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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月之:悼唐振常先生--史海寻渡一通才

熊月之:悼唐振常先生--史海寻渡一通才

青年唐振常

文汇报
他写章太炎,既写其早年的革命贡献,也不为其晚年尊孔、反共讳;写蔡元培,既写其倡导新文化、改造北大的不朽功勋,也不为其"清党"事讳;写吴虞,既写其"只手打孔家店"的文化贡献,也不为其日常生活中维护封建等级制种种行为讳;写日后成为反共老手的吴稚晖,而为其早年所谓"献策"事辩诬

尽管唐先生身染沉疴,住院年余,体弱神衰,但是,饮食尚可,休息尚可,神志也算清醒,特别是前一段时间回到家里,竟然可以室内行走,桌前阅报,接打长途电话,我们都以为他的病情稳中转好。所以,先生去世的噩耗传来,大家无不愕然,继而默然、黯然,止不住悲从中来。 

坚实的国学根底,培养了对史学的兴趣 

先生出身于成都著名大户。幼年在家,由父母延师来家课馆,到十来岁插班建本小学四年级,毕业后进入大成中学。由幼年而少年,由家馆而学校,所习尽为传统文化一路,由《三字经》、《论语》、《孟子》,而《左传》、《史记》、《资治通鉴》,而《诗经》、《礼记》。先生开始接受教育的时期,新文化运动已在中国激荡磅礴多年,但成都内地,风气未开,加上诗礼传家的家族传统,使得先生所受教育,与上海等沿海开放城市路径迥异。那时的学习方法,除了阅读、理解,背诵是重要一途。背书虽苦,也少不了挨打,但由此打下了坚实的国学根底,培养了先生对史学的兴趣,也锻炼了先生的古文写作能力。先生日后为文快捷,倚马千言,征引古文,便便腹笥,信手拈来,与他早年特殊的教育路径大有关系。 

先生天性活跃,亦富主见,在大成中学读了一年以后,便讨厌那里沉闷的空气,毅然放弃一年的学历,考入成都县立中学。这里空气清新,课程齐全,尤重英语,也能读到新文学书刊。高中时期,主要在光华大学附中学习,这是一所从上海内迁成都的学校,风气开通,比较自由。先生天资聪颖,一表人才,慧中秀外,品学兼优,同时受到英文和国文老师的赏识,被寄予厚望。毕业后,以高材生而免试升入重庆中央大学农艺系。先生是那种豪放有余而耐心不足的人,进入中央大学半年不到,就对那些狗啊、猫啊、花呀、草呀之类的动、植物课程不耐烦了。也许命运使然,就在这时,他的舅父去世,他借口奔丧而辍学。第二年,考入设在成都的燕京大学。时为1942年夏天。 


选修陈寅恪先生历史课,受益终身 

燕京大学是中国最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先生在那里学习首尾五年,第一年在外文系,翌年转新闻系,副修历史,也选听中文系课程。燕大名师如云,风气开放。先生如鱼得水,如蜂采蜜,从张琴南习新闻学,从吴宓习西洋文学史,从李方桂习语言学,眼界大开,学业猛进。他曾选修陈寅恪先生的历史课,受益终身。燕京是很西化的学校,先生日后西装革履、讲究衣着,与校风熏陶大有关系。先生活跃、多才,学习之余,主编校报《燕京新闻》,宣传民主,反对独裁,名闻遐迩,亦由此发端,走上了当时许多热血青年所走的民主革命道路。 

1946年,先生自燕京毕业,到上海《大公报》工作。以后,他在《大公报》7年;做电影工作5年,编过多部剧本,其中《球场风波》被拍成电影;《文汇报》8年,做过文艺部主任;"文化大革命"中靠边站,被剥夺工作权利6年。1978年以后,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任副所长、研究员,直到退休。 

先生曾自述由文转史的原因,是出于对那场空前浩劫的反思,以为"不学史无以知今"。先生第一篇史学长文是《论章太炎》,发表在1978年第一期《历史研究》上。那时严冬刚过,百废待兴,先生一反"文革"中的章太炎"法家"说、"批孔"说,用弘取精,自成新说,逻辑谨严,尖锐老辣,直刺"四人帮"影射史学的要害。宏文一出,史坛震动。此前,先生的名气主要在文艺、新闻两界,史学界多不知"唐振常"为何人,此后,先生成了新加盟的史坛老将,拨乱反正的先锋。 


"以小见大"、"在历史中求史识" 

先生治史,信奉陈寅恪先生"以小见大"、"在历史中求史识"的原则,撰文写书,均努力具体历史事件中探求其普遍的意义。他晚年自称平生研究过三个半历史人物,即章太炎、蔡元培、吴虞,半个指吴稚晖。他写章太炎,既写其早年的革命贡献,也不为其晚年尊孔、反共讳;写蔡元培,既写其倡导新文化、改造北大的不朽功勋,也不为其"清党"事讳;写吴虞,既写其"只手打孔家店"的文化贡献,也不为其日常生活中维护封建等级制种种行为讳;写日后成为反共老手的吴稚晖,而为其早年所谓"献策"事辩诬,所有这些,都是有所为而作,为的是全面、客观、公正评价历史人物,不因个人感情好恶而任意臧否损益。用先生自己的话,就是"为个人辩诬之意义小,求历史公正之意义大"。先师陈旭麓先生评论唐先生《蔡元培传》是"实笔写真人",这个"实笔",就是唐先生自己说的公正之笔,也就是文天祥《正气歌》中所说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的正气之笔,是凝结着浩然之气的中华优秀史学传统的刚正之笔。 


对上海史研究辟路前驱,大功不朽! 

上海史是先生治史的一大领域。他从70年代末开始为上海史研究鼓与呼,80年代承担国家重点项目《上海史》的编写,带领包括后学如我在内的一批年轻人,设计提纲,组织队伍,筚路蓝缕,创榛辟莽,终于在1989年圆满完成。在实施过程中,他大胆使用年轻人,在学术上一秉独立自由之原则,力主客观评价租界作用,支持租界双重影响论,为上海史研究向纵深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先生长期兼任上海史志研究会副会长,实际主持研究会工作,编通讯,做调研,审稿件,开协调会议,为上海新修地方志的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上海史研究能有今天的气象,上海学能成为公认的显学,唐先生辟路前驱,大功不朽! 

先生治学不囿一隅,无古今之界限,无文史之畛域。他早年爱好隋唐史,晚年重理旧业,轻车熟路,佳作迭出,评韩柳关系,论排佛老之议,讨论历史上党锢派系特点,特别是为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写导读文字(先生自谦为"学习笔记"),述事论人,考镜源流,融会贯通,纯熟老到,读后不能不佩服先生学问的博大精深。 


思想与时俱进,文风越老越绚丽多姿 

先生才华横溢,文备多手,能作气势磅礴的宏观大论,也能作细致缜密的考据;能作言必有征的学术论文,也能作汪洋恣肆的散文。其思想与时俱进,其文风越老越绚丽多姿,其意境越老越醇厚浓郁。八九十年代的上海滩,大报小报,广播电视,隔三岔五地总能看到唐振常的大名,听到唐振常的宏亮声音,看到唐振常的潇洒形象。他的著作也成批推出,有精雕细琢《章太炎吴虞论集》、《蔡元培传》、《史海寻渡》、《识史集》、《承传立新》、《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唐振常卷》,也有轻松俊逸的《唐振常散文》、《饔飧集》、《俗轻集》。先生的影响,先生的贡献,早已越出史学、文学的领域,惠及整个社会。 

作为富户少爷,先生自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成年以后,依然不大懂得治理生计,有钱就花,大手大脚,好烟、好茶、好酒、好饭菜。钱来得快,去得也快。最妙的是,他能将文化与饮食结合起来,能够吃出道道,说出名堂,什么川菜不等于辣,火锅为什么会起源于重庆,正宗的狮子头应该怎么烧法,他都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他的作品中就有一部分是关于饮食文化的,因此有"美食家"之誉,被推为美食家学会会长,吃遍上海名馆,还到台湾去进行一次美食交流。上海一些名饭店也以能够得到先生好评为无形资本。每到逢年过节,就会有一些名店名厨给他家里送来上好菜肴。但先生会说会吃不会做,师母的烹饪手艺自然比不上名店名厨,在此情况下,先生倒也能伸能屈。我到他家里去,看他上次是一碗辣酱面,这次是辣酱面一碗,但先生甘之如饴,并无怨言。 


率真择善,无愧"侠儒"之称 

先生富才气,也有些傲气,但没有霸气,治学求是,尚理服理,从善如流。记得他论章太炎的大作发表以后,有人指出其论文中有一副对联是伪作,他在出论文集时便作了删节。后来又有人指出那副对联是真的,他经过研究,乃恢复先前的说法,并在《自传》中对此详加剖析。先生之率真择善由此可见一斑。为学如此,为人亦如此,服理不服人。无理,虽权贵,不折腰;有理,虽后生,悦服。尚理,因此他爱才、惜才。他晚年交往圈子中,每多青年才俊,忘年之交成群。尚理,因此他身上留有可贵的侠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事见不公,拍案而起,仗义执言,全无顾忌,为弱势者撑腰,让当局者难堪。也因此,有人说他火气大,有人说他热心肠。先生重感情,无城府,不掩饰,喜怒皆形于色,喜则畅怀大笑,怒则破口大骂,悲则放声大哭。先生最大的本领,在于没有心思,愁过、骂过,一会儿就烟消云散。我多次随先生外出开会,晚间同处一室,说着说着,他的话声就变成鼾声了。有人曾戏评上海学术界名人,称某为才儒,某为傲儒,某为酸儒,某为商儒,唐先生则被评为"侠儒",真是传神之评。 

先生生于1922年10月7日,逝世于2002年元月27日,享年80。 

先生善作人物传记,哭黎澍,忆旭麓,祭谭公,悼云溥,为其名篇,状事摹人,寥寥数笔,形神毕现,一文既出,传诵遐迩,有太史公笔法。我有幸随先生治学多年,今作此文,一则以悲,一则以愧。对于先生的学问,我未窥其堂奥;对于先生的笔力,更未得其万一,置评少识,遣笔乏词。好在先生名满天下,功在中华文化,日后为先生立传者自不乏人。先生于九泉之下,当会以月之之诚挚真情,而谅月之之愚钝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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