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中国国家主义思潮之批判》批注
国义（学者，现居长沙）
华东师范大学著名教授、杰出学者许纪霖最近在台湾杂志《思想》上发表了一篇《近十年来中国国家主义思潮之批判》。这篇妙文从若干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只言片语中抽象出一个叫作“国家主义”的东西来，宣布跟它誓不两立。文章体现了作者鲜明的敌友区分意识，是作者向卡尔－施密特献上的最高致敬。但可惜的是，如果把本文当作一篇思想史论文来看，它的史料基础和概念功夫都是很不牢靠的。下面试选若干例子评析之。
1. 总判断：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下，国家主义(statism)从民族主义(nationalism)发展而来，但比民族主义更极端，更政治化，强调国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因为国家代表民族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可以抵御私人利益对政治过程的渗透和干扰。中国的国家主义并非传统的皇权专制主义或现代极权主义的翻版，它的正当性以人民主权论为号召，有某种似是而非的民意基础，通过民主而实现威权，乃是一种民粹式的威权主义。
评论：是个新提法，有学术创新意义，我们且看论证是否扎实。
2. 1990年代出现的民族主义是一个内部非常复杂的思潮和运动，有温和的文化民族主义，乃是为了在认同现代性的普世目标前提下，实现本民族的文化认同；也有激进的种族性反西方主义，旨在反抗西方各种霸权，以获得中国「可以说不」和「不高兴」的资格；还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将建立现代普世文明作为民族国家建构的根本使命。
评论：“说不”是言论自由，“不高兴”是思想自由。连内心深处“不高兴”一下都需要领导审批？意思大家明白，但表述过于专制，让人皱眉头。
3. 而国家主义的出现，正是民族主义与浪漫主义、历史主义互相结合的产物。民族主义追求民族国家的崛起，这无可非议。但国家主义不同，它主张以国家为中心，以国家的强盛、国家能力的提升作为现代性的核心目标。国家不再是实现公民利益的工具，国家本身就是善，具有自主性的国家理性，国家就是其自身的目的。
评论：第二和第三点分别引述的许氏评断显然是自相矛盾的。第二点的引述中，许氏分析了民族主义的复杂性，然而在第三点中，民族主义一旦与浪漫主义、历史主义结合，其复杂性顿时消失，最后生成的国家主义只有一个版本。这也是许氏叙事的奇妙之处。
4. 当他们认为1990年代的国家意志在步「新自由主义」后尘、损害底层民众利益的时候，新左派对权力的批判是有相当杀伤力的。然而到了21世纪之后，当他们发现国家意志逐步从「错误的」新自由主义转为「正确的」社会主义轨道时，新左派于是开始右转，全面拥抱国家，激进左翼嬗变为保守的国家主义。
评论：既然新左派是因为国家赞同了他们的某些主张，才拥护国家的，说明他们对国家的支持是有条件的，是把国家当作实现他们具体主张的工具。当国家支持右派主张时，他们会批判国家。因此，根本不符合作者上面所说的什么“国家不再是实现公民利益的工具，国家本身就是善，具有自主性的国家理性，国家就是其自身的目的”。
5. 中国的新左派虽然致力于反抗强权，但在他们的心目之中，真正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当国家与新自由主义同流合污的时候，他们是国家的批判者，一旦国家疏离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的「错误」方向，回归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那么国家在他们眼里便化身为底层民众的希望所在。
评论：这个也说明新左派支持国家是有条件的，国家符合他们理想，他们才支持，根本不是什么“国家不再是实现公民利益的工具，国家本身就是善，具有自主性的国家理性，国家就是其自身的目的”。
6. 1930年代德国和日本的历史表明，一旦国家主义弥漫成势，将陷整个民族于灾难之中，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
评论：既然“中国的国家主义并非传统的皇权专制主义或现代极权主义的翻版”，以德国日本来类比，岂不牵强？
7. 近10年来，以施米特主义为中心，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的国家理性一脉学说在一些知识分子那里大热，他们对国家的理解充满着德国浪漫主义式的膜拜：国家不再是实现人民利益的工具，而是有着自身目的、理性与功能的有机体；国家权力不再是不得不有所限制的必要的恶，而是代表民族整体利益和公共意志的善；国家将不再受到宗教和伦理价值的束缚，它具有自主性的理性，拥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至高无上的主权意志。
评论：支持这个判断的经验材料少得可怜啊。做历史的，怎么会不知道证明这样一个结论需要多少史料和细致解析的功夫呢？其学术质量和文革中的批判材料比较，又高多少呢？
8. 西方国家之中，英美之所以强盛而不堕落，乃是有可靠的文明制度加以规约，德国和日本之所以强盛一时而最终败北，正是片面追求国家能力的扩张、背逆人类普世文明的结果。
评论：这句话非常伟光正，掩盖了“文明制度”的血泪基础。正是殖民地的奴隶们才使得宗主国国内的各阶级克服对有限资源的生死争斗，一齐成为主人。
9. 而从自由主义的价值标准来看，所谓好的民主，一定是能够保障人的自由选择与基本权利的民主，而不是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的民主。
评论：“保障人的自由选择与基本权利”和“强大的国家能力”居然是对立的！有本书叫《为什么权利依赖于税？》，谈的就是你的每项权利的保护都是需要税收支出的，而政府如何收税，如何花钱，体现的就是国家能力。请告诉我们一个收不上税来的政府怎么保护人权。
10. 早在十多年前，崔之元就撰文重新讨论鲁索，他提出：一个彻底的、民主的自由主义者，不能不关心公意 。鲁索的公意理论是现代政治中的核心命题，一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当然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意志，而这个意志不过是上帝的超越意志的世俗化形态而已。但鲁索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他将公意与私意绝对地对立起来，公意的产生以个人意志的泯灭为前提，这样，在他的公意王国之中，个别意志与私人利益完全非法化，导致了后来法国大革命恐怖的雅格宾专政。
评论：向朱学勤－Blum致敬。“公意的产生以个人意志的泯灭为前提”这个解释到底是真正尊重了卢梭的文本呢，还是某些冷战学者一厢情愿的解释？
11.追随鲁索思路的中国新左派们，同样表现出对市场与私人利益的仇视。王绍光认为：「市场是必要的，但市场必须『嵌入』在社会之中，国家必须在市场经 济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不能允许、也不可能出现一种『脱嵌』的、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 汪晖也说：「当市场化改革成为主潮之际，若没有国家内部、政党内部和整个社会领域中存在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制衡，国家就会迅速地向利益集团靠近」，而正是中 国特有的社会主义传统挽救了国家的私有化。他们与他们所反对的新自由主义虽然水火不容，却共享着一个基本的预设：市场与国家是绝对的天敌。
评论：根据前面的表述，哪里有“仇视”？按照这个标准，我们讲“节制资本”的大炮“国父”也是仇视市场和私人利益。如果这叫仇视，德国、瑞典、英国、美国这些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在仇视资本主义喽？人家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老早就搞了集体谈判、劳资政合作机制，防止政府被资本捕获，西方那么多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几十年耕耘形成的监管型国家研究都是因为仇视市场与私人利益？
12.王氏的这种「回应性的民主」，将政治的主体偷偷地从公民置换为统治者，因此民主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古希腊民主的内涵在于如何将被统治者的意志凝聚为共同体的意志，而「响应性民主」所关心的，只是统治者如何响应、采纳和代表被统治者的意志。”
评论：竞争性选举体制关心的不就是作者所批判的这回事吗？再说，政治是个复杂的体系，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非硬说是单方面的，这就太偏离基本学术常识了。看看伊斯顿的“政治体系”图，不就是输入民意、输出回应性政策这回事吗？
13. 而新左派们的诊断则倒了过来：市场是一个坏东西，只有通过国家强有力的干预，让市场重新嵌入到社会，才能避免资本主义之祸。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他们都忽视了一个事实：中国今天所出现的，恰恰是国家与市场的互相镶嵌化！
评论：这大概就是欺负台湾同胞不读卡尔－波兰尼了。市场与社会的镶嵌是许多欧洲社会主义者都在谈的主题，作者居然谈成了官商勾结！
14. 新左派们讨厌市场，也同样讨厌市民社会。
评论：汪晖与藏族知识分子结合推动金沙江环保运动的事情，作者咋看不见了？
15. 从西耶斯到施米特的这套欧陆的制宪权理论是非常危险的，主权者一旦以人民的名义拥有超越宪法的最高决断权，就意味着权威与权力的一体化，权力这匹野马再也得不到缰绳的制衡，有可能直奔深渊。
评论：制宪权原理的精髓现在正被美国人用过去解释美国宪法呢。因为美国历史上有大量的“良性违宪”，如林肯的违宪与独裁。美国宪法学家就以类似制宪权原理的逻辑去进行解释。如Bruce Ackerman就区分了美国的常态宪政和非常态政治，参见氏著We The People。只不过出于美国民族主义情绪，许多美国理论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理论来源是欧洲的。
16. 从理论上说，似乎人民的意志超过其代表者的意志，然而诚如《帝国》作者所说：民众是杂多的，是个别意志的多元体现，而人民永远是一体的，只有一个意志。一体化的人民意志只能被代表，人民意志的最高决断，最终蜕变为最高主权者的决断。
评论：按照该建议，美国宪法序言中的“我们人民”就删掉好了，省得有人拿它做坏事。
17. 这一权力与权威二元化的古代传统发展到近代，便演化为权力属于人民，权威属于宪法的英美宪政。无论是人民还是及其代表者政府的权力行使，必须在宪定的范围之内，受到宪法的制约。
评论：请告诉我们怎么解释林肯的违宪和独裁——林肯这个违宪者与独裁者居然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他的违宪和独裁是被美国宪法学家解释为代表人民出场行使类似制宪权的权力的。
18. 在日常政治之中，被人民授予统治权力的政府，必须在宪法的权威之下行使权力，不同权力之间相互制衡，以统一的宪法权威为标尺，也以共同的宪法准则为限度。在非常的制宪时期，人民虽然拥有高于宪法的制宪权（作者搞错了，人民是时刻拥有制宪权，只不过平时不行使罢了），但这种制宪权又不是意志任意决断，人民的意志决断不是价值虚无主义的，而是以人民自身的最高利益作为立宪的价值依据，以此构成立宪的终极性依据。
评论：呵呵，新左派也讲人民的最高利益，法国大革命中频繁诉诸制宪权也是讲人民的最高利益，作者用的词都和他们一样，怎么划清界限呐？
19. 然而，中国的国家主义者们最反对的就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
评论：王绍光大力推进预算民主，是反对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吗？
20. 国家主义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去价值的价值、去意识型态的意识型态。
评论：作者向汪晖的句式致敬，但可惜的是这三个概念都没有清晰的解释。
21. 至于汪晖相信有一种代表人民普遍利益的「中性化国家」的时候，显然背离了激进左翼的批判立场，而走向了保守的黑格尔主义。
评论：作者断章取义。汪晖是批评“中性化国家”的；政党国家化，即所谓“国党”，对他来说也是一种症候。
总的来说，是一个去空间、去时间的意识形态表述。虽然许在行文中已经涉及历史语境和世界体系，但他在鸣鼓而攻时，却几乎完全脱离国家发展状况和国际战略态势。这种先天畸形的思维和叙述方式，即便局限在国内某个知识分子群体中，也只能说是许教授的专利。
此文和前不久剑桥才女刘瑜写的《今天你施密特了没有？》可作比较，两文直接目的都是表明立场，区分敌我，因而可视为对施密特的致敬。非常戏剧性的是，这样一些非常讨厌施密特的学者恰恰以自己所讨厌的施密特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敌我区分，从而不自觉地陷入了他们自己原本要拒斥的逻辑。如何逃脱这个施密特怪圈？恐怕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学者本分，以思想史的眼光和手艺做好当代思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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