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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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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推荐阅读)
  1. 陳映真:台灣的美國化改造
    2013/07/06
    兩岸共有在戰後的不同時期受到以美國高教體系為中心的文化殖民主義強烈挑戰的經驗。當新殖民主義「合作精英」成為社會、民眾崇拜諂迎的對象;成為知識、文化界爭相豔羨模仿的對象,甚至成為一個社會思想、學術、價值體系的權威,問題就會十分嚴重了。
  2. 商伟: 对《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讨论的回应
    2013/04/24
    我最初的动机是要走出文学,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本书恐怕主要还应该说是一部小说研究,以《儒林外史》为出发点,来探讨它如何通过叙述来参与有关儒礼的思想文化讨论,并且有哪些重要的贡献,因为这部小说本身就构成了当时思想学术文化发展的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
  3. 李育民:血写的条约与近代中国——“中外条约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总序
    2012/09/24
    从叩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开始,列强的每一次侵华战争都要导致一至数件血写的条约,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时代。
  4. 霍布斯鲍姆:马克思如何改变世界(访谈)
    2012/10/01
    在接受英国新锐历史学者、工党下院议员特里斯特拉姆•亨特(Tristram Hunt)采访之际,霍布斯鲍姆畅谈了他对马克思、学生运动、新左翼和米利班德家族等问题的看法。
  5. 裘锡圭:缅怀张政烺先生
    2012/06/29
    张政烺先生是我见过的最纯粹的学者。张先生不但朴实无华、和蔼可亲,而且最具有"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真正学者精神。
  6. 符鹏:为何要读柄谷行人
    2012/07/06
    尽管柄谷行人早已不满足《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的文学史批判,但并没有直接在文学与历史事实之间寻求新的关联,而是同样借助了政治这一结构性的中介环节。
  7. 李安山:中国的援非故事: 一位美国学者的叙述
    2012/07/25
    2009年,两位美国女学者分别出版了两本有关中国援助非洲的专著:一本是孟洁梅教授的《非洲的自由铁路:一个中国的发展项目是如何改变坦桑尼亚的生活和生计的》;另一本是黛博拉·布罗蒂加姆教授的《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前者是对中国援非项目坦赞铁路的个案研究,后者是对中国援非的整体研究。
  8. 陆建德:狄更斯在晚清中国
    2012/06/06
    林纾在《块肉余生记》之序中写道:"英伦半开化时民间鄙俗,亦皎然揭诸眉睫之下。使吾中国人观之,但实力加以教育,则社会亦足改良,不必心醉西风,谓欧人尽胜于亚,似皆生知良能之彦。"
  9. 本明顿:政治与友谊--与雅克·德里达的座谈
    2012/06/07
    1)政治为何?2)友谊为何?3)民主是怎么一回事?4)好客是怎么一回事?
  10. 王行坤:卡尔·波兰尼对生态政治学的启示
    2012/05/30
    在波兰尼看来,只要人依然以劳动力的身份存在,人就不可能是真正自由的。虽然在当下所谓的消费社会,消费自由更增强了个体自由的观念,但这种自由一方面以更加卖力地出卖自己(从而赚取更多的钱)为前提;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消耗了更多资源,从而对自然的剥削更加变本加厉。他们没有看到,这种的统治自然从而剥削自然的意志正是来源于阶级统治,来源于雇佣劳动(劳动力)和资本家的对立。
  11. 欧树军:基层政权的国家建设--评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
    2012/05/29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实际运作中的权力结构: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的"双轨政治":自上而下的皇权一轨,即皇帝的政策经由读书人下延民众;以及自下而上的绅权一轨,即下面的意见经由士绅逐级上达皇帝,费老将这种上通下达、来去自如的双轨形式视为政治运作健全而持久的根本保障。[1]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士绅阶级退出了历史舞台,自下而上的一轨也随之中断,只剩下自上而下的单轨政治。张静教授的《基层政权》一书承接了这一问题,通过深入剖析单轨政治下基层政权的不稳定结构,从经验证据角度检讨了"国家建设"理论框架的解释力。  本书把国家权威和地方权威分别视为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这两轨的代表。在中国传统社会,由族长、乡里、长老、士绅、退休官员等组成的地方精英,与普通民众结成了地方利益共同体,前者是地方权威的来源,并为传统地方社会确立了稳定的自治基础。但是,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强大外部压力下开始急剧转型,基层政权与乡土社会利益之间的疏离不断加剧,而国家又试图将地方权威变为基层政权分支、纳入国家管制范围、服务于国家目标,从而导致地方精英与普通民众的利益共同体逐渐瓦解,社会关系越来越紧张。然而,基层政权仍被赋予更多权力,仍然处于控制并整合基层利益的中心地位,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方面保持控制优势,使之与社会力量的对比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由此不断"生产"出基层政权的不稳定结构。  这种不稳定结构的特征抑或其社会政治后果,具体表现为五个方面:首先是基层政权与社会共同体之间出现"结构分离",前者越来越多地成为垄断经营者而非公共服务者,政治支持不断削弱。 其次是社会成员通过财富交换和个人关系寻求公共服务,也可以说是通过个别谈判和交易来"购买"公共服务。这不是"国家与社会"对立模式所理解的那种干部与村民相互对立的支配与服从关系,村民们事实上常常拥有共同的价值准则、行为规则以及公共意识(尽管这种公共意识不同于学界通常的理解)。  再次是基层与国家管辖权的分割,二者相互警惕又相互依赖。国家无法强有力地直接控制基层的财产、资源、信息和权力,只能被动协调。基层政权则不仅小心谨慎地防止自身控制权流失,还积极伺机扩张权力,并刻意以消极怠工、敷衍、抵制等方式阻止国家权力的下延。国家向乡村秩序的渗透遭遇结构性的阻力,基层政权有选择地执行国家政令,或者进行有利于自己的变通,国家沦为基层政权自身行为合法化的工具。基层组织的道德声望持续弱化,权威和形象不断矮化,导致国家与乡村生活隔离,从管辖结构和治理原则两方面阻止了国家权力的实际下延。这正是"响应口号总是浮于表面,政令始终难以畅通"的重要原因。然后是基层财税制度运行不良。基层政权没有提供公共服务的压力,不愿坚决执行税收制度;农民无力监督税收,自愿交税的积极性不高。因此,一方面,基层公共服务质量低下,税款浪费严重;另一方面,农民普遍拖税、欠税甚至抗税,促使基层政权采取强制收税行动。农民不信任、不合作、回避甚至抵制基层政权,但又没有制度化的协商、妥协和修订架构,最终演变成基层社会的冲突和不稳定。当然,随着近几年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和屠宰税的取消,这方面的矛盾冲突已经基本消失。     最后是乡村政治无法生成实质性的制度变化。乡村政治普遍表现为以经济指控代替政治挑战,个体利益的组织化水平不高、立场不坚定,社会利益的组织过程混乱且不稳定,利益群体的边界经常变化、难以确定。这既造成了乡村政治的难题,也使村民的政治参与容易受基层政权的权位竞争、官僚政治所左右,无法引出实质性的制度变化。 简言之,基层政权不稳定结构的最大政治后果,就在于不断削弱人们对基层权威的认可和接受。这促使国家发现,基层干部并未成为自己在基层的有效代理人,自己也无法有效地单方面监督乡村干部。因此,避免基层干部行为失控,避免基层干群关系的恶化,就成为国家推行以选举为主要形式的基层自治的初衷所在。 《基层政权》一书假定基层干部不仅是国家政策的机械执行者,他们也是理性的自我利益最大化者,其自我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分离,确立了基层政权的不稳定结构,进而导致乡村社会的冲突与不稳定。其颇具说服力的分析,看上去似乎宣告了近代以来国家建设框架的失败,但实际上本书并未全盘否定国家建设。作者所反对的,只是将"官治"与"自治"简单对立的国家建设研究框架,以及"干群冲突、社会抗争、公民社会、积聚基层力量进入新的政治关系"等等"国家与社会"分析模式,这些研究框架、分析模式把中国基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政府压制、群众反抗",这种看问题的方式实际上是把原本复杂的看得过于简单化了,把原本建设性的看得过于破坏性了,把原本非政治性的看得过于政治化了。 比如作者反思,既然基层政权存在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为什么基层社会秩序还能在低稳定、不稳定的结构中得到延续呢?作者发现,原因之一在于基层政权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它界定了村民的社会成员身份,确认并保障村民的政治(参与和选举)、经济(工作、财产分配和保护)和社会权利(享受福利和教育),建立了与社会公共体制进行联系的渠道,农民得以从事经济交易、申请公共援助、接受公共物品分配、接受服务和福利。国家建设在基层所遭遇的问题错综复杂,正面的和负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也不能简化得只剩一根筋。正如作者所言,更为重要的是反思和追问什么才是正确的问题,是国家权力的大小、有无,还是扩展什么性质的国家权力。也即要"扩展它的正面权力,并防止负面权力对社会乃至对国家自己的损害。"     其他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同样就此进行了思考,Michael Mann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分两种类型的国家权力:横暴权力与基本权力。横暴权力是指国家精英不与各社会群体协商即可实施的权力,以国家干预的强制程度和广度为衡量指标。基本权力是指国家向社会渗透并在整个管辖区域内合理贯彻政治决定的实际能力,以国家干预的有效程度为衡量指标。[2]这种横暴权力与基本权力两分说,与费孝通先生当年所概括的中国传统社会权力的四分法异曲同工。二者对横暴权力的界定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尽管基本权力与同意权力、教化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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