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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隐身衣

《今天》飘风专辑,此系选摘;编辑提供
你已经知道了,我是一个专门制作胆机的人。在北京,靠干这个勾当为生的,加在一起不会超过二十个人。
格非 《今天》

KT88

早上九点,我准时来到了褐石小区的一幢公寓楼前。这个小区就在圆明园的东侧,北边紧挨着五环路的高架桥,因为轰动一时的"周良洛案",它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变得尽人皆知。不过,我还是第一次到这里来。我给八号楼的一个客户做了一台KT88的电子管功放,用来推他刚买的阿卡佩拉书架箱。阿卡佩拉带喇叭花的Campanile,在北京城并不罕见,开声时高音单元闪着幽蓝的弧光,有点神秘莫测;可新出厂的这款书架箱,我只是在发烧音响杂志上见过照片。为了制作一台足以与她相匹配的电子管功放,我没日没夜地干了两个星期。但说句实话,能不能推出好声来,我心里可是一点都没把握。

秋已渐深,雨后的天空开始放晴。空气的能见度很高,仿佛你只要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圆明园探出院墙外的烟树和百望山的宝塔。如果再下一两场霜,西山一带的枫叶大概就要红了吧。可我的心情,却不像天气那么好。就在五分钟之前,我接到了姐姐崔梨花打来的一个电话。姐夫昨晚喝了太多的酒,他用大头皮鞋直接踹她的"要害"。今天早上,姐姐就开始尿血了。她的哭诉令人厌烦,我照例一声不吭。我倒不是不想安慰她,因为我感觉到她的哭诉后面,藏有另外的隐情。果然,哭到后来,姐姐忽然就对我说出了下面这一段话:

"我实在受不了了。你就行行好吧。我也不想这样。看在姐弟的情分上,你就可怜可怜我吧,算我求你了......"

她在电话中哑哑地向我喊叫,语调中既有哀求,也有愤怒。就好像用大头皮鞋踹她"要害"的,不是混蛋常保国,而是我似的。

    我刚挂了电话,三单元的那扇防盗门就推开了。一个身穿灰色运动衫的女人,从门里探出半个身子,瞅了瞅我,又瞅了瞅停在门前的那辆泥迹斑斑的金杯车。最后,她的目光落在了那款KT88上,笑了。

    "呵,还挺漂亮!"她随口说道。

    你可以把她的这句话理解为一种礼貌的赞叹,也可以当成一种淡淡的揶揄。她说话的样子有点像玉芬。脸型和身材也像。我忍不住多看了她两眼,心里就有些恍惚,也有点伤感。我费尽心思制作的这台KT88,就搁在门前的水泥台阶上,它那银灰色的机身,在早上清明的阳光下,熠熠发亮。

    向我订购这台胆机的人,是她的丈夫。我是在去年十月底的国际音响展上认识他的,人很矜持,也有点腻歪。我只听说他是一位教授,具体是研究什么的,在哪所大学任教,我就说不上来了。他的主意一变再变。先是让我给他做一台EL34,机身差不多已经做出来了,他又打来电话,让我将它改成功率更为强大的KT88。

    此刻,他正坐在光线黯淡的餐厅里,与一位朋友喝茶聊天。我抱着那台沉重的KT88,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他并未中止与朋友的谈话,只是严肃地冲我微微颔首而已。据我跟教授们打交道的经历,我发现凡是有学问的人,总能轻而易举地让你自惭形秽。他的那位朋友呢,看上去也不是一般人。嘴唇上留着浓密的胡子,看上去有点像恩格斯。

    女主人还算热情,她问我是愿意喝茶还是咖啡。我说随便,她就果然随便了起来。稍后端来的,竟然是一杯橙汁。我在摆弄机器的时候,她就趴在长沙发的靠背上,一动不动地看着。她的样子,怎么看都有点像玉芬。

其实,我的工作很简单:在机身上安上英国GEC的KT88电子管以及美国RCA的5u4整流管,然后测定一下它的工作电压,再接上讯号线和喇叭线,就算完事了。我注意到,那对阿卡佩拉书架箱离墙近了一些,就问她能不能调整一下音箱的摆位。一般来说,扬声器离墙太近,导向孔形成的反射和驻波,会让低频有些发闷,这是常识。还没等女主人搭腔,那位教授在餐厅里忽然扭过头来,朝我很不友好地喊了一声:

    "别乱动!"

    女人朝我眨了眨眼睛,吐了下舌头,笑着说:"就这样吧。别管它。他从不让人动他的东西。咱们,放首音乐来听听,怎么样?

    "不急,再等一会儿。电源刚接上,机器还没有煲开。"

    "呵,这么复杂!"仍然是那种一半是好奇,一半是揶揄的口吻。

    我只得耐心地向她解释,为了让胆机发出好听的声音,预热的时间一般不能少于二十分钟,这是我的原则。她也是一位教师,在附近的体育大学教学生打排球。我简单地打了个比方,她立刻就理解了"热身"的重要性。

    在等待机器烧热的这段时间中,我开始一张一张地翻看茶几上的那摞CD唱片。都是些过时的流行音乐。不是梅艳芳,就是张学友,当然还有蔡琴。其中大部分是盗版。我对客户们的音乐趣味没有什么意见。你是喜欢文艺复兴、巴洛克,还是浪漫派,抑或是爵士、蓝调,甚至是录音极其夸张的"鬼太鼓"或"打碎玻璃"一类的发烧碟,我一概都无所谓。可是,说实话,花上将近15万元,购置一对小小的阿卡佩拉书架箱,用来听盗版的梅艳芳,多少有点不可思议。同时,我也悲哀地意识到,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耗费那么多的心力来使这款功放尽善尽美,简直有点自作多情。其实,若要听这一类的玩意,你只需花上500元,到海龙电子市场,配一对廉价的电脑音箱就足够了。

    当然,我什么话都没说,只是委婉地问她用什么唱片来试音?女人说,她无所谓。反正他们家全部的"音乐",都在这茶几上。

    教授和他的朋友仍然在客厅里小声地闲聊。一般来说,知识分子间的谈话,你是很难听得懂的。你听不懂也没啥奇怪的,但他们说话时那种郑重其事的腔调和口吻,却不由得你不着迷。那是一种能够让任何荒唐的观点立刻变得入情入理的腔调。比如说,那个长得像恩格斯的人,不知怎么搞的,忽然就夸奖起慈禧太后来。他说:

    "幸亏当年,慈禧太后贪污了海军用来造军舰的一笔款子,在西山脚下修建了颐和园。要不然,甲午硝烟一起,还不照样他妈的灰飞烟灭?由此可见,贪污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你不得不佩服慈禧她老人家的远见。经她这一折腾,且不说为我们留下了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单单是门票收入,一年下来是多少钱?我就住在颐和园的西南角,只要不下雨,我每天下午都骑自行车去园子里转转,从南如意门进去,从北宫门出来。二十年下来,嗨,四季美景,怎么都看不厌......"

    一听他说起慈禧,我的精神突然为之一振。我的曾祖父曾进宫给慈禧唱过戏,还得到过她老人家赏赐的两匹绸缎。听他这么公开为慈禧翻案,我心里着实挺受用--再说,我也很迷那个园子,尤其是玉带桥附近的山水风光。只是近些年来,门票一涨再涨,屈指一算,我差不多已经有七八年没进去过了。关于慈禧,我祖父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听上去要比"恩格斯"客观得多。他说,慈禧的精明过人,自然是不消说的,但这个人,却没有大的识见,也就是说,小地方精明,大地方昏聩,不过一庸常妇人罢了。她没能把握住朝代更替之际的历史机遇,在选择保大清,还是保国家这件事上,她悲剧性地选择了前者,被人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一点都不冤枉。

    听罢"恩格斯"的一番高论,对面的那位教授频频点头。可教授接下来的一番话,听起来却多少有点离谱。他表示很认同对方的看法。甚至,他认为连抗日战争也完全没有必要打。如果在开战之初就立刻缴械投降的话,少死几千万人不说,中国和日本联起手来抗衡欧美,世界格局也许会发生重大变化。而且,他一直认为,和李鸿章、袁世凯一样,汪精卫这个人,也是位不可多得的民族英雄,应该重新评价,予以彻底平反。他还引用了一段"珍珠港事变"爆发时汪精卫所写的日记。

    他很喜欢用"不是吗?"这样一个反问句,来强化自己的观点。好像一旦用了这个反问句,他那耸人听闻的陈词滥调,就会立刻变成真理似的。

    虽说我不能算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虽说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去反驳教授的观点,虽说我对知识分子一向尊敬,但听了他刚才的那番论调,我心里立刻就升起了一股无名火来,怎么说呢?他的话让我感到屈辱,就好像别人挖了你家祖坟似的,我很想过去与他争辩一番。而且,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他在大肆吹嘘日本的"神道教"如何了得的时候,把"神祇"的"祇"竟然说成了"抵"。我虽然只念过一年电大,我的绝大部分文学知识,都来自于徐中玉先生主编的那本《大学语文》,也还知道那个字不读"抵",而应读作"奇"的。

    我拼命地克制住自己的冲动,从茶几上那堆垃圾中挑出了一盘《红色娘子军》,准备试音。可教授夫人忽然又问我,能不能换一张。她最喜欢刘德华。她告诉我,在2004年的工体演唱会上,她差一点就有机会跟刘德华握上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便固执己见。但你可以想象,当"给我一杯忘情水"这样轻佻的哼唱,从珍贵的阿卡佩拉扬声器中发出来的时候,到底是怎样的情形。

    我浑身上下立刻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心情也坏到了极点。

    当然,我的意思,也不是说刘德华就不能听。可如今的情况是,人不分老幼男女,地不分南北东西,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听刘德华。我就是把脑子想穿了,也搞不懂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世界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彼尔·金特》

 

    你已经知道了,我是一个专门制作胆机的人。在北京,靠干这个勾当为生的,加在一起不会超过二十个人。在目前的中国,这大概要算是最微不足道的行业了。奇怪的是,我的那些同行们,虽说都知道彼此的存在,却老死不相来往。既不互相挖墙脚,也不彼此吹捧,对于同行的技艺从不妄加评论,各自守着有限的一点儿客户,聊以为生。这个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几乎意识不到我们这伙人的存在。这倒也挺好。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来蔑视这个社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过着一种自得其乐的隐身人生活。

    我不太喜欢"发烧友"这个称谓。我不过是一个手艺人。说实在的,多年来,我心里一直为此感到自豪。你知道,现如今,论起手艺人的地位,已经与乞丐没有多大区别。那些学问渊博的知识分子,对眼下这个社会的变化,也许能解释得头头是道,可依我粗浅的观点来看,这个社会的堕落,正是从蓄意践踏手艺人开始的。

    不过,说起我们这个行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也曾火爆过一阵子。那时候,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音像展居然人潮涌动,门庭若市。你似乎很难理解,那么多的巴赫迷、瓦格纳迷、富特文格勒迷、卡萨尔斯迷,到底是从哪儿钻出来的。那时候,你与文人雅士们打交道,人人都以听流行音乐为耻(坦率地说,这也有点过分)。即便大家都在谈论古典音乐,你若是想要让别人对你心怀敬意,甚至连贝多芬和莫扎特都羞于出口。要谈就谈更为冷僻的泰勒曼、马勒或者维奥蒂,哪像今天,居然连李宇春也听得津津有味。

    那时候,北京音乐台的97.4调频立体声,还专门制作了一档叫做"发烧门诊部"的节目。每当节目播出时,我都会掩上房门,关掉电灯,让自己完全浸没在黑暗之中,用自己组装的收音机收听这个节目。那时,我还住在椿树街的老房子里。当那些奇妙的音乐从夜色中浮现出来的时候,整个世界突然安静下来,变得异常神秘。就连养在搪瓷盆里的那两条小金鱼,居然也会欢快地跃出水面,摇头甩尾,发出"啵啵"的声音。每当那个时候,你就会产生某种幻觉,误以为自己就处于这个世界最隐秘的核心。

    两年后,我制作的胆机开始有了固定的客户。我还被请到了北京音乐台的录音室,担任过"硬件医生"一类的嘉宾。可是现在呢,不用说"发烧门诊部"这档节目早已无疾而终,假如你在开车时偶尔想从收音机里听一点古典音乐,简直比中彩票还要难!不知为什么,现在的节目主持人,似乎更热衷于说话。他们一刻不停地说着废话,还人为地弄出一些夸张的笑声或掌声来,就像在话筒前自己胳肢自己,真是无聊透顶。

    总而言之,九十年代的古典音乐氛围,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我的妻子(当时还是女朋友)在河北职业技术学校读中专,她曾经不止一次地跟我提到过,在她们学校,每天广播台播放的第一首曲子,竟然都是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彼尔·金特》中的"晨曲"。你可以想象,每天清晨从这样一个旋律中醒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好吧,我现在不妨就来说说我的妻子。

    和她相识的那会儿,我还不曾进入发烧器材这个行当。那时,我还在王府井的"同升和"卖鞋呢。玉芬第一次走进我鞋店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她了。你没法不注意到她。她有一张纯洁而俏丽的脸,你每看它一眼,心里都会被锋利的刀片划一下。怎么说呢,有一种想豁出命去跟她好的冲动。她一连试了三、四双皮鞋,都觉得不合适。既不买,也不走,一个人坐在试鞋的小皮凳上,哀声叹气。

    我暗暗地观察了她好一阵子,眼看着门外的街道沉沉地黑了下来,游人逐渐散去,成群的乌鸦在树枝上不停地哀唳。到了打烊的时间,我心里还惦记着去宽街给母亲抓药,只得朝她走过去,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对她说:

    "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脚?"

    大凡人在遇到烦恼的时候,很容易受人暗示,听人摆布。她顺从地仰起头,看了我一眼,对我的莽撞和唐突毫不在意,撅着嘴问我道:"你要看哪一只?"

    我说,随便哪一只都行啊。

    她立即脱下了那双飘马运动鞋,甚至毫无必要地褪去了丝袜。我朝她的那只右脚瞥了一眼,转身从货架上取下两双鞋,供她挑选。她试了试,立刻就决定把两双都买了。那天临走时,她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

    她在西单和王府井的鞋店转悠了一整天,千挑万选,没瞅见一双中意的,而我呢?居然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随手为她挑了两双鞋,都那么合脚,就像是专门为她定做的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也许是心情比较好的缘故,我一得意,接下来的回答,你还别说,听上去怎么都有点格言的味道:

    "一点都不奇怪。人总是在挑选不适合自己的东西。"

    其实,从后来的事情来看,这句话根本不是什么格言,反而有点像谶语。玉芬第二次来店里买鞋,我就提出带她去儿童剧院对面的全聚德吃晚饭。她居然同意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又约她一起看了场电影。她是一个特别随和的人,随和得有点让人心里发憷。关于这一点,我一直搞不懂是怎么回事,就像是隔着一层雾在看她似的。在我们开始交往的头两年里,我们从来没有拌过嘴,她也从没有为任何事情显露出厉眼疾色。她这种人,仿佛就是为了一刻不停地赞同别人而存在的。

    我的好朋友蒋颂平曾感慨说,咱北京的姑娘,多少都有点"虎妞"的秉性。一不高兴,随时都会脱下鞋子来砸人。看来,这句话也不怎么靠谱。我也曾带玉芬去颂平那里玩过一次。他对我的"好运气"感到难以理解,甚至还有些愤怒。他当着我的面,站着跟玉芬说话时,身体都会不由自主地往前倾。

    原来,还真有"为之倾倒"这回事啊。

 

    九十年代末,我靠着给别人定做胆机,慢慢积攒下来一笔钱。有了一点家底之后,我立即从"同升和"辞了职,在"超音波"租下一间门面,加盟香港的一家音响销售公司,开始专门代理英国的"天朗"扬声器。那时候,在北京的音响市场里混,你想不赚钱都难。没过多久,我就在上地东里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我觉得有足够的底气向玉芬求婚了,就带她回家见我母亲。实际上,是想让母亲为我感到骄傲。

    母亲当时已经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但说起话来,仍不乏幽默。我把玉芬带到母亲房里晃了晃,就让她去厨房帮姐姐做饭去了。我一个人待在母亲床边,有些得意地问她老人家,对我带回家的这个儿媳妇是否满意。老太太想了半天,抓住我的一只手捏了捏,笑道:

    "这丫头,卖相好。"

    这句话我可不爱听。什么叫做"卖相好"?让人听上去很不是滋味,就像是在评价刚出栏的一窝小猪似的。过了半晌,母亲喘了喘气,又说了第二句话:

    "这丫头,脾性好。要说人品呢,倒也还善良仁义。"

    听母亲这么说,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满心以为她是在夸玉芬呢,心里的那个高兴劲儿,嗨,就别提啦。可母亲歪在床上,披着一件老棉袄,咳了半天之后,忽然用手拍拍床沿儿,示意我坐下来,坐在她的手能够得到的地方。谁知道,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忽然对我说:

    "孩子啊,你要是不在乎我的意见,就当我是放屁。要是真的想让娘给你拿个主意呢,我劝你,最好不要跟她结婚。这丫头,我替她细细地相了面,样样都好,可有一件,没有定星盘。"

    我问她,"定星盘"是什么意思。她是江苏盐城人,说话时经常夹杂着一些方言,有点不太好懂。母亲想了想,仍然笑着对我说:"这丫头,就是有点水性风流。不好。说句难听的话,你这个婆娘,有一多半是为别人娶的。咱们这样的人家,消受不起啊。"

    她随后还说了一句谚语:"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走。"愣是把我给逗乐了。

    不过,那年国庆节我们成婚时,母亲倒也没说什么。既不阻拦,也没把不痛快挂在脸上。当姐姐领着新娘子走到她床边,改口叫妈的时候,母亲不仅高声答应,还笑眯眯地强撑着要坐起来答礼。她把早就压在枕头底下的两百元礼钱,郑重其事地递到玉芬的手中,还顺势搂了她一下。

    母亲的话被应验,已经是四年以后的事了。

    有一天玉芬下班回家,柔声细气地提出跟我离婚。她要离婚的理由,居然是和她们单位新来的一位主任"好上了"。我一个人在阳台上抽了两包烟,还是觉得有点接受不了,便去卧室将她推醒,低声下气地请她"再考虑考虑"。玉芬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没头没脑地说了句:

    "还考虑什么呀?亲爱的,我跟他已经那个了呀。"

    我没办法,只好一个人走到厨房,用水果刀在自己的手背上扎了个窟窿。

    和玉芬闹离婚的那些日子,母亲的生命也快要走到了它的尽头。左邻右舍,包括她以前单位的同事,那些老姐妹,都来劝她赶紧去医院。母亲死活不依,只是静静地望着她们笑。老太太有她自己的盘算。她知道,这一次住了院,说什么也回不来了。另外,她也舍不得那点钱。最后,还是舅舅从老家盐城赶了过来,好说歹说,这才把她送进了医院。

    在她从住院直至去世的十一天中,我偶尔也会到医院去转转,象征性地待个五、六分钟。玉芬的红杏出墙,搞得我心绪不佳。这一点,我姐姐崔梨花是知道的。

    "可咱妈就要死了呀!"有一天,梨花跺着脚对我强调说。

    我心平气和地对她道:"我也想死呀,你信不信?"

    她见我整天都虎着个脸,拿我也没啥办法。她每天晚上去医院陪床,白天还要赶到石景山区的一家污水处理厂上班。那些日子,她眼睛总带着黑边儿,把自己弄得像只乌眼鸡似的。而我那姐夫,混蛋常保国,已经在亲戚朋友中到处败坏我的名声了。

    我也只好由他去。

    我最后一次去医院看母亲,她正处于服药后的昏睡之中。我不想惊扰她老人家休息,给姐姐递了个眼色,在床边站了一会儿,正要悄悄地拔脚离开,母亲忽然睁开眼,把我叫住了。

    她执意把姐姐打发回家,让我一个人留下来陪她一晚。

    "就一晚。好不好?"她嘻皮笑脸地对我说。

    我自然也没什么话好讲。

    不过,我在她床边熬了一宿,似乎没有多大必要。她能够保持清醒的时间,实在是少得可怜。在她醒来的时候,她总是让我帮她侧过身来,以便她的眼睛能一刻不离地看着我。说实话,我被她看得很不自在。母亲本来就个子矮小,生了病,身子又瘦了一圈,看上去怪可怜的。偶尔,她会抓过我的手,在我的手背上摩挲一番,脸色十分沉静,始终都带着一丝笑意。她积攒了一个晚上的力气,到了天快亮时,终于跟我说了一大堆话。

    我记得母亲死去的那家医院,好像紧挨着部队的一个兵营。因为天色将晓时,我能清楚地听到附近营房里传来的起床号。当然不是《彼尔·金特》。母亲说,她知道自己就要走了,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现在她不想别的,能多看我一眼是一眼。经她这么一说,我心里也是挺难受的。她已经从姐姐的口中,得知了我和玉芬离婚的事。她没有责怪我当初没听她的话,而是淡淡地对我道:

    "当初我就劝你不要跟她结婚,可是的?你不听,我也没多话。遇到那么一个从画上走下来的俏丫头,你心心念念都在她身上,我不是看不出来。我要硬是从中阻拦,你这小身子骨,怕也受不了。我心里说,也罢,先结了再说吧。不行咱就离,离了找个人再结就是了。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有时候,你眼看着自己熬不过去了,把心一横,硬着头皮一顶,也就过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同你说,你也不要不爱听,这世上,人人都该派有一个老婆,天造地设的,命中注定的。不是玉芬,而是另一个人。她在什么地方呢?我也不晓得,你倒也不用打着灯笼,满世界地去找她。缘分不到,找也没用。缘分到了,她自己就会走到你的面前,跟你生儿育女。不是我迷信,你将来看着好了,一定会是这样。放宽心,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一见到她,心里就马上会想,哦,就是这个人......"

    我打断了母亲的话,对她道:"您还别说,我当年见到玉芬时,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呀。"

    母亲笑了笑,伸出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你这是鬼迷心窍!"

    "万一我以后遇到命中注定的那个女人,没把她认出来,怎么办呢?"我又问。

    母亲想了想,忽然就流下了两行浊泪,半天才道:"你这孩子,真是傻呀!要不要到时候,我托个梦给你?

    在屋外沙沙的雨声中,母亲把一张银行的定期存单,默默地塞到我手里,让我的手攥成一个拳头。她双手抱着我的拳头,使劲地捏了捏。她这辈子积攒下来的钱,都在这儿了。她嘱咐我,这事千万不能叫梨花他们知道。

    在母亲的葬礼上,我一滴眼泪都没流。我心里也很苦,可就是哭不出来。我也不知道自己出了什么问题。常保国他们在告别厅里大呼小叫,哭声震天,可我哭不出来。我心里怀着一个鬼胎,一直在琢磨这样一个问题:要不要将存单的事告诉梨花。我其实并不十分看重母亲留下的那两万七千块钱,而是担心一旦告诉梨花真相,梨花和保国他们会怎么想,我有点吃不准。母亲生病后,一直是由梨花负责照料的。她在临终前夕,忽然把梨花支走,将这张存单交到我的手中,姐姐和姐夫会不会在葬礼上当场翻脸?我吃不准。

    玉芬跟我离婚后,我就从上地东里搬了出来,暂时借居在姐姐石景山的一套闲置的公寓房中。房子很新,那是她不久前申请下来的经济适用房。搬进去不久,我就发现,客厅的北墙裂开了一个大口子。夏天倒是挺凉快的,可到了冬天,我用完了三大卷胶带,也没能挡住从裂缝中灌进来的风沙。我和姐姐找到有关部门闹了一次,人家哈哈一笑,说,地面沉降导致的墙面裂缝,是世界级难题,就把我们给打发走了。不过,也许正因为房子裂了口,漏风,姐姐和常保国才会把家搬到椿树街的老房子里。我心里暗暗地想:你还别说,纵贯客厅墙面的这个大口子,裂得还正是时候。

    玉芬后来又上门找过我一次。原来,她后来的那个对象,那个主任,在负责调试一台刚从德国进口的数控机床时,由于操作不当,机器出了故障,把电路上的一个元件烧了。这台机床价格不菲,集团领导若要追究下来,他的那个主任多半就当不成了。多半是因为我在给功放加工机壳时,也曾使用过机床一类的器械,玉芬连夜找到了我,让我去帮他看看。

    我自然一口拒绝。

    你知道的,我对发烧音响一类的器材比较在行,若让我修个家用电脑、空调或电视什么的,也还算凑手。至于说进口的大型精密数控机床一类的玩意儿,我是见都没见过啊。玉芬见我拒绝她的理由仅仅是胆怯,就对我说了这么一番话:

    "嗨,所谓的进口机床,听上去神秘兮兮的,其实也不见得比你平常捣鼓的那些个胆机或电脑复杂到哪里去。再说了,你是天上管机器的星宿下凡,只要它是机器,就都怕你。那玩意,就是欺生。可你一去,情况就不一样了。也许它一听到你的脚步声,自己就吓得赶紧回复了原状,也未可知。"

    她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些得意。最后,架不住她假意真心的奉承和苦苦哀求,我只得答应跟她去瞧瞧。当然,我也见到了她的那个新任丈夫--那个姓罗的主任。他手里抱着一大摞德文说明书,一步不离地跟在我身后,狗屁倒灶地说个不停。我心里一烦,只好请他滚远点。他竟然一点都没生气,只是嘿嘿地笑。

    毕竟是第一次接触这玩意儿,我为了弄清楚这台机器的工作原理,就足足花费了四个多小时。而找出毛病,并加以修复,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玉芬一定是向那个姓罗的隐瞒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在稍后招待我吃饭的时候,罗主任还很客气地问我家住哪里,孩子多大。他还说,如果我孩子将来要去德国念书,可以找他。

    玉芬两、三天后又专门来到我石景山的家中。母亲说得一点不错,尽管她跟我离了婚,还算是有情有义。她一脸坏笑地问我,这些日子,身边没个人,是不是憋坏了?她主动提出来,帮我"泻泻火"。对于她的一番好意,我也不便拒绝。我发现她已经怀了孕,心里的那个憋屈,可就别提了。我们在干那事的时候,玉芬还一个劲儿地夸我,说我在女人身上的那些手段,一点都不亚于修机器。她现在的丈夫,是从慕尼黑回国的海归,有点中看不中吃。你这里被他弄得火烧火燎,他那边早已像得了风瘫病似的,龟缩成一个软不滴答的鼻涕虫了。他们结婚四个月来,他连一次高潮都没让她来过。听她这么说,我真不知道自己应当高兴呢,还是伤心。

    玉芬瞒着丈夫来看我这样的事,后来还有过一次。但我这样的人,就是命贱。我和玉芬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姓罗的小白脸,一直不停地在我眼前晃悠。我怎么也摆脱不掉那种隐隐约约的犯罪感。于是,我硬起心肠,对玉芬说:

    "我们已经离了婚,既然你嫁给了那个姓罗的,就应该本本分分地跟他过日子,往后千万别来找我了。我受不起。那个姓罗的,看上去斯文有礼,各方面都比我强。至于高潮不高潮的,毕竟不太重要。咱俩一直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再说,你的肚子也一天天大了,总这样,不好。我这儿,你以后就不必来了。"

    在我送她去地铁站的路上,玉芬的脸色有些异样。憋了半天,最后搂着我,哭了起来。临走前说了一句话,却让我想了两个多月。她说,她第一次着了别人的道,其实并不是这个姓罗的,而是一个下三滥的机修工。有一天上夜班,那个机修工把她堵在了厕所里,弄得她七荤八素的。

    从那以后,玉芬再也没到石景山来。她喜欢的那张《彼尔·金特》组曲,我一次也没再听过。去年五一节前后,我到东大桥给一位客户调试LP唱盘,在三里屯附近的街上看见过她一回。在浓密的树荫里,有一排撑着太阳伞的咖啡座。跟她一起喝酒,并把手搭在她光溜溜的肩膀上的,是个黑人。

    我没敢跟她打招呼。

 

 

奶妈碟

 

    那天,从北五环边的褐石小区出来,我去了一趟平安里电子市场。在那里买了一些拆机的荷兰油浸电容和一卷WBT银焊锡,收了一对音乐丝带Red Dawn讯号线。这个型号的喇叭线,我已经有了一对,现在总算凑齐了一套。到了下午,我在返回石景山的途中,顺道去了一趟四季青桥的金源广场,去看望老朋友蒋颂平。

    我的客户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类。一类,就像你所知道的,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大多集中在海淀一带。这些人的优点是彬彬有礼,付钱爽快。他们几乎从不拖欠钱款,在我手头紧的时候,有时也愿意先预付一部分货款。这类人对胆机的要求比较偏重于情调或色彩,也就是所谓的"音乐味"。订货不怎么固定,且人数有逐年减少的趋势。跟这类人打交道,你得学会忍受他们目中无人的夸夸其谈。客观地说,有时候,他们的高谈阔论也会让你茅塞顿开,可有时就会让你受不了。每个人的脸上,似乎都有一种既神圣又轻佻的劲儿。仿佛整个世界的命运,都被紧紧地掌握在他们手中。按照我粗略的观察,他们的观点其实也很不一致。

    比如说,有一伙教授,每次见面都爱严肃地告诫我,像中国这样的社会,随时都会有崩溃的危险。其实我从未主动请教过他们,可他们乐于在饭桌上见缝插针地点拨我一番。弄得我时常做噩梦。差不多一二十年前,他们已经在这么说了。一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太阳还好端端地在天上挂着呢!中国还是好好的,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另外一伙人呢,意见刚好相反。他们认为,中国处在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全世界的人都眼巴巴地看着中国。全世界都出了问题,都在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中国人去搭救。咱手里捏着数万亿美元的花花票子,简直不知道应该先去救谁,是冰岛、希腊呢,还是意大利和美国?事实到底如何,我不清楚。这是人家政治家和读书人的事。反正,我很快就被他们弄糊涂了。

    我的另一类客户,不用说,自然就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老板们了。乍一看,那些腰缠万贯、灵魂空虚的家伙,似乎怎么也无法和纯正的古典音乐沾上边儿。他们能够成为我相当稳定的客源,主要得益于蒋颂平的推荐和介绍。颂平把引诱苦主们上钩称为"钓鱼"。他的办法一成不变。

    通常,在家庭聚会或私人茶叙的末尾,蒋颂平照例要强迫那些生意伙伴和合伙人什么的,去参观他的地下室。那是一个接近60平方米的视听室。他所使用的那套音响组合,做工精致,外观花哨:音箱是意大利Sonus Faber的Amati Anniversario,箱体那华丽的小提琴漆光可鉴人;功放用的是麦景图50周年的纪念版,开机时,面板上泛着蓝绿蓝绿的微光;Nagra CD机犹如瑞士手表般的精美,外加一款Clearandio的顶级LP唱盘。从声音的效果来看,那还算得上是一套注重细节和解析力的重放系统。

    每当这个时候(一般是晚上十点钟以后,颂平很少在晚上十点前听音乐,因为据他说,只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稳定的电压和纯净的电流才会带来醇美的音乐),颂平总要将食指竖在双唇之间,发出轻轻的"嘘"声,然后打开墙面上淡蓝色背景灯--墙面做过特殊的隔音处理,看上去像倒扣的鸡蛋托一般凹凸不平,拉上厚厚的绒布窗帘,戴上雪白的软布手套,蹑手蹑脚地跨过满地堆放的器材和引线,从茶几上那一大堆CD唱片中翻找出一张俗称"奶妈碟"的发烧盘来,"嗤嗤"地朝碟面上喷洒不明液体,然后用镜头布将CD擦干。仿佛他不是在让大家欣赏音乐,而是正在进行某种神秘的祭祀活动。

    虽说北京的灰土有点大,但我还是多次建议他不要用清洗剂来擦拭光盘,因为那些化学液体或许会腐蚀这些塑料片,从而影响CD机光头的循迹。实际上,最理想的清洁剂莫过于清水。但颂平从来不听。他的理由总是显得那么不可理喻:

    "开玩笑!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清洗剂。它是英国进口的,你知道吗?这么小小的一瓶,他妈的值多少镑?你丫的猜猜看!用清水?开玩笑!"

    当然,我只得立刻闭嘴。

    当"奶妈碟"的乐声从幽暗的房间里像绸布般展开的时候,那些酒足饭饱、脑满肠肥的生意人,往沙发上这么一靠,一些人很快就会发出鼾声。但不要紧,总有那么几个家伙会上钩。他们抵抗不住"奶妈碟"的魅力,脸上浮现出惊讶之色,就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眼睛里放着绿光,拼命点头,似乎他们在欣赏的正是天籁之音。

    通常还等不到一个乐章结束,就会有人激动地站起身来,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对蒋颂平嚷嚷道:

    "怪不得颂平迷上音乐,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摸了。有道理啊!老蒋,给我也来这么一套,一模一样的。要快!"

    他们这一嚷,就够我忙活好几个月的了。一年中,要是能遇上五、六个这样的"苦主",我那半死不活的日子就能勉强维持下去了。我从二手交易市场上或ebay上替他们找箱子、CD机和线材,然后将我自己做的胆机,悄悄搭进去卖给他们。我只收胆机的钱。我为他们配置的系统,不可能和蒋颂平一模一样。但你知道,那张让客户们念念不忘的"奶妈碟",自然是必不可少。

    说到"奶妈碟",我这里不妨再啰嗦几句。

    这是一张DECCA公司于1962年出版的著名唱片,1993年将它灌制成了CD。作曲家是个法国人,名叫霍尔德,出生于18世纪末。这个作品原先是一出歌剧,讲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女性向往自由的故事。标题翻成中文,似乎叫做《女大不中留》。这部歌剧,后来被一个名叫兰切贝利的人改编成管弦乐,并由他亲自担任指挥,英国柯文特皇家花园乐队演奏。至于霍尔德本人,也许根本算不上什么像样的音乐家。你翻遍所有的音乐辞典,似乎也很难找到他的名字。但这张唱片,对于很多刚开始听古典音乐的人来说,无疑是一剂迷药。它的音色、空间感和弦乐的密度感,有一种刚柔相济的美。事实上,虽然我不太喜欢这个曲子,但也不得不承认,它的演录水平无与伦比。就算你从来没听过任何一首古典音乐,只要你把这张碟耐心地听上五六分钟,你就很难抵挡它的诱惑。你会以为自己疯狂地喜欢上了"古典音乐"。这当然是一种错觉。正是因为它把很多不相干的人领进了古典音乐发烧的门槛,并哺育他们成长,故而它又有"奶妈"之称。

    我所结识的发烧友,几乎人手一张。而在茶余饭后,强迫朋友们到地下室欣赏"奶妈碟",也成了蒋颂平的保留节目。他之所以这么做,也不完全是出于替我"钓鱼"的考虑。他本人在读大学时拉过小提琴,喜欢海菲兹和柯岗,他总爱向他的朋友们炫耀一下自己与众不同的生活品味。

    颂平不仅交友广泛,宾客众多,妻子那一头,亲朋故旧,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也喜欢往他们家扎堆儿。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家从来就没有过安静的时候。就像俗话说的,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似乎不来上十七八个客人,他们家就开不了饭。任何时候,他们家都像是过节般乱哄哄的。

    今天的状况当然也不会例外。

 

    午餐后的客厅,已恢复了原先的整洁,可房子里仍弥漫着白酒、花椒油和四川腊肠的味道。几个女人围坐在沙发前,听一个八九岁女孩拉小提琴。我一个都不认识。餐桌边坐着两个神态麻木、虚弱不堪的老太太,她们已经老到只会喘气的地步了。其中一个是蒋颂平的姑妈,另一个则是岳母。她们不说话,静默中偶尔朝这边呆望一两眼。

    小女孩在拉了一段拉赫玛尼诺夫的《无词歌》之后,在众人的怂恿之下,又拉了一首《新疆之春》。应当说,她拉得实在是很难听。我无法长时间装出饶有兴趣的样子,就直接去了地下室。

    颂平也不在那儿。

    黑暗中,我隐约看见几个人,正戴着3D眼镜,聚在那里看《加勒比海盗》。保姆往那儿送果盘,顺便告诉我,颂平在楼上的书房里。

    可颂平并不是一个人在那儿。在书桌的另一侧,坐着一个身穿咖啡色中式对襟衫的中年人。由于不胜酒力,他那张青筋暴突的脸一直红到脖子里。颂平向我介绍说,这位姓杭的大师,是一位道行很深的堪舆家。颂平打算在大兴新建一个服装厂,请这位"异人"来帮他看看风水。据说,这位神通广大的高人不光会看风水,还会替人算命。颂平执意让他给我算一卦,我也不好推辞。杭大师猛然睁开了惺忪的醉眼,使劲地摇晃了一下头,把自己从醉梦中拽了回来,笑呵呵地问我算什么。随后,他又愣愣地看了一眼颂平,嘴里嗫嚅道:

    "不好。要吐。"

    "你就替他算算婚姻吧。"颂平道,"我的这位兄弟,也没啥别的嗜好,就是老惦记着结婚。"

    杭大师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三枚铜钱来,那是被磨得油光锃亮的"康熙通宝"。他把铜钱递到我手上,让我打卦。按照他的吩咐,我在地毯上一连抛了六次。大师干呕了几下,跟颂平要来了纸和笔,随便在纸上画了画,眼睛朝上翻了翻,就对我宣布说:

    "结过了。"

    随后,他就闭上金口,陷入了莫测高深的沉默之中。这命,似乎已经算完了。我低声下气地请教他,让他解释一下,所谓的"结过了",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大师没有搭理我,而是用一种充满疑惑的神情,怔怔地看着颂平:

    "不好。真的要吐。"

    他扶着桌子,晃晃悠悠地站起身来,接连放了几个特别婉转的屁。颂平面露嫌恶之色,大概是担心大师的呕吐,弄脏了他的房间,什么话都没说,由他捂着嘴,匆匆跑下楼去了。

    "他刚才说,结过了,我有点听不明白。"大师走后,我对颂平道。

    "没戏。"颂平道,"听他的意思,大概是说,你这辈子就甭想结婚了。正好,你也不用惦记着那狗娘养的小朱了......"

    话没说完,我们都听见了楼下花园里传来的呕吐声。大师吐得摧肠沥肝,连颂平都皱起了眉头。

    颂平说的那个"小朱",原是他们公司里的一位出纳,名叫朱蕊蕊。我和玉芬离婚后,颂平一直在帮我张罗着再找个人成家。但他给我介绍的对象,不是职工食堂的胖丫头,就是笨手笨脚、专管打扫卫生的清洁工,没有一个让我能够稍稍看得上眼的。颂平把给我介绍对象看成是他份内的事。我们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平常知根知底。除了他之外,我还真的想不起来,还有谁可以称为"朋友"的。颂平总怪我挑三拣四,我只得严肃地提醒他,我虽然穷,却也并非饥不择食。我倒是对他们公司的出纳小朱情有独钟,她笑起来傻呵呵的,眉眼有点像玉芬。有一次喝多了酒,我便委婉地向颂平表露了这个意思。老蒋似乎吓了一跳,他未置可否地干笑了两声,对我道:"你怎么会偏偏看中她?"

    我告诉他,家母病重之际,曾跟我交代说,人人都会有一个老婆。她就躲在这个世界的某处,缘分一到,她就会立即现身。你一旦瞧见她,心里马上就会明白,这人就是自己天造地设的婆娘。不消说,我第一次看见朱蕊蕊的时候,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颂平愣了半晌,正色地对我道:

    "不行。我厂里的人,你随便挑,什么人都行,唯独她不行。"

    后来,这个朱蕊蕊,很快就被颂平送到了渥太华,办了移民。还和他生了一个儿子。你可以想见,为什么我每次见到蒋颂平,心里都像是做贼似的。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他每次在我面前提到这个朱蕊蕊,都称她为"你嫂子"。为此,我曾一度发誓不再跟蒋颂平来往。可苍天有眼,这个朱蕊蕊到了加拿大,还不到两年,就被一个打架子鼓的洋人勾跑了。办离婚的时候,颂平连儿子的抚养权都没争到。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谈论朱蕊蕊,就像是在谈论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

    大师呕吐完了以后,也没再到楼上来。颂平从木盒里取出一支雪茄,一边用喷枪烧着,一边轻轻地甩动着它,然后对我说:

    "我要跟你说件正经事。我最近刚认识了一位朋友。他是做什么的,什么来头,我一概不知。是真的不知道,不骗你。可你一见这个人,总觉得他有点,怎么说,有点他妈的神秘兮兮。我也不知道那种感觉是从哪儿来的。按说,他那长相,也没啥特别的,可脸上那神情,看上去有些他娘的瘆人。不瞒哥儿们说,在有钱人的俱乐部里,我不过是一个小角色,这你是知道的。我问了很多人,也没弄清他是个什么来路。他的名字也很怪,叫做丁采臣。对了,你看过一部叫作《倩女幽魂》的电影吗?好,咱们先不说这事儿。这个人,这个姓丁的,前些日子,托人介绍找到了我,让我务必帮他弄一套全世界最高档的音响,越快越好。钱当然不是问题。这是个好买卖,对不对,OK,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

    "他是发烧友吗?"

    "看来不太像。"颂平的神色忽然变得有几分异样,似乎一提到这个人,目光就有点畏惧。"这是一条大鱼没错儿,可你也得小心一点。你可以趁机敲他一笔,但我希望,你不要做得太离谱。这年头,凡事总要留个余地为好。凭我的直觉,这个人有点邪行。"

    "有没有预付款?"

    "这个呢,你自己跟他联系。这是他的名片。你可以给他一个卡号,让他先把预付款打过来。你和这种人打交道,千万得多留几个心眼啊。他看你的目光,不知怎么搞的,冰冷冰冷的,有点像是魂不附体,属于那种你一见到他,背脊就不由得一阵阵发凉的人。"

    按颂平的说法,这个名叫丁采臣的人,只和他见过一次面,给他留下的印象竟然如此令人胆寒,连你听上去,也多少有点不可思议吧?虽说我对这个未来的客户也多少有点好奇心,可说真的,也没怎么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我饿着肚子来到颂平的住处,也有自己的隐衷。

    姐姐崔梨花已经给我下了最后通牒。她让我无论如何,得尽快从她家的房子里搬走。而我在刚才的电话中,已经答应她了。在我被姐姐逼得没办法的时候,脑子里猛然就闪现出蒋颂平那张虚胖的脸来,好像这张脸让我心里有了底。我心一横,就答应了她。想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混了四十八年,眼见得终于混到了无家可归的地步,心里就有点控制不住的凄凉和厌倦。

    我问颂平,能不能请他在服装厂里随便腾个地方出来,让我暂时落个脚。车间、仓库什么的,都行。颂平吃惊地看了我一眼,从桌上拿起那只正在充电的手机,一条条查看短信,嘴角一撇,掠过一丝不太自然的笑容:

    "我还是有点不太明白。你老兄,在石景山住得好好的,怎么忽然就想到要搬家?"

    "房子是我姐姐的。她们的境况也不太好。打算把房子租出去。"

    "那个破房子,我记得,北墙裂了那么大的一个口子,呼呼地往里灌风,怎么能租得出去?"

    "姐姐和姐夫打算搬回到石景山来住,想把椿树街的那套带小院的老房子租出去。一个证券公司的高管不久前找到了他们,打算租下那个小院,开一个酒吧。"

    "伯母现在身体还好吗?"颂平忽然问。

    "五年,不,六年前,就已经过世了。"我也吃惊地看了颂平一眼。

    "唉,这话你跟我说过多次了。你看我这脑子,近来总爱忘事。这记性说不行,就不行了。伯母去世的那会儿,我正好在加拿大,没赶上她的葬礼,因此总觉得她还活着。小时候,在椿树街住着的那会儿,我嘴馋,没少吃她老人家做的粢饭糕,又松又脆。你们家的房子临街,还带个小院,对不对?那种地方,要是开酒吧,生意一定不会差。"

    过了一会儿,颂平轻轻地叹了口气,又道:"我这里也没有多余的空房子。这两年,服装厂的生意,你是知道的。我们的衬衫,贴牌销往国外,说到底,也就挣点手工费。可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经济都不景气,货物积压很严重。再说了,如今的工人,胃口越来越大,工资和福利一涨再涨,也有点让我吃不消了。"

    "我不会住很长时间。少则两个月,多则半年。等我找到了合适的房子,就搬出去。"

    颂平没再接话,而是把目光转向了朝西的窗户:"这两天降了温,西山一带的枫叶虽还没红透,也有点意思了。早上一睁眼,朝窗外乍一看,冷不丁地还以为自己是在加拿大呢。"

    "他们让我最好月底前就搬出去。姐姐还好商量,关键是我那姐夫常保国。他是湖北人,脾气有点暴躁,要是发起牛脾气来,能把痰直接吐到你的领子里。他是开出租车的,去年在昌平翻车撞死了人,自己也瘸了一条腿。"

    "湖北人,是有点难缠。九头鸟嘛。"颂平递给我一小杯茶,笑道:"昨天有人给我送了点滇红来,你尝尝。近来金骏眉炒得很厉害,有点离谱。可要我说,还是滇红的味道正一些。"

    "那个常保国,倒也不常来找我的麻烦,可他成天拿我的姐姐撒气。我有点不好意思再赖在他们家了。今天早上,他还用大头皮鞋直接踹她的,她的下腹部,害得她尿血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颂平阴沉着脸,再次皱了皱眉:"我去一下卫生间。"

    等到他从隔壁卧室的卫生间出来,身上已经换了一套运动服。他把手里提着的一个纸袋塞到我手里,告诉我,他要去香山的一个会所打网球。然后,又像是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似的,对我说:

    "那个姓丁的,你一定记得给他打电话。你怎么和他做生意,这我不管,但有一点,该说的话你可以说,不该问的,一句也不要多问。"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起身告辞。如果你在那一刻见到我,一定能觉察到我脸上的狼狈和羞惭。可我刚转过身去,颂平又把我叫住了。

    他让我再等一下。

    他靠在书桌前,手里转动着那支早已熄灭的雪茄,似笑非笑地望着我,神情忽然变得有点险谲。

    "我要提醒你一件事。说起来有点诡异啊,不过,你最好别往心里去。"颂平轻声道。

    "有什么事你就说,别这么装神弄鬼的好不好?"我有点心烦意乱。说实话,刚才,蒋颂平故意不接我的话茬,让我多少有些意外。

    "别把你姐姐的什么最后通牒放在心上。她也不过就是那么一说。"

    "你到底想说什么?"

    "很明显,你姐姐在撒谎。"

    "我不太明白......"

    "你刚才说,今天早上,你姐夫常保国用大头皮鞋踢她的小腹,是不是?你想想,这年头哪来的什么大头皮鞋?你是卖过鞋的,应该比我清楚。再说,既然你姐夫去年在昌平的车祸中瘸了一条腿,不管他用哪只脚做支撑,"蒋颂平用手比划了一下自己裤裆的位置,接着道,"他都不可能踢这么高。要么你姐姐在撒谎,要么......"

    蒋颂平说到这儿,朝我莞尔一笑,看上去就像一个表情轻浮的业余侦探。坦率地说,他脸上那洋洋自得的神情,让我有点反感。我当然知道他话里潜藏的意思。

    他大概是怀疑我在撒谎吧。

    到了车上,天空忽然飘起了小雨。我打开那个纸袋,看了看,里面有两件新衬衫,是TOMMY牌的。颂平送我衬衫,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不知怎么,这一次,看着那两件斜纹条的衬衫,我心里忽然就有些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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