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营造学社为古代建筑典籍做了基础的文献梳理和理论探索，是中国建筑学术界的一座圣殿
在古代中国，有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既高度重视建筑在百姓安居乐业、展示综合国力等方面的社会文化功能，又视建筑技艺为“雕虫小技”。如此，与意大利人兴起“文艺复兴”思潮要以建筑学为先导不同，在常人眼中，几千年来中国始终是一个有建筑而无建筑学的国度，尽管那些城阙宫殿、那些名园别业、那些寺观、那些民居、那些石桥木塔……无一不具有谜一样的美和谜一样的文化内涵。伴随着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所萌发的现代科学与民主思潮，建筑学才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1927年大学才开始有专门的建筑学系。1930年，朱启钤先生在北京创立民间学术团体性质的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最具规模的研究机构。在梁思成、刘敦桢二位建筑历史学科奠基人的领导下，自1932年至1943年，营造学社倾尽有限的人力和财力，对中国11省190县市共2783处古建筑遗存做了现代意义的科学考察，并对照实力就宋代《营造法式》、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等古代建筑典籍做了基础的文献梳理和理论探索。从此，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正式被认可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其成果已堪称是中国建筑界和文物保护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中国营造学社已成为中国建筑学术界的一座圣殿。
李庄时期是中国营造学社的一个非常时期，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等仍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作出了大量的建筑学研究成果
1940年，因抗战营造学社不得不迁居四川李庄，在非常年代的这一时期，虽有川滇古建筑考察，虽完成了多项研究课题，但却是整体工作困难重重、惨淡经营，留下许多遗憾，营造学社以致1946年不得不宣告解体。
梁先生强调说:“故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在这一时期，学社经费匮乏，学社成员生活极度艰辛。梁思成仍强忍着病痛，坚持实地考察，并完成《中国建筑史》等重要文稿的写作。这部《中国建筑史》是梁思成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共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著的，因此可以说它是体现学社治学观点和方法的代表作，是早期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一座里程碑。
在这一时期，由于同样的原因，另一位学科奠基人刘敦桢先生不得不于1943年离开学社，但他把学社笃实严谨的学风与视重塑民族文化传统为己任的营造学社精神带到了中央大学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建筑系)，使得那里的建筑系成为日后与清华大学建筑系齐名的中国建筑历史学学术的重要阵地。
在这一时期，学社重要成员莫宗江先生绘制了《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稿)》大部分图稿，但他十万余言的《王建墓》专著文稿在此大动荡之际竟遭散佚。
在这一时期，学社另一重要成员陈明达先生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专著《崖墓建筑——彭山考古发掘报告之一》，但此书稿虽列入学社出版计划，但随着学社解体，以后竟60余年得不到正式刊行的机会。
李庄时期的中国营造学社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也留下了许多未竟之业，唯其如此，作为抗日战争的组成部分，他以坚持战时科学研究捍卫着我们的民族尊严，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投身于这个非盈利性的事业中去。
由此，李庄实至名归地成为了中国营造学社的永久社址——建筑历史学界与文物保护界同仁心目中的圣地。
应建立一个本民族的建筑学，借鉴中国传统的建筑理念回顾梁思成等营造学社先贤们的学术生涯，他们不仅仅是建筑历史学科的奠基人，而且是文物保护事业的先驱。他们把古代建筑纳入文物保护的大视野，确立了整旧如旧、整体性保护历史面貌等文物工作原则，更留下了一个严谨的治学方法，即:“不避艰辛的田野调查、耐心细致的文献考据、跨越学科界限的开阔视野，并在此基础上有一个具备前瞻性的逻辑演绎”。展望未来，这一学术传统是建筑历史学界、文物界后辈学人仍需奉为圭臬的。
一般来说，从事新建筑设计的人与从事建筑历史研究、文物保护工作的人之间，总不免存在“一方要图新、一方要修旧如旧”的冲突。新建筑设计者们领略着中国古建筑在结构设计、整体规划、艺术效果上的高超手法，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关系相和谐的哲学理念，切实体会出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传统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建筑历史研究与文物保护工作者们也目睹了保护与发展之间存在的实际问题，故下一步的工作目标之一将是力图使全社会认识到: 有许多中国传统建筑理念非但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阻碍，而恰恰是避免诸如环境恶化、城市功能瘫痪、居住环境非人性化、建筑资源浪费等弊端所必需借鉴的。这里，笔者抄录已故建筑历史学家陈明达先生的一段遗稿，借以纪念梁思成诞辰105周年暨中国营造学社解体60周年:
我们(建筑历史学) 的奋斗目标是什么？要有一个本民族的建筑学，一个与西方建筑学不同的建筑理论体系。在西方，现代主义建筑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但终归与古希腊古罗马建筑有一个明晰的发展脉络。我们呢？我们的问题是一直拿不出自己的理论传承来供我们的建筑师参考。不是没有古代建筑学，只是年久失传，需要我们通过古代典籍和现存实例去重新发现。经过半个世纪二三代人的努力，我们现在至少可以肯定一点:“确实存在着一个与西方建筑学迥异其趣的中国建筑学体系”……
(作者为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在古代中国，有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既高度重视建筑在百姓安居乐业、展示综合国力等方面的社会文化功能，又视建筑技艺为“雕虫小技”。如此，与意大利人兴起“文艺复兴”思潮要以建筑学为先导不同，在常人眼中，几千年来中国始终是一个有建筑而无建筑学的国度，尽管那些城阙宫殿、那些名园别业、那些寺观、那些民居、那些石桥木塔……无一不具有谜一样的美和谜一样的文化内涵。伴随着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所萌发的现代科学与民主思潮，建筑学才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1927年大学才开始有专门的建筑学系。1930年，朱启钤先生在北京创立民间学术团体性质的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最具规模的研究机构。在梁思成、刘敦桢二位建筑历史学科奠基人的领导下，自1932年至1943年，营造学社倾尽有限的人力和财力，对中国11省190县市共2783处古建筑遗存做了现代意义的科学考察，并对照实力就宋代《营造法式》、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等古代建筑典籍做了基础的文献梳理和理论探索。从此，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正式被认可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其成果已堪称是中国建筑界和文物保护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中国营造学社已成为中国建筑学术界的一座圣殿。
李庄时期是中国营造学社的一个非常时期，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等仍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作出了大量的建筑学研究成果
1940年，因抗战营造学社不得不迁居四川李庄，在非常年代的这一时期，虽有川滇古建筑考察，虽完成了多项研究课题，但却是整体工作困难重重、惨淡经营，留下许多遗憾，营造学社以致1946年不得不宣告解体。
梁先生强调说:“故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在这一时期，学社经费匮乏，学社成员生活极度艰辛。梁思成仍强忍着病痛，坚持实地考察，并完成《中国建筑史》等重要文稿的写作。这部《中国建筑史》是梁思成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共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著的，因此可以说它是体现学社治学观点和方法的代表作，是早期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一座里程碑。
在这一时期，由于同样的原因，另一位学科奠基人刘敦桢先生不得不于1943年离开学社，但他把学社笃实严谨的学风与视重塑民族文化传统为己任的营造学社精神带到了中央大学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建筑系)，使得那里的建筑系成为日后与清华大学建筑系齐名的中国建筑历史学学术的重要阵地。
在这一时期，学社重要成员莫宗江先生绘制了《中国建筑史》、《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稿)》大部分图稿，但他十万余言的《王建墓》专著文稿在此大动荡之际竟遭散佚。
在这一时期，学社另一重要成员陈明达先生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专著《崖墓建筑——彭山考古发掘报告之一》，但此书稿虽列入学社出版计划，但随着学社解体，以后竟60余年得不到正式刊行的机会。
李庄时期的中国营造学社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也留下了许多未竟之业，唯其如此，作为抗日战争的组成部分，他以坚持战时科学研究捍卫着我们的民族尊严，感召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投身于这个非盈利性的事业中去。
由此，李庄实至名归地成为了中国营造学社的永久社址——建筑历史学界与文物保护界同仁心目中的圣地。
应建立一个本民族的建筑学，借鉴中国传统的建筑理念回顾梁思成等营造学社先贤们的学术生涯，他们不仅仅是建筑历史学科的奠基人，而且是文物保护事业的先驱。他们把古代建筑纳入文物保护的大视野，确立了整旧如旧、整体性保护历史面貌等文物工作原则，更留下了一个严谨的治学方法，即:“不避艰辛的田野调查、耐心细致的文献考据、跨越学科界限的开阔视野，并在此基础上有一个具备前瞻性的逻辑演绎”。展望未来，这一学术传统是建筑历史学界、文物界后辈学人仍需奉为圭臬的。
一般来说，从事新建筑设计的人与从事建筑历史研究、文物保护工作的人之间，总不免存在“一方要图新、一方要修旧如旧”的冲突。新建筑设计者们领略着中国古建筑在结构设计、整体规划、艺术效果上的高超手法，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关系相和谐的哲学理念，切实体会出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传统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建筑历史研究与文物保护工作者们也目睹了保护与发展之间存在的实际问题，故下一步的工作目标之一将是力图使全社会认识到: 有许多中国传统建筑理念非但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阻碍，而恰恰是避免诸如环境恶化、城市功能瘫痪、居住环境非人性化、建筑资源浪费等弊端所必需借鉴的。这里，笔者抄录已故建筑历史学家陈明达先生的一段遗稿，借以纪念梁思成诞辰105周年暨中国营造学社解体60周年:
我们(建筑历史学) 的奋斗目标是什么？要有一个本民族的建筑学，一个与西方建筑学不同的建筑理论体系。在西方，现代主义建筑名目繁多、五花八门，但终归与古希腊古罗马建筑有一个明晰的发展脉络。我们呢？我们的问题是一直拿不出自己的理论传承来供我们的建筑师参考。不是没有古代建筑学，只是年久失传，需要我们通过古代典籍和现存实例去重新发现。经过半个世纪二三代人的努力，我们现在至少可以肯定一点:“确实存在着一个与西方建筑学迥异其趣的中国建筑学体系”……
(作者为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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