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历史

村田雄二郎:末代皇帝说什么语--清末的"国语"问题与单一语言制

(「ラスト・エンペラーズ は何語を話していたか──清末『国語』問題と単一言語制」,《语言与社会》(『ことばと社 会』),第 3 号,2000 年 7 月,三元社。
本文讨论中国近代语言统一运动(国语运动)发生之前的清朝"国语"问题。加引号的"国语"指的不是一般所谓汉语,而是清朝统治阶层的原有语言满语。
作者简介: 村田雄二郎 むらた ゆうじろう
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科学研究科硕士(1982)。1982年到1984年作为高级进修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进修。1986年任东京大学文学部助教。曾任东京大学教养学部讲师、副教授,2004年起任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1990年到1991年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讲师。1999年到2000年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史,已从事(1)近代中国的国语民族主义,(2)20世纪中华民族主义的话语的分析,(3)现代中国的国家的统一与民族、宗教问题等方面的研究。近年主要著作有《汉字圈之近代——语言与国家》,共同编著,东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版,《从〈妇女杂志〉看近代中国女性》,编著,研文出版2005年2月版,《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清末中日关系史新探》,(中文),合著,巴蜀书社2004年版,《在东亚的公共知识之形成》,共同编著,东京大学出版会2003年版,《东亚的思想关联——围绕清末中国的“宗教”概念的接受》,载三谷博编:《东亚的公论之形成》,东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版,《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时期的“五族共和”论》,(中文),载《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5期,《作为20世纪系统的中国民族主义》,载《现代中国的结构变动与民族主义——从历史来探讨》,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版,“Chinese Nationalism and Modern Japan : Imitat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ubjects”, in Nation-State & Empire,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51, March 2000,等。

引言

本文讨论中国近代语言统一运动(国语运动)发生之前的清朝"国语"问题。加引号的"国语"指的不是一般所谓汉语,而是清朝统治阶层的原有语言满语。

在多民族国家的清朝其创立初期,采用的是以满语为主,满汉两种语言互译的与•••相近的语言政策。无庸质疑,这是作为少数派的满人集团出于针对汉人社会的政策上的考虑而采取的措施。如后面将要论述的"满汉合璧"或多种语言并用现象所反映的那样,与其说清朝在追求单一语言制的统治,不如说是应对不同民族集团或政治状况,而反映出多重地使用语言的意图,这至少在王朝的鼎盛期非常明显。如此,皇帝将得以夸示其统治天下的无限普遍性。比如,主动致力于藏语和维吾尔语学习的乾隆皇帝,据说在召集蒙藏王公于热河(承德)避暑山庄的宴会上,就曾得意地披露了自己使用多种语言的能力。这也正是被视为冠绝"世界"的大汗其"多而一"之身体的见证吧。因此,清朝的文书行政无疑是建立在与各语言间平等共处原则不尽不同的多重语言并存基础上的。

本来,像清朝时期中国那样巨大的复合型社会,除了主流的汉语外,如今统称为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曾横跨地域和不同集团而被广泛使用。为了强化清朝的同一性而多半人工创造的满语也不例外,如清朝初期在由满、蒙、汉三军构成的八旗成员之间,汉满蒙三种语言并用而相互深透的现象并非罕见。当然,随着满人对自己固有的日常用语的放弃即所谓"汉化",满语/满文从清朝中期开始便逐渐走向衰退。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作为统治集团象征的满语之地位的低落。如后面将要论述的那样,在宫廷和对外交涉的场域,根据需要公文中使用了满语、蒙语,或者另外的外国语。

近代国语的确立,需要清算这种多重的语言状态,并将这样的"国语"从正统/权威语言的地位赶下来。虽然如此,也并非去直接施行语言使用的禁令或压制。日常语言被汉语所占领,随时有被"同化"、象征化可能的满语其使用也便逐渐衰退,这样说大概更接近于事实吧。结果,据说现在说满语者激剧减少,满语几近成了过去时代的语言[1]。当代中国,尽管属于复合的多民族国家,但由于汉语的渗透力过于强大,可以说像世界各地不断激化的语言独立运动的展开几乎没有可能。与对少数语言实施制度上的保障(双语教育等)形成对照的,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语言的"汉化"更在急速的推进。作为自然同化(融合)而非强制的结果,甚至当今的满语研究者也视从满汉双语状态向汉语单一制转移为语言发展的有益方向[2]

可以认为,从"国语"向国语的转移大致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为,正是在此时期出现了这样的观点∶近代国家的建立,语言的同一和标准化不可或缺。众所周知,这同时也与以日本为样板的富国强兵国家目标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而向前推进的。这之后,中国所谓的国语,无一例外地指涉汉语,中国语即现代汉语的常识性观念也稳固下来,以至于今。关于从清末粱启超等的"小说界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白话革命",出现了以俗语为主体的语言改革运动,其中,国语乃至1949年以后的普通话之标准化及其普及的经过,我已另有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3]。本文要提起的问题是,当思考中国近代国语的建立之际,不仅要注意以日本为媒介导入俗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共时性契机,还要将作为前史的清朝语言状况纳入视野。

那么,在确立起单一语言制的20世纪以前,语言文字与国家(王朝)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下面我将关注语言在实际上的应用,而不是去追溯其历时性的变化。尤其是为了重新审视语言"汉化"的历史,我将考察条约文书中语言的使用和导入外语教育时"国语"的位相。首先,从追溯满语/满文的盛衰史开始吧。

一,      满语的盛衰与满汉关系

1, 作为"国语"的满语

    清朝(1616-1912)当然是以满洲人作为统治集团的王朝。起源于"东北"的满人取代明朝而建立中国的正统王朝,在面对统治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汉人之际,需要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在此,也便出现了所谓的繙译问题(繙是把他种语言翻译成满文,译是把满文翻译成别种语言)。另外,为了政权的稳定,清朝的统治阶层还常常针对汉人而高扬满族的民族意识,"国语骑射"即文武传统的创造和实践便是其中一例。要维持少数集团内部的团结,对汉人和属国差异对待,坚持固有的语言和风俗乃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整个清朝时期,统治阶层采取了以满文为主的语言政策,一般习惯称其为"国语"。"国语"即帝国的公用语言,而有的时候也称其为清语、清字等。

    作为书写语言的满文有明确的诞生日期。在建州女真还没有称清的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根据太祖努尔哈赤之命,仿蒙古文子母而设定书写满语的文字,这便是用满文记述文书的开始。努尔哈出在建立后金的天命元年(1616)之初,开始用编年体的满文记录汗的言行和政务[4]。之后的1632年(天聪六年),繙译官达海等接受皇太极"国书十二字头,前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的建议,在原来满文字母的旁边加注圈点(。、等符号)而创立了增设新子母的方法。一般称此为圈点满文(新满文),以区别于无圈点满文(旧满文)。一种说法认为,"国书十二字头"即努尔哈赤时代的字母加圈点的方法来自朝鲜文字的启发[5]。总之,圈点满文的发明使以楷书记录满语的发音成为可能,由此确立了促成清朝在语言上获得自立的重要文化基础。

清朝初年,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位期间,其诏书、奏章、祭文等文书均用满文或者蒙古文书写。然而、到了清朝入关迁都北京的顺治(1644-1661)年间,从统治汉人的角度考虑,便产生了处理汉人文书的必要。满人贵族中亦有很多不懂汉语、汉文的,因而,文书便翻译成满汉两种语言,其大多数则以"满汉合璧"的形式被保存下来。当然,并不是所有文书都是"合璧"的形式,根据文书的性质,选择只用满文还是满汉合璧的方式则有明细的规定。还有学者指出,有关军事机密的情报交换几乎都是只用满文的[6]。总而言之,日常的政务多伴随着口译、翻译等工作,这对于统治异族的政权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历练。

为此,清朝在内阁及中央、地方的官衙特意设置了明朝所没有的翻译要员职位,并积极推动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不用说,对于统治阶层的宗室及旗人规定有义务习熟汉语、汉文。不久,到了康熙(1662-1722)朝,随着清朝对中国统治的逐渐稳固,经史之类的汉文典籍,进而《三国演义》那样的白话小说,被大量地翻译成满文,满语作为支撑王朝统治基础的"国语"地位确立起来了。乾隆年间(1736-1795),与著名的《四库全书》并列,还历经20年岁月完成《大藏经》的翻译,以及《清文鉴》等辞书的编撰。乾隆朝的60年间,是整个清代中"国语"保全了其作为帝国语言面目的时期。

满汉翻译是帝国统治的根基,这在人才录用上也得到了反映。自顺治朝开始繙译科举以来,雍正(1723-1735)年间三阶段(童试、乡试、会试)的考试制度得以完备,多数八旗子弟科举合格,获得繙译生员、繙译举人、繙译进士的资格而进入官宦之途。作为制度的繙译科举并不稳定,有时停止,有时三年一科(乾隆朝)或五年一科,或者考生人数少的时候被并入文科,等等情况。进而,由于满人满文能力的逐渐下降,其繙译制度的重要性也渐渐丧失,不过,作为制度却一直持续到清末光绪年间。如后面将要叙述的那样,即使到了1860年代设立培养英法语翻译人才的机关之际,为了刺激学生学习的热情,也曾采取了授予毕业生繙译生员资格的措施[7]

担当翻译的是在内阁中的中书、部院笔帖式这一专门的书记官,由满洲、蒙古、汉军中通过繙译科举的旗人担任。中央政府之外、地方衙门里也设有笔帖式及其他翻译官。不过,乾隆以后随着满文的衰微,这些官职也仿佛渐渐空洞化了。乾隆年间,军机处代替内阁成为政务处理的中枢,这里也设置了掌管"繙清译汉之事"的内繙书房(《大清会典》卷三),管理大臣则由满人军机大臣兼任。不过,军机处与内阁不同,以行政简化为宗旨,并非所有文书都搞成"满汉合璧",而是满文由满人军机章京(军机大臣副官),汉文由汉人军机章京来处理[8]。因此,军机处的房屋分为满屋、汉屋,分别处理日常的实际业务[9]

那么,口语方面怎样呢?由于声音的无法记录,其实际状态很难把握。更多的情况下是仅凭书写文字来推测。根据史书记载,16世纪的努尔哈赤时代即以建州女真为主体的"满洲"兴起之际,满语存在东南各部、扈伦四部、北方东海三部之间的方言差,而并非均质。当然,这些方言差还没有达到影响相互之间交流的程度,以建州方言为基础的"民族共同语"基本建立起来了。贯穿整个清朝成为"国语"的,就是这个"民族共同语"[10]。然而,入关以后满语开始逐渐被"汉语"所"同化",清中叶以后(乾隆时期),不管统治者如何多次实施保护奖励政策,依然走向了衰退之途。到了清末,包括北京在内的各城市中的满人也完全说汉语了,满语只有在东北、内蒙古、新疆等边疆有人使用。下面,将考察这个变化的过程。

2,满语的"消失"与"国语骑射"

汉语对宗室和旗人语言生活的渗透,在入关(1644)后不久就开始了。从顺治到康熙、雍正,随着皇帝的更替,在一代人身上也反映出汉语的影响,其语言能力发生了巨大变化。康熙年间八旗子弟"均通国语",可到了雍正时期,就出现了满汉混用,一部分满人官员满语、满文能够不够的现象。1730年(雍正八年),便出版了供满人子弟学习满语的《清文启蒙》(舞格寿平著)[11]。居住在北京的满人如同移民第二代、第三代那样,需要将祖父的语言作为"外语"来学习。这种现象到了乾隆时期越发显著,对此抱有危机感的乾隆帝常常呵叱那些忘记"国语"的满人官僚和宗室子弟。

例如,1775年恒亲王弘晊之子永皓,在继承郡王爵位向皇帝谢恩之际,"竟不能以清语奏对",公爵弘升之子永泽亦"不解清语"(《清高宗实录》卷九九二,乾隆四十年十月)。

引见官僚照例先要上奏"履历",而这之前不能够用"国语"回应皇帝的下问,招来皇帝"清语生疏"呵叱的例子不胜枚举。只是遭到皇帝的呵叱还算庆幸的呢,因为"国语"不周而被降格、免职的例子也曾有发生。总之,皇帝将此作视为一种政治问题而予以重视则是确实无疑的。

引见之前把"履历"背下来当然可以。可是其他事情就应答不上来,这的确足以使皇帝产生对"国语"将消失的危机意识。乾隆帝称"国语骑射"而重视语言和游牧,积极推进重建满人同一性的政策,原因就在于此。在语言方面,出于"国语"纯化=规范化的目的,清除来自汉语的音译借用词而大量造出"钦定新清语"[12]。这也可以说是民族意识"中兴"之策吧。官僚之外,对于八旗构成部分(满洲、蒙古、汉军),也不断奖励他们学习"国语"以抵抗在数量占大多数的汉人文化。另外,由于担心陷于"文弱"而倾力于"骑射",历代皇帝常常传下上谕,强调回归"国语骑射"的建国精神。

如此,满人官僚和旗人受到汉语的侵染反而疏远满语,这种倾向在入关后不久就显现出来了。尽管这样,最重视"国语骑射"的乾隆帝治世,文书的来往一般都是满汉并记。在臣下一方,通满语、满文直接关系到在官界地位、官职的保障,仅此一点也使他们难以完全放弃满语的学习。满语状况发生巨大变化,是在从嘉庆(1796-1820)到道光(1821-1850)年间。

当然,满人八旗的语言生活发生变化,因阶层、地域、职务种类的不同而大有区别,不能一概而论。前面引用过的季永海论文,对清初的单用满语,经过满汉并用,最后到单用汉语的过程中地域差异之大,有详细的论述。下面,根据林家有的梳理追述从满汉并用到满语衰退的流向,其大致状况如下[13]

满文的废弃始于乾隆时期。乾隆末年(18世纪末)满文依然得到广泛使用,但驻防的满人已普遍使用汉文。嘉庆、道光以后,在驻防于城市的满人之间几乎不再使用满文。在新疆,到了同治(1862-1874)时期只有那些处理上奏皇帝的公文的满人写得满文,普通旗人将士只会用满文写自己的名字。光绪年间(1875-1908)驻防的满人已经完全不懂满文。

满语的消失清初,北京和中原的满人曾使用满语。但到了乾隆时期,西安、新疆、内蒙等地驻防旗人多说汉语,又因大量汉人移居关外,城市里汉语的使用成为主流。皇帝时常下谕旨禁止或限制满人使用汉语,但无以挽回大势。到了咸丰(1851-1861)时期,驻防旗人已经不懂满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东北地区农村的中老年人还有一些懂满语者,而青少年几乎没有懂得。

大致地讲,乾隆时期乃是从满汉并用到单用汉语的转折点。乾隆之孙道光皇帝仿佛对满语、满文的衰退抱有很大的危机感,时常下谕旨呵叱那些疏远"国语"的满人。1835年,道光帝要调查满人官员的"国语"能力,曾对侍郎至京堂五品官一档的满人课以考试。结果,合格者不过"十之三四",有半数以上落第(《清宣宗实录》卷二六七,道光十五年六月)。从清朝入关算起,道光朝已有近两个世纪的时间,世代的不断更迭和深入熟悉汉文化的结果则是"清语生疏"。中央的满人高官都如此,下层的状况可想而知了。

相对而言,有具备保存满语使之"纯粹"条件的地方,除了朝廷、王府之外,就数驻防八旗了。因为,驻防的旗地是与外界隔绝的空间,旗人与汉人接触和通婚是遭到禁止的。然而,不管法和制度上怎样隔绝,驻防旗人依然不得不与包围着他们的汉人社会有所交涉,根具寡不敌众的原理,我们可以认为说汉语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上面引用的林家有论文也指出,到了19世纪后期,内地驻防八旗中汉语的使用已经成为主流,与此同时,多数旗人丧失了说满语的能力。以驻防西安的八旗为例,光绪初年,旗人学堂中满文的授课已被废除,宣统年间,就连军事训练也开始通用汉语了[14]。一般认为,内地驻防八旗语言上"汉化"的过程,要比外潘和东北地区的旗人早得多。另一方面,乾隆时期伴随着征外而被排遣、定居到新疆的旗人,其满语能力已经丧失。因此,今天除了锡伯语之外,潘外也未能保存下满语。

从档案材料的数量上也可以反映出由满语到汉语的主角的转换。作为大致的倾向,从顺治到乾隆年间重要案件的文书多数用满文来书写,但从乾隆后期开始,满汉合璧或汉文档案文书增多[15]。以盛京(沈阳)内务府所存档案为例,顺治、康熙两朝满文占据大多数,而到了雍正、乾隆时期则满汉文各占一半。嘉庆朝以后汉文增多的倾向上升,同治、光绪年间也几乎不见满文档案。据说,嘉庆以后,满文的误记和文法的错误随处可见,足以成为满文衰退的证据[16]

这样,嘉庆以后经由军机处的上奏文开始多用汉文书写。据当事者的回忆,至清末光绪、宣统朝,"汉屋"每日处理文书异常繁忙,"满屋"则因满文的谕旨极其罕见而门庭冷落[17]。19世纪后期,满人官僚的"国语"能力一败涂地,几乎完全远离了实用性。清末京官的下面这首诗,咏叹的正是此种趋势[18]

绝邻世仆舌难翻,

国语咿呀觐至尊。

从事岂容开口笑,

齿唇破处尚留痕。

众所周知,如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分类为满族的人们几乎没有使用自己固有的语言的了,而是汉语的单一制。以往的历史学把握这个过程,往往以作为异族王朝的清朝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丧失其语言、文化上的特征而被"汉化"来加以说明。进而,还有人认为,19世纪中叶以后,面对与西洋文化的"交涉",满汉之间政治上文化上的隔阂实质上已经消灭,清朝作为满汉合璧的中华王朝面临着列强的威胁[19]。从满汉关系上讲,清朝初期的紧张关系经过向汉的"同化",已经基本消除了。

但是,正如近年开始出现重新估价这种观点的倾向那样,用上述"汉化"模式来梳理满汉的政治关系,是需要有一些重要的保留的[20]。这不仅仅意味着历史"事实"认定上的错误。问题在于将基于汉文资料以"汉"为中心的叙事套用于前近代的历史,这反而使横跨欧亚大陆东端的大帝国清朝的复合的、非"汉"的性格远离了我们的视线。就语言关系而言,"汉化"史观暗自以现在的不同语言间的序列为前提,把语言、文化之间流动的、现在依然在流动的复杂权力关系中性化了,这一点是应该重新检讨的。关于此点我将在文章的最后触及,这里,先略举有关满人走向汉语单一化问题上需要保留的几点。要讨论的对象涉及到很多方面,限于篇幅只列举以下三点。

(1)直到最后的皇帝为止,清朝宫廷的官用语言是满语,"国语"的地位和权威至少到19世纪末未曾放弃。

(2)对外交涉之际,满语也受到了"国语"的待遇,特别是在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内陆亚洲的关系方面,汉语以外的语言直到19世纪中叶一直发挥了主角的作用。

(3)随着太平天国之乱导致以八旗为轴心的清朝军事=政治体制的巨大变动,19世纪中叶至本世纪,出现了满人同一性的变貌和重构,产生了新的满族民族主义。

以上三点均为以往"汉化"模式忽视的地方。有关第二点我将另文论述,第三点已经有P.Crossley针对驻防旗人第三代的各案研究[21],因此,我将主要讨论第一点。

3, 清末宫廷内的"国语"及其象征化

首先,满人恭奉皇帝的"谢恩""请安"等公文自然当用满文,宗室、旗人拜谒之际照例用满语寒喧和禀报履历。根据可确认的材料,这一直厉行到光绪朝。例如,《翁同龢日记》光绪九年(1883)元旦条下,诸臣参内上奏新年贺词条下,诸臣参内上奏新年贺词之际,"••••••••••"的记载[22]。对西太后说汉语是因为她几乎听不懂满语,虽然原本向天子上奏理应使用满语。刘智体《异辞录》记道,满人大臣谒见时"太后之前易而皇帝之前难。以太后不通国语之故也"[23]。顺便一提,光绪皇帝即位时,正当西太后开始垂帘听政之际,故皇帝命奉呈的请安折或者中央、地方各衙门的奏章中"••••••••••"(《清德宗实录》同治十三年十二月)。这也是考虑到太后本身不懂"清文",而皇帝当然用"清文"处理文案,因此,可以说"清汉合璧"是对西太后的一种特殊待遇。

进而,满人官僚因"清语生疏"而遭皇帝呵叱、处分的情况在光绪朝就多次出现。例如,1887年光绪帝召见汉军八旗人员和满洲起居注官后,愤然于能用"清语"认真对应者几乎没有,实在岂有此理,故两次传下谕旨,要求学习"国语",如果今后还是这样不成体统,则将严厉处分(《清德宗实录》卷二三九,光绪十三年二月壬申,卷二四一,光绪十三年四月乙丑)。作为实例,1892年3月被皇帝召见的正百旗汉军暑都统果勒敏,"••••••••••"进奏之际,因未能用清语"口奏"而遭到了"交部议处"的责任追究(《清德宗实录》卷三○八,光绪十八年二月乙卯)。1894年2月,受到光绪帝召见的委散秩大臣(从二品高位武官)兴泰,因"奏对谢恩,清语甚生疏"而遭免职"回旗读书"的处分(《清德宗实录》卷三三三,光绪二十年正月庚子)。

经常为下臣大动肝火的光绪帝,或许是偶尔的心情不好,然而,对于兴泰"不曾习得清语"的回答,毕竟难以忍受。或者要显示向高官问罪的态度也说不定。总之,从这些事例可以得知,直到光绪年间满人在皇帝面前上奏谢恩等之际,依然有使用清语的规定。"国语"乃"满洲之根本"这样的立场,即使到了清末在公之场合仍然不曾动摇。

皇帝于正式场合讲满语,这在外国使臣谒见之时也是同样的。犒劳使臣的皇帝的"玉言"乃是"国语"满语,但习惯上不是直接讲给使臣,而是通过贴身的亲王大臣口译成汉语的。例如,并非乾隆帝对待马珂尔尼那样,而是根据更为近代的外交规则最初也是最后一个接见外国公使团和国宾的皇帝光绪,便在1894年11月庆祝西太后60岁生日时,对允许参内的列国公使团"以国语宣谕慰问",而由恭亲王用汉语传达的[24]。另外,1898年5月15日,德国亲王亨利访问中国谒见光绪帝的时候,也同样是"操国语慰劳",由庆亲王以汉语传达之,再由德国翻译官译成德语(《清史稿》卷九十一"礼制、外国公使觐见礼")。

不过,根据翁同龢的记载,两天之后,在谒见呈递国书的法国公使Stephan Jean Pichon的时候,光绪帝"亲宣答词"[25]而未让庆亲王传宣。还有,此刻皇帝身着法国赠送的星条勋章(宝星)。作为公使的陪同而在场的户部侍郎兼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也特别注意到光绪帝的"亲答颂词"和"宝星"[26]。 翁同龢和张荫桓同时将这两件事视为"异数"记录下来,无疑是感到了皇帝向外国使臣直接讲话的十分唐突意外。实际上,在谒见德国亲王之际,光绪帝也试图打破以往的规约,改为西洋式的谒见仪礼,但由于遭到周围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27]。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要臣下传宣而直接用汉语讲话,这对28岁年轻的皇帝来说,或许是一种倾其全力的抵抗也说不定。

仿佛是在验证这一点似的,就在这前一个月的4月5日,光绪帝对奉呈国书参内的俄罗斯公使巴普洛夫(Alexander Ivanovich Pavloff)破例"以汉语宣谕"。从翁同龢特意所记"未曾有"[28]之处来看,这恐怕是清朝皇帝用汉语向外国使节讲话的首次。对于外国公使和宾客如此积极地谒见,这本身在咸丰、同治帝时期是不可想像的,光绪帝的行为让人感到他欲使宫廷仪礼"近代化"的愿望。那时,皇帝受到康有为等变法上书的触动,其根本的政治改革(变法)决心正在不断强固。宣告戊戌变法开始的"明定国是"上谕的传达,就在皇帝以汉语答礼外国使臣的仅两个月之后。

不过,宫廷中的谒见之外,天子独自举行的国家仪礼(祭祀天坛和太庙)或者宫廷内的祭祀,还是使用满语,或者满汉两语并用。起源于萨满教的堂子这一满人独自的祭祀,不用说一贯使用的是满语。可以说,越是仪礼的场面越要展现"国语"的象征机能。即使到了民国,废帝溥仪在紫禁城接见下臣还要说满语,而且少不了骑马的训练[29]。仅就皇帝而言,应该说"国语骑射"依然健在。

皇帝和满人高官满语能力的丧失起因于自幼的帝王教育(典学)。光绪皇帝的"帝师"(正式名称为毓庆宫行走) 翁同龢的日记详细记录了教育即位后不久的幼帝的情况。据日记记载,设于内廷的毓庆宫中,除了正月和节日之外,几乎每天都有担任课程的满汉大臣进讲。这称为"书房",满汉大有区别。教满文的是景寿等御前大臣,被命受读汉文的是翁同龢和夏同善。毓庆宫中的"入学读书"初日,与诸臣的寒喧结束后,首先是叔王伯彦诺谟祜(僧格林沁之子)等示范开弓,然后景寿等教授蒙古语、满语的书写。满语称这种师范为谙达,教弓箭、骑射的为外谙达,教满蒙文的曰内谙达。

谙达之后翁同龢出场,教授汉文的四句音读。据说,考虑到皇帝病弱的身体,写汉字练习就取消了[30]。开始的时候时间上不足一个小时,后来变成终日做"书房",担当的大臣人数也增多了。就这样,"国语骑射"(满书房)和古典汉文(汉书房)的授课,一直持续到光绪帝的成年乃至亲政以后,所授内容也逐渐加深。1888年,还增设了"洋书房"即英语的学习[31]。讲师是同文馆出身后出任驻英国公使的外交官张德彝。

对于即位不久的幼帝所实行的满汉双语教育,也同样适用于宣统帝溥仪。我们看溥仪的"满汉书房"的课程表是这样的[32]

满洲、蒙古语课开弓三回。《圣谕广训》,繙译《孝经》或《四书》,朗读《清文鉴》等。读蒙古语会话读本,翻译二条。满洲文字书写,读满文字条三箱(一箱五张)。以上共计三刻钟(一刻约十五分钟)。

汉书课生本六刻钟。大小字二刻钟。休息五分钟。饭前塾书五刻钟。饭后,批摺作诗作文各五刻钟。休息五刻钟,讲读唐诗或古文一刻钟。《大学衍义》二刻钟。

此时,年号已是民国,溥仪六岁。

二,      对外交涉与语言

清朝递交"外国"的国书以及近代以来的条约,用的是怎样的语言呢?从结论上讲,对于朝鲜、越南等朝贡国出于"同文"之谊而用汉文。与之相比,对内陆亚洲的诸藩和俄罗斯,则满语之外还用到蒙古语或拉丁文,这种与汉语之一元化传达沟通方式不同的多种异质语言并用的情况一直贯彻到清末。它对应着清朝皇帝的二重身体性,即内陆游牧诸民族的大汗和统率儒教帝国的中华天子之两个面孔,因交涉对象的不同分而用之。尤其是论及语言上的沟通,总离不开包括通事、翻译官在内的担当者们。下面仅以乾隆末年访问中国的马珂尔尼使节团与清朝之间文书往来的方式为例,来看看这方面的情况[33]

乔治•马珂尔尼作为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使节踏上中国领土是在1793年。出发前,马珂尔尼决定让在那不勒斯受过传教士训练的两个中国人Paolo Cho和Jacobus Li作为使节团翻译一同前往中国。据说,在不懂英文的两个中国人和马珂尔尼之间使用拉丁语和意大利语来沟通。进而,副使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之子乔治在漫长的航海旅途期间向两个中国人学习了汉语,因为大家期待他能承担到中国之后的翻译工作。

可是,两个中国人中的一位Paolo Cho到中国后便立即害怕起来而逃脱了。大概是担心自己违反海禁而出国将受到处罚吧。值得庆幸的是,另一位Jacobus Li一直随同使节团,忠实地完成了翻译任务。不过,他恐怕没有受过中国古典的教育,这样,使节团中没有一位能够翻译书写递交清朝的文书之人。在此,成为中介语言的乃是清朝方面通过在京传教士得以翻译和理解的拉丁文。

根据坂野正高的梳理,马珂尔尼使节团与清朝之间的文书往来,其翻译过程是通过下面这样巧妙的程序完成的。

发给中国的文书,首先由乔治•托马斯•斯顿(George Thomas Staunton)少年的家庭教师J.C.Huttner将英文原文翻译成拉丁文。口译的人不习惯正式文书的文体,故用白话向给传教士帮忙的能写正式文书的中国人信徒讲解拉丁文的意思。中国信徒则用文书的风格写下汉译的草稿。但是,这个中国人和传教士都不愿意让中国官宪知道他们与翻译有什么瓜葛,故拒绝誊写。于是,由斯顿少年将草稿誊写一遍。之后,在中国信徒面前将草稿撕毁。如此搞出来的文书再附上拉丁文文本送交中国方面。附上拉丁文文本是为了确认传教士的翻译确实无误。而中国方面的汉文文书则附有由传教士翻译的拉丁文。再由J.C.Huttner将拉丁文译成英文。[34]

总之,清朝方面没有懂得英文者,而马珂尔尼使节团方面也没有擅长文书之古汉语书写的人,因此,拉丁文成了文书往来的中间桥梁。就这样,乾隆帝回复乔治三世亲书的敕谕,在满汉合璧之外,又使用了拉丁文。用汉文起草的敕谕翻译成满文和拉丁文,誊写之后交给了马珂尔尼。担任拉丁文翻译的当然是经常出入宫廷的耶稣会传教士[35]

马珂尔尼的"开国"要求,乾隆帝没有接受。但进入19世纪后,清朝遭遇到英法的炮舰外交,虽不情愿还是开始缔结了两国间的条约。而最早的就是那个缔结于1842年著名的江宁条约(南京条约)。这以后,几乎毫无例外地条约正文只用汉文,不再有满文出现。如前所述,这恐怕是国内满语、满文衰退趋势的影响吧。另外,拉丁文的文书往来,在马珂尔尼使节团以后,也因嘉庆朝的多次禁教政策等而不再被使用。

不过,有必要做出确认,19世纪中叶缔结条约之际,清朝并没有只用汉文。值得注意的是,强使清朝步入近代性条约体系的英法诸国,乃是从东南沿海进入中国的。这些地域属于和礼部管辖的朝贡区域各国的连接点,前面已经指出,清朝的皇帝和官僚们试图仿照应对朝鲜、越南、琉球等朝贡国的君臣关系(朝贡体系)的方式,来对待西欧列强。不用说,在海的出入口地方,承担公共交流的是东亚的普世语言古典汉文。

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英法而在"陆地"上展开的与俄罗斯的关系。众所周知,在缔结近代性国际条约关系之前,清朝曾经在1689年(康熙十二八年)与俄罗斯之间缔结过旨在划定国境和自由贸易的尼布楚条约。这个条约拉丁文成了事实上的共同语言,相互递交的文书俄罗斯方面为俄语和拉丁文,清朝方面则为满语、俄语、拉丁文的文本。而双方共同署名盖章的只有拉丁文文本,因此,今天一般认为这是条约的正文。

拉丁语成为中介语言,并用于条约的正文,是因为交涉之际发挥重要调停作用的,不仅是两国的翻译,还有与清朝使节团同行来自北京的两名耶稣会传教士。他们的名字是葡萄牙人托马斯•培雷拉(中国名徐日升)和法国人姜•弗郎森瓦•杰鲁宾(中国名张诚)。据说,委以两人的任务不单是翻译,还要推动谈判顺利进行,并作为高官来监督使节[36]

尼布楚和谈会议之前,清俄间的文书往来所使用的语言,除了俄语、拉丁文之外,还有内陆亚洲的共同语言蒙古语。但另有一种说法认为,由于俄国拒绝清朝方面把满、蒙语作为通用语的提案,故交涉中使用的语言是拉丁文[37]。而实际上,仿佛由于俄国方面对耶稣会传教士的拉丁语翻译抱有疑念,交涉的第二天便根据俄国的要求而改用蒙古语。双方的阵营是∶清朝方面翻译有负责拉丁语的两位耶稣会传教士和蒙古语的喇喜,俄罗斯方面有负责拉丁文的A•贝罗鲍斯基和蒙古语的C•瓦西里耶夫[38]

清朝使节团的成员以团长内大臣索额图为首,均系满人或者蒙古人,由此可以清楚,在对外交涉的场合几乎没有汉语的用场。而和谈达成妥协后在俄清边界处建立的条约碑文上,用满、汉、俄罗斯、蒙古、里的诺五种语言书写,因此,也不能说汉文完全被排除在外。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没有像后来与英法交涉时那样专用汉文。

果真是"俄罗斯方面带来俄文条约备用稿的拉丁文译文,而清朝方面带来满文条约拉丁译文,两者凑在一起调整其相违之处最后形成现存的拉丁文条约"[39]的话,那么,对清朝皇帝来说其语言世界则不单是由满、汉两语构成,而是在更为广阔的内陆亚洲关系中构成的世界。换言之,在前现代东北亚的政治世界中,不仅仅是满、汉两种语言,还有俄语、拉丁文乃至蒙古语使错综复杂而多元的交涉得以展开。这无疑是复合的多民族帝国清朝的统治体系本身的一种反映。随便一提,整个康熙、雍正朝期间,来自俄国的文书,俄文之外有时还附有蒙古语、满语以及拉丁文的文本。而清朝政府的文书则只将俄文、拉丁文翻译成满文,却不再译成汉文[40]。原因之一恐怕是出于保密,另一个大概由于在内陆亚洲与清朝的关系中,没有用汉语进行交涉的必要吧。

尼布楚和谈中,两位传教士中的长辈培雷拉超出翻译工作的范围,在协调俄清之间的利害使交涉达成妥协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现代外交关系的角度来讲,一个主权国家雇用第三国的人为本国使节团的正式成员,这是很难想像的。然而,且不管俄罗斯方面,至少对清朝来说,"外交"这一制度本身是处在朝贡体系之下的,因此,将文化语言上均为"他者"的欧洲传教士有意"内部"化,可能并没有什么大的抵触感。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传教士与国政的机密不发生关系,但也根据王朝的"宽容"程度、各种力量关系和皇帝的性格气质,以及时期和对方国家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变化。清朝皇帝允许传教士常驻,甚至授予官爵优待他们,主要是显示天子的威德,并非要在文化上承认"他者"而谋求共存。只要在语言能力和科学技术方面给他们以"外宾"待遇就足够了。

另一方面,就耶稣会传教士而言,在对俄交涉中积极发挥作用还有另一个与要在中国境内传教不同的动机。这就是向俄罗斯当局谋取连接中国和欧洲的西伯利亚通道的通行证。与海路相比,开




技术支持: MIINNO 京ICP备20003809号-1 | © 06-12 人文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