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当代社会形态的走向：平台资本主义，公地共产主义还是马克思构想的社会主义？
当代社会的走向，事关奋斗愿景，成为话语斗争的主战场。尽管对当代社会的解读各有不同，但据之论辩的出发点却大体一致，即它是个技术-经济上以（创新驱动的智能经济为特征的）新范式为主导趋势和核心内容的资本主义社会。ICT革命为新范式提供了技术基础，促成了非物质劳动（在趋势上）成为主导的劳动形式，网络（趋势上）成为组织-管理经济活动的主要手段。两者的结合，导致了平台霸权的兴起。
所谓平台霸权，指经济-社会生活的平台化。当代以信息数字化与人工智能相结合为基础的全球化智能经济，使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模块化。整体的工作任务可分拆成各类大小不同的模块，外包到全球各地。同时传统意义上的公司企业则转型为协调模块生产、进行终端组装（成为产品或服务）的平台。在平台社会里，就劳动者而言，不问资历，只要能完成领包任务就有收入。劳动者之间，他们与发包公司之间，由网路联接，处于半脱钩状态。因而相对自由。由于任务随需求而不断变化，领包者需要终身持续学习；但有人工智能的帮助，学习和能力的获得，变得不太困难。就企业而言，灵活分包的平台模式有利于降低劳动成本和提高经营效率。（Friedman，2020）
在自由派看来， 未来无非是平台模式的普适化（推向社会生活所有领域）和完美化。只要努力学习、终身学习，人人都能享受自由创造的幸福生活。企业只要调整经营模式，适应平台化的要求，为所有有能力（不管资历如何）的人提供工作机会，也可以迅猛发展，实现资本的高效积累。就整个社会而言，由于非物质劳动者日新月异的创新，网络的灵活高效，物质产品智能产品边际成本的不断下降、趋近于零，生产力将迅猛发展，社会财富（物质非物质产品，包括各种各类的服务和人际交流）将急剧增长，人类将摆脱贫困社会的艰苦劳动、享受富裕社会的自由创造的欢乐。（Friedman，2020；Rifkin，1995，2011，2014）诚然，有些带有凯恩斯主义倾向的自由派，也会指出，在完美化的过程中，民主政府还得采取措施，防止大企业滥用市场权力。（Stiglitz, 2015； Stiglitz and Greenwald, 2019）对智能社会不可避免的随机性乃至结构性失业，一些学者出于对平等自由的信念，还有些平台资本巨头(如Mark Zuckerberg 和Elon Musk)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还主张提供普遍基本收入。(Van Parijs, 1992; Musk, 2017; Gillespie, 2017) 至于平台资本主义两大日趋恶化的致命痼疾，民主缺失和社会撕裂，在自由派的未来愿景中，往往被淡化为似乎可由精英操作化解的技术问题。
但是，由于资本对传媒和整个政治过程的操控，形式民主制的民意基础，正在日渐掏空。对于Stiglitz 忧心忡忡的大资本对市场权力的滥用，国家机构即使意识到限制的必要，但由于资本的抗拒和政治运作，也是举步维艰、难以有所作为。（Zuboff，2019）对于失业和其它民生问题，本来应该有所作为的战后基于阶级妥协的福利国家，由于社会撕裂和政治过程的瘫痪，能凑出些临时应付措施就算不错，不可能提出全局长期的解决办法。（Streeck, 2016）
更为致命的是，平台模式的灵活高效，直接导致恶性的两极分化和无从弥合的社会撕裂，产生爆炸性对抗的潜在危险。强势的平台资本, 作为包工头，由于灵活高效而稳取暴利；而被高效监控失去自由的弱势劳工，作为打工仔打工妹 ，则因灵活而失去（工作和其它各种) 保障，终生飘零焦虑。（Standing, 2011）这种分化、矛盾和对抗，在平台资本主义的框架中，难以缓和，更不可能消除。这就使得平台资本主义，不管怎样改进，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稳定的值得追求或至少可以忍受的社会形态。
自主派分享了自由派有关平台模式导致富裕社会的信念，并认为这为共产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但与自由派不同，他们的共产主义愿景，主要基于对非物质劳动的分析。他们认为，新范式中的非物质劳动，就其本性而言，内在地有把社会推向后资本主义的潜能；而实现这一潜能的现实力量，则是从非物质劳动中涌现出来，并通过当代通讯手段建构而成的诸众。
更具体地说，非物质劳动，因其构成原则是自主创造团队协作，内在地有摆脱异化实现自我的冲动和不可遏止的趋势。相应的网络分权管理模式，不仅增强了参与管理的劳动者的自主地位，使互助合作的团队（潜在地）成为未来（不以追逐私利积累、而以互惠和满足人性需求为导向的）道德经济的（本体）建制基础，而且使资本因活劳动积极参与而渐趋外在于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因而失去存在的理由。更为重要的是，有权使用平台的非物质劳动者的各种能力，在生产过程中不可抑制的积累增长并进入组织生产必须且日趋重要的一般智力，使劳动者拥有越来越多的作为生产前提的固定资本。非劳动者所拥有的资本的逐渐退场，劳动者全面接管经济过程能力的积累，为共产主义准备了社会条件。
除了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非物质劳动还为推翻资本统治向后资本主义过渡，提供了主观条件。自主派声称，作为异质的自主创造的独特个人，非物质劳动者通过经由网络的理性沟通而随机灵活松散地组合而成的诸众，是取代同质的无产阶级，有效对抗当代（认知-平台）资本的同样随机灵活松散的、经由网络实现的生命权力的新型生命政治抗争的革命主体。
自主派愿景中的后资本主义社会，是以非物质劳动为核心的公地共产主义或大同世界（独立异质的非异化劳动者，他们创造的作为公地的一般智力和丰裕社会）。（Hardt and Negri, 2009）面对强势平台资本主义的现实，公地共产主义往往又不得不以退而求其次的形式出现，如平台合作主义（ Scholz, 2016a, b; Bauwens and Kostakis, 2016; Bauwens, Kostakis, Troncoso and Utratel, 2017）或交往社会主义 (Fuchs, 2019) 等。平台合作主义者提倡一套生态系统，立足于合作共享的公地。它以满足需要为目标的，民间对等互利（peer-o-peer）的生产社群为基本单位，是在一切围绕公地的民主政府协调下组成的（团结分享合作的）道义经济体（moral economy）。这一系统，虽然在技术-经济范式上与平台资本主义并无二致，但在其内部，不存在异化劳动，因而有望依凭其伦理优势，在与后者的竞争中存活以至胜出。交往社会主义的鼓吹者对经济语焉不详，主要寄望于本真交往（理解合作）的回归：通过本真交往实现的交往理性，终将胜出平台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从而使社会过渡到基于公地与合作、面向共产主义的交往社会主义形态
在自主派的这些方案中，存在着明显的技术决定-理性主义-目的论进化论的倾向：一切取决于非物质劳动这一技术-经济范畴。就不那么空想的退化版本而言，平台合作主义认可市场。市场以逐利竞争为建构原则。没有适当的政治（国家、宪法）调控和文化（规范、价值）导引，市场与道德经济水火难容。可是这些制约市场的必要条件从何而来？怎么能让被资本劫持的国家变成对市场实行社会主义导向的调控国家？ 为资本无限扩张开道的消费主义文化，又怎么会转变成以人性发展为至高价值的共产主义文化？这些任务，没有统一的政治纲领，只知微碎抗争、没有主战场意识的异质诸众，显然不能胜任；而只能依靠非物质劳动内在潜能的自动展开，主要是（新范式中不可遏止的）劳资趋同、资本消失的必然趋势。也就是说，依靠（技术推进的）经济的自动演化。资本退场了，国家性质自然就变了；文化内涵，由于（没有资本的）伦理社区的培育，当然也随之而变。对于交往社会主义者来说，最大的困难在于，在交往手段被平台资本垄断的情况下，本真交往怎能回归？微碎抗争中，诸众通过精心设计，在小范围内有可能实现本真交往。（Fuchs，2019）但是， 据此就能征服平台资本的工具理性？希望只能寄托在交往理性本身不可抗拒的威力上 - 哈贝马斯式的理性主义的基本信仰。其实， 平台合作主义也只是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翻版而已。为后者打底的哲学，还是交往理性论。
对于平台合作主义来说，除了方法论上的迷误以外，还有经济学上的困境。平台公地归（伦理经济体中的）生产社群而不是（总体上被资本控制的）全社会所有，这就马上牵出（社群）内外有别的工团主义、社群主义古老的无法解决的难题：内外有别（内部伦理关系不适用与其处于竞争关系的外部）的社群势必在其（成员进出）演化过程中导致内部的分化瓦解而渐趋衰落。 原则上更为严重的是，为了（在资本主义竞争环境中）存活胜出，一些合作主义社群，不得不采用产权（主要是知识产权）和租金来保护自己、取得收入、维持生存。可是这就在实践中回到了资本主义的建构原则：竞争、产权、租金、利润等等，最终势必违背初衷、直接间接地重建剥削关系。（Rigi, 2013, 2014）
最后，自主派各种版本愿景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在政治。翼望资本自动退场，与自主派由之出发的工人主义立场背道而驰。实际上，资本不但不退场，而且依凭其强势的经济实力和组织手段，以被其劫持的国家机器为后盾，把新范式中一切可能的变化，严格锁定在为其盈利服务的铁笼子里。怎么让非物质劳动冲出铁笼，实现其解放潜能，就决不是个经济问题，更不是个技术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并且，这里说的不是个只牵涉到个别企业的微碎政治，而是要重构新范式的宏观语境，主要是改变国家机器运行目标 - 从（以经济增长、国力增强等名 义出现的）为资本盈利，改到为劳工解放 - 的宏观政治。深受福柯网络权力观影响的自主派，其所依凭的臆想的"革命主体"，即囿于微碎抗争的异质诸众，无力从事需要同质纲领统一行动的宏观政治，从而使其未来愿景落为改良主义的空想。
马克思主义的后资本主义愿景，在哲学经济政治各方面，与自主派有深刻的分歧。有分歧不等于没有共同点。比如，两者都否定异化，都看重新范式中蕴含的突破认知资本主义的潜能，等等。为了看清表面多有类似、实质极其不同两种愿景间的区别，有必要首先概述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构想，然后提及如何在当代语境中体现马克思洞见的一些方案。[1]
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最成熟的构想，在1875年的《哥特纲领批判》中阐释得最为直接和全面。不过他的出发点，可以追溯到1844年的手稿。作为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社会主义的构成原则是消除（广义的）异化。客观上，这意味着终结剥削和统治，实行自治，享有自由平等和公正；主观上，则是凸显团结和创造。其经济基础在《批判》中归为两条：社会财产，社会调节。其社会组织，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时期多次指出，应该是自由平等生产者的共和联合体（Marx，1985）。
社会财产不等于国有。在使用权和所有权高度分离的当代，社会财产实质上的兑现，只能是：社会所有成员，都有公平使用（但不能拥有）公地（由社会上归属不同所有者的所有的资金、土地、信息和平台等公共基础设施等组成）的权利。[2] 实现这一权利的可能机制是，一个完全的统一的由社会调控的向全民公平开放的公地市场。
社会调节可以通过计划，也可以借助市场。但由于马克思在《批判》中称为"胎记"的旧社会经济道德遗产的影响，他强调价值规律，即等量劳动交换或等价交换，作为调节的主导原则。这里交换的只能是劳动，而交换的结果不能导致剥削劳动的资本。苏联的计划调节严重背离价值规律，付出了代价[3]。毛泽东50年代后期起，认识到价值规律的重要性，反对共产风。此后认识逐步加深，社会调节必须以价值规律为主导已成共识。问题在于什么才是体现价值规律的适当的调节机制。一个现成的选项是市场。市场交易当然以价值规律为主导。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劣迹斑斑的市场，能与社会主义消除异化的建构原则相容吗？
市场问题十分复杂。资本主义市场的众多弊端自不待言。但随着生产的社会化，自给经济转向为社会而生产。在存在下述情况时，即（1）社会中有在不同条件下从事不同种类和质量的劳动（并拥有不同产品）的多样经济主体，（2）他们对社会供需没有直接知识，（3）不同劳动和产品没有统一的测量标准，市场交换是协调社会生产难以避免而相对有效的机制。
对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思考，必须立足于对市场两面性的认识。它有等价交换，互通有无和互利合作的一面；又有逐利竞争两级分化的另一面。特别是，市场不可能脱离嵌入其间的历史环境而运行，包括国家的法律监管调控，也包括社会文化规范的价值导引。由此产生市场的制度不确定性（institutional indeterminacy）或嵌入性（embeddedness）。市场的主体、运行逻辑和社会性质是由其所在的大环境决定的。竞争的市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运行的主体，逻辑和目的都不可同日而语。社会主义的市场，由于改变了市场主体和运行逻辑，有可能成为共享社会中道义经济和政治参与的经济基础。
根据马克思《批判》中的设想，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主体只能是自由平等的劳动者的联合体，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那么，在此前尚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社会主义阶段，企业、工会、社区，金融机构等在市场活动中，可否形成这样的未来指向呢？内部追求平等团结公正、而不是私欲占有的共同文化和民主决策；[4] 外部则在市场关系之外，由公共权力保证不可让渡的公地（全社会而不仅是社区的）使用权作为公民权的基础，同时接受各级民主政府的规范调控。 这样的社区，应该是培育列宁等提出的，其行为心理均由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导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沃土。这样的道义经济体与社群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排外社群最大的不同，就是新加入的，非原成员劳动者，不被视为社群的雇员或低人一等的外来户，而是不受歧视地立即自动成为享有一切同样权利的社区成员。[5] 随着市场主体的变更，市场运行的逻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在根本上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激励固然是有效处理信息的市场逻辑的核心， 但动机和目标却不再是资本的无限积累，而是互惠的，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为目的的，从社区地区到全国的平衡发展。
理论上，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劳动市场不是商品市场，劳动力不作为商品出卖，因此不会导致剥削。相反它为劳动者提供选择职业和特定就业单位的自由。同时， 资本市场也不再是投机牟利的场所和触发经济震荡的高危环节，而是汇集分散的社会资源以供全体劳动者使用的平台。由此推进，一个完全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将使经济活动高度社会化。借助金融网络，它把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知识及其它人类和自然资源，各种产品，甚至经济活动中的风险都整合起来，组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机部分。市场以外的计划，是同一基础更宏观的必要组成部分。
显然， 新范式中灵活高效的智能化市场体系，为理想的社会主义市场建设，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参照和现实中的出发点。新范式的解放潜能，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才能得到充分的释放。这种潜能，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其一，所有权的分解和经济活动的模块化使资本市场和劳动市场更加灵活自由；其二，日趋主导的非物质劳动扩展了劳动者的自主空间，也促进了管理从集权指令的垂直方式向分权参与的水平方式的转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第一个特点直接有利于资本而损害劳工；第二个特点则为资本赢利驱动所大大局限。只有社会主义的经济才能真正释放这些潜能。
与自主派一样，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认同市场和非物质劳动的重要性，认同道义经济的可欲性。它对个人努力（对公地作出贡献）也给激励，但绝不采用认同公地私有（如保护知识产权）的方式，而以授予荣誉和（或）给以一次性的奖励为主。
马克思主义与自主派及其平台合作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社会主义不是一个企业目标，而是整体的社会目标。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个别平台合作企业，特别是特别是实行内外有别的社群-工团主义企业，由于竞争性外部压力而不可持续。只有当社会主义事业以国家权力为后盾，成为全民的目标和社会整体的实践，才有可能存活和成功。关键是国家的政治经济主权和社会主义方向。全球市场当然应该进入，但必须坚决拒绝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整合。至于能否改造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能否改写全球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则取决于本国的国力，资源和政治意志。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长远目标，完全可能。
马克思主义者坚定地认为，决定市场性质最关键的因素，是劳动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体现这一决心的政治意志，国家宪法，以及派生的社会和法律制度。劳动者的社区成员分享权、社会公地使用权，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参与权，若没有宪法规定，制度安排，和护法执法机构的落实和保护，只是一句空话。特别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其权威、资源、宏观掌控和微观基础设施的能力，是按社会主义原则监管调控市场所不可或缺的。可以说，对工团主义的不同态度之外，对国家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是马克思主义和自主派后资本主义视野中最根本的区别。
但在这个区别的背后，还有更为深刻的分歧：历史的动因究竟是异质个人集聚的诸众，还是具有阶级意识和统一意志的阶级？这就牵涉到整个话语斗争的哲学框架。
6. 简评西方文化左派的哲学框架：斯宾诺莎，福柯，哈贝马斯-- 超越马克思还是回到马克思？
前文指出，面对进入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全球金融-认知资本主义，和种种反抗现存秩序的社会运动，以自主派为最活跃代表的西方文化左派，其理论努力接受了自由派的两大预设。第一，新范式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日趋主导的非物质劳动者的自主地位在上升。第二，以诸众面目出现的自主个人是历史主体和社会发展的动力。通过征用一批用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来自斯宾诺莎、福柯和哈贝马斯的哲学资源，他们建构了一个以帝国-诸众-后资本主义为主轴的话语体系。
这些哲学资源在自主派体系建构中的作用，是启发性的，更是实质性的。它们既为体系奠定理论基础和论说构架，又为其核心概念和基本主张提供哲学理据。当然，自主派也利用当代材料，对这些资源做了独特甚至相当随意的解读。因此需要清理这些解读的深层理据，才能对他们的一整套话语体系做出适当的评价。
先看福柯。福柯的生命权力观、主体建构观和微碎反抗观在自主派体系中无处不在。福柯的这些思想，因其本身就是对70年代开始出现、与新范式密切相联的经济社会现象的独到把握，其可用性不难理解。
福柯注意到，商品化的全面扩展，意味着资本权力的无处不在，从工厂生产到市场消费，再到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和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这种权力， 他称之为生命权力 (biopower)，表现为以各种特定的权力关系为节点的权力网络。(Foucault, 1978, 1980, 1982, 2008）福柯声称，无所不包的网状权力，其具体的权力关系出现在各别节点；各节点间的联系可密切可松散，不存在一个权力中心。激进如福柯，任何权力关系自然有两面，一面是控制剥削和统治，另一面就是斗争反抗求解放。于是生命权力也有两面性。奈格里把其正面的控制权称为生命权，其反面的抗争权则称为生命政治权。抗争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对每一种控制手段（dispositif）总可以找到相应的反制手段，比如用罢工对付工厂纪律。没有中心，铺天盖地的网状生命权，是自主派帝国概念的原生形态。它的对立面是异质的、缺失主战场而四处弥散的微碎抗争。微碎抗争的典型是脱离了阶级和大众的身份政治、生态运动等孤立的社会运动，而其论说又是这些运动的理念依托。
主体性的社会建构，即通过社会过程（劳动、生产、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卷入各种社会关系）的建构，是彻底否定本质主义的后结构主义方法的核心关怀。在福柯的框架里，一切社会过程，包括主体的建构，都在权力关系中完成。而网状的权力和异质的微碎抗争，决定了抗争过程中建构出来的，也只能是异质而不可还原的主体性。福柯的微碎主体建构论，直接成为自主派异质诸众的理论资源之一。他相应的微观社会视野，也为自主派认同自由派的（认知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制度基础发生了根本改变）断言，找到了哲学理据。正如奈格里自己承认的，如果只有宏观视野，那么在新范式中看到的就只有资本、国家、社会关系等形式上的连续性，而看不到非物质劳动、水平-网络管理等内容中的创新和断裂（Negri, 2008）。
福柯对社会表层现象的观察多有洞见。但他的上述观点却遗漏了理解当代社会最为关键的两个因素：全球金融-认知资本这一权力中心的存在，以及由之主导的统摄（所有社会现象）逻辑（维护巩固强化其控制剥削统治）的霸权地位。这些遗漏直接的政治含义是，反抗不存在主战场；面对强大的权力中心，各自为战的抗争者不能整合为同质的阶级或人民进行斗争。这就解除了抗争者的主要武装，使之迷恋于改良主义的微碎的讨价还价，从而间接默认了现有秩序的整体大局。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福柯的这些哲学资源，在福柯1984年去世后，新范式在全球化过程中更为迅猛地扩展、更为全面深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情况下，被自主派用斯宾诺莎的伦理本体论（ontology via ethics）作了更为激进的解读后，才成了现有的自主派的话语体系。
奈格里对斯宾诺莎哲学的征用集中在一点：实体是一切存在的内在根源。这蕴含着，实体没有外因，它就是无限，就是上帝；它是万物的根本；万物的诞生和再生，均来自实体的不受限制的潜能（创造力和突变能力）的开张和实施。它无处不在，一切存在物都是它的部分，都是从它派生出来的副现象，因而在本体论上的地位完全一样。（Spinoza, 1994）
什么是这个神秘的实体？斯宾诺莎的回答是，欲望。欲望可以升华为想象、创造、智能和情动（affect）。情动的欲望是建构万物的建设性力量，是促使行动创造所欲之物的潜能。欲望的建构（constitutive）力量指的是，就像激进民主主义者所向往的宪法(constitution，是突破一切现有法制法规另建新制的终极根据) 一样，它可以突破一切现实的存在，回到初始原则，创造一切所欲之物。（Negri, 2013）
本来， 这样一种空泛的（理性主义泛神论）形而上学一元论框架，什么也说明不了。但奈格里却通过联想或自由解读，把无所不包的帝国-诸众与无出其外的实体挂上了钩，视之为实体所创造并分享实体的一元性，即视帝国-诸众二者为一体二面：诸众（非物质劳动者）的愿望（自主性的扩展）的实现和帝国的生存（资本的积累）是共生关系，而建构二者的动因，即情动的（或欲念推动的）劳动，主要表现为非物质劳动[6]，则好像是实体本身的化身，有追求自主合作解放欢乐的不可抑制的冲动和激情，并拥有突破一切创造一切的潜能。对奈格里特别重要的是， 就像实体没有外在于它的动因（创造力）一样， 体现实体这一特征的非物质劳动的完全内在的、因而特异的、不可预测的创造性，也使每个非物质劳动者成为一个（不能同质归众的）奇点，即异质诸众的组元。这样，异质诸众概念， 就不仅有福柯的社会学理据（异质社会运动、微碎抗争）的支持，更有了斯宾诺莎的内在论的本体论理据的支持。
正是有了这种斯宾诺莎式（即经过奈格里解读的）内在论理据，才使奈格里信心满满地断言，异质诸众组元具有坚韧不可剥夺的独异性，不可能蜕变为(如阶级人民那种)同质群体的一部分；而他们在社会肌体的种种毛细部分所作的微碎斗争，也不受任何超越性的目的论进程的控制，具有突破旧世界的桎梏，开辟崭新局面的潜能。
斯宾诺莎的哲学资源（伦理本体论和内在论），对奈格里极为重要。这些资源使他有可能建构一个涵盖所有社会现象整个历史演变的宏观框架。这个框架， 既能体现他的战斗性的（即强调阶级对抗）工人主义（劳动在劳资对抗中占主导地位）立场，又能用以把握当前社会形态并探索其未来走向。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能取代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引领时代潮流。
这个宏大建构方案的核心是非物质劳动。通过斯宾诺莎式的解读，非物质劳动就是创造涵盖一切的帝国-诸众共生体的唯一动因。在这个共生体中，作为劳资对抗中的一方，帝国（资本）的生存依赖于诸众的劳动；而另一方，诸众，由于其自主性的扩展（智能的不可剥夺不可抑制的发展，管理权的接管，等等），可以独立于外在于资本与之对抗，并有潜能摆脱资本的羁绊，创造一个没有资本的共产主义社会[7]。这种不通过中介的直接对抗，这种内在的、通过实体（这里是非物质劳动）的（超越对立双方）突变潜能 -- 而不是通过辩证法的（受制于现存双方的）综合（因而难以创新且有目的论色彩） -- 实现的历史过渡，在奈格里及其追随者看来，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狭隘眼界，为激进左派的当前斗争和未来想象，展开了巨大的空间。（Negri, 1992, 1999）
这里，战斗性的工人主义立场很鲜明，摆脱马克思主义的意图也很明确。但是，其内在论哲学的核心，即 崇尚否定中介的直接性和不受制约的 突变的随意性，却是谬见。非物质劳动的存在，不可能离开资本；因而诸众的经济斗争，也不能不以现存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中介。同样，在资本统治的政治层面，诸众的斗争，也离不开当前自由民主制的中介。任何自主独立、否定中介、超越现存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关系、在这些关系之外反对资本主义的直接斗争，只是工团主义的幻觉。而在劳资二元对立、经由现存经济-政治关系中介的语境中展开的辨证斗争，并不命定导致周期轮转或折衷（综合）调和。同样可能的是，矛盾的否定方面（劳动）战胜了肯定方面（资本），从而使整个矛盾体发生在此特定语境中的质变，但却不是不受由此生发的语境制约的随机突变。
从哲学角度来看，奈格里据以出发的伦理本体论，有个明显的致命伤。作为唯一动因创造存在（本体）的欲望（实体），不可能是原初的终极的，而只可能在与技术、社会的互相建构互动过程中涌现出来，因而其本身也将随着技术、社会的演化而改变。（Stiegler, 2010, 2013）当然， 欲望总是在那儿，导致行动，改变或创造世界。但社会不同， 欲望也各异。由ICT革命导致的新的技术环境，也使欲望的组织（如当前的消费主义快乐主义，或在数字泰勒制监控下劳工对躲避监控的渴望）截然不同于革命之前（如清教伦理，或流水线劳工对工匠自由的憧憬）。否定中介的谬误，在这里暴露得相当清楚。
以自主派为代表的西方左派，从马克思的辩证法转向斯宾诺莎的内在论，是一个潮流。它有很深刻的社会原因。新范式的兴起，工厂无产阶级的式微，在新自由主义引导的全球金融-认知资本的步步进逼的攻势下，有组织劳工的节节败退，使左派看不到有效的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来对抗资本进攻实现劳动解放。眼看多数左派悲观转向，少数不甘失败的抗争者，在（新范式中的）非物质劳动的某些（经过挑选并极度夸大的）新特色中看到了憧憬未来时似可乐观的苗头。而斯宾诺莎的伦理本体论，因其预定欲望为（具有随机突变、万能创世潜能的）实体，恰逢其时地为这些空想左派提供了正在期盼的哲学资源。于是，只要把实体的所有潜能嫁接到非物质劳动，那内在论就先天地保证了，被追求生命欢乐自主解放的太初欲望所推动的非物质劳动，能内在地直接地与资本对抗并在对抗中胜出，创造出公地共产主义新世界。
以非物质劳动为载体的内在论，看来激进，其实保守。从非物质劳动导致的帝国-诸众共生关系，决定了它与资本的关系不是决裂，而是对后者的逐步吸纳，最后带着成为其自身一部分的资本一起进入公地共产主义。问题不在终点站，而在这一哲学-政治立场的现实含义。即它实际上确认了（至少是默认了）认知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为了非物质劳动的存在和发展，认知资本主义不可或缺。因此，所有的抗争，不是为了与之决裂，而是为了取得改良主义的让步。当下的一切， 主要是认知资本主义的发展，内在地有利于非物质劳动的扩张壮大，促成共产主义的到来。世上一切都是救赎。这正是内在论最为保守的一面。
理论上，内在论几乎是赤裸裸的技术决定论或生产力论。非物质劳动，按照斯宾诺莎式的内在论解读，从根本上说，是自主（可以外在于资本）存在，不需要中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那它实际上就只是生产力。它有创世能力，能独立地不可阻挡地把世界引到共产主义。自主派否定历史唯物主义（否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贬之为二元对立和决定论。但可悲的是，他们信奉的一元论的内在论，剥掉他们披在非物质劳动身上的层层神秘华丽的面纱，其实不过是最简单最粗糙的技术决定论或生产力论。
不同于以公地共产主义为愿景的"最高纲领派"，以平台合作主义或交往社会主义为愿景的西方左翼，征用的哲学资源主要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论。平台合作工团组织，实际上正是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与资本主义市场和福利国家不同，市民社会的存在理由和发展依据，只在理想对话和达成共识（即协调和妥协），以保证制度的稳定。交往社会主义者更是直接诉诸于本真交往的理性本质，即理解与合作，视之为通往社区、公地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终极保证。
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庞大复杂，但他有关交往理性的思想，却可以简单概括如下：在理想的对话环境中，没有任何明显的、隐含的、政治的、经济的、等级的、直接间接的强制。持有不同看法的人们，其协商讨论的基础只是：（1）人类普世共有的理解语言的能力，（2）事实，（3）逻辑。三者之外的任何考虑都被排除。这样，人们就可以通过交流达成主体间的共识，这就是所谓的主体间性。理想对话是人类通向真理和价值的唯一的理性（即交往理性）途径。
哈贝马斯认为他的贡献具有里程碑意义。人类思想史上，前一个里程碑是康德。康德对理性的考察是现代性的基石。但康德的理性是先验的。他的先验哲学在哈贝马斯看来早已破产。先验论必须抛弃，理性却需要保留；以理性奠基的现代性是没有完成的事业，应该推进。而推进的指导原则只能是交往理性。所以哈贝马斯自认为是继康德之后人类思想史中的又一里程碑。（Habermas, 1984, 1987a, b）
这里哈贝马斯有点自我膨胀。实际上，他走的不过是新康德主义的老路，把康德的先验论历史化语境化，从而改造成约定论。从先验框架到约定框架的转变，在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性之前，已经在许多哲学流派，特别是库恩的范式论中出现。（Kuhn, 1962）范式中的概念预设，作为认知的先决条件，起着康德先验的作用，却又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定的语境中形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称作是主体间性的共识。当然，哈贝马斯做得更精致些，说它是交往理性的产物，是通过理想对话形成的。但交往理性比库恩据以出发的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理性"只多了一点，就是为基于事实和逻辑的"科学理性"提供了一个更为牢靠的支撑，即普世的人类理解语言的能力。没有基本的语言交流和对话，当然什么都谈不上。但对语言的理解，就像对何为事实的理解一样，也渗透着先入之见。先入之见即使不是康德式先验的，也必定是某个对话群体一致接受的"偏见"（其他群体可能不接受），从而使理想对话、主体间性共识成为可能。然而，这种随带有特定先入之见的对话群体而定的对事实、真理和价值的主体间性共识，以及同时作为其出发点和产物的交往理性，由于其强烈的约定论色彩，缺乏客观基础或客观标准的制约，怎么也走不出相对主义的死胡同。在多元文化的语境中，罗尔斯想在不同社群（对话群体）间构建'重叠共识'作为他政治哲学的基石。他与哈贝马斯在方法论上出入很大，但他们认识论上的约定论和文化相对主义的预设却是一样的。对客观世界基础和条件的忽视，导致同样的理论困境。(Rawls, 1993, 1999)
马克思主义则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认同主体间性在认识上的重要性，但他们更强调制约主体间性的客观实在。什么是客观实在？简单地说，客观实在特指事物发展的趋势。社会现象有没有客观趋势？有人说，无论有没有，都只能在主体之间求共识，你能跳出哈贝马斯吗？但是，主体间性可能产生不同的共识。对于文化相对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无解难题。此处破局的关键是实践。实践连接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在实践中，理性的个体和集体无法罔顾客观对主观的制约，谁都不能不从以往的经验教训中学习。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却只是在主观与主观之间兜圈子，怎么也跳不出主观世界，怎么也够不着客观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性观。孰优孰劣，本来相当清楚。但对相当多的左派来说，现在却成了问题。
同样，马克思宏观视野的唯物史观与福柯微碎视野的权力观-主体建构论，孰优孰劣？马克思的辩证法（对立面经由中介的斗争和统一）与斯宾诺莎的否定中介的直接论内在论突变论，孰优孰劣？这些问题本来都相当清楚，现在却都成了问题。这本身确实是个严肃的问题，值得仔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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