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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昌华:一场偏离了基点的“知识考古”

《史学月刊》200909
侯旭东在《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一文中,一说关于中国秦代以来是专制主义的“论断”是19世纪末年中经日本传人的;二说该论断是18世纪“个别”的“西方人对中国的歪曲”;三是侯本人开始时已经强调了只对专制主义作词汇传播史的考察,对中国秦代以来的体制本身不做研究,但又在其文章中五次以上指称该论断是西方人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与对中国的“偏见”。这些。一是与相关的历史事实严重不符,二是文章在观点上自相矛盾。关于中国秦代以来是君主专制统治的认识,一是中国本土从秦汉时期就有,并且到清代中期一直有传承;二是严复、谭嗣同、夏曾佑等人未经日本直接与西学接触而早于侯文中所说的梁启超等人,就对中国秦代以来的君主专制统治进行过详细阐述。这两方面的大量史实表明,侯文的观点不能成立。
一场偏离了基点的“知识考古”

——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一文驳议




万昌华

(泰山学院历史系,山东泰安271021)






[关键词]专制政治;朱熹;黄宗羲;严复;谭嗣同;夏曾佑

[摘 要]侯旭东在《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一文中,一说关于中国秦代以来是专制主义的“论断”是19世纪末年中经日本传人的;二说该论断是18世纪“个别”的“西方人对中国的歪曲”;三是侯本人开始时已经强调了只对专制主义作词汇传播史的考察,对中国秦代以来的体制本身不做研究,但又在其文章中五次以上指称该论断是西方人对中国历史的“歪曲”与对中国的“偏见”。这些。一是与相关的历史事实严重不符,二是文章在观点上自相矛盾。关于中国秦代以来是君主专制统治的认识,一是中国本土从秦汉时期就有,并且到清代中期一直有传承;二是严复、谭嗣同、夏曾佑等人未经日本直接与西学接触而早于侯文中所说的梁启超等人,就对中国秦代以来的君主专制统治进行过详细阐述。这两方面的大量史实表明,侯文的观点不能成立。

[中图分类号]K09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9)09—0103—11



Departure from the Basic Point A Discussion of Hou Xudong's

Archaeological Studies on Ancient Chinese Despotism

WAN Chang-hua

(History Department, Taishan University, Taian 271021, Shandong , China)



Keywords..Despot;Zhu xi; Huang Zong-xi; Yah fu; Tan Si-tong; Xia Zeng-you

Abstract: Hou Xu-dong expresses in his An Archaeological Studies on Ancient Chinese Despotism that the proposition of China's absolutism since Qin Dynasty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from Japa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he also maintains that this proposition is a distortion created by some 18th century westerners. Hou Xu-dong's theory is no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historical fact;besides, many of his viewpoints are contradictory. The idea of China's absolute monarchy since Qin Dynasty was formed within China around the Qin and Han period. This idea passed down till the mid-Qing Dynas- ty. What's more, Yan-Fu,Tan Si-tong, Xia Zeng-you etc. touched on western studies without any prior contact with Ja- pan and further espoused China' s absolute monarchy since Qin Dynasty. All this happened before Liang Qi-chao's studies. Based on these historical facts, Hou's ideas are not reasonable.



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100多年时间里,为中国专制政治体制“辩诬”的较知名人物或学派有叶德辉、钱穆、加利福尼亚学派,近年又有侯旭东先生。他们当中属侯先生的理论最成系统,见于他的《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一文。①然而,侯先生的大作中有明显的论述失误,也有明显的史实错误与自相矛盾现象存在。下面,我们就将有关问题按照先明显后隐蔽、先简单后繁复的顺序加以揭橥,以让学术界方家们加以明鉴。







读侯旭东先生《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给人最明显的感受是他用了许多中国古代计谋学的一些东西来写作。中国古人在与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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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载《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关于加利福尼亚学派,参见石涛、毛阳光写的会议综述《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中国经济史论坛会议纪录》(http://www.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6,2004年u月10日访问)中有这样的记述:“弗兰克、彭慕兰,还有王国斌。他们形成了一个加利福尼亚学派,是研究中国史的。比较起来,王国斌的研究是比较谨慎、稳妥和全面的……他认为中国绝不是专制主义。”



论时往往用偷换概念的方法①,或者用“三十六计”中“瞒天过海”的计谋②,侯先生的文章中这两方面都有体现。比如关于后一点,侯旭东先生文章自定的论题是“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并且文中一开始也首先“强调”,“本文只是对关于中国古代政体及皇帝本性的一种‘论断’的传播、发展历史的剖析。具体说属于词汇史、观念史,泛言之,属于思想史的范畴,并不是对帝制时代二千多年中实际运转的中国统治体制本身的研究”,但是,却在文章中几次自己与自己打起架来,不加论证,违背学术文章的起码逻辑,离题独断专制政治是“亚里斯多德以来的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偏见”;称用“这种泊来的论断”“来概括秦代以来的二千年政治时,就等于在替西方人宣传他们对中国历史的歪曲”;并声称清朝末年的‘传制政体与专制君主说”,“不仅严重束缚了中国学者对自身历史的理解”,“也暗中应和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歪曲”③。(注:以下所引侯旭东的话语皆出自他的文章《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除特殊情况外不再注释)

关于我们这里所指出的前一点,则是侯旭东先生文章中有意对中国近代思想家与学人们在认识与批判中国旧制度时所用“专制”这一概念的曲解。

为了自圆其说,侯先生在文章中一开始就讲了“专制”一词在中国传统文献中是专指大臣专制的,与君主无涉。其中写道:“‘专制’一词很早就见于中国文献……《韩非子·亡征》在讨论导致亡国的种种现象时指出‘种类不寿,主数即世,婴儿为君,大臣专制,树羁旅以为党,数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后面又说‘出君命将太重’边地任守太尊,专制擅命,径为而无所请也,可亡也,。的确,中国传统文献中‘专制’一词并不罕见,但其含义几乎都是指大臣或太后、外戚、宦官等掌管应属于君主的职权,具体又分为受命专制与不受命专制两类,前者是合法的,后者属于擅权,并非用来描述君主,更不是指一种政治体制。”接着他又说,“现在所说的‘专制主义’、‘专制政体’乃是近代引入的新含义,是对西方政治学术语‘despotism’的翻译,‘专制君主’则出自英语‘despot’一词。”

我们认为侯先生以上的论述有以下四点必须指出:一、任何一种被正在使用着的活的语言,它的许多词汇肯定会随着社会的向前推延而发生意指变异,中文中“专制”一词的所指对象,也肯定不会是从先秦到后来都一程不变地专指大臣。晚清以来,我们都知道“专制”一词已经主要不是指大臣专制而是指秦代以来的帝王专制了;二、尤其是关于秦代以来的古代中国历史的文献中,涉及“大臣或太后、外戚、宦官等掌管应属于君主的职权”的事情时,并不像侯先生所说的用专制一词。记述或表述此类事情时一般都不用专制,而是要用僭越、擅权或逆篡等贬斥杀伤性更强的专门名词;三、侯旭东先生这里所说的“专制主义”、“专制政体”,亦即其文章中所激烈反对的中心,虽然是在晚清时才开始对译英文“des— potism”及“despot”的,但是,与之相对应的中国政治人物与思想家的此类政治主张,以及对中国秦代以来是实行的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的认识,其历史却是相当悠久的。尤其是我国思想家对中国秦代以来是实行的君主专制政治的认识,并不像是侯先生在文中所赞同的钱穆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只是“晚清革命派”的提法④;四、必须承认,晚清学人在表述或翻译中国君主专制政治时用的“专制”一词有局限与失误,但是,这不应该成为侯先生整个地否定中国秦代以来的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借口与因由。

不讲自明,在现实历史学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学等文科学科的研究中,我们今天关于专制的意指已经不是如以上侯旭东先生所言的指大臣的擅权与越权丫。晚清以来,在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与言说领域之内,专制主要就是说的君主专制,是专指秦代以来长期在我国实行的由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包括秦代以后的三省六部制及单一六部制等)、内外朝制度(包括汉代以后的内阁制与军机处制等)、郡县制度(包括汉代以后的州县制、道县制、路县制与行省制等)与乡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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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比较著名的事例是孟子的用雪与玉,来与白颜色进行互换。参见《孟子·告子上》,其中有孟子如下的一段偷换概念的话:“告子曰:‘生之为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欤?’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欤?’曰:‘然。’(孟子接着问道:)‘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欤?’”

② 关于“瞒天过海”的具体内容,可参见孔干等:《三十六计古今谈》,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该书在讲到瞒天过海一计时这样写道:“它用在军事上……是一种利用假象,掩盖真实意图的计谋。”

③ 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5页;第27页;第28页。

④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页。



度等构成的君主掌控整个王朝与国家的政治体制。这一事实在我国,只要是一般的高中文科学生他也肯定会知道的。我想,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的侯先生,他当然应该更明白此点!

然而,不幸的是侯旭东先生却在此点的认识上有了大的反复。但这不全是他的问题。大概该问题与当年出版的《辞海》一书对“专制”一词的有意识波解有关。查《辞海(1979年版)》,其在解“专”字之下的专制条时与侯先生对专制一词的解释几乎完全一样。其中说:“专制:独断。《韩非子·亡征》:‘种类不寿,主数即世,婴儿为君,大臣专制,树羁旅以为党,数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淮南子·氾论训》:‘周公事文王也,行无专制。’高诱注:‘专’独;制,断。”,①另外,《辞海上1979年版)》的增补本在“专”字下有“专权”条,也是举的大臣专权的例子:“专权:独揽大权。《史记.齐太公世家》:‘庆封为相国,专权。’”②总之,作为反映时代思想与文化重要成果的大型语言文字工具书《辞海(1979年版)》,其在解“专”字时,一不列反映时代思想与认识的“专制主义”词条,二在解与之有内在关联的专制与专权等词语时,又尽举大臣专制与大臣专权的例子而不涉及君主专制的事情,显然是在有意回避,是怕犯当时当局最高领导人的忌讳。③

为了理解晚清以来专制主要是指秦代以来的君主大权独揽(即独裁)这一词语意指的变异,我们不妨看一下以下的一些事例。比如“书社”,其原来的意思不是如现在意指书店或读书人结成的读书团体。“书社”一词在古代是专指一基层行政单位的。25家为一社,书写社人姓名于册籍,称为书社。《左传·哀公十五年》:“因与卫地……书社五百。”《商君书·赏刑》:“自士卒坐陈(阵)者,里有书社。”再如“修”字,我国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它的意指完全是褒的、正面的,除了兴建、修饰、编纂、学习、研习之外还有善、美好、修长、挺拔的意思,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它却是一严重罪行的代名词。当时,在身份上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就是因为“修”的罪行被折磨而死的。

侯先生文章中讲“现在所说的‘专制主义’、‘专制政体’乃是近代引入的新含义,是对西方政治学术语‘despotism’的翻译,‘专制君主’则出自英语‘despot’一词”,显然,他否定中国秦代以来有君主专制政治,问题就出在这里。联系侯文前面对专制一词的铺垫性解释,侯先生这句话里所隐含的内在推论与逻辑很明显,即:一、中国先秦文献中的“专制”是说的大臣专制;二、既然中国先秦文献中的“专制”是专指的大臣专制,而“despot”与“despotism”等英文名词又是用来表达君主专制的,二者不能等同,那么,不就表明中国没有英文名词“despot”与“despotism”等讲的君主专制那种政体了吗?但是,研究中国秦代以来的专制政治问题不与晚清以来“专制”概念所指的具体历史事实相连,而只是把先秦的专制一词限定在只指大臣的范围之后再拿来与英文“despot”对接,像解数学代数式,搞概念与概念之间的互相置换,这还不是历史研究本身。

不可否认,侯先生能有这样的推论与逻辑,与晚清时期翻译前辈们有严重失误密切相关。④现在看来,当初,他们表述与君主专制政治有关联的事情或者翻译英文名词“despot”与“despot— ism”时用了专制一词,并不十分地确切。因为,正是他们当初的用指大臣擅权越权的专制一词来对应英语词语“despot”与“despotism”,为侯先生的中国秦代以来并无君主专制政治说,提供了看似有力的理论依据。因此,这里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一下,当初对译以上二英文词汇时,用哪个中文名词会更合适。

著名的《韦伯斯特新世界大词典》(Web— 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中关于“despot”的解释是这样:“1.原意,最主要的意思是‘主人’、‘统治者’,指一定级别的统治者,例如拜占庭皇帝或希腊教派的主教;2.一个绝对的统治者;拥有无限权力的国王;独裁者;3.像暴君一样处于统治地位的人。”该词典中关于“despotism”的解释是:“1.由一个暴君统治或支配;独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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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辞海(1979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29页。

② 《辞海(1979年版)增补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③ 据《辞海(1979年版)》的前言,最初是毛泽东于1957 年提出重新修订《辞海》的,它的内容编定是在1965年(见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前言第1页)。大概1979年正式出版该书前进行修改时,专制一类的敏感条目都未作改动。

④ 据侯旭东先生在其文章中讲,最早将中国秦代以来的政治体制译成“专制政治”的是日本人何礼之。对此说,本人有保留。



暴君的手腕和行为;暴政;3.一个由暴君统治的政治体系、国家等,诸如此类。”①由以上内容看来,虽然像前揭高诱注《淮南子》中的“周公事文王也,行无专制”时所讲的专也就是独、制也就是断,但由于英语词语“despot”与“despotism”都是指的国君独裁统治,用专制一词来与之相对译,显然有欠妥当。当初如果人们真想用先秦文献中的相近词语来对译它们的话,应当用商鞅《商君书》中的“独制”为基础,组成君主独制与君主独制主义来与之相对应,最为合适。《商君书》的《修权篇》中曾明确讲到:“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权制独断于君则威,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刑则奸无端。”②在这里,“独制”与“独断”都是讲的权由君主本人自己控制。另外,《商君书》通篇几乎都是讲的尊主强主抑臣弱民之意,也可以为用君主独制主义来与英文“despotism”对译提供思想体系上的支持。比如该书的《君臣篇》中又讲:“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君尊则令行”。①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晚清时期人们在翻译外语与名词使用上有失误,但他们对中国秦代以来政治体制是君主独制主义(亦即我们今天所常说的专制主义),在对事物的本质把握上却是正确的。比如侯先生在其文章中说中国学者中最早用“专制政体”的概念来概括中国政治制度的是梁启超,时间在1899年。但就梁启超而言,他本人对秦代以来我国政治制度性质的透视与把握,就相当正确。其对中国秦代以来实行的是君主独制主义的认识,可以说达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梁启超在1901年6月7日的《立宪法议》中曾写道,“立宪政体”与“专制政体”的本质区别在于能否以“民权”来有效限制“君权”;“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专制政体,亦名为无限权之政体。有限权云者,君有君之权,权有限;官有官之权,权有限;民有民之权,权有限。故各国宪法,皆首言君主统治之大权及皇位继袭之典例,明君之权限也;次言政府及地方政治之职分,明官之权限也;次言议会职分及人民自由之事件,明民之权限也。我中国学者,骤闻君权有限之义,多有色然而惊者,其意若曰:君也者,一国之尊无二上者也,臣民皆其隶属者也;只闻君能限臣民,岂闻臣民能限君?臣民而限君,不几于叛逆乎?”④

由梁启超进一步成系统的上溯,中国历史上揭示出我国自秦代起所实行的体制是“despot— ism”,亦即是晚清学人所说的君主专制政治(或称为君主独裁)者,可以上推至秦汉时期。并且秦汉以后对之进行批评者也没有间断。基本上是历代都有,下面仅举其要者。

据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述:秦代秦始皇时期的侯生与卢生就在私下里议论时说过秦始皇“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依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还记载说:“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听事,群臣受决事,悉于咸阳宫。”

魏晋时期认识到当时实行的是君主专制制度并对君主专制政治深恶痛绝的有嵇康、阮籍、鲍敬言等人,他们提出过“君主要‘静’”、“君主要去‘我尊’、‘我强’”,⑤以及无君而治的思想与政治主张。鲍敬言甚至明确讲,古者无君胜于今世。

唐宋元时期对秦代以来的君主专制政治进行直接批评的主要有《无能子》的著者、朱熹、邓牧等人。

据考证,《无能子》的著者曾登士籍,后避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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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韦伯斯特新世界大词典》(Webster’S New World Die—tionary),纽约1994年版,第374页。其中关于despot解释的原文是:“1.orig.,a title meaning“master”,ap—plied to certain classes of rulers,flS Byzantine emperors or bishops of the Greek church 2.all absolute ruler;king with unlimitied powers autocrat 3.anyone incharge who acts like a tyrant”。其中关于despotism解释的原文是:“1.rule or domination by a despot;flutoc—racy 2.the methods or acts of a despot;tyranny 3.a po—litical system,state,ect.dominated by a despot”。

② 《商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5页。

③ 《商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2页.

④ 梁启超:《立宪法议》,《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五》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页。

⑤ 有关的更详细分析论述,可参见刘泽华等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305页。



遁世,湮姓埋名,是位淡泊名利、愤世嫉俗之人。其认为君主政治是万恶之源。比如,《无能子.严陵说》中蔑视王权,认为所谓的帝王尊严毫无价值,帝王称谓是硬性编造的,“夫强名者,众人皆能为之”;况且天下甚大,“十分之中,山岳江海有其半,蛮夷戎狄有其三,中国所有,一二而已”;更不用说,他们都“嗜欲未厌,老至而死,丰肌委于蝼蚁,腐骨沦于土壤,匹夫匹妇一也,天子之贵何有哉!”①

朱熹对君主专制政治进行批评,最有代表性的语言是他对学生黄仁卿提问的如下答问:当黄仁卿问为什么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易之,原因何在时,朱熹回答说:“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则兼皇帝之号,只此一事,后世如何肯变!”②

邓牧生活在宋元之际,其在《君道》中对君主专制政治进行批评时认为专制君主们是“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夺人之所好,取人之所争”,“竭天下之财以自奉”。又由于在此体制之下各级郡县官吏均是专制君主的帮凶与爪牙,邓牧因而在《吏道》中进一步提出了“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的政治主张.

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与唐甄等,他们在批评中国秦代以来的君主专制政治方面则达到了那个时代的峰巅。

黄宗羲的有关言论主要在其《明夷待访录》一书之中。该书的《原君》篇中写道:“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几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③该书的《原法》篇中则写道:“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秦代以来的“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④

顾炎武批评君主专制政治的有关言论主要在其《郡县论》一文中。它由九个短篇组成。在批判秦代以来的君主专制时,顾炎武其中的一些提法上与黄宗羲有相似之处。比如在其《郡县论(一)》中写道:“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为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⑤顾炎武在《郡县论(三)》中则写道:“夫养民者,如人家之畜五柠然:司马牛者一人,司刍豆者一人,又使纪纲之仆监之,升斗之计必闻之于其主人,而马牛之瘠也日甚。”⑥

唐甄在明清之际批评君主专制政治三人中是最激烈的一位。其在《潜书·室语》中写道:“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天下既定,非攻非战,百姓死于兵与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暴骨未收,哭声未决,目眦未干,于是乃服衮冕,乘法驾,坐前殿,受朝贺,高宫室,广苑囿,以贵其妻妾,以肥其子孙。彼诚何心,而忍享之!若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我则有以处之矣。”⑦很显然,虽然唐甄这里在字面上讲的是要治狱处理秦代以来的各帝王其人,但实际上是否定与抨击的君主独裁与专制这种政治制度。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黄宗羲在反君主专制的理论上吸收前人的思想最明显。比如,他《原君》篇中的“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提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翻用的邓牧《君道》中的“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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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的更详细分析论述,可参见刘泽华等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3-384页。

②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34,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18页。

③ 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④ 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⑤ 《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页。

⑥ 《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页。

⑦ 《潜书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30—531页。



人之所好,取人之所争”,“竭天下之财以自奉”等话语。所以指出此点是想说明,在整个秦代以来的“经典专制时代”里,反君主专制的思想在我国内部一直是有传有承的。

总之,关于此点,侯旭东先生的文章中在引用了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的民主不是从黄宗羲等人的思想直接孕育出来的,乃是由转述西方思想及其政制为起点,是在西方民主思想传人之后才去追溯中国固有的民主思想”的一语之后,认为清末中国关于秦代以来是君主独裁与专制政治的思想也是从外国(日本)“接受与传播”的说法,显然与以上我们所举的历史事实不相符。按照侯先生的逻辑,近代民主思想既然是引进的,那么秦代以来的中国君主“专制说”必然也是引进的了,但是,在实际上它们二者之间没有这样的必然关系。







侯旭东先生在文章中说中国秦代以来实行的是君主专制政治的论断是“18世纪时个别西方思想家开始以此来描述中国,19世纪末以后则经由日本广为中国思想界所接受,并未经过充分的事实论证”,①这其中也有明显的自相矛盾和与史实不相符之处。在其如上的这一句话中,起码有很明显的两处问题存在:一是他说讲中国秦代以来的政体是君主专制政体的西方人是“个别”,与自己同一文章中的后文自我打架;二是他的中国秦代以来君主专制的论断传自日本说,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相合。下面我们先展开论述其问题的第二点。

侯先生中国秦代以来君主专制的论断传自日本的说法,最起码有三个人物他绕不过去。一个是有中国近代最著名启蒙思想家之誉的严复,一个是著名改革志士谭嗣同,再一位是近代著名史学家夏曾佑。

实际上,严复等以上三人有关的一些话语,侯先生也已经在其文章中有所涉及了。但是,他却按照自己的既定目的进行相反的解释,严重影响了自己的“视线”,从而出了本来可以很容易地避免的问题。比如,梁启超与严复,他们二人谁的中国秦代以来君主专制政治说在前的问题,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之下,我想侯先生是能很容易地给出正确的答案的。

凡研究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严复是近代最

早站出来批评中国秦代以来君主专制政治的人物。本文前已提及,侯文称梁启超是1899年注意到“日本出现的‘专制政体’说”的。但是,严复在此之前4年,就已经形成了自己较为系统的中国秦代以来君主专制政治说。并且,他是在亲自考察了西方政制与深入研究了中国当时政治体制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绝对不应该忘记的是,严复是1877年(清光绪三年)23岁时就去了英国,而不是去了日本留学的。虽然是人的英国格林尼茨海军大学,但其一直注意观察英国的社会制度,研究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辨析“西学”与“中学”的异同。1879年学成回国之后先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次年起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又升任学堂总办。其间,他执教、为官,并与一批有相当国学水平的士大夫们交游达二十年之久。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不久,严复就在亲身感受与对中西政治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秦代以来君主独裁与专制政治的历代帝王是“大盗窃国者”的著名论断。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的主要文章有《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在这些文章中几乎篇篇都讲到了要废除中国的君主独裁与专制制度,要学习西方,实行立宪政治,要给人民以自由,以及培养民智、民力等问题。

尤其在《辟韩》一文中,严复对中国秦代以来所实行的君主独裁与专制政治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揭露。其中写道:“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埂者也,最能欺夺者也……坐而出其为所欲为之令,而使天下无数之民,各出其苦筋力劳神虑者以供其欲,稍不如是焉则诛”;中国一直是如唐代的韩愈者多,“知有一人,而不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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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顺便提出个人的一点猜测,是否侯旭东先生的中国古代专制说东来于日本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冯天瑜先生《“封建”考沦》一书中“陈独秀封建等于落后思想东来于日本”观点的影响?冯先生在《“封建”考论》一书中认为,陈独秀的“封建一前近代:落后”的思想是“从日本移植而来”(参见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257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冯先生之说所举史实充分,论证严密,观点令人信服.而侯先生的此观点就不行了,一是与有 关史实不符,二是自相矛盾。



亿兆也”。①严复在文中批评与分析说:“秦以来之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即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猬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者,故斯天下之真主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②严复将中国的有关情况与西方比较说:“今夫西洋者,一国之大公事,民相与者居其七,由朝廷而为之者居其三”;“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中国则是“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③

以后,严复又曾在其译著里对中国秦代以来所实行的君主独裁与专制政治进行过多次批评与学理上的分析。其在《社会通诠》序中写道:“商君、始皇帝、李斯起,而郡县封域,阡陌田土,焚诗书,坑儒士,其为法欲国主之外,无咫尺之势。”④其在《社会通诠》的按语中写道:“盖西国之王者,其事专在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夫彼专为君,故所重在兵刑,而礼乐、宗教、营造、树畜、工商乃至教育、文字之事,皆可放任其民,使自为之。中国帝王,下至守宰,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兵刑二者,不足以尽之也,于是乎有教民之政……有鬼神郊祭之事……有司空之营作……有虞衡之掌山泽……卒之君上之责任无穷,而民之能事,无有以发达。使后而仁,其视民也,犹儿子耳;使后而暴,其遇民也,犹奴虏矣。为儿子、奴虏异,而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则同。”⑤

严复在《法意》的按语中也多处对中国秦代以来所实行的君主独裁与专制政治进行批评与分析。他写道:“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者耳。,’⑥在这里,严复的宪法一词不是指的近代西方分权与制衡意义上的宪法,而是指的君主专制国家的根本法规。

在中央行政上,严复在《法意》的按语中说,回族(伊斯兰教)国家的君王手下都有一“维齐”,“其权决一国之事,而于王为大奴”,“中国之宰相有时直维齐耳!”①他还说,秦代以来中国在纵向治理上也是体现的君主独裁与专制,“以州县治民,以行法之官而司刑柄……自天子至于守宰,皆以一身而兼刑(司法)、宪(立法)、政(行政)三权者也”。⑧

关于中国秦代以来法律的性质,严复在《法意》的按语中说:“孟(孟德斯鸠)氏之所谓法,治国之经制也……既立之余,则上下所为,皆有所束”;但秦代以来中国的法基本上没有西方法的此意义,而只是专制君主个人手中不受限制地使用的刀棍,“若夫(李斯)《督责书》所谓法者,直刑而已,所以驱使束缚其臣民,而国君则超乎法之上,可以意用法易法,而不为法所拘。夫如是,虽有法,亦适成专制而已矣!”⑨

严复在《法意》按语中还指出:“从中国之道而言之,则鞫狱判决者,主上固有之权也。其置刑曹法司,特寄焉而已。固刑部奏当,必待制可;而秋审之犯,亦天子亲句决之。凡此皆与欧洲绝异而必不可同者也”;在英国,司法独立的前提下“其(法庭)所判决,虽必依国律,而既定之后,王者一字不能易也。王者之特权,存诸肆赦而已,然亦不常用也。”⑩

事实清楚地表明,是严复上述对于中国秦代以来的君主专制本质的认识与揭示深刻影响了梁启超,而不是相反。这种影响最迟不会晚于1896年。比如,梁启超1896年的《与严又陵先生书》中,在引用了严复的有关看法之后曾写道:“先生为黄种之所以衰,虽千因万缘,皆可归狱于君主,此诚悬之日月不刊之言矣。”⑾

与严复一样,近代著名改革志士谭嗣同和近代著名史学家夏曾佑也是中国秦代以来君主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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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石峻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79页。

② 石峻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第481页。

③ 石峻主编:《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第479页;第481页。

④ 严译名著丛刊:《社会通诠》,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译者序。

⑤ 严译名著丛刊:《社会通诠》,第133页。

⑥ 严译名著丛刊:《孟德斯鸠法意》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7页。

⑦ 严译名著丛刊:《孟德斯鸠法意》上册,第25页。

⑧ 严译名著丛刊:《盂德斯鸠法意》上册,第113页.

⑨ 严译名著丛刊:《盂德斯鸠法意》上册,第25~26页。

⑩ 严译名著丛刊:《盂德斯鸠法意》上册,第116页.

⑾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一》,上海中华书 局1936年舨,第108页。



裁与专制政治坚定而激烈的批评者。谭嗣同尖锐抨击中国秦代以来君主专制政治的《仁学》一书写成于1896年,最早由梁启超在13本印行。《仁学》中写道:“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西人辄诋中国君权太重,父权太重……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①

夏曾佑关于中国秦代以来实行的是君主独裁与专制政治的有关论述是:“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并天下,至二世三年而亡,凡十五年,时亦足矣,而古人之遗法无不革除,后世之术,悉已创导。甚至专制政体之流弊,秦亦于此匆匆十五年间,尽演出之,诚天下之大观也”;中国自秦以后,“垂二千年,虽百王代兴,时有改革,然观其大义,不甚悬殊;后之王者,不过随事补苴,以求适一时之用,不能动其深根宁极之理。”②这些论述见于他1902年著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一书。该书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③夏曾佑的该书虽然出版于20世纪初年,但其中关于中国秦代以来实行的是君主独裁与专制政治的认识却比这早得多。史载,早在1897年夏曾佑就在天津与严复、王修植等创办了《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宣传新学,鼓吹变法,认为中国专制主义不除,则面临亡国灭种的险境。

在此尤其需要明确说明的是,与严复的情况大体相同,谭嗣同与夏曾佑的关于中国秦代以来实行的是君主专制政治的观点也不是传自日本。他们该思想的渊源之一与严复一样,也是直接来自于西方。关于此点,除了前揭夏曾佑与严复一起办报宣传新学、鼓吹变法的事例之外,谭嗣同话语中的“西人辄诋中国君权太重,父权太重”一语也是明证。

不但如此,有些事例还表明后来去了日本的学人中,有些出国之前受过谭嗣同中国秦代以来是君主独裁专制政治有关思想的影响,亦即后来去日本的一些学者,先是在中国接受与形成了中国秦代以来是君主专制的观念之后,然后才东渡日本的。比如梁启超是戊戌政变后去日本的,此前的1897年,梁启超在《西政丛书序》中曾写道:“中国三代尚已,秦汉以后,取天下于马上,制一切之法,咸为王者一身之私计,而不复知有民事……其上焉者,补苴罅漏,涂饰耳目,故千疮百孔,代甚一代,二千年来之中国,虽谓之无政焉可已。”④很明显,梁启超这里是翻用的谭嗣同《仁学》中的有关话语。关于此点旅美知名学者张灏也指出过。张灏认为,虽然《仁学》是在谭嗣同死后发表,但梁在此之前对该书的内容和一些主要思想肯定早已相当熟悉。另外,梁启超本人后来也曾承认过么仁学》是他思想形成过程中最有影响的著作。⑤

有材料表明梁启超自早年起也一直受夏曾佑思想的影响。比如梁启超本人就讲:“穗卿是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在思想观点上“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总得到意见一致。”⑥

与谭嗣同的中国秦代以来是专制政治思想一事有关联,另外要补充说明的是,侯旭东先生在其文章中说谭嗣同“此说承袭了明末唐甄《潜书》中的思想”,“亦明显承袭了黄宗羲的思想”,这也是与侯先生本人的“中国古代专制政治来自日本”之说相矛盾的。

很明显,侯旭东先生的这一谭嗣同承袭了唐甄与黄宗羲的说法是与以上展开的本人的观点一一中国秦代以来专制说中国自有的思想相一致的。但尽管如此,我在此还是提个醒,侯先生此说与历史事实还是不尽十分一致。因为,谭嗣同《仁学》中“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的话语,在字面上更与清朝乾隆时期著名学者恽敬《三代因革论》中中国自秦以后历代“所行者,皆秦之制也”的原话相近。⑦本人据此进一步推断,谭嗣同的“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这一思想是直接继承的恽敬的中国自秦以后历代“所行者,皆秦之制也”的观点。因为,无论是唐甄还是黄宗羲都还没有直接说出“秦之制”这一要害来。

本节一开始时所提及的第一点,亦即侯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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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7页。

②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32页。

③ 侯旭东文中说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一书1903年出版,但应为1902年。参见陈旭麓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564页。

④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62-63页。

⑤ 以上内容,参见张灏著、崔志海等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国度(1890-1907)》,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44—45页。

⑥ 转引自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封二题语。

⑦ 恽敬文:《三代因革论》.《大云山房文稿》卷一。



先先说西方只是“个别”人认为中国专制,而后又在文章中提到了一批西方人说过中国专制一事,这是其文章中明显的第二大自相矛盾。考虑到篇幅分配的对称,此问题不准备再作进一步的展开。在这里只想提及的是,认为中国秦代以来是君主专制政治的西方人不是如侯先生所说的“个别”人,而是不小的一批。比如,侯先生的文章中提及的就有孟德斯鸠、魁乃、黑格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等等。他们当中,马克思的中国皇帝有无上的威权,只是“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的臣民的自杀行为,既禁止外国人输入(鸦片)这种毒品,又禁止中国人吸食这种毒品……半野蛮人维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的论述,完全与当时中国的历史实际相一致。①







侯旭东先生在文章中说近代人们关于中国秦代以来实行的是君主专制政治的论断“并未经过充分的事实论证”,这一说法也有违历史事实,并且也与其文章中所谈到的有关事例自相矛盾。 比如,侯先生的这一说法与其文章中所列举的如下事例:梁启超于1902年至1904年间在《新民丛报》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过《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夏曾佑在此期间出版“使用了‘专制’与‘专制政体’之说”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14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说“秦始皇为专制大枭桀……其内治多为专制,与后世关系甚多,约计之有六端”的钟毓龙编《新编本国史教本》;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说“明太祖由平民得帝位,乃不料君权的膨大,反比从前加厉……是君主专制的自然趋势,明朝适逢其会,便得更上一层”的顾颉刚、王钟陵编、胡适校订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1929年上海中山书店出版的说中国“习于一君专制之制,以为国不可一日无君”的吕思勉的《中国政体制度小史》;1932年至1933年开明书店出版的说中国“二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权“集中于君主的掌握”,“官吏变为君主的仆从”,“明太祖的开国政术不仅将政权总于君主一人,而且滥施淫威,竭力扩张君主的权势”,“君主专制的局势,至明代而达于极点”的周予同的《开明本国史教本》;王亚南于1948年出版的说“秦代是中国专制政体发韧的朝代。而由秦以后,直到现代化开始的清代,其间经历二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极少数的场合外,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即一直是受着专制政体一一官僚政治的支配”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等,都有着内在的紧张。

但是,我们在此仍假定,侯先生之所以有关于中国秦代以来实行的是君主专制政治的论断“并未经过充分的事实论证”的说法,是在善意寻求更多的关于中国秦代以来是君主专制政治的事实依据。因此,在这里不妨再增加有关的历史事实与有关的历史名家论述如下。

自秦代起我国在中央行政体制上就确立了皇帝制度。君主在此制度之下一是在名号上变得尊崇无比了;二是社会中形成了一套意在使其与广大臣民拉大地位距离的专制敬畏禁忌;三是如本文中前已揭示过的,从权力主要是指事情的最后决断权上看的话,秦代的中央行政设置中就只有皇帝一人是有权力的人了。亦即,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泽华先生所指出的,从此之后“庞大的国家机器都是君主的办事机构”;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威和涵盖一切的权力,全国一切.事务都得他说了算”。②

汉代,秦始皇创立的皇帝制度不但沿袭,而且又有发展。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三点:一是与儒家的礼教理论结合,皇帝的身份更加神圣尊贵了;二是体现敬畏的禁忌、避讳更多;三是创立了内朝外朝制。

对于汉武帝及其他专制统治者独尊儒术真实目的的揭露,近代史学家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中如下的一段话最为深刻与击中要害:“其尊儒术者非有契于仁义恭俭,实视儒术为最便于专制之教耳。”③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如此,统治者们还是不能全身心地去提倡用儒。比如,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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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第26页。

② 刘泽华等:《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5页。

③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6页。



宣帝就曾直言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①大概,包括汉代的统治者们,也包括中国以后的统治者们,他们都认为不能对儒家太认真。就像后来清朝乾隆帝一直认为纪昀是自己的一个戏子一样。

另外,不要认为东晋南北朝的不统一时期中国就没有了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实际上,这一时期的君主独裁专制与中央集权也同样厉害。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要求集权于皇帝一身。至于如何集权,则视时代的不同而各有其方式。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在一个系统或一个机构中,名实不符;在不同系统之间,此一系统的权力为旁一系统的所侵夺。这是一个通则,非仅止南朝如此。不然,皇帝便难把大权抓到自己手上。这个问题是容易理解的,如果各个部门、各个地方、各个官吏都有实权,名实相符,互不相妨,那皇帝还能有权……朝廷上,皇帝把将相之权交给制局小司、外监、舍人。地方上,皇帝把刺史之权交给典签……位高者无权(多为士族),有权者位很低(多为寒人),谁都反不了皇帝。这是南朝皇帝加强君主专制的妙方。”“这就派生出了另一种现象,正官不重要,兼差反而重要,特别是对皇帝的亲信来说,如果不兼一个地位低但有实权的官,则他的正官无论做得多大,也不起作用……再者,不是一个系统,甲系统可以管乙系统的事,乙系统也可以管甲系统的事。如在文官系统与武官系统之间,皇帝便用武将来夺文官的权力……南朝官制名实不符,包含了社会变动的意义。而有权者作为恩幸,对皇帝必须俯首帖耳。无权者职责不明……大家相互牵扯,对于唯予一人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却有莫大的好处。这是南朝制度的特点。”②

总之,就像葛剑雄先生在《统一与分裂》一书中所指出的:“从秦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实行分权与地方自治)这种政治制度的政权,而是权力高度集中于中枢的专制国家一一无论是统一时,还是分裂时,各个政权无不如此。二千年来,专制的集权化有增无减。”③







侯旭东先生文章中如下的两句话,“西方人20世纪以前关于中国的概括,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是在对中国一知半解的状态下形成的,依据主要是几部游记、有限的传教士的通讯集与译成西文的若干中国典籍”;“中国知识分子从听说到接受‘中国专制’说历时甚短,前后不过一二年。短短的一二年不可能对秦以来的中国政治史做充分的研究,而且当时也不存在安心从事研究的外部条件与环境。这一论断可以说是在没有经过认真论证的情况下匆忙接受的,并随即应用到实践中。从学术的角度看,是犯了结论先行,以论带史的错误”。这些话所表达出的观点与主旨,也是与自己文章中的有关论述自相矛盾,并与自己文章已经提及的有关历史事实不相符。

以上这两句话里所反映的自相矛盾和与自己文章中已经提及的有关历史事实不相符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既然侯先生已经准备在后文中下“西方人20世纪以前关于中国的概括,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是在对中国一知半解的状态下形成的”的结论,那他为什么还要在同一文章的前面大段引用也是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利玛窦的关于中国明代皇帝不能专制、当时“在一定程度上是贵族政体”的话?!侯先生这样来处理事情使人难以理解;二、既然侯先生已经准备在后文中下“中国知识分子从听说到接受‘中国专制’说历时甚短,前后不过一二年”的论断,为什么又在自己文章的前面先是讲黄宗羲与唐甄的批评秦代以来君主专制之事,接着又讲从梁启超到王亚南、在时间上从1899年到1948年50年间中国学术界的考察、研究与批评秦代以来君主专制政治的整个过程?!侯先生的这样来写文章同样也使人难以理解。

退一步讲,就是真的如侯旭东先生所言,中国知识分子“从听说到接受‘中国专制’说历时甚短,前后不过一二年”的话,也并不必然地就导出“犯了结论先行,以论带史的错误”的结论来。因为,人在对事物的认识上的错误,往往主要来于长期接触后所形成的熟识无睹与自我麻木。如思想家王夫之所言,人往往是熟视无睹,是“耳限于所闻,则夺其天聪;目限于所见,则夺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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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班固:《汉书》卷九《元帝纪》。

②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215-225页。

③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04页。



明”①。相反,如印度学者德.恰巴底亚那在《印度哲学》一书中所指出的:“历史的比较常常投射出非常有意义的光芒,照亮我们理解的幽暗角落。”更如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所举例说明的那样:假如一个法国人在英国住上一年,他对英国不会了解得很多,但作为比较,当他对在英国所发现的一切感到惊奇时,他会突然明白某些法国人个性中最根本的东西,而这是他以前因为生活于其中而永远不会注意的。②

再者,这里顺便还提及一点,侯先生的文章通篇都是讲的晚清以来人们引入了西方概念“专制主义”来描述中国秦代以来的君主制度做的不对,并且进而试图在中国全面清除西学的“不良影响”③,但自己却又在不自觉地搞着“挟洋自重”的一套④,这也是一种自相矛盾,是一种较隐蔽的文理上的内在矛盾。

总之,一、不论从基本的历史事实上来说,还是从秦汉以来人们对秦代以来我国君主专制制度、亦即以皇帝制度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制度的认识历程上来说,都不能如侯旭东先生文章中所讲的,说其是专制主义就是“暗中应和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歪曲”;二、至于其中国秦代以来君主专制说的传自日本说,更是如其在文章中意指论敌方时所用的典故那样,纯是一种“对历史的辉格解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辉格(the Whig),在英文中原意是苏格兰强盗。

另外,由以上所分析与辩驳的侯旭东先生的文章《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本人想到了人们对近来官方靓语“不折腾”的一些英文翻译与解释。中国驻纳米比亚女大使任小萍最近在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发表文章认为,在对译英文时将“不折腾”译为“avoid self-inflicted set— backs”最恰当。另外,也有译作“don’t swayback and forth”的。⑤前者字面的中文意思是“避免自己造成的退步”,后者的意思是“别反复”。另外,本人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中也讲到过,中国人往往是“历史的新道路虽然开辟了,但不一定能走下去,条件一变就会回归”到原来的老路上去。⑥是不是侯先生们也应该想想“避免自己造成的退步”、“别反复”的问题,以避免回到中国中古时期史学家的老路上去呢?



收稿日期 2008—10—12

作者万昌华,历史学博士,泰山学院历史系与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殷 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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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上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4页。

② 有关的更详细论述参见本人著《中国行政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③ 侯的原话是:“近代中国学术可以说几乎都是在西方的刺激下形成的(其中不少是取道日本而获得的),许多基本前提与判断,和‘中国专制’说一样,都是没有经过认真的论证就接受下来,作为学术积累与流行观念的基础。追根溯源,这类中国观大多不是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形成的,加以西方‘东方主义’的歪曲,其中的问题必然不少,不可等闲视之。”

④ 关于侯先生搞的挟洋自重一套,除了本人文章前边已揭示的他的文章中大段引了传教士利玛窦的关于中国明代是所谓的“一定程度上”的“贵族政体”的话语之外,还可看他文章的倒数第2注.该注是这样写的:“小岛毅《中国的皇权 <礼治和政教>导论》第348页亦提到这一点。”查小岛毅,其人是日本东京大学的准教授,讲水平的话也不会比创造了“地方性知识”(侯旭东语)的孟德斯鸠高吧?!

⑤ 《驻外大使翻译“不折腾”自感精彩表意恰当》,http:// www.news.ifng. com/mainland/2001/0119-l7-975115.shtml,2009年1月19日访问。

⑥ 万昌华:《郡县制度评价理论述评》,《文史哲》2002年第3期,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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