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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剑青:地方精英、学生与新文化的再生产--以五四前后的山东为例

原载《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7辑,巴蜀书社,2010年
新文化在地方最初的接受者和参与者是谁?他们的目的、策略和依托的资源为何?这些仍是有待回答的问题。本文选择五四前后的山东为个案,并借鉴历史社会学中的地方精英理论,以期从具体的分析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观点。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发生的学生抗议运动,伴随着对山东问题的普遍关切,很快扩展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通常认为,这场后来被称之为"五四运动"的学生运动是一个分水岭,此前在《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上展开的有关新思想和新文学的讨论,主要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和北大等教育机构,而在五四运动之后,一方面新文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扩展,而在另一方面,以行动为旨归的社会激进主义在新文化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最终改变了运动的性质。五四之后的这一全国性的运动被称为"新文化运动",无论是在内涵还是在展开的方式来上,它都与先前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文化运动有着很大的不同。事实上,"新文化运动"的提法最初主要出现在1919年10月至1920年初《晨报》的各地"特约通讯"中,这一命名本身便是对运动的全国性质的确认。[1]因此,为了完整地把握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图景,地方的视角乃是必不可少的。德里克曾经指出:"把五四运动只当作其少数知识分子领袖的、或只是在北京、上海发生的运动,而把其它地区视为它的消极接受者的看法是错误的。如果五四运动的一般内涵需从社会关系的关联方面来理解的话,同样也应该从它最初的,不仅被吸引进运动、而且积极参与了其创造的参加者方面去理解。"[2]新文化在地方最初的接受者和参与者是谁?他们的目的、策略和依托的资源为何?这些仍是有待回答的问题。[3]

为了对这些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讨,本文选择五四前后的山东为个案,并借鉴历史社会学中的地方精英理论,以期从具体的分析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地方精英(Local Elites)理论是上世纪中叶起美国中国学界引入社会学理论后发展出的成果,特别是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中,"地方精英"较之传统的"士绅"(gentry)概念往往更为有效,更具包容性和弹性。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现代性的展开,日益多元化、职业化的精英群体,在许多层面上都已代替了传统士绅的位置。而且,地方精英理论更看重精英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而不像士绅概念那么强调士绅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士绅在国家与地方之间扮演的中介功能。这也符合晚清以来中央权威衰落和地方势力崛起的趋势。[4]地方精英在地方社会举足轻重,就本文选择的对象--山东--而言,与通常的印象不同,在五四运动及其后新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中,最初是地方精英而非学生起着主导性的作用。

 

之所以使用"再生产"而非"传播"或"扩展"这样的说法,是因为本文所讨论的"新文化",不仅仅是一套思想观念或话语,同时包括关系网络、团体、教育模式等制度性的存在,归根结底则是主动的、行动着的人--革命党人、教育家、激进学生和新诗人,他们既是新文化的接受者也是新文化的生产者。在观念的层面上我们很难精确地衡量新文化在地方上的影响力,或者很容易得出相对消极的结论,然而只要新文化不断地再生产出它自身的生产者,它就可以持续地作用于它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现实,并最终改变它。

 

 

政治精英:新文化与激进政治

 

学生运动对地方政治精英的挑战

 

五四运动因山东问题而起,山东地方精英早在五四之前就做出反应。1918年秋,时任第二届省议会副议长的王鸿一发起成立"山东各界外交后援会",王乐平、聂湘溪任干事。两人均为省议员,王乐平时任省议会秘书长。不久,山东省立工业专门学校学生李开文等发起组织"山东学生外交后援会",1918年11月中旬成立,会址就设在山东各界外交后援会内,这个五四之前全国范围内第一个学生运动组织,是在省议会的协助下成立的。[5]

 

五四期间省议会成为山东爱国运动的领导机关。五四运动第二天,当时在北京的山东省议会两位副议长张公制和王鸿一,便与参众两院的山东议员商讨营救被捕学生办法。[6]5月7日,国耻纪念大会在省议会召开。6月上旬,省议会同山东省学生联合会、教育会等团体连日在省议会开会,于18日推选出赴京请愿代表八十三人,王乐平、聂湘溪等当选为议会代表。[7]在当时的舆论看来,"省议会为外交问题出力甚大,处处在学生前面"[8],后来的研究者对省议会的领导作用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9]

 

省议会中聚集了山东的地方政治精英,议员主要由以王鸿一为领袖的"王派"和以张公制为代表的"张派"两大派系构成,王鸿一及其派系中的王乐平均为国民党人[10],张公制则属进步党。这一格局自民国初年即已奠定。1914年2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时任山东督军的靳云鹏解散了省议会,国民党和进步党均停止了活动。然而,地方政治中的政党更多是基于地缘或家族等个人关系网络而非共同的革命理念才得以结合的,前者比后者往往更为牢固。王鸿一派别中的成员多来自鲁西的曹州地区,尽管政党活动被取消,但"曹州团体"依然存在。[11]地方政党的"派系化"为它们的重新集结提供了基础。1916年袁世凯死后,被解散的省议会恢复活动,两派议员亦重新聚集。

 

地方政党在省议会选举中相互竞争,同时与代表北洋军阀系统的军事势力展开斗争。省议会恢复活动后,两大派别曾经取得暂时的妥协,组织"地方政治讨论会",着手地方事务,避免因自身的分裂而给军事势力以可乘之机。然而在1918年的第二届省议会选举中,"王派"和"张派"重新为争取选票而竞争,结果督军张树元利用两派矛盾,推举同乡郑钦担任议长,王鸿一和张公制则当选为副议长。[12]这些上层政治派别之间的派系斗争,目标是为了争夺地方事务的控制权。而五四运动则为地方政治精英提供了新的机会。省议会--特别是其中的"王派"--表现极其活跃,在军事势力对学生运动采取极力压制态度的情形下[13],省议会的活动为自身树立起地方民意机关的形象。1919年12月,省议会对督军张树元提出弹劾,指控他贪污军饷300多万元,最终张树元被弹劾去职。[14]

 

然而,学生运动这一集体政治形式也对地方政治精英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它与地方政治精英熟悉的派系政治完全不同。作为律师公会代表参加赴京请愿代表团的鲁佛民后来回忆说,山东省学生联合会开始组织时,"由山东省议会议员多人参加,讨论交还山东青岛问题,迨后学潮渐次扩大,形成为真正群众运动时,议会人士均藏匿不见"[15]。面对大规模的集体政治,地方政治精英并未做好准备。1919年7月21日,山东各界人士在省议会召开各界联合救国大会,主席王鸿一致开会词时便遭致听众质问和诟骂,只得退出会场,王乐平继续发言,也遭到斥骂,随之遁去。[16]原因是安福系在山东建立地方组织"路矿维持会",王鸿一参与其中,事为学生侦悉并公布于众,才有上述一幕的发生。[17]王鸿一的行动表明,他仍然遵循着派系政治的规则,试图与各方政治势力建立关系,然而在新的集体政治面前,这种政治行动的模式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事实上,王鸿一对学生运动一直持保留态度。1920年1月,北大学生、新潮社成员徐彦之(山东郓城人)回乡考察,他在济南拜访了王鸿一,王鸿一明确反对当时的学生从事于办杂志结社团的活动,认为是"务外",荒废学业,在他看来,"求学是自治,作修身的工夫"。[18]他对发源于北大之"新潮流"也表示怀疑,虽经徐彦之介绍晤见蔡元培李石曾,然"谈许久不得要领,始知两先生虽居北大中坚地位,其实是莫名其妙"[19]。此后,王鸿一在反对山东督军兼省长田中玉的斗争中失败,被迫离开山东,依靠与国务总理、前任山东都督周自齐的个人关系,从事西北垦殖事业,并与梁漱溟携手鼓吹"村治"理论,基本上告别了地方政治舞台。[20]

 

面对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和集体政治,地方政治精英必须发展出新的策略,而伴随学生运动而来的"新潮流",也成为难以回避的一股力量。

 

以新文化"运动学生"

 

1919年秋,从北大国文系毕业的傅斯年回山东办理官费留学事宜,亲眼目睹山东省腐败黑暗的政治和教育状况,不过他还是看到了"一件很可乐观的事,就是有了所谓的新旧之争,而第一师范就是争的场所",新派教员以王祝晨刘次箫最为有力,他们遭到《新齐鲁公报》的大肆攻击,同时"王乐平的齐鲁通讯社在济南销新思想的出版物,很有些力量"。[21]有趣的是,《新齐鲁公报》并非军阀或保守势力的报纸,而是国民党在山东的机关报,并且支持学生运动,表现颇为引人注目。[22]从整体上看,山东的国民党人似乎尚未充分认识到新文化的意义及其与学生运动的关联,不过王乐平等部分国民党人已经开始着手于新文化的介绍和传播了。

 

五四运动后不久,王乐平便召集部分同人创办齐鲁通信社,"一方作通信事业,传达到外边去,一方代派各处新出版物为介绍思潮改良社会的先声",当时便引起官方注意,被明令取缔通信社所售《建设》、《解放与改造》两种杂志。[23]从一开始齐鲁通信社便似乎不脱政党色彩。通信社中负责销售新出版物的贩卖部原只是附设部门,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已经有了骇人的效果了。《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新教育》诸报,销数都在百份左右。其他如《解放与改造》《建设》《星期评论》等期刊销数亦都不少"[24],一年下来成绩颇为可观,便于1920年9月正式成立齐鲁书社,由王乐平任社长,聂湘溪任副社长,并公开召集股东,招股简章中表示"本社以传播文化为宗旨","不纯粹以营利为目的,而以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为主要目的"。[25]齐鲁书社是当时济南唯一一家销售新文化出版物的书店,受到青年学生的欢迎,营业额逐年增长,为此甚至受到同行的嫉妒。[26]

 

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齐鲁书社被看作是五四时期山东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同时又是山东国民党的秘密活动机关。[27]据担任过齐鲁书社经理的王立哉回忆,在公开销售书报的门市部后面,另有厅房三间,陈设桌椅及桌球台架等,供青年学生驻足休息和各方人士联络开会,从事政治活动。[28]文化的"幕后"是政治,这提示我们注意五四后期新文化与政党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新文化在青年学生中的巨大市场,意味着它可能为政党政治提供新的资源。

 

王乐平在五四运动中相当活跃,与王鸿一不同,他主动接近青年学生并介入到学生运动中,曾在山东女师驱赶校长周干庭的运动中发挥作用,为此受到学生的信任。[29]事实上,早在五四之前,王乐平便意识到青年学生可能会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1916年10月,王乐平的诸城同乡学生在济南成立诸城旅济学生会,王乐平亲自祝词:"峨峨青年,摩厉以须。异日宣劳,实为国柱。"[30]

 

在王乐平传播新文化和动员学生的活动中,基于同乡和家族关系的网络构成了他最初的资源。王乐平属诸城王姓大家族,辛亥革命期间他常常往返于济南和诸城之间,王乐平的表弟范予遂回忆说:"在他每次回到诸城时,都向我们讲述天下大势,宣传孙中山关于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主张。"[31]范予遂1917年考入北京高师,在校期间参加了五四运动,热心于无政府主义和工学主义,参与创办《工学》杂志。[32]范予遂同时还是《曙光》杂志的撰稿人,这是主要由中国大学学生创办的一份新文化杂志,成员中多是山东人,其中主笔王统照、王晴霓也都属诸城王氏家族。《曙光》从一开始就把山东读者作为主要的接受对象,在济南、烟台和东京的山东侨胞中均设有代派处,而在山东的代派处便是齐鲁书社。[33]

 

济南省立一师的部分学生也常常在齐鲁书社活动,他们于1920年10月成立了励新学会,并出版《励新》杂志。学会常借齐鲁书社为活动场所,王乐平经常出席。励新学会的发起人之一王尽美也是王乐平的同乡(王尽美是莒县人,毗邻诸城,现已划归诸城),且有远亲,交往甚密。学会中王翔千、王志坚、王象午、李祚周等均为诸城人。[34]

 

1920年下半年,《曙光》杂志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社会激进主义的倾向,用大量篇幅介绍苏俄。主编宋介(山东滋阳人)后来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他和王晴霓经常回山东活动,与王乐平、王尽美、邓恩铭(励新学会的另外一名成员)讨论马克思主义。[35]大约同时,王尽美和王翔千等在济南也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19至1921年间,围绕着王乐平和齐鲁书社的青年学生,逐渐形成了"诸城-济南-北京"的地缘关系网络,激进的新思潮不断扩大着自己的影响范围,同时开始以社团的形式寻求社会实践和政治活动的空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很快发展为共产主义小组,王尽美成为中共一大代表。1922年春,王乐平在王尽美的帮助下,于齐鲁书社设立平民学会总会,于各县设立分会,吸收青年学生及工人,经过训练后加入国民党。齐鲁书社事实上已成为省党部机关。[36]1924年5月,借助五一、五四和五七纪念的机会,各校学生中的国民党员恢复了沉寂多时的山东省学生联合会,标志着国民党掌握了学生运动的领导权。[37]

 

当山东五四运动的两名学生代表于1920年3月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总会时,他们避而不见孙中山,认为"学生搞爱国运动就行了,不想参加其他政治活动"[38];四年后,学生运动已经和政党政治难舍难分。在1924年5月4日济南五四纪念大会上发布的《山东国民党宣言》中,五四后学生运动的沉寂被归咎于"脱离了政治运动"和"没有主义的信仰":

 

"五四"运动,纯是热烈感情的作用,并没有一坚确的主义信仰。所以事过境迁,空气消失,又那恶劣的环境和社会,威吓诱惑,遂不知不觉的把"五四"的精神完全失掉了。  现在要改革政治,领导群众向民治途径上走的是谁?--"中国国民党"。他有主义的,--三民主义--的确是一个学生运动的指导者。可爱可敬的学生同志们!赶快起来,认识认识国民党的主义和党纲,作有统系的运动,恢复五年前的"五四运动"的精神,勇气,和荣誉。打倒我们群众的仇敌,列国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军阀。[39]

 

国民党是"有主义"和"信仰"的政党,这是它区别于其他政治势力并对青年学生产生吸引力的关键所在。这里的"三民主义"显然是指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重新阐释过的"新三民主义",它已然吸收了新文化中社会激进主义思潮的若干成分。[40]新文化中的社会激进主义本身就包含了对政治的新的理解,它提供了对集体政治这一新的政治行动模式的理论说明,并通过社团等形式为集体政治创造了实践空间。五四运动作为一场由外交问题引发的"纯粹"的爱国运动,在形态上和之前的学生运动并无本质不同[41],它本身并未提供新的政治内容,以及对集体政治的新的理解,后者是由随之而来的新文化完成的。国民党人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点,成功地将学生运动转化为了现实性的政治力量。

 

由于材料的限制,我们尚无法清晰地了解王乐平如何看待新文化与集体政治之间的关联,并将其运用于动员学生的活动之中。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以新文化来"运动学生"的事业获得了成功,在此过程中,他自己对政治也获得了新的认识。1921年,王乐平"默察军阀专政,代议政治难裨国是;而苏俄甫推翻帝俄,新政权成立,或有可供借镜参考之处",于是和王尽美一道"赴俄考察",参加莫斯科远东会议,"返国赴沪,谒总理报告视察所得,被派回鲁省主持党务"[42]。社会激进主义带来的崭新视野,使得王乐平超越了地方议会政治中的派系斗争,成为深得孙中山信任的国民党山东负责人。1925年秋齐鲁书社被张宗昌反复搜查,旋遭封禁,王乐平也被迫离开济南,但他仍然积极地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并且在大革命中成为国民党改组派的领袖人物。

 

作为文化资源的马克思主义

 

在被社会激进主义吸引的山东青年学生中,王尽美是特别突出的一个。他是省立第一师范的年轻学生,同时又是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创立者、中共一大代表和中共在山东的早期负责人。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新文化中的社会激进主义思潮是如何和具体的政治实践相结合的。

 

1918年4月,王尽美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预科,五四运动中他以山东省学生联合会代表的身份积极参与各种活动。大概也正在此时,他与同乡兼远亲的王乐平来往颇为密切,通过齐鲁书社接触到大量的新思潮读物。尽管出身贫寒,阶级和财富上的差距并未成为王尽美和王乐平交往的障碍。事实上,当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组织共产党支部的时候,正是王乐平把正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王乐平介绍给了陈独秀。[43]在早期共产主义者的结合过程中,往往是同乡和家族关系而非共同的阶级利益,成为关系网络建构的最初资源

 

王尽美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一个途径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