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开始入侵中国东北，到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全面揭开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其间历经将近6年时间。在这将近6年时间里，日本步步入侵，中国节节退让，领土主权横遭蹂躏，民族尊严丧失殆尽，这种情况对于中国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刺激，极大地激发了他们救亡御侮的政治热忱。但是，面对强敌入侵和内乱不已的复杂局面，中国知识界，特别是处于国共之间的大批中间派知识分子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如何救亡御侮却有着各种不同的认识和主张。本文即试图扼要分析和说明这种现象发生、发展和变化的重要历史过程。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突然不宣而战，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一举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政治、经济和军事重镇沈阳、长春和吉林。之后，日军在不足一周的时间里，迅速扩大占领区域，夺取了辽宁、吉林两省绝大部分重要城市和铁路干线，并开始进一步策划占领全部中国东北地区。
对于日本军队的入侵，南京政府最初的态度很明确，即军事上采取“不抵抗主义”，而外交上力求国际干预。这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事变发生后的第四天，即9月22日，就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公开宣称：“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1）。故次日国民政府的告国民书干脆公开要求“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2）。很显然，南京政府这时对直接采取军事行动抵抗日本军队的入侵顾虑重重，力图使冲突局部化，一心指望利用列强相互间的矛盾来约束日本的侵略行动。
自1840年以来，中国屡遭列强各国的野蛮侵略，但是，不数日而沦亡数省，仍属前所未有，骇人听闻。基于历史上的惨痛教训，面对日本军队的步步推进，要求亿万爱国的中国人“逆来顺受”，“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这无论如何是不可设想的。特别是对于相当一批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青年学生和部分知识分子来说，要求御侮救亡的情绪更是无法抑制。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日起，他们就立即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一方面积极发起和组织各种反日团体，一方面打电报，发宣言，甚至断手指，写血书来表明他们誓与日本侵略者不共戴天的坚强决心。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王季绪，北平清华大学讲师吴其昌全家，更公开宣布绝食，以此来表示他们对于当局不抵抗主义的不满。与此同时，学生请愿风潮也迅速从南京刮到上海、杭州、北平、济南、武汉、太原等地，不仅出现了各地十万学生卧轨拦车上就请愿的动人场面，而且还先后发生了请愿学生打伤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及其他高级领导人，冲击国民党中央党部，捣毁《中央日报》社的激烈举动。从这时部分青年学生赴京请愿团体所散发的宣传品上可以看出，他们中许多人对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和单纯依赖国际联盟来解决问题的作法是极端反感的。他们断言：“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我们进攻了国际联盟就是企图瓜分中国的机关！不斗争就是死亡！”因此，他们公开“命令政府立即收回东北失地，立即退出国联，立即全国总动员对日本绝交！”（3）他们并且威胁南京政府说，如果政府不能执行这种主张，他们就要要求“（一）政府交还政权与人民；（二）罢税，罢工，罢课；（三）自动组织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4）。更激进一些的则干脆主张：“如果政府不能执行这种决议，我们就要联合起来打倒他！”（5）
这时的中国有没有力量来从日本军队的手里收回东北失地呢？对于这一点，确实有人是颇为乐观的。他们公开宣称，日本无论外交、财政还是物资都处于弱势，就是军事上也只能动员到200万人，“我们实足从容应付，不甚为难”（6）。还有的人干脆把日本看成是“中国的寄生虫”，扬言不必作战，只要对日本经济绝交“继续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必然会崩溃下来（7）。然而，这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却并不把事情看得如此简单。从一开始就同激进的青年学生站在一起的上海光华大学教授王造时、罗隆基以及《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等，在这时知识分子中观点是比较激进的。他们公开指出：那种认为中国不能对日宣战，一旦开战心将“一塌糊涂”的观点错误的。他们相信：“日本现在是吞并不了中国的”，它充其量只能“蚕食中国”，如果中国不顾一切对日宣战，结果必将“促成日本帝国主义之必然的崩溃”，因为日本并没有维持长期战争的能力（8）。因此，王造时等人公开认为，今天对于日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接受日本的条件，是为屈服，是为卖国；一是拒绝日本的条件，那么，非准备战斗不可，除此之外，别无他路。”他因而主张：”对外准备誓死战争，与日拼命到底”。但是，对日宣战能不能真正达到收复东北失地的目的呢？对此，王造时其实并不抱以幻想。他公开承认战争的结果多半是中国“完全失败”，“大受牺牲”，而他的观点只是在于必须阻止日本蚕食中国，并且借此激发国民爱国热忱，化除党见，造成国家统一的基础。与此同时，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件事情扩大范围，变成国际上的重大问题，使列强共同起来干涉日本的行动”。因为在他看来，把此事诉诸国联并非不妥，问题是如果不使这件事情国际化，就不可能引起国际干涉，因为事情很清楚，东北地区本来就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只有把战争扩大，使之威胁到其他列强在中国的基本利益，才真正有可能造成列强各国对日本行动的干涉（9）。
但是，战争既然要使中国“大受牺牲”，甚至“完全失败”，它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进步各个方面，究竟是利多还是弊多呢？这显然是人们之间引起争论的重要关键。主张对日宣战的人明确表示，他们之所以坚持作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相信应该“借对外的机会来解决内政的问题”（10）。辛亥以来，中国始终处于兵连祸结，党同伐异，四分五裂的混乱之中，几乎所有爱国的知识分子都强烈地盼望着中国能够尽快实现统一。而国民党自1927年建立南京政权之后，许多人曾一度对之抱以希望，但结果国民党不仅一党专政，更加容不得民主自由，而且党内更是派系纷呈，争权夺利，以至兵连祸结愈演愈烈。如今大敌当前，终于为一般爱国的知识分子要求国民党放弃内争，改革内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他们相信：“我们要救中国，首先要统一，要统一中国，就需要认真地对日宣战！”（11）这是因为，要对日作战，就“必须集中全国力量，上下一致，万众一心”；而要“集中全国力量，上下一致，万众一心”，就必须“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12）。
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迅速实现全国统一，这在九一八之后已经成为广大知识界的一种异常强烈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但是否应当立即公开对日宣战看起来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在有王造时、罗隆基等署名的上海大学教授联名给国民党中央的上书中，人们的全部要求被概括为如下三条：（一）对日必须坚持无条件撤兵及保留赔偿道歉诸条件，万不可稍有让步；（二）集中全国贤能，组织国防政府；（三）尊重人民固有之权利，切实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应享之一切自由（13）。在这里，主张统一并取消“党治”的要求跃然纸上，而宣战要求却被外交解决的倾向取代了。“统一之局，迟迟不成，内外人心，惶惑不定，以之对外，如何有力？”（14）天津《大公报》的社评清楚地反映了这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态。能战固然好，但以现在中国四分五裂的混乱虚弱局面，岂是对日宣战所能骤然改变的？且主战者也明白承认，战端一开，非五年十年不能有结果（15），如此国家统一和建设又岂能有所成就？国家不统一不建设就没有实力，没有实力又如何能够以武力收复失地？于是乎，所谓“我方既无武力夺回之成算，结果仍必归之外交解决”（16）之说，颇得一部分知识界名流的赞同。一时间，他们或者致电美国政府，或者致电国联，要求主持正义（17）。甚而至之，鉴于日本方面于10月间公开发表了解决“满洲事变”的五项条件，著名教授胡适甚至直接致函国民党领导人，主张不失时机地对日直接交涉，力求与之达成妥协（18）。
日本此时向中国及国联提出的解决“满洲事变”的条件是：“（一）否认相互之侵略政策及行动；（二）尊重中国领土之保存；（三）彻底取缔妨害相互通商自由及煽动国际的憎恶之念之有组织的运动；（四）对于满洲各地之帝国臣民之一切和平之业务与以有效的保护；（五）尊重帝国在满洲之条约上的权益。”（19）对于这样一种完全抹煞日本侵略行为，并且要求中国变相承认在中国早已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给予日本在满洲以特殊权益的解决办法，人们的反映普遍是断然拒绝。不仅一度支持以直接交涉作为一种外交手段的《大公报》，主张“不撤兵何能商条件”？（20）就是国民党在国联的代表也断不敢变相承认“二十一条”为合法。但胡适却认为，与其让日本占领东北，不如承认1915年中日条约，如果这样可以恢复东北三省的领土与行政权的完整，“我们实在想不出有何理由可以固执这条约的否认”（21）。显然，在胡适等人看来，这是暂时制止日本继续侵占中国领土的一种必要的外交策略。然而，10月下旬，黑龙江马占山部已经打响了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国内求战之声顿时一浪高似一浪，就连南京政府为阻止日军推进而向国联提出的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也因国内各界的强烈反对而不了了之，胡适的建议自然不被理睬。相反，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竟也鼓足勇气通过了一个“请蒋主席速北上保卫国土收复失地案”，并公开宣言“准备武力收回东三省”（22）。国民党甚至还宣布，要尽快召集国难会议，邀集国内社会各界名流学者共同商讨救亡御侮之策（23）。
国民党是不是真的准备立即实行武装抵抗和开放政权了呢？其实不然。就在国民党宣布要迅速“收复失地”后不几天，蒋介石就公开发表谈话表明了南京政府对于这一问题的真实想法。他宣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之统一，不能为功。”（24）
以安内统一作为攘外御侮的基本前提，这未必不成道理。但问题在于，将以何种手段来“安内”，又将在何种前提下来“统一”？关于这一点，恰恰是蒋介石南京政府与这时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分歧所在。还在蒋介石发表上述谈话之前，《大公报》记者就已经承认，对日作战应有准备，但备战之道，第一在改革政制，唤起民众；第二在开放党禁，改组政府（25）。而有大批名流学者参加的“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于12月20日成立之际也公开宣言：“语曰：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人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国内一部分人之集团，标榜党治，自居于统治阶级，而忽以安内统一作为攘外御侮的基本前提，这未必不成道理。
但问题在于，将以何种手段来“安内”，又将在何种前提下来“统一”？关于这一点，恰恰是蒋介石南京政府与这时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分歧所在。还在蒋介石发表上述谈话之前，《大公报》记者就已经承认，对日作战应有准备，但备战之道，第一在改革政制，唤起民众；第二在开放党禁，改组政府（25）。而有大批名流学者参加的“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于12月20日成立之际也公开宣言：“语曰：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人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国内一部分人之集团，标榜党治，自居于统治阶级，而忽视大多数国民之国家主人地位，此其自侮一；此一部分之集团，……行使统治权时，……而惟内讧，……惟务挥霍，……粉饰太平，以相炫耀，此其自侮二；既成一党，而党内派别纷歧，门户鼎立，……竞夺公私各权，此其自侮三；党外人民，则回复民国以前专制时代不谈政治之状态，对于国家大政，或箝口结舌，或动为腹诽，……此其自侮四。”而今“惟有立时解除党禁，进行制宪，以树立百年根本大计。”其目前最低限度，亦应“从速禁止各给党部迫压民众，干涉行政，并保障人民结社集会及一切自由”，同时“即日归政全民，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26）。毫无疑问，这时无论主战的王造时、罗隆基，还是主和的胡适等人，人们中大多数都相信必须开放党禁，组织一个无党派的“国防政府”来集中全国人才和领导国家（27）。就是思想明显左倾的知识分子，这时也相信应当首先建立“民主政府”或“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以便发动民众，使之自动的武装起来，好担任对日宣战的责任（28）。由此可见，人们这时固然也在不同程度上主张安内与统一，但与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统一之道却完全是背道而驰。因此，围绕着国家如何统一的问题，他们之间不能不发生尖锐的对立和分歧。
（二）
就在南京政府宣布“准备武力收回东三省”之后不几天，辽西重镇锦州就被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这对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在心理上不能不是一次重大打击。他们由此对于依靠国民党政府实现御侮救亡更加感到怀疑，而对于取消党治更有切肤之感。1932年1月28日上海事变爆发，“十九路军抗命应战于前，国家中枢改弦易辙以东电响应于后”，于是人们又相信“政府卒以民意为归依矣”，从而欢呼“是诚暴日入寇一百四十日以来最可欣慰之事”（29）。一时间，人们怀着无限激动的心情大声疾呼：“自此以往，已无复枝节之讨论，及政策之选择，我全国国民之前，只有一条死里求生之路，所有阶级利害，党派感情，思想派别，个人爱憎，事实上完全一扫，盖整个民族将被摧毁，受蹂躏，左倾右倾，皆成废话，资本劳工，同受牺牲”，“今日无论何党何派，新旧左右，皆当集中目标，齐赴国难”，“此诚理有固然势所必至也”（30）。然而，一个月之后，他们突然发现：“我国军队不以战败而退，突以后援不继而退，驯至前功尽弃”，于是又痛心不已，并且不能不重新注意到南京政府“无以洗刷其无志御侮之嫌疑”（31）。
上海抗战的失利，使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深受刺激，从而加剧了他们对于取消党治，实行民主宪政的强烈渴望。北平、上海两地被邀参加国难会议的社会名流学者纷纷聚会，讨论改革内政的办法。人们几乎一致主张：（一）对日作正当防御，抵抗到底；（二）从速结束党治，实施民治（32）。而结束党治之办法有五：“曰励行政权治权在民之原则也；曰国民党决议案对国民不生效力也；曰停止国库或公款支付党费也；曰出版及政治结社之自由也；曰废弃国民党之开会仪式也。”而根本解决，则非实行宪政不可（33）。一时间，各种报刊杂志大谈民主自由与开放党禁问题，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也不能不含糊其辞地表示愿意实行宪政。但实际上，南京政府却明确反对在国难会议上讨论任何政治问题，以至当行政院长汪精卫宣布限定讨论范围仅为御侮、救灾和绥靖三事后，大批知识界代表拒绝出席。到4月7日开会时，到会人数竟只有原定人数的三分之一（34）。
南京政府必欲坚持一党专政的顽固态度在1932年4－5两个月可以说是暴露无遗了。当国难会议开过之后，尽管会上并没有人公然要求开放政权或取消党禁，充其量只是有些代表提出了早日结束训政和开放言论自由的主张，国民党人还是不依不饶，接连在各种场合对这些代表痛加斥责。而当4月下旬国民党内部也有人主张提早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之后，汪精卫等则赤裸裸地公开表示：“如果没有国民党，就断断没有中华民国”，“党亡而国亦随之”（35）。这样一来，由社会各界名流学者借机发起的民主宪政运动，自然倍受打击。很快，人们的态度明显发生变化。一向态度温和的马季廉公开主张：“现在我们人民要自动组织一个能够肩荷政治责任的团体，要自动设置一个代表民意的机关。到了相当时期，如果政府再不能尽他的职责，我们便只好自动组织有力的政府。”（36）而王造时、张君劢、张东荪等也明白断言：“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到了日暮途穷，非变不可了。而变的方法，……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使各党各派有公开平等竞争的机会，使政治争斗的方式用口笔去代替枪炮，使一般国民来做各党各派最后的仲裁者。还有一条路，是用武力去推翻现状，建立新政权，这就是革命。”王造时甚至扬言：我虽然主张先用和平方法来改良，但“如果和平方法不能走通，我是没有理由可以反对革命的。”（37）
当然，革命毕竟不是大多数中间派知识分子所渴望的。不满归不满，大敌当前，他们到底还是不愿国内出现混乱。胡适的想法很明确，现在固然应当“督促政府早日实现宪政”，以便实现运用和平方法改换政权的制度，但在目前情况下，多半还只能“忠告现在掌握政权的国民党至少先在党内建立和平方式改换政权的制度”（38）。这也就是说，这时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日趋严重的外患与此起彼伏的内战，民主问题宪政问题到底还在其次。因此，考虑到四分五裂的国家和张牙舞爪的日本侵略者，丁文江等人明确主张不宜操之过急。他表示：“好的政府固是我们所希望，而没有了政府乃是万万不得了的”，“在外患危急的时候，我们没有替代它的方法和能力，当然不愿意推翻它”，这是因为，“今日之局，国民党一经塌台，更要增加十倍的紊乱”（39）。丁文江等人的这种看法，当然也是包括胡适在内的相当一批著名知识分子的看法。既然人们这时普遍把国家统一看成御侮救亡的首要前提，因此事实上他们是难以对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南京政府采取一种强硬的反抗态度的。 5月下旬以后，喧嚣一时的民主宪政运动迅速被废止内战运动取代了。这个由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发起的以和平的“不合作”作为制裁内战手段的运动，很快得到了知识界的赞同，因而很快形成了浩大的声势。对于热心于民主宪政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废止内战和实行民主宪政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正如人们所说，只有建立起运用和平方法改换政权的制度，以法律的解决来根本取代武力的解决，才有可能真正废止内战，否则，“与虎谋皮，求之无益”（40）。但是，在国民党南京政府根本上拒绝考虑取消一党专政制度的条件下，废止内战运动毕竟只能是一种和平统一运动，而统一的前提又只能是承认现存的制度和统治。
然而，中国大多数热心于民主事业的知识分子对于统一的理解毕竟不可能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取得共识，甚至于也很难与发起废止内战运动的上海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人的想法归于一致。在对于共产党的问题上，这种区别可能说表现得十分明显。 中国这时的内战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内讧，一种则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战争。由于后一种向来被南京政府以“剿匪”论之，因此，废止内战大同盟上海总会成立之际，竟不得不明确规定“将内战意义确定为非剿匪性质之战事行动”。但是，要把反共战争排斥在内战的范围之外，这在相当一批爱国知识分子看来，却是不可思议的。从民主政治的观点出发，他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为什么国民党南京政府就不能容许一个反对自己的党派的合法存在？早在他们提出开放党禁，团结御侮的问题之际，他们就明确反对把共产党目之为匪，断言共产党是“有严密之组织，有共信之主义，有实行之政纲，而又有国际背景”之政党，不仅“不能目之为匪”，而且绝不是“剿所可灭”的（41）。他们宣称，覆巢之下无完卵，不仅“共产党亦要国家，需舞台，此时应停止一切破坏工作，一致对外“（42），就是国民党也应该改变政策，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并作政治竞争，否则，“一致对外，徒成虚话”（43）。至废战运动兴起，丁文江等更进一步公开要求“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而胡适甚至明确指出：“共产党是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日日年年苛捐重税而不行一丝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是内乱造成的，是政府军队‘赍寇兵，资盗粮’造成的”，因此，他主张南京政府“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计划和行动”，切实去改良政治并且给人民以利益（44）。显而易见，人们这时对于南京政府的剿共内战深为不满，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国的安内统一，根本问题其实并不在于共产党，而是国民党自身的制度和政策问题，由于中国到处是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即使没有共产党，也还是干柴遍野，“遇风可燃”。《大公报》记者说得好：“中国五千年不闻共产党，而亡国数度，是足知剿共纵奏凯歌，亦未必免于亡”（45）。
当然，由于此时共产党人采取的也是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尖锐对立的作法，因此一部分中间派知识分子对此亦深感不安与迷惑。他们声称，共产党高唱世界革命，劳工无国界，如何向其“唤起民族意识，停止赤化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固然是共产党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现在的统治阶级又何尝不是共产党势不两立的敌人”？“纵然国民党可以允许他们存在，他们都不一定允许国民党存在，一定要组织苏维埃政府”，这如何能“打破历史恩仇”，“力求团结一致”？（46）但是，还是有相当一批中间派知识分子相信，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他们领导人也会了解国家目前的危难局面，“以民族作为出发点，无论如何利害错综，然总可以寻得一个一致点”（47）。因此，他们甚至提议派代表前往“赤区”去与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接洽，以便商量一个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办法。不论国共两党之间是否能够达成一种谅解，至少应该实现一种暂时的妥协。丁文江说：目前情况下的任何剿共战争，都不会有结果，相反，只会使国家实力受到更大的削弱。为此，他要求国民党不仅能够允许共产党的存在，而且应该允许共产党在不向国民党进攻的条件下保持局部的割据，“做它共产主义的实验”，即所谓“两害取轻”（48）。1933年1月，他公开发表了《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提出：假如我是蒋介石，我第一要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第二要立刻谋军事将领的合作；第三则“要立即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间彼此互不相攻击（49）。
随着部分知识分子竭力鼓吹促成国共两党的妥协，要求停止剿共战争的呼声渐渐形成一种不小的声势。鉴于剿共战争“事实上牵制数十万军队，使不能北来守土”（50），因此人们也日渐认识到这场战争对于抵抗日寇的极大危害，以至废止内战大同盟也有人公然提出了“请政府容共废战以收复东北案”（51）。而一些报纸记者固然不敢公开主张“容共”，但仍旧拐弯抹角地要求南京政府“开放党禁”，以便使共产党能够在“不以武装暴动为手段”的条件下得以存在。他们的理由也很明白，即“对外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生存竞争，对内是中国人与中国人的主义竞争”，“在民族生存竞争上，不能谈妥协，同族的主义竞争上，尽可谈妥协”。因此，他们认为南京政府应“停止‘赤匪’‘共匪’这一切名词，尽可公开的大胆的与共党负责领袖，谋有条件的政治妥协”（52），因为“彼共党者，亦中国人也，操纵其间者，亦多属知识分子也”，只要有人沟通意见，未必不可以“开辟交涉之路”（53）。但是，到1933年春，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在中共的鄂豫皖苏区已经初步得手，对中共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业已开始制定，蒋介石正在沾沾自喜之中，他当然不会理睬任何停止剿共的意见。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公开发表谈话，明确宣布：“抗日必先剿匪，……在匪未清前，绝对不言抗日”（54）。蒋介石的谈话清楚地表明了南京政府必欲坚持剿共战争的决心，从而使得中间派知识分子谋求停止剿共内战的努力，迅速化为泡影。
（三）
1932年，胡适曾经概括“中国当前唯一的大问题，就是：怎样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怎样组织一个可以肩负救国大责任的统一政府？”（55）胡适是热心于建立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人物，但他在这里却没有设定“统一”的必要的政治前提。这是一种疏忽吗？不，当然不是。应当看到，随着“九一八”之后日本日益加剧对中国的武装侵略，人们几乎不能不日益感觉到全国上下团结统一，一致对外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相当多的中间派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实现中国的统一已经或多或少地成了首务之急。在统一的前提下，他们要求民主自由，主张实行宪政，并且希望共产党也能够以合法政党的形式参加在法律范围内的政治竞争，但是，统一毕竟是第一位的，他们明确认为，没有统一，四分五裂，就不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独立国家；没有统一，争战不已，就无法进行应有的建设，因此就不能变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就没有与日本抗衡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固然在民主宪政以及停止内战等等问题上不时地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发生着矛盾，但是，他们却多半不愿意因此与政府发生冲突，以致破坏本来就不是十分稳定的南京政府的统治。于是，渴望统一与维护统一的意愿，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随着南京政府统治地位的不断加强，竟渐渐与维护南京政府的权威的愿望扭曲地联结起来了。冯玉祥、方振武等高举“抗日救国”旗帜所组织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由于公然与南京政府的命令相对立，只能得到他们的“惋惜”。十九路军及国民党各派领导人在福建以“取消党治”为号召而发动的事变，也只能得到他们的“惋惜”。他们的观点是：“这个政府够脆弱了，不可叫他更脆弱；这个国家够破碎了，不可叫他更破碎”。无论什么口号，只要适足引起内战，都是罪恶。一句话：“必须先保存这个国家，别的等到将来再说！”（56）而由此出发，少数知识分子竟然渐渐地走到主张支持国民党一党专政乃至支持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方面去了。据他们说，时至今日，这已经是一个不可免的阶段了，因为中国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武装集团，非如此，绝不足以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57）
“必须先保存这个国家，别的等到将来再说”，这句话典型地反映出一部分中间派知识分子的矛盾心理。他们不是不要“别的”，问题是他们认定了中国正处在灭亡的边缘，要救亡只能先承认既成的事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求生存，其他一切都谈不上。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有一句著名的话，叫作“未失的疆土是我们的出路”。他的观点很明确：既然中国没有武力收复失地的可能，那就应当千方百计不顾一切地保住现有的国土，并且全力以赴以至不择手段地谋求统一和增强国力的办法。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以胡适、丁文江、蒋廷黻等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甚至积极鼓励和支持南京政府对日本采取妥协政策，力图以此来换取日本在事实上承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至少也可以避免日本的进一步侵略，使中国能够保有足以复兴国力的资本。因此，当南京政府尚不敢违反民意与日本商谈东北问题时，是他们率先提出对日直接交涉，不惜以承认日本在东北特殊权益来换取日本放弃对于东北三省领土与行政主权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直接交涉之说颇得部分知识分子的赞同，当1932年7月10日汪精卫召集国内著名学者50余人商讨外交方针时，竟有多数主张“在不丧失领土不背国联之前提下，进行直接交涉”（58）。无奈日本丝毫没有与中国交涉东北问题之心，不仅如此，日本反而进一步把魔爪伸向热河，并且很快扶植起傀儡的伪“满洲国”，这不能不让他们感到无比的绝望。丁文江开始积极主张守卫热河，以“保全我们未失的土地（59）。胡适也意识到“我们不能依靠他人，只可依靠自己”，“得有个‘长期拼命’的准备”（60）。但当国联报告书发表，国人普遍指责报告书“维护日本利益”并变相“建议国际共管中国”之际，他们却又充满了希望，以至断然宣布报告代表了“世界公论”，因为他们认为报告主张东北自治正可以取消“满洲国”，“使中国的主权与行政重新行使于东三省”，因此完全可以考虑（61）。谁料想日本不仅根本不理睬国联的什么报告，而且干脆不久就退出了这个国际组织。
对于日本的野心，胡适等人当然看得十分清楚。正是由于他们预见到日本有灭亡中国的可能，因此才更加促使他们积极主张“在不丧失领土主权范围之内与日本妥协”（62）。他们固然也主张守卫热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相信能够守得住热河。他们的想法只是“应该使敌人出最高的代价来买它，不能拱手送于他”（63）。因为他们相信，无论是以中国的武器装备和士兵训练，还是以中国的财政收入和政治状况，中国都绝对没有打败日本的可能。丁文江甚至断言：“我们的二百万兵，抵不上日本的十万”（64）。至热河失守以后，他们的看法明显地更加悲观了。他们声称，热河失陷以后，不仅中国从此很难促使世界对日本进行制裁，而且再没有和日本直接交涉东北问题的可能了。中国多半只能“准备更大更惨的牺牲”，准备作1914年的比利时（65）或作1871年的法国（66），准备等候四年或四十八年再来收回失地（67）。毫无疑问，为了保全尚未丧失的领土，他们相信有必要再次倡言对日妥协。因此，甚至当一些人在报上坚定地主张中国人应当破釜沉舟与日本作持久战时，胡适竟然怒气冲冲地把对方教训了一通，说是“我的理智决不能允许我希望‘脱开赤膊，提起铁匠铺打的大刀’的好汉”，使用“大车骆驼和人”的运输方式，凭着侥幸来与现代化的日本军队作战（68）。1933年5月29日，当胡适得知南京政府即将与日本达成关于华北地区的停战协定之际，他立即举双手赞成，并公开主张：“我们必须充分明白平津与华北是不可抛弃的”，“如果此时的停战办法可以保全平津与华北，这就是为国家减轻了一椿绝大的损失，是我们应该谅解的”。相反，那种“准备牺牲平津，准备牺牲华北，步步抵抗，决不作任何局部的妥协”的主张，只能使中国更加失去更多的复兴的资本（69）。
1933年5月31日，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产生了，由于协定被形容成仅仅是一种纯军事性质的东西，因此在国内各报刊上没有引起如同过去一样激烈的反应。但十分明显，人们之间的观点仍然相差甚远、由胡适、蒋廷黻等主持的《独立评论》等得知协定签定后，竟不由得如释负重一般，大谈特谈“什么‘长期抵抗’，现在总算不谈了”，“其实屈服并不一定是失策，能屈能伸，却是大丈夫的本色”。他们甚至批评南京政府妥协得太晚了，断言早在辽宁就该妥协，至少也应该在锦州、在长城一线就妥协。他们并且指责国内反对妥协的人对东北四省的丧失“至少要负一半的责任”，因为他们已经得出结论：“这种局部的、无充分军事、经济、政治及外交预备的战争，纵能得着一时的小胜利，终究徒给敌人蚕食的机会”，而如果早日妥协，或许东北还不至于亡（70）。当天津《益世报》的记者对此深表怀疑，批评他们的观点不过是四十年前李鸿章的老调重谈之后，蒋廷黻更是坦言相告：“如果中国近代史能够给我们一点教训的话，其最大的就是：在中国没有现代化到相当程度以前，与外人妥协固吃亏，与外人战争更加吃亏，……李鸿章的大失败－－甲午战争－－正由于他的不妥协”（71）。
妥协真的能够使中国保全未失的土地并使中国嬴得充实国力的足够时间吗？王造时对此自然是斥之以鼻，他的看法正与胡适等人相反：“中国愈不抵抗，日本愈要进攻”（72）。然而，随着一段时间中日关系表面上风平浪静，国内各界包括知识界在内，御侮救亡的紧迫感明显地减弱了。甚至国内有人开始跟着日本人大谈起什么“中日亲善”的问题来了。一些报纸刊物也明显地开始对日本国内“文人”与“武人”之间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矛盾发生兴趣，甚至试图通过所谓“王道”的说教来启发日本“文人”的觉悟，制止日本“武人”的“霸道”。只可惜，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改变日本统治阶层必欲独霸中国的野心。中日关系仅仅平静了不到一年，日本方面就再也沉不住气了。先是逼迫南京政府同意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造成客观上承认后者为交涉对象的事实，进而更公然于1934年4月17日由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一个不许英美各国染指中国的声明书，公开表明了决心独霸中国的狂妄意图（73）。这一声明不仅再度激起了中国部分知识界人士的强烈反响，而且明显地使一心指望日本能够承认中国现存领土和主权的胡适等人感到心灰意冷。胡适不得不重新提出中国要“准备更大更惨的牺牲”的警告，不得不再一次提到比利时，但是这一次他却不得不承认，在日本这样一种决心之下，中国恐怕连比利时也做不成了（74）。
（四）
在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之后大约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知识界的救亡运动明显地处于低潮之中。这一方面是受到中日关系此时的复杂状况所影响，另一方面也同国民党南京政府为谋求日本谅解日渐开始采取压制抗日救亡活动和进一步加强独裁统治的情况不无关系。当一向坚持反日立场的《申报》主笔史量才被暗杀后，《申报》顿时失去了往日的战斗精神。而1934年由共产党发起的由众多名流学者署名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竟也未能在国内引起应有的反响。相反，当南京政府于1935年公开提倡“中日亲善”之后，特别是进一步发布“睦邻邦交令”之后，一切反日言论行为及其组织都受到严厉禁止，各报刊干脆再也不能象以往那样谈论御侮救亡问题了。然而，对侵略者如此卑躬曲膝，对要求救亡的中国人如此蛮横无理，这就是那些力主对日妥协的知识分子看来，也是难以容忍的。由胡适等人主持的《独立评论》也按捺不住地发出了反抗之声。他们公开发出质问：“在九一八以后，在一二八以后，在长城抗战以后，在天羽声明以后，……大讲亲善，高谈提携，此中妙用，不但阿斗莫测高深，恐怕就是诸葛亮也不敢认为是神策妙算罢？”（75）进而，他们明确指责南京政府“一方面对于劫持我土地，残杀我人民，以倾覆我国空为天职的恶敌，则打躬作辑，满脸堆笑地来讲亲善；一方面对于天真烂漫的，孥云捉月，从未曾给过社会以丝毫损害的少男少女，则凌以雷霆万钧的凶威”，这种政治人格“何等丑恶！”（76）
从1935年5月以后，日本军队开始接连在华北制造事端，进而逼迫南京政府签订了令人发指的“何梅、秦土协定”，其丧权辱国可谓登峰造极。尽管人们这时对于协定的内容难于真正了解，但从一系列现象当中，人们还是迅速意识到了事态之无比严重。10月以后，日本方面进一步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并在11月24日先行成立了第一个华北伪政权（“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同时公然逼迫华北地区国民党军政领导人宋哲元宣布华北自治。在经过一段幻梦般的平静之后，中国人再一次吃惊地注意到华北数省又在步东北的后尘了。一时间，北平、上海等地教育界、文化界和思想舆论界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又纷纷发表宣言和通电，坚决要求“坚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要求即日出兵讨伐冀东及东北伪组织”；并主张“全国民众立刻自动组织起来，采取有效的手段，贯彻我们的救国主张”（77）。知识界的抗日救亡运动重又开始显示出新的活力了。
华北事件的发生使整个舆论界的倾向迅速发生了改变。一段时间以来甚器尘上的妥协主张开始有受到严厉抨击。邹韬奋在他主持的《大众生活》上根据两年来的历史事实明确指出了胡适的妥协见解之错误（78），毕云程、吴世昌等人也纷纷撰文或写信批评胡适的思想观念（79）。而胡适这时固然仍旧不相信中国军队能够抵挡日本军队的进攻，但他毕竟也已经多少开始承认自己对“塘沽协定”意义的估计是不正确的了，并开始懂得：“屈辱是无止境的，求全是不可能的”，故而公开主张“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80）。
2月9日，当日本人鼓动少数卖国份子在北平游行要求自治六天之后，北平的青年学生终于忍无可忍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由此爆发了，北平的学生们不顾南京政府的禁令冲上街头，喊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呼声，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全国范围的救亡热潮。“一二九”运动显然迅速使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10月公开发表了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以后，中国知识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从此得到了强有力的后援，而有共产党秘密领导和参加的“一二九”运动，则自然而然地将二者迅速结合了起来。
自“九一八”以后，南京政府要统一，中间派知识分子希望统一，但统一问题终究没能真正得到解决。以至到1936年，统一问题重新又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共产党人参加到中国的统一运动中来，并且响亮地提出了统一战线的主张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中国的统一运动明显地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舆论基础。 对于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一向与共产党来往密切并自觉地站在共产党一边的左翼知识分子当然热烈欢迎，鲁迅公开宣称：“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81）。而一向属于中间派知识分子左翼的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如沈钧儒、王造时、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沙千里等，也迅速接受了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并在共产党人的秘密帮助下开始了有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象 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正式组成，以及此后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正式组成，不仅迅速统一了各大城市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且成功地使之纳入了左翼知识分子影响的轨道。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的宣言当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宣言明确提议：“一、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二、各党各派立刻释放政治犯；三、各党各派立刻派遣正式代表，人民救国阵线愿为介绍，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四、人民救国阵线愿以全部力量保证各党各派对于共同抗敌救国纲领的忠实履行；五、人民救国阵线愿以全部力量制裁任何党派违背共同抗敌救国纲领以及种种一切足以削弱抗敌力量的行动。”（82）与此同时，他们公开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安内攘外”政策，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再用自杀的手段伤耗民族的元气！”“中国人民目下的要求，是停止一切内战，大家枪口一齐向外，大家一齐联合起来抗战自卫！”（83）
对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主张，自然也有不少人最初是颇有疑惑的。张东荪是最早公开发表文章欢呼中共的《八一宣言》“真不啻中国民族前途的一线曙光”的，他并且宣称对于中共所提议的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的主张“无条件双手举起表示赞成与接受”，但对共产党是否真心愿意停止苏埃维的宣传与政策，并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允许各党派代表共同讨论决定大政方针时，承认其为事实上的中央政府，则颇表怀疑（84）。对此，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曾专门以陶尚行的笔名发表文章给予答复，表示中共完全赞成在中国还没有完全驱逐帝国主义以前不实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任务，并宣称：“南京如自动召集圆桌会议，我们虽不赞成这种方式，但我们准备派代表参加，只要南京抵抗，我们援助南京”（85）。张、陶的文章立即引起了知识界的高度重视，负责刊载这两篇文章的《自由评论》一时竟接连收到了数十篇要求参加讨论的来信和文章，其中固然有些对共产党的意图极端怀疑的，但相当一些作者对共产党的转变政策是表示由衷欢迎的，而绝大多数人显然都欢迎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他们认为“全国各党派大合作”虽然“不过仅仅开始”，然而各党派能够站在中国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开诚布公地交换并讨论救亡的意见，这毕竟构成了“全国各党派大合作的先决条件”（86）。
随着1936年南京政府逐渐实现了对全国各主要省区的统治，其中央政府的地位已经基本奠定，至1937年初西安事变解决之后，国民党内各派以及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国内各个党派也已经开始承认其权威。与此同时，由于国内各民主势力特别是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响应共产党建立全国范围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倡议，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之中，全力推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南京政府虽然一度试图压迫，甚至不惜公然逮捕救国会领袖入狱，结果仍旧不能不顺应潮流最终与共产党达成妥协。在这种情况之下，不仅中国统一局面步步走向成功，而且国内要求抗日，反对妥协的呼声自然也不能不日趋高涨。全国上下团结御侮的局面事实上已经开始形成。 但是，整个救亡运动和救亡舆论的左倾，并没有根本改变少数中间派知识分子前此的悲观看法。胡适等人依旧“不肯跟着群众乱喊作战”，依旧不相信中国有与日本作战的能力。在整个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当华北事变特别是中日关系又再度在表面上处于平静状态之后，胡适等人的妥协梦想竟重新死灰复燃。以至他们不厌其烦地公开发表各种文章和告日本国民书等，主张在“日本在长城以南，热河以西全部撤退”的条件下，“将冀、察两省真个做成个非战区域”（87）。而《大公报》及《国闻周报》等也明显地对此寄予同情。甚至，就在日本军队已经断然挑起“芦沟桥事变”，中国的抗战已经开始的1937年8月，胡适等人仍旧“不止一次”地做过“和平的大努力”。可是，胡适等人最终还是失败了。1937年9月8日，胡适明确宣告他的态度“全变了”，“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88）。自此，那些寄希望于日本侵略者停止侵略，给中国一线复兴机会的知识分子，也终于完全断绝了妥协的幻想，全国的知识界终于团结一心，开始投身于抗日战争了。
从整个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之间将近六年时间里中间派知识分子救亡主张变化的过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九一八”之后，由于中国当时有着极为特殊的政治社会条件，在广大中间派知识分子中间，对于如何御侮救亡，曾经是有着极为不同的认识的。这种认识的发展和变化，不仅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程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并且同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核心的问题，一是抗日，一是统一。应当看到，人们之间的分歧，其实并不在于要不要抗日，更不在于要不要统一，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如何抗日，与如何统一。事实表明，不论人们最初在抗日与统一的问题上存在多少分歧，在日本侵略者无休止的压迫与进攻面前，他们终归要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要求下，放弃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共同走向历史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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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31年9月23－24日《中央日报》。
（3）（5）1931年12月5日《南京晚报》。
（4）见《韬奋文集》（1），第50页。
（6）《浙江省国民党省党部编：《对日作战必胜论》，1931年11月。
（7）李石岑讲：《如何抗日》，《抗日旬刊》第2期，1931年10月。
（8）（11）《抗日旬刊献辞》，《抗日旬刊》第1期，1931年9月。
（9）（12）王造时：《中国存亡在此两举》，同上。
（13）1931年10月27日《申报》。
（14）1931年10月7日《大公报》。
（15）张惟恪讲：《日本占领东北之经过及其感想》，《抗日旬刊》第2期。
（16）《外交上应付国难之道》，《大公报》1931年10月3日。
（17）1931年9月26日《申报》等。
（18）转见《独立评论》第173号，1935年1月27日。
（19）转见1931年10月28日《大公报》。
（20）1931年10月21日《大公报》。
（21）转见胡适：《论对日外交方针》，《独立评论》第5号，1932年6月19日。
（22）（23）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31－34，36，74，117页。
（24）《蒋总统集》（一），第577页。
（25）1931年11月26日《大公报》。
（26）《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会务报告，第一次》，1932年5月。
（27）（87）（88）《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104，321，36 3－364页。
（28）参见《读书杂志》，第1卷第7－8期，1932年1月1日。
（29）1932年2月9日《时事新报》。
（30）1932年2月2日，2月20日《大公报》。
（31）1932年3月5日《时事新报》。
（32）1932年3月22日《时事新报》。
（33）1932年3月23日《时事新报》。
（34）1932年4月13日《大公报》。
（35）1932年5月10日《时事新报》。
（36）季廉：《挽救国难的一个私案》，《国闻周报》第9卷第32期，1932年9月1日。
（37）王造时：《我为什么主张宪政》，《再生》第1卷第5期，1932年9月20日。
（38）胡适：《废止内战大同盟》，《独立评论》第3号，1932年6月5日。
（39）孟真：《中国现在要有政府》，《独立评论》第5号，1932年6月19日；丁文江：《中国政治的出路》，《独立评论》，第11号，1932年7月31日。
（40）胡适：《废止内战大同盟》，同上；《废目内战运动》，《再生》第1卷第2号，1932年6月20日。
（41）1932年4月12日《申报》；季廉：《宪政能救中国吗？》，《国闻周报》，第9卷第18期，1932年5月9日。
（42）《覆巢之下无完卵》，《大公报》1932年2月20日。
（43）《论开放党禁》，《大公报》1932年3月24日。
（44）丁文江：《所谓剿匪问题》，《独立评论》第6号，1932年5月26日。
（45）《剿匪要义》，《大公报》1932年6月19日。
（46）季廉：《国难方兴未艾》，《国闻周报》第9卷第25期，1932年6月27日。
（47）记者：《我们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1932年5月20日。
（48）丁文江：《抗日剿匪与中央的政局》，《独立评论》第19号，1932年9月25日；丁文江：《废止内战运动》，《独立评论》第25号，1932年11月6日。
（49）（62）（63）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独立评论》第35号，1933年1月15日。
（50）（53）《如何结束共乱》，《大公报》1933年4月3日。
（51）《大同盟之成立》1932年。
（52）（54）1933年4月12日天津《益世报》。
（55）胡适：《统一之路》，《独立评论》第28号，1933年11月27日。
（56）蒋廷黻：《这一星期》，《独立评论》第59号，1933年7月16日；胡适：《福建的大变局》，《独立评论》第79号，11933年12月3日。（57）蒋廷黻：《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0号，1933年12月10日。蒋廷黻：《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独立评论》第83号，1933年12月31日。
（58）1932年7月14日《大公报》。
（59）丁文江：《抗日剿匪与中央的政局》，同（48）。
（60）胡适：《内田对世界的挑战》，《独立评论》第16号，1932年9月4日。
（61）胡适：《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独立评论》第21号，1932年10月9日；并见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执委会印：《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及国及各方面之评论》，1932年11月。
（64）丁文江：《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独立评论》第37号，1933年2月17日。
（65）比利时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被德国占领，四年之后，即大战结束才在协约国的帮助下复国。
（66）法国在1871年曾被迫割让两省给普鲁士，直到48年之后，即第一次在战结束后的1919年巴黎和会上才得以正式收回两省。
（67）胡适：《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独立评论44号，1933年4月2日。
（68）胡适《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独立评论》第46号，1933年4月16日。
（69）胡适：《保全华北的重要》，《独立评论》第52号，1933年6月4日。
（70）涛鸣：《我对于停战协定的感想》，《独立评论》第55号，1933年6月18日；并见王芸生：《这两年》，《芸生文存》（一）第71－74页。
（71）蒋廷黻：《这一星期》，《独立评论》第62号，1933年8月6日。
（72）王造时讲：《中日关系前途之我见》（1933年5月10日），转见时敏编：《还我何山》，上海中国自强学社1933年12月版。
（73）《华北事变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57页。
（74）胡适：《全国的危机》，《独立评论》第99号，1934年5月6日。（75）张熙若：《塘沽协定以来的外交》，《独立评论》第144号，1935年3月31日。
（76）张荫麟：《论非法捕捉学生》，《独立评论》第143号，1935年3月25日。
（77）《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大众生活》第1卷第6期，1935年12月21日。
（78）《华北问题》，《大众生活》第1卷第3期，1935年11月30日。
（79）毕云程：《胡适之先生的“敬告”》，《大众生活》第1卷第4期，1935年12月7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77－279页。
（80）胡适：《华北问题》，《独立评论》179号，1935年12月1日；胡适：《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大公报》1935年11月17日。
（81）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且介亭杂文末编》第55页。
（82）《“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第151页。
（83）章乃器：《四年间的清算》，转见丁石民编：《救亡言论集》1936年8月。
（84）张东荪：《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联合》，《自由评论》第10期，1936年2月7日。
（85）陶尚行：《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致自由评论编者并转张东荪先生》，《自由评论》第22期，1936年6月6日。
（86）参见《自由评论》第17期，1936年3月27日；第18期，1936年4月3日；第27期，1936年6月6日；第28期，1936年6月13日；《再生》第3卷第10－11期，1936年7月15日；等。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突然不宣而战，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一举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政治、经济和军事重镇沈阳、长春和吉林。之后，日军在不足一周的时间里，迅速扩大占领区域，夺取了辽宁、吉林两省绝大部分重要城市和铁路干线，并开始进一步策划占领全部中国东北地区。
对于日本军队的入侵，南京政府最初的态度很明确，即军事上采取“不抵抗主义”，而外交上力求国际干预。这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事变发生后的第四天，即9月22日，就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公开宣称：“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1）。故次日国民政府的告国民书干脆公开要求“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2）。很显然，南京政府这时对直接采取军事行动抵抗日本军队的入侵顾虑重重，力图使冲突局部化，一心指望利用列强相互间的矛盾来约束日本的侵略行动。
自1840年以来，中国屡遭列强各国的野蛮侵略，但是，不数日而沦亡数省，仍属前所未有，骇人听闻。基于历史上的惨痛教训，面对日本军队的步步推进，要求亿万爱国的中国人“逆来顺受”，“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这无论如何是不可设想的。特别是对于相当一批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青年学生和部分知识分子来说，要求御侮救亡的情绪更是无法抑制。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日起，他们就立即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一方面积极发起和组织各种反日团体，一方面打电报，发宣言，甚至断手指，写血书来表明他们誓与日本侵略者不共戴天的坚强决心。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王季绪，北平清华大学讲师吴其昌全家，更公开宣布绝食，以此来表示他们对于当局不抵抗主义的不满。与此同时，学生请愿风潮也迅速从南京刮到上海、杭州、北平、济南、武汉、太原等地，不仅出现了各地十万学生卧轨拦车上就请愿的动人场面，而且还先后发生了请愿学生打伤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及其他高级领导人，冲击国民党中央党部，捣毁《中央日报》社的激烈举动。从这时部分青年学生赴京请愿团体所散发的宣传品上可以看出，他们中许多人对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和单纯依赖国际联盟来解决问题的作法是极端反感的。他们断言：“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我们进攻了国际联盟就是企图瓜分中国的机关！不斗争就是死亡！”因此，他们公开“命令政府立即收回东北失地，立即退出国联，立即全国总动员对日本绝交！”（3）他们并且威胁南京政府说，如果政府不能执行这种主张，他们就要要求“（一）政府交还政权与人民；（二）罢税，罢工，罢课；（三）自动组织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4）。更激进一些的则干脆主张：“如果政府不能执行这种决议，我们就要联合起来打倒他！”（5）
这时的中国有没有力量来从日本军队的手里收回东北失地呢？对于这一点，确实有人是颇为乐观的。他们公开宣称，日本无论外交、财政还是物资都处于弱势，就是军事上也只能动员到200万人，“我们实足从容应付，不甚为难”（6）。还有的人干脆把日本看成是“中国的寄生虫”，扬言不必作战，只要对日本经济绝交“继续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必然会崩溃下来（7）。然而，这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却并不把事情看得如此简单。从一开始就同激进的青年学生站在一起的上海光华大学教授王造时、罗隆基以及《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等，在这时知识分子中观点是比较激进的。他们公开指出：那种认为中国不能对日宣战，一旦开战心将“一塌糊涂”的观点错误的。他们相信：“日本现在是吞并不了中国的”，它充其量只能“蚕食中国”，如果中国不顾一切对日宣战，结果必将“促成日本帝国主义之必然的崩溃”，因为日本并没有维持长期战争的能力（8）。因此，王造时等人公开认为，今天对于日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接受日本的条件，是为屈服，是为卖国；一是拒绝日本的条件，那么，非准备战斗不可，除此之外，别无他路。”他因而主张：”对外准备誓死战争，与日拼命到底”。但是，对日宣战能不能真正达到收复东北失地的目的呢？对此，王造时其实并不抱以幻想。他公开承认战争的结果多半是中国“完全失败”，“大受牺牲”，而他的观点只是在于必须阻止日本蚕食中国，并且借此激发国民爱国热忱，化除党见，造成国家统一的基础。与此同时，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件事情扩大范围，变成国际上的重大问题，使列强共同起来干涉日本的行动”。因为在他看来，把此事诉诸国联并非不妥，问题是如果不使这件事情国际化，就不可能引起国际干涉，因为事情很清楚，东北地区本来就是日本的势力范围，只有把战争扩大，使之威胁到其他列强在中国的基本利益，才真正有可能造成列强各国对日本行动的干涉（9）。
但是，战争既然要使中国“大受牺牲”，甚至“完全失败”，它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进步各个方面，究竟是利多还是弊多呢？这显然是人们之间引起争论的重要关键。主张对日宣战的人明确表示，他们之所以坚持作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相信应该“借对外的机会来解决内政的问题”（10）。辛亥以来，中国始终处于兵连祸结，党同伐异，四分五裂的混乱之中，几乎所有爱国的知识分子都强烈地盼望着中国能够尽快实现统一。而国民党自1927年建立南京政权之后，许多人曾一度对之抱以希望，但结果国民党不仅一党专政，更加容不得民主自由，而且党内更是派系纷呈，争权夺利，以至兵连祸结愈演愈烈。如今大敌当前，终于为一般爱国的知识分子要求国民党放弃内争，改革内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他们相信：“我们要救中国，首先要统一，要统一中国，就需要认真地对日宣战！”（11）这是因为，要对日作战，就“必须集中全国力量，上下一致，万众一心”；而要“集中全国力量，上下一致，万众一心”，就必须“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12）。
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迅速实现全国统一，这在九一八之后已经成为广大知识界的一种异常强烈的共同愿望和要求，但是否应当立即公开对日宣战看起来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在有王造时、罗隆基等署名的上海大学教授联名给国民党中央的上书中，人们的全部要求被概括为如下三条：（一）对日必须坚持无条件撤兵及保留赔偿道歉诸条件，万不可稍有让步；（二）集中全国贤能，组织国防政府；（三）尊重人民固有之权利，切实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应享之一切自由（13）。在这里，主张统一并取消“党治”的要求跃然纸上，而宣战要求却被外交解决的倾向取代了。“统一之局，迟迟不成，内外人心，惶惑不定，以之对外，如何有力？”（14）天津《大公报》的社评清楚地反映了这时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态。能战固然好，但以现在中国四分五裂的混乱虚弱局面，岂是对日宣战所能骤然改变的？且主战者也明白承认，战端一开，非五年十年不能有结果（15），如此国家统一和建设又岂能有所成就？国家不统一不建设就没有实力，没有实力又如何能够以武力收复失地？于是乎，所谓“我方既无武力夺回之成算，结果仍必归之外交解决”（16）之说，颇得一部分知识界名流的赞同。一时间，他们或者致电美国政府，或者致电国联，要求主持正义（17）。甚而至之，鉴于日本方面于10月间公开发表了解决“满洲事变”的五项条件，著名教授胡适甚至直接致函国民党领导人，主张不失时机地对日直接交涉，力求与之达成妥协（18）。
日本此时向中国及国联提出的解决“满洲事变”的条件是：“（一）否认相互之侵略政策及行动；（二）尊重中国领土之保存；（三）彻底取缔妨害相互通商自由及煽动国际的憎恶之念之有组织的运动；（四）对于满洲各地之帝国臣民之一切和平之业务与以有效的保护；（五）尊重帝国在满洲之条约上的权益。”（19）对于这样一种完全抹煞日本侵略行为，并且要求中国变相承认在中国早已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给予日本在满洲以特殊权益的解决办法，人们的反映普遍是断然拒绝。不仅一度支持以直接交涉作为一种外交手段的《大公报》，主张“不撤兵何能商条件”？（20）就是国民党在国联的代表也断不敢变相承认“二十一条”为合法。但胡适却认为，与其让日本占领东北，不如承认1915年中日条约，如果这样可以恢复东北三省的领土与行政权的完整，“我们实在想不出有何理由可以固执这条约的否认”（21）。显然，在胡适等人看来，这是暂时制止日本继续侵占中国领土的一种必要的外交策略。然而，10月下旬，黑龙江马占山部已经打响了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国内求战之声顿时一浪高似一浪，就连南京政府为阻止日军推进而向国联提出的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也因国内各界的强烈反对而不了了之，胡适的建议自然不被理睬。相反，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竟也鼓足勇气通过了一个“请蒋主席速北上保卫国土收复失地案”，并公开宣言“准备武力收回东三省”（22）。国民党甚至还宣布，要尽快召集国难会议，邀集国内社会各界名流学者共同商讨救亡御侮之策（23）。
国民党是不是真的准备立即实行武装抵抗和开放政权了呢？其实不然。就在国民党宣布要迅速“收复失地”后不几天，蒋介石就公开发表谈话表明了南京政府对于这一问题的真实想法。他宣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之统一，不能为功。”（24）
以安内统一作为攘外御侮的基本前提，这未必不成道理。但问题在于，将以何种手段来“安内”，又将在何种前提下来“统一”？关于这一点，恰恰是蒋介石南京政府与这时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分歧所在。还在蒋介石发表上述谈话之前，《大公报》记者就已经承认，对日作战应有准备，但备战之道，第一在改革政制，唤起民众；第二在开放党禁，改组政府（25）。而有大批名流学者参加的“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于12月20日成立之际也公开宣言：“语曰：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人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国内一部分人之集团，标榜党治，自居于统治阶级，而忽以安内统一作为攘外御侮的基本前提，这未必不成道理。
但问题在于，将以何种手段来“安内”，又将在何种前提下来“统一”？关于这一点，恰恰是蒋介石南京政府与这时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分歧所在。还在蒋介石发表上述谈话之前，《大公报》记者就已经承认，对日作战应有准备，但备战之道，第一在改革政制，唤起民众；第二在开放党禁，改组政府（25）。而有大批名流学者参加的“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于12月20日成立之际也公开宣言：“语曰：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人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国内一部分人之集团，标榜党治，自居于统治阶级，而忽视大多数国民之国家主人地位，此其自侮一；此一部分之集团，……行使统治权时，……而惟内讧，……惟务挥霍，……粉饰太平，以相炫耀，此其自侮二；既成一党，而党内派别纷歧，门户鼎立，……竞夺公私各权，此其自侮三；党外人民，则回复民国以前专制时代不谈政治之状态，对于国家大政，或箝口结舌，或动为腹诽，……此其自侮四。”而今“惟有立时解除党禁，进行制宪，以树立百年根本大计。”其目前最低限度，亦应“从速禁止各给党部迫压民众，干涉行政，并保障人民结社集会及一切自由”，同时“即日归政全民，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26）。毫无疑问，这时无论主战的王造时、罗隆基，还是主和的胡适等人，人们中大多数都相信必须开放党禁，组织一个无党派的“国防政府”来集中全国人才和领导国家（27）。就是思想明显左倾的知识分子，这时也相信应当首先建立“民主政府”或“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以便发动民众，使之自动的武装起来，好担任对日宣战的责任（28）。由此可见，人们这时固然也在不同程度上主张安内与统一，但与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统一之道却完全是背道而驰。因此，围绕着国家如何统一的问题，他们之间不能不发生尖锐的对立和分歧。
（二）
就在南京政府宣布“准备武力收回东三省”之后不几天，辽西重镇锦州就被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这对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在心理上不能不是一次重大打击。他们由此对于依靠国民党政府实现御侮救亡更加感到怀疑，而对于取消党治更有切肤之感。1932年1月28日上海事变爆发，“十九路军抗命应战于前，国家中枢改弦易辙以东电响应于后”，于是人们又相信“政府卒以民意为归依矣”，从而欢呼“是诚暴日入寇一百四十日以来最可欣慰之事”（29）。一时间，人们怀着无限激动的心情大声疾呼：“自此以往，已无复枝节之讨论，及政策之选择，我全国国民之前，只有一条死里求生之路，所有阶级利害，党派感情，思想派别，个人爱憎，事实上完全一扫，盖整个民族将被摧毁，受蹂躏，左倾右倾，皆成废话，资本劳工，同受牺牲”，“今日无论何党何派，新旧左右，皆当集中目标，齐赴国难”，“此诚理有固然势所必至也”（30）。然而，一个月之后，他们突然发现：“我国军队不以战败而退，突以后援不继而退，驯至前功尽弃”，于是又痛心不已，并且不能不重新注意到南京政府“无以洗刷其无志御侮之嫌疑”（31）。
上海抗战的失利，使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深受刺激，从而加剧了他们对于取消党治，实行民主宪政的强烈渴望。北平、上海两地被邀参加国难会议的社会名流学者纷纷聚会，讨论改革内政的办法。人们几乎一致主张：（一）对日作正当防御，抵抗到底；（二）从速结束党治，实施民治（32）。而结束党治之办法有五：“曰励行政权治权在民之原则也；曰国民党决议案对国民不生效力也；曰停止国库或公款支付党费也；曰出版及政治结社之自由也；曰废弃国民党之开会仪式也。”而根本解决，则非实行宪政不可（33）。一时间，各种报刊杂志大谈民主自由与开放党禁问题，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也不能不含糊其辞地表示愿意实行宪政。但实际上，南京政府却明确反对在国难会议上讨论任何政治问题，以至当行政院长汪精卫宣布限定讨论范围仅为御侮、救灾和绥靖三事后，大批知识界代表拒绝出席。到4月7日开会时，到会人数竟只有原定人数的三分之一（34）。
南京政府必欲坚持一党专政的顽固态度在1932年4－5两个月可以说是暴露无遗了。当国难会议开过之后，尽管会上并没有人公然要求开放政权或取消党禁，充其量只是有些代表提出了早日结束训政和开放言论自由的主张，国民党人还是不依不饶，接连在各种场合对这些代表痛加斥责。而当4月下旬国民党内部也有人主张提早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之后，汪精卫等则赤裸裸地公开表示：“如果没有国民党，就断断没有中华民国”，“党亡而国亦随之”（35）。这样一来，由社会各界名流学者借机发起的民主宪政运动，自然倍受打击。很快，人们的态度明显发生变化。一向态度温和的马季廉公开主张：“现在我们人民要自动组织一个能够肩荷政治责任的团体，要自动设置一个代表民意的机关。到了相当时期，如果政府再不能尽他的职责，我们便只好自动组织有力的政府。”（36）而王造时、张君劢、张东荪等也明白断言：“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到了日暮途穷，非变不可了。而变的方法，……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使各党各派有公开平等竞争的机会，使政治争斗的方式用口笔去代替枪炮，使一般国民来做各党各派最后的仲裁者。还有一条路，是用武力去推翻现状，建立新政权，这就是革命。”王造时甚至扬言：我虽然主张先用和平方法来改良，但“如果和平方法不能走通，我是没有理由可以反对革命的。”（37）
当然，革命毕竟不是大多数中间派知识分子所渴望的。不满归不满，大敌当前，他们到底还是不愿国内出现混乱。胡适的想法很明确，现在固然应当“督促政府早日实现宪政”，以便实现运用和平方法改换政权的制度，但在目前情况下，多半还只能“忠告现在掌握政权的国民党至少先在党内建立和平方式改换政权的制度”（38）。这也就是说，这时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日趋严重的外患与此起彼伏的内战，民主问题宪政问题到底还在其次。因此，考虑到四分五裂的国家和张牙舞爪的日本侵略者，丁文江等人明确主张不宜操之过急。他表示：“好的政府固是我们所希望，而没有了政府乃是万万不得了的”，“在外患危急的时候，我们没有替代它的方法和能力，当然不愿意推翻它”，这是因为，“今日之局，国民党一经塌台，更要增加十倍的紊乱”（39）。丁文江等人的这种看法，当然也是包括胡适在内的相当一批著名知识分子的看法。既然人们这时普遍把国家统一看成御侮救亡的首要前提，因此事实上他们是难以对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南京政府采取一种强硬的反抗态度的。 5月下旬以后，喧嚣一时的民主宪政运动迅速被废止内战运动取代了。这个由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发起的以和平的“不合作”作为制裁内战手段的运动，很快得到了知识界的赞同，因而很快形成了浩大的声势。对于热心于民主宪政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废止内战和实行民主宪政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正如人们所说，只有建立起运用和平方法改换政权的制度，以法律的解决来根本取代武力的解决，才有可能真正废止内战，否则，“与虎谋皮，求之无益”（40）。但是，在国民党南京政府根本上拒绝考虑取消一党专政制度的条件下，废止内战运动毕竟只能是一种和平统一运动，而统一的前提又只能是承认现存的制度和统治。
然而，中国大多数热心于民主事业的知识分子对于统一的理解毕竟不可能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取得共识，甚至于也很难与发起废止内战运动的上海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人的想法归于一致。在对于共产党的问题上，这种区别可能说表现得十分明显。 中国这时的内战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国民党南京政府与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内讧，一种则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战争。由于后一种向来被南京政府以“剿匪”论之，因此，废止内战大同盟上海总会成立之际，竟不得不明确规定“将内战意义确定为非剿匪性质之战事行动”。但是，要把反共战争排斥在内战的范围之外，这在相当一批爱国知识分子看来，却是不可思议的。从民主政治的观点出发，他们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为什么国民党南京政府就不能容许一个反对自己的党派的合法存在？早在他们提出开放党禁，团结御侮的问题之际，他们就明确反对把共产党目之为匪，断言共产党是“有严密之组织，有共信之主义，有实行之政纲，而又有国际背景”之政党，不仅“不能目之为匪”，而且绝不是“剿所可灭”的（41）。他们宣称，覆巢之下无完卵，不仅“共产党亦要国家，需舞台，此时应停止一切破坏工作，一致对外“（42），就是国民党也应该改变政策，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并作政治竞争，否则，“一致对外，徒成虚话”（43）。至废战运动兴起，丁文江等更进一步公开要求“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而胡适甚至明确指出：“共产党是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日日年年苛捐重税而不行一丝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是内乱造成的，是政府军队‘赍寇兵，资盗粮’造成的”，因此，他主张南京政府“停止一切武力剿匪的计划和行动”，切实去改良政治并且给人民以利益（44）。显而易见，人们这时对于南京政府的剿共内战深为不满，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国的安内统一，根本问题其实并不在于共产党，而是国民党自身的制度和政策问题，由于中国到处是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即使没有共产党，也还是干柴遍野，“遇风可燃”。《大公报》记者说得好：“中国五千年不闻共产党，而亡国数度，是足知剿共纵奏凯歌，亦未必免于亡”（45）。
当然，由于此时共产党人采取的也是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尖锐对立的作法，因此一部分中间派知识分子对此亦深感不安与迷惑。他们声称，共产党高唱世界革命，劳工无国界，如何向其“唤起民族意识，停止赤化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固然是共产党的不共戴天的敌人，现在的统治阶级又何尝不是共产党势不两立的敌人”？“纵然国民党可以允许他们存在，他们都不一定允许国民党存在，一定要组织苏维埃政府”，这如何能“打破历史恩仇”，“力求团结一致”？（46）但是，还是有相当一批中间派知识分子相信，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他们领导人也会了解国家目前的危难局面，“以民族作为出发点，无论如何利害错综，然总可以寻得一个一致点”（47）。因此，他们甚至提议派代表前往“赤区”去与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接洽，以便商量一个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办法。不论国共两党之间是否能够达成一种谅解，至少应该实现一种暂时的妥协。丁文江说：目前情况下的任何剿共战争，都不会有结果，相反，只会使国家实力受到更大的削弱。为此，他要求国民党不仅能够允许共产党的存在，而且应该允许共产党在不向国民党进攻的条件下保持局部的割据，“做它共产主义的实验”，即所谓“两害取轻”（48）。1933年1月，他公开发表了《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提出：假如我是蒋介石，我第一要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第二要立刻谋军事将领的合作；第三则“要立即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间彼此互不相攻击（49）。
随着部分知识分子竭力鼓吹促成国共两党的妥协，要求停止剿共战争的呼声渐渐形成一种不小的声势。鉴于剿共战争“事实上牵制数十万军队，使不能北来守土”（50），因此人们也日渐认识到这场战争对于抵抗日寇的极大危害，以至废止内战大同盟也有人公然提出了“请政府容共废战以收复东北案”（51）。而一些报纸记者固然不敢公开主张“容共”，但仍旧拐弯抹角地要求南京政府“开放党禁”，以便使共产党能够在“不以武装暴动为手段”的条件下得以存在。他们的理由也很明白，即“对外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生存竞争，对内是中国人与中国人的主义竞争”，“在民族生存竞争上，不能谈妥协，同族的主义竞争上，尽可谈妥协”。因此，他们认为南京政府应“停止‘赤匪’‘共匪’这一切名词，尽可公开的大胆的与共党负责领袖，谋有条件的政治妥协”（52），因为“彼共党者，亦中国人也，操纵其间者，亦多属知识分子也”，只要有人沟通意见，未必不可以“开辟交涉之路”（53）。但是，到1933年春，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在中共的鄂豫皖苏区已经初步得手，对中共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业已开始制定，蒋介石正在沾沾自喜之中，他当然不会理睬任何停止剿共的意见。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公开发表谈话，明确宣布：“抗日必先剿匪，……在匪未清前，绝对不言抗日”（54）。蒋介石的谈话清楚地表明了南京政府必欲坚持剿共战争的决心，从而使得中间派知识分子谋求停止剿共内战的努力，迅速化为泡影。
（三）
1932年，胡适曾经概括“中国当前唯一的大问题，就是：怎样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怎样组织一个可以肩负救国大责任的统一政府？”（55）胡适是热心于建立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人物，但他在这里却没有设定“统一”的必要的政治前提。这是一种疏忽吗？不，当然不是。应当看到，随着“九一八”之后日本日益加剧对中国的武装侵略，人们几乎不能不日益感觉到全国上下团结统一，一致对外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相当多的中间派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实现中国的统一已经或多或少地成了首务之急。在统一的前提下，他们要求民主自由，主张实行宪政，并且希望共产党也能够以合法政党的形式参加在法律范围内的政治竞争，但是，统一毕竟是第一位的，他们明确认为，没有统一，四分五裂，就不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独立国家；没有统一，争战不已，就无法进行应有的建设，因此就不能变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就没有与日本抗衡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固然在民主宪政以及停止内战等等问题上不时地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发生着矛盾，但是，他们却多半不愿意因此与政府发生冲突，以致破坏本来就不是十分稳定的南京政府的统治。于是，渴望统一与维护统一的意愿，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随着南京政府统治地位的不断加强，竟渐渐与维护南京政府的权威的愿望扭曲地联结起来了。冯玉祥、方振武等高举“抗日救国”旗帜所组织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由于公然与南京政府的命令相对立，只能得到他们的“惋惜”。十九路军及国民党各派领导人在福建以“取消党治”为号召而发动的事变，也只能得到他们的“惋惜”。他们的观点是：“这个政府够脆弱了，不可叫他更脆弱；这个国家够破碎了，不可叫他更破碎”。无论什么口号，只要适足引起内战，都是罪恶。一句话：“必须先保存这个国家，别的等到将来再说！”（56）而由此出发，少数知识分子竟然渐渐地走到主张支持国民党一党专政乃至支持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方面去了。据他们说，时至今日，这已经是一个不可免的阶段了，因为中国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武装集团，非如此，绝不足以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57）
“必须先保存这个国家，别的等到将来再说”，这句话典型地反映出一部分中间派知识分子的矛盾心理。他们不是不要“别的”，问题是他们认定了中国正处在灭亡的边缘，要救亡只能先承认既成的事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求生存，其他一切都谈不上。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有一句著名的话，叫作“未失的疆土是我们的出路”。他的观点很明确：既然中国没有武力收复失地的可能，那就应当千方百计不顾一切地保住现有的国土，并且全力以赴以至不择手段地谋求统一和增强国力的办法。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以胡适、丁文江、蒋廷黻等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甚至积极鼓励和支持南京政府对日本采取妥协政策，力图以此来换取日本在事实上承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至少也可以避免日本的进一步侵略，使中国能够保有足以复兴国力的资本。因此，当南京政府尚不敢违反民意与日本商谈东北问题时，是他们率先提出对日直接交涉，不惜以承认日本在东北特殊权益来换取日本放弃对于东北三省领土与行政主权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直接交涉之说颇得部分知识分子的赞同，当1932年7月10日汪精卫召集国内著名学者50余人商讨外交方针时，竟有多数主张“在不丧失领土不背国联之前提下，进行直接交涉”（58）。无奈日本丝毫没有与中国交涉东北问题之心，不仅如此，日本反而进一步把魔爪伸向热河，并且很快扶植起傀儡的伪“满洲国”，这不能不让他们感到无比的绝望。丁文江开始积极主张守卫热河，以“保全我们未失的土地（59）。胡适也意识到“我们不能依靠他人，只可依靠自己”，“得有个‘长期拼命’的准备”（60）。但当国联报告书发表，国人普遍指责报告书“维护日本利益”并变相“建议国际共管中国”之际，他们却又充满了希望，以至断然宣布报告代表了“世界公论”，因为他们认为报告主张东北自治正可以取消“满洲国”，“使中国的主权与行政重新行使于东三省”，因此完全可以考虑（61）。谁料想日本不仅根本不理睬国联的什么报告，而且干脆不久就退出了这个国际组织。
对于日本的野心，胡适等人当然看得十分清楚。正是由于他们预见到日本有灭亡中国的可能，因此才更加促使他们积极主张“在不丧失领土主权范围之内与日本妥协”（62）。他们固然也主张守卫热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相信能够守得住热河。他们的想法只是“应该使敌人出最高的代价来买它，不能拱手送于他”（63）。因为他们相信，无论是以中国的武器装备和士兵训练，还是以中国的财政收入和政治状况，中国都绝对没有打败日本的可能。丁文江甚至断言：“我们的二百万兵，抵不上日本的十万”（64）。至热河失守以后，他们的看法明显地更加悲观了。他们声称，热河失陷以后，不仅中国从此很难促使世界对日本进行制裁，而且再没有和日本直接交涉东北问题的可能了。中国多半只能“准备更大更惨的牺牲”，准备作1914年的比利时（65）或作1871年的法国（66），准备等候四年或四十八年再来收回失地（67）。毫无疑问，为了保全尚未丧失的领土，他们相信有必要再次倡言对日妥协。因此，甚至当一些人在报上坚定地主张中国人应当破釜沉舟与日本作持久战时，胡适竟然怒气冲冲地把对方教训了一通，说是“我的理智决不能允许我希望‘脱开赤膊，提起铁匠铺打的大刀’的好汉”，使用“大车骆驼和人”的运输方式，凭着侥幸来与现代化的日本军队作战（68）。1933年5月29日，当胡适得知南京政府即将与日本达成关于华北地区的停战协定之际，他立即举双手赞成，并公开主张：“我们必须充分明白平津与华北是不可抛弃的”，“如果此时的停战办法可以保全平津与华北，这就是为国家减轻了一椿绝大的损失，是我们应该谅解的”。相反，那种“准备牺牲平津，准备牺牲华北，步步抵抗，决不作任何局部的妥协”的主张，只能使中国更加失去更多的复兴的资本（69）。
1933年5月31日，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产生了，由于协定被形容成仅仅是一种纯军事性质的东西，因此在国内各报刊上没有引起如同过去一样激烈的反应。但十分明显，人们之间的观点仍然相差甚远、由胡适、蒋廷黻等主持的《独立评论》等得知协定签定后，竟不由得如释负重一般，大谈特谈“什么‘长期抵抗’，现在总算不谈了”，“其实屈服并不一定是失策，能屈能伸，却是大丈夫的本色”。他们甚至批评南京政府妥协得太晚了，断言早在辽宁就该妥协，至少也应该在锦州、在长城一线就妥协。他们并且指责国内反对妥协的人对东北四省的丧失“至少要负一半的责任”，因为他们已经得出结论：“这种局部的、无充分军事、经济、政治及外交预备的战争，纵能得着一时的小胜利，终究徒给敌人蚕食的机会”，而如果早日妥协，或许东北还不至于亡（70）。当天津《益世报》的记者对此深表怀疑，批评他们的观点不过是四十年前李鸿章的老调重谈之后，蒋廷黻更是坦言相告：“如果中国近代史能够给我们一点教训的话，其最大的就是：在中国没有现代化到相当程度以前，与外人妥协固吃亏，与外人战争更加吃亏，……李鸿章的大失败－－甲午战争－－正由于他的不妥协”（71）。
妥协真的能够使中国保全未失的土地并使中国嬴得充实国力的足够时间吗？王造时对此自然是斥之以鼻，他的看法正与胡适等人相反：“中国愈不抵抗，日本愈要进攻”（72）。然而，随着一段时间中日关系表面上风平浪静，国内各界包括知识界在内，御侮救亡的紧迫感明显地减弱了。甚至国内有人开始跟着日本人大谈起什么“中日亲善”的问题来了。一些报纸刊物也明显地开始对日本国内“文人”与“武人”之间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矛盾发生兴趣，甚至试图通过所谓“王道”的说教来启发日本“文人”的觉悟，制止日本“武人”的“霸道”。只可惜，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改变日本统治阶层必欲独霸中国的野心。中日关系仅仅平静了不到一年，日本方面就再也沉不住气了。先是逼迫南京政府同意与伪“满洲国”通车通邮，造成客观上承认后者为交涉对象的事实，进而更公然于1934年4月17日由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一个不许英美各国染指中国的声明书，公开表明了决心独霸中国的狂妄意图（73）。这一声明不仅再度激起了中国部分知识界人士的强烈反响，而且明显地使一心指望日本能够承认中国现存领土和主权的胡适等人感到心灰意冷。胡适不得不重新提出中国要“准备更大更惨的牺牲”的警告，不得不再一次提到比利时，但是这一次他却不得不承认，在日本这样一种决心之下，中国恐怕连比利时也做不成了（74）。
（四）
在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之后大约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知识界的救亡运动明显地处于低潮之中。这一方面是受到中日关系此时的复杂状况所影响，另一方面也同国民党南京政府为谋求日本谅解日渐开始采取压制抗日救亡活动和进一步加强独裁统治的情况不无关系。当一向坚持反日立场的《申报》主笔史量才被暗杀后，《申报》顿时失去了往日的战斗精神。而1934年由共产党发起的由众多名流学者署名发表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竟也未能在国内引起应有的反响。相反，当南京政府于1935年公开提倡“中日亲善”之后，特别是进一步发布“睦邻邦交令”之后，一切反日言论行为及其组织都受到严厉禁止，各报刊干脆再也不能象以往那样谈论御侮救亡问题了。然而，对侵略者如此卑躬曲膝，对要求救亡的中国人如此蛮横无理，这就是那些力主对日妥协的知识分子看来，也是难以容忍的。由胡适等人主持的《独立评论》也按捺不住地发出了反抗之声。他们公开发出质问：“在九一八以后，在一二八以后，在长城抗战以后，在天羽声明以后，……大讲亲善，高谈提携，此中妙用，不但阿斗莫测高深，恐怕就是诸葛亮也不敢认为是神策妙算罢？”（75）进而，他们明确指责南京政府“一方面对于劫持我土地，残杀我人民，以倾覆我国空为天职的恶敌，则打躬作辑，满脸堆笑地来讲亲善；一方面对于天真烂漫的，孥云捉月，从未曾给过社会以丝毫损害的少男少女，则凌以雷霆万钧的凶威”，这种政治人格“何等丑恶！”（76）
从1935年5月以后，日本军队开始接连在华北制造事端，进而逼迫南京政府签订了令人发指的“何梅、秦土协定”，其丧权辱国可谓登峰造极。尽管人们这时对于协定的内容难于真正了解，但从一系列现象当中，人们还是迅速意识到了事态之无比严重。10月以后，日本方面进一步策划华北自治运动，并在11月24日先行成立了第一个华北伪政权（“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同时公然逼迫华北地区国民党军政领导人宋哲元宣布华北自治。在经过一段幻梦般的平静之后，中国人再一次吃惊地注意到华北数省又在步东北的后尘了。一时间，北平、上海等地教育界、文化界和思想舆论界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们，又纷纷发表宣言和通电，坚决要求“坚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要求即日出兵讨伐冀东及东北伪组织”；并主张“全国民众立刻自动组织起来，采取有效的手段，贯彻我们的救国主张”（77）。知识界的抗日救亡运动重又开始显示出新的活力了。
华北事件的发生使整个舆论界的倾向迅速发生了改变。一段时间以来甚器尘上的妥协主张开始有受到严厉抨击。邹韬奋在他主持的《大众生活》上根据两年来的历史事实明确指出了胡适的妥协见解之错误（78），毕云程、吴世昌等人也纷纷撰文或写信批评胡适的思想观念（79）。而胡适这时固然仍旧不相信中国军队能够抵挡日本军队的进攻，但他毕竟也已经多少开始承认自己对“塘沽协定”意义的估计是不正确的了，并开始懂得：“屈辱是无止境的，求全是不可能的”，故而公开主张“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80）。
2月9日，当日本人鼓动少数卖国份子在北平游行要求自治六天之后，北平的青年学生终于忍无可忍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由此爆发了，北平的学生们不顾南京政府的禁令冲上街头，喊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呼声，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全国范围的救亡热潮。“一二九”运动显然迅速使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10月公开发表了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以后，中国知识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从此得到了强有力的后援，而有共产党秘密领导和参加的“一二九”运动，则自然而然地将二者迅速结合了起来。
自“九一八”以后，南京政府要统一，中间派知识分子希望统一，但统一问题终究没能真正得到解决。以至到1936年，统一问题重新又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共产党人参加到中国的统一运动中来，并且响亮地提出了统一战线的主张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中国的统一运动明显地获得了更广泛的社会舆论基础。 对于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一向与共产党来往密切并自觉地站在共产党一边的左翼知识分子当然热烈欢迎，鲁迅公开宣称：“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81）。而一向属于中间派知识分子左翼的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如沈钧儒、王造时、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沙千里等，也迅速接受了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并在共产党人的秘密帮助下开始了有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象 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正式组成，以及此后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正式组成，不仅迅速统一了各大城市的抗日救亡运动，而且成功地使之纳入了左翼知识分子影响的轨道。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的宣言当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宣言明确提议：“一、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二、各党各派立刻释放政治犯；三、各党各派立刻派遣正式代表，人民救国阵线愿为介绍，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四、人民救国阵线愿以全部力量保证各党各派对于共同抗敌救国纲领的忠实履行；五、人民救国阵线愿以全部力量制裁任何党派违背共同抗敌救国纲领以及种种一切足以削弱抗敌力量的行动。”（82）与此同时，他们公开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安内攘外”政策，大声疾呼：“我们不能再用自杀的手段伤耗民族的元气！”“中国人民目下的要求，是停止一切内战，大家枪口一齐向外，大家一齐联合起来抗战自卫！”（83）
对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主张，自然也有不少人最初是颇有疑惑的。张东荪是最早公开发表文章欢呼中共的《八一宣言》“真不啻中国民族前途的一线曙光”的，他并且宣称对于中共所提议的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的主张“无条件双手举起表示赞成与接受”，但对共产党是否真心愿意停止苏埃维的宣传与政策，并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允许各党派代表共同讨论决定大政方针时，承认其为事实上的中央政府，则颇表怀疑（84）。对此，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曾专门以陶尚行的笔名发表文章给予答复，表示中共完全赞成在中国还没有完全驱逐帝国主义以前不实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任务，并宣称：“南京如自动召集圆桌会议，我们虽不赞成这种方式，但我们准备派代表参加，只要南京抵抗，我们援助南京”（85）。张、陶的文章立即引起了知识界的高度重视，负责刊载这两篇文章的《自由评论》一时竟接连收到了数十篇要求参加讨论的来信和文章，其中固然有些对共产党的意图极端怀疑的，但相当一些作者对共产党的转变政策是表示由衷欢迎的，而绝大多数人显然都欢迎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他们认为“全国各党派大合作”虽然“不过仅仅开始”，然而各党派能够站在中国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开诚布公地交换并讨论救亡的意见，这毕竟构成了“全国各党派大合作的先决条件”（86）。
随着1936年南京政府逐渐实现了对全国各主要省区的统治，其中央政府的地位已经基本奠定，至1937年初西安事变解决之后，国民党内各派以及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国内各个党派也已经开始承认其权威。与此同时，由于国内各民主势力特别是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响应共产党建立全国范围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倡议，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之中，全力推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南京政府虽然一度试图压迫，甚至不惜公然逮捕救国会领袖入狱，结果仍旧不能不顺应潮流最终与共产党达成妥协。在这种情况之下，不仅中国统一局面步步走向成功，而且国内要求抗日，反对妥协的呼声自然也不能不日趋高涨。全国上下团结御侮的局面事实上已经开始形成。 但是，整个救亡运动和救亡舆论的左倾，并没有根本改变少数中间派知识分子前此的悲观看法。胡适等人依旧“不肯跟着群众乱喊作战”，依旧不相信中国有与日本作战的能力。在整个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当华北事变特别是中日关系又再度在表面上处于平静状态之后，胡适等人的妥协梦想竟重新死灰复燃。以至他们不厌其烦地公开发表各种文章和告日本国民书等，主张在“日本在长城以南，热河以西全部撤退”的条件下，“将冀、察两省真个做成个非战区域”（87）。而《大公报》及《国闻周报》等也明显地对此寄予同情。甚至，就在日本军队已经断然挑起“芦沟桥事变”，中国的抗战已经开始的1937年8月，胡适等人仍旧“不止一次”地做过“和平的大努力”。可是，胡适等人最终还是失败了。1937年9月8日，胡适明确宣告他的态度“全变了”，“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88）。自此，那些寄希望于日本侵略者停止侵略，给中国一线复兴机会的知识分子，也终于完全断绝了妥协的幻想，全国的知识界终于团结一心，开始投身于抗日战争了。
从整个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之间将近六年时间里中间派知识分子救亡主张变化的过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九一八”之后，由于中国当时有着极为特殊的政治社会条件，在广大中间派知识分子中间，对于如何御侮救亡，曾经是有着极为不同的认识的。这种认识的发展和变化，不仅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程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并且同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核心的问题，一是抗日，一是统一。应当看到，人们之间的分歧，其实并不在于要不要抗日，更不在于要不要统一，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如何抗日，与如何统一。事实表明，不论人们最初在抗日与统一的问题上存在多少分歧，在日本侵略者无休止的压迫与进攻面前，他们终归要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要求下，放弃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共同走向历史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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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31年9月23－24日《中央日报》。
（3）（5）1931年12月5日《南京晚报》。
（4）见《韬奋文集》（1），第50页。
（6）《浙江省国民党省党部编：《对日作战必胜论》，1931年11月。
（7）李石岑讲：《如何抗日》，《抗日旬刊》第2期，1931年10月。
（8）（11）《抗日旬刊献辞》，《抗日旬刊》第1期，1931年9月。
（9）（12）王造时：《中国存亡在此两举》，同上。
（13）1931年10月27日《申报》。
（14）1931年10月7日《大公报》。
（15）张惟恪讲：《日本占领东北之经过及其感想》，《抗日旬刊》第2期。
（16）《外交上应付国难之道》，《大公报》1931年10月3日。
（17）1931年9月26日《申报》等。
（18）转见《独立评论》第173号，1935年1月27日。
（19）转见1931年10月28日《大公报》。
（20）1931年10月21日《大公报》。
（21）转见胡适：《论对日外交方针》，《独立评论》第5号，1932年6月19日。
（22）（23）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31－34，36，74，117页。
（24）《蒋总统集》（一），第577页。
（25）1931年11月26日《大公报》。
（26）《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会务报告，第一次》，1932年5月。
（27）（87）（88）《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104，321，36 3－364页。
（28）参见《读书杂志》，第1卷第7－8期，1932年1月1日。
（29）1932年2月9日《时事新报》。
（30）1932年2月2日，2月20日《大公报》。
（31）1932年3月5日《时事新报》。
（32）1932年3月22日《时事新报》。
（33）1932年3月23日《时事新报》。
（34）1932年4月13日《大公报》。
（35）1932年5月10日《时事新报》。
（36）季廉：《挽救国难的一个私案》，《国闻周报》第9卷第32期，1932年9月1日。
（37）王造时：《我为什么主张宪政》，《再生》第1卷第5期，1932年9月20日。
（38）胡适：《废止内战大同盟》，《独立评论》第3号，1932年6月5日。
（39）孟真：《中国现在要有政府》，《独立评论》第5号，1932年6月19日；丁文江：《中国政治的出路》，《独立评论》，第11号，1932年7月31日。
（40）胡适：《废止内战大同盟》，同上；《废目内战运动》，《再生》第1卷第2号，1932年6月20日。
（41）1932年4月12日《申报》；季廉：《宪政能救中国吗？》，《国闻周报》，第9卷第18期，1932年5月9日。
（42）《覆巢之下无完卵》，《大公报》1932年2月20日。
（43）《论开放党禁》，《大公报》1932年3月24日。
（44）丁文江：《所谓剿匪问题》，《独立评论》第6号，1932年5月26日。
（45）《剿匪要义》，《大公报》1932年6月19日。
（46）季廉：《国难方兴未艾》，《国闻周报》第9卷第25期，1932年6月27日。
（47）记者：《我们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1932年5月20日。
（48）丁文江：《抗日剿匪与中央的政局》，《独立评论》第19号，1932年9月25日；丁文江：《废止内战运动》，《独立评论》第25号，1932年11月6日。
（49）（62）（63）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独立评论》第35号，1933年1月15日。
（50）（53）《如何结束共乱》，《大公报》1933年4月3日。
（51）《大同盟之成立》1932年。
（52）（54）1933年4月12日天津《益世报》。
（55）胡适：《统一之路》，《独立评论》第28号，1933年11月27日。
（56）蒋廷黻：《这一星期》，《独立评论》第59号，1933年7月16日；胡适：《福建的大变局》，《独立评论》第79号，11933年12月3日。（57）蒋廷黻：《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0号，1933年12月10日。蒋廷黻：《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独立评论》第83号，1933年12月31日。
（58）1932年7月14日《大公报》。
（59）丁文江：《抗日剿匪与中央的政局》，同（48）。
（60）胡适：《内田对世界的挑战》，《独立评论》第16号，1932年9月4日。
（61）胡适：《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独立评论》第21号，1932年10月9日；并见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执委会印：《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及国及各方面之评论》，1932年11月。
（64）丁文江：《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独立评论》第37号，1933年2月17日。
（65）比利时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被德国占领，四年之后，即大战结束才在协约国的帮助下复国。
（66）法国在1871年曾被迫割让两省给普鲁士，直到48年之后，即第一次在战结束后的1919年巴黎和会上才得以正式收回两省。
（67）胡适：《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独立评论44号，1933年4月2日。
（68）胡适《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独立评论》第46号，1933年4月16日。
（69）胡适：《保全华北的重要》，《独立评论》第52号，1933年6月4日。
（70）涛鸣：《我对于停战协定的感想》，《独立评论》第55号，1933年6月18日；并见王芸生：《这两年》，《芸生文存》（一）第71－74页。
（71）蒋廷黻：《这一星期》，《独立评论》第62号，1933年8月6日。
（72）王造时讲：《中日关系前途之我见》（1933年5月10日），转见时敏编：《还我何山》，上海中国自强学社1933年12月版。
（73）《华北事变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57页。
（74）胡适：《全国的危机》，《独立评论》第99号，1934年5月6日。（75）张熙若：《塘沽协定以来的外交》，《独立评论》第144号，1935年3月31日。
（76）张荫麟：《论非法捕捉学生》，《独立评论》第143号，1935年3月25日。
（77）《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大众生活》第1卷第6期，1935年12月21日。
（78）《华北问题》，《大众生活》第1卷第3期，1935年11月30日。
（79）毕云程：《胡适之先生的“敬告”》，《大众生活》第1卷第4期，1935年12月7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77－279页。
（80）胡适：《华北问题》，《独立评论》179号，1935年12月1日；胡适：《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大公报》1935年11月17日。
（81）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且介亭杂文末编》第55页。
（82）《“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第151页。
（83）章乃器：《四年间的清算》，转见丁石民编：《救亡言论集》1936年8月。
（84）张东荪：《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联合》，《自由评论》第10期，1936年2月7日。
（85）陶尚行：《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致自由评论编者并转张东荪先生》，《自由评论》第22期，1936年6月6日。
（86）参见《自由评论》第17期，1936年3月27日；第18期，1936年4月3日；第27期，1936年6月6日；第28期，1936年6月13日；《再生》第3卷第10－11期，1936年7月15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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