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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展安: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以“五四”为场域的反思

2008年10月26日—30日在北京召开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以五四为场域的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
周展安 五四
回望五•四之六
   

五四运动已经九十周年了。九十年来,关于五四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然而问题似乎是,对于像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在今天仍然在发挥能量的“活着的”历史事件,研究成果在数量上的增加并不等于研究结论的确定性的增加。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新阶段、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文艺复兴,等等,过去的种种定义,似乎都不足以概括这场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复杂性在于,表面上标榜文化避谈政治,但实际上是将文化运动创生为一个政治事件。五四运动真正的创造性在哪里,文化运动与之后的新型政党政治是怎样的关系,尤其是,五四运动所激发的政治性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得到了怎样的展现,这种政治性在今天的命运又是如何。对于这一系列相关问题的思考,构成了2008年10月26日—30日在北京召开的“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以五四为场域的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此次研讨会是由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中心和帕米尔文化艺术研究院合作主办。共有来自意大利、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中国的25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者除了就五四时期的文学、优生、语言等问题进行发言之外,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广泛讨论了后五四时代以至七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化政治。在这里,我暂不对会议进行面面俱到地综述,只想就会议所反复提及和和引起广泛争论的几个问题做些简要的勾勒。

   

历史学视野中的五四  

   

什么是历史学?与会者广泛认为历史学不是史料学,不是实证性的研究就可以涵盖的。讲述历史不是单纯指向过去,而是意味着新的创造,新的意愿。这些年来,在文学研究也包括在历史研究中,有不少学者提出晚清和五四的相关性,认为五四时期的很多思想都可以在晚清找到,因此有“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说法广为流行。在这样的研究中,五四的独特性似乎变得非常可疑。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指出,如果只是实证性地、孤立地看待不同思想要素的话,的确在晚清和五四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断裂。但是,对于五四的研究还需要有一种广阔的运动的视野。要理解五四,必须首先看到正是通过五四,新的政治和文化主体得以创造。

以《新青年》为代表,五四主要的特点在于它的文化姿态,它的文化不同于晚清开始的文化和文明的概念。在晚清,文明概念是非常物质性的。五四文化运动一个基本背景是共和失败、袁世凯复辟、共和政治处在高度的危机当中,《新青年》直接就是针对共和的失败而来的,它表现了对于共和价值的忠诚,而不是对于共和本身的忠诚。当时共和国存在了,但共和的价值没有体现出来。《新青年》主要的作者群是站在共和的价值上试图超越实际的共和的国体和政党形态上的,所以他们说不谈国体和政党,而要谈文化。这里的文化当然都是政治性的,他们涉及了劳工、人口等很多社会问题。通过对共和政治的批评,表达了对于共和价值的忠诚。表面上对政治不介入,但展开的问题都是政治性的,而且为现代政治奠定了基础。毛泽东说五四为共产党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其实也为其他政党和主义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没有五四,没有其他理论的完成。比如保守主义在晚清就开始了,但是它要到五四之后才能完成理论化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出现了新的政治主体,共产党,青年党,国民党,以新型政党为核心的主体登上历史舞台。对共和的忠诚造成了新的主体,这是新的后果。

五四最大的特点是要在一个非常落后的环境里建立先进的文化和政治,这是它整个的主体性所在。这个创造性是要通过文化运动来实现的,所以五四对文化的界定不是人类学的概念,不是法国和德国的culture或者civilization,而是movement,是运动,是在运动当中来创造一个新主体。参与五四的群体是非常多样的,什么人都有,什么思想都有,但因为它是一个政治过程,一个产生新的政治目标的过程,不是认同一个既定的什么东西,所以它产生出主体性。这个主体性不是通过一个简单的认同就构成的。它是政治性的,但又是通过对于政治的否定达成的。新型的政党政治的出现,是新文化运动召唤的后果,而不是其终结,也不同于它的过程,是运动的序列性的后果,不是预先设定的。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学视野中的五四,在这个意义上,这同时是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文化本来就包含了政治,所以根本谈不上政治终结了文化,政党政治是新文化运动在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创造。

   

五四运动与现代性反思  

   

复旦大学的张汝伦教授提出,不能过于美化五四,作为五四运动之后果的阶级政治仍然是处于现代性文化的整个架构之下的,这种政治仍然是以利益的协调和分配为核心,不是一种新政治。它在二十世纪造成了非常多的历史惨剧。因此需要积极吸取中国传统中对于政治的理解来反思这种现代性的政治。中国传统对于政治的目的在于教化,其根本目的不是在于人民的丰衣足食,而是在于造成优良的品行。

汪晖教授认为,的确包括霍布斯邦在内,大部分史学家对于二十世纪的看法都是否定的。可是重要的是,二十世纪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存在着矛盾和斗争。五四也是这样。五四是一个复杂的包含了自我否定的文化实践。鲁迅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他在北伐时期到三十年代卷入左翼政治的时候,不断对左翼政治进行批判和否定,但在批判和否定中他又多次回溯新文化运动。政党政治是五四运动的后果之一,不是五四的意愿。五四包含了多重冲突的思想维度,比如有民族主义,但同时又有国际主义。五四的理念不是一个,它有劳动神圣的理念,有妇女解放青年解放的理念,有科学民主的理念,但同时有对科学和民主的反思。新文化运动有其现代性的后果,但现代性的后果不能完全归罪于五四。五四是一个复杂的文化构成,其内涵是多重的,我们需要进入它的肌理去看待。

另外,在汪晖教授看来,从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的政治实践不是一个单纯受到西方现代性影响的被动的结果。包括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等等在内的中国的政治实践对于其他国家也有很大的影响。现代是多重的,影响也是相互的,这些都不是现代性反思所能涵盖。比如辛亥革命对于俄国革命就有很大的影响。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第一次产生了把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把自己的民主共和政体和某种的社会主义方向,主要是土地改革,农民问题,结合起来的思路。这一点在整个18世纪的历史里面是不存在的,是开创性的,对列宁也有很大的启发,促使列宁把民族自决权的问题和社会主义的问题关联起来。1916年在日内瓦和俄国的流亡者一起开会的时候,列宁明确说要和中国的革命者结合起来。

来自渥太华大学的慕唯仁则指出,五四时期的中国是处于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用传统的思想资源来直接批判五四,可能不够,因为整个的历史条件都发生了变化。重要的进入历史的语境内部去分析各种矛盾性和可能性,而不是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抑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  

   

关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性质在学术界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论。甚至斯大林也认为中国革命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因为中国革命的主体是农民占大多数,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里面,农民是自耕农阶层,占有一块土地,而自耕农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清华大学的崔之元教授认为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我们不妨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或者说包含小资产积极革命的成分,这可以帮助我们打开一个不同的历史视野。在他看来,这一点当然和五四有密切联系。因为毛泽东本人早年的思想受到新康德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的影响,而这些思想都是广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后来虽然在明确的意识的层面上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在潜意识上非常受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想的影响。这一点在四九年之后中国的土地政策上也有体现。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在农村的土地问题上的政策和苏联非常不同。中国在四九年以后在农村建立的是土地的集体所有制,而不是国有化。而在苏联,土地是全体苏联人民所有的,以苏维埃国家为代表,一切土地收归中央政府所有。最近的土地流转政策也并不是要走向土地私有,而是大大巩固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原则。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体现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性质。

来自博洛尼亚大学的鲁索教授则认为,中国革命固然是以农民为主体,而农民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定义里的无产阶级,但是对于无产阶级不能实证性地来理解。无产阶级这个概念并不是要反映一个客观的社会条件,而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对于革命主体的一个抽象描述。中国共产党当然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革命也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在鲁索看来,在现代社会,工人没有社会地位,处在一个非社会性的位置,老一代革命家提出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等等概念,不是要客观地描述一个社会的状况,而是要对应工人的非社会性的地位。因此说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是指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一个现实存在的无产阶级,而是说中国共产党在寻找一个普遍性的价值。

上海大学的蔡翔教授以四个文学文本为例,通过对劳动这一概念的分析,指出四九年以后的中国社会是以“爱劳动”作为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的。而正是对于劳动的突出,劳动而非资本创造世界的命题的确立,使得下层社会获得了相应的尊严,帮助劳动者树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将劳动与资本相对立,将劳动附着于无产阶级的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四九年以后中国的社会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社会主义激进文化政治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的历史环境下展开的,在建设的初期,还面临着帝国主义势力的封锁。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不仅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也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而且是首先要完成资本主义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上海大学的王晓明教授将之称作两步走的战略。但是,他同时又认为,这两步走的战略在实践上不可避免有其矛盾性。新国家在全力进行民主主义革命、推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导致了国家自身的膨胀,一方面是政府规模和国家财政供养人口的成倍增长,另一方面是行政系统的规范程度和权力集中程度不断提高。也就是说,本来就包含在新国家内部的集权的制度化可能,在其实际运作中被充分现实化了。在这一过程中,尤其是在国家政治和国民经济这两个领域中,非社会主义因素的比重越来越大。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的建设事业似乎在走向它的反面。

在这种情况下,以基层民众为主,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开始用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来质疑这一现实,并持续地干预政治、经济、教育、医疗、军事等等领域的非社会主义乃至反社会主义的现象,创造了民主生活会、四大自由、人民来信制度、鞍钢宪法、教育革命、人民公社等等行动模式和表意符号。王晓明教授将这些行动模式及其所体现的政治称之为“社会主义激进文化政治”。但是很可惜,这些激进的文化政治从反右运动开始就逐渐被国家机器或者镇压或者收编,基层民众的创造性也被国家机器吸纳改造,并最终在文革末期遭到了官民两面的共同厌弃。因此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尤其重要的就是要对国家本身进行反思,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国家机器进行反思,弄清对于资本主义的根本性对抗应该发生在何处,以及以什么方式来展开反抗等等。

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也指出中国革命始终纠缠在共产主义和现代化的双重议题之下,但她特别强调新中国是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以及面对冷战封锁的敌对环境这一历史事实,即特别重视中国当时的特殊历史境遇,并在这个前提下来考虑国家机器的膨胀问题,对于集权、专制、官僚阶层的扩大等等也都应以这种方式来衡断。以民主为例,戴锦华教授说,民主当然是集权的反面,但具体什么是民主,是不是就是代议民主,如果不是,那就是人民民主,但正是在“集权”的制度之下我们有过人民民主的一定程度的实践。

鲁索教授认为非社会主义主义的因素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社会主义在原理上包括非社会主义的因素。因为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可能最根本的一个矛盾不是社会主义因素和非社会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激进的思想和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之间的矛盾,而是去政治化和反去政治化的一个矛盾。的确,国家本身是去政治化的来源,但更根本的是去政治化和反去政治化的矛盾。对现在,我们要进行一个反去政治化的斗争,同时也要用这个新的概念去理解过去的政治历史。

   

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对新政治的想象  

   

如与会者一致认同的,这次会议的目的在于生发出对于一种新政治的想象。而要激发新的想象力,首先需要重新思考和总结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而“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一理论可以使研究者更容易进入社会主义历史的脉络内部。“去政治化的政治”是汪晖教授很久以前就提出的概念,后来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一文中进一步地理论化。在这次会上,这个概念被反复提及。“去政治化”中的“政治”不是国家生活或者国际政治总永远不会缺席的权力斗争,而是指基于特定政治价值及其利益关系的政治组织、理论辩论、路线斗争和社会运动,也就是政治主体间的相互运动。相比于“后革命”等概念,“去政治化的政治”涉及的是更普遍的范围。不仅在发生了革命的国家有去政治化的现象,就是在没有发生革命的国家在今天也同样经历了去政治化的过程。如汪晖教授所指出,二十世纪的政治试验,无论是暴力革命的形式,还是议会民主的形式,还是所谓第三条道路,都在政治的问题上发生了危机,都面临去政治化的问题。任何一个简单按照某个政治模式进行社会试验,都会是危机的重复。

依据这个理论工具来观察中国六七十年代的革命实践,会发现在这段历史时期既有高度政治化的一面,也有自我否定的即去政治化的一面。要拓展对新政治的想象,就需要在动态的历史中把握那些高度政治化的实践。汪晖教授认为我们对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分析它的矛盾性,矛盾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如果没有这个区分,衡量历史就会发生困难。他指出,我们今天看到的社会主义实践有两个主要的方向,一个是在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以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过渡,以《资本论》为典型,讲述客观性的进程。另一个是,在中国,第三世界,包括今天的尼泊尔拉丁美洲,所有的激进社会主义运动,没有一个运动是具备这样的客观条件的,因此它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又是带有极大的政治性。这个政治性就是说它不是可以一般地从客观条件上来叙述的。它出现的问题存在于客观的历史条件和物质基础,但是要衡量它分析它的困境的时候,却不能这样来叙述,不能说五六十年代的建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换句话说,客观性的分析是清晰的,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碰到的困难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界定这样一场社会主义试验,它的政治性在哪里。否则,在今天这样一个语境下,方向性的问题就没有办法提出来,因为我们确实都在一个客观的资本主义的逻辑里面。所以在今天最核心的问题不是要为当时的问题辩护或者否定,而是要分析这个历史运动,并重新政治化。比如说对于集权主义这个概念,要分析集权的现象是普遍的,并不在于它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并不总是代表国家,说毛泽东组织了群众,并不代表这就是国家组织了群众。因为在国和党的这个纠葛里面,领袖和党的关系不是统一的,领袖和国家的关系也不是统一的,政党和领袖之间是有断裂性的,离开这一分析,来讲述社会主义的实践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把这个放弃了,我们就无法总结什么是社会主义遗产,也就无法想象一种新政治。

   

并非结语  

   

此次会议所讨论的问题非常密集,上面所勾勒的只是在现场讨论中争论比较集中的部分,而且大概又免不了存在曲解乃至误解的地方。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介绍与会者的观点,但我还是想说,除了上面所陈述的之外,罗岗对李泽厚的重新阐释、吕新雨和程凯的鲁迅研究、赵鄩对异化问题的研究、村田雄二郎和胡志德对五四前后语言问题的研究、王斑对七十年代电影的研究、刘世鼎对网络政治的研究,等等,也都非常精彩。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和大部分在国内召开的国际研讨会不同,此次会议虽然讨论的也是中国问题,但中国不仅仅是作为研究对象出场的。对于大部分研究者来说,中国在二十世纪的革命实践,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实践本身就是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思考产生的源泉。而“短二十世纪”、“去政治化的政治”等等理论范式的提出和运用,证明惯常的“西方理论加中国材料”的学术研究的模式已经发生变化。这是足以令人感觉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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