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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苇:点评《白鹿原》与中国电影圈

深圳特区报2012.10.26 记者刘莎莎 文/图
原题:中国电影界是一个文盲居多的地方;”现在中国电影人,比如说导演,他既是制片人也是出品人,他还是编剧,他还是演员。电影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就变成"私产"。他不完全是个艺术家,他还是个商人。

他以一种常见水生禾草为名。他曾经当过炊事员,干过美工。他没有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他叫芦苇,我国著名电影编剧。他还是著名"大炮",对中国电影圈一针见血、不留情面的辛辣评点,让不少人心存畏惧。

10月25日下午,芦苇来到深圳梅山中学,出席该校"名人进校园"活动。本报记者借此机会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

生活中的芦苇随性、率真。今年62岁的他,一件白色圆领T恤,一休闲裤,一双登山鞋,挎一个帆布包,浑身洋溢着活力。

在芦苇眼中,当下中国电影已经步入"赤金时代",满眼望去尽是钞票乱飞,票房为王。文化价值和文化追求已被抛弃到九霄云外。而这样的整体环境几时能改变?芦苇说,他也不知道,只有坚持和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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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导演纷纷变身老板

记者:9月《白鹿原》上映,您批评王全安和中国电影的那段采访让人记忆深刻。事后,王全安指责您很多年没有新作品,您怎么看?

芦苇:你要说没有新作品的话,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那是天上掉下来的吗(笑)?我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吗?这个是问题吗?因为《图雅的婚事》已经拍完了。

记者:王全安跟我聊起这个问题时,指责您是把私人恩怨拿到公众场合说。他认为,您这样做不地道。

芦苇:我跟他没有任何恩怨。如果说有恩怨,也一定是在电影上。他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他的身份发生了变化。现在中国电影人,比如说导演,他既是制片人也是出品人,他还是编剧,他还是演员。如此这般,电影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就变成"私产"。因为他有这么多的身份、这么多的利益在里边,他的角色就已经发生变化。他不完全是个艺术家,他还是个商人。

在《白鹿原》中,王全安的身份非常复杂。他是半个老板。我从媒体上得到的信息是,一部《白鹿原》下来得到最大实惠的是张雨绮。因为她拿到了600万的"鸽子蛋"(笑)。我一想,天啊,600万!这个钱足可以拍一部《图雅的婚事》。这事让我觉得吃惊、又好玩。我们居然可以在《白鹿原》的基础上,去炒作一个影星戴着600万的"鸽子蛋"。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白鹿原》以这种方式登台,我觉得很有戏剧性,或许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记者:但是王全安并不认为电影《白鹿原》不好,他说足版是非常漂亮的。

芦苇:这个是托辞。我是看了220分钟电影后决定退出。《白鹿原》是讲土地和价值观念的变化,这种改变带给中国社会的阵痛、思考和真相。王全安讲的是什么,《田小娥传》?把那么大的格局缩得这么小。

记者:电影人身份的转变是否和中国电影质量的下滑有关?

芦苇:我们的电影导演迅速变成老板了,这是个事实。我认为,这个现象和中国电影整体质量的下滑有必然联系。因为很多导演一旦当了老板,他的艺术创作力就迅速衰退了。这也是事实。我们看到陈凯歌在拍《霸王别姬》时,他没有公司,到拍《风月》时,他已经有自己的公司了。王全安在拍《图雅的婚事》时也很纯粹。但现在,你如果碰到陈凯歌、王全安,叫他们一句"陈老板"、"王老板",也很确切。

记者:我们看到在商业电影最发达的美国,导演变老板的事例反而没有中国这么多,这是为什么呢?

芦苇:这个跟中国当下影视剧的公司化、私有化有关。有些非常伟大的艺术家、导演,比如费里尼,他一生坚持只做导演,不做老板,不做制片人。这样他在创作上,就只需要对电影艺术负责任。他不会为附加的商业后果负责任。

2

价值缺失导致中国电影丧失文化感

记者:价值缺失是您在批评中国电影时高频使用的词汇之一,您认为中国电影价值缺失的原因是什么?

芦苇:价值缺失是全民、全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困扰我们很长时间了。它必然要影响电影。现在中国电影界,电影制作方,他们的价值观都没有一个牢靠的根基,当然没有办法在这个基础上创作出优秀的文化产品。价值观迷茫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文化感的缺失。电影与文化渐行渐远,变成一个娱乐性质、消费性质、商品性质的产品。

记者:您是50后,价值观可能比较传统,在这个社会环境下,您觉得自己的价值观受到冲击了吗?

芦苇:我的价值观是否受到冲击要看我的作品。大家觉得《霸王别姬》和《图雅的婚事》本质上有区别吗(笑)?它们本质上都是关注人的命运。它是用人的命运和你谈一种价值观,一种生活的价值观。

记者:您编剧的新作《狼图腾》 也一样?

芦苇:《狼图腾》是讲生命和生命环境的关系。 这个主题跟我过去所有电影都一样。

记者:其实您跟张艺谋、陈凯歌都是一个年代过来的人,为什么您的价值观没有改变,而他们却变了?

芦苇:不一样。我还是普通人。他们不是普通人。他们是老板,是中国的一个特殊阶层、一个金钱阶层。

记者:如果您的身份变了,是否也会迷失价值观?

芦苇:不知道。但是我从来没有感觉到有改变身份的需要。我有的是机会。因为我看到了凯歌他们在当了老板之后某些方面的衰退,这给了我思考。"我要不要做老板?"这个问题跟哈姆雷特的问题是一样的。(笑)

记者:现在中国也有一些做艺术电影的导演,这类电影有人文诉求,但票房却很差,您怎么看?

芦苇:但说起艺术片票房差,我想有两个方面吧。一方面,中小电影公司的宣传策略有问题。另一方面观众也有问题。中国观众是被好莱坞的大片喂养起来的,他们在接受中国的中小成本、文艺类型电影的时候,在接受方面,有一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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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远远高于电影

记者:过去,中国电影中有相当比例是改编自成熟的文学文本,但是现在这个比例却严重下降,文学跟电影似乎渐行渐远。

芦苇: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到现在,中国电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中国电影是自觉不自觉地在扮演一种文化角色,有一种文化价值的追求。有的时候自觉,有的时候不自觉,但是它一直没有放弃这个目标。但自2000年后,中国电影对文化价值的思考和追问,这个功能基本丧失。全民娱乐。电影界整天在谈商业化、谈市场化。所以,现在的中国电影跟之前的《黄土地》、《红高粱》那个时代比,在文化品质上是严重萎缩和退化了。现在,中国电影不但无力表现对当下生活的思考,也不能表现历史追问。《白鹿原》就是证据。

记者: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的事也跟着热闹起来,您怎么看?

芦苇:我都怀疑莫言的小说电影界好多人根本看不懂。《白鹿原》王全安就没看懂。如果他看懂了《白鹿原》的主题是什么,就不会把电影拍成《田小娥传》。

记者:您看过莫言的小说吗?觉得怎么样?

芦苇:看过。写得非常好。他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像莫言这种水准的作家并非只有一个。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电影之间尚有差距?

芦苇: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准远远高于中国电影的水准。这两者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当下中国电影的思想水准要是跟中国当代小说比,那就是小儿科、幼儿园。

记者:一般来讲,一个国家文学水准高,也会提升电影的水准。电影和文学关系本来就密不可分,但在中国为什么不是这样?

芦苇:这其实没有必然关系。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中国文学不但没有萎缩,反而越来越敏锐,越来越成熟、沉着、深沉。电影界却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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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娱乐产业电影人真的没文化

记者:您说在电影界能读懂莫言小说的人很少,难道中国电影人这么"没文化"?

芦苇:电影就是娱乐。在国外,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电影是娱乐功能。很多人认为电影人是文化人。这完全是个误区。中国电影界实在是一个文盲居多的地方。外界的人可能很难理解。大家会想,这怎么可能?电影人至少都大学毕业啊。但是,难道大学毕业的文盲少吗?(笑)我这话可能有点重,但是事实。这个在全世界电影界都一样,并不特指中国,只是中国比较严重而已。

记者:您能说拍《霸王别姬》的陈凯歌没文化吗?

芦苇: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永远是状态的动物。状态好的时候,他可能有神的光环。状态不好的时候,可能啥也不是。比如说,陈凯歌,你能相信拍《霸王别姬》的他后来也拍出了《无极》吗?

记者:2011年,我曾在柏林电影节上问过陈凯歌,他至今认为《无极》是部好片。

芦苇:这也正常。你再过20年再问他,他还会这么说。电影就像导演的孩子,他能说自己的孩子不好吗?

记者:有一种普遍的观点是,中国电影不接地气与电影审查有关。

芦苇:如果把所有问题归结为审查,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伊朗电影的光彩。伊朗的电影审查更厉害,妇女的胳膊露多少都是有规定的,我们还能拍裸体呢。

记者:原因是什么?

芦苇:是电影人创作的倦怠感。电影跟社会有关系。电影人很难对现实产生热情,很难有创作的冲动。这个更可怕。

记者: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文化上很垃圾的片子票房却很好,您怎么解释?

芦苇:有的片子在文化价值上垃圾,但是它有娱乐功能。换句话说,它对社会还是有一定价值。至少让观众暂时忘记了生活的重负。我觉得,要警惕的倒是《白鹿原》这样的片子,既没有娱乐功能也没有文化价值。

记者:您有没有想过自己做导演?

芦苇:没有。我只导过了一部戏。当时,我对中国电影界的估价太高,觉得中国电影好编剧少,好导演还有那么好几个,还有的是人。我怎么想到他们变质得这么快(笑)。如果我再年轻20岁,我会做这个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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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录片有国际水准

记者:你关注过纪录片吗?有人说,中国有些纪录片的水准非常高。

芦苇:中国电影真正的希望在纪录片。一个女导演叫玛莉,她的些纪录片拿到世界任何一个平台上,都是一流的。但是现在它在中国国内没有得到应有重视,未来它会变得很重要。中国纪录片导演的水准足以给故事片的导演当老师。

记者:您现在生活状态看起来很潇洒,还是一年写一个剧本?

芦苇:我的习惯是一年写一个剧本。收入也够了。我非常挑,不是什么剧本都写,我只写自己有感受,能写的剧本。《狼图腾》我接,是因为我是老三届的学生,我和《狼图腾》的主角命运是一样的。我前前后后写了有20多个剧本,拍了有10部。这10部,部部都得奖,可能跟我运气好有关系。(笑)

记者:平时还干点别的什么吗?

芦苇:自己有点嗜好,摄影、画画、听音乐。我是超级音乐发烧友。我搜集的民歌赵季平自叹不如。

记者:作为编剧您如何汲取养分?

芦苇:看经典小说、经典电影、经典话剧,读经典诗歌,听经典歌曲。 一定要看最好,听最地道的。《阿拉伯的劳伦斯 》我看过无数遍。话剧《 茶馆 》里边的台词 ,最多的时候我能背80%。有一个电影叫《抓壮丁》,1964年拍的,非常漂亮。还有1949年费穆拍的《小城之春》,这些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芦 苇

汉族,中国电影剧作家。现任西部电影集团编剧、导演,中国影协理事,国家一级编剧。

1950年3月出生于北京,在西安长大。1976年入西安电影制片厂先当了两年炊事员,后改做绘景、美工。1987年改编《最后的疯狂》,此后陆续创作了《疯狂的代价》、《灯影春秋》、《九夏》、《黄河谣》、《黑风景》、《秦颂》、《桃花满天红》、《红樱桃》、《西夏路迢迢》等电影剧本,将《永失我爱》、《一地鸡毛》、《霸王别姬》及《活着》改编成电影剧本。1995年,他执导了影片《西夏路迢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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