化革命”的实践，也存在着一个深刻的“内在矛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句话，可谓再熟悉不过了。可是，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呢？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领袖”、“统帅”，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毛泽东却要“发动”他的人民，对他赖以统治的“国家机器”，来一场“革命”！而这个“国家机器”，又是他用了大半生的心血，苦心经营、亲手打造出来的。 当然，在毛泽东看来，“文化革命”这场革命，同他当年抵抗日本侵略和推翻国民党政权的革命，还是不一样的。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对他的“国家机器”的革命，其初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要让“老干部焕发青春，年青人得到锻炼”，使他们恢复革命战争的延安时代的“三大作风”，其核心是“密切联系群众”这一条；若用“文革”时代“红卫兵小将”浪漫而纯真的话来说，叫作“把党的领导干部打成左派”。 但是，在这场革命风暴中“经风雨，见世面”，在“文化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游泳”，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关”，却是每一个党的领导干部都必须过的！—— 包括他那时十分器重的“红秀才”王任重，还有象李雪峰和纪登奎这样他当年相当信任的干部，甚至他在长征时的警卫员如陈昌奉等等，只要当时处在“领导干部”和“当权派”的位置上，都一概不能例外，对谁也不肯通融！ 这真是旷古未有的奇人奇事，确实象“文革”时代讲的那样：——“史无前例”！甚至还可能会是“空前绝后”！如今，我们都知道“文化革命”是错误的了，可毛泽东这位古今奇人的这个“错误”，却犯得如此惊世骇俗，掀起如此惊涛骇浪，如此令人惊心动魄！ 在“文革”结束很长时间以后，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在这场惊天奇祸的心理震撼中，仍然久久地心有余悸，因而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全部思想关注，几乎都集中在今后如何防止“文革”灾难重演的方面。 这种显然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的关注，要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过也许我们可以认为，由此而产生的失误是：在中国改革由农村到城市全面展开、经济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前夕，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党和政权的建设应当怎么改革？这样一个非常重要也十分迫切的问题，没有能够受到改革决策者未雨绸缪的关注，被忽略了。 可是，一些简单的常识，却使我们对这种并非“向前看”的关注提出质疑： “文化革命”这种“史无前例”的事情，难道真的还会“后继有人”吗？我们很难想象，象“文化革命”这种几乎完全属于毛泽东个人特殊政治风格的事件，在他老人家去世之后，还有那一位国家的统治者，愿意下决心做同样的事？而且竟然拥有如此过剩的个人权威这种政治资本？ 而在“文化革命”中有过一番“经风雨、见世面”的锻炼之后，当年的“红卫兵小将”们，思想也不会那么简单了，即使他们还想按照“继续革命”的理论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可当他们面对中国革命铸就的如此强大而严峻的“国家机器”，在没有当年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支持的情况下，还能搞出多大名堂？实际上，不说“成事”、就连纯属“败事”的“天下大乱”，又能闹成点什么气候？ 所以，象“文化革命”这样的事，不仅在中国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包括这个世界上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仅“史无前例”，恐怕还是“空前绝后”的。—— 虽然预见未来永远不可能有绝对的把握，但我想，这样的判断，应当说是基于比较清醒、理性和冷静的认识。  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局面：在“文革”时代的中国政坛，一方面，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威望，绝大多数党、政、军的领导干部，对毛泽东作为领袖的忠诚，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绝大多数党、政、军的领导干部，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革命”的忠诚，却是大可置疑的。 这是“文化革命”一个贯彻始终的深刻的“内在矛盾”。对那个时代的“领导干部”或“当权派”来说，对毛泽东作为领袖的忠诚“无可置疑”，和对他发动“文革”的忠诚“大可置疑”，这个“内在矛盾”，简直象是撕裂了他们的心：—— 如果出于对毛主席“无可置疑”的忠诚，义无反顾地始终贯彻“文化革命”的路线，那同他们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和历来接受的关于“党性”的教育全然不符，同他们作为一个统治者的常情、常理和常识，也完全相悖；而如果由于对“文革”的“大可置疑”，而背弃对毛泽东作为领袖的忠诚，在那个时代，对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而言，则是很难想象的事。 因此，要从“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中挣脱出来，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存在着一道绝不是可以轻易突破的心理防线，于是只能在“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中，长时间地忍受心理上的痛苦煎熬。仅就这一点而言，“文化革命”也可以称之为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了。 这场“触及灵魂的革命”，对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并不是一个可以超然对待的“纯粹理性”的判断，而是在“大风大浪”的实践中受尽折磨而刻骨铬心的“经验判断”。 如果说，在“文革”发动时，他们就“很不理解”的话，在耳闻目睹了“文革”三年来的狂热、横蛮、凶暴、荒诞之后，他们可能“更不理解”了；尤其是亲自领教了“炮轰”、“火烧”、“造反”、“夺权”，还有“戴高帽”、“挂黑牌”、“坐飞机”、“打砸抡”等等，在“文化革命的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在“灵魂”连同皮肉经历一番痛彻难忘的“触及”之后，要他们发自内心地赞成和拥护这场原本就“很不理解”的“文化革命”，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过，毛泽东之所以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甚至“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其真正的目的，实际也不很难理解，其实他自己当时就说的很清楚：—— 就是要让全国人民自下而上地全面地揭露党和政府的阴暗面。 说起来，这样一个道理，本来是现代社会国家政治的基本原理和常识，对西方国家的情况，在这里先不去说它，单说中国：我们的国家，不是称为“人民共和国”吗？我们的政府，不是叫“人民政府”吗？我们的党章上，不是写着“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吗？那么，“揭露党和政府的阴暗面”，人民群众行使对党和政府的监督，难道这不是他们理所应当的权利吗？这个道理确实不复杂。 可在当年，以领导干部们并不算低的智商，何至于就“很不理解”呢？如今，折磨了中国政坛和全国人民十年之久的“文革动乱”—— 实际是一种“半无政府状态”，当然是没有了；可现在折磨着我们的，却是规模相当可观而且似乎斩不尽杀不绝的“腐败现象”这样的“阴暗面”。我想，让人民群众揭露党和政府的阴暗面，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放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还是“很不理解”的话，即使是普通百姓，反倒是有点缺乏常识了。 可是在那个时代，作为“革命对象”的党的领导干部们，他们身上革命战争年代的硝烟尚未退净，体内的弹片和疤痕还在隐隐作痛，而他们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其忠诚勤勉、力疾躬行、廉洁自律、清贫俭朴，几乎达到古今中外之冠了；若说“缺点错误”，充其量只是有点“脱离群众”而己，这算什么了不得的“阴暗面”呢？革命了半辈子，出生入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难道不应该有点地位？实际上，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当革命时代的正义还充溢在他们的胸中时，却让这些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不谙世事的“儿童团”，把他们当作“革命对象”，这么个没完没了地胡乱折腾，他们确实“很不理解”：老子当年干革命的时候，你们不知还在那根腿肚筋里呢！ 而作为“革命动力”的那些初尝政冶禁果的青年人，对“揭露党和政府的阴暗面”还须有“民主”和“法制”的“监督”这样一些观念和方法，在那个时代，不仅相当陌生以至完全无知，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持完全排斥拒绝的态度；对于现实政治的复杂，他们的经验几乎为零，对过去革命历史的曲折，他们的知识也少得可怜；当涉足政坛开始他们的“政治初恋”时，在这些“革命小将”们幼稚而狂热的头脑里，大概只有从老一辈那里继承和模仿来的意识形态和方法：——“革命”！而他们的“革命”，矛头却对着昨天“打天下”的“革命前辈”！他们甚至幼稚而荒唐地把毛泽东几十年前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的方法也用上了：——“戴高帽子游街”！ 因此，就这场“革命”而言，无论是作为“革命对象”的“阴暗面”的事实，还是作为“革命动力”们“揭露阴暗面”的观念与方法，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如果借用时下流行的经济学语言来说，都是十分稀有的“短缺资源”。 显然，象“文化革命”这样一场“革命”，在客观方面，并没有什么现实的“革命危机”，完全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如果斯大林还活着的话，又该嘲笑中国的“麦琪林式的革命”了，“麦琪林”者，俄语“人造奶油”也，即冒牌货之意；而在主观方面，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资源”，甚至更加“短缺”得厉害：大概除了军队的支持，就是他的个人威望了。 —— 作为一位统治者，毛泽东也并不缺乏常识：在“文革”时代，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的，如果把国家政权比作一所房屋的话，没有粉刷、没有装修，甚至连门窗、屋顶也没有，自然不象个样子，可若是连“柱石”都没有了，那岂不是要坍塌垮掉了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如今，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又要同他分道扬镳了，“两条腿走路”，有一条腿要跛了，这“文化革命”的路，还怎么走得下去？而且，如果林彪“清君侧”的谋略得逞，不仅那时还支持他的“文革”—— 无论是有几分虔诚动机，还是出于对他的崇拜，抑或仅仅由于“不看僧面看佛面”—— 的原本力量就相当单薄的队伍，又要折损几名干将；而他作为“一把手”，即使在“文革”中也要不时为调整一下进退攻守的“平衡”的常规战术，也摆弄不成了。 ——“文化革命”，由于锋芒指向“国家机器”的性质，“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使然吧，其在党政领导干部中获得支持的“资源”，原本就先天不足地“短缺”，现在更面临空前“短缺”的危机。毛泽东继续进行“文革”事业的“资源”，就要只剩下他的个人威望了。 “文化革命”的这个“内在矛盾”，更加尖锐地摆在毛泽东的面前。      庐山会议的政治风波，毛泽东认为是“对着他来的” 那场“要炸平庐山”的政治风暴，就深刻揭示了“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而且呈现为一幅极具讽刺意味的生动图景：两百多名中央委员，为“有人反对毛主席”而群情激愤，而毛泽东却认为，这是“对着他来的”。 实际上，我们不得不对毛泽东眼光的老辣而叹服，他年近八旬，却宝刀不老，其透视人性的目光仍然很尖锐：—— 为“有人反对毛主席”而群情激愤的背后，潜藏的心理状态却是对“文化革命”的不满情绪。 他警觉地注意着：—— 这股为“有人反对毛主席”而群情激愤的政治浪潮，转瞬之间，就会演变成冲击和淹没他的“文化革命”的灾难。 中央全会上讨论的情况，果然如他所料：—— 为“有人反对毛主席”的群情激愤，掩盖着对抗“文化革命”的潜台词。 如此看来，这不是“对着他来的”，又是什么？ 其实，作为一位“辩证”的大师，对“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时，不仅并非不知情，而且心知肚明：他估量了一下个人威望这笔资源，还用“畅游长江”为它作个广告、造点势、让它增点值，而后作为一种政治资本，毅然决然地将它投入了“文化革命”的旋涡。 我们从毛泽东在“文革”前夕给江青的信中看到，他似乎也预感到：“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他发动的“文化革命”这场政治风暴所掀起的涛天巨浪，最终或许要让他的领袖威望也付出代价，甚至会连同他自己一起“打得粉碎”！—— 对“文革”前景的莫测与凶险，他并非全然不知情。不过，毛泽东历来不怕弄险，他喜欢鲁迅：“在危险中漫游，才能体验生命的力。” 也许在毛泽东看来，他的威望，如果保护得好好的，把它传下去，让后人象神一样供起来，还不是古时候“神道设教”的老套套，那有什么意思呢？过去在延安时代，把他的“毛泽东思想”树起来，用以对抗“第三罗马”的教主斯大林，从“共产国际”的思想束缚下挣脱出来，为中共争得独立和自由，还有点实际的用处。可是，现代世界的观念，是人民主权，也是世俗社会，并不需要把他毛泽东当作一尊神来“信仰”。 ——中国革命，如果由于它的成功近于完美，并且以毛泽东的名字作为标志，让后人视为神物，一切都墨守成规，丝毫不能变动，使一场伟大的革命，铸就一个相当保守的政权，在毛泽东看来，或许也是一种悲剧呢。 因此，当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时，他却用老百姓的大实话念叨着：“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而毛泽东喊的“人民万岁”，才是现代世界的真理：如果人民还需要“信仰”什么的话，那么他们应当“信仰”自已。—— 如果说的斯文一点，这也许就是康德哲学里讲的“伦理学的自由”。 1970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盛大的游行时，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斯诺问他：“对这一切，你还满意吗？”这位具有敏锐洞察力的著名记者，可能是要刺探毛泽东的灵魂：他想从毛泽东的回答中判断一下，是否由于他对自已领导中国的成就感到骄傲和得意，才产生中国“文革”时狂热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辩证思维回答道：“既满意，又不满意。中国比过去有了进步，但是进步还不够。”也就是说，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是满意的，但他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知道，革命胜利给中国带来的进步，不仅没有实现什么“理想社会”，而且没有达到当今世界的发展水平。用他的话来说，他领导的中国革命，“感动了上帝”，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但是，“人民的拥护”，并不等于“人民的权利”，在现实社会里，人民还不是“上帝”，在国营商店，甚至连“顾客是上帝”，也是一种奢望。他写的“六亿神卅尽舜尧”，还只能是在诗中所寄托的一种意境。 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用革命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在长期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势必带有严峻的军事色彩，大概也只能是这个样子吧。可是毛泽东对中国仅有这样的“进步”，却“不满意”，他要用自已对“进步”的理解，改变这种局面；而且，“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虽然已经是晚年了，但他还是要在有生之年改变它，而且亲自去做这件事。 或许，在毛泽东那超越时空的哲学玄思里，可能还会想：对他的个人威望这笔政治资源，谁知道身后的人们，会利用它来干什么呢？一种全面控制的绝对权力，不符合他一贯期望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并不合他的意；如果这种全面控制的绝对权力再加上完整无损的道德形象，更让他不放心：一旦脱离了人民，中国的前景会是怎么样的呢？是打着列宁旗号的“社会帝国主义”？还是“神道设教”的传统专制？抑或“纳粹德国”或日本“天皇 — 军部”体制那样的法西斯专政？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非圣贤，岂能无过？”——这是毛泽东时常讲的话。他知道：人都是有缺点的，政府官员甚至国家领导也一样。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谁都不可能象上帝那样“全智全能”，在伦理学的意义上，也都不会象天使那样“至善至美”；在道德方面，人大概也都兼有善恶两面，而且善恶之间的转变，或许只是一念之间的事，佛家不是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顿悟成佛”吗，反过来的情况，从明清小说里“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的话来看，道理也是一样的。未来的党和国家领导，如果他们的心中没有人民了，又没有人民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失控的“恶”，用他威望的余辉作为偶象，装点和掩饰成无上的“善”，只会更加禁锢人们的思想，那对社会进步又有何益呢？ —— 如此情形，既非他所愿，也心有不甘。因此，个人威望这笔政治资 源，与其当作一种摆设放在哪里也是一种浪费，留给后人又很不放心，不如现在作为“文化革命”的投资，自己用了它。 我们从毛泽东的信中关于“虎气”和“猴气”的议论中，似乎还能感悟到 他作为“最高统帅”在“大战”前夕深藏的心理冲突的一丝表露。不过，就象他自己说的，最终，他身上的“虎气”，还是战胜了“猴气”。战略决策的决心一下，他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文化革命”。 作为中国的革命领袖和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己经创造了历史，并且十分辉煌，但他并不满足，还要创造新的历史。在万丈雄心的毛泽东看来，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他一生事业的“一件事”，在七十三岁高龄时，毛泽东又开始做“另一件事”了：“文化大革命”——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而又极为奇特的“革命内部的革命”。 “文化革命”，既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享有如此不同凡响的地位，他便无论碰上多少困难、坎坷与锉折，即使面临被“打的粉碎”的危险，也不会轻易放弃。在庐山会议上，他再次运用个人威望这笔资源，一篇七百字的《我的一点意见》，就把二百多名中央委员群情激愤的怒火浇灭了。—— 看来，毛泽东的个人威望，还有余勇可贾，仍然具有强大的威力。 在这一轮党内斗争中，毛泽东的意志再次占了上风，“文化革命”的路线，全党还要继续贯彻。于是，党内高层围绕“文革”问题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斗争，“文革”时代的中国政坛，继续在这个“内在矛盾”的漩涡中苦苦地挣扎着。            林彪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庐山会议时，在《我的一点意见》里，毛泽东虽然还拉上林彪，给他打了点掩护；不过那只是策略，林彪跟毛泽东几十年了，自然也不会不知道这个。实际上，他们两个人在政治上的关系，在庐山会议上，己经彻底决裂了。 毛泽东和林彪斗法，在全党发起了“批陈整风”运动：—— 他“纲举目张”，再次祭起“路线斗争”的旗帜，把党的历史象中药铺里的“十全大补”一样，排列成“十次路线斗争”，使政治斗争在宣传上颇具广告效应；并且用“抛石头”、“掺砂子”、“挖墙角”的“三大措施”，把他布下的“路线斗争”的网，越收越紧，步步紧逼，想让林彪就范。 对“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林彪同样心知肚明，而且林彪的个性特点和政治意志，和毛泽东同样固执和倔强，虽然他的政治理念所追求的目标，比毛泽东要容易理解得多：也就是有了统治权力，按老路子搞点建设吧。 在“庐山会议”上发动“清君侧”的“政治战役”败下阵来之后，林彪看到：他和他的“几员大将”，搞“文斗”不行，搞“武斗”可能还有点本钱；于是“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调整部署、整备力量，另组“小舰队”，准备搞“武斗”，而且要“破釜沉舟”、拼个“鱼死网破”，竟然对毛泽东动了杀机。 如果从西方哲学家们讲的所谓“纯粹理性”的角度看来，构成“文化革命”的基本要素里，如果毛泽东作为“文革”的“始作俑者”和决策者，从中国政坛上消失了，“文化革命”这个似乎无休无止地折磨着中国政坛的“内在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也许这是林彪为解决“文化革命”的“内在矛盾”的想法吧。—— 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彪也并非全然为了个人。本来嘛，政治家的行为，从来就不能单纯用追求个人荣华富贵来解释。虽然政治家也是人，不过他们的想法，和为衣食温饱奔波忙碌的平民百姓，还是不大一样的。 当然，象毛泽东常说的，我们自然也不是林彪“肚子里的蛔虫”，不可能确切地知道他全部的真实心理活动。不过，就一般情况推论，象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一样，林彪的心理状态，大概也不会完全不受“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的影响，毕竟是革命几十年的“亲密战友”了嘛；而且他也不会不知道，在那个时代，对毛泽东的忠诚，同对国家民族的忠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作为一种情感与心理的冲突，也许一直纠缠到林彪生命的最后一刻。 但是，林彪就是林彪，他不是常人，同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想法也有不同：只差一步，就会登上权力的顶峰，功亏一篑，则会是他政治生命的终结，权力欲交织着危机意识，而且，为中国革命奋斗几十年的林彪，自然也会有某种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感。性情特具定力的林彪，虽然表面上整日在毛家湾静静地索然枯坐，心中却似翻江倒海一般，风声、雨声、国家、家事、革命历史、现实政治、……各种心绪，一起涌上心头，使林彪在“无可置疑”和“大可置疑”这个“文化革命”的“内在矛盾”中，经历着一番“触及灵魂”的痛苦思索。 终于，作为一种政治的判断和决策，他从这个“内在矛盾”中挣脱出来了。如果看过莎土比亚的著名戏剧《麦克白》，我们也许可以想象，林彪突破这一道重要的心理防线：要对毛泽东动杀机！内心深处翻腾和激荡着多么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如果用“文革”时代的语言来讲，完全可以叫作“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了。 在那个时代，可以说，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都不是现代社会意义上的“政治家”，而只是毛泽东的“忠臣”，或者说，他们都把对党和人民、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同对毛泽东的忠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完全当作一回事。象彭德怀同志那样抱定“宁可自己身败名裂，也不能危害党的事业”的决心，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并非绝无仅有；而象刘少奇同志那样认识到“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却不是大多数领导干部能够达到的思想境界。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认为，林彪的思想，要“解放”得多。仅从那“冰山一角”的“五七一工程”看，心理固属阴暗且不去说它，就思想而言，简直象“天马行空”一般，无拘无束，自由驰骋，根本没有什么“最高指示”的限制，也没有什么“顶峰”之类的“禁区”。显然，象“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那样的话，只是说给别人听的，至于“大树底下好乘凉”的话，可能完全不是他真实的心理写照。 但是，林彪突破的这道心理界限，却是一条不容逾越的道德防线：因为，你可以认为，毛泽东的话不再“句句是真理”了，但是要对他动杀机，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可以背弃对毛泽东个人的忠诚，但是如果背弃对国家民族的忠诚，性质就根本不同了。 因此，也许我们应当认为，林彪的心理素质，实际上可能是比较脆弱的，也许同他的病体有关吧，他在精神上的自制力和意志力，在他称之为“绞肉机”一般严峻的党内斗争中，折磨地受不了了，他挺不下去了，终于，他背弃了对毛泽东的忠诚，同时，也背弃了对国家民族的忠诚。 其实，从比较世俗的角度看来，就个人和家庭在“文革”时代的遭遇和处境而言，林彪的情况，和同样是革命几十年的大多数领导干部相比，其差别简直象是“九地之下，九天之上”了。在“文化革命”中，全国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的境遇，用东北的方言来说，那个“遭罪”，可真是“老鼻子”了。 所以，林彪这样的人，在中共当年的“领导干部”中，也确实可以算是一个“异类”了。—— 当然，将对毛泽东的忠诚，等同于对国家民族的忠诚，这一点，可以归之于那个时代的局限性。 “九.一三事件”，使“文化革命”的大动乱演出了惊心动魄的凶险一幕，这如今大家都知道了。林彪失败了，而且葬身境外，一念之差，一步走错，其一世英名，便毁之一旦了。林彪无疑曾经对中国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而且是我们共和国屈指可数的杰出的功臣战将，每念及此，人们无不为之扼腕叹息。 而且，如果允许我们今天“思想再解放一点”，而且撇开对林彪本人的道德褒贬，对政治进程完全依客观理性来分析，也许我们对中国在“文革”后期的历史进程可以作这样不无道理的假设： 如今大家都知道，庐山会议后，对毛泽东的批评，林彪软磨硬抗，拒不检讨。但是，倘若我们假定，林彪坚持他“结束文革”的主张，却不是对毛泽东动杀机，更没有在“方寸大乱”之际怆惶出逃，而是坚持进行政治斗争的方法，那么情况会怎么样呢？ 依当时的实际情势而论，尽管林彪在政治上的实力和地位处于颠峰时期，不过要同毛泽东这样的政坛巨人较量，他可能仍然不是对手。因此，可能性比较大的结果会是：毛泽东南巡归来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林彪会被毛泽东从“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地位上拿下来，附带的措施，自然会是改组“军委办事组”。 不过，考虑到“文革”在越过“高峰期”后，己经锋芒顿锉、呈现“再衰三竭”之疲态，如果林彪不采取那么极端的对抗措施，毛泽东又能拿他怎么样呢。而且，依他同毛泽东的历史关系，或许还可以比邓小平做的潇洒一点，比方说，公然以“政见不合”宣布“辞职”，或者退一步，以“健康原因”告老还乡，那样的话，林彪自然难免会象陈云、邓小平一样，过一段赋闲、坐冷板凳的日子了。 可我们都知道，毛泽东那时己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如果依庐山会议上林彪登高一呼、便群起响应所展示的巨大政治实力来看，在毛泽东去世以后，林彪的东山再起，并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至于邓小平，如果没有发生“九.一三事件”那样震撼中国政坛的惊天奇变，依毛泽东历来讲究“因势利导”的惯常做法，邓小平或许未必会得到1975年展示政治理念和才能的机会；也就是说，邓小平和林彪两个人的政治经验和水平、治国的理念和才能姑且不论，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两人在中国政坛的实际位势而言，林彪明显居优。倘若在毛泽东之后，林彪果能东山再起，邓小平就更不会有机会了。 那样的话，在毛泽东时代之后，就不是邓小平时代，而是林彪时代了。当然，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假设，毛泽东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时代，这己经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 —— 当年那位名列“三巨头”的英国首相邱吉尔说：“政治上战胜对手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比他的政敌活得更加长久一些。”对这样的话，我们自然很难说它具有什么重要的思想价值，但是作为一个政坛老手的经验之谈，对政治家个人而言，却也是不无实用价值的至理名言。 如此观之，对林彪的命运，人们更要扼腕叹息了。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温都尔汗的“三叉戟”残骇，静静地躺在那里，却长久地引发人们的无尽暇思。自然，人们更多的思考，还是其中蕴含的关于政治的是非曲直、智愚善恶。 林彪事件，这是一个中国人学习、体验与研究政治的不可多得的典型案例。 我们可以从“林彪事件”中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资治通鉴”，司马光为他的著名史学名著起的名字，真是精彩之极！这也深寓着中国优秀的史学传统，面对中国古人的智慧，令人不禁为之惊叹。 我们追念历史，自然也是为了国家的今天和未来； 而且，我们对历史的思考，还应当是理性的； 当然，对历史的理性思考并不排斥道德，而是要对道德进行理性的思考； 也就是说，不是只对某些个别事件作就事论事的道德评判和对某个具体人物的际遇与命运舒发情感的哀叹，而首先是更为注重普遍与一般的道德思考，这里，就是指可以被国家制度引为依据和政治生活引为借鉴的道德准则。 我想，如果世上的确还有所谓“历史哲学”的话，“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可能会成为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一个无尽的话题：因为虽然在政治上对它作出“否定”性的结论，我们可以认同，可它毕竟是八亿人民卷入其中的一场规模巨大的历史运动，而且长达十年之久。 当然，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要从历时十年的万千头绪中，剔除同时代的利害与恩怨，跨越后人“代沟”的隔膜和误解，理出事实真象的基本脉络，在历史教训的意义上澄清是非曲直、汲取有益的智慧，也殊非易事。 如果从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来看，“文化大革命”唯其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的研究所需要的借鉴、参照、理论和方法，也要广阔、深刻和复杂得多，换句话说，即使我们站在人类社会全部历史和文明智慧的制高点上，也未必够用。—— 国内外学术界方兴未艾的“文革学”，似乎预示着这样的前景：也许我们需要借助全世界的学识和智慧，才能从“当代史”的史学观念和思想水准，对“文化革命”包括“林彪事件”得出深入的分析与中肯的评价。     可是，“林彪事件”的教训，在某个方面告诉我们的道理，却也并不是太复杂，那首先就是：我们应当怎样进行政治斗争？也就是说，是个政治斗争的方法和手段的问题。 从政治斗争的思想内容方面说，既然“文化革命”是错误的，我们自然可以认为：“文革”发动前后，林彪同毛泽东联手，一起搞“文革”，无疑是错误的；而在党的“九大”前后，林彪要停止和结束“文革”，不管动机为何，其主张本身，应当认为是正确的。 但是，林彪搞政治斗争，采取“小舰队”和“五七一工程”那样的手段和方法，较之法国大革命时的“断头台”和苏联人搞“大肃反”的办法，恐怕更加不可取、也更加使人们难以接受。因为，无论当年的罗伯斯庇尔，还是后来的斯大林，虽然对政敌实行肉体消灭，但毕竟还不是使用暗杀的手段。 从中国历史上的例子来比较，我们读着“小舰队”和“五七一工程”里的“火焰喷射器”、“高射炮扫射”、“引燃汽油厍”、“炸断铁路桥”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谋划与议论，林彪用这种办法对付政敌，简直仿佛回到春秋战国“专诸刺王僚”、“楚成王吃熊掌”那遥远的古代去了。—— 正好这也是林彪在文革前夕“5.18政变讲话”里举过的例子，这难道是纯属偶然的巧合吗？ 社会上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政治家就会有不同的政见和主张。即使到了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吧，在毛泽东的笔下，也并不是一付“人间天堂”或者“桃花园”的模样，而是仍然存在着“先进和落后”、“革新与保守”和“左、中、右”的“矛盾”和“斗争”。—— 这种事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因此，政治斗争，无论一些人怎么厌恶和诅咒“权力斗争”的龌龊与邪恶，大概也永远会有的。 对政治斗争，人们兴趣比较大的、时常津津乐道的，时常是“权术”，而且往往对“权术”在道德上赋予贬意。应当说，这也是人之常情，西方人也不例外，比如对马基雅维里，尽管他的《君主论》在学术上并非没有进步的思想价值，公众舆论却通常不抱好感；因此，当年那位名震天下的基辛格，对马基雅维里可谓深得其中三味了，可在记者面前，却矢口否认，避之唯恐不及。 不过，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要禁止政治家们搞“权术”，也就是玩弄点“心计谋略”吧，恐怕实际上也办不到。雄才大略的罗斯福就说过，在他看来，所谓“政治家”和“政客”，只是人们用词的褒贬不同而己。而一位前联合国官员的一本《政客与官僚》的著作，就把“政客”和“官僚”完全当作一个中性的词汇来用，他指的是“民选官员”和“政府公务员”。 如此看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就不应该有点“心计谋略”吗？或者说，难道信仰了马列主义，就应该“缺心眼儿”吗？实际上，中国革命真正的思想遗产，除了重建中国人民的政治自信和意志，就是一代中共杰出领袖们非凡的战略智慧了。那首革命歌曲里唱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实际上也是我们民族智慧的优势之所在，如今，有的学者就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称之为“兵法文化”。毛泽东对于此道，可谓达于炉火纯青之境，林彪作为“战术天才”，其头脑也非等闲之辈。 —— 对此，如果站在对立面或者作为旁观者，把它称之为“权术”，那有什么办法呢？道德褒贬，立场不同，人言人殊，原也是人情之常。当然，对在政治斗争中的“权术”如何运用，也是可以从道德方面进行剖析与评判的。 可是，人们应当怎样进行政治斗争？也就是说，政治斗争的手段和方法，须有一些什么样的制约与禁忌？或者说需要遵循一些什么样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又蕴含着什么样的道德内涵？却记录着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进步的历史轨迹，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发展水准的一种“尺度”。对于我们这个相当富于谋略的民族来说，也许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政治斗争的规则。 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来看政治斗争的规则，“文斗”和“武斗”的不同，带有根本的性质：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行为，按照共产党中央高层的党内生活准则 —— 这是一种异常严竣苛刻的“规矩”，它虽然未必都有明文规定，但在党的高级政治生活中，却是客观存在 —— 来衡量，自然是违犯“党的组织原则”的；不过，若是从世界范围尤其是实行民主宪政国家远为宽松的政治环境看，林彪在庐山会议的行为，也不能算是犯了什么“规矩”，因为在他们那里，维持政治秩序的，是明文规定的“法律”。 因此，如果林彪只是搞“文斗”，即使“秘密串联”、“煽风点火”、“搞地下活动”、“突然发难”，甚至是“清君侧”也罢，随着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历史进步，在今天和将来的人们看来，也许根本算不上个什么“错误”，更不要说是“罪行”了。 但是，在国家政权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实行“武斗”的办法，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我们不是以“革命时代”亢奋激情下那严峻苛刻的“规矩”、而是以人类社会普遍通行的“政治文明”即比较一般的标准来衡量，让我们对林彪的“罪行”作点简单的剖析和评估： 对任何国家的政治家来说，对国家民族的忠诚，都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即使我们抱着台湾历史小说作家高阳那样的史观，以“辩护律师”那样的态度来对待林彪，挖掘出更多的可以为林彪辩护的事实和理由，但对他的“叛国”，却很难给出一个能够服众的辩解，因为他死在境外。 当然，如果允许我们大胆想象一下，假如一二百年以后，中国、俄国、蒙古还有其他亚洲国家包括大家眼下不大喜欢的日本，象如今的“欧盟”一样，最后联合成为一个称为“亚盟”的统一的经济与政治实体了，那时再说起林彪“叛国”的事，也许人们不会象今天这样把它当成个了不得的事了。—— 当然这也很难说，中国实现“大一统”，至今己经两千多年了，人们还以“爱国主义”的名义纪念屈原呢，更不用说晚得多的“民族英雄”岳飞了。这大概是因为，人类社会无论怎样“历史进步”，总还不至于“进步”得完全不要“历史”吧。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历史进步，林彪在政治斗争中对政敌采取肉体消灭的暗杀手段，作为一个“罪行”，恐怕倒是只会“与时俱进”而“逐步升级”呢。—— 当然，这也只是我们对“历史进步”在理解和期待上的一种逻辑推论，还须排除人类非理性思潮侵袭的因素。谁能保证人类社会的未来，就绝对不会再出现德国“纳粹”和日本“军部”那样集体的邪恶与疯狂呢？更不要说会出现依靠阴谋手段或者只是偶然机遇登上权力高位的坏人了。 我们设想一下，倘若林彪的“五七一工程”成功了，他开创的先例依“案例”沿为规则或者“潜规则”，为我们的后代所效仿与沿袭，我们国家未来的政治生活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 古代的帝王对大臣“廷杖毙命”、“推出午门斩首”以及残酷无比的“凌迟”，也还要明白宣示一下呢。专诸、商臣、聂政一类和荆轲之流的故事里，那种两千多年前的原始办法，毕竟太落后、太愚昧、太野蛮了。 当然，如果细加区分的话，荆轲之流的“慷慨悲歌之士”，其动机还有“反抗敌国侵略”的因素，这和专诸、聂政、商臣一类，完全是在国家内部“搞政治”的情况，还有不同。 若是依二十一世纪之初的当今世界向我们展示的普遍思想潮流的“时代语汇”来说，林彪父子的“小舰队”，则要被称之为“恐怖主义分子”了。 对政治斗争来说，实行肉体消灭的暗杀手段，一旦开了头，也许会象吸食毒品一样上瘾的，从当今世界一些个不成体统的国家的例子中，可以印证这个算不上深刻的经验之谈。 如果政冶斗争在道德上完全失范，其所造成的历史后果，我们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道德水准，岂不是要倒退到几千年以前去了吗？我们现在还奢谈什么“人权”、“民主”、“宪政”、政治的现代化和“高度政治文明”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当年对“林彪事件”的性质，称之为“资本主义复辟”，实在是大谬不然呢。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自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起，西方社会越来越注重保护“人权”，政治斗争要以保护基本人权为戒律，己经是常识： —— 以我们党的历史来讲，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确立 “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各苏区“肃反”的教训，避免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惨祸，虽然在“审干”时也发生了一些如今遭人诟病的事，可是，若同斯大林在苏共搞的“大肃反”相比，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平心而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的做法，己经是相当了不起的进步了。设身处地想想，在革命战争时代，处理自己队伍内部思想和政治方面的问题，坚持切实保护基本人权，甚至只是做到不开杀戒，并不容易。—— 美国南北战争时，林肯每过一段时间，就要签署一个文件：枪币逃兵的名单。当然，那是美国当年的军纪，总统也要依法办事。 可是，对处理政治斗争范畴的问题来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样的 进步无疑还不够，尤其是在和平时代并且己经掌握政权以后，不仅应当“一个不杀”，还要“一个不抓”，而且对待政治对手包括失败的政敌，还应当给他们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权利，也就是说，给政治对手以平等竞争的条件包括失败以后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才是现代社会民主宪政国家所应遵循的规则。 —— 毛泽东浪漫起来，有时候气魄也蛮大的。比如，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他对柯西金说，要聘请赫鲁晓夫到北京大学当教授，讲讲他是如何“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不过，那个时候他这个话，也只是挖苦一番柯西金、将苏联人的军而己。如果毛泽东真的能够把这个办法在他自己的国家付诸实践的话，当年就应该让1957年的“右派”留在北京大学继续当教授，并且让他们讲讲“政治设计院”是怎么个搞法？批评“党天下”是何道理？而在二十世纪末的北京大学，我们在听了诺贝尔奖得主的经济学讲座以后，或许有幸可以听听张春桥和姚文元对他们的“全面专政理论”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更加详尽的阐述呢。 倘若中国也真到了这一天，毛泽东讲的“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所谓“双百方计”，才算是真正落实了。看来，不管毛泽东喜欢不喜欢，他也要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文化大革命”，他把自己的威望也押上作为睹注，可谓最大程度地挣脱了历史条件的限制，可是却使他的威望遭到历史条件的报复，也给他的国家带来了一场灾难。 政治斗争要以保障基本人权为戒律，造成这样的历史条件，须由一整套现代法治 —— 包括它的理念和程序 —— 的长期教化，这大概要有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达成。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的现代化”吧，不过这只是在人文社会领域的内容，因此确切一点说，也许应当称为“公民社会”。 具备了这样的历史条件，在遵循这样的规则的基础上，政治家们完全可以尽情施展他们的“心计谋略”或者说“权术”。在实行民主宪政国家的竞选活动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从正面讲，己经形成专门的学问和技能，甚至有“形象设计”这样的职业，从反面讲，其挖空心思地怪招百出，甚至演出象陈水扁那样的“苦肉计”疑案。在实行多党民主制条件下，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事，尽管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出现这种事情，或许有人可能并不喜欢那个样子，不过作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进步历程中的现象，却属正常，不说是题中应有之义吧，也是很难避免的事。 在二十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那里还会允许“小舰队”和“五七一工程”这样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无故杀害一个普通百姓，都要受到法律追究和惩办；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只是因为对反对党“秘密串联”搞窍听，弄得连总统职位都丢了；因为“政见”不同，就允许对政治对手用暗杀手段实行肉体消灭，作为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准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实际上，毛泽东把林彪事件说成是“资本主义复辟”，也并非对世界上的事情完全懵然无知，也不是想把林彪事件的性质大事化小、减轻一点，而是象他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时说的，“把世上的一切坏人坏事，都算到资本主义的账上”了。 这种作法，从国际上说，是“冷战时代”的习惯性思维；从国内讲，则是毛泽东从“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路线斗争”出发的政治需要。—— 毛泽东曾经坦承过这一点，不过他可能觉得，这个话，在那个时代对当时的政治需要来说，没有必要经常挂在咀上，“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                    2 0 0 5年 5月3 0日    完  稿

欧洲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的狂飙不仅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命运,也把地球上的大多数族群裹挟其中,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传统。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任何其他文明,不论其历史多么悠久,多么灿烂辉煌,都无法逃脱传统或现代的抉择。犹太、印度、阿拉伯、中国,概莫能外。然而,相比之下,在应对现代化的挑战中,最成功的莫过于犹太人。一方面,犹太人在物质和制度层面上现代化了,另一方面,又在精神上成功地保存了犹太教。正是犹太教作为这个族群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在文化上维系了犹太人的族性(J ewish Identity or J ewishness) ,使之傲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神州大地上发生过的一切政治和思想文化大事,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国民革命、五四和新文化运动、共产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经济改革,等等,莫不与传统与现代的抉择有关。现在看来,在一个半世纪之后,中国在物质层面上的现代化在历经曲折和磨难后已经走上正途,其光明前景是可以预期的。然而,中国人的精神却始终没有明确的定位。大多数国人至今仍然没有在文化上自觉"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不知道中华民族的族性(Chinese Identity or Chineseness) 何在。现在,是应该在文化上确立这样的族性或民族意识的时候了。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民族何以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确立自己的文化族性? 对此,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关的论战此起彼伏,大开大合。"全盘西化"、"国粹主义"、"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以及新儒学、新道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立场既有民族主义的,也有世界主义的;既有激进的,也有保守的。本文不打算在这些理论或主义的基础上"接着讲",而试图另辟蹊径,即采取历史叙事、比较宗教学和比较文化学的路径,首先阐述犹太教改革的过程和主要措施,分析其作用和意义,然后比照犹太教改革的成功经验发掘它对于中国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最后分析犹太教改革和中国当代文化背景的相似性,借以证明何以犹太人之现代化和宗教改革的经验可以成为我们"攻玉"的"他山之石"。 一、犹太教的改革 1801 年", 犹太教改革之父"以色列·雅克布逊在德国哈茨( Harz) 的一个小镇上建立了第一个改革派圣堂,从而拉开了犹太教改革的序幕[i]。此后,在德国的柏林、汉堡、布来斯劳、波恩、海德堡、法兰克福等地相继出现了许多改革派的圣堂。尽管由于王权的干预和传统犹太教的阻挠,改革曾几度遭受挫折,但是,到1846 年第一次自由派拉比大会召开之际,犹太教改革派已经从传统犹太教阵营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新兴独立的宗派了。犹太教改革的著名理论家是盖革(Abraham Geiger , 1810 - 1874) 、科罗赫马尔(Nachman Krochmal ,1785 - 1840) ,候德海姆(Sammuel Holdheim ,1806 - 1860) ,后来有美国犹太教改革派的代表怀斯( Isaac Mayer Weis ,1819 - 1900) 等。作为黑格尔和维柯哲学的追随者,科罗赫马尔认为,"绝对精神"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民族那里以不同的方式表现自己:在希腊为艺术和哲学,在罗马为法律和政治,在以色列则为对上帝的宗教探求。每一个民族都受制于形成、成熟和灭亡的规律。但是,犹太人由于从民族形成之初就孜孜不倦地投身于对绝对精神的追求,因而是彻底精神性的、永恒的民族。犹太人存在的意义就是不断引导人类走向绝对精神。在这一思想的启发下,改革派形成了犹太人的使命观:在全世界传播伦理一神教,成为人类信守一神教的榜样。因此,犹太人的散居不是如传统所说的是对犹太人犯罪的惩罚,而是上帝为使其完成这一神圣的使命而做的有意安排。也正是由于这一使命观,犹太教改革派长期拒绝犹太复国主义[ii]。候德海姆更明确地指出:历史之展开过程是一部不断前进的历史,在这个进步之梯上,后来的步伐必定要超越前人的足迹。传统如果不再适应新的时代就必须做出调整。犹太教必须服从时代的潮流[iii]。在这些思想家的引导下,改革派以历史进化论为理论武器,与传统犹太教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传统犹太教相信《, 托拉》是摩西在西奈山接受的上帝的启示《, 圣经》和《塔木德》中的诫命和律法是超时空的、永恒的,因而不可更改。时代可变,犹太教不可变。改变了的社会现实应该适应不变的犹太教,而不应该让不变的犹太教适应变化了的时代。与此不同,改革派认为犹太教是活生生的发展着的信仰体系,是一个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传统,进而将整个民族都卷入其中的动态过程。犹太教的历史可以分为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的犹太教都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因此,犹太教应该与时俱进,尤其是其中的礼仪、程序和习俗更应该应时而变。犹太教的改革主要表现为圣堂礼拜以及习俗的革新。按照传统犹太教,在圣堂礼拜仪式一律用希伯来语,即读希伯来语《圣经》,用希伯来语布道、祷告和吟唱。改革派则将礼拜用语改为当地语言,在德国为德语,在法国为法语,在英国即为英语;传统犹太教圣堂礼拜时有歌唱而无合唱和伴奏,改革派引入了基督教的管风琴伴奏与合唱;传统犹太教在圣堂做礼拜时男女分席而坐,女人没有正式席位。改革派则改为男女混坐;传统犹太教的成年礼只适用于13 岁的男孩,不为女孩举行成年礼,改革派的成年礼既包括男孩,也包括女孩。传统犹太教规定每一个犹太男孩在出世后第八天施行"割礼",以表明其为"上帝选民"的特殊身份。19 世纪的改革派废弃了这种"野蛮的、血淋淋的行为"[iv]。传统犹太教有系统的饮食律法,明确规定哪些动物和植物可以或不可食用,而且还规定了可食动物的屠宰方法。改革派废弃了这些"稀奇古怪"、没有根据的陈规陋习[v]。传统犹太教对于犹太人日常的穿衣戴帽也有许多繁琐的律法,这些也都被改革派弃之不用了。公元六世纪,拉比犹太教取代了更早的圣经犹太教。一直到改革之前,拉比犹太教一直是犹太教的主流,是大多数散居犹太人的精神支柱和生活指南。改革一下子打破了维系了上千年的传统犹太教,改革派(Reform J udaism) 从中分裂出来,成为独立的教派。传统犹太教仍然以正统派自居,而且还出现了正统派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新正统派,其主要代表是德国的赫尔施( Samson Rap hael Hirsch , 1808 - 1888) 和意大利的卢扎托 (Samuel David Luzzatto ,1800 - 1865) ,从而形成了改革派与正统派的双峰对峙。19 世纪中叶之后,原本属于改革派的一些人感到改革派的立场和改革措施过于激进,从情感上难以接受,转而趋于保守。这批人先是在德国称为历史学派,后来移民到美国后正式建立了保守派的犹太教( Conservative J udaism) , 其代表人物是弗兰克尔( ZachariaFrankel ,1801 - 1875) 、拉波鲍特( Solomon J udah Rapoport ,1790 - 1868) 和美国的谢西特(Morris Josep h ,1819 - 1900) 等。值得注意的是,保守派并不反对改革,它和改革派的基本立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都主张犹太教的历史性和与时俱进,反对僵化陈腐的传统,主张对传统律法和宗教礼仪实行改革,因而都属于自由派或进步派(Liberal or Pro2gressive J udaism) 。保守派与改革派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更多地保留了传统的礼仪。20世纪20 年代以后,美国犹太教又分化出"重建派",这是一个观念上更为激进的犹太教宗派,它用"拯救的力量"取代了传统犹太教中的"上帝",认为犹太教不是以上帝为核心的宗教,而是一种内涵更丰富的文明。其创始人是美国纽约的开普兰(Mordecai Kaplan ,1881 - 1983) 。犹太教改革兴起于19 世纪的德国,发展、壮大于20 世纪的美国。这是因为随着欧洲反犹主义的肆虐和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日益加剧,大部分犹太人逐渐移居美国。目前,全世界有1200 多万犹太人,其中近一半居住在美国。在美国的犹太人中,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犹太人占72 %[vi],足见其势力和影响之大。 二、犹太教改革的作用和影响 在法国大革命前夕,作为犹太启蒙运动先驱的门德尔松就提出过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目标:"一方面他试图冲破隔都的禁锢,把犹太人改造成真正的欧洲人;另一方面,他又希望犹太人继续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因此,在犹太人融身于欧洲文化时,他们必须学会如何生活于两个世界---世俗世界和犹太世界,也就是要肩负双重的文化重任。"[vii]就是说,一方面使犹太人现代化,另一方面要保住犹太教,从而维系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或宗教共同体的存在。历史表明,犹太教改革就是朝着这两个目标努力的。从总体上看,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检验,犹太教改革可以说是成功的,因为它的两个目标基本上得到了实现。首先,犹太人的现代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犹太人的大多数,包括多数正统派都接受了科学,而且在不到100 年中培育了129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viii]。犹太人可以参与现代化国家的管理,不仅以色列这个现代民主国家是犹太人管理的,就是在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从首相、大臣、国务卿、部长、州长到议员和具体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都有犹太人置身其中,而且代不乏人。如今犹太人在欧美各国的工业、金融领域坚执牛耳,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师荟萃,他们在物质财富的占有和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大大高于平均值,就连犹太教的学校、圣堂以及家庭也都装备了现代化的设备。可以说,他们的物质生活现代化的程度比同一国度的非犹太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犹太教仍然对犹太人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美国为例。根据联合国犹太社团(United J ewish Community) 2002 年10 月公布的人口调查,目前美国的犹太人口为520 万,他们分布在290 万个犹太家庭中。犹太人口的56 %归属于某个圣堂,坚持常归的宗教活动。44 %的犹太人没有在圣堂注册,不参加常规性的犹太教活动[ix]。但是,他们也不同程度地按照犹太习俗生活,例如过安息日以及逾越节、新年和赎罪日等重要的犹太节日。尽管各个宗派的犹太人信仰犹太教的虔敬程度有所不同,但从总体上看,现代化了的犹太人仍然是一个以犹太教为文化认同的族群。由此可见,在传统与现代化的抉择中,犹太人做到了"兼顾彼此"(bot h/ and ) ,既实现了现代化,又保持了犹太教传统。当年门德尔松提出的双重任务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曲折经历后基本上得到了实现。虽然传统犹太教分裂了,但毕竟多数犹太人仍然留在了犹太教阵营,没有皈依基督教,因而挽救了犹太人的族性(J ewishness) 。时至今日,犹太人仍然是一个具有统一文化认同即犹太教的族群。概括犹太教改革及其后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第一,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本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可以调和的统一关系。现代化就是凸显理性,就是工业化,就是科学技术的掌握和运用,就是财富的极大丰富和物质生活的提高。这些都属于物质文明或器物文明的范畴。器物的改善、物质方面的现代化是人必要的,因为它能够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增益了人类的福祉。但是,人不仅需要物质生活,还需要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的道德和精神生活关乎价值,物质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是无能为力的。它需要文化和宗教,而对于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厚传统的民族来说,价值和精神就体现在传统中。因此,传统不可以随意抛弃,只可以改造和革新。犹太教改革运动恰好是这样做的。不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还是重建派,尽管它们对传统的取舍多寡不一,但是,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传统的价值,存留了犹太教。第二,理性的科学可以移植到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尽管经过改革的犹太教诸宗派对于神启、神迹,以及律法的变与不变有不同的认识,但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上帝概念和摩西律法的道德约束力。同时,各个宗派都培育出了杰出的人物,不论是政治家、企业家、金融家,还是科学家、思想家。一个犹太人,既可以是宗教信徒,也同时可以是哲学家或科学家。作为整体的犹太人也是这样,既可以是宗教性的,同时也是现代化了的。这表明,现代科技文明完全可以嫁接在传统价值的基础之上,传统价值和现代生活可以并驾齐驱,彼此不仅不对立,而且可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第三,传统必须改革。保留传统不等于全盘接纳传统,而是要改造或重建传统,使传统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更好地为当代人服务。因此,传统的去留是根据人的需要,而不是为传统本身而保留传统。时代不同了,传统必须改革和重建。不改革,传统就没有生命力,也就没有吸引力,没有信众,因而无法起到犹太教的作用。犹太教之所以至今仍然是犹太人信奉的宗教,就在于它是经过改革的宗教。改革派和保守派都属于改革了的犹太教,其信徒占了犹太人的大多数,就是正统派也朝现代化的方向做了适当调整。第四,改革是对传统的扬弃,是在犹太教框架内的推陈出新,而不是全盘否定或与传统"彻底决裂"。用我们常说的话,就是"批判的继承"。美国的改革派分别于1885 、1937 、1976 、1999 年四次发布纲领性文件,其中关于犹太教复国主义、饮食律法的条款有所改变,但是其基本信仰和精神没有变,犹太教之于犹太人的作用没有变。1885 年的《匹斯堡政纲》写道:"我们确信,在此起彼伏的斗争和考验中,在迫不得已的孤立情况下,犹太教为人类保存并捍卫了上帝观念,并奉之为宗教的核心真理。"[x]到了1999 年,中央拉比大会的文件仍然认为", 改革派犹太教的伟大贡献就是能够使犹太人民得以保留传统的同时进行革新,在确定共同性的同时包容多样性",改革派的原理"肯定犹太教的核心信条,即上帝、托拉和以色列人"[xi]。这些犹太教改革派的纲领表明,改革对传统是既保留又革新,是扬弃而不是抛弃。正是这种改革了的犹太教成了多数犹太人的精神支柱。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犹太人通过改革实现了现代化并保留了犹太教精神这个事实,证明了宗教对于维系一个民族的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尤其是在处于优势且具有强烈传教倾向的基督教文明面前,任何民族,哪怕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民族,要想抵御住侵袭,免受同化,就必须千方百计地巩固和发展原有的宗教,把大多数人吸引到自己的宗教上来,使之成为民族的精神,成为该民族的灵魂,否则,都无法逃脱被同化的命运。犹太人之所以至今仍然作为一个具有共同信仰、共同文化和共同精神的族群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得益于犹太教,得益于改革后的犹太教。如果没有犹太教,犹太人就没有独立的犹太精神;如果没有犹太教的改革,陈腐的犹太教则不能凝聚犹太人群体,散居世界各地的大多数犹太人恐怕早已皈依了基督教,同时被现代化的浪潮卷得无影无踪了。如果说古代的犹太教塑造了古代犹太人的族性,使之和外邦人区别开来,那么,宗教改革后的犹太教则塑造了现代犹太人的精神和族性,使之在现代甚至后现代社会中仍然作为一个群体而存在。正如犹太教改革派1937 年的《哥伦布纲领》所说:"如果以色列人是一个躯体,那么犹太教则是其灵魂⋯⋯以色列已经靠共同的历史,首先是共同的信仰遗产的纽带紧紧的团结在一起。"[xii]一个民族的维系,没有宗教不行,有宗教而没有与时俱进的改革也不行。一言以蔽之,犹太教的改革是对现代性挑战的回应,其回应的方式是传统与现代的兼顾与妥协。事实表明,犹太教的改革是成功的。犹太人的成功的宗教改革为类似的族群走出一条可以通行的路。 三、犹太教改革对中国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代中国人可以从犹太教改革的经验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既然犹太人的经验表明,传统和现代化是可以调和的,那么,中国人在传统或现代化的抉择面前的态度也应该是"兼而取之",而不是"非此即彼"。也就是说,当代中国人既不应该"全盘西化",数典忘祖,照搬外国的一切,也不应该盲目排外,固步自封,采取"国粹主义"的态度,而应该在接受现代性的同时,兼顾传统的价值观。既然犹太人可以在犹太教的基础上成功地嫁接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那么,中国人也不妨以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为基础来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科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没有确定的国界和疆域。现代科学技术发生、成长于欧美,来自西方,但是不属于西方。它属于全世界和全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中国文化传统中虽然不乏科学的因素和成分,但没有系统的科学,更不可能包含现代科技。因此,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像有些人那样苦心孤诣地从中国传统中去"开出"什么现代科技或寻找其根源[xiii]。也许我们应该采取犹太人的态度,把西方现成的现代科技"拿过来",直接用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哲学家们在这方面尽可以省却脑细胞的耗费,让科学家们放心大胆地引进和创新。人文学者另有其使命,那就是创造性的革新和重建传统,为国人确立精神价值,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既然犹太人的成功经验在于改革传统,那么,我们也应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实行改革。对于价值和文化精神,我们不能采取"拿来主义",而应该改革和重建。改革传统就是扬弃传统,就是对传统既保留,又摈弃。和犹太人的宗教改革相似,中国传统的改革和重建也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运作,而不是"彻底砸烂"后"另起炉灶";就是甄别和保留传统中符合时代精神和人性的精华,剔除其不符合现代需要、不符合人性的糟粕。与此同时,还要敞开胸怀,将东西方文化中具有普世意义的优秀成果尽可能吸纳其中。在这样的基础上,去建立可以作为中华民族之魂的新文化、新宗教。犹太教改革虽然导致传统犹太教分裂成各个宗派,但这些宗派都没有超越犹太教的范畴之外。"五四"前后,中国学界在对待传统和西方科技的问题上也分为若干学派,例如以陈独秀、胡适等代表的"全盘西化"派,以张之洞等代表的"中体西用"派,以章太炎、刘师培、马叙伦等为代表的"国粹派",以及"文革"后李泽厚等主张的"西体中用"派。后者主张以西方的科技和价值体系为主干,适当接纳中国传统。因其以西方理念为"体",故可以称为"准全盘西化派"。从犹太教改革的经验来看", 全盘西化"论和"准全盘西化"论都是不足为训的,因为它们的基本取向是拒绝传统,不承认前后相继的民族精神。"国粹派"食古不化,固步自封,不合朝流,没有体现时代精神,因而也不足取。"西化派"和"国粹派"有如犹太教改革时期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和正统犹太人。前者是传统的叛逆者,后者则是传统的卫道士。犹太教改革的成果之一就是有效地遏止了皈依基督教。犹太教之正统派虽然作为一个宗派有其独立存在的地位,但是属于少数派(在美国只占信教犹太人的21 %) 。这样看来,在这几种选择当中,"中体西用"尚属公允可行之论,它类似于犹太教之自由派---改革派和介于正统派和改革派之间的保守派---的主张,在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问题上取中庸态度。但是,我们的"中体西用"和张之洞等洋务派的主张有所不同。他们的中体西用是在引入西方之科技的同时,原封不动地接受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他们所说的"体"是宋明儒学的体系,所谓的"用"就是"经世致用",即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利用。在这里,"体"具有"根本""、主要"的意思", 用"则是工具性的、次要的,辅助性的。就其目的而言,仍然没有超越更早的魏源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其根本错误是无视时代的变化,没有认识到"体"也应该与时俱进,应时而变。我们所说的"体"不离中国的传统,尤其不离儒家的传统,但是", 体"指的是以时代精神改革了的传统,是在传统基础上广泛吸收东西方文化之精粹后重新建立的新传统;不是那既定的、原封不动的旧传统。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的"体",才是可以和科学技术的"用"相结合的"体";只有这样的"体",才能满足现代中国人的人性需要,进而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成为中国人的族性,起到为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作用。如果说中国和犹太的不同,我认为有两点:其一是说,犹太教是一个连续的没有间断的传统,而中国的传统则是间断了的传统。其二是说,犹太传统是典型的宗教传统,中国的传统则不尽然。这两点不同决定了中国的文化建设之路和犹太教的改革方式不完全相同。因为犹太教是一个连续的传统,其改革方式就是对现有的一脉相承的犹太教进行革新和改造,即以历史进化论为准则,甄别并放弃犹太教中那些不合时代精神的、陈腐的学说、仪礼和习俗,选取并保留那些合乎时代要求的因素。事实上,犹太教的改革派和保守派都是这样做的。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的传统在"五四"前后中断了。目前,除了职业哲学家、思想家以外,大多数中国人对传统价值观不甚了了,传统价值已经失去了人的载体。因此,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就不能像犹太人当年的改革那样以革新为主要任务,首当其冲的是传统的接续,即回到"五四",回到传统中断的地方,和原有的传统衔接起来", 然后"再进行革新和改造。然而,时间的一维性特征决定了历史不能重演,我们无法在时间上回到过去。因此,接续传统和革新传统不是时间上有先有后,而是逻辑意义上的先后。不是先用10 年或更多的时间恢复传统,然后再用若干年的时间改造传统,创建新文化。从时间上看,接续和革新是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在了解传统,接续传统的同时对传统进行改造和重建。但是,接续和革新毕竟是双重任务,因此,较之犹太教的单纯革新更繁重、更复杂。对此,担当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任务的知识分子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和犹太的第二点不同十分重要。犹太人的传统是一个宗教传统。宗教传统不仅有信仰、礼仪和习俗,而且有组织和信徒。这也就是说,犹太教是制度性的宗教。如果一种意识形态只有信仰,没有组织和信徒,那它只是哲学。哲学永远只是极少数人的理性追求,因而其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宗教则依靠信徒和教会式的组织把信仰化为每个信徒的精神,使之落实在日常的生活和具体的行为中。因此,宗教比哲学更容易为广大群众接受。目前,世界上80 %以上的人口有宗教信仰,以自己的宗教信仰为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宿。犹太教之于犹太人也是这样。无疑,中国的传统中包含宗教,其中佛教、道教即是。但是,佛教和道教在中国大陆信徒不多,只是少数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况且,佛教和道教因其过于出世和消极而不可能成为多数人的宗教。实际上,中国的主流传统是儒家。然而,儒家在许多人心目中不是宗教。就观念上说,先秦儒家由于有较多关于天道的内容而具有较强的宗教性。但是,宋明儒学则不强调天道,人成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主体,礼教和修身养性成为其主旨,这就削弱了其宗教性。然而,如果从功能上着眼,儒家始终是宗教,而且是有信仰(如天人论、性命论) 、习俗和组织的制度性宗教。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教还成为与君主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官方宗教,即国教。从隋朝起,儒教借助科举制度成为信众广泛且稳定,并与官僚体制融为一体的国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毋庸置疑,儒教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国性或族魂的作用,是多数中国人的精神归宿和生活指南。鉴于犹太人的经验,中国应该恢复儒教,使之成为多数中国人的信仰和文化认同。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恢复儒教。也就是说,回到"五四",承续传统主要是接续儒家传统;在接续儒家传统时,要通过"批判地继承"或"创造性的转换",使儒家成为有教义、有仪礼、有组织、有信众的宗教。美国犹太学者列文森认为,儒教已经随着君主制在中国的覆灭而被放进了历史博物馆,永远不会复苏为活的宗教了[xiv]。列文森看到了传统儒教与封建国家一体化的特征。但是,他忘记了,儒教并非一直是官方的宗教,从孔子到董仲舒之前就不是官方的宗教,因此,它在未来也不必是官方的宗教。列文森不懂得,意识形态有它的独立性,因而能够脱离原来所依附的主体而寻找新的载体。我们认为,在封建官僚制度覆灭之后,儒教的载体应该从官方转移到民间。中国有13 亿人口,他们和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人一样,渴望具有人性本身所要求的宗教信仰和精神指南。这就是儒教赖以生根、发芽和成长的温床。因此,在中国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学者的使命不仅是接续传统,创立新的教义,使儒教学说"慧命相续",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儒教民间化,把儒教的学说传播给广大的群众,使之成为儒教的信徒,使儒教的信仰和价值观真正变成老百姓的精神和生活指南。只有那时,我们才可以面无愧色地说:中国人不仅可以实现物质上的现代化,而且在精神上有自己独特的族性和国魂,是世界民族之林中堂堂正正的一员。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曾经极力提倡"孔教",力图使之成为中国的"国魂"。列文森总结了他的看法:"如果没有儒教,中国就像一条无舵的船,随时都会沉没。儒教是中国特有的国性,剥夺了它,国家将会灭亡,民族也不会继续存在⋯⋯犹太人由于保存了犹太教,所以尽管他们的国家灭亡了,但他们仍能生存下来,而墨西哥人则因西班牙化和放弃了他们自己的宗教,正日益失去活力,成了其他民族的模仿品。"[xv]姑且不论康有为变法和保皇的政治成败与功过,在历史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路程之后,他关于孔教与国魂的主张,也许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和认识。 四、何以犹太人的经验值得借鉴 有人可能会问,何以犹太人的宗教改革和现代化经验值得当代中国人借鉴呢?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察犹太教改革的背景和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进程。伴随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胜利,犹太人破天荒在一个西方国度里被赋予了政治上的公民权,享有了和法兰西民族同等的权利。此后,由于拿破仑帝国在欧洲的节节胜利,其他一些国家的犹太人也相继获得了这样的政治权利。在大革命前,犹太人蛰居在与世隔绝、文化自制的"隔都"里,无权无势、饱受凌辱、歧视和迫害。公民权的获得,对于长期寄人篱下的犹太人来说,不啻是神赐的自由和解放,有如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一般。"解放"了的犹太人陡然进入了现代社会,一下子缩短了和西方世界的距离,从而在政治、经济和精神层面上都感到了现代性的优越、冲击和挑战。在政治上,许多犹太人开始认同"地理学群体"意义上的"国家主义",承认犹太人已经不再是一个民族,而只是一个宗教群体。和宗教群体相比,作为"地理学群体"的国家更为重要。解放后的犹太人感到不应固守原有的民族性,而应该融入到所在国家中,真正成为效忠于现代国家的公民。这种国家主义不仅消解了犹太人的民族性意识,还在实际上瓦解了原来相对自制的犹太社区和与之相关的司法组织和律法体系,同时,还在教育上把犹太儿童纳入到国家世俗教育体系而打破了原有的犹太传统教育,使之降低到次要的甚至可有可无的地位。现代经济对犹太教的挑战较现代政治有过之而无不及。当"隔都"的高墙崩溃之后,犹太人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从手艺人和小商贩成了工厂主、商人、白领工人和劳动者,"站在了由现代经济制度划定的发展的起跑线上"[xvi]。这时的犹太人不得不迅速调整自己,以便学会在复杂的工商业竞争中生存和发展。他们不得不和非犹太人合作,接受非犹太人的工作习惯和生活方式,适应(可以不参与) 基督教的宗教礼仪和节假日,如星期日礼拜、圣诞节和复活节等。其结果是导致犹太教的安息日和其他节日的遵守变得日益困难。还有,经济利益远远胜过了精神利益,赚钱几乎成为人们的唯一目的,生活的压力使多数犹太人不得不为生存疲于奔命,根本无暇考虑犹太教方面的问题。与此相联系的就是,传统的"来世拯救"观念从人们的心里移开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世的利益和幸福。人们开始对宗教漠然置之,甚至充满敌意。还有,在现代之初,"阶级"取代了"民族",犹太工人和其他靠工资糊口的工人一样,认为阶级意识重于民族意识,因而对于犹太民族的民族性和与之相关的犹太教失去了兴趣。这样,重视犹太教的人就只剩下犹太中产阶级了。总之,现代经济使传统犹太教确立的生活方式难以为继了。除了政治和经济的冲击外,现代意识形态对犹太教的冲击尤为直接。开普兰在《犹太教:一种文明》中把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概括为三种趋向:以科学方法为标准检验一切和人相关事物的真理性的趋向,以社会化意义的幸福作为善的标准的趋向,以审美体验和创作为基本的人生需要的趋向[xvii]。从科学的方法看《, 圣经》中的上帝观、形形色色的神迹、神的启示等都受到了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以及比较宗教学的挑战。传统犹太教是以神为中心的,认为事物之为善,在于符合上帝的意志,人没有权利染指其间。而人的存在是为了荣耀神", 人的至善在于配得同上帝进行交流。"现代的人本主义打破了传统的神本主义,人自身的幸福成为确定事物之为善的标准。传统犹太教的饮食律法以及穿衣戴帽方面的禁忌都是有违人类幸福这一标准的,所以没有留存的理由。如同科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人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犹太教传统构成了颠覆性的解构。还有,既然审美可以成为人的精神生活的追求目标,可以"以美育代宗教",那么,传统犹太教之超越的上帝、来世拯救之类的观念就成为多此一举了。总之,现代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对于传统犹太教形成了中世纪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挑战。《圣经》和《塔木德》中的上帝观念、"来世拯救"、"特选子民"、"神迹"和"神启"的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置疑,犹太教的各种习俗和礼仪也都在启蒙理性和现代性的天平上丧失了原有的价值和存在理由。犹太人的生活方式被改变,民族性意识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一句话,在犹太教改革之前,犹太教因为遭遇了现代性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与之相关的犹太民族性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现代性的挑战和犹太教的危机面前,很多犹太人开始认为犹太教是陈腐过时的,由这样一种宗教培育起来的犹太人品性是低劣的,犹太人的生活方式是落后的。相反,基督教是优越的,现代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是先进的,基督徒的品德也是值得效法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少犹太人产生了"自恨"心理,萌发了放弃犹太教而皈依基督教的念头。诗人海涅就曾说过:"犹太教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不如说是一个不幸。"实际上,在启蒙运动之后,一批批的犹太人接受了洗礼而改信了基督教,其中包括著名诗人海涅,马克思一家,门德尔松的子孙们。在19 世纪犹太教改革之前,犹太教已经成为犹太人的负担,靠皈依基督教融入欧洲主流社会已经成为时髦。在这样的情势下,那些忧虑犹太人命运和前途的人不禁问道:在启蒙和现代性的挑战之下,犹太教还有没有存在的理由? 犹太人还应该或者能够作为一个具有文化认同的族群存在下去吗?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犹太教应该何去何从? 犹太教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回答上述问题而发生的。虽然现代中国文化的改革与重建和19 世纪开始的犹太教改革在时间上处于不同的时代,但二者之间在背景上却有极其重要的相似之处。1840 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此后,长期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中华帝国打开了大门。《南京条约》、《马关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缔结,割地赔款,一个个通商口岸的开辟,主权受到威胁,经济受到掠夺,文化也受到严重冲击。曾几何时,不可一世的泱泱大国竟然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面对外来的冲击和挑战,"落后就要挨打"",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成为国人的共识。心理上的屈辱和愤慨化为寻找救亡图存的行动。先是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其目标是在通过器物层面的改造,改变中国经济和军事落后的局面。继而是以宪政为目的的"戊戌变法",目标是通过改良建立政治上的君主立宪政体。然而,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百日维新"也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1911 年爆发辛亥革命,继而建立中华民国,紧接着是袁世凯复辟帝制,以及大江南北的军阀割据。这些都没有使中国人看到民族振兴的希望。其时,一些有觉悟的中国人不仅身体力行地实行洋务运动和政治改良,还从文化层面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对照西方文化,反观中国传统,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中国传统对于现代化的妨害。于是在"五四"时期掀起了"新文化运动"。该运动要求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思想,提倡新思想;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和引入"德先生"(民主) 和"赛先生"(科学) 的口号。此时,业已存在的"全盘欧化"和"中体西用"以及"国粹主义"纷然杂陈", 保国、保种、保教"成为一时之热门话题", 科玄论战"如火如荼。还有史无前例的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和共产党的成立⋯⋯总之,从1840 年到"五四"前后,面对西方强势文明的挑战,一些有识之士和志士仁人在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层面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应对策略和行为。然而,经济依然落后,政治依然动荡不安。尤其严重的是,具有2000 多年"道统"的中国文化从此中断了,中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机之中。比照犹太教改革前后的宗教危机,这一切是何等地相似!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民族危机上升到第一位,文化危机被暂时掩盖起来。这就是学界常说的"救亡压倒了启蒙"。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新建立的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中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提供了前提条件。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从1949 年到文革(1976 年) ,中国又重蹈"闭关锁国"的覆辙。还有,建国后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以及文革后20 年的改革开放,不论其成败如何,都是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内的努力。以"破旧立新"、"敢于砸烂旧世界"为口号的文化大革命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以复加的摧残。从文化意义上说,文革后的改革开放一下子又使中国仿佛回到了"五四"前后,又一次直接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又一次认识到了早已存在但已被淡忘了的文化危机,又一次发现我们的民族由于文化的断裂而导致的失魂状态。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文化改革和重建。开放---文化危机---文化改革,不仅是1840 年至"五四"前后的变迁史实,也是文革后20 余年文化历程的写照。诚然,即使是半殖民地上的中国人也有自己的祖国,这与犹太人散居异国他乡不同。然而,这一区别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开放---文化危机---文化改革,是一百年前的中国人和犹太人以及当代中国人共有的"不得不"的"文化苦旅"。其次,中国的文化改革不仅与犹太教改革的背景相似,而且其目标和任务与犹太教改革具有一致性。如前所说,犹太教改革是按照门德尔松提出的目标展开的,这就是在融入西方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保留和改革自己的宗教,进而达到维系犹太人群体的文化族性的目的。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苦苦挣扎和探索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中华民族不仅要在经济和物质层面上实现现代化,赶上欧美的生活水平,而且要有自己的文化,从中确立自己的精神和民族性,使现代化了的中国人不仅具有炎黄子孙共有的"黄皮肤",而且在文化上具有共同的精神或族魂。犹太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经过若干年的改革实践后实现了这项看似矛盾的双重任务,而我们仍然在探索和行进中。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实现这双重任务的道路更加曲折,更加崎岖不平。但是,目标是既定的,不应该改变,因为它和犹太教改革的目标一样,缘于悠久、丰厚的文化传统,缘于国人的精神需要,缘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内在要求,同时,还因为它是中国人经过100 多年的血与火的"洗礼"后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所做的兼顾情感和理性的抉择。中国人的这一目标之所以和犹太人相同,在于两个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同时又饱受外族的欺凌和压迫。有传统,所以有文化的继承;有来自欧风美雨的现代化的外来压力,所以不得不改革。和犹太人一样,继承和改革并举,取道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是中国人为了实现上述双重任务所必须走的路。犹太人的现代化之路和欧洲的路不同。欧洲的路是从理性主义哲学中自发地产生现代科学和民主制度,从基督教自身的改革中产生出新教。这是西方文化这棵大树自身的分化和成长。犹太人的现代化之路,则是在继承和革新传统犹太教的同时,将外来文化(科学技术以及普世的人文价值) 嫁接在自己的传统之上。在这方面,中国的情形不同于欧洲,而类似于犹太。因此,如果说欧洲的启蒙和现代化之路不适于中国国情,那么,犹太人走过的路则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有更直接的借鉴意义。今天,历史的车轮已经驶入了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所面对的挑战不仅来自现代化,而且还来自全球化。和现代化一样,全球化也是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从本质上看,全球化就是普世主义化,就是把共同的人性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充分展示出来,最终实现世界大同。这与传统儒教的大同主义、犹太教的弥赛亚时代以及共产主义的理想是一致的。然而,全球化的最终实现不是近期就会发生的,而是遥远未来的事情。换句话说,全球化的实现是一个由许多历史阶段构成的发展过程。作为世界主义者,我们应该牢记全球化的宏伟目标。但是,我们又不能盲目冒进,在目前去做超越历史阶段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普世主义的,我们的现行做法则是民族主义的。这样的民族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因为它是以普世主义为目标的。我们的目标是大同主义的,但是,当前的文化观则应该是"多元主义"的。犹太教的改革没有超越民族主义的范畴,其改革后的宗教仍然是犹太人的宗教。中国的文化建设在接续传统,创立新儒教时,不仅仅是继承本民族的传统,而是要以开放的胸襟接受西方的(现代的) 以及其他各个民族和不同宗教文明中的精华,而且其目标是和大同主义一致的。和犹太教是犹太人的宗教一样,经过继承和创新而建立的新文化、新宗教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生活指南,但是它同时也是包含普世主义因素在自身内,并且是以普世主义的理想为目标的。 作者简介:傅有德(1956 -　) ,男,山东青州人,哲学博士,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山东济南　250100[i]大卫·鲁达夫斯基：《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167 页。[ii]直到1937 年美国拉比中央大会通过的《哥伦布纲领》才废弃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条文。[iii]参见大卫·鲁达夫斯基：《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2 - 183 ,191 页。[iv]19 世纪德国犹太教改革时废除了"割礼"。但是,后来的犹太教各宗派又恢复了这一习俗。现在,包括改革派在内的犹太人仍然在男孩出生后第八天施行"割礼"。[v]现在,饮食律法又不同程度地得以恢复,只是改革派不像正统派和保守派那样严格遵守。[vi]National J ewish Population Survey 2000-01 , Int roduction , p. 2[vii]大卫·鲁达夫斯基《: 近现代犹太宗教活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8页。[viii]参见《1995 - 1996 年犹太手册》,美国1996年版,第294 - 296 页。[ix]National J ewish Population Survey 2000-01 , Int roduction , p. 2[x]大卫·鲁达夫斯基：《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27 页。[xi]A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for Reform J udaism , adopted at the 1999 Pitt sburgh Convention Centr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Rabbis , May 1999 , p. 1[xii]大卫·鲁达夫斯基：《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 ,第342页。[xiii]当代新儒家的杰出代表牟宗三就认为儒家的内圣心性之学不能直接作为民主与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因此提出通过"良知的自我坎陷"而间接地开出科学与民主的"外王之道"。他还认为宗教只能解决个人的生命安顿,而不能解决民族的生命安顿问题。他没有看到,一种意识形态或宗教若成为民族的精神,就解决了国魂与族性的问题。[xiv]参见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334- 343 页。[xv]参见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163页。[xvi]开普兰：《犹太教:一种文明》,黄福武、张立改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32 页。[xvii]开普兰：《犹太教:一种文明》,黄福武、张立改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41 页。

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伴随着亚述王国、新巴比伦帝国、希腊及罗马帝国等对巴勒斯坦地区的争夺和入侵，犹太人就开始了向世界各地流散的历程。他们流入欧洲的人数最多，在这里遭受反犹主义的迫害也最为深重。时至今日，这股反犹主义依然阴魂不散，并不断的出现新的回潮。本文就试从欧洲反犹主义的历史根源、历史上欧洲反犹主义的特点及其近期回潮三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简要地分析。一  欧洲反犹主义的历史根源 "反犹主义"一词在英文中为"anti-semitism",其动词形式为"anti-semite"，它是由前缀" anti"和词根"Semite(闪米特族)"组合变化而来，从字面意思上看，应是"反闪主义"。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都习惯于用这一词汇来指代反犹主义。有学者认为这一词汇是在19世纪由德国记者威廉•马尔因在《犹太教战胜德意志社会》中首先提出来的，尽管这一词汇出现于19世纪，对犹太人的迫害早在上古时期就已出现。我们一般认为反犹主义是一种把整个犹太人作为迫害和排挤对象的社会现象、社会思潮和社会行为，反犹主义在不同的社会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在历史上，欧洲的反犹主义最为严重，对历史的影响也最大，欧洲之所以会频频发生反犹的恶浪是由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特点所决定的。1、历史的惯性作用。欧洲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始于希腊罗马时期，当时主要是为了推行希腊化政策，镇压犹太人的抵制和反抗。罗马帝国的灭亡以后，一方面帝国内长期推行的反犹政策在社会中形成的反犹排犹思潮并没有一下子消失。另一方面罗马帝国推行的反犹措施被后罗马时代各国所继承。日耳曼部落打败罗马帝国以后，最初并没有积极的学习希腊罗马的优秀文化，而是去继承和发展基督教，也包括对被称为"异教徒"的犹太人的迫害。例如在公元438年生效的罗马提奥尔西法典中规定的针对犹太人的附加条款，后来就成为一些人反犹的法律依据。2、经济上的偏见和短视。由于犹太人一直被视为魔鬼和异教徒，所以他们的就业和经营也受到了很大限制，不少人只能去从事商业和金融业，特别是高利贷行业。流散到各地犹太人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努力，很快就聚敛起大量财富，但这又会成为当地人妒嫉和仇视的对象。基督教禁止基督徒进行放贷食息，所以犹太人的放贷一直被视为是"罪恶勾当"，实际上"这是一个为自己掘墓的怪圈，其背后则是基督教欧洲对犹太民族的宗教迫害和种族歧视。"1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所描绘的犹太高利贷商夏洛克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少欧洲人心中对犹太人的偏见。欧洲统治者一方面迫害犹太人，另一方面又把犹太人作为"敲竹杠"的榨取对象。法国统治者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滑稽，从公元1182年到1321年，法国曾四次驱逐犹太人，为了财税收入又四次召回犹太人。1361年法国国王好人约翰被英国俘虏，为了筹集巨额赎金，允许犹太人返回法国，1394年又把他们驱逐了出去。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阿巴·埃班在《犹太史》中曾写道"他们（犹太人）在英国短暂的定居史逼真而深刻地反映了中世纪犹太人的命运：始则受鼓励，继而受辱，受迫害，最后则遭驱逐。"2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以后，犹太人在经济竞争中的优势也成为非理性反犹的新借口，一些反犹组织通过联合抵制的办法反对犹太人，把犹太人排除在一些行业和社团组织之外。在奥地利，一些反犹主义者在报纸上和集会上就公开打出"不从犹太人处购货"的口号。法国反犹分子爱德华·阿道夫·德律蒙在《法国犹太人》一书中竟然提出：法国的经济萧条和社会贫困是犹太人的罪过。他认为犹太人在法国人口中虽然只占0.25﹪，可是他们却掌握着法国一半以上的财富，所以要征收犹太人"显然用非法手段牟取的财产"。这本书在出版的当年就售出了十万册，在社会上起到了极大的蛊惑作用。    3、政治地位的缺乏。犹太人在客居地基本上都是以少数族裔的面目出现的，他们的经济地位凸显了他们这一群体的独特性，但他们始终没有完全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来保障自身的利益，这使得他们始终是一个脆弱的群体，再加上一些当权者别有用心的纵容和挑唆犹太人常常会无端的成为权力争斗牺牲品。在中世纪，一些欧洲国家统治者为了讨好教会，不遗余力的迫害犹太人。到了近代，欧洲各国的统治者为了转移国内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视线，又往往拿犹太人作为"替罪羊"。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沙皇政权就利用反对犹太人来转移国内的不满，在当时的反犹浪潮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世纪三十年代，希特勒的纳粹势力同样是利用人们对犹太人的仇视来一步一步夺取权力的。从历史上来看，从《圣经》中在埃及为相的约瑟到在波斯国为后的以斯贴，从近代欧洲的"宫廷犹太人"到当今美国的犹太人，凡是犹太人有一定政治地位的时候，其权利就可以得到较好的维护，就可以有效的抵御反犹主义的攻击。4、宗教文化上的不兼容性。公元4世纪后随着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宣布为国教后，它就逐渐在欧洲取得了统治地位。但其地位一直受到来自犹太教的质疑，被基督教奉为经典的《新约》和基督耶稣一直为犹太教所否认，这种否认实际上就是对基督教合法性的一种质疑"几千年来，上帝、托拉、以色列一直是犹太教所包含的内容，犹太人对这些东西的忠诚就成为反犹主义的一个借口。它们使犹太人被视为局外人，更为重要的是被视为是对非犹太人神祗合法性的一种挑战。"3这是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欧洲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其次是宗教传说中的犹太人对基督耶稣的迫害，以及一些人别有用心的把犹太人附会成为出卖耶稣的犹大的后裔，这些宗教传说不论其真实与否，在基督教会不厌其烦的鼓吹下，都在一定程度加深着基督徒对犹太人的偏见，并导致了一种强烈的宗教复仇情绪。最后是在宗教价值观上的对立。犹太人自认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the Chosen People）"，与上帝有着某种契约关系；基督教虽脱胎于犹太教，但已演变成一种普世的宗教，它认为所有的人都可以归化为上帝的子民，基督徒负有拯救人类和世界的使命。所以，当基督教与具有优越感的犹太教迎头相撞时，冲突就不可避免了，要么被归化，要么成为"万恶不赦"的异教徒。正因为如此，那些狂热的十字军战士在东征时就提出了"干掉一个犹太人，以拯救你的灵魂"的口号，基督教会也想尽办法包括使用暴力手段来迫使犹太人改变信仰乃至消灭掉他们。犹太人由于在宗教和价值观上的独特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有别于基督教世界。这种差异使他们往往被视为是"非我族类"，进而形成一种深刻的偏见。按理上说这种差异并不一定能成为现实的冲突，一般而言，任何民族文化内部都存在两种机能：排斥性和包容性。排斥性有助于传统文化的延续和稳定，它是一种文化出于保护自身的本能而对外来异质文化的做出的反应。包容性则有利于吸收外来文化并适应社会的发展。这两种机能发挥作用并不是同步的和均衡的，它与这种文化自身的自信程度和开放程度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等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希腊罗马以后的欧洲世界不具有中国文化上的那种优越和自信，再加上基督教占据社会思想主体地位后所带来的偏执和非理性因素，所以对异质的犹太人和文化表现出了强烈的排斥而不是宽容。这样，以两种不同宗教信仰为主体的社会在文化生活上表现出的差异竟然成了一种现实冲突的借口。二  欧洲反犹主义的历史特点1、反复性和周期性。欧洲历史上的反犹活动不仅出现很早，而且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并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欧洲的反犹主义从上古时期产生以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它往往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发一次反犹浪潮，这种周期性在不同的时期受着不同因素的影响。在古代，它主要受宗教和统治者的宽容程度有关，这也是宗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反犹程度在总体上远高于其他时期的一个原因所在，而在当权者相对宽容的南欧和西南欧犹太人的生活状况略好一些。到了近代，社会经济状况、政权的民主程度和民族主义势头也成为影响反犹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而言，社会经济状况恶化的时候，犹太人就很容易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更是如此。在一些社会相对比较民主和民族主义情绪不是那么激烈的时候，反犹主义程度也就会略轻一些，因此从总体上看，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较早的西欧反犹主义要比东欧和俄国稍好一些。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比如民主化程度较高的法国在1894年还爆发了像"德雷福斯案件4"这样的恶性反犹事件。2、残酷性。历史上欧洲各国对其他一些少数族裔如吉普赛人的歧视也同样存在，但都比不上对犹太人迫害的残酷性.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偏见和歧视，而是对整个犹太民族的仇视和憎恨，它也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和观念，而是一种遍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行为，即从肉体上和精神上对犹太人进行迫害的行为，这些行为还往往受着法律的保护和当局的默许。在整个欧洲，犹太人几乎无一例外的被限制在"格都5"或是"栅栏区"之内，尽管如此，他们还经常被驱逐。生活中的犹太人不仅会经常受到反犹势力殴打、掠夺和袭击，还要面对时不时爆发的反犹大屠杀，先是基督教会对"马兰内"6和不愿改宗者的屠戮、十字军东征时的滥杀，后来是沙俄和东欧出现的"波格鲁姆7"事件和希特勒的"最后解决方案8"，在历史上对一个无辜的族裔进行如此残忍的长期迫害恐怕为欧洲所仅见。3、广泛性。这种广泛性首先表现在反犹主义存在的地域上，从南欧到北欧，从西欧到东欧，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反犹主义，犹太人生活状况曾经稍好的伊比利亚半岛、中欧的德国和东欧的波兰、俄国等后来也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反犹活动。其次是社会阶层的广泛性，欧洲社会，从政治、知识精英到一般民众，从宗教人士到非宗教人士以及不同的教派之间不管内部有无分歧，在反犹问题上都是一致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利奥·平斯克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对于活着的人，犹太人是死去的人；对于当地人，他们是异己和流浪者；对于有产者，他们是乞丐；对于穷人，他们是剥削者和百万富翁；对于爱国者，他们是没有祖国的人；他们是社会各阶层都厌恶的竞争对手"9。这种广泛性还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教育等，凡是有犹太人生活的地方，反犹主义就会尾随而至。4、宗教性。纵观欧洲历史上的反犹活动大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不仅许多反犹活动以宗教因素为借口，历次反犹活动中与宗教有关的教堂和墓地也会成为袭击的目标。犹太人进入欧洲不久，基督教就上升为国教。从公元四世纪开始，基督教就开始凭借优势地位甚至使用暴力强制人们的归依，犹太人自然也是被迫改宗的对象。犹太人往往要被迫在改宗和死亡之间做出选择，1096年五月，一群犹太人在听到十字军将要到来的消息后，来到了艾德伯特主教那里避难，由于拒绝改宗的要求，反而被主教下令处死，两天之中竟有800人被杀害。基督教会除了利用改宗来迫害犹太人外，还往往炮制或散播一些谣言来迫害犹太人。例如犹太人用基督徒进行血祭的诽谤，犹太人指使别人投毒的谣传等，"这些故事，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欧洲各地重复着，并几乎总是伴随着'奇迹'般的悲剧"10。黑死病在14世纪流行时，又有人认为是犹太人和魔鬼合伙带来了黑死病。甚至在1241年蒙古人入侵欧洲时，竟有人提出蒙古人是"失踪的以色列十支族"，犹太人应当为此负责。这种反犹主义的宗教性在中世纪以后有所减弱，但并未消失。在俄国，到了19世纪七十年代有关血祭诽谤案的报道还不断见诸报端。在历次的反犹恶浪中，与犹太教有关的东西都会是被袭击的重要对象。1938年的"玻璃破碎之夜11"事件中，一夜之间就有200座犹太会堂遭焚烧。1937年，罗马尼亚颁布的法令中，还包含有禁止犹太礼仪屠宰、强迫犹太人在安息日劳作等条款。5、民族性和种族性。近代以来，反犹主义与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结合起来。拿破仑帝国的扩张和征服促成了不少欧洲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作为客居地民族的犹太人因为一直无法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自然也是他们排挤的对象之一。"在18世纪民族主义开始上升并开始取代日益衰落的宗教的时候，犹太人仍然是被敌视的对象。"12种族性是反犹主义的又一特点，欧洲的一些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还煞有其事的以所谓"科学"的形式来阐述其他种族都劣于日耳曼种族。英国人豪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在《十九世纪的基础》一书中就认为犹太人是一个没有价值的民族，它的任务是破坏日耳曼种族的纯洁，"繁殖一群假希伯来人混血儿，即一个在体质、精神和道德上无疑都发生了蜕化的民族。"正是这种思想最后竟成为希特勒反犹思想的一个理论来源，希特勒明确宣称它的使命就是破坏"犹太人专制的上帝"，13尽力限制犹太人以维护雅利安血统的纯洁，在这种荒谬理论的支配下，犹太人成了这场世纪大浩劫的无辜的牺牲品。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在相对成熟的革命理论的指导下，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犹太革命家和工运领袖，如革命导师马克思、法国的左翼领袖罗沙•卢森堡、匈牙利共产党领袖库恩•贝拉以及俄国的托洛茨基等，一些反犹分子利用民众对共产主义的畏惧心理把反犹与反共结合了起来，从而使反犹主义又有着浓厚的反共色彩。1905年发表的《锡安贤达议事录》一开始并不为人们所重视，可是到了1919年以后，就开始在西欧流行。出于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一些人开始相信"如果世界要防止心怀敌意的犹太人，使他们的阴谋不能实现，就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反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14尽管这本小册子很快就被证明是伪造的，然而还是有众多无辜的犹太人成为冤魂，造成的恶劣影响更是不可估量。反犹主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彻底消除犹太人的民族意识，使之丧失民族认同感和民族特性。然而无论是宗教反犹主义，经济反犹主义还是种族反犹主义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相反却促成了犹太民族内部的团结和民族特性的增强，并最终促成了近代锡安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当代以色列国的建立，这是那些反犹主义者所始料不及的。一些学者在研究纳粹大屠杀时指出"想要'消灭'犹太民族的希特勒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倒行逆施反倒大大加快了犹太国家的重建和犹太文明的复兴进程"15。如今，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政权早已烟消云散，然而反犹主义的幽灵却依然在欧洲的上空徘徊。 三  欧洲反犹主义的近期回潮    二战以后，伴随着法西斯政权的溃败，反犹主义曾一度有所收敛。近两年来，由于以色列在新的巴以冲突中一直使用暴力进行残酷的镇压，一股由反以引发的反犹主义暗潮又开始悄然涌动了。特别是去年三月份以来，欧洲各国频频发生针对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暴力事件，从英国到希腊，从西班牙到丹麦，不断有犹太会堂被焚毁，犹太人的住宅、学校遭到袭击，在德国的一些城市，犹太学生上学和放学都不得不由警察护送，德国警方甚至还警告人们不要佩戴犹太人的标识。根据世界犹太人大会发表的一份报告估计，仅在2002年4月欧洲就发生了300多起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16。这股反犹回潮势头之猛，规模之大在二战以来的欧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股反犹主义回潮出现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的反犹主义偏见和传统。二战以后,面对纳粹势力令人发指的罪行，世界人民对犹太人表示了的普遍同情，欧洲各国也对残余的法西斯主义势力进行了清算，使反犹主义的势力大为削弱。但源于宗教和历史文化偏见的反犹主义思想并不能一下子消除。早在1963年，在苏联基辅出版的一本书中就有过一幅插图：一个贪婪的大鼻子犹太人，把瘦骨嶙峋的大手伸向一个盘子，紧紧抓住盘子里的纸币和硬币，反犹寓意已自不待言。1968年，在波兰官方支持的反犹运动中，有25000犹太人（占当时波兰犹太人大多数）被迫离开，使这个在1939年尚有300多万犹太人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反犹主义国家"17。1980年10月，法国巴黎的一所犹太会堂遭受恐怖袭击发生爆炸事件，造成4人死亡，其中有2人为非犹太人。当时的法国总理雷蒙德•巴里竟然在电视中讲话说"他们的目标是犹太人，可伤害的却是无辜的法国人。"18德国《明镜》周刊曾在1996年做过一个调查，结果表明在德国有20％的人不希望他们的邻居是犹太人，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希望犹太人作为总统候选人，而另外一些调查表明"反犹思想在老年人和前东德居民中是很普遍的"19。这些反犹思想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它仍会破土而出的。其次是巴以冲突因素。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后，欧洲各国出于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中东问题上与美国拉开了距离，越来越倾向于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而且，目前在欧洲各国生活着很多阿拉伯人，仅法国境内就有数以百万计的阿裔公民，这些人几乎都是巴勒斯坦的坚定支持者，也是这次反犹的主要社会基础所在。2000年巴勒斯坦人起义后，以色列一直采用暴力镇压的做法使欧洲国家极为不满，由对以色列的反感进而演变为一种强烈的反犹情绪。一些欧洲人认为"既然历史上发生过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那么，以色列现在就不应该用同样的办法对付巴勒斯坦人。"美国反诽谤联盟在去年五六月份的电话调查中显示，由30%的欧洲人持传统的反犹观点，由62%的人认为最近的反犹暴力是由反以情绪所致20。最后是冷战结束后，欧洲极右翼势力上升所带来的后果。冷战结束后，原来两极格局下掩盖着的矛盾被释放出来。再加上近些年来，欧洲不少国家经济结构上的弊病日益暴露，经济增长乏力，社会上贫富差距拉大，失业率居高不下，治安状况恶化。而传统政党的"第三条道路"的努力也不能消除公众对全球化，欧盟扩张和社会安全的忧虑。极右翼势力正是借着人们对现状的不满和忧虑迅速坐大的。先是有奥地利海德尔的"自由党"、荷兰的"富图恩名单党"，后是东欧一些国家的"光头党"及法国的"国民阵线"。这些极右翼势力又被称为"新法西斯主义"，他们都有着明显的种族主义和暴力倾向，明确的排斥和反对外来移民。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随着政权的更迭，原来对一些极端言论的限制被取消，这使得那些极端分子可以肆无忌弹的大放阙词。在波兰，最大的反犹主义政党波兰家庭联盟(LPR)拥有460个议会席位中的37席，不仅如此，他们在议会外还有一定的影响，并得到一些民族主义分子的传媒的支持和资助21。这些右翼团体不管在其他方面分歧如何，在反犹太人这一点上却是共通的。根据德国官方的统计，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反犹主义事件的发生率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93年全国发生了656件，其中暴力事件为75件，94年则达到1366件，95年为958件。这些反犹事件的发生与极右翼势力的膨胀是紧密相连的22。这股反犹主义势头一方面来势凶猛，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首先是反犹太人与反以色列紧密结合，在反对以色列的名义下进行反犹活动，这使得一些反犹活动表现得更为隐蔽；其次是反犹手段的多样性，反犹分子除了借助传统的反犹手段外，还借助互联网、电视等现代通讯工具进行反犹宣传。面对欧洲各国出现的这股反犹主义潮流，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以色列和美国政府都表示了极大的关切，在谴责的同时还敦促欧洲各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以制止反犹活动，这股反犹潮流无论是对欧洲的犹太人还是对近期的国际关系都产生了较大冲击：   首先是对以色列和欧洲关系的影响。2000年巴勒斯坦人民起义后，西欧不少国家的媒体和舆论对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中所奉行的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谴责。从英国的《独立报》，法国的《世界报》、《费加罗报》，到德国的《明镜》周刊都大量刊发批评以色列的文章。2002年 4月份，法国巴黎的反以示威人数达到4-5万人，起义者打着"同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的口号，声讨以色列的种族主义政策，称沙龙为"刽子手"。去年6月，欧盟议会通过决议，中止1995年同以色列签署的自由贸易和联系协定，欧盟议会还决定采取措施，中止双方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西欧一些有名的学者还在推动一项抵制同以色列进行学术交流的计划，并得到了不少大学教授的支持。以色列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一个犹太国，自然对这些反以反犹活动极为敏感和关注。除了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反击外，还通过各种渠道敦促欧洲各国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犹太人。2002年元月，以色列外交部组织成立了反击反犹主义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Combatting anti-Semitism)和制止反犹主义协作论坛（Coordination Forum for Countering anti-Semitism）。前者是以色列政府主导下的国际组织，它下设教育、信息等分委会，并邀请一些国际知名的非犹人士担任领导职务，意在联合世界各地的官方和非官方的力量反对反犹主义势力。后者是以色列的官方论坛，由以色列政府的外交部、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和世界犹太人大会等组成，致力于收集各种有关反犹主义信息，定期出版有关的报告并制定相应的政策23。2002年4月22日，法国极右翼领袖勒庞在第一轮总统选举中胜出后，以色列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埃利•伊沙就与法国犹太组织领导人举行了会谈，甚至敦促在法犹太人离开法国，移民以色列。以色列著名的《耶路撒冷邮报》撰文指出"这是二战以来欧洲爆发的最为严重的反犹主义"24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总理沙龙4月份就含沙射影地说"反犹主义又在欧洲死灰复燃"。欧洲不少国家也承认存在着一些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活动，但认为这多为极端分子和阿拉伯人所为。欧洲人主要反对的是以色列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采取的政策，而不是反对犹太人，二者不能相混淆。法国总统希拉克在5月份就警告沙龙不要把法国描绘成一个反犹的国家，"这种宣传是不可接受的"，双方在反犹主义问题上的争吵给九十年代以来本已变淡的关系又抹上了一层阴影。其次是对欧美关系的影响，它扩大了欧美之间的分歧。"9•11"事件以后欧美在反恐怖主义问题上就存在着分歧，美国和以色列主张把巴勒斯坦人的反抗行动列为恐怖主义，欧洲则认为这样会导致整个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对立，对于严重依赖阿拉伯世界石油的欧洲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欧洲出现新的反犹主义势头以后，美国报刊不断地批评欧洲国家对反犹行为制止不力，《纽约时报》则断言，"二战后被禁止了半个多世纪的反犹恶魔又出笼了"。去年4月底，小布什总统在硅谷发表演说时，点名批评了法国的反犹主义现象。7月中旬，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谴责西欧出现的反犹暴力活动，敦促西欧各国政府采取措施保护犹太人的利益和安全。与此同时，一些参议院还联名上书布什总统，要求美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促使欧洲国家政府制止日益加剧的反犹暴力活动。欧洲国家不同意美国的指责，他们认为，欧洲各国都采取了有力措施，严惩肇事者。英、法、德、比利时和西班牙内政部长举行过会议，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也举行过会议讨论并决定各国之间加强情报交流，协调行动，共同对付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法国、德国等都采取了措施加强对犹太社区的安全保护，惩处极端分子、取缔带有反犹主义色彩的网站等。欧洲各国还认为，美国所谓的"反犹主义恶魔重新出笼"的说法，是对欧洲国家的污蔑，在欧洲，反犹只是少数人的偏见，不能把对以色列政府的正义批评动不动就扣上反犹主义的帽子。法国总统希拉克明确表示美国的指责是不能接受的。美国在反犹主义问题上对欧洲的指责无疑又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分歧。 最后是不利于欧洲的政治稳定和一体化进程。这次反犹主义的回潮是在欧洲极右翼势力膨胀和全球反恐怖主义战争升级的情况下出现的，反犹主义的盛行势必会反过来助长极右翼势力，进而影响欧洲的政治稳定和一体化进程。去年四月底，伦敦芬斯伯利公园犹太会堂遭破坏时，破坏者就明目张胆的把纳粹的标记划在拉比的诵经台上。目前，世界上有将近1400万犹太人，其中230万人生活在欧洲，其中法国60万，乌克兰和俄罗斯各50万，英国29万，德国19万。这些犹太人经过长期的努力，已经融入所在国的政治经济生活，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反犹活动不仅会给当地的犹太人带来冲击，也会给这些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目前看来，这股反犹主义势头已有所减弱，但并未完全停止。 这次反犹回潮在促使我们在重新认识并警惕欧洲新法西斯主义的同时，也警醒以色列政府和犹太人：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安全必须建立在中东和平的基础之上，正如以色列著名政治家西蒙﹒佩雷斯在《新创世纪》一书中所说的"和平必须成为以色列人挂在自家门楣上的最璀璨的灯火"25。如果一味的无视巴列斯坦人的要求，不仅会引起他们持续的绝望的反抗，还将招致新的国际谴责和反犹浪潮。       1潘光、陈超南、余建华著：《犹太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136页。2阿巴·埃班著 阎瑞松译 ：《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第165页。3 Dennis Prager and Joseph Telushin:Why the Jews? The Reason for Anti-semitism,New York, Simon Schuster.Inc.1985 P.22.4 1984年，法军上尉、犹太人德雷福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以叛国罪的名义被判处终身监禁，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06年德雷福斯被平反并恢复军职。5 英文"ghetto"音译，指遍布欧洲的犹太人隔离区，最早出现于意大利，在俄国和东欧多为"栅栏区"。6 西班牙语意为"猪"，后专指改宗基督教但又暗中笃信犹太教的犹太人。7 俄语中"大屠杀"的意思，指发生在东欧和俄罗斯的反犹暴力大屠杀。8 英文"final solution",二战中纳粹政权推行的灭绝犹太人的方案。9 Walter Laqueur: A History of  Zionism, New York 1972,  P.72.10 Malcolm Hay: The Roots of Christian Anti-Semitism, New York 1981，P-144.11 即"Kristallnacht",也有译为"水晶之夜"，1938年11月9日，因一犹太青年刺杀了德国驻巴黎使馆的一名外交官，纳粹暴徒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大规模的反犹活动，是夜有无数犹太人的商店和教堂被砸碎，故得名。12 Dennis Prager and Joseph Telushin: Why the Jews? The Reason for Anti-semitism,New York, Simon Schuster.Inc.1985, P.30.13 Dennis Prager and Joseph Telushin: Why the Jews? The Reason for Anti-semitism,New York, Simon Schuster.Inc.1985, P.30.14 阿巴·埃班著 阎瑞松译：《犹太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第273页。15 潘光、陈超南、余建华著：《犹太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296页。16 见世界犹太人大会网站：http://www.wjc.org.il17  Abraham Brumberg:"Poles and Jew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2,  P.178.18徐新著 ：《反犹主义解析》，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7页。19 Andrew Roth and Michael Fragman: The Goldapple Guide To Jewish Berlin ,Berlin 1998， P.132.20见美国反诽谤联盟网站：http://www.adl.org21 Abraham Brumberg:"Poles and Jew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2,  P.182.22 Andrew Roth and Michael Fragman: The Goldapple Guide To Jewish Berlin ,Berlin 1998， P.174.23详见以色列制止反犹主义论坛网站：http://antisemitism.org.il24 《耶路撒冷邮报》2002.4.2525 西蒙·佩雷斯著，高秋福、戴惠坤译：《新创世纪》，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在1840至1949年的近代上海历史上，共有三次犹太移民高潮，即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叶中东塞法迪犹太人、20世纪初叶至30年代末俄罗斯犹太人、30、40年代德、奥等中欧国家的犹太难民。他们构成了近代上海犹太人的活动主体，其经济活动也因移民类型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并对上海经济的不同层面产生了相应的影响。作为经济型移民的塞法迪犹太人，他们移民上海的动机就是要利用上海独特的经济环境，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发财致富。塞法迪犹太人大多以"两土"（"烟土"鸦片贸易和"地土"房地产经营）起家，后逐渐扩展到外贸、公共事业、金融业、制造业等领域，形成了沙逊家族、哈同洋行、安诺德兄弟、嘉道里家族等几大著名的犹商集团。他们资本雄厚，网络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对近代上海的经济命脉和发展荣衰产生了影响。而作为政治型移民的俄罗斯犹太人和难民型移民的中欧犹太人则限于其经济实力，大多从事中小商业、手工业等行业，对其居住区域的商业繁荣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    贸易活动是近代上海犹太人开展最早的经济活动，其中鸦片贸易是其最主要的内容。众所周知， 鸦片贸易是一种利市百倍的生意，具有敏锐商业投机眼光的犹太商人自然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早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鸦片走私已经成为英美等国商人对华进出口贸易的中心内容。总部设在印度孟买的英籍犹商沙逊家族也参与其中，谋取暴利。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尽管《南京条约》并未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但由于租界和外国势力的掩护，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的鸦片走私公然盛行。沙逊家族于是在上海设立分行，作为从事在华鸦片走私的中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作为"洋药"获得了合法贸易地位，每箱鸦片在通商口岸交纳三十两进口税后，即可通行无阻。[1]沙逊家族因此加大了对华鸦片贸易的力度，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末，沙逊家族对华鸦片贸易额已占总量的20％，仅落后于英国怡和洋行。[2]1872年后，沙逊家族除了老沙逊洋行继续在上海从事鸦片贸易外，由已故大卫·沙逊的次子伊利亚斯·沙逊自立门户创立的新沙逊洋行也在上海设立分行，积极开拓对华贸易，特别是鸦片买卖业务。由于新沙逊洋行将经营的重心放在上海和整个远东地区，因此经过三代人的苦心经营，逐渐后来居上，超过了老沙逊洋行，成为近代上海史上显赫一时的巨商大贾。新沙逊洋行在鸦片贸易方面，充分利用其总部在孟买，无须象怡和、颠地（宝顺）等洋行那样通过中间商代理，而直接到产地廉价收购的低成本优势，并运用现代化的轮船运输，使得其对华鸦片贸易额急剧增长。到1873年，沙逊家族由此一举成为上海最大的鸦片商[3]。到本世纪初，有帐可查的与新沙逊洋行保持经常批发代销关系的上海鸦片商号有安和(Anwoo)等50多家。新老沙逊洋行每年进口的鸦片数量平均达5，000多箱。有人估计从1840到1914年，沙逊家族通过鸦片获得的利润高达140，593，780两，平均每年利润也接近二百万两。[4]    另一个积极从事鸦片贸易的犹太商人就是异军突起的哈同。哈同1873年来沪，先在老沙逊洋行工作，后转入新沙逊洋行任职。凭借其勤勉的工作和灵活的头脑，哈同逐渐积累了一些资本，开始从事贸易等经商活动，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业务就是贩卖鸦片。早在1885年，他就与老沙逊洋行一起在上海开设了"洋药公所"，即鸦片贸易所。在"洋药公所"成立约20年间共成交40多万箱鸦片，平均每年2万箱，哈同和老沙逊洋行各半。1901年哈同洋行成立后，更是积极经营鸦片贸易。虽然在中国各界人士迫切要求禁烟的呼吁下，清政府于1906年颁布了"以十年为限，内外鸦片一律禁绝"的诏书，1908年，英国政府也与清政府签订了试办禁烟协约。但哈同以投机家的眼光，认定这场禁烟运动不过是虚张声势，财政状况捉襟见肘的清政府必然会推行"寓禁于征"的政策，以解决政府的财源。因此，哈同不仅将自己拥有的1万箱鸦片压住不动，而且还利用鸦片商纷纷抛售，鸦片价格急剧下降之际，低价购入大量鸦片囤积。果然不出哈同的预料，在列强的干扰下，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不久就不了了之，而市场上的鸦片价格因货物奇缺而在一周内飚升了30％，哈同也因此获得了暴利。其它一些著名上海塞法迪犹商，如亚伯拉罕家族、埃兹拉家族等也参与了鸦片贸易。香港犹太问题专家魏白蒂就指出："亚伯拉罕家族的男子是带头从事当时包括鸦片在内的典型商业贸易的商人。"[5]    尽管清政府的禁烟令时断时续，但是中国的禁烟运动必竟对鸦片贸易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虽然在租界当局的庇护下，控制着上海鸦片贸易的沙逊家族通过操纵鸦片价格，以弥补因贸易额下降造成的损失，仍能保持高额利润。如租界内的鸦片价格由1908年前每箱700两上升至1915年11月的每箱9，012两，达到最高峰。[6]但到20年代后，鸦片贸易日趋衰退，上海犹商逐渐退出了鸦片贸易，并利用其通过鸦片贸易获得的巨额利润改而从事其它经营。    当然，除了鸦片贸易外，近代上海犹商还从事其它贸易活动。如沙逊家族就在经营鸦片贸易的同时，不断扩大纺织品进口。到1907年时，新沙逊洋行鸦片进口值为3，628，660两，而棉纱和棉布的进口值已达4，171，691两；1908年时新沙逊洋行鸦片进口值为4，780，404两，而棉纱、棉布进口值为3，813，682两，再加上火油、麻袋等进口，鸦片已不再占沙逊家族进口商品价值的半数以上。到1918年时，棉纱是沙逊家族进口的最重要项目。[7]又如1854年由英籍犹太人安诺德兄弟(J.Arnhold & P.Arnhold)和德籍犹太人卡贝尔格(P.Karberg)合资开设的瑞记洋行主要从事军火、木材、五金交电等进出口贸易，范围极其广泛。其中最突出的是通过控股德商司尼夫莱奇的祥泰木行，垄断了中国的木材进口。丹麦籍犹太人维尔希姆·梅耶本世纪初在上海设立了一家小型贸易公司，专门从丹麦进口货物，到1935年公司已发展成为一家拥有1，800名雇员的工商大企业。一些俄罗斯犹太人到沪后也逐渐适应了充满活力的上海经济，许多人在进出口贸易中当了分包商，一些小的行业，如毛皮和谷物的进出口，几乎已全部掌握在他们手中。[8]马迪尔兄弟(H.Madier &J.Madier)经营的信孚洋行从1920至1929年发展成为上海洋行中出口华丝数额最多的一家。在这期间，他们每年出口的华丝、包括厂丝、土丝和废丝在内，约有二万包（每包重量一担），少的年份也在一万包以上。[9]    房地产经营是上海犹商另一个生财之道和投资重点。从1869年开始，上海公共租界实行"租界章程"，正式规定作为市政机构的工部局有权征税。为了方便征收土地捐税，工部局从1865年开始实行土地估计，并从1869年起作为一项正式措施，每隔几年调整一次。据统计，从1869年起至1933年止，地价大致经过了19次调整，即每隔三、四年就重估一次，实际上也就是增税一次。[10]而房地产业主可以将这些税赋以地租或房租形式转嫁到租赁者身上，自己坐享房地产的增值受益。因此房地产业逐渐成为利润丰厚且稳定的行业，越来越引起上海犹商的兴趣。同时，具有敏锐商业投机眼光的犹商还充分认识到，作为中国乃至远东地区的经济中心，上海土地资源有限但未来需求巨大，房地产业有着十分可观的增值潜力。    1877年，沙逊家族购入日后沙逊大厦的基地"候德"地产，开始了其在上海的房地产投资，经过44年的经营，到1922年，沙逊家族在上海共购置了29块产业。这29块地产占地约300亩，投入资金约200万两，产业估价1300余万两，获利1100万两。加上房租约1100万两，共计获利2200万两，平均每年可获利50多万两，平均每年利润率高达24％。[11]虽然与利市百倍的鸦片贸易相比还相差甚远，但作为一种稳定的投资，其回报率已是相当可观了。进入20年代以后，一方面随着沙逊家族被迫退出鸦片贸易，迫切需要寻求新的投机方向，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军阀割据，内战不绝的现实也促使内地大量游资和人员为求安全而涌入上海，促进了上海房地产业的投机和繁荣。于是，沙逊家族将其在上海的投资重点转到了房地产经营上，利用鸦片贸易所获得的巨额利润，加大了对上海房地产业的投入，扩大租地造屋。1926年，沙逊家族利用安利洋行的抵押地产专门成立了华懋地产公司，进行房地产买卖和自建公寓大楼出租。以后，又相继建立了远东营业公司、上海地产公司、上海产业公司、东方地产公司、汉弥尔登信托公司、三新地产公司、徐家汇地产公司、中和地产公司等机构，经营房地产业务。沙逊家族还投资上海第二大房地产公司--业广地产公司，并一度几乎完全控制了该公司，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投资受益。这样，到1941年1月，沙逊家族各直属公司拥有房地产帐面价值已达8689万元，比1921年的1330万元增加了7359万元，上升6．53倍。1941年的房租收入总数为688万元，比1921年的103万元增加了585万元，上升5．68倍。[12]虽然抗战胜利后变卖了不少产业，但到上海解放时，沙逊家族仍是上海最大的房地产商，共占地678亩，房屋面积54万平方米，有房屋近2000幢，包括沙逊大厦、河滨大楼、华懋公寓、格林文纳公寓、"伊扶司"别墅、罗根花园等公寓、花园洋房、里弄、市房，分布在全市近百处地方。    塞法迪犹商哈同也是上海房地产大亨。早在老沙逊洋行谋职时，哈同就已开始涉足房地产买卖。除了利用自己的积蓄进行少量的购地租房外，还担任老沙逊洋行的大班协办兼地产部管事，专门负责房地产经营。1885年法国在中法战争中失败，引起上海租界外侨的恐慌，纷纷举家外迁，引起租界地产价格的暴跌。此时哈同向洋行大班进言，认为这种状况不会长久，应该趁机大量购入。果不出所言，获胜的清政府竟与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上海租界重新繁荣，地产价格也由此回升，哈同为老沙逊洋行赚取暴利500多万两。同时，他自己在中法战争前后贱价收进的地皮也都涨了数十倍。[13]由于哈同在房地产经营方面表现出出色的才华，使得他一举成为租界里赫赫有名的地产专家，"深谙地利，精熟工程，中外人士莫不翕服"。[14]1886年，新沙逊洋行以高出老沙逊洋行一倍以上的薪水聘任哈同为大班协理，专管房地产经营。1887年和1898年，哈同又先后担任了法租界公董局公董和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同时担任两租界董事的外侨。1901年，羽翼丰满的哈同独资成立了"哈同洋行"，开始独自经营房地产业务。他"以敏捷的手段，一忽儿卖，一忽儿买，一忽尔召租，一忽尔出典......专以地皮操奇取赢，则其价日涨，至有行无市。"[15]总之，哈同在上海房地产经营中，凭借其过人一筹的投机才能，洞烛机先，买进抛出，大获其利。到1931年6月19日病逝时，哈同已拥有土地449．098亩，市房812幢，住房544幢，办公大楼24幢，旅馆饭店4幢，仓库3座。其中在"寸金之地"的南京路拥有土地16块，面积达111．578亩，占南京路地产总面积的44．23％。[16]其中建于1904年的爱俪园，占地300亩，小桥流水，奇山怪石，景致之佳居上海私人花园之冠，被誉为"海上大观园"    除了沙逊家族和哈同外，其他一些著名塞法迪犹商家族，如安诺德兄弟、嘉道里家族、埃兹拉家族、索福家族、亚伯拉罕家族等也都参与了上海房地产经营和投机。安诺德兄弟的安利洋行除在四川中路九江路口建造安利大楼外，还拥有上海霞飞路等地的地产。1926年安利洋行将霞飞路和莆石路（今长乐路）之间的一地产作价90万两作为华懋地产公司的资本。嘉道里家族在上海拥有很多房地产，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位于静安寺的大理石大厦，又名嘉道里大厦。这座"宫殿"般的大厦，用料考究，全部由意大利进口，工程总造价高达100万两。整个大厦占地1．5万平方米，室内面积3300平方米，有大小客厅以及20多个房间。其中大厅高65英尺，长80英尺，宽50英尺，极其富丽堂皇，成为沪上名流聚会的中心。埃兹拉家族在上海辣斐德路一带购置了地产，并建造了新康里等住宅，收租营利。老报人顾执中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住的新康里是属于犹太资本家埃直拉的产业，那时的上海房租非常高，外国房主依靠着帝国主义的势力，不时毫无理由的增加租金，属于犹太资本家的房屋，租金加得更快，一年加二次，有时竟达三次。"[17]索福家族也在霞飞路和辣斐德路建造里弄和花园洋房。如20世纪10年代，索福家族兴建私园"沙发花园"（后改称上方花园），与新康花园相毗连。"园中布局是西洋花园格局，有喷水池、草坪，花木葱茏，内景与复兴公园相似。"[18]埃兹拉家族更是于1900年从鸦片贸易转向大规模的房地产建设和经营。爱德华·埃兹拉以南京路、九江路、四川路、江西路为界，建造了价值100万两的拥有近代舒适设施的住房。他在霞飞路的家很自豪地拥有一个球室和音乐室。埃兹拉家族还是百老汇大厦的董事。[19]    纵观上海塞法迪犹商的房地产经营，其经营方式主要有：1）利用地价级差，进行地产投机。上海塞法迪犹商有些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内任职，如哈同，安诺德，有些则利用其代理人，参与并影响近代上海城市建设发展规划。这样，他们就往往能事先廉价购入规划中具有发展前途的地产，待日后地价重估，投机牟利。如1899年，作为工部局董事的哈同利用参与制定公共租界"越界"筑路的机会，以低价大量购入"越界筑路"两侧的土地，一下子获得几十倍乃至数百倍暴利。此外，上海塞法迪犹商还对己有地产进行初级开发，提升地价。如哈同为了哄抬南京路一带的地价，化了60多万两银子，将南京路改造成为铁藜木路，使得南京路身价大升，地价成倍上涨，其所拥有的南京路地产也就日升夜涨。2）运用金融手段，扩大投资规模。如哈同在经营房地产时，往往利用其在租界中的地位和声望，将已有地产向银行进行抵押贷款，再用抵押款买进新的地产，循环往复，使其地产投资取得超常规的几何级数增长。3）采用租地造屋，坐收稳定收益。上海犹商大都将地产租与他人造屋。这一方面解决了自有资金有限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租地造屋，不仅保持了土地自然增值的利益，同时又将经营房产的风险转嫁给了租地造屋者，而且经过一定时期后，土地上的建造物也就归之于土地所有者，正可谓一举数得，稳获厚利。如南京路的劝工大厦、淮海路的国泰大戏院、西藏路的东方饭店，以及部分新式里弄就是这样转到沙逊家族名下的。4）兴建高层建筑，获取最大利润。进入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城市发展逐渐现代化，土地资源，特别是市中心的土地资源日趋紧张，于是上海塞法迪犹商在房地产经营上采取了兴建高层建筑的方法，以谋求获得最大利润。这是因为，一方面高层建筑林立的地段，往往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其地价也自然会相应增长。另一方面，上海的土地捐是按土地面积估价征收的，并不关涉层次高低，因此高层建筑的利润就高。这样，上海塞法迪犹商纷纷兴建高层建筑，到解放前，沙逊家族共拥有沙逊大厦、河滨大厦、都城饭店、汉弥尔登大厦、华懋公寓、格林文纳公寓等幢1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占上海总共28幢10层以上高层建筑的21％。哈同也看好高层建造，在把土地出租给他人造房时，严格规定建楼的层次。象上海南京路的永安公司大楼即属此种情况。     二、     除了主要进行"两土"的鸦片贸易和房地产经营外，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实力的增强，近代上海犹太人经济活动的触角还深入到金融、制造、公用交通和商业娱乐等领域。    金融资本是近代商品经济活动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随着近代上海塞法迪犹商投资和贸易规模的日益扩大，他们对金融资本重要性的认识也就越来越深刻，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上海塞法迪犹商锐意拓展其金融业务，通过独资创办或合资创办金融机构，控制资金，操纵上海金融市场，以扩大其在上海经济中的影响力。    早在1864年汇丰银行创立时，老沙逊洋行就是其创立者和投资者之一。老沙逊洋行还在上海积极从事抵押贷款等业务。1930年，沙逊家族的新沙逊银行在香港成立，资本金为100万英镑。同年，沙逊家族还与其它资本集团合资，创办了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和扬子银公司。这些金融机构主要在上海进行企业投资，发行债券和金融投机，以充分发挥金融资本的作用，为沙逊家族在上海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金融保证。如新沙逊银行从汇丰银行、花旗银行、麦加利银行等单位以6厘利率借入大量资金，又以6．5厘的利率贷给安利洋行等附属单位。这些巨额资金推动了附属企业的发展。    塞法迪犹太人还在上海证券市场上进行融资和投机。如上海公共租界有两个股票交易所，一个是华商证券交易所，一个是外商为主的众业公会。最初在上海设立证券交易所的是本世纪初的外商（主要是英籍犹太人）。1932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99人名单中，有38名杰出的塞法迪犹太人。[20]犹太人H．海亦姆是众业公会的主要外股经纪人利安洋行(Benjamin & Potts Co.)的总经理。又如1930年至1934年，沙逊家族以直属企业或附属企业的名义共发行了3628万元公司债券。[21]沙逊家族还在上海外汇和股票市场上进行投机活动，获得巨额利润。实际上，沙逊家族对上海的工业投资和金融垄断活动从1939年起就已完全转入了投机性的外股买卖，成为上海股票市场"活跃的权威"。[22]    塞法迪犹太人在上海保险市场上也有所作为。1863年，老沙逊洋行和其它4家兼营航运的英商祥泰、履泰、太平、汇隆洋行在上海创办了保家行(North-China Insurance Company)，从事航运保险。在整个60年代，保家行的业务十分兴旺，利润极厚。作为股东，老沙逊洋行除了每年坐得10％固定利息外，还可以得到60－80％的额外红利。[23]新沙逊洋行也开设了保险间，代理英商巴勒水火保险公司(North British Fire & Marine Insurance Co., Ltd)的业务。[24]1924年，美籍犹太人司带(C.V.Starr)在上海开办了美亚保险公司。1932年，司带又与浙江兴业银行合资建立了泰山保险公司。[25]司带及其美亚保险公司一时垄断了上海保险市场。如1927年春夏之交，长江上游水流湍急，到四川重庆的长江轮不断发生重大沉船事故，除了美亚独家经营这项水险业务外，整个上海中外保险行家，无人敢于问津。[26]    塞法迪犹太人大多喜欢从事贸易、房地产、金融等利润丰厚的投机性产业，对制造业的投入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 也有一些塞法迪犹太人或通过直接投资，或通过投资控股等形式投资制造业。安诺德兄弟和卡贝尔格的瑞记洋行于1895年、1903年相继在上海开办了瑞记纺织厂和瑞容机器制造厂，生产纺织品和承建船只、机器、水磨、锅炉、火油油罐等产品。1912年，瑞容机器制造厂与上海万隆铁工厂合并，使其造船能力大大提高，成为上海的主要船厂之一。1936年，该厂又与英商耶松船厂合并，成立英联船坞有限公司，资金达1000万，成为上海最大的造船厂。沙逊家族除了通过兼并安利洋行，控制了原瑞记洋行的工厂企业外，还利用投资控股的形式垄断了上海的饮料工业。沙逊家族通过参股英商麦克葛雷戈兄弟的正广和有限公司(Caldbeck Macgregor & Co.)0．77％和丹麦人的上海啤酒公司10．97％的股份，就在正广和有限公司4个董事中占有一席，并控股了上海啤酒厂。此外，沙逊家族还对造船、食品、采矿、钢铁、纺织等制造行业进行投资，1936年共计投资金额达897．1万元。[27]    在从事贸易经营活动的过程中，上海犹商还兴办了与之密切相关的航运仓储业。19世纪中叶，新沙逊洋行在外白渡桥北逸建有占地3亩多，高达4层的鸦片土栈。作为大洋行，沙逊家族还拥有自己的运输船队，从事远洋和内陆航运。1872年，老沙逊洋行认购了华海轮船公司的股份。[28]20世纪30年代，沙逊家族趁英商会德丰公司改组之际，通过投资控股，在5人董事会中获得了2席，分别由安诺德和海亦姆代表。这样，沙逊家族就通过会德丰公司以及附属的上海拖驳公司和茂泰洋行，涉足上海航运业、水路运输业和仓储业。早在1890年，安诺德兄弟即购买了两艘新式的轮船，总吨数为2290吨，经营从上海到汉口的内河航道。    上海开埠后，随着租界人口的不断增加，区域的逐渐扩大，市政建设和外国侨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兴办公用事业也就成为必然之举。上海犹商在这中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23年，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核定资本100万两，并规定委任安利洋行为全权经理，由H.E.安诺德任董事长，专营上海及其周围地区的公共汽车运载业务。沙逊家族也投资了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和上海英商电车公司等2家公共交通行业，投资金额达300万元，接近其各业投资总额的1/3。俄罗斯犹太人所罗门·米勒(Solomon Miller)开设了米勒汽车公司，从事出租车行业。[29]H·嘉道里投资英商煤气公司，并长期担任公司董事会董事长。[30]           当然，除了几个名声显赫，实力雄厚的塞法迪犹太巨商，近代上海犹太人中的绝大多数经济条件一般，甚至处于难民的地位。他们中有一些人任职洋行等机构，另有一些则开办小店，经商谋生。通过他们的努力，其中有些商店逐渐成为上海滩上闻名遐迩的名特商店。如俄罗斯犹太人格利高里·克兰巴诺夫(Gregori Klebanov)在上海静安寺路开设了著名的西比利亚皮货店。意籍犹太人路易·罗威(Louis Rovere)于1935年在法租界霞飞路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口开设了一家以法式西菜为主，配以意大利式西餐的罗威饭店(CHEZ ROVERE),这是上海滩上最早的"法式西菜馆"。饭店推出法式传统汤菜"洋葱汤"来与淮海路上俄侨的"罗宋汤"一比高低，吸引了一大批顾客，生意十分兴旺。二战爆发前夕，罗威将店转让给一个徐姓的上海人经营。二战结束后，原址无法收回，于是饭店迁至亚培尔路莆石路（长乐路）口，改名"喜乐意"(CHEZ LOUIS)。这就是后来名声鹤起的"红房子"西菜馆的前身。[31]又如今天家喻户晓的"老大昌"，就是30年代由一个法籍犹太人和他人合资开设的。其生产的法式西点、蛋糕工艺精细，奶香浓郁，松软肥润，深受顾客欢迎。俄罗斯犹太人拉比诺维奇在霞飞路杜美路口上开了一家儿童用品商店，并以儿童剧中不肯长大的孩子"彼得·潘"命名，非常吸引顾客。[32]犹太人沈石蒂(Sanztty)以他自己名字的中文译音作店名，在南京路上开了有名的"沈石蒂"照相馆。[33]霞飞路上由奥地利犹太人开的菲亚克斯餐馆闻名遐迩，宋庆龄和宋美龄也曾光顾过这里。[34]    近代上海犹太人还积极投资娱乐业。如维克多·沙逊在静安寺路建造了仙乐舞厅，在南京路经营着国泰大戏院。沙逊家族所属的华懋地产公司在虹口投资兴建了威星大戏院，于1931年开业。德籍犹太人冈勃于1933年在杜美路（今东湖路）建造了杜美大戏院。戏院系砖木结构，有座位813个，主要放映美国八大公司和鹰狮公司的影片，是当时文艺工作者云集的场所。二战爆发后，冈勃被关进了集中营，戏院由俄国人阿迦立克经营管理。在此期间，杜美放映了《夏伯阳》等一大批苏联进步影片，深受观众的欢迎。二战结束后，出狱的冈勃继续经营戏院至1948年，后转让给一白俄商人。[35]     三、     尽管上海在开埠之前已是"人烟稠密，商贾辅辏"的"江海通津，东南都会"，但离现代化毕竟还有着遥远的距离。上海城市的现代化是从鸦片战争后开始起步的。它以对外贸易为先导，租界发展为模式，逐渐辐射扩展而成。上海犹太移民，特别是塞法迪犹太人是最早移民上海，从事商业经济活动的外侨。他们以其天赋的经商才能，在上海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功，在外贸，房地产等领域十分活跃，颇具影响，在租界管理部门中也有一定的发言权。因此，他们参与了上海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并对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积极因素来讲，1）在某种程度决定了上海城市的发展格局和城市外观。开埠后，在有关上海城市发展的格局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主张向闸北和吴凇展拓的北进方案，也有上海犹商哈同等提出的向静安寺方向发展的西扩主张。最后，哈同运用其在工部局内的影响力，迫使工部局采纳了其提出的南京路西扩主张。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代上海城市中心区的走向，形成了近代上海中心城区东西向扩展的基本格局。此外，犹商沙逊家族和哈同还大力兴建高层建筑，并采纳各种建筑风格的设计方案。这不仅形塑了上海市中心高楼林立的近代化外观，而且也促进了上海建筑风格的多样化。2）促进了城市某些区域的商业繁荣。犹太人十分善于从事商业活动，往往每到一地，就会在所住区域开设商店。上海犹太人人居住较为集中，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并促进了上海某些区域的商业繁荣。如俄罗斯犹太人在法租界沿淮海路一带开设了许多饭店、酒吧、服装店、面包房；中欧犹太难民于1940－1941年在其集中居住的虹口提篮桥地区开设了各类商店，形成了一个商业中心，使得受二战影响而趋萧条的提篮桥地区的商业重新热闹起来，被人们誉为"小维也纳"。3）引入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手段。上海犹商在上海从事经济活动时，采取了各种手段和方式，以到达其赚取最大利润的目的。其中有些是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也带来了一些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手段。如他们十分重视金融杠杆的作用，沙逊家族就在上海发行了大量的股票和债券融资，哈同等在从事房地产经营时也往往采取房产抵押的手段，以提高资产的利用率。又如他们还十分注意各行业之间的相关性。虽然公用事业的投资利润率相对较低，但沙逊家族仍投资英商中国公共汽车公司，其目的就是为了长期在上海垄断公共汽车的经营权，并通过发展公交运输，使其房地产不断增值。[36]    但是，犹太人的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投机性较强的金融、贸易和房地产方面，对工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明显不足，这一方面是犹太民族经商传统和自卫特点使然，但同时也反映出犹太人在上海经济活动方面的掠夺性特征。这对近代上海经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如犹太人的房地产经营虽然对近代上海土地资源的开发带来了现代化的观念和手段，促进了上海城市的繁荣，但频繁交易中形成的悬殊的地价等级也导致近代上海房地产价格的暴涨和城市面貌的畸形发展。又如犹太人在资本市场的大量投机活动造成上海外汇、证券市场的剧烈波动。1938年以后，上海外股市场在沙逊、海亦姆、马登、麦边这样一个以犹商为主的集团操纵下，利用中国人的崇外心理，将外股作为主要投机筹码，兴风作浪，使很多中国人遭到严重的损失。沙逊家族在这场活动中，操纵股票市场，哄抬价格，是交易所里兴风作浪的主要参与和幕后策划者之一。[37] [1]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7页。[2] 张仲礼、陈曾年著：《沙逊集团在旧中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3] 克里斯韦尔著：《大班们：香港的商业王侯》(Colin N.Crisswell, The Taipans, Hog Kong's Merchant Princes,Oxford,1981)，第135页。[4] 前引张仲礼等书，第22－25页。[5] 魏白蒂：《上海犹太人社区述要》，载林克主编：《上海研究论丛》（第八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页。[6] 《北华捷报》，1916年9月2日。[7] 前引张仲礼等书：第28－29页。[8] 戴维·克兰茨勒著，许步曾译：《上海犹太难民社区》，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0页。[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18页。[10] 前引张仲礼等书：第35页。[11] 前引张仲礼等书：第40－42页。[12] 前引张仲礼等书：第60页。[13] 徐铸成著：《哈同外传》，1983年4月版，第24页。[14] 姬觉弥：《哈同先生兴业记》，载刁节生等《哈同先生荣衰录》。[15] 《时报》，1931年6月27日。[16] 唐培吉等著：《上海犹太人》，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8月版，第62－63页。[17] 顾执中著：《报人生涯》，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45页。[18]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政府编：《徐汇区地名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230页。[19] 前引魏白蒂文，载林克主编书：第331页。[20] 前引魏白蒂文，载林克主编书：第327页。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交易所》，第3页。[21] 前引张仲礼书：第114页。[22] 《财政评论》，第三卷，第三期，第125页。[23] 汪敬虞著：《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9页。[24] 前引《旧上海的外商和买办》，第178页。[2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金融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页。[26] 前引《旧上海的外商和买办》，第130页。[27] 前引张仲礼等书，第90页。[28] 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74页。[29] 潘光主编：《犹太人在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14页。[30] 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编：《上海公用事业》（1840-1986），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第61页。[31] 上海富丽华实业总公司编：《话说红房子》，海南出版公司，1997年1月版，第24－33页。[32] 拉比诺维奇之女瑞纳·克拉斯诺（Rena-Krasno）1998年4月24日与笔者的谈话。[3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卢湾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卢湾史话》，第四辑，1991年1月，第214－215页。[34] 前引潘光主编书：第19页。[35] 上海市电影局史志办公室：《上海电影史料》，第五辑，1994年12月，第91页，第304－305页。[36] 前引张仲礼等书：第83页。[37] 前引张仲礼等书：第151页。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确实使用了许多尖刻的话语来描述犹太人、犹太教

春节刚过，就传来铁道部长刘志军因严重违纪被审查的消息。一时间，刘志军任部长8年中最耀眼的政绩，即中国高铁的飞速发展，也陷入舆论的漩涡。 目前媒体对中国高铁的批评主要有三：第一，高铁建设负债已经造成沉重的财务负担。2009年底铁道部总资产2.46万亿元，负债达1.3万亿元。大举上马高铁项目是造成债务急剧攀升的主要原因；第二，各地盲目上马高铁导致其布局的不合理。部分欠发达省市上马高铁没有道理；第三，即使高铁进入运营期也将入不敷出。随着2012年后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项目陆续投入运营，初期亏损额度势必扩大。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高铁？是把它视为单纯的交通工具或是一个应该自负盈亏的单一产业，还是视为一个具有全局意义应该得到大力扶植的战略产业？ 无须赘言，目前高铁的融资招标方式、对速度的追求、质量保证以及票价政策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中国发展高铁到底值不值，至于如何发展好高铁则是第二位的问题。高铁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出来的唯一的可以改变整个21世纪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基本格局的战略产业，它的建设可以对中国的命运产生深远影响。 本文主要从战略的角度讨论高铁潜在的意义，而不是提出一个如何建高铁的操作方案。刘志军被审查后高铁还要不要建？目前的反对意见重视的都是些技术性问题，有些问题可能要付出极大努力才能解决。我们应该先想清楚解决这些技术问题，尤其代价很高的问题，到底值不值。衡量标准就在于其战略意义，而不是这些技术性问题本身。本文目的就在于抛砖引玉，引起各方有识之士对高铁战略意义的关注和辩论。 为什么要发展高铁？因为它能使中国在应对未来的重大国际国内挑战时有一个新的选择。 蓝海战略的限界 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依赖的是蓝海战略，但在今后10年里面临的最大外部挑战将来自于蓝海战略的限界。 蓝海在当代中国人的意识里意味着先进文明、自由贸易和国家富强。通过蓝海战略，中国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参与国际分工，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促进出口，并以国际贸易带动国内经济增长。蓝海战略导致中国经济的重心向沿海地区转移，为中国经济带来了30年的大发展。 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从根本上动摇了战后几十年世界经济运转的基本机制，中国传统的出口市场受到了严重影响。 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关键货币，美国通过其国际收支的赤字为世界经济提供流动性，美国不必承担其他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必须承担的维持本国国际收支平衡与固定汇率的义务。这使美国在战后可以长期保持国际收支的巨额赤字，通过发行巨额国债来维持其政策的自主性。 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于上世纪70年代初崩溃，但取而代之的美元本位制并没有改变倚赖美元的做法。由于美元不再有黄金的支持，美国可以放手举债，美国的国际收支全面恶化，政府预算赤字大幅上升。减少债务将成为2012总统大选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次贷危机后，美国经济开始的去杠杆化过程将在广泛的范围内影响美国的投资与需求。离岸生产、外包以及全球生产导致的美国制造业提供就业能力的减退也将影响美国的消费能力。短期内美国很难再作为世界上最后的消费者来带动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 欧洲面临的是另一种困境。欧洲统一的货币政策使各成员国只能依靠财政政策来发展经济。欧元区内没有统一严格的财政政策。虽然《稳定与发展公约》规定欧元区国家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本国GDP的3%，主权债务不得超过本国GDP的60%，但大多数国家早已突破这两条警戒线。一些欧盟成员国多年来在政府公共开支和私人消费方面超前挥霍，主权债务的风险大大增加。战后欧洲各国相继建立了高税收、高福利的福利国家体制。这虽然使社会成员更平均地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欧洲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随着危机后的欧洲各国不得不大规模削减社会开支和减少各种公共福利，保护主义很有可能在欧洲率先东山再起。 日本的问题更为严重。上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后，日本一直没有能够发展出新的产业竞争优势。日本政府的债务已经超过GDP的200%。尽管日本的债务主要由国内购买者来消化，外资突然撤资导致危机的风险很小，但在人口迅速老化的背景下这个债务仍然显得十分沉重。小泉当首相时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打破了日本经济体制里原有的社会保护机制和平等机制，催生了一个“下层社会”。今日的日本社会变得日趋保守，年轻人普遍不愿意出国留学，公司的雇员也普遍不愿意被派往国外工作。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惊呼，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集体不学习、集体不思考、集体不负责任的“低智商社会”。目前的日本社会充满了一种看不到希望的“时代闭塞感”。 与东亚东南亚地域经济一体化是中国蓝海战略的重要一环。然而，美国积极重返亚洲的努力开始改变这里的力量平衡。美国不仅开始加强与亚洲国家在安全保障方面的联系，也开始积极参与并推动环太平洋(601099,股吧)经济合作协定。这个协定原则上要求废除所有关税。与自由贸易协定相比，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的内容更为广泛，自由化程度更高。对东亚、东南亚国家而言，美国积极重返亚太为它们与中国打交道时提供了一个筹码。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对10加3的另外选择。有了这个新的选择，东亚、东南亚国家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就可以既增加地缘政治的考量，又不失地缘经济的利益。尽管中国推动的与东亚东南亚的经济整合今后仍然会继续进行，这一地缘经济的进程将受到日益增加的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 向内需驱动转型是中国蓝海战略受阻时的应对措施。从2003年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时起，中国政府就提出自主创新与和谐社会的新政策范式，并一直在采取各种措施促进转型。然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转型过程的动力机制。一场空前的世界性危机使中国政府施策的重点从转型向救市倾斜。中央政府的4万亿元加上地方政府跟进的7万-8万亿元的公共投资一方面使得中国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世界上独占鳌头，综合国力突飞猛进，另一方面也由于大量流动性的注入带来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各种资产价格迅速膨胀。这不能不限制人们在其他方面的消费，干扰向内需驱动的转型。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外部环境的变化，外界对人民币升值的政治压力也进一步增加。 正是因为长期奉行的蓝海战略开始面临严峻的局面，中国必须为未来寻找新的发展道路。 高铁可以推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 高铁的迅猛发展为中国突破目前的困境带来了一个新的希望。 在短短几年里，中国把从几个国家引进的高铁技术经过系统整合，将运行速度提高到每小时350公里。除了在国内加速建设之外，中国还就高铁与美国、俄国、英国、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保加利亚、老挝、泰国、马来西亚以及数个中亚国家就高铁建设进行谈判或者签约。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国计划在15年内把北京与伦敦用高铁连在一起，两地间的旅行时间将被缩小到48小时以内。 建设由中国通往中亚、南亚、中东、东欧、俄国最后直至西欧的各条高铁路线将有力地带动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贯通欧亚大陆的交通大动脉将把沿线各国的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在各国制造出新需求，吸引来新投资。这将为地域经济一体化打下一个基础。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过程中，中国可以成为东部推动力，欧盟为西部推动力，俄国为北部推动力，印度为南部推动力，各个方向的进展在中东汇合。 欧亚大陆区域整合的基础已经部分存在。上海合作组织可以注入经济内容，欧盟则可以把高铁向东推进到保加利亚，只要再打通伊朗与土耳其就等于打通整个欧亚大陆。目前伊朗已经是上合组织的观察员国家，而土耳其与欧洲一直有较强的联系。此外，中东北非地区还有一些重叠的合作组织，比如欧盟与北非的环地中海合作组织，以及土耳其与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签订的地区高铁合作协议等。中国已经与巴基斯坦和伊朗就高铁合作签约。俄罗斯、印度、以及中亚国家也都对欧亚高铁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进一步加速过去已经出现的一个国际大趋势：即发展中国家中的人口大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是上述大趋势因果链条的起点。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由于经济发展对能源与资源需求量的大幅度提高为出口能源和资源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由于许多能源与资源的出口大国同时也是人口大国，这就带动了更多的世界人口进入经济发展的过程。在过去的10年里，这种滚雪球的效应越来越明显。当中国和印度满世界找能源资源时，连非洲大陆都实现了年平均4%-5%的经济增长率。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将使中亚与中东一些至今被隔离在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之外的发展中国家获得加入全球化过程的机会。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也必然进一步带动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一条贯通欧亚大陆的高铁带来的将不仅仅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复兴，它也将使几个像伊朗、土耳其，甚至埃及这样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过去的古代文明大国有机会再现当年的繁荣。 对中国而言，推动以高铁为基础的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具有如下意义： 首先，它有助于防止全球化的逆转，并为自由贸易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如前所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战后的国际经济增长机制失灵，如果中国继续向发达国家市场增加出口，很可能招致强大的政治反弹。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等于是为全球化开辟一个第二战场。它可以为国际经济创造新的需求，为目前正在减速的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它不仅可以把目前被排除在全球化进程之外的中亚和中东国家带进全球化进程，也可以为正在经历人口下降的俄国和西欧提供新的活力。 其次，它将为中国向内需转型赢得宝贵的缓冲时间。目前对中国而言最佳的选择是既不用马上转向完全依赖内需，又不给已经很虚弱的西方市场再增加新的压力。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恰恰可以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这个新经济圈将为中国提供新的外部需求，原料能源来源和出口市场。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与蓝海战略属于同一对外开放的大方向。同时，它又明显地有别于蓝海战略代表的既存市场。这种新的外需将减少中国经济在短期内向内需驱动彻底转型的政治压力。   高铁可以为中国带来一个陆权战略 高铁的发展前景对于21世纪的世界政治经济和中国的国际战略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重要交通工具的发展可以改变国际政治经济的基本格局。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近代海洋交通技术曾经把这个世界从“陆权时代”变为“海权时代”。西欧、美国和日本在历史上均处于权力的边缘。直到哥伦布航海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特别是蒸汽机轮船使以海运为基础的大规模国际贸易成为可能以后，世界才进入海权时代。这个转变改变了许多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西方国家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提供的机会引领时代潮流，建立起一整套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把海权大国的利益固定化。我们至今仍然生活在这些制度下。 当中国高铁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开始颠覆人们关于空间和距离的观念时，陆权时代的回归变成一种现实可能性。当高铁经过欧亚大陆的能源、资源、人口、资本和技术大国时，这些生产要素必然开始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将改变这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而国家地位的改变最终会导致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变。这就是当年西方崛起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陆权时代的回归将凸显中国的地缘战略优势。中国既有漫长的海岸线，又有广阔的陆地战略纵深。中国的西部与中亚相连，距中东的陆上距离也不远。那里是世界上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各种矿物的主要产地。早在100多年前，地缘政治学的鼻祖，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把欧亚大陆加上非洲大陆称为世界岛，把涵盖俄国、东欧、中东、中亚、以及中国新疆称为世界岛的中枢。在他看来，谁能占据这个世界岛的中枢，谁就可以称霸世界岛。而谁占据世界岛，谁就可以称霸世界。麦金德认为中国的地理位置具有十分优越的战略优势，它十分有利于力量的投放。 尽管本文关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立意以麦金德关于中国地理战略优势的地缘政治讨论为起点，但是笔者看问题的角度却与麦金德有根本的不同。今天的这个世界与100多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在过去30年中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展现出来的新智慧是用地缘经济学的观点来取代地缘政治学的观点。 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问题，人们看到的是邻国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从地缘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人们看到的则是邻国之间的合作能给各方带来的利益。越是合作，市场规模才能越做越大。越是有了大市场，各方发展的机会才越多。中国有17个邻国，从地缘政治学的观点看问题，其中的每一个与其他外部因素结合都可以构成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从地缘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众多的邻国则为中国提供了从各个方向推进地域经济整合的机会。 然而，中国在东亚、东南亚的地缘经济战略因美国积极重返亚太开始面临阻力，今日中国需要一种把地缘政治学与地缘经济学融合的新观点。这种新观点继承麦金德关于地球岛中枢的重要性以及中国的特殊战略地理位置优势等地缘政治的讨论，但是辅以地缘经济的手段。它从中国的地理位置出发，不把与蓝海的联系视为唯一的自然禀赋，而是从地缘政治的目标着眼，强调中国在给定地理条件下进行战略选择的主观能动性。既然中国紧靠世界岛中枢，它可以靠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建立陆权。以中国目前具备的资本与制造业的优势，这种整合将使中国经济受益无穷。这种陆权地缘经济将会化解中国在海权地缘政治上面临的压力。 高铁将为中国建立一个全球战略的对冲态势 在21世纪，环太平洋经济整合代表着海权时代的发展方向。而推动以高铁为支柱的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带来一个陆权时代。当海权与陆权并存时，中国就可以在其全球战略态势上建立起一个对冲的局面。 对冲这个词来自金融领域，是两边下注的意思，目的是防止不利局面出现而采取防范手段。对冲是外交中常见的战略与策略。从春秋战国时的纵横捭阖，到俾斯麦时期欧洲的均衡外交莫不如此。2010年中国遇到的种种外部矛盾与冲突都与其他国家针对中国崛起采取的对冲措施有直接联系。美国虽然在经济方面与中国深度融合，但是它仍担心中国在战略与军事上挑战其霸权地位。因此，它不仅加强与亚洲盟国的军事联系，同时也开始主导环太平洋经济协作体系，以对冲中国主导的东亚东南亚经济一体化。日本、韩国、印度、越南以及新加坡等国也都一边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一边想方设法在安全保障上防范中国。 中国自己也搞对冲。每当中美关系紧张时，中国就派人去趟欧洲发点订单。每当中欧关系紧张时，就给美国多下点订单。但中国缺少一个全球战略格局层面上的对冲机制。 利用建设高铁来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帮助中国用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建立一个与环太平洋经济整合之间的对冲，这将使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的大格局中处于一个十分有利的战略地位。对中国而言，21世纪既可以是一个太平洋世纪，也可以是一个欧亚大陆的世纪，更可以是二者并存的世纪。如果环太平洋国家对中国有敌意，中国就西进，致力于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如果欧亚大陆国家对中国有敌意，中国就东进，致力于环太平洋的经济整合。如果两边都对中国展现善意，中国可以同时推动两边的发展。 由于世界上的其他大国很少有中国这样的地缘优势，很难会出现两个经济圈同时对中国展现敌意的局面。在环太平洋经济整合中，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可以发挥十分重要的影响，印度也可以加入进来。然而，俄罗斯和欧洲可以施展的空间就很有限。相反，在欧亚大陆经济圈中，欧洲是重要的一极，俄国也是重要的行动主体。美国虽然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但是肯定不如它在环太平洋经济圈的地位。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则将变得无关紧要。印度有何种地位将取决于它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处得如何。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在不同的地域经济整合过程中相互排斥，而中国由于其战略地理位置却可以二者通吃。 当中国彻底打开与南亚、中亚、西亚、中东、北非以及东欧的陆上通道时，东亚和东南亚以及环太平洋地区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必然将随着马六甲海峡一起下降。中国既可以与东亚东南亚实现进一步的经济整合，也可以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欧亚大陆。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改变印度对中国的看法。与其天天担心中国是否建立经缅甸与巴基斯坦往印度洋的通道而对它形成包围，印度更应该操心自己如何加入到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中来。如果它仍然对中国和巴基斯坦持敌视态度，这两个国家就会成为把它隔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这一21世纪大趋势之外的天然地理凭障。俄罗斯既能由于周边国家的市场扩大获得经济发展的机会，同时它在能源方面对中国的讨价还价的能力也将进一步下降。 对冲绝不是对抗。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决不意味着中国放弃在环太平洋地区的巨大利益。中国仍然要成为一个海权大国，在太平洋地区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没有必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彻底的陆权大国，因为中国既是一个海权大国，也是一个陆权大国。中国这种独特的战略地理位置允许它在这二者间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条件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战略。中国之所以应该发展成一个陆权大国，是为了给自己向海权大国的发展上一个保险。 中国一直在追求海权。由于欠缺对冲机制，经常被人家制衡而无力反制。2010年中国外交遇到的种种麻烦清楚地证明了这点。发展军事力量是一种以冲突为威慑方式的对冲，中国应该发展强大的海军以保证自己的海权。但是，如果能发展出一个强大的陆权经济圈，中国则可以依靠对冲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更加有效的保护自身利益的方法。当有了陆权这个对冲的机制后，中国与太平洋国家的经济整合将会更加顺利。这是因为以中国目前在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以及经济规模，只要中国下决心去推动，中国不论与哪个地区进行经济整合都可以给那个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中国崛起的具体路径之一 中国要和平崛起，要有所作为。但是，崛起的标志到底是什么？有所作为到底干什么？通过高铁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为中国加强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带来重要的机遇。 首先，中国在欧亚大陆的高铁建设过程中以及随后的经济整合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的金融中介的作用。 中国可以像美国那样借入短期资本，输出长期资本。目前，世界上的流动性向发展中国家集中，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对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形成威胁。如果中国能发展出合适的金融工具，吸纳这种流动资本，为建设高铁所用，就既可以减少过剩流动性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又可以把这种流动性引向最需要投资的对中国有巨大利益的地域与国家。中国可以输出长期资本，向其他国家提供建设高铁的资金。通过这种金融中介的作用，中国可能获得对其他国家高铁的参股权或者通过对方以能源资源作为贷款偿还获得对能源与资源的控制。在向外贷款的时候如果能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中国还将扩大本国货币在国际上的影响，并在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下，为贷款获得潜在的增值机会。 其次，中国在欧亚大陆高铁制式的制定，跨国高铁管理体制的建立，和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确立自己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 陆权时代欧亚大陆高铁管理体制的重要性类似于世界上的海洋法。制定这个管理体制就是在为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过程中，还将出现一系列的国际协调机制。在目前欧亚大陆各个地区已经出现的各种合作组织之间必然要建立协调机制。上合组织与中东地区合作组织，以及欧盟就地域经济合作各方面事宜进行磋商的部长级会谈甚至首脑会谈都有可能。这些机制本身就是未来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重要制度。不用10年，发展中国家的G-8就可能成为现实。届时，金砖四国加上南非，以及未来的候选国土耳其，印尼，阿根廷，智利，以及埃及中，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直接相关的就要超过半数。通过主导境外高铁建设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中国在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的地位将大大加强。 最后，在修通高铁后中国将可以向中亚、西亚、中东、北非投资制造业，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体系。在海权时代的全球化过程中，中国自己是一个位于价值链低端的世界工厂。它的对外投资以确保能源资源为主。而在由高铁推动的陆权时代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角色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它将建立本国资本对国际产品链的控制，发展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生产体系。中国的对外投资已经到了依靠自身的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或者利用跨国采购的优势赚钱的时候了。据高盛的预测，到2050年，目前的发达国家将只有美国还能继续保持世界上前十大经济体的地位。因此，现在就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中建立自己的优势对未来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高铁作为一个革命性的新型交通工具对中国潜在的意义还远远没有被充分认识。笔者将另文论述高铁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对中国国内发展战略的意义。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虽然向国际市场出口了无数的产品，但是从西方媒体的反应来看还没有哪个产品像高铁这样成为代表中国工业实力的一个符号。当很多国家已经在讨论要不要用中国的高铁技术，许多谈判正在进行的关键时刻，如果中国人自己在投资了1.3亿元之后却突然要叫停，这岂不是自废武功！目前关于高铁的财务分析完全没有考虑当它作为中国具有高技术含量的拳头产品向多国出口时的收益。当年的两弹一星如果只考虑赔不赔本的话恐怕永远也不会问世。同理，如果只从财务的角度来决定高铁的命运，中国危矣。 （作者为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935年11月13日，女刺客施剑翘于天津居士林佛堂枪杀原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