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2014年经济形势座谈会"

李扬: 全球金融危机进入第二阶段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召开的"2014年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扬说:"从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从美国开始迅速席卷全球,在岁末年初大家都要对形势做一些估量,我总的估量是危机没有过去,只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李扬分析,从发达经济体情况看,危机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但是造成危机的基本因素并没有消失,更重要的是在应对危机过程中采取了很多超常规的措施,这些超常规措施在阻止危机恶化的同时也加重了复苏的重负,使得复苏过程扑朔迷离。

"发达经济体经济发展方向严重偏向消费者导向,经济结构高度依赖服务业,而制造业已空心化。"李扬说,判断危机是否过去,就要看实体经济领域中经济发展方式偏颇以及经济结构扭曲的状况是不是得到解决,显然没有解决。

李扬说,危机最初是金融危机,表现为杠杆率非常高。去杠杆化是解救危机的一个必要路径,现在去杠杆并没有完成,在一定意义上还在提高。

"全球危机还没有过去,第二个表现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李扬说,危机初期曾出现一个现象,一方面发达经济体经济很不好,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很好,以至于出现一个概念,叫做"双速脱轨",两类国家两个速度,而且是脱轨的。但目前,危机进入第二阶段,发达经济体稳定了,新兴经济体开始危机了。

在谈到中国经济时,李扬说,从2009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中高速增长阶段,呈现出五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减速问题。尽管现在7.5%、7.6%速度已经相当高,但这是从10%高的增速落下来的,两三个百分点的冲击相当大。"估计这个冲击需要几年才能消弭,然后进入正常的中高速增长阶段。"而对于这一速度的变化,国内外一直没有非常好的解释。

房地产问题。李扬说:"实体经济层面的房地产,我注意到谁都不谈,但是谁都知道它是一个大问题。"李扬预计,今年6月全国房地产登记系统启动之后,除了高房价问题外,房屋过剩问题也将水落石出,"现在这个问题非常突出,金融部门都在做准备","大家都说今年实体经济要出问题,首先就是房地产出问题"。

产能过剩问题。李扬说,产能过剩已经是一个"癌症"。经济增长速度上不去,还得靠投资,而投资上来后,又导致更多的产能过剩,这是体制的纠结。

金融问题。李扬说,发达国家是宽货币、紧信用、低利率,而中国的金融是宽货币、高利率、贷款难、贷款贵,这几个现象很荒谬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今天金融业的现实。中国金融体系必须动手术,不能靠政策调整,因为政策调整解决不了深层次的问题。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李扬认为,中国总体来说地方政府债务不是问题,但是在局部地区、局部领域却是大问题,必须要有所准备。

"危机深入到如此程度,根源在于实体经济出了问题,因此,走出危机的治本之策是改革。"李扬说,哪一个国家对自己的问题认识得最深刻、改革策略最完备、改革决心最大、效果最显著,哪一个国家就会在未来占据先机。

张平: 金融扩张难以对冲"结构性"减速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当天召开的"2014年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张平说,从目前来看,"金融不扩张经济就下滑"的现象明显。

他说,央行2013年下半年的去杠杆和减低金融机构风险配置,2013年12月份M2开始降速,2014年开年疲态就出现了。今年1月份汇丰和中金PMI和服务业指数均大幅度下降,3月份可能有季度性回升,但以现在的利率和融资难度看,二季度经济增速可能回落。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持续负值已经两年,而且2014年可能依然会持续为负,它代表了实体经济的通缩,与此对应的是房地产指数持续走高,只有房地产行业处于持续繁荣。

而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更趋向"房地产和基建"的投资带动我国当前的增长模式高度依赖于土地和资金,增长的带动力从"投资+出口"的模式转向了单一投资拉动模式。

2013年我国全社会融资总规模突破17万亿元,利率持续走高,利率曲线走平,短端走高,融资成本持续推高。张平说,"2014年融资规模要突破19万亿元,才能保证当前经济增长保持在7.2%以上,而且在加速金融风险积累。"

他说,金融对增长而言有着重要的功能,包括中介功能、配置功能和提供信息的功能。但他同时表示,过度金融中介化的发展,会导致金融去功能化,即自我循环交易,而丧失对增长的功能,"当前在国家担保信用,全球套利的背景下,收益率竞争必然加速金融去功能化的过程。"

"资本产出效率持续下降是影响增长速度的主要因素,提高资本产出效率是关键。"张平说。

他认为,中国需要金融、税收体制联动改革,包括债务调整、定义风险、统一监管,同时增加一次性资本补充和拉长债务期限,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调整和机制转变。

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 经济运行资金面总体充裕

王国刚作为题为《中国货币金融运行趋势分析(2013-2014)》的专题演讲。

"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资金就总量而言是充裕的。"王国刚分析说,从货币供应来看,2013年广义货币(M2)余额110.65万亿元,同比增长13.6%,高于年初预计的全年13%的目标值;狭义货币(M1)余额33.73万亿元,同比增长9.3%,高于2012年同期的6.5%增幅。"因此,从货币供应角度说,经济运行中的货币数量是能够满足需要的。"

从社会融资规模来看,2013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7.29万亿元,比2012年同期多1.53万亿元。这说明,经济运行中的资金总体上是充足的。在新增贷款方面,2013年人民币贷款增加8.89万亿元,同比多增6879亿元。人民币贷款余额71.90万亿元,增长14.1　%,均高于GDP7.7%的增长率,因此,贷款环境并不太紧。

王国刚说,2014年还将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M2在14%左右、M1在9%左右、贷款增长率在14%左右,经济运行中的资金是有保障的。

王国刚说,2014年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将根据CPI增长率的变化和外汇储备数量的增加而择机出台。如果CPI连续3个月出现4%以上,可能需要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如果通过外贸和外商投资等路径流入的外汇数量减少,则可能进一步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反之亦反。

但王国刚同时表示,目前我国金融运行中存在的五大隐忧值得关注:

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降低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成本,但2013年的金融运行中,这一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有进一步加重趋势;

通过银信合作、银证合作、银保合作等路径,银行大量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部门(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等),抬高了资金利率水平;

资金错配情形加重,引致了2013年5-6月和11月下旬以后的银行间拆借利率(尤其是7日以内)的飙升;

金融机构为自己服务的程度和规模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在加重;

公司债券成为间接融资工具,是银行贷款的补充品;与此对应,银行理财产品基本属于存款的补充品。

"2014年,上述问题或将延续。如果不尽早予以认识并采取措施予以化解,这些问题的发生频率和程度都可能加重。"王国刚说,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速下行过程中,贷款等金融资产的不良数额可能增加;在去过剩产能的过程中,贷款等金融资产的不良数额也将增加,对此,既需要有一个冷静的认识,也需要在政策面上尽早做出安排。

王国刚认为,金融内生于实体经济部门,实际上有着两条路径:一是金融机构的路径,即通过实体经济的发展,独立出了专门从事金融业务活动的金融机构;二是金融市场的路径,即实体经济中的实体企业和城乡居民可以直接进入金融市场,以自己的名义发行和交易各种金融产品。

他认为,"金融回归实体经济"的重心在于使得实体企业和城乡居民能够直接进入金融市场。当前应以公司债券为基本抓手,推进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展开中国金融体系再造的工程。

王国刚建议,择机出台"贷款人条例",以促进实体企业间的资金借贷发展;修改《票据法》,发展融资性票据;推进金融租赁机制的发展,准许实体企业根据经营运作的发展要求,设立融资租赁公司或介入融资租赁市场。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雪松:近半省区下调投资目标"多年罕见"

李雪松专门作了"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展望"的主题演讲。

他说,2013年四季度以来,我国投资增长面临下行压力,经济增长也面临下行压力,"如果2014年重大项目接续不足,投资增速进一步面临下行压力。"

李雪松介绍,从各个地方来看,2013年,31个省区中有16个省市区没有完成年初制定的预期目标。其中,有三个省区完成情况与年初制定的目标差别比较大,吉林制定的目标是12%,只完成了8.3%;黑龙江制定的目标是11%,只完成了8%;内蒙古制定的目标是12%,只完成了9%,反映出这些地区经济增长较为困难的现实。

"这三个省区实现的增速与预期目标相差3个百分点以上。"李雪松分析说,吉林、黑龙江制造业不发达,服务业也不发达,属于老工业基地,比较困难,制造业产能过剩。内蒙古因为煤炭价格下跌,效益下降,投资增速下跌的比较明显。

在谈到2014年各地经济增长指标调整情况时,李雪松介绍,从2012年、2013年、2014年全国各个省区经济增长目标下调的状态图来看,大部分省区经济增长目标都已经下调,或者经过两年持续下调。下调幅度比较大的是内蒙古、四川、吉林、黑龙江、山西。在东部地区,海南的目标由13%下调到10%,西部、中部、东部都有省区经济增长目标下调超过3个百分点。

"也有几个省区连续三年没有调整经济增长目标。西藏维持12%的水平,新疆维持11%的增幅;在中部省区,湖北和江西维持10%的水平。"李雪松介绍,与其它地区不同的是,广东经济增长目标经过了反复,2013年把2012年8.5%的目标下调到8%,2014年又从去年8%上调到8.5%。

他分析说,广东上调经济增长目标,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认为外贸可能略有好转;二是广东加大对粤北、粤东、粤西的投资力度。另外,广东下游企业比较多,上游原材料价格下跌以后,对下游企业有好处。

对于下调经济增长目标的地区,李雪松分析认为,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下调了投资增长目标,有20多个省都下调了2014年投资增长目标,因为中央严控地方债,地方借钱非常困难。另外,一些地方债务较高。

李雪松同时表示,"接近一半省区将2014年投资目标定在18%以下,这是多年来所罕见的。"

李雪松预测,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7.5%左右,物价上涨3%左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加10%,名义投资增长达到19%,低于2013年水平(19.6%)。

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上海自贸区亟待研究十个问题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当天召开的"2014年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裴长洪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新体制的最主要特征是服务业扩大开放,放宽投资准入。而"放宽投资准入"的重点是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服务业不仅要对外开放,也要对内开放。

裴长洪说,过去,我国的开放主要表现为货物贸易,其实质是一种边境开放,即打开边境让渡关税使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但服务业的开放更多的是境内开放,简单地说就是管辖国内经济活动的法律法规必须要与国际接轨。从这个意义上看,从边境开放扩展到境内开放,是这一轮开放的一个最主要特点。

而"突破口"就是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裴长洪认为,从体制层面看,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最大亮点和集中体现。

裴长洪称,原来区内有1万多家企业,活跃的有9000多家,试验区挂牌后已经有2000多家企业注册入驻。外资注册5亿多美元,内资注册40多亿元人民币(6.0634,　0.0024,　0.04%)。

裴长洪认为,目前上海自贸区有十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研究:

对已经出台的政策评估。如已公布的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以及跟踪监管等项管理办法的追踪调查和评估。

区内区外关系。28平方公里仍然是关税边境的概念,这对货物贸易的监管是有效的;但对服务贸易并非很有效;已有12000家企业注册区内,经营在外,或设分支机构在外,如何管理。

海关便利化的联动机制。28平方公里分为四个海关监管部门,以及与其他各个海关监管区的联动机制如何建立。

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形成新的人民币境外资金池,是否允许流入,有无可投资的金融产品、如何管理和引导。

怎么认定"外商",是注册地标准,还是住所标准?

如何培育企业的诚信体系以及相关技术,负面清单管理是与企业文化和治理结构相适应的,用于我国,需要打基础。

如何建设后续管理的法律体系,企业进来不运营怎么办,不诚信怎么办?

此外,上海自贸区还需要探索建立电子围网的监管技术体系;探索建立培训人才与积累经验的机制等问题。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金融扩张难以对冲"结构性"减速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当天召开的"2014年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张平说,从目前来看,"金融不扩张经济就下滑"的现象明显。

他说,央行2013年下半年的去杠杆和减低金融机构风险配置,2013年12月份M2开始降速,2014年开年疲态就出现了。今年1月份汇丰和中金PMI和服务业指数均大幅度下降,3月份可能有季度性回升,但以现在的利率和融资难度看,二季度经济增速可能回落。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持续负值已经两年,而且2014年可能依然会持续为负,它代表了实体经济的通缩,与此对应的是房地产指数持续走高,只有房地产行业处于持续繁荣。

而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更趋向"房地产和基建"的投资带动我国当前的增长模式高度依赖于土地和资金,增长的带动力从"投资+出口"的模式转向了单一投资拉动模式。

2013年我国全社会融资总规模突破17万亿元,利率持续走高,利率曲线走平,短端走高,融资成本持续推高。张平说,"2014年融资规模要突破19万亿元,才能保证当前经济增长保持在7.2%以上,而且在加速金融风险积累。"

他说,金融对增长而言有着重要的功能,包括中介功能、配置功能和提供信息的功能。但他同时表示,过度金融中介化的发展,会导致金融去功能化,即自我循环交易,而丧失对增长的功能,"当前在国家担保信用,全球套利的背景下,收益率竞争必然加速金融去功能化的过程。"

"资本产出效率持续下降是影响增长速度的主要因素,提高资本产出效率是关键。"张平说。

他认为,中国需要金融、税收体制联动改革,包括债务调整、定义风险、统一监管,同时增加一次性资本补充和拉长债务期限,在此基础上进行结构调整和机制转变。

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黄速建:部分行业存在极高准入壁垒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当天召开的"2014年经济形势座谈会"上，黄速建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发展中经济"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结合，造成事实上对非国有企业的不平等。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资源整合、行政权力利用、甚至国家机器支持等方面具有事实上的"政治正确性"或便利性。"黄速建说。

他分析说，在以往的改革中，通过对原有的垄断性国有企业进行分拆、重组，在一部分带有不同程度垄断性的行业已经引进了竞争机制，但由于在这些行业参与竞争的寡头偏少，竞争强度不够。

黄速建举例说，在有些行业，政策不允许新的竞争者进入；有些行业原有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具有压倒性的竞争优势，即使政策允许新的竞争者进入，但新竞争者无法与原有的企业进行有效的竞争，所以，对于新的进入者而言，行业的进入壁垒难以突破。

他说，部分垄断或寡头垄断行业的垄断性与垄断或寡头垄断行业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壮大，是改革的结果，也是由行业技术经济特点、历史因素、行政性因素等决定的，同时，针对竞争不足带来的问题又需要进一步改革。

黄速建认为，对于垄断性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政府管制不足、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缺乏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是目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

他分析说，由于历史、行政性、行业技术经济特点等多方面原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一部分行业中居有一定的垄断（比如，盐业、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中国铁路总公司等）或寡头垄断（比如，三大电信运营商、三大石油公司等）的地位。

"无论是由于技术经济性原因，还是行政性的原因，垄断或寡头垄断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不可忽视地也具有垄断或寡头垄断带来的一定弊端。"黄速建认为，既不应以这种合理性去否定这种弊端，也不应以这种弊端去否定这种合理性，更不必要去否定这种垄断与寡头垄断的存在。

他认为，重要的是，在一部分有必要由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行垄断或寡头垄断经营的行业中，不仅仅是要强化对这部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监管，还要由相应的政府部门对这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行相应的经济性管制，比如，对一些提供公共产品、带有一定公益性的企业的产品实行价格管制，以尽可能地消除由垄断或寡头垄断带来的一定弊端。

此外，应加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信息披露制度，落实股东及潜在投资者的知情权。

黄速建认为，应在一部分带有垄断性质的行业中引入有效竞争。对于已经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进行分立、引入竞争机制的石油石化、电力、电信、民航等行业，要放开市场准入，破除进入壁垒，引入新的市场竞争主体，重组产业结构，增进企业效率。这些行业的新进入者可以是非国有经济成分混合所有制投资主体，更可以是新进入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还可以进一步扶持、培育已在行业内的比较弱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以提高竞争强度。

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李周:高度重视农业"三非"问题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当天召开的"2014年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周说，目前耕地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

非农化。耕地除了在城镇化过程中被转换为非农用地外，还存在公司以发展现代农业的名义租用农地，再以各种方式将其转为非农地的倾向。

非粮化。在比较利益和居民膳食结构改善的拉动下，生产蔬菜、水果、花卉等高附加价值农产品的耕地不断增多，生产畜禽水产品占用的耕地也不断增多。种植结构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提高了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但对谷物生产有负面影响。

非效率化。在撂荒土地村集体有权利收回的制度安排下，出现了只关注产权而不关注效率的农业生产行为。

"耕作强度降低成为常态的挑战。"李周说，传统农业追求产量最大化，现代农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追求收入最大化是同边际产出小于边际投入的这部分投入的消失相联系的，是同复种指数下降相联系的。

李周说，近些年来，中国农产品净进口趋于上升，不仅土地密集型产品大豆大量进口，玉米进口量趋于增加，稻谷、棉花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进口量也在增加。

他分析说，中国农业竞争力下降有一系列原因。一是农业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2004年，水稻、小麦、玉米亩均用工分别为11.85工日、8.10工日和9.97工日；到2010年，分别下降到7.82工日、5.64工日和7.33工日；同期，亩均劳动用工成本分别从171.44元、111.84元和140.49元上升到266.58元、178.83元和235.10元；二是土地成本不断提高。随着土地流转规模扩大，特别是流转需求大于流转供给引起转包价格上升，平均每公顷农田的年转包费已经增加到9000～12000元左右；三是其他要素成本增加。

"由于这三个因素都将长期存在，所以，如何应对农业竞争力下降，是中国农业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李周说。

李周说，通过耕地使用权流转，推进农业规模经营，是农业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提高中国农业竞争力和分享规模经济的关键举措。农民不仅关注规模效益，也关注分享规模效益的风险。他们不愿意为了分享规模效益而承担可能引发的土地产权风险，影响了规模效益的形成。

但他同时指出，目前农民进入城市和非农产业的障碍尚未完全消除，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也制约了农村土地流转。

而对于农民合作的问题，李周说，现实中农民合作面临不少问题，包括利用国家政策为自己谋利益的多，而愿意为其他农户提供帮助的少；农业生产外包服务市场的形成，满足了广大农户采用机耕、机播、机收的需求，但基于市场的跨社区的农业生产服务对基于地缘的社区内部农户合作的替代，削弱了农户对合作组织的需求；农业公司的快速进入，"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的形成，对农民合作社具有替代作用。

如何应对上述挑战，李周认为，应深化农业改革，保障城乡居民拥有同等的权利，提高竞争的公平性。土地由产权管理转向规划管理，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价；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管理，推进农民和市民同工同酬。消除歧视性的福利政策，推进农民和市民同城同权。

"从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入手，创新农业经营体系。"李周说，随着大量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土地流转规模不断扩大，应将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拓展为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离，用活土地经营权，改进农地配置，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李周认为，应鼓励经营权流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 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经营权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必须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确保不损害农民利益、不改变土地用途、不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没人种地，而是愿意放弃种地营生的农户不多。"李周认为，如果把农户收入和生活水平不低于非农户所需的农地经营面积，定义为适度规模的门槛，那么要提高农业对农民的吸引力，就必须让更多的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规模跨过适度规模的门槛。同时，允许农民创办中小银行，实现农村各类微观经营主体的量级匹配，要比赋予农地抵押权能，让农民适应现有金融体系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