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李华瑞、郭志安：评邓广铭、漆侠五十年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

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自宋元祐初年高太后、司马光等人废除新法以降,迄今历史已走过了九百多年。伴随着历史的脚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褒贬议论,是一桩几经变动而又难以了结的历史公案。对于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历史评价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从宋哲宗元　时期至高宗绍兴年间俾修《神宗实录》,它经历了由否定到肯定再至否定的发展过程。这一时期的评价往往是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而绍兴本的《神宗实录》以"是元祐而非熙丰","唯是直书安石之罪"为编撰宗旨,遂成为后世诬谤王安石变法的基调。

(二)从陆九渊、朱熹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活动的再评价直到清末,这一时期对王安石个人的节义操守才学多给以肯定,但是对其变法活动则全盘否定。由于变法活动是王安石一生从事的最主要的业绩,对变法的否定实质上也是对王安石的基本否定,陆九渊、朱熹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直接影响了元、明、清人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当然,在"荆公受谤七百有余年"之中间也有为其鸣不平的,如蔡上翔所著《王荆公年谱考略》即是为王安石及其变法辩诬。但这种辩诬并不是这一时期评价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主流。

(三)20世纪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20世纪的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又可分三个阶段:一是从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前,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出现新的动向,肯定性的评价成为主流,这主要表现在梁启超运用新史学方法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翻案,是对以往数百年的否定之否定。二是新中国成立后至1965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史学工作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作了再评价。虽然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亦作出了全面的肯定,但因其观点、立场不同,在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性质和时代上与蔡上翔、梁启超的肯定又不尽相同。1973～1976年,在"四人帮"掀起的"评法批儒"闹剧中,王安石及其变法也被置于儒法斗争之中而遭到严重的扭曲。三是20世纪后二十年,以"扬马抑王"否定王安石变法和反否定的讨论颇引人注目。这一时期的讨论意见分歧颇大,其讨论的深度和广度虽有所进步,但总的评价意见多未超出前两个阶段的范围。另外,1949年以后,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亦有相当可观的成绩。

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王安石变法并产生较大影响、成绩最卓著的学者,当首推邓广铭和他的门人漆浃。他们的研究贯穿于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时间跨度逾五十年,从而成为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

一、邓广铭四写王安石

邓广铭(1907-1998)字恭三,山东临邑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是20世纪中国宋史研究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他一生与王安石结下了不解之缘。20世纪50年代初,邓广铭第一次撰写出版了《王安石》,对王安石的生平和变法业绩作了简要的叙述,并且开宗明义突出地提出了王安石所主张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三原则,以为这虽是司马光、范镇等保守派人物首先揭发出来的,实际上却是最真切的对王安石的传神写照。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因毛泽东赞誉田中角荣具有王安石的"三不足"精神,人民出版社邀请邓广铭修改二十年前的旧作。于是,1975年出版了他的《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新作较旧作虽然在内容上有较大的增加和修改,但当时学术文化界正处在"儒法斗争"和"批林批孔"的氛围中,因而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或如邓广铭自言,"富有时代气息"。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人民出版社打算重印《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邓广铭开始三写王安石。这次修订,主要是将那些有关"儒法斗争"与"批林批孔"的文句和段落删削及修改。1995年,当时光又悄悄走过近二十年的历程后,已是垂暮之年的邓广铭又毅然地拿起笔四写王安石。那么,促成他四写王安石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自叙,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改革开放的宏观气氛之中,有感于"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万千现实事例而受到启发,加深了他对王安石发动于公元11世纪的变法革新事业的理解和认识。二是认为长期以来学术界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在把握作为王安石变法精神支柱的"三不足"原则上均不够准确,因而也就不能凸现王安石的高尚品格、理想抱负以及他的政治韬略和实践。当然,邓广铭在四写王安石之前对一些相关问题已作了新的探索:《王安石对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设想》(1980年)、《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1986年)、《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附说理学家的开山祖问题》(1991年)、《关于王安石的居里茔墓及其他诸问题》(1993年)、《〈辨奸论〉真伪问题的重提与再判》(1995年)、《略论王安石"为天下理财"的主张及其实践》(1996年)。因此,他的四写王安石,忠实地记录了他对作为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生特别是他的政治思想、主张和实践方面的不断深化认识的心路历程。实际上,从《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1](以下简称"旧版")到《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2](以下简称"新版"),不仅仅只是更换了一个书名,也反映了邓广铭评价王安石变法前后的重大变化。

1.增补新的内容。"新版"用较大的篇幅增补了王安石的早期经历,如新增王安石诞生的时间、地点,参与榷茶法讨论,相度牧马监变革以及为王安石的《明妃曲》辩诬等。

2.关于如何看待变法前后的阶级斗争问题。"新版"略去了"旧版"的开首章节《北宋建国百年内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发展》,只将少部分写入后面相关章节。这大致反映了邓广铭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阶级斗争"学说的一种反思。1987年,邓广铭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四届年会的开幕式上,批判教条主义在历史学的研究领域所起的消极作用时说:

另一个是关于农民起义的问题--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人类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本是马列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论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却又把农民的阶级斗争的作用拔高,说道:"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到后来,他更把这段话概括为"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话语,这当然就不只是指农民的阶级斗争了。我们不应不加思考地把这些话都认作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因为,恩格斯在1892年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英文版所作序言中就说过:"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两两相较,毛泽东的话分明是说得不够全面,说得有些偏激了[3](P3-4)。

"新版"的修订和删节显然贯穿了这一新的思想认识,或者说邓广铭对这个问题的修改似表明他不再坚持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中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政权之间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的观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正文将"旧版"中所有带有以往鲜明政治色彩的语句,如"顽固"、"守旧"、"死党"、"旧党"等一律改为"保守"。

3.关于王安石变法的终极目标。"旧版"中认定"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新版"则改做"变法的终极目标是富民、富国和强兵",并且新增了《王安石的富民思想》一段内容。邓广铭在分析王安石的《与马运判书》一文时说:这里所说的"天下",实际上乃是指天下百姓,这从他《答司马谏议书》中的"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句可以得到证明。这一段文字的意思和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所提出的,"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大原则是全相吻合的,即:治国者必须先以天下的人力向自然界开发资源,以使百姓富足(即所谓藏富于民),然后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此陈瓘《国用须知》赞宋神宗语)。如果不采取向大自然要财富(改用现代语,即开发经济资源)的这条最根本的途径,而专向纳税户加重赋敛来支持国家的财用,那便是"阖门而榷其子"的办法,是"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的。只有依循这样的思路来理解王安石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和他所期望实现的"富民"与"富国",才能得出最正确的结论[2](P74)。邓广铭显然是不赞成那种认为王安石是以聚敛百姓的方式达到富国强兵的观点。

4.关于王安石变法的性质。对变法性质的看法,邓广铭有着较大反复。"旧版"中曾以王安石"是政治改革家,不是改良主义者"为题,作了如下表述:

在1951年,我曾写过一本《王安石》小册子。在其中,我把王安石称作改良主义者,把他所奉行的政治道路称作改良主义的道路。这本小册子出版之后不久,我在报刊上就看到了一篇书评,指出我的这些提法都是不恰当的,使我受到很大教益。从此以后,我就改正了我对于王安石及其政治主张的提法。

但是,还有不少的人,直到今天还是像我在解放初期那样,依然把王安石称作改良主义者,把他的那次变法运动称作改良主义的运动。并说它是地主阶级的一个自救运动。我认为,这些提法确实是很不恰当的。王安石所主持的那次变法运动,是要把北宋王朝历代奉行的某些传统政策,把弥漫于当时思想界的俗儒们的某些腐朽思想,作为其破除和改革的对象,而不是把一种革命的思想理论体系作为对象而加以反对的。就北宋中叶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事件,而所有改良主义运动都是妄图使历史车轮倒转,是只具有反动性质的事件。即使把王安石的变法称作政治改良,那也仍然不能把它归入改良主义运动的范畴之内。因为,改良和改革完全是同义语,而改良和改良主义却是不能混同的两码事,正如不能把经验和经验主义混同起来一样[1](P76-77)。

到1997年"新版"问世时,邓广铭完全删去了这个问题,不再论及。这大致也表明了邓广铭彻底告别"左倾"时代的一种心态。

5.关于王安石两次罢相及与宋神宗的关系。"旧版"对这个问题虽有涉猎,但未充分展开,只是从熙宁后期宋神宗对王安石支持力度锐减和变法派内部矛盾两方面探究了王安石两次罢相的直接原因。在"新版"中,邓广铭专列第六章探讨王安石的两次罢相。邓广铭以为,"宋神宗畏天变","战略设想的破灭"是导致王安石两次罢相的直接原因;而宋神宗之所以疏远王安石和对反变法派妥协的深层原因,一是宋神宗与王安石在思想境界和战略设想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二是宋神宗依然运用要使执政大臣"异论相搅"的那条家法。因而,宋神宗有意要把保守派的部分势力保存在北宋朝廷之中,不肯认真对保守派的势力给以打击,其结果就是为后来保守派在宋神宗去世后卷土重来,推翻变法改制的成果,埋下了势所必至的伏笔。

6.始终坚持王安石崇尚法治。邓广铭以为,就王安石的全部政治思想和主张来看,特别是从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不能简单地把王安石称之为法家政治家或法家;但若从王安石主持变法革新时期的政治实践来看,说他的那次政治改革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这自然没有问题,因为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斗争恰恰是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之间的一场斗争。

至于邓广铭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特点和贡献,笔者以为,史学家漆侠的评论颇为中肯,即:

(该书)最大成功处则在于,王安石之所以成其为王安石的独特风貌,给以揭示出来了;王安石之所以成其为北宋一代杰出的改革家的高大形象,给以凸出显现出来了。最足以显现王安石风貌和形象的莫过于下列三个方面:(一)"'三不足'精神";(二)"吞灭西夏契丹统一中国的战略设想";(三)"摧制豪强兼并"与"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主张和实践。......书中有很多辩证,都值得后人学习。我这里仅指出两点:一是先生善于从事物的对立面寻绎出真实的材料,如"三不足"精神,就是从反变法派司马光等手中得到的,是他们概括出了王安石从未作为口号的口号;二是善于从各派人物自己的言行评论各派人物的思想、观点和立场,由此评论各派人物的是非短长,前引司马光有关青苗法的言论就是一例。由于先生的史学研究从寻常的平实处下手,经过缜密的鉴别、剖析而后得出的结论,必然是经得住历史的检验的[4](P266、273)。

虽然漆侠是邓广铭的学生,但他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二、漆侠的王安石变法研究

漆侠(1923-2001)字剑萍,山东巨野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早年师从邓广铭,他的大学和研究生毕业论文《王荆公新法研究》就是在邓广铭指导下完成的。及至1956年,漆侠始对毕业论文进行全面的彻底的修改。1957年修改完成后,书稿定名为《王安石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59年印行。其后,漆侠虽然没有再对大著进行过修改,但他一直关注着学界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于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分别发表了《论王安石变法》、《王安石的哲学思想》、《再论王安石变法》、《关于宋代差役法的几个问题》、《关于王安石变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这些文章作为附录收入200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再版的《王安石变法》(增订本)中。这部增订本《王安石变法》,是漆侠生前看到的自己最后一部著作。《王安石变法》共六章,分别论述了"宋封建国家的政治、经济概况"、"封建统治危机下改革要求的酝酿及其成熟"、"变法的内容和实质"、"变法过程中的斗争"、"新法的废除和反动的封建统治势力的高涨"等内容。正文之后附有《王安石新法校正》,逐一对均输法、青苗法(常平法)、农田水利法(农田利害条约)、免役法(雇役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军器监等新法的诸种文献记载中存在的此有彼无、文字歧异抵牾之处,做了订正补苴,供研究者参考。

综括起来说,漆侠先生的王安石变法研究有以下几点值得称道。

1.关于《王安石变法》一书的基本特点。漆侠在增订本序言中说: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依我来看,这本书的情况是,第一部分有关宋代立国规模和专制主义集权制度,来自于先师邓恭三先生多年的研究,是经得住时间的检验的。第二部分有关新法的制订和实施,是通过对大量事实材料的钩稽而写成的,但无任何出奇制胜之处,只要认真读书都可以达到或超过现有水平。第三部分有关变法过程中的斗争,是我用心思索致力之处,为前人从未道及的。不论怎样说,这本书不是依样葫芦,而是力图打破陈规,把王安石变法的研究纳入科学的研究轨道[5](P2-3)。

2.关于《王安石变法》在20世纪后半叶王安石变法研究中的贡献。漆侠在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建国以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史学工作者们对王安石、王安石变法作了全面的、认真的研究;它虽然是沿着梁启超开创的路子前进,但获得的成就却远远超过了梁启超,而且这之间表现出了质的差异。这些成就是:第一,把王安石变法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即放在封建时代的宋代进行考察,指出王安石变法是地主阶级的一个改革运动,王安石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这就从根本上同梁启超混淆时代的非科学的做法划清了界限,把王安石、王安石变法研究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第二,从王安石变法的社会实践进行认真的考察,以确凿的历史材料充分地论证了,王安石变法在实现其富国强兵、加强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同时,还推动了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这就为研究王安石、王安石变法作出了奠基的工作。第三,司马光反变法派的政治运动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应当予以否定;司马光作为政治家则是非常渺小的,但司马光作为史学家则是极其伟大的,他的名字将同司马迁一道,"文章古代两司马",镌刻在我国史学丰碑上,永垂后世[5](P321)。

漆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王安石变法研究的总结,实际上也是对《王安石变法》一书最好的总结,因为《王安石变法》正是从上述三个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代表作。邓广铭在总结自南宋至20世纪的王安石变法的评议、研究时认为,八九百年来,大多数论著不是因为材料欠缺,就是因见识不高而未能真正客观地评价王安石变法,只有"在50年代后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了漆浃教授的《王安石变法》一书,对于熙宁新法进行了认真的探索,超越了前此所有的同类著作"[2](P13)。于此可见邓广铭对该书评价之高。

3.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漆侠先生研究王安石变法的一个基点。漆侠在《王安石变法》绪论中开诚布公地说:

这个小册子,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从具体事实材料中说明:王安石变法是宋代封建专制统治极端虚弱下的一个政治改良运动,它是地主阶级的一个自救运动,在根本上是对抗农民革命斗争的。在进行阶级区分之后,还说明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和反变法派之间的斗争,是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之间的斗争。在这基础上,对王安石变法的作用做了估计[5](P13)。

据此可以说,漆侠对变法前地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力量经济地位的分析,特别是对中等地主和小地主的经济地位具有上升与下降二重性的分析,与变法过程中变法派和反变法派之间力量的消长,以及变法派内部分化的论述相互照应,一线贯通,是《王安石变法》一书的独到之处。

4.不断深化对王安石变法的认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漆侠认为,变革不适应生产发展的陈旧制度是王安石变法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重要表现,但变革最根本最重要的是什么?在《王安石变法》一书中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尔后,经过对宋代经济史十多年的研探,漆侠有了新的认识。认为王安石变法过程中所碰到的最大问题是国家劳役制的问题,即:在农业中以募役制代替差役制,手工业中以招募制代替应役制,而在商业中则有纠行负役的问题。进而指出,残余劳役制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严重障碍,王安石变法对残余劳役制的变革是王安石经济变革意义最大的变革。第二,《王安石变法》一书对王安石变法是维护和代表了中下层地主阶级的利益作了充分的论述,而对自耕家特别是其中上层农民的关系虽有涉猎,但尚不够清晰。到20世纪90年代,在为《汴京梦断》一书做的"序"中,漆侠对此有了新的全面的表述:

变法的总方针、总政策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站在地主阶级和专制主义统治的广泛利益的立场上,抑制豪强兼并势力(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和大高利贷者组成),稳定中间阶级(中下层地主阶级和上层农民),缓和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以巩固宋封建统治[5](P348)。

三、邓广铭与漆侠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异同

虽然漆侠师从邓广铭,其大学、硕士毕业论文《王荆公新法研究》是在邓广铭的指导下完成的,但是,他们二人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议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尽相同之外,这是不争的事实。先看一下他们的相同之处,这主要有四点。

其一,充分占有文献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考辨、鉴别。在20世纪,大多数研究王安石变法的学者,并不专治宋史,虽然问题涉猎较为广泛,但挖掘史料不够深广,因而论证甚嫌粗疏,邓广铭和漆侠都是专治宋史的大家,谙熟宋代历史文献,而且治学严谨。漆侠说过,"虽然人们对于历史科学种种问题存在明显的歧异,但是对于中外史学发展的进程中,真正够得上一部优秀的史学著作,真正能称得上优秀史学家的,则具有共同的看法和认识,即:这部史学著作以极其丰富的资料来反映它所描述的那个时代的社会内容,而它所依据和使用的资料则是真实可靠经得住检验的。因此,作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既要搜集丰富的文献资料,又要对这些资料进行考辨、鉴别,而后加以运用,由此完成一部优秀的著作"[6]。漆侠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像《王安石变法》一书后附有《王安石新法校正》"对于每项新法,都是以一种较为完善或较为原始或较为通行的记载作为底本,然后参据其他记载而加以校勘订正的",即是最好的证明。邓广铭也说过,对王安石的研究"在史料的运用方面,我力求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在对史事的剖析和判断方面,我也是力求能够由表及里(亦即深度),由此及彼(避免片面性)",至于邓广铭取舍史料的实践,上面已引述漆侠的总结,此不赘。

其二,都对王安石变法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一直贯穿于他们五十余年的学术生涯。如此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在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上可以说前无古人,恐怕也是后无来者。

其三,均给予王安石变法以高度的肯定。邓广铭从两个方面肯定王安石变法:一是这次变法是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一场激烈斗争。社会历史的变化,主要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阶级之间、新旧之间的矛盾之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王安石变法派同保守派们的矛盾斗争,正是属于新与旧之间的矛盾斗争。而这次斗争,是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内,极其激烈也极其重要的一个回合。二是为天下理财的成效,发展了生产,扭转了积贫的局势。"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执政者,不同政治派别的政策及其实践,对于社会进步所起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决定于它对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决定于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我以为,对于北宋中叶的变法派同保守派的政策及其实践,也同样是可以用这个标准加以衡量的。变法派所制定的一些政策法令及其实践,虽还远远谈不到解放生产力,但对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总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因而是发生了积极的作用的。"[2](P274)漆侠则从三个方面肯定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首先,改革起了加强宋代封建统治和维护地主阶级广泛利益的作用;其次,改革起了调节封建经济诸关系一些环节的作用;再次,改革起了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作用,"变法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国家财政有了极大的改善,西北边防有了明显的好转,积贫积弱局势有所改观。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宋代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全国高达七亿亩,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提高,各种矿产品产量为宋初、唐中叶的数倍甚至数十倍,城镇商品经济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如果说,宋代的社会生产,在整个封建时代居于两个马鞍形的最高峰,那就应当说,王安石变法时期的社会生产,则居于这个最高峰的最高点"[5](P348)。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都把王安石变法过程中注重发展生产来开辟税源和理财置于了非常凸现的层面加以阐发,这是一个显著的特点。

其四,摧抑豪强兼并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动机之一,但摧抑兼并的效果如何呢?邓广铭和漆侠均认为,虽有一定的限制,取得了一些实效,但并未从根本上触动兼并势力。邓广铭说,熙宁年间的种种事实已经证明的是,凭靠王安石所采用的这种"摧制豪强兼并之术",想把当时因土地集中而产生的社会阶级间的矛盾加以缓和是不可能的[2](P79)。漆侠则说,在这次改革中,"贵族、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兼并势力,则或多或少受到了限制。尽管如此,这次改革是在封建经济制度范围内进行的,它丝毫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因而也就没有触动封建土地上建立起来的封建等级秩序,那些即使受到限制的人们依然是大土地所有者,无田无土的农民照样在这种土地制度下忍受着沉重的剥削,从这个最本质的问题上来讲,这次改革也就维护了地主阶级的广泛利益"[5](P245)。

再看邓广铭和漆侠的不尽相同之处。首先,邓广铭在晚年放弃了"阶级斗争学说",而漆侠则一如既往地仍坚持以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评议、估价王安石变法。这种在理论方法上的认识差异,是他们对王安石变法中的一些问题存在不同看法的主要原因所在。

其次,邓广铭和漆侠虽然均给予王安石变法以高度的肯定,但对宋神宗去世以后是否意味着变法失败,意见却不尽一致。如前所述,邓广铭认为元祐更化虽然推翻新法措施,但新法在元祐以后又不同程度地被后世所奉行,故王安石变法并没有失败。漆侠则从变法派的阶级属性的角度强调了变法的失败。漆侠认为,"他们跟反对派有矛盾,但他们和反对派同属于地主阶级,因而阶级利益是一致的。这就使他们必然在反对派反对下转而向兼并势力靠拢。他们畏惧人民,而且跟反对派一样,要对抗农民起义,镇压农民的阶级斗争,他们从巩固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就根本不可能结合人民,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而进行改革。因此,这样一个缺乏坚实社会基础的从上而下的改革,其力量是微弱的,像禁不住狂风暴雨的摧折的温室中的花草一样,禁不住历史的考验,在反动的嚣张的大地主集团的冲击之下,终于以失败告终","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无疑是历史上一个进步力量的失败"[5](P255-256)。

再次,王安石变法期间,宋神宗的态度和支持力度,无疑是关乎这场变法运动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邓广铭、漆侠都很明确地肯定了宋神宗支持变法所起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对变法期间宋神宗总不免发生动摇的原因则有不同的解释。邓广铭认为,主要是思想境界和战略设想的差距使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日益疏远。也就是说宋神宗的思想意识与王安石的"三不足"的改革主张还相去极远。所以,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总不免发生动摇。这种情况且与日俱增。而漆侠则从皇室与兼并相互依存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应当指出,宋神宗对豪强兼并势力的'刚健不足',还不能像王安石所理解的那样,单纯地归结为个人性格这一点上,而是应当从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探求这种'刚健不足'的基本原因。宋封建专制主义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最高地主--皇帝,其实际地位是处于各类矛盾交叉集合点之上的。他既然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当然也是兼并势力的代表。他倾听来自地主阶级的呼声并受到这种呼声的影响,自然亦倾听了政治力量极为雄厚的豪强兼并者的呼声并受到这种呼声的严重影响。虽然在剥削劳动生产者上,代表国家政权的皇帝同豪强兼并者之间存在矛盾,但这个矛盾既未达到前此的公开对抗的地步(如像唐皇室同藩镇),而且又在皇帝让步之下得到暂时的解决。所有这些(皇帝的特殊地位,皇室同豪强兼并者的关系,以及宋皇室对豪强兼并采取的传统政策),就是宋神宗一听到反对派的叫嚣便立刻显现惊慌的根源";"宋神宗既采纳变法派的主张,抑制豪强以和缓社会矛盾,又在反对派影响下,惟恐抑制豪强而引起地主阶级内部的巨大分裂,这就陷于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从而在他的性格当中呈现了游移不定、动摇彷徨的特点"[5](P210-211)。既而,漆侠又指出宋神宗与豪强兼并的这种互动矛盾关系,正是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在宋神宗主持下变法改革发生逆转的主因。而这种逆转,即表现在某些方面抽出了抑制豪强兼并的内容,公开向豪强兼并妥协,以及为了急于求得对外战争的胜利,在王安石罢相后又逐步扩大了财政收入,离开了王安石的发展生产扩大税源的理财道路,"这样便越出以前法令政策未曾越过的范围,因而在实质上亦就产生了某些差别"[5](P231)。

虽然,邓广铭和漆侠对宋神宗在变法过程中的动摇作了不尽相同的解释,但最后的结论却又殊途同归,即:宋神宗的动摇和对保守势力的妥协直接影响了王安石的改革设想不能得到认真贯彻,并最终导致王安石变法的变质和被推翻。

[参考文献]

[1]邓广铭：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邓广铭：北宋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3]宋史研究论文集[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

[4]漆侠：探知集[C]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

[5]漆侠：王安石变法(增订本)[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6]李华瑞：漆侠先生访谈录[J]史学史研究,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