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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我的兴趣是搞清西方学问的本来面目

刘小枫:我的兴趣是搞清西方学问的本来面目

刘小枫

深圳特区报2013.7.16
我对纯粹的"好古"没有兴趣。我相信,当年王国维研究殷周制度也不是为了纯粹的"好古",而是为了现代中国面临的改制问题而"好古"。如今好些研究中国古代政制史的学人其实也是为了"今"而"好古",与王国维不同的是,他们用现代西方的启蒙观念来重写中国古代史,以便符合一个结论:凡没有自由民主的古代政制都是坏的。可是,当他们面对古希腊的雅典民主政制时,就非常尴尬,因为,雅典民主政制晚期的经典作家几乎无不尖锐批判自由民主
作者简介: 刘小枫
1956年生于重庆。四川外语学院文学士、北京大学哲学硕士,瑞士巴塞尔大学神学博士,1985年-1989年任教深圳大学中文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诗化哲学》、《拯救与逍遥》、《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沉重的肉身》、《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凯若斯:古希腊语文教程》、《拣尽寒枝》、《重启古典诗学》、《共和与经纶》、《设计共和》等。

◎ 深圳特区报记者 叶红梅

日前,年满三十周岁的深圳大学举办了一系列庆祝活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小枫应邀来深参加校庆活动,主持深大文学院硕士生答辩,并作了一场学术报告。借此机会,深圳特区报记者采访了刘小枫教授,听他谈对深圳的感情,他的学术转向,以及对网络评论的态度等等。

对深大文学院和深圳特区报有怀旧情感

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注意到,您似乎极少接受媒体的访谈。

刘小枫:如果经常接受访谈,即便每年接受一次访谈,我就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是个正经的学人。我如果接受访谈,一定是有某种特别的原因。

记者:这次是什么特别的原因?

刘小枫:对深大文学院乃至深圳特区报的怀旧情感。1985年元月,我到深大中文系报到,中文系才仅仅两岁。那时的"深南大道"连如今的县级公路都不如。我在这里做了四年多教书匠,这次回来讲学,特地去校园寻访当年的旧楼......南头镇已经消失了......

记者:在深大四年,有些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刘小枫:很多哦,比如说罗征启校长,他是深大早期建校的功臣,我是在他的治下茁壮成长的。硕士毕业后教书才仅仅三年,罗校长就非要破格提拔我当副教授。我坚持不要,因为按当时的国家规定,副教授以上职称不能出国留学读学位。罗校长说,这很好办啊,你要出国留学给你开证明时写讲师不就行啦。果然,1989年3月我申请赴欧留学时,人事处长给我开的证明是"讲师"职称。

记者:那对深圳特区报又有什么特别感情呢?

刘小枫:1988年我被破格晋升副教授后,深圳特区报有过一篇报道(编按,即1989年1月22日深圳特区报头版人物通讯《勇气·信念·情怀--访著名青年学者、深圳大学副教授刘小枫》,由本报记者陈寅采写)。我第一次尝到自己的名字见报的滋味,可用"惶恐不已、无地自容"八个字来形容......尽管如此,我还是非常感激深圳特区报对深大一个普通青年教师的关注。

记者:您先后在深圳、香港、(德国)波恩、广州、北京等地的大学任教,从事学术研究,您觉得深圳的大学教育与学术环境与其他地方相比有什么特点?有没有优势或劣势?

刘小枫:一所大学的优势或劣势从来与地方环境没有直接关系,而与是否有一个好的大学校长有关,与这个大学是否有好的文科有关,与文科是否有好的课程设置和好的教师有关。就大学建设来说,没有正经的文科,大学就没有主心骨甚至没有灵魂。要办好文科,就得以传统学问为基础。这次我回深大得知,深圳大学文学院有了国学班,这就是像样的举措。如果认为深圳的大学不需要正经的文科,那才是要命的想法......

"我早就不吵啦,狂热的争吵毁掉了一切常识德性,不分好坏对错"

记者:此前我采访过几位当年您在深圳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他们说,那时您讲课很受欢迎,晚上7点钟在阶梯大课室上的公共选修课,下午5点就得去占座儿了。

刘小枫:因为那时我是"青年新锐知识分子"嘛!当时的学生,对新思想有特别浓厚的兴趣。

记者:有学生说,对您近年"摇身一变",趋向"保守",不太理解,不过,每次您来深圳,学生们还是奔走相告,抢着请您吃饭。

刘小枫:可见,师生情谊还是可以超逾"政见"分歧嘛......不过这也未必,连夫妻感情都没法超逾"政见"分歧。我十岁那年遇到"文革",记得我家大院里住了一对新婚夫妇,结婚才半年,感情好得不行。"文革"开始后,这小两口就因"造反"还是"保皇"吵得一塌糊涂,家里的东西全砸啦,小两口相互砸。中国人自清末就开始争吵"造反"还是"保皇",现在学术圈还有很多争吵。不过,我早就不吵啦。这种狂热的争吵毁掉了一切常识德性,不分好坏对错,高尚还是低俗,只问是否忠于某种绝对的价值判断。

"背离"十多年前的自己?

"就摆脱了启蒙狂热而言的确如此"

记者:一些阅读您多年的读者认为您近年已经"背离"十多年前的自己,是不是这样?

刘小枫:就摆脱了启蒙狂热而言的确如此,所以有人说我"叛变"啦......其实,"背离十多年前的自己"岂止我一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好些青年知识人在九十年代末以来都有了显而易见的变化。三年前,我在复旦大学作了一场"龙战于野:朝鲜半岛战争甲子祭"的演讲,网上就有人说我"变了"。这些人的思维明显还停留在他们自己都讨厌的年代:你不是咱"造反派"就一定是个"保皇派"。他们从未去想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多当年的青年知识分子变了?因为中国崛起啦?因为某些大国行不义太过分啦?还是因为对中国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我不知道别人是什么原因,只知道我不是因为这些原因。我的原因来自个人感觉: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的生活伦理变得越来越"自由",也变得越来越"那个"......于是我写了"国家伦理资源的亏空"和《沉重的肉身》......这种感觉得自一个常识:自由伦理不仅不能让人懂得对与错、好与坏、美与丑、高尚与低俗的区分,反而抹去这些区分。让我惊讶的是,为什么我以前竟然连这个常识都忘了?回头一想,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中了激进启蒙意识的毒,就像我在那个年代只知道"造反有理"......

"把施米特说成'纳粹法学家',是学术上的无知"

记者:您去年的新书《共和与经纶》再一次让人感受到您研究兴趣的跳跃性,您这30多年间的学术研究跨度之大,令人瞠目,有学界中人评价您"驳杂难精"。您怎样评价自己的学术兴趣变换?其内在驱动是什么?

刘小枫:我的学术研究的确做得不"精",但也说不上"驳杂"。我的学术兴趣从来没变,因为我的兴趣是搞清西方学问的本来面目。首先是搞清楚现代西方学问的本来面目,所以得逐个搞清各派现代哲学、比较文学、社会理论、现代神学、政治学......等等,然后是搞清西方古典学问的本来面目。自从中国遭遇西方学问以来,我们从未认真了解西方的古典学问。通过深入了解西方的古典学问,我才认识到我们百年来的思考在哪里出了问题。

记者:所以您组织翻译了好些西方的学术经典,引介了好些西方思想。但也有学者批评您近年引介施米特和施特劳斯......

刘小枫:是的。我感到蹊跷的是,为何偏偏引介这两位具有古典情怀的思想家会招致批评,别人引介要么激进要么保守的西方思想家却安然无恙。不过,我还没有见到学术批评。有人说我引介施特劳斯是"扰乱思想界,误导青年",听起来就像当年说人搞"精神污染"......这显然算不上学术批评。尤其滑稽的是,有人说我因引介施米特而变成了"法西斯"。上世纪二十年代,为了挽救因纳粹的威胁而处于危难中的魏玛民主共和国,作为宪法学家的施米特发表了一系列论著,揭示自由主义法学给魏玛民主宪法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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