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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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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陳映真:台灣的美國化改造
    2013/07/06
    兩岸共有在戰後的不同時期受到以美國高教體系為中心的文化殖民主義強烈挑戰的經驗。當新殖民主義「合作精英」成為社會、民眾崇拜諂迎的對象;成為知識、文化界爭相豔羨模仿的對象,甚至成為一個社會思想、學術、價值體系的權威,問題就會十分嚴重了。
  2. 商伟: 对《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讨论的回应
    2013/04/24
    我最初的动机是要走出文学,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本书恐怕主要还应该说是一部小说研究,以《儒林外史》为出发点,来探讨它如何通过叙述来参与有关儒礼的思想文化讨论,并且有哪些重要的贡献,因为这部小说本身就构成了当时思想学术文化发展的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
  3. 李育民:血写的条约与近代中国——“中外条约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总序
    2012/09/24
    从叩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开始,列强的每一次侵华战争都要导致一至数件血写的条约,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时代。
  4. 霍布斯鲍姆:马克思如何改变世界(访谈)
    2012/10/01
    在接受英国新锐历史学者、工党下院议员特里斯特拉姆•亨特(Tristram Hunt)采访之际,霍布斯鲍姆畅谈了他对马克思、学生运动、新左翼和米利班德家族等问题的看法。
  5. 裘锡圭:缅怀张政烺先生
    2012/06/29
    张政烺先生是我见过的最纯粹的学者。张先生不但朴实无华、和蔼可亲,而且最具有"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真正学者精神。
  6. 符鹏:为何要读柄谷行人
    2012/07/06
    尽管柄谷行人早已不满足《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的文学史批判,但并没有直接在文学与历史事实之间寻求新的关联,而是同样借助了政治这一结构性的中介环节。
  7. 李安山:中国的援非故事: 一位美国学者的叙述
    2012/07/25
    2009年,两位美国女学者分别出版了两本有关中国援助非洲的专著:一本是孟洁梅教授的《非洲的自由铁路:一个中国的发展项目是如何改变坦桑尼亚的生活和生计的》;另一本是黛博拉·布罗蒂加姆教授的《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前者是对中国援非项目坦赞铁路的个案研究,后者是对中国援非的整体研究。
  8. 陆建德:狄更斯在晚清中国
    2012/06/06
    林纾在《块肉余生记》之序中写道:"英伦半开化时民间鄙俗,亦皎然揭诸眉睫之下。使吾中国人观之,但实力加以教育,则社会亦足改良,不必心醉西风,谓欧人尽胜于亚,似皆生知良能之彦。"
  9. 本明顿:政治与友谊--与雅克·德里达的座谈
    2012/06/07
    1)政治为何?2)友谊为何?3)民主是怎么一回事?4)好客是怎么一回事?
  10. 王行坤:卡尔·波兰尼对生态政治学的启示
    2012/05/30
    在波兰尼看来,只要人依然以劳动力的身份存在,人就不可能是真正自由的。虽然在当下所谓的消费社会,消费自由更增强了个体自由的观念,但这种自由一方面以更加卖力地出卖自己(从而赚取更多的钱)为前提;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消耗了更多资源,从而对自然的剥削更加变本加厉。他们没有看到,这种的统治自然从而剥削自然的意志正是来源于阶级统治,来源于雇佣劳动(劳动力)和资本家的对立。
  11. 欧树军:基层政权的国家建设--评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
    2012/05/29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实际运作中的权力结构: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的"双轨政治":自上而下的皇权一轨,即皇帝的政策经由读书人下延民众;以及自下而上的绅权一轨,即下面的意见经由士绅逐级上达皇帝,费老将这种上通下达、来去自如的双轨形式视为政治运作健全而持久的根本保障。[1]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士绅阶级退出了历史舞台,自下而上的一轨也随之中断,只剩下自上而下的单轨政治。张静教授的《基层政权》一书承接了这一问题,通过深入剖析单轨政治下基层政权的不稳定结构,从经验证据角度检讨了"国家建设"理论框架的解释力。  本书把国家权威和地方权威分别视为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这两轨的代表。在中国传统社会,由族长、乡里、长老、士绅、退休官员等组成的地方精英,与普通民众结成了地方利益共同体,前者是地方权威的来源,并为传统地方社会确立了稳定的自治基础。但是,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强大外部压力下开始急剧转型,基层政权与乡土社会利益之间的疏离不断加剧,而国家又试图将地方权威变为基层政权分支、纳入国家管制范围、服务于国家目标,从而导致地方精英与普通民众的利益共同体逐渐瓦解,社会关系越来越紧张。然而,基层政权仍被赋予更多权力,仍然处于控制并整合基层利益的中心地位,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方面保持控制优势,使之与社会力量的对比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由此不断"生产"出基层政权的不稳定结构。  这种不稳定结构的特征抑或其社会政治后果,具体表现为五个方面:首先是基层政权与社会共同体之间出现"结构分离",前者越来越多地成为垄断经营者而非公共服务者,政治支持不断削弱。 其次是社会成员通过财富交换和个人关系寻求公共服务,也可以说是通过个别谈判和交易来"购买"公共服务。这不是"国家与社会"对立模式所理解的那种干部与村民相互对立的支配与服从关系,村民们事实上常常拥有共同的价值准则、行为规则以及公共意识(尽管这种公共意识不同于学界通常的理解)。  再次是基层与国家管辖权的分割,二者相互警惕又相互依赖。国家无法强有力地直接控制基层的财产、资源、信息和权力,只能被动协调。基层政权则不仅小心谨慎地防止自身控制权流失,还积极伺机扩张权力,并刻意以消极怠工、敷衍、抵制等方式阻止国家权力的下延。国家向乡村秩序的渗透遭遇结构性的阻力,基层政权有选择地执行国家政令,或者进行有利于自己的变通,国家沦为基层政权自身行为合法化的工具。基层组织的道德声望持续弱化,权威和形象不断矮化,导致国家与乡村生活隔离,从管辖结构和治理原则两方面阻止了国家权力的实际下延。这正是"响应口号总是浮于表面,政令始终难以畅通"的重要原因。然后是基层财税制度运行不良。基层政权没有提供公共服务的压力,不愿坚决执行税收制度;农民无力监督税收,自愿交税的积极性不高。因此,一方面,基层公共服务质量低下,税款浪费严重;另一方面,农民普遍拖税、欠税甚至抗税,促使基层政权采取强制收税行动。农民不信任、不合作、回避甚至抵制基层政权,但又没有制度化的协商、妥协和修订架构,最终演变成基层社会的冲突和不稳定。当然,随着近几年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和屠宰税的取消,这方面的矛盾冲突已经基本消失。     最后是乡村政治无法生成实质性的制度变化。乡村政治普遍表现为以经济指控代替政治挑战,个体利益的组织化水平不高、立场不坚定,社会利益的组织过程混乱且不稳定,利益群体的边界经常变化、难以确定。这既造成了乡村政治的难题,也使村民的政治参与容易受基层政权的权位竞争、官僚政治所左右,无法引出实质性的制度变化。 简言之,基层政权不稳定结构的最大政治后果,就在于不断削弱人们对基层权威的认可和接受。这促使国家发现,基层干部并未成为自己在基层的有效代理人,自己也无法有效地单方面监督乡村干部。因此,避免基层干部行为失控,避免基层干群关系的恶化,就成为国家推行以选举为主要形式的基层自治的初衷所在。 《基层政权》一书假定基层干部不仅是国家政策的机械执行者,他们也是理性的自我利益最大化者,其自我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分离,确立了基层政权的不稳定结构,进而导致乡村社会的冲突与不稳定。其颇具说服力的分析,看上去似乎宣告了近代以来国家建设框架的失败,但实际上本书并未全盘否定国家建设。作者所反对的,只是将"官治"与"自治"简单对立的国家建设研究框架,以及"干群冲突、社会抗争、公民社会、积聚基层力量进入新的政治关系"等等"国家与社会"分析模式,这些研究框架、分析模式把中国基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政府压制、群众反抗",这种看问题的方式实际上是把原本复杂的看得过于简单化了,把原本建设性的看得过于破坏性了,把原本非政治性的看得过于政治化了。 比如作者反思,既然基层政权存在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为什么基层社会秩序还能在低稳定、不稳定的结构中得到延续呢?作者发现,原因之一在于基层政权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界定了村民的社会成员身份,确认并保障村民的政治(参与和选举)、经济(工作、财产分配和保护)和社会权利(享受福利和教育),建立了与社会公共体制进行联系的渠道,农民得以从事经济交易、申请公共援助、接受公共物品分配、接受服务和福利。国家建设在基层所遭遇的问题错综复杂,正面的和负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也不能简化得只剩一根筋。正如作者所言,更为重要的是反思和追问什么才是正确的问题,是国家权力的大小、有无,还是扩展什么性质的国家权力。也即要"扩展它的正面权力,并防止负面权力对社会乃至对国家自己的损害。"     其他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同样就此进行了思考,Michael Mann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分两种类型的国家权力:横暴权力与基本权力。横暴权力是指国家精英不与各社会群体协商即可实施的权力,以国家干预的强制程度和广度为衡量指标。基本权力是指国家向社会渗透并在整个管辖区域内合理贯彻政治决定的实际能力,以国家干预的有效程度为衡量指标。[2]这种横暴权力与基本权力两分说,与费孝通先生当年所概括的中国传统社会权力的四分法异曲同工。二者对横暴权力的界定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尽管基本权力与同意权力、教化权力和时势权力在多大程度上、在什么意义上等同亦或不同及其意义仍然值得讨论。 政治学者进一步细化明确了国家的基本权力,依据Pye、Binder和Grew的研究,王绍光教授分析了国家基本权力的六个主要方面[3]:对暴力的合法使用实施垄断(对应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军事权力、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警察权力);汲取资源(对应税收权);塑造民族统一性并动员群众(对应缔造民族认同与凝聚社会共识权);规管社会和经济(对应社会经济调控权、干预权);维持国家机构的内部凝聚力(对应惩治腐败、建构有效的官僚机构权)和重新分配社会资源(对应重新分配收入、财富、机会以缩小贫富差距权)。 在这个意义上,上文所述本书对基层政权在界定村民成员身份、保障政经社权利、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所发挥作用的分析,实际上表明基层政权的国家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它对乡村政治的观察也发现,国家的基本权力实际上得到了基层民众的广泛认可,并被援引为自身诉求的依据和保障。比如,上访者只针对某一基层政权的具体行为,只涉及某一地方群体的政治经济利益冲突以及地方资源控制权的重新分配,他们希望从宪法、法律法规、政府规章、领导言论和党章中找到合法依据,不是规避而是广泛依赖国家权威,强烈要求国家干预以解决基层政权的问题。 因此,《基层政权》所批判的,正是把官治与自治、政府压制与社会反抗简单对立的分析模式,正是不区分国家权力的不同性质,而笼统讲积累国家权力的那种囫囵吞枣的国家建设研究取向。《基层政权》所理解的国家建设,主要指积累国家的基本权力而非横暴权力。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指出,以打碎国家的控制结构、降低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程度为标志的第三波民主转型浪潮在大多数转型国家已告失败,民主转型范式业已破产。不难发现,凡是明显缺乏基本权力的国家,必须着力于建设基本国家制度并强化其运作能力。[4] 2002年,身兼美国民主促进与全球民主化研究权威与美国外交政策专家的Thomas Carothers,根据自己对全世界民主状况的长期研究,尖锐地指出,实践证明,以Huntington为代表的民主化理论的"转型范式"的五个核心假设实际上无一成立。首先,第三波是向民主的转型这个说法不准确,只会把问题简单化。一些国家根本就不是冲着民主去的,大部分国家只是有零星的民主特色,却并不必然有任何可预测的深入民主化迹象。其次,成功的民主转型国家和地区也不是按照开端、突破、巩固这样的过程发展的,其政治演变常常是极为保守、渐进的,政党发展、公民社会壮大、司法改革、媒体发展也不遵循民主推动者所谓理性发展顺序,而是相当混乱的走一步退两步等等方式。再次,旨在提供民主合法性和民主责任的选举往往虎头蛇尾,选举是有,但投票之外的政治参与仍旧非常浅显,治理责任依然虚弱。如何弥补政治精英与公民大众之间的政治鸿沟,建构有效而深入的政治参与的民主形式,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第四,与"民主没有前提"这样的想法相反,不同的结构条件深刻塑造着政治结果。最后,国家建设远比转型范式所设想的要复杂。[5] 实际上,这也正是曾经预言自由民主式西方社会标志着历史已经终结的福山,近年来不得不强调国家建设的原因所在。在福山看来,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政府软弱、无能或者无政府状态,不仅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的根源,而且直接困扰着希望帮助这些弱国的发达国家。国家的弱化还导致国际局势动荡不安,损害了国家体系中的国家主权原则,并导致美国、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之间在国际层面上的民主合法性问题争论不休。9·11之后侵入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国,已经为此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这迫使福山承认,三十年来,缩减国家机构规模、弱化国家概念的世界政治趋势是错误的,国家力量的强度也即国家能力的强弱比国家职能范围的宽窄更为重要。太阳底下无新事,尽管福山2004年的这番肺腑之言照旧像他的历史终结论那样引起了广泛关注,但实际上是在重复王绍光教授早在1991年的那篇著名文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的观点。而且,我们也不难听出福山在谈论这个问题时那种帝国主义的弦外之音。 在这种背景下,这本《基层政权》对乡村制度问题的实证讨论,对国家建设框架的逻辑反思特别值得关注。与需要重新回归国家研究、主张国家自主性的一些美国学者(以Theda Skocpol, 1985为代表)不同的是,很多学者始终把国家和国家建设作为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国家建设概念首先是与西欧国家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具有丰富的含义。比如,T.H. Marshall强调以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为基础的公民资格的,埃利亚斯强调国家作为社会经济秩序的最高协调者,Charles Tilly强调资本与强制的结合程度和对强制工具的集中控制,Perry Anderson强调国家权力的集中程度,Michael Mann强调国家的结构性基本权力等等。 这本《基层政权》是中国学界关注基层政权的国家建设问题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在本书的续文《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单位-问题与回顾》中,以国家权威对现代公民权的推动作用为主要指标,对中国是否确实存在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表示了谨慎的怀疑,但她同时希望避免将国家建设与地方自治对立起来,因为这种以批判而非解释为目的的简单对立,会降低研究者的学术敏感,降低学术研究的建设性,以及学术分析的进步。作者希望以组织社会的不同规范和原则之间的冲突为出发点,分析乡村社会的各种关系,还原亦或说挖掘其中的丰富内涵。 今天,基层民主已被视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领域,在加快建立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基层民主这一基础性工程的同时,如何避免基层政权的国家建设落后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仍需要耐心细致的学术和实践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有助于人们看清问题,明确方向。 *    欧树军,北京大学法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博士。 [1]  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收于《费孝通文集 第五卷 1947-1948》,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页364-387;费孝通,《乡土重建》,收于《费孝通文集 第四卷 1946-1947》,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页418-440,347,434;以及赵晓力对双轨政治的概括:"双轨政治'与习惯法问题--纪念费孝通先生,"(未刊稿)。 [2]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 II: The Rise of Classes and Nation-St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86): 44-91. [3] Wang Shaoguang, 2003."State Effectiveness and Democracy" ,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4, No. 1. [4] 有关文献可参阅注3所引文。 [5] 这篇文章在美国学界和政界引发了激烈讨论,参见Thomas Carother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13, no.1 (January 2002)。   
  12. 张承志:无助的异类的亲戚——评王小强《文明冲突的背后》
    2008/01/11
    “这样就还要回到格瓦拉。数十年过去了﹐祇能承认﹐还是格瓦拉的语言最传神。他说﹕他一族的血统记号﹐是每逢出现不义就愤慨得发抖 --在某种意义上﹐格瓦拉的话是萨依德的先导。确实﹐民族和亲戚﹐就应该如此划分。我懂了格瓦拉的魅力为什么经久不衰﹐他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 -- 留意着他人苦痛而生活的人。

    其实这是一件简单的事。祇是由于精英们都选择了不吃亏的阳关大路﹐所以实践它﹐需要罕见的学识和勇气。在河这边﹐人们早就放弃了幻想和等待﹐已经很难看见谁还在翘首盼望。这时路上出现了人影 -- 也许我看花了眼﹐但这确是王小强新着给人的印象。对岸突然亮起一道焰火﹐沉默的人感到了喜悦。那个影子的背后会有更多的人跟上来么﹖人们彼此问着﹐心里又点燃了希望。”
  13. 王德威:理、物、势的多重变奏--阅读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2007/04/20
    “汪晖是当代中国思想史界最重要也最活跃的学者之一。汪晖的专长原为文学史,八十年代末期以来曾以一系列的鲁迅研究广受好评。他的专著《反抗绝望》讨论鲁迅思想和创作的种种幽微转折,是近年有关鲁迅诗学和政治思想最有洞见的著作之一。九十年代初,汪晖的学术兴趣转向思想史,所思所见在在引人注目。他的关注范围广泛,论题所及,包括中国现代性的辩证,“国语”引起的文化政治,晚清科学和科学主义的兴起,和后毛泽东时代自由主义的出现等等。这些文章不少已译成英文,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胡志德(Theodore Huters)教授将其中有关中国当代思想和政治的文章编为《中国的新秩序:转型中的社会、政治和经济》(China’s New Order: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ransition)一书,并在200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论文集鲜明地体现了汪晖对后毛—邓(post-Mao-Deng)、后现代(postmodern)时期精神面向的锐利观察和批评。由于他对九十年代中国一些学者提倡的(中国版的)英美自由主义提出质疑,并引起一系列论争,汪晖常常被冠以“新左派”之名,但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他的见解都要比“新左”一词所意味的更为复杂,也更具反思性。”
  14. 索飒:在堂吉诃德的甲胄之后
    2007/03/20
    "塞万提斯的时代也是西班牙文学史上著名的"黄金世纪",那时涌起的文学繁荣,被体制用来美化自己。然而人的求索追踪,必定要纠正文学史的误解和误导。阿梅里科·卡斯特罗把一四九二年后的西班牙文学分成两个集团,一是老基督徒的主旋律文学,一是新基督徒的抗议文学。这一见解虽尚可商榷,但是——没有苦难就没有文学的"黄金世纪",这是更大的文学规律。黄金森林的每一株巨树——从《托尔美斯河上的拉撒路》开创的流浪汉小说,到描写皮条客的《塞莱斯蒂娜》,再到某些神秘主义诗人直至《堂吉诃德》——都是抗议的、对抗歌功颂德的不朽之作。"
  15. 王小鲁:大屠杀前夜的电影理论——本雅明论电影
    2007/02/19
    该文主要介绍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16. 雅各比:汉娜·阿伦特--名不符实
    2006/12/10
    汉娜·阿伦特出生于100年前,她最有名的著作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另外的主要著作是《人类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集权主义的起源》。雅各比认为阿伦特作为哲学家的盛誉得益于她在世期间,美国哲学界缺乏有力的声音,并且认为阿伦特的哲学作品《人类境况》和《集权主义的起源》写得虽然气势宏大(用盖尔那的话说是卡夫卡和瓦格纳的综合体)却含混不清,而且其观点几乎全然来自海德格尔,这一点确实也是阿伦特的研究者基本认同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提出了"the banality of evil",行文则变得朴素,是阿伦特最有力的研究,但是这本文集和阿伦特其他最有价值的文章一样,是评论式的而不是哲学的。雅各比这篇质疑阿伦特哲学家声誉的文章中当然带着一些美国式的职业道德观察和两分法,但是他的评论整体上还是中肯的,事实上阿伦特本人也不把自己当作哲学家。--人文与社会

    07.3.13网上有个中文本,但译文问题比较多,所以不转载了。
  17. 詹明信(F. Jameson):最初印象(First Impressions)
    2006/09/26
    这是詹明信给齐泽克(Zizek)的新书《视差之见》(The Parallax View)所做的书评。我们特别获得了詹明信教授和《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的允许,在此转载,特此表示感谢。齐泽克的新书题目来自他2004年为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的《跨越性批判:康德和马克思》(Transcritique: On Kant and Marx)所写的同题书评,柄谷所提出的”视差“概念是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藉此概念展开对于资本主义的现实性反思与反抗。齐泽克的新书内容庞杂:黑格尔、马克思、康德,各种轶闻琐思,卡夫卡,通俗惊悚小说作者斯蒂芬·金,瓦格纳,莫扎特,电视人物的玩笑,粗俗的语言,哲学史,好莱坞电影,当代事件,拉康一些罕为人知的观点的分析,对一些当代哲学家比如德里达的批评,比较神学,认知哲学和神经科学的最新进展,等等等等。虽然《视差之见》声称要勾勒齐泽克的整个思想体系,詹明信认为这样华彩的蒙太奇式的系列话题根本没有能够表现一个明确的主题,齐泽克的书甚至总是有点会把更重要的概念简单化。行文中詹明信幽默揶揄,用了不少齐泽克好用的词语概念,他的书评标题“最初印象”也是齐泽克用来改写黑格尔的逻辑三步曲的一个概念。--人文与社会
  18. 吕正惠:《神聖回憶:蔡翔選集》序──我們需要這樣的異質思考
    2012/04/29
    蔡翔出身於上海工人家庭,也就是他所说的中国「底层」社会。蔡翔自己说: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本没有什么「两个三十年」,有的只是「六十年」,共和国六十年。后来发生的一切,可能都已隐藏在一种共和国的记忆之中。而这一记忆,被反覆唤醒,并被形式化。
  19. 赵晓力:批评官员到底是什么问题
    2012/04/02
    名记者安东尼·刘易斯的《不得立法》一书翻成中文的时候,书名被改成了《批评官员的尺度》...关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著作,不论是通俗的还是理论的,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书名被改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0. 孟晖:寄望中产阶级?
    2012/03/06
    纳斯尔谈及,美国用兵阿富汗与伊拉克,实际上是为伊朗剪除了左右翼的对手。再如迪拜与伊朗之间具有历史的与现实的紧密联系。实际上伊朗国内的情况也与我们想象不一样,开博客人数比例全世界居首,甚至神职人员也热衷在博客上讨论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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