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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武:为了新中国,也为了新世界——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60周年

经略17期,原载天下杂志2012.2
如果从较长时段来看,确实可以说,朝鲜战争很大程度上带有“独立战争”的意味,即一方面向全世界表明,新中国与旧中国的不同,另一方面也是以这种方式让自身从欧美主导的旧的帝国主义国际体系里独立了出来。但与此同时不能忘记的是,中国自晚清以来在困境中反抗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时候,目标从不仅仅是独善其身,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都是有其未来世界想象图景的

7月份到韩国,从机场去酒店的路上和来接我们的韩方朋友闲谈。因为我是第一次到韩国,就随口问起首尔有哪些值得参观的地方。韩方朋友第一个提到的是“战争纪念馆”。我和同行的朋友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就接着问了一句,是什么战争的纪念馆?韩方的朋友又说,是韩国战争。

我们半天没反应过来,后来才想起来,他说的韩国战争,就是我们说的朝鲜战争,在更早以前,我们称之为抗美援朝。这些年来,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朝鲜战争这个命名。今天,在官方和半官方场合,这个叫法已经相当普遍,偶尔还会简称为“韩战”。但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为什么要变换一个叫法,这一变换意味着什么?

接下来的两天,办完正经事情之后,我们就在首尔闲逛。首尔给我的印象,可以用朋友告诉我的一个说法概括:这根本就不算出国。在韩国街头,到处都可以碰到中国人,或者是懂中文的韩国人,地铁和公交站牌上都有中文,比较大型的购物场所也都有懂中文的导购人员,建筑也和国内的城市相差不远。唯一不断反复提醒我“这是在韩国,不是在中国”的是到处可见的战争纪念活动。

去景福宫的路上,有幢楼外面挂着一个巨大的户外广告,足有六层楼高,画面的上方和下方各有两排英文字,上方是“We Remember”,下方是“60th Anniversary of 6.25”,左右两旁是韩文,画面下方是一张大约十六七岁的男孩子的面孔,表情木然而若有所失,似乎有些忧愁,头上戴着钢盔,钢盔上插着正开着花的树枝。再往前走,快要到景福宫的马路转角处的一个小公园,密密麻麻地插满了联合国军的国旗,展板上是战争期间的各种图片,有韩军士兵作战、美军士兵在战场上、美军士兵救助韩军士兵、战争爆发时老百姓逃难等等。后来去民俗博物馆,展厅中央搭建了一个帐篷,以影音资料、3D动画、实物展览等各种形式反应战争对普通韩国老百姓生活的影响。

看到这些,才猛然想起来,朝鲜战争已经过去60年了。在这之前,我从没想起过这件事。是什么让我们已经快要忘记这场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都相当重要的战争?

当然,不能不承认,“我们快要忘记这场战争”里的“我们”这个说法,多少有点夸张。实际上,对于朝鲜战争的研究,这些年来一直都是历史学界的热门专业,甚至有人自掏腰包到俄罗斯、美国等相关方面去购买资料,用于自己的研究。热衷于重建现代中国叙述的思想家们也在努力地发掘这场战争对中国的意义,比如刘小枫在今年上半年的演讲中就提到,新中国真正“站起来”不是在1949年,而是在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订的1953年,正是这场战争让新中国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新中国,从而区别于自晚清以来的各个以革命为号召的政权——比如辛亥革命后的政权,北洋政府,1927年建立的国民政府等。

因为,正是这场战争表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立的新中国不像以往的中国政权那样,必须依赖于帝国主义体系而生存,而是从一开始就格外强调其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独立自主”的地位。就这一点而言,新中国不仅与以往的中国政权不同,而且与其周边的邻国也不同。即使是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国也因为这场战争而取得了完全不同于东欧国家的地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依赖于苏联的军事保护才能维持,在某些关键时刻甚至必须借助于苏联军队来维系其社会主义体制(比如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而中国并不需要这样的保护,中国与苏联之间虽然存在着援助与受援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更多地是带有协作性的。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新中国有着一种汪晖所说的“独立的主权性格”。

不过,如果就此认为朝鲜战争是“为祖国而战”,那就失之于狭隘了。

实际上,在决定出兵朝鲜时,中国提出的口号就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是一个并列式短语,而不是一个偏正式短语。抗美援朝和保家卫国是这场战争的两个并列的目标,而不是“为了保家卫国,我们必须抗美援朝”。这是一个言简意赅的口号,非常容易理解,更容易动员普通的志愿军士兵。而且,因为这场战争不仅是新中国的第一场对外战争,而且是面对世界第一强国,所以,美国可以当作一场局部战争来打,而中国必须动员全国人民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抗美援朝才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一起被并列为全国性的“建国初期三大运动”,而且排在第一位。

反观参战的另一方美国。正如李奇微在其回忆录里说过的,朝鲜半岛之于美国,一直是说不清楚的,那里没有美国的利益,是一个与他们无关的地方。他们在战争之前就已经在盘算着赶紧退出朝鲜半岛,将东亚的主要军事力量用于保卫其核心利益所在的日本。所以,美国在朝鲜半岛始终没有坚决战斗的打算,他们的底线不是保住韩国,而是保住日本。李奇微到朝鲜半岛继任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时,麦克阿瑟即告诉过他这一点,嗣后他接任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太平洋战区司令时,也这样告诉了继他之后担任第八集团军司令的泰勒。而且,美军撤离韩国的条件并不是在朝鲜战场上已经失去作战能力,而是要保留足够的力量来担负保卫日本的任务。所以说,美国不仅在朝鲜战争中不会倾尽全力,即使是太平洋战区的力量,也不会全部投入。

在这样的条件下,美国在朝鲜战争的战争目标一直在不断变化。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进展顺利,联合国军败退釜山,美国曾设想退保日本;仁川登陆成功,战场形势转换,美军并未止步于三八线,而是全力追击,意图饮马鸭绿江,麦克阿瑟甚至多次提出主动向中国挑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并取得几次胜利后,美国的战略目标开始变为尽可能向三八线以北进攻,以保守三八线。这种态度实际上就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只投入有限力量,但要尽可能争取最大收益,同时又对这场战争没有必胜的信心。在不利条件下退保日本,这是美军贯穿整个战争始终的底线。

而当时新中国最高决策层对这场战争的意义的理解和概括就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它的意思是,这场战争同时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和祖国,保住中国革命胜利的果实,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革命。所以,无论是仅仅将朝鲜战争解释为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还是如时下时髦的研究者那样,以为毛泽东在政治局多数成员不支持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出兵朝鲜仅仅是为了当上东方共产主义领袖,都是以偏概全。

如果从较长时段来看,确实可以说,朝鲜战争很大程度上带有“独立战争”的意味,即一方面向全世界表明,新中国与旧中国的不同,另一方面也是以这种方式让自身从欧美主导的旧的帝国主义国际体系里独立了出来。但与此同时不能忘记的是,中国自晚清以来在困境中反抗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时候,目标从不仅仅是独善其身,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都是有其未来世界想象图景的,中国不仅要通过改良或革命实现自身的富强,也要改变这个没有公理和正义的国际体系,帮助世界上的弱小民族走向民族独立。

在中国近现代史中,这个理想和抱负始终是存在的。甚至在蒋介石身上也能看到这种抱负。比如在抗日战争中,中国自身已经岌岌可危,但中国仍然在为韩国流亡政府和越南的民族独立运动人士提供力所能及的庇护和帮助。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到,二战期间参加国际会议,每逢碰到丘吉尔,就相当反感,认为丘吉尔是一个老牌的帝国主义者。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如果中国在1945年后建立了一个国民党主导的政权,对于越南的民族独立运动也一样会给予相当积极的支持和援助。

而且,作为三民主义的重要维度,民族独立始终是国民党最核心的政治诉求,其赖以凝聚和动员其成员和群众参与的也基于这一主张。从冯玉祥、李宗仁等人的回忆录中都能看到这一点,他们之所以支持孙中山、国民党和北伐,都是基于中国只有先实现民族独立,才能走向富强这一认识。而且,他们也都推己及人地人为,世界上的每个民族,无论大小,都有其独立自主的权利,而殖民主义是他们都反对的。张发奎回忆录中提到过一个故事,他曾受邀去中越边境,看到法国殖民主义者鞭打越南人,这对他的触动相当深,所以他始终认为法国殖民主义是一种“变态的殖民主义”。后来,他在广东主兵期间,不仅与包括胡志明在内的越南独立运动人士有所接触,而且还为他们提供过培训及大量所需的军备。

所以,支援弱小民族的民族独立革命运动是“现代中国”的漫长革命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中国后来完全走上了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道路,但这一传统本身仍然顽强地存活了下来。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中国为什么在刚一建国时就会支援朝鲜的革命运动,在60年代又毫不考虑自身利益得失的支持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如果说支援朝鲜和越南多少还有意识形态色彩,那么对于亚非拉的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援则并未以这些地区走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是不能以意识形态理由来解释的。

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已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以俄国十月革命为界,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之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旧的民主主义革命,仍是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之后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则已经是新的民主主义革命了,“在阵线上来说,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毛泽东断言,由于苏联革命成功,世界资本主义阵线已经在地球的一角上崩溃了,而其余的角上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便不能过活。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

实际上,按照毛泽东的这一理解反过来讲,中国革命既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支援世界革命也是中国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毛泽东所理解的新民主义革命之所以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反对帝国主义国际体系的同时,也要反对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从帝国主义国际体系中挣脱出来只是革命的第一步,第二步应当是从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挣脱出来,走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道路。所以,中国的革命的真正完成并不止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不止于夺取政权,而是要以打破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为目的。马克思曾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世界,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实际上与马克思的这一逻辑一致。他们都意识到,在现代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之下,不管是无产阶级还是中国,想“不管别人瓦上霜,只扫自家门前雪”无异于想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没有“兼济天下”的胸怀与抱负,“独善其身”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

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新中国才在自身发展任务艰巨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不仅援助了自己周边的朝鲜、越南和东南亚国家的革命,在1958年以炮击金门这样的方式援助了巴勒斯坦独立运动,还以其它多种形式广泛支援了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从而不但彻底打破了原来的帝国主义国际体系,而且在二战后的美苏争霸国际格局中形成了一个“第三世界”的中间地带。

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理解毛泽东何以在1975年会见基辛格时会说出“世界事大,台湾事小”这样在任何现代人看来都匪夷所思的话来。在决策出兵朝鲜时,中国的头等大事仍然是解放台湾。但当朝鲜战争发生后,毛泽东几乎没有思考,就将正在华东负责对台作战事宜的粟裕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并将部分正在华南地区执行任务的原四野部队调往东北,组成边防军,随时候命出征朝鲜。显然,毛泽东当时就已经确认,朝鲜战争比解放台湾更重要。如果从这一点看这些年来到处流行的拿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对比:日本军队已经侵占东北时,蒋介石念念不忘的仍是“攘外必先安内”,虽然他心里未必没有东北,但对他来说,显然是“外患事小,内忧事大”;而美军连三八线都还未越过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着手准备在朝鲜与美国对抗了。

至今,如果有人还能在看百家讲坛和琼瑶戏之余翻开《毛泽东选集》或《毛泽东文集》,应该都不难发现扉页上的那一行小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在天安门上高挂着的毛泽东画像两旁,左边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而右边仍然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世界在中国问题之中,中国也在世界之中。这不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想法,也是中国在艰难困苦中探索近百年才得出的革命真理。认识不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毛泽东何以在决定出兵朝鲜时如此痛苦,却又如此决绝。这些年来,有不少人习惯于阴谋论思维,以为中国支援世界革命,只不过是毛泽东为了过一把世界革命领袖的瘾,实在是太自欺欺人了,不仅太小看了毛泽东的胸襟与抱负,也太小看了晚清以来无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奔走号呼乃至抛头颅洒热血的志士仁人们。

而真正抛弃了这个国际视野的恰恰不是别的时候,正是号称对外开放的最近三十年。因为中国放弃了打破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努力,反而积极加入到这个体系中去,使“第三世界”历史性地集体沦为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外部”,成为这个体系的边角料。中国更是动员和投入了全部前三十年积累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来为这个体系服务,以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全中国都在流传着一句充满讽刺意味的话:“1949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89年,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2008年,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从现代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最坚定的反对者到最忠实的支持者,中国的变化之大足以令任何人叹为观止。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失却了这个视野之后,对自身以往历史的叙述也变得原来越不自信了。从抗美援朝到朝鲜战争的命名变化就能说明这一点。这场战争对美国来说才是朝鲜战争,对韩国来说是韩国战争,甚至对苏联来说也是朝鲜战争,唯独对中国而言,只能是“抗美援朝”。不如此不足以说明这场战争的正义性,不如此不足以说明中国投入这场战争的理由。从“抗美援朝”到“朝鲜战争”这个看起来细微的变化,实际上表明,这些年来中国人已经失去了自己解释世界的能力,已经不会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了,以为别人看到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而自己看到的不过是幻象。甚至连对中国自身的历史与传统的解释,也要唯欧美是从。因为失去了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文明和智慧解释世界的自信,才会有如今面对欧美对中国在非洲的所作所为一片指责之声的时候百口莫辩的咄咄怪事——这就表明,实际上连中国自己都不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所作所为与传统的殖民主义有什么区别。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的崛起似乎提前了,至少是让三十年来都不问世事如何只管埋头赶路的中国突然意识到自身已经如此强大了,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已经如此重要,甚至欧美的顶尖战略家们都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应对中国崛起这样一个500年来未有之变局。但对中国来说,幸福降临得似乎有点突然,中国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连最起码的对未来世界图景的描绘的能力都还没有学会,而中国国内的问题又正是多事之秋,持续走高的房价已经撕裂了中产阶级社会的迷梦,企业还没有学会收购和管理跨国公司,普通中国人也还没有学会用平等的眼光看待身边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区域发展差距、贫富差距、环保问题、少数民族地区问题等等,无一不是让人挠头的难题。

不过,正如老子说过的,“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崛起时间的提前将中国突然地放置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重要位置上,这就逼迫着中国不得不从这时候起重新学习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文明和智慧理解世界,并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其中去。而这就要中国人重新拾起自晚清直到1970年代后期近百年间对于重建一个和谐、和平、正义的新国际秩序的传统来,基于当下中国的现状,提出自己对未来世界秩序的规划,以及对中国将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的设想。

所以,我们在今天纪念朝鲜战争,不仅是要为抗美援朝正名,更是要为那个曾经绵延近百年的伟大传统招魂,重新建立中国与世界的联系,重新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无愧于那些长眠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的忠魂。那一代中国人的奋斗和牺牲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中国,也为了建立一个新世界,而我们今天就是要继承他们的遗志,不仅要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也要为建立一个和谐、和平、正义的新世界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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