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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宁:30年中国政治发展回顾与展望

《绿叶》2008.11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在摸着石头过河,以问题推动制度建设。
摘要: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在摸着石头过河,以问题推动制度建设。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好模式是浙江温岭模式——民主恳谈和党代会常任制。展望未来,科学发展观要落实到科学政治观:让弱势群体有机会说话;当官的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谈到30年来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很多说法:有的说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协调;有的说政治体制改革还没破题;有的说中国根本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只有经济体制改革。在我看来,30年的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我们有并正经历着政治体制改革。1978年前后到1982年,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是先行,它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启动的一个必要逻辑前提;1982年以后,政治体制改革配合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是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新的问题、产生新的需要,政治体制随之不断地调整。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呈现出哪些特点?首先要明确的一个概念是,它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是有区别的。我们称经济体制改革为“转型”,因为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化;而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从一种体制转向另一种体制,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现在我们说要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从宏观上说,它指国体、政体;具体地说,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实行的。
第二个要明确的概念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经验跟经济体制改革一样,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和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更为突出。改革开放30年,虽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我们毕竟在民主政治发展上缺乏经验,很多问题不是说不想解决,而是因为它们非常复杂,难以预见及综合考量。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允许“试错”,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问题还可以调整;但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条单行道,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失误很难挽回,所以政治体制改革风险极大。
在明确了上述两个概念后,我们再来看看这30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什么特点。最大的特点,就是以问题推动制度。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变迁往往和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政治制度本身就是在实践当中不断地通过解决一些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等等,逐渐地规范化,成为一种制度或者法律的。一种矛盾、一个事件、一个问题的解决,第一次是先例,第二次是惯例,第三次是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针对问题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来讲我认为更稳妥。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增强民主与科学,我们做了很多具体的事,包括发展基层民主等。而且2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搞试点研究,经过试点成功后再逐步推广。例如现在在四川的雅安、浙江的台州等地,就在试行党代会常任制。通过试点,用实践来检验制度是否有生命力,这对人民、对国家是负责任的做法。
那么是不是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全是实验的,而完全没有了一个总体的构想?当然不是。我们的总体思路,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



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走自己的路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第一,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我们不能走极端,必须走中庸的路,这一点应该说现在也逐渐成为了社会的共识。第二,中国应该走自己的路。中国为什么要走自己的路?并非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就非得要走自己的路;而是说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到切实可行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就是“三统一”的民主模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学概念——“制度化水平”,是说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的适应性怎样,适应得越好,制度化水平就越高。那么我们可以作一下对比:美国和西方的政治制度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是解决一个“power and right”(权力和权利)的关系问题。因为当代西方社会的主要特点在于,它是发达、富裕、成熟、共识者多的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经济结构都相对稳定。这种情况下,政治制度的主要问题在于权力限制与权利保护。简单地说,西方的政治制度就是围绕这个问题而存在、进行的,这也可以称为“民主化”。但是中国的情况不同。当然,中国首先也有一个要保障人民权利的问题,这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但仅仅这样又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还要追赶世界,还要在已经形成的固有世界经济格局中参与全球化。除了在制度上去想办法以外,我们没有别的良方,因为我们的资金、技术、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科学文化素质都和发达国家有差距。所以我们的政治制度其实有双重目标:一方面要保障人民的权利;一方面要集中社会的力量。双重目标难免有时会矛盾,重在平衡。
那么我们再来看“三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首先对之进行机制分析:所谓人民当家作主,就是要给人民以自由,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这当然要通过法律来实现。所以党的领导要维持一个平衡,让社会通过一个核心来运转,而不是通过各个社会阶层、利益群体的博弈来实现。
对这种制度进行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叫作交易成本的最小化。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取得这么大成绩?有人说,是因为中国有丰富的、年轻的、物美价廉的劳动力。但世界上有大量廉价劳动力,资源跟我们差不多或比我们多的国家和地区很多,为什么只有中国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充分利用了人力资源、人力空间。保障人民权利实际上成为了一种预期,调动了社会积极性,进而形成了市场优势。而另外一方面,中国实行了集中制。我们现在的民主政治是参与式、协商式、监督式的,围绕着一个政治核心。这样,它可以比较好地集中国家的利益、发展的利益,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国家发展过程中一以贯之的惯例,形成了长期的发展战略。所以中国社会相对来讲比较稳定。改革开放30年,中国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在求变,我们的国家目标、现代化目标、工业化目标是一直坚持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在不遗余力地进行。因此总体来讲,这种制度容易形成整体的格局,形成可以长期坚持的、稳定的战略,保持了政策的延续性和继承性。
就我们目前的发展阶段来说,我认为实行扩大参与、推进协商、加强监督的民主政治模式是比较合理的。为什么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呢?西方式的民主抽象地来讲是要解决权力跟权利的关系问题;具体来说,它的制度安排是竞争性的民主。竞争性的民主在中国社会里实行会有问题,“淮南为橘,淮北为枳”,中国跟西方不一样,西方社会发达、富裕、共识较多,运行比较良好、稳定;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既是“发展黄金期”又是“矛盾凸显期”,社会关系变动不一,矛盾多。而上层建筑里面的竞争性选举确实有扩大矛盾的趋势,因为竞争性选举要强调代表性,而代表性要强调区域性,有时纯粹是由于政治立场和政治需要而加大了社会利益的分歧,强化了权利意识和利益观念。当然,肯定权利是好的、必须的,但当它过了头就会带来负面作用,尤其在社会极其动荡的时候,权利意识特别强的话会加剧社会的混乱。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决实行,坚持走自己的路,保障民主权利,使社会各阶层各得其所,使我们的政治稳定、社会发展。稳定很重要,它是发展的前提。怎么改?应该多听听老百姓的话,多听听基层干部的话。第一,让弱势群体有机会说话;第二,当官的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中国的发展现在面临一个社会分化(贫富分化)的问题。社会分化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概念,它本身是客观的,但会引起主观的、带有权利意识和集团意识的社会矛盾。社会矛盾现在在中国还没那么明显,但也正在发展。社会分化进入政治领域,就形成了所谓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经济的分化是怎样演变成政治上的强弱势群体的呢?主要是选举造成的。因为选举具有把经济资源转化为政治资源的权力,政治资源反过来扩展经济利益,这样就形成了强势群体的复制、扩大再生产,达到了强势群体的“良性循环”;相对应地,就是弱势群体的复制、扩大再生产、循环。如果放任社会分化继续下去,一旦这种分化被固定下来,两个群体就会沿着两个方向加速发展,最后导致社会的混乱。
现在中国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贫富分化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显,政府也做了一些调剂,但是在看得见的将来,这种情况很难改变,不说弥合与缩小,就是稳定都难,因为我们还得跟随全球化的步伐,这会削减我们对于社会平等的努力。所以现在来看,政治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让分配制度进行人民协商,浙江温岭首创的民主恳谈是很有生命力的。让掌握国家政权的党和属于弱势群体的普通老百姓结合起来,通过一种政治平台来进行公共事务的协商,这对于消除我们选举政治的弊端、解决基层的社会分化和强弱势群体对立的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三、科学发展观也要落实到科学政治观



党的十七大重点研究了“吏治”问题。过去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意思是共产党员没有个人私欲,用句古话来说叫作“无欲则刚”。在计划经济时代,应该说我们的多数党员干部在多数情况下还是能够比较好地做到这一点的,因为那时社会比较均等,个人没有太大的特殊利益,干部一切服从党的安排,所谓“革命战士一块砖,党往哪儿搬就哪儿搬”。但现在我们是市场经济,并实行长期执政的方针,而任何一种好的制度本身都存在着矛盾,时间一长,问题和矛盾就会渐渐显现出来。对一个党员干部来讲,党务工作既是事业,又是职业。既然是职业,就要有职业预期、职业保障、职业生涯。现在为什么出现这么多的腐败现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社会差距大。干部是社会精英,在收入方面,他们是在和市场比,其心理预期是当地的市场精英、商业精英,当工资收入不能让其得到心理平衡,有人就另寻他途。不能说我们党反腐败是不真诚的、是有什么顾忌的,但即便有严刑峻法,腐败还是不能杜绝。那么,我们现在就应该对党、对政权的性质、任务、定位有新的认识,找到更为行之有效的方法。
对于干部的权力,一方面要保障,另一方面也要限制,因为现在跟计划经济时代不一样了,干部的权力很大。有人说计划经济时代干部权力大,其实不是。计划经济时代利益均匀,没有太大利害,所以权力一般不会滥用。为什么现在的腐败现象难以有效遏制?因为现在已不是冷兵器时代,而是核武器时代——干部权力大,即使有制约,但相对于强大的利益动力,制约就会被千方百计地绕开,所以我们的干部很容易被打垮。腐败还造成了我们的行政成本、公共消费增加,这些问题发展下去危害也非常大,所以相关制度的改革肯定是要进行下去的。而中国的反腐败要深入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罚”的问题,反过来还有一个保障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体制不能让干部长期心态不平衡,而也要尊重、了解他们的职业生涯。相应地,我们还要完善检查、评价机制。
科学发展观也要落实到科学政治观,而科学政治观要求必须有好的科学评价机制。具体到干部人事制度,要改变只能上不能下、只能进不能出的现状,让干部能进能出。如果我们能够更合理、更合法地推行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把党的制度和我们的体制在我们手里落实,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我们就极可能把一个富强、繁荣、自由的中国交给后来人。

(责任编辑:齐澧*)

* 房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主要著作有《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政治学分析教程》、《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等。


* 本文据作者讲座录音编辑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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