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政治

政治

更多...
文章
  1. 汪晖:代表性断裂与"后政党政治"
    2016/12/12
    这篇文章的早期版本是2012年间的访谈整理稿,此后经过两次综合与修订。这里刊载的是第二次修订后、发表于《开放时代》2014年第2期上的版本。文章从三个不同方面论述当代世界和中国的代表性危机。第一,代表性断裂是当代世界的普遍政治危机,其核心是政党政治的危机;第二,代表性危机是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危机的政治后果,其核心是阶级政治的衰落;第三,现代中国革命中的理论辩论和群众路线既是中国代表性政治的历史前提,又包含了超越这种代表制的要素。在思考"后政党政治"的语境中,重新思考这一政治传统有助于探索政治的未来。
  2. 胡鞍钢:毛泽东是真正的中国国情研究大师
    2016/08/20
    2016年5月中旬,我和鄢一龙所著《中国国情与发展》一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是我十多年来为清华大学本科生开设"中国国情与发展"课程的教材,这门课是让他们认识中国、分析中国的入门之课,也是引导他们与中国兴盛同行、终身受益之课。我以"毛泽东"为关键词检索了这部70余万字的书稿,获得了345条记录反馈(包括正文、引注和附录)。
  3. 汪晖:"毛主义运动"的幽灵
    2016/04/14
    本文透视了金融化资本主义时代的"毛主义运动",即20世纪90年代以降"毛主义运动"在南美、西亚、东南亚和南亚的重新崛起。作者结合与普拉昌达的对话以及探访南亚毛主义者的实践,在探讨"人民民主"是否可能的同时,深入分析了"低烈度战争"条件下21世纪"毛主义运动"的政治探索。
  4. 陈明忠:我在台湾的左统生涯
    2016/03/31
    不蓝不绿,是红的  大陆对台湾内部情势了解的不多。一般人只知道台湾有蓝绿。有个大陆人来问我,是蓝还是绿,我说,我不是蓝不是绿,是红的。他吓一跳。  在台湾,整个发展对统派是不利的。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一直这么说,一般人也都这么接受的。台湾媒体对大陆的正面报道很少,一般人对统派的印象也不好。当“维持现状”是台湾多数民意的选择,而苏联、东欧“现存”社会主义国家崩溃,致使“社会主义”被污名化时,台湾的“统左派”实在难于扩大其影响。  原住民部落工作队是统派的“别动队”,有行动力,在台湾内部和两岸交流上都发挥作用,张俊杰功劳很大,因为他从基层开始做。一开始他们就跑遍了台湾的山地乡的所有部落。  统联很难弄大,因为多是知识分子,能够下去基层做工作、实践的人不多。现在只有领导层,讲话会讲,文章会发表,但没有用,因为看的人不多。团体很难壮大,也有现实因素,参加统派的团体没有钱,没有办法生活。人们也要考虑自己将来的出路。劳动党有人,有群众,但问题是只属于地区性的,没有建立起全岛性的组织。做得好的是新竹地区。罗美文、黄秋香夫妇长期打下很好的基础,所以高伟凯才可以选上县议员,高伟凯对劳工的服务做得非常之好,否则也不可能当选。现在台湾社会的“阶级矛盾”虽然占着基本矛盾的地位,但主要矛盾却是统独矛盾,更正确地说,即是“维持现状”和“台湾独立”之间的矛盾。所以对劳工讲阶级斗争,劳工也没有多大兴趣。  台湾统派要发展,思想要统一。大家要有共识,再培养干部。如果我们本身没有健全一个组织的话,大陆方面帮忙也没有用。  我们对台湾两党的态度,是两个烂的里面,至少国民党不破坏两岸关系,所以选他一个。  2005年连战想访问大陆,郑丽文来找我,要我去国民党中央党部演讲,顺便推连战一把,去访问大陆。即后来所谓的“破冰之旅”。  1950年我被捕、刑囚后被送到绿岛新生训导处,大约两年后,又被送到新店军人监狱,一直到1960年释放。在这期间所遇到的所谓“台独案”的人们只有黄纪男等数人而已。这里我之所以用“所谓”两字的意思是说,他们本来并没有承认自己是“台独案”,而是说属于“托管派”其他白色恐怖早期的牺牲者和受难者,不论本省人或外省人,绝对多数都被戴上“红帽子”。  在白色恐怖时期真正属于“台独案者”,是在1960年后才逐渐增加。我本身所遇到的第一批台独案是1960年将要出狱时搬进同房的数个海军士兵。这就是说,1960年前后,台独案增加的时间点,正符合海外台独运动的开始时间——王育德在日本成立“台湾青年社”的时间为1960年,而“台独联盟”则1970年于美国成立。因此我一直怀疑台独的“二二八起源论”,而研究台湾历史的戴国辉教授也说:“台独运动的形成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契机,是国民党退到台湾来以后的事情,与二二八事件无关。”  1987年,我获“保外就医”,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获减刑,而1990年才获准出境。于是当年就去日本、美国,向营救我的那些人道谢,并顺便在日本购买一些台独人士所写的书。稍微做了研究后发现:台独运动领导人中,毕业于台南一中、嘉义中学的位于台湾最大农地“嘉南平原”的人特别多,而北部、中部地区明星高中的毕业生却不多。再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后,终于得知:台独运动实际上是因国民党政府土地改革而没落、远走美日等地的地主子弟所发起的反国民党运动,他们进一步和台湾中小企业主结合而壮大,而这些中小企业主中许多人也是由地主转型的(土地改革后获得“四大公司”股票,经过经营发展起来)。  我认为台独“土改起源论”,才能够解释日据时代台湾的抗日领袖之一的林献堂为何远走日本且援助“当时”主张台独的邱永汉,台湾第一个“党外”出身的师长(叶廷圭)产生于台湾最大地主集聚地“台南市”等等事实。  2004年,立法委员选举时,名导演侯孝贤主办的“民主学校”提名蓝博洲(苗栗县)、郑丽文(高雄市)等人参选。选举全盘挫败后,侯导慰劳大家吃饭。在吃饭时我才头一次见到郑丽文。杂谈中提到二二八事件时,我提出以“土改起源论”反驳台独的“二二八起源论”。因为台独的“土改起源论”从前没人提过,郑丽文似乎认同我的看法——郑丽文和蓝博洲在赵少康的“飞碟电台”上对谈时,提到我的台独“土改起源论”。因此2005年2月27日国民党在中央党部举行纪念会时,郑丽文要我去演讲。虽如此,由于我的经历令国民党内部一些人担心我会讲出对国民党不利的话来。于是郑丽文要我提出“发言稿”,同时告诉我:连战本来想2004年当选总统后,就前去一趟大陆,却由于两颗子弹而去不成。所以问我对连战去大陆一事,是否可推一下?对我来说,这当然是求之不得之事,当然会推他一把。  所以我以“二二八事件当事人、台湾最后一个政治死刑犯”的身份所发表的“二二八: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讲稿中提出两个重点:  其一是:以台独“土改起源论”否定“二二八起源论”,否定台独苦难史,否定台独的道德正当性。  其二是说,我的家庭是因为二二八和白色恐怖而受苦最惨的当事者之一,但是我今天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并不是为了个人家庭的悲惨遭遇来讨什么。我只希望同样的苦难不要再发生在任何一位台湾人的身上。因此国内各政党如果对二二八有真正的理解与彻底的反省,光是道歉或补偿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能解决发生悲剧的历史根源,结束两岸的敌对状态,缔结和平。这也正是我在二二八纪念日的前夕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原因。因为,这正是国民党不能推卸的历史责任和义务,也是连主席的责任和义务。我希望连主席能代表中国国民党前往大陆,与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历史性的大和解,结束两岸的内战状态。让类似二二八的悲剧不再重演。然后将一把象征两岸和解的“和解之匙”交给连战,期许他勇敢负起结束国共内战的责任。连战紧接着也发表了题为“抛弃敌对,期待和解”的讲话呼应,并当场指定副主席江丙坤率团登陆破冰。  统派与左派  大陆改革开放后,台湾统左派才分裂。之前,社会主义和统一是一体的。陈映真是一个代表。我曾经在陈映真的研讨会上发言,说陈映真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有两个问题,一是人心里有个警备总部。一是怕被扣上统派帽子。陈映真超越了这两个问题。  对大陆改革开放的看法的分歧,造成台湾统派和左派的分裂。台湾的毛派,认为大陆的改革开放是走资。当年美国保钓的那些人说,劳动党的纲领里有统一纲领,如果去掉,我们就可以参加。他们受“文革”的影响,到现在还是。所以反对改革开放。  左派里的年轻人,受他们影响很多。  大陆社会又的确有许多问题。社会主义令大家迷惑。以前说社会主义的特征是计划经济,国有制。现在没有标准了。大家各说纷纭。统派的最大问题也在这里。但对我们来说,统一是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社会主义。统一的问题,才是目前最紧要的问题。  另一种左派,社会主义台独,主要力量在“新潮流”,是民进党里最大的系。民进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新潮流想用社会主义来改造这个资产阶级政党。很多人打击新潮流,说他们“十一寇”。 新潮流的那批人,本质上本来是和左派这些年轻人一样的,聪明,活动力强,爱辩论。但新潮流有组织,邱毅仁把大家管起来,有纪律,有前途,大家愿意加入,后来就越做越好。进入新潮流的年轻人,大学毕业不久,就选上议员或立委。  陈光兴有篇文章,写陈映真小说里,那些政治犯出狱后,对大陆,社会主义的迷惑,以为革命堕落。我觉得有些话要解释。台湾,统派本来就少,又分裂。有些人以为大陆走资本主义了。那部分左派,不愿意成为统派。我说,不是这样,关于这一点,薄一波在《建国以来若干重要决策与文件的回顾》一书中,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评价启蒙了我的思维,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注意一个带有‘普遍性’意义的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更加重视和利用资本主义已经创造的物质技术管理和文化条件的问题。看来刘少奇同志的有些看法,是从列宁的这些论述中得到了启蒙……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一些曲折之后,大家才愈来愈感受到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这些思想的重要性和深刻性”。薄一波又说:“在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落后的农业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必须采取与这种国情相适应的特殊办法。在这方面,列宁为我们留下不少遗产。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曾试图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方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几年以后感到这不是力所能及的,从1921年以后不得不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  薄一波所说的“与国情相适应的特殊办法”,就是列宁的从余粮收集到粮食税的政策转变,其实质则在于把政策建立在引导人民,对个人利益的关心,是社会生产力不高的开发中国家为了转型到社会主义,而有目的、有意识地建设进入社会主义前提条件的历史阶段。也就是说,这是“既存”社会主义国家使用国家权力,有目的,有意识地创造社会主义各种物质与文化前提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  依次而言,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一直处在有目的、有意识地建设进入社会主义前提条件的历史阶段。我们不能因此批评中国现在推行的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怎么可能在短短几十年内就能够在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中国实现呢?所以中国共产党才会说,现在的中国还是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现在认为,极左派的特质是不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否定事物的辩证发展过程。想要一步登天,认为人类可以在“一夕之间”成为“新人”,并造就一个“全新的社会”。再没有比这个想法更违背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的了。我认为,现在号称左派的很多台湾年轻人,常常犯了这种轻忽历史的毛病,他们把人类社会的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人活着总希望可以多做一点事情,但时势使然,人有时候可能白白活了一辈子。回顾我的一生,从大形势来看,我对我这一辈子还是满意的——我开始反抗日本人的时候,中国还在艰苦的抗战;我加入地下组织的时候,国共正在打内战;我第二次出狱的时候,中国还处在改革开放的艰难时期。现在中国大陆不论在经济实力上,还是在国际地位上,都节节上升,现在仅次于美国。而且美国的实力也愈来愈弱,而中国的实力还会继续增强,中国人终于可以在世界上扬眉吐气,我高中时所经历的那种痛苦的民族屈辱可以大部分洗刷干净。  我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发展成这个样子,我自己觉得是蛮满意的。这就是说,我生错了时代,但没有做错事,就这一点来说,我没有遗憾。再说,我大概有生之年看不到两岸统一了,更不可能看到终生向往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实现。这是小小的遗憾;不过没有关系,大形势是挡不住的,我已经知道,统一不成问题,而人类社会最终还是要朝着“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前进。
  5. 吕正惠:台湾志士,再不回忆就晚了——《陈明忠回忆录》序
    2016/03/31
      一、  上世纪九O年代,台湾统派的一些年轻人,很希望五O年代的老政治犯(我们习称老同学)写回忆录。那时候全台湾已经充斥着台独派的历史观,我们希望老同学的回忆录可以产生一些平衡作用。但老同学对我们的建议不予理会,他们认为,重要的是要做事,回忆过去没有什么用。况且,那时候台湾解除戒严令才不久,老同学也不知道过去的事能讲到什么程度,心里有很多顾忌,当然更不愿意讲述以前的事。  当时我们着重说服的两个对象,是林书扬先生和陈明忠先生。林先生尤其排斥写回忆录的想法,因此,直到他过世我们都不太了解他的一生。陈先生虽然比较愿意谈过去的事,但也只是在不同的场合偶然谈上一段,他也没有想写回忆录的念头。  前些年,《思想》的主编钱永祥,要我和陈宜中联合访问陈先生。这篇访问稿《一个台湾人的左统之路》出来以后,很意外地被大陆很多网站转载,大陆读者反应说,他们对台湾历史增加了另一种理解。  由于这个缘故,陈先生终于同意由他口述,让我们整理出一部回忆录。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李娜,知道这件事以后,自告奋勇,表示愿意承担访谈录音和整理录音的工作,不拿任何报酬。李娜和蓝博洲、张俊杰,还有我,多有来往,比较了解台湾的统派,对台湾历史也比较熟悉,为人热情,所以我们就同意由她来承担这一工作。应该说,这本书能够完成,李娜是最大的功臣。  李娜完成录音的逐字稿整理以后,我打印出来,交给陈先生修订增补,我再根据陈先生的校稿加以整理。李娜的逐字稿已经把陈先生所讲述的事实做了一些归并,而且划分了章节。在这方面陈先生和我只做了小幅度的调整。我的主要工作是修订文字,让陈先生的意思表达得更明确,并且跟陈先生随时联系,确认一些事实。  我跟李娜讲,陈先生普通话讲得不太好,讲话常有闽南话的习惯,造句、用词比较质朴,整理时不要太过修饰,尽可能保持他的语气,这样比较生动。李娜基本上按照这一原则整理,但她到底是北方人,又是女孩子,有时候总会不小心流露北方女子的口吻。我跟陈先生一样,讲的普通话含有浓厚的闽南话味道,因此,凡是我认为不太合乎陈先生口吻的句子和用词,我都改了。另外,陈先生个性比较急,讲得比较快,前后句子常常不太连惯,我就增加一些句子,让意思清楚。我的修改,陈先生至少看过三遍,他有时候也加以增改。应该说,全稿是在陈先生的仔细审订下通过的。  回顾起来,自从李娜把逐字稿交给我以后,又经过了两年多,因为我很忙,校订工作拖得太久,这是应该跟陈先生和李娜致歉的,另外,稿子在《犇报》连载期间,把我的校订稿打印出来,交由陈先生修订,这种工作都是陈福裕负责的,他还和陈先生密切联系,从陈先生处选用照片,编配在本书中。在最后的排印过程中,校对工作全部由夏潮联合会的李中小姐负责统筹。最后,黄玛俐小姐听说是陈先生的书,立即允诺设计封面及版面,这都应该说明,并表示感谢。  二、  陈先生生于一九二九年,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最后阶段,台湾光复时十六岁,高中已经毕业,因此他主要的知识语言是日语。十八岁时遭逢二二八事件,并身涉其中,事变后不久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一九五O年被捕,一九六O年出狱。出狱后,经过艰苦的努力,成为台湾新兴企业的重要管理人员。但他不改其志,始终关心祖国的前途,花费大量金钱从日本搜购资料,并与岛内同志密切联系,导致他在一九七六年第二次被捕。国党原本要借着他的案件,把当时岛内从事民主运动的重要人物一网打尽。陈先生备受各种苦刑,仍然坚贞不屈,让国民党找不到扩大逮捕的借口。国民党原本要判他死刑,由于海外人权组织和美国保钓运参加者的倾力援救,改判十五年徒刑,一九八七年因病保释就医。陈先生出狱时,岛内台独势力已成气候,不久民进党组党,戒严令解除。为了对抗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陈先生又联络同志,组织台湾地区政治受难者互助会、中国统一联盟、劳动党等,是台湾公认的重要统左派领袖。  陈先生口述的一生经历,主要围绕着上述事件而展开,主要是以叙述为主。虽然偶有议论,但无法系统地呈现他的政治见解,因此他决定把《一个台湾人的左统之路》收入书中,以弥补这一缺憾。陈先生的一生,不但呈现了台湾近七十年历史的一个侧面,同时也曲折地反映了中国人的现代命运。因为现代的年轻人对这段历史大都不太熟悉,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对本书中所涉及的历史问题加以重点分析。我希望这本书将来能够在大陆出版,因此,我把大陆的读者都预想在内,涉及面比较广,希望引起大陆读者的关注和讨论。  我的序言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台湾人与日本殖民统治的关系,二、国民党与台独,三、中国一九四九年革命的后续发展问题。  大陆的一般人好像有一个倾向,认为台湾人对日本的殖民统治颇有好感,到现在还念念不忘,其实这是最近一、二十年来台湾媒体给大陆读者造成的印象,完全不合乎历史实情。在一次简短的访谈中(见本书附录),陈先生一开始就说,改变他整个人生的思想和行为的,就是高雄中学的日本人对他的歧视。这并不是单独的个案。陈先生的前辈,二二八事件后台北地区地下党的领导人,后来被国民党处死的郭琇宗,是另一个著名的例子。他出身于台北大地主之家,跟陈先生一样,考上台北最好的高中,也因为饱受日本同学的欺压而成为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只要熟悉日据末期的史料,以及当时台湾重要人物的传记,就可以知道,光复后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台湾人普遍都有这种遭遇。  其次,台湾农民的处境,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远比清朝恶劣得多,陈先生在书中已经谈到了。只要稍微阅读日据时代的台湾新学作品,或者了解一下日据时代的台湾经济发展,也会得到这样的印象,这就是为什么日据时期台湾最活跃的反日运动是由“农民组合”所发动的。而领导农民组合的知识分子,大半就是对日本人的歧视非常不满的、受过比较好的教育的台湾人。这一股力量,是台湾左翼运动的核心,也是台湾光复和二二八事件后,台湾主流知识圈倒向共产党,并且加入地下组织的主要推动力。  非左翼的民族主义者如林献堂等大地主阶级,也对日本的统治不满。因为他们极少参政的机会,他们的经济利益也严重受到日本企业的排挤。他们一心向往祖国,认为只要回到祖国怀抱,他们就可以成为台湾的主导力量,并且取得他们应有的经济利益。因此,台湾光复,国民党的接收官员和军队到达台湾时,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这从当时的报纸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这种情势,在国民党来接收以后,逐渐地、完全地改变得过来,国民党的接收,几乎一无是处,所以才会在不到两年之内就激发了蔓延全岛的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后,台湾内部的左翼力量认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在来台的大陆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迅速倒向共产党。他们之中最勇敢的、最有见识的,基本上都加入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当时国共内战的局势对共产党越来越有利,他们认为台湾解放在即,不久的将来就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没想到,不久韩战爆发,美国开始保护残存的国民党政权,国民党也在美国支持下,大力扫荡岛内的亲共分子,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白色恐怖。国民党秉持“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个”的原则,几乎肃清了岛内所有的支持共产党的人。这样,最坚定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台湾人,不是被枪毙,就是被关押在绿岛,还有一部分逃亡到大陆或海外,日据时代以来最坚定的抗日和民族主义力量,在台湾几乎全部消失。  非左翼的地主阶级(左翼之中的地主阶级也不少,如郭琇宗、陈明忠都是)虽然对国民党还是很不满,但比起共产党,他们还是勉强跟国民党合作。但是,美国为了杜绝日本、南韩和台湾的左翼根源,强迫三个地区的政权进行土地改革。国民党当然愿意跟美国配合,因为这还可以借机削弱台湾地主阶级的势力。国民党表面上是用国家的资源跟台湾的地主阶级购买土地,但实际上付给地主的地价根本不及原有的三分之一。台湾的地主阶级从此对国民党更为痛恨,地主阶级的领袖林献堂外逃日本,而且还支持在日本从事独力运动的另一个地主廖文毅。所以陈先生才会说,台独运动的根源是土地改革,这是从未有人说过的、深刻的论断。  这样,台湾内部原有的最坚强的、爱国的左翼传统在台湾完全消失,而原来温和抗日或者跟日本合作的地主阶级,全部转过来仇恨国民党。前一种人的后代,在父亲一辈被捕、被杀或者逃亡之后,在反共的宣传体制下长大,无法了解历史真相,又因为上一代的仇恨,当然也只会仇恨国民党。而地主阶级的后代,不管他们的经济力量受到如何削弱,他们还是比较有机会受到教育,比较有机会到美国留学。他们上一代对国民党的仇恨都遗留在他们身上,他们在海外又受到美国的煽动和支持,他们的台独组织在一九七O年代大大的发展起来,并且在八O年代和岛内的台独势力相结合,就成为目前台独运动的主流。  在美国新兴的台独势力,开始美化日本人的统治。就台湾一般民众而言,他们亲身经历到日本和国民党的统治,他们认为日本官吏比较清廉而有能力,而国民党的官吏则是又贪污又无能,他们逐渐忘却日本统治的残暴和压榨,因为国民党的残酷绝不下于日本人,而国民党的压榨也和日本不相上下。所以,台独派对于日本殖民统治的美化,很容易得到一般台湾民众的呼应,这样,整个历史就被颠倒过来,积非成是。最重要的关键还在于,国民党把最坚强的抗日的、爱国的岛内势力根除无余,这也是八O年以后岛内的统派力量一直很微弱,难以发挥影响的原因。  三、  国民党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残酷地清除台湾最坚强的、抗日的爱国力量,这纯粹是自私。但国民党为了稳定台湾,发展台湾的经济,不得不实行土地改革,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说他做错了。没有土地改革,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经济发展。台湾地主阶级的后代对此念念不忘,也应该加以批评。  坦白说,这十多年来我对国民党在台湾的功过比较能坦然地加以评价。国民党在土地改革后,实行低学费的义务教育,又实行非常公正的联考制度,让许许多多的贫困的台湾农家子弟逐渐出头,确实有很大的贡献。另外,由于教育的普及,受过教育的台湾人基本上都会讲普通话(台湾称为国语)。普通话不但让台湾的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还有原住民可以相互沟通,而且,在两岸互通以后,还可以跟大陆一般民众沟通,客观上为统一立下了很好的基础。虽然在推行普通话的过程中,国民党曾短时期(一九五、六O年代之交)施行过禁止方言的过当政策,但总是功大于过。现在的台独派,不管花多少力气想把闽南话文字化(他们称为台湾话文),都不能成功,反过来证明了国民党推行普通话的贡献。  一九七O年代以后,尤其在一九八七年解严以后,过去三十余年台湾历史的真相逐渐被曝露出来。面对台独派及一般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罪行的揭露与控诉,国民党的统治阶层,以及他们的第二代很难反驳,再加上美国的暗中支持,国民党也无法以法律来压制台独言论。这样,政治上台湾就分成两大阵营,即现在一般所谓的蓝与绿。在国民党长期统治之下,还是有不少台湾人跟国民党合作,他们的利益和国民党密不可分,同时,由于民进党常常诉诸群众运动,过分偏激,不少中立者宁可支持国民党,现在蓝、绿两边大致势均力敌。  不过,蓝军也并不支持统一。国民党的核心统治集团,是当年战败逃到台湾来的最顽固的反共人物,他们有很深的仇共情绪,并且把这种情绪遗留给他们的第二代。他们认为,虽然国民党治台初期犯了重大错误,但台湾社会现代化的贡献还是要归功于国民党,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台湾民众才能过上富裕与民主的生活。因为仇共和自许的成就,即使面对台独派极大的压力,他们也不愿跟共产党合作,接受统一。就其实质而言,蓝营基本上和绿营一样,都很少具有民族主义的情怀。除了维持“中华民国”的正统性这一点之外,他们跟绿营的区别并不大。所以很吊诡的是,蓝营虽然表面不讲独立,他们真正的心愿是以“中华民国”这一块招牌,把台湾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所以现在的国民党也成为另一种意义的台独派。可以说,国民党长期和美国合作所进行的反共(后来还有反中)宣传,造成了今天岛内两党恶斗、面对大陆又两党一致的怪异局面。  其实,这一切都是美国长期导演出来的。美国在韩战(朝鲜战争)之后,一方面用武力保护台湾,一方面支持台湾的经济改革,又利用极优厚的留学条件,把大部分的台湾精英都吸引到美国去。事实上,现在的台湾统治集团(不论蓝、绿),还有台湾大部分的企业家和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后代(或其亲属)、甚至他们本人,不是拥有美国公民权,就是持有绿卡(马英九的女儿就是美国籍)。这样的集团既控制了台湾,又和美国具有利益上的种种瓜葛。在这同时,又有美国的盟友日本助上一臂之力。因为,作为台独核心的地主阶级的后代,基本上都亲日,在他们的影响下,“哈日”之风盛行。台独派甚至把当年日本人斥骂台湾人的“支那”和“清国奴”,转而用到现在的中国人身上,可谓荒谬绝伦。可以说台湾长期在美国和日本的影响下,已经自视为亚洲的“文明国家”。台湾人实际上抄袭了日本人的“脱亚入欧”论,不但瞧不起中国人,也瞧不起东南亚国家。  现在大陆有少数人有一种想法,认为让台湾长期维持现状,对大陆的政治改革会产生积极的作用,这是不了解台湾问题的本质。因为,台湾问题是美国和日本联合行动,刻意干涉中国内政的最后残余。台湾问题不解决,就是中国百余年来被侵的历史还没有结束。我们应该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来看待台湾问题,不应该对台湾的所谓民主抱有幻想。最近民进党煽动无知的学生包围总统府和立法院,表现出一种无可理喻的反中情绪,就是最鲜明的例子。  四、  陈先生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加入地下党时,只有十八岁。那时候的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的革命的认识都不是很深刻。1960年他第一次出狱时是三十一岁,此后十六年,他想尽办法偷读日文资料,以求了解新中国的局势。1976年第二次被捕,不久文革结束,这时,他也许才开始真正的“探索”。他说,文革结束之后台湾对文革的报导,让他非常痛苦,他不知道中国革命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他不得不为自己牺牲一辈子所追求的事业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不然他会觉得自己白活了。  1987年陈先生第二次出狱,他开始阅读大量的日本左派书籍,企图深入了解中国革命的历程、文革发生的背景,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他已经把他的探索过程和看法写成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本书,主要的观点在本书中也略有提起。  陈先生探索的结论大略如下。他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集合全民(或者说四个阶级)的力量与意志,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力现代化。这一阶段还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朝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这个说法,意思和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相近。又说,刘少奇是了解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新民主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有类似之处,“新民主主义”的形成,刘少奇贡献很大。新中国建立以后,事实上,“毛泽东个人”走的就是一条“违反”新民主主义这一“毛泽东思想”的路,所以才会产生“反右”和“文革”那种大错误(亦即,毛泽东不遵守“毛泽东思想”)。总之,陈先生最后肯定了自己年轻时选择的“新民主主义”,而且,把这一主义思考得更加清晰。  陈先生认为,毛泽东本人思想则是一种“备战体制”,是在面对美国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随时威胁时的“应时之需”,毛泽东错把“应时之需”当作正确的思想了。陈先生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坚决的拥护者。陈先生又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并没有违反社会主义的精神,还在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至于什么时候达到社会主义,他是无法知道的。他能够看到自己祖国的强大,看到统一有望,也看到中国有实力制衡西方,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掠夺政策,他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  我是一个“后生”的观察者,不像陈先生具有“参与者”的身份。我也像陈先生一样,认为“后进”的中国的所谓“革命”,第一个任务就是以“集体”的力量全力搞现代化,以达到“脱贫”和“抵抗帝国主义”这双重任务。但是,我比较相信毛泽东思想具有“复杂性”,并不纯粹是“备战体制”。  不论我跟陈先生在这方面的想法有什么不同,但我们都了解到,革命的道路是非常艰难的、前无所承的。在五O年代,主管经济的陈云和主管农业的邓子恢常和毛泽东“吵架”,因为他们不能接受毛泽东在经济上和农业上的一些看法。陈云常常退出第一线,表示他不想执行毛泽东政策,而邓子恢几次跟毛泽东唱反调后,终于被“挂”起来,无所事事。梁潄溟所以跟毛泽东大吵,也是为了农业政策。这些,都可以说明,建国以后,路子应该怎么走,党内、外有许多不同看法。大跃进失败以前,大致是毛主导,大跃进失败以后,变成刘少奇主导。文革又是毛主导,文革结束邓小平主导。应该说,中国的情势太复杂,内部问题很难理得清。经过文革的惨痛教训,邓小平才能抓稳方向(89年还是差一点出轨、翻车)。我推想,邓是以刘为主的一种“综合”,正反合的“合”,而不是纯粹的刘少奇路线。但这只是“推论”,目前还无法证实。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都犯过错误,而且一些错误还不小,应该批评。但如果说,这一切错误都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主要的应该加以否定,那未免把中国这个庞大而古老的国家的“重建”之路看得太简单了。邓小平主导以后,还不到三十年,大家都觉得好像走对了,不免松一口大气,歌颂邓的英明。我认为,这也是把问题看简单了,邓是毛、刘、周的继承人,他不可能不从他们身上学到一点东西,因此,邓也不是纯粹的邓个人。对于历史,我觉得应该这样理解(邓应该也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看到一点东西,当然这是随他的意思决定去取的)。  我觉得,大陆内部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很多知识分子不了解中国革命在“反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或者“反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的意义。在中国崛起之前,西欧、北美、日本这些“列强”,都曾经侵略外国,强占殖民地(甚至可以包括苏联在二次战后对东欧国家的宰制),而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到目前为止,中国是唯一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的现代化经济国家。  现在大家说,“中国是世界的工厂”,俄罗斯的一份周刊说,“世界超过一半的照相机,30%的空调和电视,25%的洗衣机,20%的冰箱都是由中国生产。”前几年大陆南方闹雪灾,交通瘫痪,物资不能输出,据说美国的日常用品因此涨了一、两成。我说这话,不是在夸耀中国的成就,而是想说,中国的经济改变了“全球体系”。  在中国的经济还不能对“全球体系”造成明显影响时,西方、日本都已忧心忡忡,担心中国的崛起会“为祸世界”。即使到了现在,如果美国不是陷入一连串的泥淖之中,你能想象美国愿意坐视中国崛起吗?美国不是不想做,而是没有能力去做。  如果中国因素的加入,使得“全球体系”陷入不平衡状况,如一次大战前,德国的崛起让英、法寝食难安,那“全球体系”就只有靠“先进国家”为了“扼阻”新因素的“侵入”而发起战争来解决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这样发生的。事实上,上世纪九O年代美国并不是不想“教训”中国,只是它没有能力罢了。美国和日本搞军事联盟,说如果“周边有事”,他们要如何如何,意思不是够明显了吗?  如果中国经济的崛起,能够让“全球体系”产生良性的调整,从而对“全人类”的发展有利,那就是全人类的大幸。如果因中国的崛起,而让全世界经济产生不平衡,从而引发另一波的“列强大战”,那人类大概就要完蛋了。现在美国经济不景气,情况似乎颇为严重;如果美国经济一下子崩溃,你能想象这个“全球体系”能不“暂时”瓦解吗?这样岂不也要“天下大乱”?应该说,中国一再宣称“不称霸”,宣称要“和谐”,就是希望避免这样一次大震荡。我觉得,这个时候重新来思考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逻辑的分析,就更有意义了。我是一个中国民族主义者,但我从来就希望,中国崛起只是一种“自救”,而不是产生另一个“美国”或“英国”或“日本”或“德国”,或一种难以形容的资本主义“怪物”。我觉得这样的思考也可以算是一种让“全球体系”“走向社会主义”的思考。  从马克思的原始立场来解释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只可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全面展开时,才可能实现。因为,只有全人类有丰裕的物质生产,才可能想象马克思所构想的那个人人富足、人人自由的物质与心灵双方面得到完满实现的社会。一次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第一次碰到全面危机时,许许多多的左派革命志士认为,全球革命的时代已经来临,最终证明是一种幻觉。  这一次“不合乎”马克思原始构想的“世界革命”,以苏共的革命开其端,以中共的革命达到高潮,以二次战后许多“后进国”的共党革命延续下去。现在已经可以了解,这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后进国”以集体的力量来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工程,这一工程可以把“后进国”绝大部分受苦受难的人从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剥削之下解救出来。这一革命的牺牲相当惨重,但相对而言,二次战后那些走“西方现代化”路线的“后进”国家,牺牲也一样惨重。姑且不论这两条路谁是谁非,“后进国”都被迫走进资本主义国家逼他们非走不可的道路。走第一条道路而唯一获得成功的是中国,走这二条道路很可能将要成功的,大家都看好印度。中国的成功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具有双重意义。第一,它的崛起好像还不致于导致德国、日本崛起以后的那种资本“帝国大战”。第二,到现在为止,中国经济也还不是经典意义下的“资本主义”(它还保留了相当比例的公有制、也没有全面市场化),因此可以希望它对其他“后进国”产生启导作用,让它们不必完全照“西方道路”走。  中国的崛起距离全球范围的现代化还很遥远。拉丁美洲、非洲、伊斯兰世界、东南亚,这些地区目前都还在发展。我们不知道西方(尤其是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如何能解决,也不知道拉丁美洲最终是否可以从美国资本主义的桎梏之下解放出来。但是,无疑的,现在可以用更清醒的眼光,用马克思的方法,好好地审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未来。只是,我们很难期待,二十一世纪会出现另一个马克思。  在这种情形下,每个地区、每个民族都只能以自救、自保为先。达到第一步以后,如果能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促使它们良性发展,而且不对周边地区产生明显的经济“剥削”,我相信,这样的国家就要比以前的英、法,二次战后的美、日好太多了。并且,第三,如果它还能进一步制衡愈来愈黩武化的美国,让美国不敢太嚣张,那它对世界和平无疑是有贡献的。我认为,中国是现在世界上唯一有力量达到这三重任务的国家。  我跟一些大陆朋友谈过我的看法。有些人认为中国本身的问题多如牛毛,我这样想,未免太不切实际。我逐渐了解,这种人大多羡慕美国模式,认为中国距离美国模式还太遥远。但让我高兴的是,像我这种思想倾向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加。我相信,这种思想倾向,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之内,会成为大陆思想的主流。  五、  我跟陈先生来往二十余年,用客观的眼光来看,他一辈子的经历让我非常感兴趣。他出身于大地主之家,从小不愁吃穿。生性聪明,居然从偏僻的乡下小学,考上台湾南部最优秀的高雄中学,然后又以第一名考上台中农业专门学校的农化系,最后还是以第一名毕业。以这样的背景,在台湾刚光复的历史条件下,他可以从政,就像他的好朋友林渊源那样,很容易成为地方派系领袖,甚至可以选上县长。他也可以从商,在台湾现代化的过程中,不难成为富裕的企业家。他也可以走学术道路,如果光复后他到日本留学,应该有机会成为名牌大学的教授,但是,这些路他都不走。在高雄中学的时候,因为日本人的歧视与欺压,就走上反抗之途;光复后,因为国民党接收的劣政和二二八事件,就走上革命的道路,因此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从不后悔。从我们光复后接受国民党教育的人的眼光来看,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陈先生现在的生活非常简单,如果没事在家,一天就买两个便当,中餐和太太共吃一个,晚餐再吃另一个。他全心全力为他的工作奔忙,此外,没有其他的需求,我没有看过人生目标这么明确、行动这么果决、意志这么坚定的人。一个人,十八岁就决定加入革命组织,到现在已经八十五岁了,还不想休息。看到这样的陈先生,再想起五O年代就已牺牲的郭琇宗、吴思汉、许强、钟浩东等人,就会觉得,他们那一代人真了不起。  我跟陈先生相处,最大的收获是:鲜明地意识到,小知识分子那种患得患失、怨天尤人的坏习气。有一次,在他面前,我对某件事情大发牢骚,他非常不解地看着我说,这有什么呢?让我很不好意思。应该说,这十年来,我的目标越来越单纯,行动越来越坚定,牢骚越来越少,他的无形的影响是很关键的。我很高兴,他的回忆录的出版我有机会稍尽绵薄之力,我也希望,藉由这本回忆录可以让人们可以回想起五O年代为了全中国和全人类的前途而牺牲的那一代台湾菁英。
  6. 欧树军:反思民主,探寻民主
    2015/11/06
    民主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一览众山小,以致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声称自己是民主国家。正是同时,西式民主在实践和理论上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和质疑。对于民主危机的性质的判断越来越悲观,民主理论家们开始反思代议制民主的内在缺陷,反思选举式民主,并探寻通过各种容纳普罗大众参与的制度机制,回归真正的民主。
  7. 强世功:白轲论中国的党国宪政体制
    2014/03/28
    目前世界上的宪政体制,大体分为三种模式:其一是超国家宪政模式,其二是神权宪政模式,其三是党国宪政模式。本文集中介绍了白轲对中国党国宪政体制的研究。
  8. 潘维:世界的治理危机
    2015/11/01
    一"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开始上小学,十年后上大学,知道"文革"是中国人自己折腾自己的大动乱。又十年去美国留学,才知道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不仅中国在闹"文革",全世界也在闹"文革",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世界都陷入了大动乱。全球"文革"始于古巴而非始于中国。经历了1962年导弹危机,美国鼻尖上的小小古巴居然生存了下来,并在拉美和非洲开始扩散革命。那时确如毛泽东所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仅苏联是个例外。美国动乱的爆点就在我读博士的学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但全球"文革"结束10余年后,整个世界都消停了,缺少免疫力的苏联却陷入动乱甚至崩溃了,为早年的稳定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经历了世界"文革"的十年大动荡后,人们的社会和政治观念变了,服饰发型也变了,连音乐、戏剧、食品都变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到那场动乱之前的四十来年,西方国家以凯恩斯为名风行社会主义导向的政策,大力推行教育、医疗、养老、甚至住房的均等化。这导致发达国家的底层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免除了养小送老的恐惧,普通人素质大幅提高,中产阶级队伍快速壮大。西方风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苏联福利模式和苏联奇迹的压力;二是欧洲人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的贪婪是欧洲连续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三是罗斯福"新政"的示范效应乃至战后旨在稳定南欧和西欧的"马歇尔计划"。西方发达国家在60年代中期发生动乱,其主要原因是很多知识青年不同意西方镇压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那种帝国主义政策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游击战。年长者的价值观及使用的陈旧话语系统与青年几乎无法沟通。不再担忧生活匮乏的青年们占据了道义制高点,自认为掌握了真理,却又恒定是无力的少数,就质疑选举制的合理并采用暴力和准暴力手段抵抗"反动权威"。随着帝国主义政策的失败,反抗运动也丧失了对象及动力。苏联在亚非拉填补真空的企图还引发了西方青年们的普遍反感。撒切尔和里根上台是那场动乱彻底结束的标志,西方从此扭转了社会主义导向的政策,开始推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称为"新古典自由主义"。如果全世界欠发达国家都推行新古典自由主义政策,那么西方挟教育、技术、经验的优势当然可以依旧过好日子,不用直接占有殖民地。二在最近几年,全世界又开始动乱。从南美到北美,从南非到北非,从南亚到北亚,从南欧到北欧。中国并非例外,否则也不会强力"维稳"。历史从来都不会在形式和内容上重复,但我感兴趣的是世界各国政府陷入治理困境的原因。因此,我以"世界的治理危机"为题陈述自己眼下的认识。半个世纪前,全世界陷入治理危机,各地区的原因颇不相同,相互推波助澜,形成世界性大动荡。但在眼下的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地发生社会治理危机却明显有共同原因,与社会治理体系是否"现代"无关。第一,世界范围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发达国家,这种政策起初加速了低端第二产业的外移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了经济活力。然而在最近十来年,欧洲和美国逐渐陷入困境,主要是互联网金融资本崛起导致的教育水准和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中产阶级开始萎缩并陷入生计困难。在欠发达国家,由于苏联的崩溃,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被奉若神明,彻底扭转了效法社会主义政策的大局。少数有能力建设基础设施的穷国出现了制造业繁荣,也催生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但在最近十来年,贫富差距急速扩大,市场化渗入了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领域,新兴中产阶级养小送老日渐艰难。在中国骤然陷入经济停滞之际,坚定推行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印度莫迪政府也陷入了经济政治危机。第二,让资本颐指气使的崭新技术。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资本的流动性和集中性大为增强。快速流动不仅意味着资本量成几何级数增长,而且这种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资本严重挑战了国家疆界壁垒、传统产业壁垒、文化差异壁垒、乃至一切现有的政治权威形式。一切原有的社会组织在资本面前都成为僵尸。资本市场把踏实做正当职业的人变成傻瓜,把国家金融管理者变成同谋或者笨蛋。这种资本还在全球制造了一个个拥有数十万上百万亩的巨大农场,使用令人惊悚的技术,让小农种养什么都破产。这种资本对一切道义规范乃至法规都嗤之以鼻。在网络"众筹"的旗帜下,重金突然砸入出租车市场,无情摧毁传统出租车工人的生计。在互联网资本面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盛行,人们以自由的名义变成奴隶。除了睡觉时,几乎每个人都被移动互联网里的手机屏幕支配。第三,人类前所未见的代沟。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00后,几乎没人经历过封闭的农业和工业,没经历过对抗饥饿。在互联网世代中,东方和西方的官方意识形态体系丧失了吸引力,民主、自由、法治、阶级斗争等抽象概念在课堂上成了大学生们的催眠曲。权力层与年轻人的沟通出现了严重的思想和语言障碍。新一代人使用的网络语言和象形符号,不仅老一代人看不懂,更让呆板的官方用语成为笑料。谎言和忽悠随处可见,生计的安全变得极不确定,什么都遭到怀疑,而且所有人都在焦虑,苦苦搜寻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于是,信仰碎片化降临了,信什么的都有,绝不仅是求神拜佛。于是,全球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也来了,给绝望中的地球边缘人带来生存的意义。尽管还有些中国青年在幻想,幻想自己能成为"马云",但台港的青年们早就没了幻想。无论李嘉诚还是马云,终究只是极少数;而养不起小,送不起老,买不起房,甚至结不起婚,才是现实。于是,出生率以百年减少一半人口的速度下跌。在信仰的碎片中,不同世代的人们日以继夜地去各种推特或微信小群里抱团取暖,或以心灵鸡汤相互安慰,或讽刺谩骂,甚至形成极端和反智的小圈子。社会就这样成为一地碎片。除了上述三大共同原因,世界各地还有五花八门的具体原因催化本地的治理危机。台港的反共传统,加上不适应中国大陆暴富,成为那里发生危机的催化剂。中国新疆南部的近千万维吾尔人变成了中国最边缘化的群体。他们从事沙漠绿洲农业,产业规模小,运输距离超长,农业几乎没有利润,加上语言隔阂和宗教传统,融入制造业劳动大军也几乎无望。那里不少人认同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里最极端的部分,于是暴恐事件在南疆成为"新常态"。 三笔者并无应对世界范围治理危机的灵丹妙药,只有几个对我国前景的观察。第一,在效率与公平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或能占得先机。经过了四十年的自由资本主义,钟摆重新向社会主义方向偏移是世界大势,许多国家将选择公平而非效率。平衡点在哪里?关键在养小送老,也就是教育、医疗、养老、住房方面的去市场化,即均等化。在社会领域去市场化方面做得最好的国家都是最稳定的国家。西方国家在战后普遍实行了社会均等化政策,是其发达的牢固基础。奥巴马总统把对穷人的医疗救助变成了面向中产阶级的全国医保,完成了执政声望的逆袭。自由不在少数人挣大钱的机会,而在多数人素质的提高,在人均收入的提高。不恐惧就是幸福。多数人免除了养小送老这个最大的恐惧,全民族就幸福。第二,把资本洪水引向重建社会和建设先进基础设施。发动和组织群众,重建基层社区组织,重建集体精神,削弱个人主义,严厉打击本地的无赖、恶霸,将决定社会是否稳定有序,决定政府的正当性,即人民的支持度。资本或许是能够帮助重建社区的。淘宝网的送货机制在最后100米遭遇成本瓶颈。如果与社区合作,分享部分物流利润,社区集体也就有了复兴的经济基础。有了社区组织支持,建设先进的基础设施就难以被无赖钉子户劫持。节制资本,抵制"钱生钱"的游戏,抵制不劳而获的诱惑,是至关重要的平等措施。不平等本身不是问题,而是动力和效率;但不平等越来越严重就是问题了,而且是严重问题。患寡的时代结束了,患不均的时代开始了。在这危机时代,向着大众采用宽松的财政政策还是向着资本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考验每个国家决策者的远见和能力。发达或欠发达国家,就在基础设施的发达或欠发达,没有其它。第三,把工作重心转向建设社会互助的经济。在政府和市场间寻找最佳平衡点的企图没有前途。政府和市场以外的第三方,即人民的利益,才是决定性因素。无论市场还是政府,都必须服务于人民的利益。抽象的市场决定论显然源于无知。让公众利益决定政府是否干预市场不仅明智,也是所有发达国家的共识,否则遍地都会有"青岛大虾"和"天津大火"。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的两分是一叶障目,最大的资本是人民的资本,是社会互助资本。全民免费医疗主要不是政府财政的责任,政府主要负动员组织责任。中国人每人每月交纳100元医疗统筹,全国每年会有1.6万亿元。加上政府按世界惯例的医疗支出,2万亿以上的社会资本能造就世界上最大的非盈利医疗机构,足够给医生体面的收入去拒绝不体面的钱,足够把药价压到全世界最低,也足够13亿人看病吃药住院不再花钱。若让保险公司拿走一半充入私囊,免费医疗就遥遥无期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均等化的养老、教育、住房。什么是社会主义?没病的帮有病的,年青的帮年老的,有知识的帮缺知识的,有钱的帮缺钱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大家庭"不仅能帮助我国维持稳定,让政府重获人民信任,而且社会互助资本能撬动私人资本和国家资本,极大促进第三产业的发达,提升全民素质和全民幸福感。第四,在各种官方价值体系崩溃的时代,努力重建社会核心价值观。主流价值体系不是几个学官用自己情有所衷的概念拼凑出来的,那不过是价值体系已然崩溃的标志。社会核心价值观必须有一个核心,就是对"公正社会关系"的全民共识。这种价值观成为核心有三个基本要求:首先是表达简洁,用一个词而非一堆词;其次要有本国特色,而非生搬硬套他国的核心价值观;再次是国际接受,而非被国际反对。我想,围绕"大家庭"这个词所论述的价值体系能满足上述三大条件,应当是我国的核心价值观。笔者已另有著述讨论这个体系,此处只想指出建设本国社会核心价值观思想体系的紧迫需求。第五,高瞻远瞩、能力非凡的领导人。如同世界历史的几乎每个阶段,国家在危机中生存下来的最重要因素是领导人。领导人解读大局的远见和带领人民走出危机的能力决定国家兴衰。然而,无论就人文还是社会科学而言,英雄的出现不可预知,只能在奇迹出现后判定,所以人民只能祈祷。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危机,也是贫富差距急速扩大的危机。为大资本还是为普通百姓,响应资本控制的舆论还是响应民心,为少数人的自由还是为多数人的自由,为少数人的现代化还是为大多数人的现代化,这两难的问题就摆在各国领导人面前。在这个危机时代,重读1974年出版的美国名著《光荣与梦想》首卷是会有启发的。这次大会以弘扬马克思的思想为主题。马克思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批评家。他批判过去、现在、以及(可见)未来的所有重大社会支柱,即私有制、家庭、资本、宗教、民族、政府、法律、意识形态。在这些支柱消亡之前,他的思想与英名永恒。对我们芸芸众生而言,物质短缺是根本问题。但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悖论才是根本问题:由于私有制每时每刻都在制造新的、更大的不平等,所以,物质生产越丰富,人类的物质短缺感就越强烈。从孔子到柏拉图到马克思,共产理想生生不息。无论是否同意马克思只有消灭私有制人类方能获得彻底解放的论断,都应牢记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牢记钟摆必然左右摆动.
  9.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 (选章)
    2015/10/30
    第一章
  10. 福山: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完整版)
    2015/10/29
    【"我的好友福山,二十多年前提出'历史终结论',一夕成名。经过多年的沉淀,他已经不再高捧民主与市场。"台湾中研院院士朱云汉今年[2014]7月在观察者网撰文发出感慨。福山的关键词逐渐从"民主"转到了王绍光等学者强调的"国家能力"、"国家建设"等。他在美国《外交》(Foreign Affairs)双月刊9/10月号上撰文《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细剖美国政治制度诸多流弊,结尾感叹改革无望、"死路一条"(No Way Out),引发学界关注。此前曾有媒体摘译若干片段,观察者网全文翻译,共一万六千余字,供中国读者垂鉴。】20世纪之交,美国林业局的创立是美国进步时代国家建设的典范。1883年《彭德尔顿法》(Pendleton Act)通过之前,美国政府公职是根据政党赞助比例分配的。而林业局则是一个以才干为基础的官僚机构新模式的雏形。它配备的公职人员均为受过大学教育的农林专业人才和技术骨干,其最初的领导者吉福德·平肖在博弈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避免了日常政策受到国会干扰,确保了公务员系统的自主性。当时,让专业林学家而非政治家来管理公共土地和部门人事,还是一种革命性的想法,但林业局的优异表现证明了这个想法的正确性。主流学界将林业局前几十年的成功经历,视为公共管理学的经典案例。现如今,在许多人眼中,林业局是一个极度失灵的官僚机构,用错误的工具履行过时的使命。这个机构仍由林业专家组成,其中不乏忠于职守者,但林业局已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平肖当年争取来的自主权。国会和法院对林业局的命令与限制名目繁多,而且往往互相矛盾。林业局不但花费掉了大量税款,而且达成的目标还值得质疑。林业局的内部决策系统往往陷入僵局,平肖当年呕心沥血培育出来的士气和凝聚力已不复存在。近来,不少人在书作中提出彻底取消林业局的观点。如果说林业局的创立是美国现代国家建设的标志,它的衰落则体现了美国整体的衰朽。弗朗西斯·列贝尔、伍德罗·威尔逊和弗兰克·古德诺等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相信现代自然科学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他们推动了十九世纪末期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威尔逊和与他同时代的马克斯·韦伯一样,对政治与行政做出了区分。他认为政治涉及共同体的终极目标,理应经过民主讨论;但行政则涉及具体操作层面,可以通过经验研究、科学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现在看来,过去那种把公共管理变成一门科学的想法,既幼稚又偏颇;但当时的情况是,即使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投机政客或腐败的市政老板们操纵的。所以当时把唯才是举而非任人唯亲作为甄选公务员的标准是完全合理的。科学管理有一个问题--就连最权威的科学家都有出错的时候,有时还会犯大错。随着林业局的发展,森林灭火成为了它最重要的使命之一。不幸的是,林业局在对待这个重要任务上,犯下了大错。在经历了毁林八十万英亩、耗时数月才得到控制的1988年黄石公园大火等灾难后,公众也开始注意到了这一点。生态学家开始批评森林防火的根本目标,90年代中期,林业局改弦更张,正式对林火采取了容许的态度。但多年下来旧政策积弊已深,无法一朝根除,大片森林已成为巨大的火绒匣。20世纪后几十年,随着美国西部地区的人口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定居在易遭野火威胁的地区。和选择生活在洪泛区或屏障岛的人们一样,这些居民只能靠政府补贴的保险来降低过高的风险。他们选出游说代表,争取确保林业局等负责森林管理的联邦机构得到政府资源,继续与可能威胁他们财产的林火作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很难通过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来证明不采取行动的正当性,为保护价值10万美元的家产,政府可能动辄花费100万美元。在致力于林火消防的同时,林业局离最初的使命渐行渐远。以国家森林木材的年均采伐量为例,仅上世纪90年代,便从约110亿板英尺骤降至仅约30亿板英尺(1板英尺为1英尺长、1英尺宽且1英寸厚的木材体积--观察者网注)。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木材行情发生了变化,另一主因则是国家价值观发生了变化。随着环保意识的抬头,越来越多为环保而环保的人将天然林视为庇护所,而不是有待开发的经济资源。即便光谈经济开发,林业局的工作也没有做到位。林业局未能对木材合理定价,导致木材以远低于运营成本的价格销售;并且该机构还沾染了所有政府机构的通病,一套错误的激励机制鼓励他们增加而不是限制成本。简而言之,林业局由于失去了最初在平肖管理下获得的自主权,业绩每况愈下。早在它以多重互相矛盾的使命取代原本单一的部门使命时,这个问题便已初露端倪。在二十世纪中间的几十年里,林业局的使命从木材开采逐渐转为林火消防,然而因为林火消防本身存在争议,其部门使命又被林业保护所取代。迎接新使命的同时,旧有使命没有被抛弃,它们分别吸引了木材消费者、林地房产主、地产开发商、环保人士、以及有抱负的消防队等各种外部利益集团,支持林业局下属的不同部门。与此同时,当年被平肖挡在土地买卖之外的国会,如今再次签发各种法令插足微观管理事务,迫使林业局同时追求多项彼此矛盾的目标。1909年,美国林业局工作人员因此,平肖创建的备受学界好评的林业局,由一个小而有凝聚力的机构,慢慢演变成一个大而无当、各自为政的烂摊子。影响政府机关种种流弊,林业局占了个遍:相比有效完成使命,林业局官员更在意保住预算和编制这一亩三分地。即便科学和社会都在发生变化,他们还是固守早已过时的法令。美国林业局的故事不是孤案,而代表着美国政治总体衰朽的大趋势;根据公共管理专家的记载,美国政府整体质量恶化已持续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在许多方面,美国的官僚体系早已偏离韦伯的理想,不再是一个唯才是举、唯贤是用、充满活力、高效运作的组织。整体上,它不再是一个择优取士的体系:根据国会颁布的法令规定,新近录用的联邦公务员中,有45%是退伍老兵而不是名校优等生。多项联邦政府公务员调查描绘出令人沮丧的画面。学者保罗•莱特指出:"激发联邦雇员积极性的,是薪酬而非使命感。相比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公职毫无竞争力却让公务员深陷其中,还无法给予他们足够的资源来做好本职工作。在赏罚不分明的情况下,公务员没有动力,也缺乏对组织的信任。"萨缪尔•亨廷顿在他的经典作品《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使用"政治衰败"这个术语来解释二战后独立的国家政局的不稳定状态。亨廷顿认为,社会经济现代化给传统政治秩序带来了问题,新兴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无法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得到满足,所以尤为活跃。无法适应环境变化的政治体制便会走向政治衰败。所以,从很多方面来说,衰朽是政治发展的一大条件:破旧方能立新。然而,没有人能保证,旧政治体制会不断地、和平地适应新环境,转型过渡阶段可能极度混乱和暴力。要建立对政治衰败更普遍而广泛的理解,这种模式是一个较好的着眼点。如亨廷顿所言,体制是一套"稳定,有明确价值观,重复性的行为模式",其最重要的功能是推动集体行动。没有一套相对稳定的明确规则,人类每进行一次新的互动都将不得不坐下来重新谈判。这种规则往往是由文化决定的,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对应着不同的规则,但创建规则和遵守规则的能力则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人类的思维里。人类遵循规则的自然倾向赋予制度以惯性,也是人类的社会合作水平远高于任何其他动物的原因。但制度的稳定性正是政治衰败的根源所在。建立制度是为了满足特定情况的需求,但随着情况发生变化,制度往往无法适应。认知问题是一大重要原因:人们一旦对世界发展形成思维定式,即使在现实中遇到矛盾证据,也会固执己见。另一个原因是集团利益:随着制度的诞生,从中获利的内部人士受维护自身利益的驱使,不愿改变现状,对改革充满抵触。从理论上讲,民主--特别是被美国宪法奉为神圣的麦迪逊式民主--本应防止某精英派系独大后利用政治权力进行专制统治,以此减轻体制内部利益固化的问题。为达到这个目的,民主制度将权力分散到互相竞争的几大政府部门,并允许多元化大国内部存在不同利益的竞争。但说得好不如做得好,麦迪逊式民主往往离初衷相距甚远。体制内精英接触到权力和信息比外界大得多,他们用它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如果普通选民对体制内硕鼠吞食金钱的来源都不知情,当然谈不上对腐败的政客有什么深仇大恨。社会团体的认知或信念已经僵化,它们自然不会动员起来争取自身利益。例如,许多美国工薪阶层选民支持那些承诺对富人降低征税的候选人,尽管这样的减税政策将剥夺他们享受重要公共服务的权利。此外,不同团体在维权活动中的组织能力各不相同。从地理分布来看,食糖生产者和玉米种植者相对集中,他们专注于自己产品的价格;而普通消费者或纳税人分散在各地,这些商品的价格只占其生活预算的很小一部分。由于制度规则往往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譬如食糖和玉米生产大户佛罗里达州和爱荷华州在选举中属于"摇摆州"),这些团体在农业和贸易政策方面形成了与自身规模不相称的巨大影响力。同样,相比穷人,中产阶级往往更愿意也更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利益,如保留抵押贷款课税减免等。这使得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普遍福利比单纯向穷人倾斜的政策更容易得到维护。最后,在全世界范围内,自由民主几乎总是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市场总会产生赢家和输家,所以总会放大詹姆斯•麦迪逊所谓"不同和不平等的获取财产的能力"。只要所有人能平等地进入经济体制,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经济不平等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它会刺激创新和增长。但是,当经济上的赢家们寻求将财富转化为不平等的政治影响力时,这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他们可以通过贿赂立法者或官员获得政治影响力,更有甚者,将制度规则改变得对自己有利--例如在他们本已主导市场内进一步封锁竞争,使市场向自己有利的一方更加倾斜。当人们对制度的认知固化时;或当得势精英用权力阻挡变革、维护自身地位时,制度便会跟不上外部环境的变化,走向政治衰败。任何类型的政治体制--专制或民主--都无法免疫于这种政治衰败。虽然在理论上,民主政治体制有利于改革的自我纠正机制,但它也让强大的利益集团能够钻空子,以合法的方式阻挡迫切需要的变革,最终导致整个体制的衰朽。这正是美国近几十年一直发生的事实,许多政治制度存在越来越严重的机能障碍。僵化的认知和根深蒂固的政治力量相结合,让体制改革的努力统统流产。在政治秩序不受到巨大冲击的情况下,没有人能保证目前这种情况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法院和政党治国现代自由民主国家的政府有三大分支--行政、司法和立法部门--对应政治制度的三个基本类别:国家、法治和民主。行政部门用权力去执行法规、实施政策;司法和立法部门权力制约这种权力以确保公器公用。美国一向有对政府权力缺乏信任的传统,故一直强调司法和立法制度对国家的约束作用。政治学者斯蒂芬•斯考罗耐克把19世纪美国政治的特点归纳为"法院和政党组成的国家",在欧洲由行政官僚执行的政府职能,在美国则由法官和选举代表代为执行。直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才真正拥有一个现代化的、中央集权的、选贤任能的官僚体系,在全国范围内行使职权;而又过了半个世纪,直到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的专业公务员队伍才逐渐壮大。相比法国、德国和英国等国家,美国的公务员体系改革在时间和效率上都差得多。2013年8月,加州消防员灭火20世纪中期,随着政府规模的大幅增长,美国开始向一个更现代的行政国家转型。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税收和政府支出的总体水平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虽然美国从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为总统后,便开始反对福利国家,但似乎无从拆分"大政府"。在20世纪中,美国政府的管辖范围显著地扩大了,掩盖了其施政质量的大幅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在某些方面,美国已再次沦为一个"由法院和政党治国",法院和立法部门篡夺了行政部门的许多正当功能,致使政府整体运作缺乏连贯性和效率。在其他发达民主国家由行政官僚体系处理的行政功能,在美国逐渐被法院系统"司法化",导致昂贵的诉讼案件爆增、决策迟缓、执法标准不一。在今天的美国,法院已不是对政府的制约,而成为了政府变相扩张的替代品。同样,国会也在篡夺权力。无法再向立法者直接行贿的利益集团,已经找到其他途径来征服和控制立法者。这些利益集团获取了与自身社会代表性极不相称的影响力,扭曲了税收和支出政策,从自身利益出发操纵政府预算,拔高了政府赤字的整体水平。他们还诱使国会通过各种各样法令,大大降低了公共管理的质量。这两种现象--行政的司法化和利益集团影响力蔓延--往往会侵蚀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这种对政府的不信任,能够自我延续和自我强化。人民出于对行政机构的不信任,便会要求行政部门接受更多的司法审查,从而损害政府施政的质量和效率。同时,人民对政府服务的需求,诱使国会将更多、更困难的法令强加于行政部门。这两个过程都降低了行政官僚体系的自主性,反过来又导致政府更加僵化、墨守成规,更加缺乏创造力和连贯性。以上过程的结果,是代表性的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普通公民感到民主成为了一个幌子,政府被各路精英们暗中操纵,不再真实地反映大众的利益诉求。最讽刺和怪异的是,造成这场表征危机的主要原因,竟是初衷本是使体制更民主的改革。事实上,美国当今的问题是法治过了头、民主过了头,而国家能力没跟上。      法官也疯狂1954年由最高法院裁定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是美国20世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之一,它推翻了支持种族隔离政策的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民权运动以布朗案的裁定为起点,成功拆除种族歧视藩篱,维护非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的个人权利。许多其他社会运动--从环境保护到消费者权益保障,到妇女权利,到同性恋婚姻等--都开始效仿这种通过法院裁决推行社会新规则的模式。美国人是如此熟悉这种英雄叙事,以至于他们几乎意识不到这种争取社会变革的途径有多么怪异。布朗案的主要推动者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这个私营的志愿协会代表一小群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对堪萨斯州托皮卡市教育局提起集体诉讼。当然,这一举措必须来自私人团体,因为支持种族隔离政策的势力阻止了州政府和国会提出诉讼。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一路上诉至最高法院,并由未来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出任代表律师。可以说,布朗案为美国公共政策带来了最重要的变革之一,然而它的胜利不是由代表美国人民的国会投票而获得的,而是由个人通过法院系统提出诉讼而最终改变了规则。虽然后来的民权法案和投票权法案是国会采取行动的结果,但即使在这些案例中,国家法律的强制实施还是由私人提出、法院执行的。几乎没有任何其他自由民主体制是以这种方式前行的。所有的欧洲国家都经历了类似的变革,少数族裔、妇女和同性恋者的法律地位都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发生了变化。法国、德国和英国没有动用法院系统,而是通过作为议会多数代表的国家司法部取得了同样的成果。社会团体和舆论压力驱动立法规则发生变化,但新规则的执行靠的是政府,而不是私人与司法系统的结合。这种现象的根源可追溯到美国三套制度演变的历史顺序。在法德等国家,最早有了法律,然后有了现代国家,后来才有了民主。与此相对应,美国先有深厚的英国普通法传统,再有了民主,后来才发展出一个现代国家。直到进步时代和罗斯福新政期间,美国才最终成为一个体制健全的现代国家,所以其国家(state)处于相对弱势,能力也始终比不上欧洲和亚洲国家。更重要的是,美国自建国以来,其政治文化就是在对行政权力不信任的基础上建立的。这段历史导致美国体制走向"对抗性法条主义"(法律学者罗伯特•卡根语)。自美国走向共和以来,律师在美国的公共生活中已经扮演了特别重大的角色;然而,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动荡的社会变革中,律师的角色又进一步急剧扩张。在此期间,国会通过了二十多条关于民权和环境的重要法案,涵盖产品安全、有毒废物清理、私人养老基金、职业安全和职业健康等诸多方面。今天的企业和保守派特别喜欢抱怨监管型国家,正是当年的举措构成了监管型国家的巨大扩张。然而,美国体制如此笨重的原因,不是监管本身,而是为追求监管而采取的高度法条主义方式。国会授权成立的形形色色的新联邦机构,如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环境保护局、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但它不愿意像欧洲与日本那样把决策权威和执行权力交给这些国家机构。国会将监督和执法的责任移交给法院,故意把诉讼权利的享受范围扩大到牵强的地步,以此来鼓励诉讼。R•谢普•梅尔尼克等政治学者将联邦法院改写1964年民权法第七章的方式描述为"将一条弱势的、聚焦于故意歧视的法律,变作一项大胆法令,用于补偿历史上的歧视现象。"然而,联邦官僚机构却没有得到足够的执法权力。政治学者肖恩•法尔汉解释道:"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关键举措......是将检察职能大幅私有化。他们将私人诉讼变作了执行民权法第七章的主要模式,也就创造出一个诉讼引擎--在未来的岁月里,它将产生大量与执法相关的私人诉讼,数量级将超出他们的想象。"综合来看,与执法相关的私人诉讼案件数量从60年代末每年不足100起,增长到80年代的每年10,000起,到90年代末的每年22,000起。因此,在瑞典或日本可在官僚体系内部通过和平协商解决的冲突,在美国都得在法院系统中通过正式诉讼来解决。这为公共行政造成了诸多不幸的后果,形成了一套"充斥着不确定性、程序复杂性、冗余性,却缺乏终局性,交易成本高"的程序。不赋予官僚体系以执法权,也使得这个体系免于承担责任。由于诉讼机会的爆炸式增长,包括非裔美国人在内的许多曾被排斥的群体获得了权力。出于这个原因,许多左翼进步人士(progressive left)警惕地守护着诉讼和提起诉讼的权利。但是,公共政策的质量也必然因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卡根通过加州奥克兰港的疏浚案例来说明这一点。在20世纪70年代,出于更新、更大的集装箱船即将投付使用的预期,奥克兰港开始计划疏浚海港。此项计划必须获得陆军工兵队、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国家海洋渔业局和环境保护局等诸多联邦机构以及相应的加州州立机构的批准。因疏浚产生的有毒物质的诸多处理方案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每做一种替代方案,就导致项目被搁置更长时间,成本被提得更高。环保局对这些诉讼的反应是消极避战、不采取任何行动。直到1994年,疏浚工程才最终得到批准,最终的成本比原来的估值高出许多倍。荷兰在鹿特丹港搞一个类似的扩张工程,所花的时间仅占奥克兰港疏浚工程的一个零头。在美国的政府活动中,这种例子俯拾皆是。林业局的决策会受到法院系统否决,因而烦扰不已。上世纪90年代初,法院根据濒危物种法案,认定斑点猫头鹰生存受到威胁,停止了林业局与土地管理局在美国西北部沿太平洋地区的全部木材采伐作业。作为执法工具,法院已经从一种制约政府的机制演变为一种导致政府范围大大扩张的新机制。例如,由于美国国会于1974年签发了一项管辖面太广的法令,四十年以来,规模和成本各不相同的诸多针对残疾残障儿童的特殊教育方案如雨后春笋般不停涌现。然而,这项法令是联邦地区法院根据先前的调查结果做出的,其初衷在于保护有特殊需要的孩子们的权利,这难以从单纯的利益出发,进行成本效益的计算。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一定是像许多保守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们主张的那样,简单地废除监管和关停官僚机构。许多政府服务,如有毒废弃物管控、环境保护或特殊教育等,是非常重要但私人市场不会介入的领域。保守主义者们往往看不到,正是对政府的不信任,导致美国体制走上一条靠法院进行监管的途径,其效率远远低于行政部门强势的其他民主国家。但是进步左翼和自由派的态度也同样存在问题。他们对官僚体系也一向缺乏信任感--包括那些南方诸州推行种族隔离教育系统,和遭大企业利益绑架的官僚们。当立法者支持力度不够时,自由派也乐于让非民选的法官进入社会政策的决策层。美国政治制度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对利益集团影响力的开放性,这与去中央化、法条主义的行政模式高度吻合。利益集团不但可以通过直接起诉政府获取利益,他们还掌握了另一个更强大、控制更多资源的渠道:国会。      自由与特权除了大使和一些政府高层职位,美国的政党无法向忠诚的政治支持者贩售公职岗位。但后门已经打开,钱权交易以完全合法且难以根除的形式存在着。在美国法律中,受贿罪被狭义地界定为政治家和私人间明确达成特定报偿协议的交易行为。对生物学家称为"互惠利他主义"、或人类学家称为"礼尚往来"的行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在互惠利他关系中,一个人给予另一个人以好处,但对回馈没有明确预期。确实,要是一个人给别人一件礼物,然后要求对方马上回礼,收礼者可能会感到被冒犯,并拒绝收礼。在礼尚往来中,收礼者不承担提供具体商品或服务的法律义务,但有一种知恩图报的道德责任。美国的游说行业,正是在这种交易的基础兴旺发达起来的。亲缘选择和互惠利他主义是人类社会交往的两种自然模式。现代国家建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激励机制--包括公务员考试、择优录取、利益冲突的管控、反行贿受贿和反腐败法等制度--以克服人类偏袒亲友的倾向。但社交力量总能找到渗透体制的新方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国家一直在以与东汉时的中国、奥斯曼土耳其之前的马穆陆克政权、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大致相同的方式"世袭化"。阻止裙带关系的法规仍较为强大,明目张胆的偏袒还不至于成为当代美国政治的普遍现象(尽管我们可以观察到,肯尼迪、布什、克林顿等精英家族都有建立政治王朝的冲动)。政治家通常不会为家庭成员谋求职位;他们为家庭从事不良行为,从利益集团获取金钱,从游说集团获取实利,例如确保他们的孩子能够进入精英学府。同时,利益交换在华盛顿尤为猖獗,使得利益集团成功腐化政府。法律学者劳伦斯•莱斯格指出,利益集团能轻易地以合法方式影响国会议员。他们只需先捐款,然后坐等不确定的回馈到来。有时,立法者会主动向利益集团送礼,通过在政策上额外照顾,换取卸任后的某种利益。华府的利益集团和游说公司数量呈现出爆炸性增长。1971年有175家游说公司,10年后猛增至2500家,2009年更是增至13700家,总营收高达35亿美元。一些学者指出,本质上看,这么多资金、这么多人力物力,并没有转化为相应的新政策。通常,利益集团和游说公司的实际效应不是激发新政策,而是把现行立法程序弄得更糟。美国的立法程序要比其他议会体制和政党体制的国家破碎得多。国会委员会的设置杂乱无章,其职能与司法部门叠床架屋,导致政令不一。这种立法程序避免了某个机构独揽大权,但各项法律之间缺少衔接,让利益集团有了可乘之机--就算不能炮制一整部法律,至少也能在某项条文中塞入自己的私货。打个比方,2010年奥巴马政府推动的医改法案在立法阶段不得不做出各种妥协和让步,从医生到保险公司再到制药行业,某个行业都主张自己的利益,最终导致法案臃肿不堪。还有一种情况,利益集团会阻止那些有损他们的法律通过。2008年金融危机,最简单、最有效的对应方案应该是直接限定金融机构规模、或者大幅提升准备金比例。一旦实现规模限制,铤而走险的银行就算破产也不会引发体制性危机,也就不需要政府出手纾困。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只需要几张纸。而此次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国会讨论则未能严肃考虑金融管制。最终出台的是《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卷宗长达数百页,从银行到消费者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详细规定。这部法律没有爽快地规定银行规模,而是创设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由该委员会负责评估、监管那些可能产生体制性风险的金融机构,最终还是没能解决银行"大而不能倒"的痼疾。没人能够拿出确切证据证明银行用金钱遥控某个国会议员,但要是说银行业的游说集团没有暗中阻挠拆封大银行或提高准备金率的提案,恐怕谁也不会相信。美国老百姓大多鄙视国会周围的利益集团和金钱政治。无论哪个党都很关切,民主程序业已腐化或被金钱"绑架";共和党内部的茶党,以及自由派民主党人,都认为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力已经超越合理界限。民调表明,美国国会的民众信任度创下历史新低,连两位数都不到--民众并没有失去理性。托克维尔曾写道,法国大革命前的精英将自由等同于特权,他们向国家权力寻求庇护,而没有惠及全体公民。当代美国,精英们嘴上满口"自由",实际上却满心乐意享受特权。麦迪逊之误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曾就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乃至民主制度的负面影响提出著名论断,并于1982年出版《国家的兴衰》一书。他具体研究了20世纪英国经济的长期衰退,并提出,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民主制度会不断积累利益集团。这些集团不是在创造财富,而是利用政治体制攫取利益或寻租。这种租金不具有生产力,损害公众利益。但公众团结不起来,无法进行有效组织,不能像银行业或玉米生产商那样自觉地保护本行业利益。结果,寻租行为就这么耗下去,只有战争或革命等社会大震荡才能将其强行阻断。上述观点对于利益集团的描述极其负面,与之相对的是,还有一种比较正面的看法,认为公民社会或自发性组织有益于民主制度。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写道,美国人有着组织民间团体的强烈愿望,而这是民主的训练营,人们可以通过集体活动掌握创造公益的手段。匹夫之勇不足谋,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实现公共福祉,比方说,可以集体反抗暴政。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罗伯特•帕特南等20世纪的学者。帕特南认为,这种自我组织的愿望--"社会资本"--对民主有好处、也有坏处,不可一概而论。麦迪逊本人对利益集团看法颇为天真。他提出,就算一个人不同于某个团体的宗旨,全国范围内团体的多元化程度也足以防止出现霸权。政治学者西奥多•罗伊指出,20世纪中期的"多元主义"政治学理论与麦迪逊如出一辙: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创造公共利益,就像自私的个人在自由市场相互作用可以创造公共利益一样。政府没必要监管,因为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人能够界定何谓公共利益。美国最高法院就"巴克利诉瓦里奥"(Buckley v. Valeo and Citizens United)案件的裁决取消了利益集团参与竞选活动的献金限额,这正是罗伊所说的"利益集团自由主义"。观点针锋相对,如何协调?显而易见的办法是区分"好的"公民社会组织与"坏的"利益集团。前者据说是源于热情,后者源于私利。公民社会组织既可以是为穷人造房子的教会,也可以是保护公共利益的游说组织,例如推动保护野生动物的海岸栖息地的政策。利益集团可以是代表烟草业或大银行的游说公司。遗憾的是,这种区分经不起推敲。某个组织自称代表公共利益,不等于它实际就是如此。例如,某个制药公司的游说组织可能特别善于公关,倡导政府投入更多资金抗击某种疾病,但其他更为紧要的疾病可能就失去了应有的重视。另外,利益集团寻求自己的利益,这不等于它就没有权利为自己说话,不等于它的主张一无是处。如果某项监管条例事先没有经过周详的考虑,就会损害该行业及其员工的利益,相关利益集团就该有权利向国会喊话。这些游说集团通常是最能暴露政府错误决断的信源。利益集团多元主义(interest-group pluralism)最显著的缺陷是代表性缺失。谢茨施耐德(E. E. Schattschneider) 在1960年出版的《半主权的人民:一个现实主义者眼中的美国民主》一书中提出,美国民主制度的实际操作与所谓"民治、民有、民享"毫无关系。他指出,政策不会回应大众的欲求,政治参与程度和政治意识实际上非常低,真正的决策是由一小撮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做出的。奥尔森也持类似观点:并非所有的公民组织都具有相同的集体行动能力。最吸引国会注意力的利益集团并非是美国人民利益的集中体现,而是那些组织能力最强、最有钱(两者往往是同义词)的团体。没有组织、没有资金、没有教育的社会边缘群体成为受害者。政治学者费奥利纳(Morris Fiorina)拿出了大量材料,证明所谓的美国"政治阶级"比全体美国人民立场更加极端。但支持中间道路的美国大多数人不吃这一套,同时,他们自己却缺乏组织性。这意味着,政局被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家们所把持,无论是政党、国会、媒体或游说集团。这些政治活动家汇总到一起,最终结果不是一个各方利益的妥协方案,而是政治的极端化和政治僵局。多元主义理论还有一个问题:它把公共利益看作是个人私利的总和。这排斥了群体协商、对话、沟通的可能性。无论是经典的雅典民主,还是托克维尔笔下的新英格兰小镇会议,公民都可以就社会的公共利益话题进行直接的商讨。人们很容易把这种小规模的民主政体浪漫化,抹消小国与大国之间的差异。但任何一个大型团体的组织者都会告诉你,只要信息均等、规则公允,在讨论堕胎、吸毒等争议话题时,经过30分钟的面对面讨论,任何人都会改变主意。多元主义理论的假设是,利益是固定的,立法者只要充当利益的传送带即可,不需要通过协商表达第三方意见。      否决政治(Vetocracy)的崛起美国宪法凭借对国家权力的分权制衡来保护个人自由。美国政府是在反抗英国君主统治的革命中诞生的,另外,还借鉴了英国内战时期反抗君主专制的思想资源。不信任政府,相信个人的自发性活动,乃是美国政治的显著特点。亨廷顿指出,美国宪政制度中,各级权力不是按照具体职能划分,而是一级一级往下复制,所以,有些地方可能由某个权力机关一枝独大,有些地方则互相争权夺势。联邦主义不是说把某种特定的权力移交给某一级政府,而是层层复制。比方说,处理废水的政府职能,从联邦政府这一级往下,州、地方当局有着一模一样的权力架构。权力机关设置冗余、缺少上下级关系的清晰划分,因此政府内部不同部门很容易互相动手脚。再加上政治的司法化,利益集团的广泛渗透,美国政治制度最终塑造的政府结构破坏了集体行动的基础,形成所谓的"否决政治"。美国两党自19世纪以来,在意识形态上从未像今天这么极端。政党呈现出地理分布:整个南方地区几乎都是共和党,而东北部地区则找不到共和党人。罗斯福新政联盟瓦解,1980年代民主党统治国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两党对于总统职位和参众两院的争夺变得越来越均衡化,双方轮流坐庄。两党竞争日趋白热化,竞选资金放开管制,导致两党"军备竞赛",礼让之风荡然无存。两党在美国大部分州巩固了各自的统治地位,通过重新划分选区来确保本党候选人连任。同时,党内初选的设置使得候选人局限于少数做足准备的政治活动家。不过,政治分化并非最严重的结果。民主体制的宗旨不是消灭冲突,而是和平解决分歧。好的政治制度应当推动符合最广大人群利益的政治方案。但美国的麦迪逊主义分权制衡体制,加上政治分化,最终实施效果极为可怕。民主体制必须平衡两方面利益:既要保证所有人都具备参与机会,又要保证把事情办成。理论上来说,民主决策应该由所有人达成一致意见。家庭、原始部落内部常常是这种情况。但随着共同体人数增多,共识式决策的效率急剧降低。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决策是由人群中的一部分人做出的。决策者人数越少,效率就越高,但也会产生既得利益者。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不一定是最理想的民主程序,因为可能剥夺了近半数人群的权利。按照简单多数票的原则,一小部分选民就可以代表整个共同体。此类制度不是按照什么深刻的正义原则创立的,而是为了方便行事。民主制度产生了各种衍生机制,例如(美国国会的)终止辩论提付表决程序(防止无休止的拖延),限制议员修改宪法的权力,以及所谓的"复归原则"(reversionary rules),保证立法机关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时,民众仍然有章可循。权力下放至不同的政治主体,使得个体可以阻止全体的政治行动。美国政治体制的分权制衡比其他国家更为严格,或者说,所谓的"否决点"很多,导致集体行动的成本升高,甚至寸步难行。以前,美国某党占据统治地位,能够平衡多数人与少数人的利益。但1980年代以来,美国政党局势更加胶着、竞争更加激烈。相形之下,所谓的威斯敏斯特制度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不断沿革,几乎没有什么"否决点",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民主制度之一。英国公民拥有对政府的强大制衡能力:定期选举议员。(英国的媒体自由传统也是重要因素。)不过,在其他方面,英国的体制集中--而非分散--权力。理想的威斯敏斯特制度只有一个单一的、全能的立法机关--没有独立的总统职位、没有强大的上议院、没有成文宪法、没有危险审查、没有联邦主义和地方分权。英国采用简单多数选举制,政党监管严格,通常是两党联合执政或执政党稳占议会多数票。终止辩论提付表决程序在英国只需要在场议员简单多数票通过;英国议会不允许美国式的冗长辩论。议会多数党有权决定强大的行政部门负责人;法案一旦由议会通过,通常不会遭到法院、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等机关阻挠。这就是英国体制常被称为"民主独裁制"的原因。威斯敏斯特制度虽然倾向于权力集中,但根本上仍然是民主制,因为选民具有把政府选下去的权利。一旦出现不信任票,首相任期未满即可下台。这意味着,英国政府会更加注重呈现在选民面前的整体表现,而不是特定利益集团或游说公司的诉求。威斯敏斯特制度产生的政府比美国更强势。以预算程序为例,英国的国民预算是在内阁和首相的指导下,由专业的公务员指定的。预算案由财政大臣提交给议会下院表决,通常一周或两周内,就可产生通过或否决的表决结果。而在美国,国会主导预算案。总统提交最初的建议,但大多数是展望性质的档案,无法决定最终稿。作为行政部门分支的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对预算案没有决定权,纯粹是向总统建言献策的又一个游说机构。预算案移交给一个个国会委员会,历经数月时间,议员们塞入各种修正案以换取他们手握的一票--由于没有政党约束,参众两院主席无法协调议员们的个人意见。美国的预算案审核程序受各方牵制、耗时漫长,让游说公司和利益集团有了可乘之机。在欧洲的大多数议会制国家,利益集团向单个议员游说毫无意义,因为政党纪律限制了单个议员对政党领袖的影响力。美国则恰恰相反,国会某个委员会主席能够对立法程序施加巨大的影响力,因而引来大量游说公司。发达国家面临的一大难题是福利制度不可持续。当代福利国家的社会契约是好几代人共同形成的,在过去,出生率高、人均寿命低、经济增长快。现代民主国家凭借金融手段将福利难题拖延至未来,但人口的压力仍然存在。福利难题并非不可逾越。二战后的英国和美国的国债占GDP比例要比现在高。瑞典、芬兰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1990年代也遇到了福利危机,随后通过调节税率和财政支出,成功渡过难关。澳大利亚甚至在21世纪自然资源大发掘之前就消灭了外债问题。但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一个健康的、有效运转的政治制度,而美国恰恰没有。美国国会现在已经丧失了一项基本功能,好几年没有正常表决通过一次预算案了。经典意义上的威斯敏斯特制度从未存在过,即使是英国,也逐渐增强了分权制衡的因素。不过,英国以及欧洲、亚洲大多数议会制国家的否决点都是比美国少。(某些拉丁美国国家于19世纪复制了美国的总统制,因此遇到了类似的政治僵局和行政部门政党化等问题。)美国的独特之处不止是预算程序。按照议会体制,立法起草工作主要是由行政部门的技术官僚完成的,这些公务员不受政党轮替的影响。各个部门通过部长向议会负责,也就是最终向选民负责。这种制度有利于长远战略的思考,立法工作的连贯性更强。美国完全没有这种制度。美国国会死死捏住立法权不放,结果却制造了一个日渐臃肿、人浮于事的政府。国会下属的各个委员会常常建立功能重叠的项目或机构。例如,按照近500项强制命令,五角大楼每年必须向国会报告各种事务,没完没了,费时费力。国会巧立名目创设的工人再培训项目有50个左右,而教师再培训项目有82个。金融部门多头管理:美联储、财政部、证监会、联邦保险储蓄公司、全美信贷管理署、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联邦住房金融局以及一些联邦检察官。联邦政府的各个管理机构由不同的国会下属委员会监管,而每个委员会都不愿放权。这种制度在1990年代能够很容易地解除金融监管,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要重新加强监管则困难得多。国会的派遣机构否决体制仅仅是美国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在其他领域,美国国会将庞大权力委派给行政部门,以便后者得以迅速行事,有时候难以取信于民。派遣机构包括美联储、情报部门、军队和一系列半独立的委员会和监管局,自进步时代和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形成了庞大的行政网络。美国的许多自由意志主义者和保守派希望撤销这些机构,但很难想象缺了它们国家还能否正常治理。如今美国拥有庞大而复杂的国民经济,全球化时代无时无刻不在高速运转。2008年9月,雷曼兄弟垮掉的那一刻,金融危机十分紧急,美联储和财政必须连夜做出重大决定,而这些决定会影响数万亿美元的流动性,支撑好几家银行,并出台新的监管规则。危机如此严重,以至于小布什政府催促国会拨款7000亿美元给不良资产纾困项目。事后当然斟酌某些决策的正确性,但很难想象其他政府部门能够如此有效地解决危机。国家安全问题同样如此,总统实际上肩负着解决核威胁和恐怖主义等事关全国民众安危的问题。因此,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0篇中指出,需要"行政部门发挥能量"。美国人对精英体制怀有民粹式的怀疑,甚至呼吁废除这些机构(例如美联储)或加强透明度。不过,讽刺的是,民调显示,民众支持率最高的恰恰是这些受直接民主监督影响最小的机构,例如军队和美国宇航局等。相形之下,最民主的机构--众议院--获得的民主支持率最低,美国国会被普遍认为是个茶馆,两党做的事情就是防止做出任何实事。因此,总体来看,美国政治制度呈现出复杂画面,过度的分权制衡限制了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决策程序,而另有一些派遣机构则缺乏监管。一个主要问题是,这些派遣机构状况不明。某个派遣机构应该怎样完成任务?美国国会大多给不出法律上的指导,导致机构只能自己行事。国会希望法院来纠正由此引发的不端行为。权力下放和否决制度,两种顽疾交织在了一起。按照议会制,执政党或执政联盟直接控制政府,议员担当部长,有权改变官僚机构的运行规则。如果党派之间竞争过于激烈、无法形成稳定的联盟,议会制就无法正常运转,意大利即是一例。但是,一旦某个党派在议会中占据多数,其政治权威就可以顺利地贯彻到行政部门。可是,总统制国家很难实现如此顺利的权力移交。解决议会不作为的最简单办法是增强行政机关的权威。拉丁美洲的总统制国家因为政治僵局和议会无能而苦恼不已,其解决办法常常是赋予总统以紧急权力,从而引发权力滥用。在分权制衡的前提下,控制议会上下院不等于掌握总统权力,而调整议会与总统权力划分的行为常常染上党派斗争的色彩。如今,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最不想做的就是赋权给奥巴马总统。在强政府与法治化、问责制的结合度方面,美国的分权制衡逊于议会制国家。议会制国家的法院不会如此频繁地干预政府;政府的派遣机构也比较少;立法工作的连续性较高;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较小。德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政府拥有较高的民众信任度,政府部门遭受的恶意抵抗较少,共识度较高,更能适应全球化时代。(小国、同质化程度较高的社会比较容易获得高信任度,随着移民和文化变化,这些国家也越来越难办。)欧盟的整体状况有所不同。过去几十年,欧洲的游说组织越来越多、专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如今,大公司、贸易集团、环保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劳工组织在各个国家以及欧盟层面广泛活动。令人遗憾的是,随着决策程序从民族国家转移到布鲁塞尔,欧盟体制和美国越来越相似。欧洲国家可能"否决点"比美国少,但欧盟的体制增加了许多"否决点"。质言之,利益集团可以像"逛商场"一样,如果在国内拿不到优惠政策,就跑到布鲁塞尔钻营。欧盟在司法领域也实行了"美国化"。欧洲法官不像美国同行那样喜欢干政,但调整后的欧洲司法体系增加了层级,司法"否决点"也增多。      死路一条美国政治制度日渐腐朽,因为分权制衡的传统越来越严重和僵化。政党分歧尖锐,分权体制越来越无法代表大多数人利益,而是给了利益集团和政治活动组织过度的话语权,未能体现美国主权公民的意志。美国政治体制如此分化、虚浮,并非历史上首次。19世纪中期,美国迟迟未能解决边疆地区的奴隶制问题;19世纪末,美国面对农业国和工业国两种道路也迟疑了很久。麦迪逊式的分权制衡,以及政党体制的裙带关系,适用于治理封闭的的农业国家,但无法解决奴隶制或治理大国经济、适应现代化交通和通讯技术。如今,美国再度被本国政治体制所困。美国人不信任政府,不愿意让政府做决定。其他民主国家也经常发生这种状况。不过,美国国会制订了许多复杂的规则,削弱了政府的自主性,导致国家决策效率低下、成本高昂。于是,政府表现不好,民众就愈发地不信任政府。在这种条件下,民众不愿意增税,他们觉得政府在浪费钱。但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也就不可能运转良好,最终陷入恶性循环。扭转这种衰败局面面临两个障碍。一个是政党政治。美国许多政治参与者都承认体制不行,但都想继续这样维持下去。民主党、共和党都不想切断来自利益集团的财路,利益集团也都希望自己能收买政治影响力。和1880年代一样,改革者必须动员哪些与现行体制利益没有瓜葛的团体。但外部团体很难发动集体行动,需要极强的领导力和清晰的计划。另一个障碍是观念。对于政府失效,美国传统上的做法是扩大民主参与度、增强政府透明度。例如在1970年代,改革者推动增加党内初选,扩大公民参与法律事务的范围,增强媒体对国会监督力度,而加州则试图用全民投票赶走不尽责的政府。但政治学学者布鲁斯•凯恩(Bruce Cain)指出,大多数公民没有时间、没有能力、没有意愿去处理复杂的公共政策议题;扩大民主参与度只会引来更多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家。显然,解决之道应该是减少某些民主化方案,但没人敢公开呼吁削弱民众参与度或降低政府透明度。归根到底,国内政治弊病已经顽固不化,很难出现富有建设性的改革,美国政治衰败还将继续下去,直至外部震荡催化出真正的改革集团、并付诸实践。(观察者网杨晗轶、朱新伟译)
  11. 邱士杰:关于台湾的分离主义运动
    2014/11/05
    本文已更新,请点击链接阅读
  12. 欧树军: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
    2014/10/27
    中国与世界的未来,将取决于中国与西方世界谁能协调好经济自由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的关系,取决于自由主义治理的合理性和社会主义治理的合理性之间的融通,取决于"为市场而治理"和"因为市场而治理"之间的平衡。
  13. 卓南生:战后日本的“南进”与东南亚的反应
    2014/08/15
    对中国而言,怎样向东南亚民众传达其"和平崛起"、"富国、强军"的愿景,在本质上有别于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富国强兵"的路线与思维,将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14. 蔡孟翰:东亚国际秩序中的“日本问题” ——21世纪的中日大战之一
    2014/08/15
    2014年1月23日,日本总理安倍晋三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演讲与记者会中,把现下的中日关系类比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德英关系。他称中国每年的国防预算增加一成,是区域内不安定的因素,并呼吁各国支持日本在东亚建立以国际法为基础的秩序。安倍的发言令人侧目,引起议论纷纷。
更多...
专题 更多...
API: RSS订阅



技术支持: MIINNO 京ICP备20003809号-1 | © 06-12 人文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