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文学

台湾原住民属南岛语系民族，迥异于中国大陆其他分属汉藏语系、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的诸民族。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对传统部落经济的吞噬，使得原住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经过明清人之手而传下来的李诗，常见失真之处。因为这一时期的文人每自负能诗，喜以己意改诗，而李白诗集已经作为商品在社会上流行，坊贾刊此贸利，常请一些文士操选政，或利用某一文士之名声作为选本的编者，于是李诗中具有个人特点的地方，常遭明清时期的一些选本擅自改窜

1944年华西大学教授孙次舟提出“屈原是文学弄臣”的主张，即被批驳，在回应文章中孙称闻一多以屈原与梅兰芳相比，当同意他的观点，闻一多感到他“拖人下水”，特意撰文

由于长久以来过于科学地理解真实，真实似乎只对早餐这类事物有意义，而对深夜月光下某个人叙述的死人复活故事，真实在翌日清晨对它的回避总是毫不犹豫。因此我们的文学只能在缺乏想象的茅屋里度日如年。在有人以要求新闻记者眼中的真实，来要求作家眼中的真实时，人们的广泛拥护也就理所当然了。而我们也因此无法期待文学会出现奇迹。

《全唐诗》卷38里面有这样一首诗，它的作者是初唐的王绩，标题叫《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这首诗后面我们又读到另外一首诗，标题叫做《答王无功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全唐诗》中为这首诗标的作者名，是朱仲晦，《全唐诗》也考不出他的生平来。他实际上就是朱熹。

《鲁迅大全集》的编辑出版，是鲁迅著作编辑出版史上一件大事。《大全集》"编者说明"说这是"全面完整"的鲁迅著作，却与实际不符。

10月11日，中国作家莫言被授予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当晚，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教授，分析了莫言获奖的时代大背景。在首先指出"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是实至名归的事情"之后，张教授强调： "我总是觉得再有十年左右莫言就可以获奖，但现实是瑞典文学院比我们更具想象力和更大胆。这其实......是当下的历史情势的超常规的的选择，......瑞典文学院这一次做了超前的，而且最富前瞻性的选择，......这件事说明瑞典文学院是从大尺度，大历史、大空间看待自己的奖项，莫言的得奖其实是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带来的结果，中国文明已经不能被忽视。......中国只要发展的好，就会有更多的荣誉送来。这是必然的。" 著名学者、《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王小东先生，则用更为直白的话语道破了天机： "80年代我就看过莫言写的小说，说实话，我也没有觉得莫言的作品特别突出，只能说还行。但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其他很多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也未必就好到哪去。正因为如此，诺贝尔文学奖和和平奖一样，评奖时出于政治的考量很多。众所周知，像颁给前苏联作家就是冷战的需要。那么这次颁给莫言呢？我认为是傍大款的需要。" 当前，欧洲人成天找中国借钱来减缓财政危机，中国企业正在大举并购欧洲的老牌企业，中国的能源企业正在投资英国的核电站和葡萄牙的电网，中国的消费者正在支撑欧洲顶级奢侈品。在这个地球上，中国不是大款又是什么呢？欧洲不傍中国这个大款，又能去傍谁呢？ 笔者认同张颐武教授和王小东先生的判断。金钱上都傍中国了，语言以及文化方面也就不可避免了。这方面，精明的瑞典人并不迟钝。对于中国的经济实力的雄厚和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强劲，瑞典人应该有着切身的体会。早在2003年，中国就已取代日本成为瑞典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继2010年瑞典著名的汽车企业沃尔沃公司被中国的吉利汽车集团买下后，2011年，瑞典另一家老牌车企萨博公司也险些被中国企业纳入麾下。曾几何时，瑞典电信巨头、百年老企爱立信以及西门子、阿尔卡特朗讯等，一直位居全球顶级通信设备制造商行列。可是不知不觉间，中国的华为公司和中兴通讯公司异军突起，逐步蚕食了爱立信等企业的市场份额。2012年7月传来消息，华为公司2012年上半年的销售收入首次超过爱立信，荣登世界榜首。 2011年7月，瑞典教育大臣扬·比约克隆德公开表示："我希望看到瑞典成为第一个在所有中小学都教授汉语课的欧洲国家。"比约克隆德计划在10至15年之内，全国中小学都将开设汉语课作为第二外语。有瑞典人总结得好："今天让瑞典人学中文，是顺理成章的。就像瑞典人18世纪开始学习法语，之后开始学习德语和英语一样。" 今天，莫言能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当然首先依靠的是莫言自身的努力，不过除此之外，我们恐怕很难否认华为、中兴通讯、吉利汽车这样的中国企业无形之中所提供的巨大帮助。 莫言获奖，离不开中国的崛起。那么中国崛起、中国成为全球大款，又仰仗着谁呢？在此我要提一下诺奖之外的另一次评选。 2009年底，"中国工人"群体荣登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评选的亚军。尽管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排名首位，但是，全球有六成网民认为他"根本不配"，亚军"中国工人"成为大家心目中事实上的冠军。 《时代》总编辑理查德·斯坦格尔对此解释道："几乎每年，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发展都至关重要。没有中国工人，就没有中国8%的经济增长，世界经济也会处于最糟糕的境地。所以中国工人是观察中国对世界影响的一个角度，这种影响实在是无法估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之所以能够单枪匹马拯救全球经济，主要就是依靠了中国工人的贡献。"是中国工人撑起了中国的天空，因此不能只有外国媒体赞扬他们，中国应该牢记工人才是经济的支柱。没有他们，中国不能阔步前进；有了他们，世界才会感激中国。"澳大利亚《商业观察家》在《时代》评选"中国工人"为年度人物后做了这样的点评。 一个月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总统竞选提名演说中，曲折地表示了对中国及中国工人的羡慕。奥巴马指出，美国要重新恢复繁荣，就需要拥有像中国那样的工人、工程师和科学家大军。 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人却似乎没有"牢记"这一点：工人才是中国的"支柱"。那无数为奥巴马所艳羡的优秀白领蓝领、工人工程师，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不论是从舆论的角度看，还是从现实待遇的角度看。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付出与收入本来就不匹配，可是自去年以来，媒体上充斥着"劳动成本上升"的抱怨。像陈志武教授，竟然连区区劳动合同法都不容忍，而已故的被被南方周末封为宪政良心的蔡定剑先生，则认为确立最低工资标准是不应该的。 中国工人当选2009年《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的意义，要远大于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没有皮，何来毛？没有这些白领蓝领、工人工程师，华为、中兴通讯、吉利这样的企业就无法让瑞典人刮目相看，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间也可能要大幅推迟--如莫言自己过去所说的那样需要"百年以后"。因此，我们在祝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际，也不要忘记那些中国工人。  2012年十月十二日 

李白年表

李杜研究是不平衡的，长期形成杜强李弱的状况。新中国成立后，情况得到改观。由于李白一生的传奇性以及诗篇和相关原始资料的散佚，许多问题争论尚大

本世纪考古文献对楚辞研究的巨大贡献，主要体现在推动了对屈原生辰的研究，揭示了屈原生辰的宗教意义以及屈原生辰与创作之间的种种联系，批驳楚辞研究中的某些奇谈怪论提供了铁证，为屈原从事巫术活动提供了旁证材料等等

我要不是编高中教科书，就不会发现，我从郑骞先生那里学来的读法，居然与流行讲法大相径庭。我相信，类似郑先生，以及林庚、冯沅君两先生那样读《念奴娇》的一定还大有人在。我认为，这种讲法才是对的，流行了半世纪的解说应该受到挑战。

把末流当作本源的风气仿佛是宋代诗人里的流行性感冒。嫌孟浩然"无材料"的苏轼有这种倾向，把"古人好对偶用尽"的陆游更有这种倾向；不但西昆体害这个毛病，江西派也害这个毛病，而且反对江西派的"四灵"竟传染着同样的毛病。他们给这种习气的定义是："资书以为诗"

我想从八十年代开始，尤其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忏悔"，实际上变成了我们知识分子口边特别热的，特别俗的，最后要滥到泛滥成灾的那么一个词儿。每个人都在要求别人忏悔，甚至逼着别人忏悔，很少人要对自我进行忏悔。

张承志和他的小小团队，在一片举国讨伐"余孽"的喧嚣中悄然出发，在一场普天欢呼"诺贝尔"的热闹中无声归来。一行三人，带着中国的温暖，去向人类自由和尊严的象征致敬，去向罪恶和苦难宣布正义，去向世界斗争的中心表达和平。

近几年来汪晖连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对鲁迅的精神特质、思想特质、鲁迅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理解这三个内容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重要问题进行新的解读，提出了"鬼的方式"、"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等命题。

日据时代的台湾的中国作家在失去母语的状态下用日文写作属于自己的而不是日本的文学，这种凝聚着历史、语言与精神之创伤的、令人感到悲凉而沉重的文学"十字架"，无疑令人深思。后来，他像许多左翼人士那样，成为国际性冷战政治下台湾50年代白色恐怖的牺牲品。

有过五十年被日本殖民历史的台湾，在其现代文学发展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相当独特的"问题意识"，它不仅像大陆那样有现代思想"启蒙"的问题，还涉及族群意识、文化认同等"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条件下形成的"台湾现代性"问题。

历代关于钱神之神性神格记述

鲁迅去世后不久，在家人朋友亦或学生同志撰写的回忆文章中，往往都会将他与魏晋文章以及风度并提。

刘半农在他的《瓦釜集代自序》里说过，"一种语言传布区域的大小和它感动力的大小恰恰成了一个反比例，这是文艺上无可奈何的事。 "他认为文学家可以运用到的最高等、最真挚的语言是在母亲膝上学到的语言，也就是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