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 - 村田雄二郎：末代皇帝说什么语--清末的"国语"问题与单一语言制

引言

本文讨论中国近代语言统一运动(国语运动)发生之前的清朝"国语"问题。加引号的"国语"指的不是一般所谓汉语，而是清朝统治阶层的原有语言满语。

在多民族国家的清朝其创立初期，采用的是以满语为主，满汉两种语言互译的与•••相近的语言政策。无庸质疑，这是作为少数派的满人集团出于针对汉人社会的政策上的考虑而采取的措施。如后面将要论述的"满汉合璧"或多种语言并用现象所反映的那样，与其说清朝在追求单一语言制的统治，不如说是应对不同民族集团或政治状况，而反映出多重地使用语言的意图，这至少在王朝的鼎盛期非常明显。如此，皇帝将得以夸示其统治天下的无限普遍性。比如，主动致力于藏语和维吾尔语学习的乾隆皇帝，据说在召集蒙藏王公于热河(承德)避暑山庄的宴会上，就曾得意地披露了自己使用多种语言的能力。这也正是被视为冠绝"世界"的大汗其"多而一"之身体的见证吧。因此，清朝的文书行政无疑是建立在与各语言间平等共处原则不尽不同的多重语言并存基础上的。

本来，像清朝时期中国那样巨大的复合型社会，除了主流的汉语外，如今统称为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曾横跨地域和不同集团而被广泛使用。为了强化清朝的同一性而多半人工创造的满语也不例外，如清朝初期在由满、蒙、汉三军构成的八旗成员之间，汉满蒙三种语言并用而相互深透的现象并非罕见。当然，随着满人对自己固有的日常用语的放弃即所谓"汉化"，满语／满文从清朝中期开始便逐渐走向衰退。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作为统治集团象征的满语之地位的低落。如后面将要论述的那样，在宫廷和对外交涉的场域，根据需要公文中使用了满语、蒙语，或者另外的外国语。

近代国语的确立，需要清算这种多重的语言状态，并将这样的"国语"从正统／权威语言的地位赶下来。虽然如此，也并非去直接施行语言使用的禁令或压制。日常语言被汉语所占领，随时有被"同化"、象征化可能的满语其使用也便逐渐衰退，这样说大概更接近于事实吧。结果，据说现在说满语者激剧减少，满语几近成了过去时代的语言[1]。当代中国，尽管属于复合的多民族国家，但由于汉语的渗透力过于强大，可以说像世界各地不断激化的语言独立运动的展开几乎没有可能。与对少数语言实施制度上的保障(双语教育等)形成对照的，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语言的"汉化"更在急速的推进。作为自然同化(融合)而非强制的结果，甚至当今的满语研究者也视从满汉双语状态向汉语单一制转移为语言发展的有益方向[2]。

可以认为，从"国语"向国语的转移大致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为，正是在此时期出现了这样的观点∶近代国家的建立，语言的同一和标准化不可或缺。众所周知，这同时也与以日本为样板的富国强兵国家目标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而向前推进的。这之后，中国所谓的国语，无一例外地指涉汉语，中国语即现代汉语的常识性观念也稳固下来，以至于今。关于从清末粱启超等的"小说界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白话革命"，出现了以俗语为主体的语言改革运动，其中，国语乃至1949年以后的普通话之标准化及其普及的经过，我已另有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3]。本文要提起的问题是，当思考中国近代国语的建立之际，不仅要注意以日本为媒介导入俗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共时性契机，还要将作为前史的清朝语言状况纳入视野。

那么，在确立起单一语言制的20世纪以前，语言文字与国家(王朝)的关系是怎样的呢？下面我将关注语言在实际上的应用，而不是去追溯其历时性的变化。尤其是为了重新审视语言"汉化"的历史，我将考察条约文书中语言的使用和导入外语教育时"国语"的位相。首先，从追溯满语／满文的盛衰史开始吧。

一，      满语的盛衰与满汉关系

1， 作为"国语"的满语

    清朝(1616－1912)当然是以满洲人作为统治集团的王朝。起源于"东北"的满人取代明朝而建立中国的正统王朝，在面对统治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汉人之际，需要解决语言不通的问题。在此，也便出现了所谓的繙译问题(繙是把他种语言翻译成满文，译是把满文翻译成别种语言)。另外，为了政权的稳定，清朝的统治阶层还常常针对汉人而高扬满族的民族意识，"国语骑射"即文武传统的创造和实践便是其中一例。要维持少数集团内部的团结，对汉人和属国差异对待，坚持固有的语言和风俗乃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整个清朝时期，统治阶层采取了以满文为主的语言政策，一般习惯称其为"国语"。"国语"即帝国的公用语言，而有的时候也称其为清语、清字等。

    作为书写语言的满文有明确的诞生日期。在建州女真还没有称清的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根据太祖努尔哈赤之命，仿蒙古文子母而设定书写满语的文字，这便是用满文记述文书的开始。努尔哈出在建立后金的天命元年(1616)之初，开始用编年体的满文记录汗的言行和政务[4]。之后的1632年(天聪六年)，繙译官达海等接受皇太极"国书十二字头，前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的建议，在原来满文字母的旁边加注圈点(。、等符号)而创立了增设新子母的方法。一般称此为圈点满文(新满文)，以区别于无圈点满文(旧满文)。一种说法认为，"国书十二字头"即努尔哈赤时代的字母加圈点的方法来自朝鲜文字的启发[5]。总之，圈点满文的发明使以楷书记录满语的发音成为可能，由此确立了促成清朝在语言上获得自立的重要文化基础。

清朝初年，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位期间，其诏书、奏章、祭文等文书均用满文或者蒙古文书写。然而、到了清朝入关迁都北京的顺治(1644－1661)年间，从统治汉人的角度考虑，便产生了处理汉人文书的必要。满人贵族中亦有很多不懂汉语、汉文的，因而，文书便翻译成满汉两种语言，其大多数则以"满汉合璧"的形式被保存下来。当然，并不是所有文书都是"合璧"的形式，根据文书的性质，选择只用满文还是满汉合璧的方式则有明细的规定。还有学者指出，有关军事机密的情报交换几乎都是只用满文的[6]。总而言之，日常的政务多伴随着口译、翻译等工作，这对于统治异族的政权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历练。

为此，清朝在内阁及中央、地方的官衙特意设置了明朝所没有的翻译要员职位，并积极推动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不用说，对于统治阶层的宗室及旗人规定有义务习熟汉语、汉文。不久，到了康熙(1662－1722)朝，随着清朝对中国统治的逐渐稳固，经史之类的汉文典籍，进而《三国演义》那样的白话小说，被大量地翻译成满文，满语作为支撑王朝统治基础的"国语"地位确立起来了。乾隆年间(1736－1795)，与著名的《四库全书》并列，还历经20年岁月完成《大藏经》的翻译，以及《清文鉴》等辞书的编撰。乾隆朝的60年间，是整个清代中"国语"保全了其作为帝国语言面目的时期。

满汉翻译是帝国统治的根基，这在人才录用上也得到了反映。自顺治朝开始繙译科举以来，雍正(1723－1735)年间三阶段(童试、乡试、会试)的考试制度得以完备，多数八旗子弟科举合格，获得繙译生员、繙译举人、繙译进士的资格而进入官宦之途。作为制度的繙译科举并不稳定，有时停止，有时三年一科(乾隆朝)或五年一科，或者考生人数少的时候被并入文科，等等情况。进而，由于满人满文能力的逐渐下降，其繙译制度的重要性也渐渐丧失，不过，作为制度却一直持续到清末光绪年间。如后面将要叙述的那样，即使到了1860年代设立培养英法语翻译人才的机关之际，为了刺激学生学习的热情，也曾采取了授予毕业生繙译生员资格的措施[7]。

担当翻译的是在内阁中的中书、部院笔帖式这一专门的书记官，由满洲、蒙古、汉军中通过繙译科举的旗人担任。中央政府之外、地方衙门里也设有笔帖式及其他翻译官。不过，乾隆以后随着满文的衰微，这些官职也仿佛渐渐空洞化了。乾隆年间，军机处代替内阁成为政务处理的中枢，这里也设置了掌管"繙清译汉之事"的内繙书房(《大清会典》卷三)，管理大臣则由满人军机大臣兼任。不过，军机处与内阁不同，以行政简化为宗旨，并非所有文书都搞成"满汉合璧"，而是满文由满人军机章京(军机大臣副官)，汉文由汉人军机章京来处理[8]。因此，军机处的房屋分为满屋、汉屋，分别处理日常的实际业务[9]。

那么，口语方面怎样呢？由于声音的无法记录，其实际状态很难把握。更多的情况下是仅凭书写文字来推测。根据史书记载，16世纪的努尔哈赤时代即以建州女真为主体的"满洲"兴起之际，满语存在东南各部、扈伦四部、北方东海三部之间的方言差，而并非均质。当然，这些方言差还没有达到影响相互之间交流的程度，以建州方言为基础的"民族共同语"基本建立起来了。贯穿整个清朝成为"国语"的，就是这个"民族共同语"[10]。然而，入关以后满语开始逐渐被"汉语"所"同化"，清中叶以后(乾隆时期)，不管统治者如何多次实施保护奖励政策，依然走向了衰退之途。到了清末，包括北京在内的各城市中的满人也完全说汉语了，满语只有在东北、内蒙古、新疆等边疆有人使用。下面，将考察这个变化的过程。

2，满语的"消失"与"国语骑射"

汉语对宗室和旗人语言生活的渗透，在入关(1644)后不久就开始了。从顺治到康熙、雍正，随着皇帝的更替，在一代人身上也反映出汉语的影响，其语言能力发生了巨大变化。康熙年间八旗子弟"均通国语"，可到了雍正时期，就出现了满汉混用，一部分满人官员满语、满文能够不够的现象。1730年(雍正八年)，便出版了供满人子弟学习满语的《清文启蒙》(舞格寿平著)[11]。居住在北京的满人如同移民第二代、第三代那样，需要将祖父的语言作为"外语"来学习。这种现象到了乾隆时期越发显著，对此抱有危机感的乾隆帝常常呵叱那些忘记"国语"的满人官僚和宗室子弟。

例如，1775年恒亲王弘晊之子永皓，在继承郡王爵位向皇帝谢恩之际，"竟不能以清语奏对"，公爵弘升之子永泽亦"不解清语"(《清高宗实录》卷九九二，乾隆四十年十月)。

引见官僚照例先要上奏"履历"，而这之前不能够用"国语"回应皇帝的下问，招来皇帝"清语生疏"呵叱的例子不胜枚举。只是遭到皇帝的呵叱还算庆幸的呢，因为"国语"不周而被降格、免职的例子也曾有发生。总之，皇帝将此作视为一种政治问题而予以重视则是确实无疑的。

引见之前把"履历"背下来当然可以。可是其他事情就应答不上来，这的确足以使皇帝产生对"国语"将消失的危机意识。乾隆帝称"国语骑射"而重视语言和游牧，积极推进重建满人同一性的政策，原因就在于此。在语言方面，出于"国语"纯化=规范化的目的，清除来自汉语的音译借用词而大量造出"钦定新清语"[12]。这也可以说是民族意识"中兴"之策吧。官僚之外，对于八旗构成部分(满洲、蒙古、汉军)，也不断奖励他们学习"国语"以抵抗在数量占大多数的汉人文化。另外，由于担心陷于"文弱"而倾力于"骑射"，历代皇帝常常传下上谕，强调回归"国语骑射"的建国精神。

如此，满人官僚和旗人受到汉语的侵染反而疏远满语，这种倾向在入关后不久就显现出来了。尽管这样，最重视"国语骑射"的乾隆帝治世，文书的来往一般都是满汉并记。在臣下一方，通满语、满文直接关系到在官界地位、官职的保障，仅此一点也使他们难以完全放弃满语的学习。满语状况发生巨大变化，是在从嘉庆(1796－1820)到道光(1821－1850)年间。

当然，满人八旗的语言生活发生变化，因阶层、地域、职务种类的不同而大有区别，不能一概而论。前面引用过的季永海论文，对清初的单用满语，经过满汉并用，最后到单用汉语的过程中地域差异之大，有详细的论述。下面，根据林家有的梳理追述从满汉并用到满语衰退的流向，其大致状况如下[13]。

［满文的废弃］始于乾隆时期。乾隆末年(18世纪末)满文依然得到广泛使用，但驻防的满人已普遍使用汉文。嘉庆、道光以后，在驻防于城市的满人之间几乎不再使用满文。在新疆，到了同治(1862－1874)时期只有那些处理上奏皇帝的公文的满人写得满文，普通旗人将士只会用满文写自己的名字。光绪年间(1875－1908)驻防的满人已经完全不懂满文。

［满语的消失］清初，北京和中原的满人曾使用满语。但到了乾隆时期，西安、新疆、内蒙等地驻防旗人多说汉语，又因大量汉人移居关外，城市里汉语的使用成为主流。皇帝时常下谕旨禁止或限制满人使用汉语，但无以挽回大势。到了咸丰(1851－1861)时期，驻防旗人已经不懂满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东北地区农村的中老年人还有一些懂满语者，而青少年几乎没有懂得。

大致地讲，乾隆时期乃是从满汉并用到单用汉语的转折点。乾隆之孙道光皇帝仿佛对满语、满文的衰退抱有很大的危机感，时常下谕旨呵叱那些疏远"国语"的满人。1835年，道光帝要调查满人官员的"国语"能力，曾对侍郎至京堂五品官一档的满人课以考试。结果，合格者不过"十之三四"，有半数以上落第(《清宣宗实录》卷二六七，道光十五年六月)。从清朝入关算起，道光朝已有近两个世纪的时间，世代的不断更迭和深入熟悉汉文化的结果则是"清语生疏"。中央的满人高官都如此，下层的状况可想而知了。

相对而言，有具备保存满语使之"纯粹"条件的地方，除了朝廷、王府之外，就数驻防八旗了。因为，驻防的旗地是与外界隔绝的空间，旗人与汉人接触和通婚是遭到禁止的。然而，不管法和制度上怎样隔绝，驻防旗人依然不得不与包围着他们的汉人社会有所交涉，根具寡不敌众的原理，我们可以认为说汉语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上面引用的林家有论文也指出，到了19世纪后期，内地驻防八旗中汉语的使用已经成为主流，与此同时，多数旗人丧失了说满语的能力。以驻防西安的八旗为例，光绪初年，旗人学堂中满文的授课已被废除，宣统年间，就连军事训练也开始通用汉语了[14]。一般认为，内地驻防八旗语言上"汉化"的过程，要比外潘和东北地区的旗人早得多。另一方面，乾隆时期伴随着征外而被排遣、定居到新疆的旗人，其满语能力已经丧失。因此，今天除了锡伯语之外，潘外也未能保存下满语。

从档案材料的数量上也可以反映出由满语到汉语的主角的转换。作为大致的倾向，从顺治到乾隆年间重要案件的文书多数用满文来书写，但从乾隆后期开始，满汉合璧或汉文档案文书增多[15]。以盛京(沈阳)内务府所存档案为例，顺治、康熙两朝满文占据大多数，而到了雍正、乾隆时期则满汉文各占一半。嘉庆朝以后汉文增多的倾向上升，同治、光绪年间也几乎不见满文档案。据说，嘉庆以后，满文的误记和文法的错误随处可见，足以成为满文衰退的证据[16]。

这样，嘉庆以后经由军机处的上奏文开始多用汉文书写。据当事者的回忆，至清末光绪、宣统朝，"汉屋"每日处理文书异常繁忙，"满屋"则因满文的谕旨极其罕见而门庭冷落[17]。19世纪后期，满人官僚的"国语"能力一败涂地，几乎完全远离了实用性。清末京官的下面这首诗，咏叹的正是此种趋势[18]。

绝邻世仆舌难翻，

国语咿呀觐至尊。

从事岂容开口笑，

齿唇破处尚留痕。

众所周知，如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分类为满族的人们几乎没有使用自己固有的语言的了，而是汉语的单一制。以往的历史学把握这个过程，往往以作为异族王朝的清朝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丧失其语言、文化上的特征而被"汉化"来加以说明。进而，还有人认为，19世纪中叶以后，面对与西洋文化的"交涉"，满汉之间政治上文化上的隔阂实质上已经消灭，清朝作为满汉合璧的中华王朝面临着列强的威胁[19]。从满汉关系上讲，清朝初期的紧张关系经过向汉的"同化"，已经基本消除了。

但是，正如近年开始出现重新估价这种观点的倾向那样，用上述"汉化"模式来梳理满汉的政治关系，是需要有一些重要的保留的[20]。这不仅仅意味着历史"事实"认定上的错误。问题在于将基于汉文资料以"汉"为中心的叙事套用于前近代的历史，这反而使横跨欧亚大陆东端的大帝国清朝的复合的、非"汉"的性格远离了我们的视线。就语言关系而言，"汉化"史观暗自以现在的不同语言间的序列为前提，把语言、文化之间流动的、现在依然在流动的复杂权力关系中性化了，这一点是应该重新检讨的。关于此点我将在文章的最后触及，这里，先略举有关满人走向汉语单一化问题上需要保留的几点。要讨论的对象涉及到很多方面，限于篇幅只列举以下三点。

(1)直到最后的皇帝为止，清朝宫廷的官用语言是满语，"国语"的地位和权威至少到19世纪末未曾放弃。

(2)对外交涉之际，满语也受到了"国语"的待遇，特别是在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内陆亚洲的关系方面，汉语以外的语言直到19世纪中叶一直发挥了主角的作用。

(3)随着太平天国之乱导致以八旗为轴心的清朝军事=政治体制的巨大变动，19世纪中叶至本世纪，出现了满人同一性的变貌和重构，产生了新的满族民族主义。

以上三点均为以往"汉化"模式忽视的地方。有关第二点我将另文论述，第三点已经有P．Crossley针对驻防旗人第三代的各案研究[21]，因此，我将主要讨论第一点。

3， 清末宫廷内的"国语"及其象征化

首先，满人恭奉皇帝的"谢恩""请安"等公文自然当用满文，宗室、旗人拜谒之际照例用满语寒喧和禀报履历。根据可确认的材料，这一直厉行到光绪朝。例如，《翁同龢日记》光绪九年(1883)元旦条下，诸臣参内上奏新年贺词条下，诸臣参内上奏新年贺词之际，"••••••••••"的记载[22]。对西太后说汉语是因为她几乎听不懂满语，虽然原本向天子上奏理应使用满语。刘智体《异辞录》记道，满人大臣谒见时"太后之前易而皇帝之前难。以太后不通国语之故也"[23]。顺便一提，光绪皇帝即位时，正当西太后开始垂帘听政之际，故皇帝命奉呈的请安折或者中央、地方各衙门的奏章中"••••••••••"(《清德宗实录》同治十三年十二月)。这也是考虑到太后本身不懂"清文"，而皇帝当然用"清文"处理文案，因此，可以说"清汉合璧"是对西太后的一种特殊待遇。

进而，满人官僚因"清语生疏"而遭皇帝呵叱、处分的情况在光绪朝就多次出现。例如，1887年光绪帝召见汉军八旗人员和满洲起居注官后，愤然于能用"清语"认真对应者几乎没有，实在岂有此理，故两次传下谕旨，要求学习"国语"，如果今后还是这样不成体统，则将严厉处分(《清德宗实录》卷二三九，光绪十三年二月壬申，卷二四一，光绪十三年四月乙丑)。作为实例，1892年3月被皇帝召见的正百旗汉军暑都统果勒敏，"••••••••••"进奏之际，因未能用清语"口奏"而遭到了"交部议处"的责任追究(《清德宗实录》卷三○八，光绪十八年二月乙卯)。1894年2月，受到光绪帝召见的委散秩大臣(从二品高位武官)兴泰，因"奏对谢恩，清语甚生疏"而遭免职"回旗读书"的处分(《清德宗实录》卷三三三，光绪二十年正月庚子)。

经常为下臣大动肝火的光绪帝，或许是偶尔的心情不好，然而，对于兴泰"不曾习得清语"的回答，毕竟难以忍受。或者要显示向高官问罪的态度也说不定。总之，从这些事例可以得知，直到光绪年间满人在皇帝面前上奏谢恩等之际，依然有使用清语的规定。"国语"乃"满洲之根本"这样的立场，即使到了清末在公之场合仍然不曾动摇。

皇帝于正式场合讲满语，这在外国使臣谒见之时也是同样的。犒劳使臣的皇帝的"玉言"乃是"国语"满语，但习惯上不是直接讲给使臣，而是通过贴身的亲王大臣口译成汉语的。例如，并非乾隆帝对待马珂尔尼那样，而是根据更为近代的外交规则最初也是最后一个接见外国公使团和国宾的皇帝光绪，便在1894年11月庆祝西太后60岁生日时，对允许参内的列国公使团"以国语宣谕慰问"，而由恭亲王用汉语传达的[24]。另外，1898年5月15日，德国亲王亨利访问中国谒见光绪帝的时候，也同样是"操国语慰劳"，由庆亲王以汉语传达之，再由德国翻译官译成德语(《清史稿》卷九十一"礼制、外国公使觐见礼")。

不过，根据翁同龢的记载，两天之后，在谒见呈递国书的法国公使Stephan Jean Pichon的时候，光绪帝"亲宣答词"[25]而未让庆亲王传宣。还有，此刻皇帝身着法国赠送的星条勋章(宝星)。作为公使的陪同而在场的户部侍郎兼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也特别注意到光绪帝的"亲答颂词"和"宝星"[26]。 翁同龢和张荫桓同时将这两件事视为"异数"记录下来，无疑是感到了皇帝向外国使臣直接讲话的十分唐突意外。实际上，在谒见德国亲王之际，光绪帝也试图打破以往的规约，改为西洋式的谒见仪礼，但由于遭到周围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27]。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要臣下传宣而直接用汉语讲话，这对28岁年轻的皇帝来说，或许是一种倾其全力的抵抗也说不定。

仿佛是在验证这一点似的，就在这前一个月的4月5日，光绪帝对奉呈国书参内的俄罗斯公使巴普洛夫(Alexander Ivanovich Pavloff)破例"以汉语宣谕"。从翁同龢特意所记"未曾有"[28]之处来看，这恐怕是清朝皇帝用汉语向外国使节讲话的首次。对于外国公使和宾客如此积极地谒见，这本身在咸丰、同治帝时期是不可想像的，光绪帝的行为让人感到他欲使宫廷仪礼"近代化"的愿望。那时，皇帝受到康有为等变法上书的触动，其根本的政治改革(变法)决心正在不断强固。宣告戊戌变法开始的"明定国是"上谕的传达，就在皇帝以汉语答礼外国使臣的仅两个月之后。

不过，宫廷中的谒见之外，天子独自举行的国家仪礼(祭祀天坛和太庙)或者宫廷内的祭祀，还是使用满语，或者满汉两语并用。起源于萨满教的堂子这一满人独自的祭祀，不用说一贯使用的是满语。可以说，越是仪礼的场面越要展现"国语"的象征机能。即使到了民国，废帝溥仪在紫禁城接见下臣还要说满语，而且少不了骑马的训练[29]。仅就皇帝而言，应该说"国语骑射"依然健在。

皇帝和满人高官满语能力的丧失起因于自幼的帝王教育(典学)。光绪皇帝的"帝师"(正式名称为毓庆宫行走) 翁同龢的日记详细记录了教育即位后不久的幼帝的情况。据日记记载，设于内廷的毓庆宫中，除了正月和节日之外，几乎每天都有担任课程的满汉大臣进讲。这称为"书房"，满汉大有区别。教满文的是景寿等御前大臣，被命受读汉文的是翁同龢和夏同善。毓庆宫中的"入学读书"初日，与诸臣的寒喧结束后，首先是叔王伯彦诺谟祜(僧格林沁之子)等示范开弓，然后景寿等教授蒙古语、满语的书写。满语称这种师范为谙达，教弓箭、骑射的为外谙达，教满蒙文的曰内谙达。

谙达之后翁同龢出场，教授汉文的四句音读。据说，考虑到皇帝病弱的身体，写汉字练习就取消了[30]。开始的时候时间上不足一个小时，后来变成终日做"书房"，担当的大臣人数也增多了。就这样，"国语骑射"(满书房)和古典汉文(汉书房)的授课，一直持续到光绪帝的成年乃至亲政以后，所授内容也逐渐加深。1888年，还增设了"洋书房"即英语的学习[31]。讲师是同文馆出身后出任驻英国公使的外交官张德彝。

对于即位不久的幼帝所实行的满汉双语教育，也同样适用于宣统帝溥仪。我们看溥仪的"满汉书房"的课程表是这样的[32]∶

［满洲、蒙古语课］开弓三回。《圣谕广训》，繙译《孝经》或《四书》，朗读《清文鉴》等。读蒙古语会话读本，翻译二条。满洲文字书写，读满文字条三箱(一箱五张)。以上共计三刻钟(一刻约十五分钟)。

［汉书课］生本六刻钟。大小字二刻钟。休息五分钟。饭前塾书五刻钟。饭后，批摺作诗作文各五刻钟。休息五刻钟，讲读唐诗或古文一刻钟。《大学衍义》二刻钟。

此时，年号已是民国，溥仪六岁。

二，      对外交涉与语言

清朝递交"外国"的国书以及近代以来的条约，用的是怎样的语言呢？从结论上讲，对于朝鲜、越南等朝贡国出于"同文"之谊而用汉文。与之相比，对内陆亚洲的诸藩和俄罗斯，则满语之外还用到蒙古语或拉丁文，这种与汉语之一元化传达沟通方式不同的多种异质语言并用的情况一直贯彻到清末。它对应着清朝皇帝的二重身体性，即内陆游牧诸民族的大汗和统率儒教帝国的中华天子之两个面孔，因交涉对象的不同分而用之。尤其是论及语言上的沟通，总离不开包括通事、翻译官在内的担当者们。下面仅以乾隆末年访问中国的马珂尔尼使节团与清朝之间文书往来的方式为例，来看看这方面的情况[33]。

乔治•马珂尔尼作为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使节踏上中国领土是在1793年。出发前，马珂尔尼决定让在那不勒斯受过传教士训练的两个中国人Paolo Cho和Jacobus Li作为使节团翻译一同前往中国。据说，在不懂英文的两个中国人和马珂尔尼之间使用拉丁语和意大利语来沟通。进而，副使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之子乔治在漫长的航海旅途期间向两个中国人学习了汉语，因为大家期待他能承担到中国之后的翻译工作。

可是，两个中国人中的一位Paolo Cho到中国后便立即害怕起来而逃脱了。大概是担心自己违反海禁而出国将受到处罚吧。值得庆幸的是，另一位Jacobus Li一直随同使节团，忠实地完成了翻译任务。不过，他恐怕没有受过中国古典的教育，这样，使节团中没有一位能够翻译书写递交清朝的文书之人。在此，成为中介语言的乃是清朝方面通过在京传教士得以翻译和理解的拉丁文。

根据坂野正高的梳理，马珂尔尼使节团与清朝之间的文书往来，其翻译过程是通过下面这样巧妙的程序完成的。

发给中国的文书，首先由乔治•托马斯•斯顿(George Thomas Staunton)少年的家庭教师J．C．Huttner将英文原文翻译成拉丁文。口译的人不习惯正式文书的文体，故用白话向给传教士帮忙的能写正式文书的中国人信徒讲解拉丁文的意思。中国信徒则用文书的风格写下汉译的草稿。但是，这个中国人和传教士都不愿意让中国官宪知道他们与翻译有什么瓜葛，故拒绝誊写。于是，由斯顿少年将草稿誊写一遍。之后，在中国信徒面前将草稿撕毁。如此搞出来的文书再附上拉丁文文本送交中国方面。附上拉丁文文本是为了确认传教士的翻译确实无误。而中国方面的汉文文书则附有由传教士翻译的拉丁文。再由J．C．Huttner将拉丁文译成英文。[34]

总之，清朝方面没有懂得英文者，而马珂尔尼使节团方面也没有擅长文书之古汉语书写的人，因此，拉丁文成了文书往来的中间桥梁。就这样，乾隆帝回复乔治三世亲书的敕谕，在满汉合璧之外，又使用了拉丁文。用汉文起草的敕谕翻译成满文和拉丁文，誊写之后交给了马珂尔尼。担任拉丁文翻译的当然是经常出入宫廷的耶稣会传教士[35]。

马珂尔尼的"开国"要求，乾隆帝没有接受。但进入19世纪后，清朝遭遇到英法的炮舰外交，虽不情愿还是开始缔结了两国间的条约。而最早的就是那个缔结于1842年著名的江宁条约(南京条约)。这以后，几乎毫无例外地条约正文只用汉文，不再有满文出现。如前所述，这恐怕是国内满语、满文衰退趋势的影响吧。另外，拉丁文的文书往来，在马珂尔尼使节团以后，也因嘉庆朝的多次禁教政策等而不再被使用。

不过，有必要做出确认，19世纪中叶缔结条约之际，清朝并没有只用汉文。值得注意的是，强使清朝步入近代性条约体系的英法诸国，乃是从东南沿海进入中国的。这些地域属于和礼部管辖的朝贡区域各国的连接点，前面已经指出，清朝的皇帝和官僚们试图仿照应对朝鲜、越南、琉球等朝贡国的君臣关系(朝贡体系)的方式，来对待西欧列强。不用说，在海的出入口地方，承担公共交流的是东亚的普世语言古典汉文。

在这一点上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英法而在"陆地"上展开的与俄罗斯的关系。众所周知，在缔结近代性国际条约关系之前，清朝曾经在1689年(康熙十二八年)与俄罗斯之间缔结过旨在划定国境和自由贸易的尼布楚条约。这个条约拉丁文成了事实上的共同语言，相互递交的文书俄罗斯方面为俄语和拉丁文，清朝方面则为满语、俄语、拉丁文的文本。而双方共同署名盖章的只有拉丁文文本，因此，今天一般认为这是条约的正文。

拉丁语成为中介语言，并用于条约的正文，是因为交涉之际发挥重要调停作用的，不仅是两国的翻译，还有与清朝使节团同行来自北京的两名耶稣会传教士。他们的名字是葡萄牙人托马斯•培雷拉(中国名徐日升)和法国人姜•弗郎森瓦•杰鲁宾(中国名张诚)。据说，委以两人的任务不单是翻译，还要推动谈判顺利进行，并作为高官来监督使节[36]。

尼布楚和谈会议之前，清俄间的文书往来所使用的语言，除了俄语、拉丁文之外，还有内陆亚洲的共同语言蒙古语。但另有一种说法认为，由于俄国拒绝清朝方面把满、蒙语作为通用语的提案，故交涉中使用的语言是拉丁文[37]。而实际上，仿佛由于俄国方面对耶稣会传教士的拉丁语翻译抱有疑念，交涉的第二天便根据俄国的要求而改用蒙古语。双方的阵营是∶清朝方面翻译有负责拉丁语的两位耶稣会传教士和蒙古语的喇喜，俄罗斯方面有负责拉丁文的A•贝罗鲍斯基和蒙古语的C•瓦西里耶夫[38]。

清朝使节团的成员以团长内大臣索额图为首，均系满人或者蒙古人，由此可以清楚，在对外交涉的场合几乎没有汉语的用场。而和谈达成妥协后在俄清边界处建立的条约碑文上，用满、汉、俄罗斯、蒙古、里的诺五种语言书写，因此，也不能说汉文完全被排除在外。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没有像后来与英法交涉时那样专用汉文。

果真是"俄罗斯方面带来俄文条约备用稿的拉丁文译文，而清朝方面带来满文条约拉丁译文，两者凑在一起调整其相违之处最后形成现存的拉丁文条约"[39]的话，那么，对清朝皇帝来说其语言世界则不单是由满、汉两语构成，而是在更为广阔的内陆亚洲关系中构成的世界。换言之，在前现代东北亚的政治世界中，不仅仅是满、汉两种语言，还有俄语、拉丁文乃至蒙古语使错综复杂而多元的交涉得以展开。这无疑是复合的多民族帝国清朝的统治体系本身的一种反映。随便一提，整个康熙、雍正朝期间，来自俄国的文书，俄文之外有时还附有蒙古语、满语以及拉丁文的文本。而清朝政府的文书则只将俄文、拉丁文翻译成满文，却不再译成汉文[40]。原因之一恐怕是出于保密，另一个大概由于在内陆亚洲与清朝的关系中，没有用汉语进行交涉的必要吧。

尼布楚和谈中，两位传教士中的长辈培雷拉超出翻译工作的范围，在协调俄清之间的利害使交涉达成妥协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现代外交关系的角度来讲，一个主权国家雇用第三国的人为本国使节团的正式成员，这是很难想像的。然而，且不管俄罗斯方面，至少对清朝来说，"外交"这一制度本身是处在朝贡体系之下的，因此，将文化语言上均为"他者"的欧洲传教士有意"内部"化，可能并没有什么大的抵触感。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传教士与国政的机密不发生关系，但也根据王朝的"宽容"程度、各种力量关系和皇帝的性格气质，以及时期和对方国家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变化。清朝皇帝允许传教士常驻，甚至授予官爵优待他们，主要是显示天子的威德，并非要在文化上承认"他者"而谋求共存。只要在语言能力和科学技术方面给他们以"外宾"待遇就足够了。

另一方面，就耶稣会传教士而言，在对俄交涉中积极发挥作用还有另一个与要在中国境内传教不同的动机。这就是向俄罗斯当局谋取连接中国和欧洲的西伯利亚通道的通行证。与海路相比，开发更为迅速安全的陆地通道，对在东亚发展教会势力有重大意义[41]。

尼布楚条约的正文在清朝国内并没有公布，这也是有背于近代外交常识的。条约元件亦下落不明。汉文文本应当是面向国内翻译而成的，与条约正文在表现上有重大变动，与俄罗斯的关系在华夷式的朝贡关系中被"重构"了。这与其说是担任翻译的中央官员们的有意篡改，不如说出于下面这样的"限制"∶在汉语、汉文的专业术语内部对外关系只能表述成册封即朝贡关系。我想予以确认的是，在与内陆亚洲的关系上，满、蒙以及当地的语言变更更重要，而以非汉语(拉丁、满、蒙)的语言为媒介进行对外交涉的场合，清朝试图含盖那些使用与华夷不同修辞的异族、异域。这里提到拉丁文的条约正文，说到面向国内的"重构"以及条约正文在国内没有公开等等，其实用近代外交的尺度去判断这个时期清朝的对外关系，这本身就会遇到重大局限的。

在1727年清俄之间缔结的恰克图条约也是如此，相互交换的文书俄国方面用的是俄语•拉丁文，清朝方面则是满语、俄语•拉丁文的文本。拉丁文起到了两国间桥梁语言的功能、这与尼布楚条约是一样的。而且，这个时候也是耶稣会传教士发挥了两国间交涉、中介的作用。同样，面向国内作成的汉文翻译对拉丁文的原文进行大幅度的"重构"[42]，试图在朝贡关系的框架内做出解释。

深有意味的是，恰克图条约其正文和汉文翻译直到1861年才在国内公布，这一年乃是最早的近代外交机关总理衙门设立的年份。联系到外交内政的非关联性、语言在对外关系上的不同使用方式，这当是表现清朝"外交"思想的非一元化性格的一个插曲。另外，恰克图条约中还有一个引人瞩目的第五条∶允许俄罗斯学生四名居住在北京城内的鄂罗斯馆(也称会同馆、南馆，朝贡使节的住宿场所之一，后来成为俄罗斯公使馆)，并以官费提供食用。大概是期待他们学得满、汉文后成为内阁或理潘院的翻译官吧。据俄罗斯北京传道团的资料，从恰克图条约签署到1840年期间，留学中国的俄国学生共41人[43]。人数虽然不多，但清朝根据条约的规定，负责对他们的满、汉文教育，并提供其宿舍和饮食。就是说，在1860年代"开国"之前，俄罗斯学生得以在清朝国都学习，再加上允许东正教的建设和神职人员居住北京，清朝政府给人一种在外交姿态上柔软灵活的印象。另外，鄂罗斯馆这一事例还暗示了与西欧各国不同的原则适用于陆地上的对俄关系了。

进入近代条约体系之后，连接清俄关系的语言依然是多元的。这里用编年史的列表来看看乾隆以后到19世纪末两国间缔结条约和国境协定时所使用的主要语言。

从上表可以看到[44]，到了19世纪清俄之间交涉的中介语言由拉丁语转变为法语[45]，而汉文被用于正式的条约文是从1858年的天津条约(虽非正文)开始的。进而，可以证实在清俄间"同治以来始兼用汉文"[46]之说，但西北(新疆)国界划定之际依然使用满文。不过，由于这些条约都是以汉文形式流传的，原本遗失的亦不在少数，因此，交涉的当时究竟使用了何种语言，正文为哪种文字，具体情况不明之点很多。但至少到咸丰年间为止，于黑龙江和俄罗斯的国界交涉中满语成了中介语言，这从《黑龙江述略》卷一"疆域"的"俄使木哩斐岳幅至黑龙江城，与臣(黑龙江将军奕山，爱珲条约的清朝方面全权代表)会晤，随同通事，以清语传说"[47]的记述可以得知。

一个很有意味的事例是正文为满文的天津条约。这个条约目前中国也是找不到原本的。1858年交换批准书之际，俄罗斯方面指出双方准备好的条文中有一部分内容有问题，经过将近四个月的交涉，最后文字表达上有所修正的条文得以正式交换。同样是满文之所以会出现问题，是因为清朝首先将俄罗斯方面送来的条约之满文译稿翻译成汉文，然后在翻回到满文。几重的翻译过程中文义走了样，这是担任清朝钦差大臣的桂良的说法[48]，但为什么要把满文的条约先翻译成汉文并不清楚。推测起来，大概是包括桂良在内的清朝代表团成员不懂满文，故采取了从满文到汉文再到满文这样危险的重译手续。果真如此的话，说明清朝的外交当局人员不仅因不懂对方国的语言而显得落后，而且连本国"国语"的能力亦有缺欠而加重了外交上的被动。当时的程序是，来自俄罗斯的公文多用满文书写，将这些公文由理潘院译成汉文再送交军机处[49]。满人官僚"国语"能力的缺乏，再加上这种满汉翻译方面的文书行政，成了招致上述混乱的背景吧。

总之，清俄是在"东北"与"西北"有着漫长国界的邻国，仅这一条，就使得在建立近代外交关系之际，与英法等不同的国界划定作业变得重要起来。从同治末年到光绪年间缔结的多个条约，在20世纪中苏间国界协定上依然成了重大问题，特别是在西北(新疆)，有时候条约中还使用了上述表格中没有的维吾尔语(缠语)。

乾隆年间划入清朝版图的新疆，曾经有以伊犁将军为首的两万多驻防八旗屯驻，以维持治安。那时，由于锡伯、索伦、察哈尔、额鲁特等满洲系统的部队也移居到伊犁地区，因此直到清末和近代，驻防军中满语成为被广泛使用的公用语。意味深长的是，以伊犁将军为首的驻防部队的官印刻有满、汉、托忒、回子四种文字[50]。托忒文是蒙古系统的卫拉特语。回子文大概是今天的维吾尔语吧。总而言之，针对内陆游牧地带其大汗的权威，至少在条约和公文的领域直到清末依然是健在的。另外，在理潘部管辖的与外潘关系上，理所当然藏语、蒙古语被赋予了公用语言的地位。

回到外交的话题上来，清朝的对外条约中满语、满文最终丧失了"国语"地位是在接下来的1901年缔结的义和团协定书(辛丑条约)之际[51]。这个条约准备了法、意、德、汉四种语言的文本，而清朝方面的全权大臣庆亲王对于条约中没有满文条约并没有提出疑义，便签署生效了。这恐怕对于满人官僚来说作为外交语言的汉语已是理所当然，而真实的情况大概是向列强宣战而遭到惨败的宫廷(当时皇帝和西太后等正在西安蒙难之中)受到极大冲击，连准备满文版条约的空闲也没有的缘故吧。

清朝的崩溃就在其10年之后。

三，      同文馆的外语教育

同文馆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施政之一，是创立于1862年的官立外语学校。同文馆最早设立于北京，第二年上海增设了广方言馆，1864年又在广州设立了广东同文馆，除培养外语翻译人才外，还担当外国书籍的翻译和总理衙门文书的出版等。外语教习由在华的传教士和公使馆的翻译担当，经过1902年的制度改革最后划归到京师大学堂。同文馆培养了众多"洋务人才"[52]。

当然，由于"华夷之别"，同文馆也受到一些非议。设立不久，因为接受"西学"的要求一时高涨，恭亲王奕訢等洋务派的推动者曾打算于1866年增设天文、算学馆，但遭到对洋务持批判态度的守旧派"奉夷人为师"的攻击，计划受到挫折。政府内部的论争结果是恭亲王等的意见被接受了，而这个插曲说明在官僚和士人之间对于引入西学依然有根深蒂固的抵抗。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对同文馆抱敌视态度的守旧派虽然反对算学和天文学等"术数"，但始终没有对外国学习本身提出异议。

然而，外语学习并不限于狭窄的语言能力的获得，将会为更广泛的吸收"西学"开辟道路，这在当初就被预料到了。因此，有"不准传教"的限制[53]，对学生要求有不忘"中体"学习古典汉文的义务。进而，同文馆虽说是清朝洋务即近代化政策开辟道路的外语学校，但也并非完全是在固有的文化、教育体制的框架之外的。

    一个证据是同文馆这个名称。设立之前，在总理衙门的上奏文和表示认可的上谕中，明确表示其设立的目的是培养"习熟外国语言文字者"。由此看来，外语这一表现也未必是朝廷所忌讳的。天津条约以后，既然已经约定对外条约中不再使用"夷"字，因此，不是在"华夷"而是在"中国"和"外国"这样的关系构架下进行"交涉"，这种认识便开始渐渐在总理衙门周围得到了渗透[54]。那么，为什么要抬出同文馆这个招牌呢？

理由十分简单。对于当时的朝廷和官界来说，同文馆这个名称更为熟悉而容易理解。为避免误解需要指出，所谓"同文"容易联想到《史记•秦始皇本纪》里的"车同轨，书同文"。但是，这里所说的同文并非指汉字字体的统一。因为，汉文和洋文的统一是没有意义的。这里的"同文"正是在复合的民族国家清朝才具有新的意义而被使用的象征性语词。

这是欲将非汉的语言文化统摄于自己世界的内部而加以秩序化的清朝政治大业的一环，直接了当地讲，意味着多种语言之间的比较对照。整个清代编撰了多种满、汉、蒙、藏、回所谓五体和梵文文字、音韵的对照字书，其中一些就冠以"同文"的书名。例如，1750年敕撰的《同文韵统》字书，就是将梵文、藏文、满文字母并列而加上汉字的注音，以阐明这些音韵异同的。当时刊行的这种字书多为敕命而编撰的，正是要服务于将领土内的语言、文字统摄起来这一清朝帝国多文化统治的需要。同文馆的命名也是来自于这种统摄多语言的尝试。因此，同文馆的名称与稍后由日本主导而开始使用的"同文"如东亚同文书院等没有关系。

显示同文馆与清朝固有体系相关联的另一点，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规定建馆规模的总理衙门制作章程六条。其中第一条规定，学生人数为24名，从"八旗满蒙汉闲散"中"保送资质聪慧现习清文，年十五岁上下者各旗二三名"，再由总理衙门决定采用[55]。那么，为什么同文馆当初招聘学生的对象限于八旗子弟而将汉人排除在外呢。其理由总理衙门奏折并没有明言，故难以揣摸其意图，但有几种可能性是可以想像的。比如，担心有学习夷狄语言愿望的汉人子弟不多，不得已以旗人确保学生数量，这在当时是完全有可能的担忧[56]。

与此不同，还有Nancy Evans举出清朝当局隐蔽的动机在于同文馆以清初设立的八旗学校为模式的说法[57]。根据这种说法，清朝中央政府的当政者为应对威逼而来的国难，想起建国时期吸收消化汉语和儒教文化的经验，而用同样的方法试图统摄不同语言和文化。而且，还有满文、满语能力丧失的问题，让旗人子弟担当外语和满汉语之间的桥梁作用，岂不是一举两得之事。

比较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的，是比京师稍晚在广州开设的广东同文馆。京师同文馆只规定学生学习汉文和洋文，而没有要求必修满文。可是，广东同文馆最初规定"旗人一六名、汉人四名"有入学资格，而中途采纳了两广总督瑞麟(满洲正蓝旗人)的奏请，改为只招收旗人[58]。而且，与京师同文馆大不相同的，是从开馆当初就在课程安排上要求学生以修汉文同样的比重履修满文。这同时也与给毕业生以繙译生员资格，并允许参加繙译乡试和文乡试考试的政策相呼应[59]，正好验证了Nancy Evans的说法。在广州有"驻防满汉八旗"的大据点，"在广州驻防满汉八旗向习清书翻译子弟内，拣选资质聪颖年岁二十左右者十六人，又访择汉人世家子弟才堪造就者四人，共肄业生二十名，送入馆中”……“如有清白安分之人，自愿入馆附学，亦准公正官绅保送入馆，一律训习。"[60]明确限定了学生来源的，正是那时的广州将军瑞麟。这可以显示，同文馆是定位在以八旗子弟为培养翻译官的对象这一以往人才录用制度的延长线上的。其背景还有与有限的学生人数相比，不断扩大的旗人子弟就业问题(所谓八旗生计)。而说到翻译自然想到此乃旗人的专利，这种联想直到清末依然没有消失[61]。

然而，尽管当政者期望旗人的年轻一代发挥他们的才能，但同文馆短期内培养外交翻译人才的目标并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外语翻译的威信之低大概是最大的原因吧，而不能忽视的还有旗人所处的情势与入关前后已大不相同。曾经生活于满汉蒙多语言世界的大多数满人，到了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其满语能力几乎丧失，就连满汉语的翻译也已难以维持。"••••••••"[62]这一计划与现实之间可谓相距太远。招收有能力有愿望的学生很难，清朝不得不于1885年开始向汉人开放京师同文馆的门户。

在同文馆与旗人教育的关联方面还应该指出，俄罗斯馆被视为同文馆的先例，形式上是以对其进行改组扩充来处理的。俄罗斯馆是康熙年间设立的俄语教育机关，后来独立出来称为内阁俄罗斯学[63]。人数按照京师同文馆的标准为24名，从八旗官学生中选拔学生，攻读5年之后，委以内阁或理潘院的职务。俄罗斯馆乃为旗人学习俄语所设机构，与前面提到的俄罗斯留学生学习之处的国子监俄罗斯学不是一个机构[64]。

俄罗斯馆由内阁和理潘院掌管，乾隆年间还规定了章程，但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则似乎陷入了"名存实亡"的境地。在培养俄语翻译人才上并没有取得明显效果，这从爱珲条约和天津条约缔结之际中国方面没有懂俄语的人这一点可以看出。不过，直到同治年间，俄罗斯馆至少作为制度是存在的。而其组织和运作方法成了同文馆的蓝本，则在同文馆开设当初的"章程"中清楚地得到了反映。即在学生招收人数、教习招聘、管理负责人(提调)、课程表、成绩考试、俸禄体系等几乎所有方面，同文馆章程都一一引俄罗斯馆的"旧例"。这恐怕既包含了事先准备回避不同意见的批判锋芒，也表明了朝廷"夷语"教育制度上的连续性。

面对有组织地习熟"夷狄"语言这样未曾有的课题，清朝统治阶层所依据的先例是俄罗斯馆，如果考虑到前述的清俄间特殊的政治外交关系，这的确是意味深长的。不过，这是从吸收"夷语"和培养人才的角度而言的，至于俄罗斯关系的"特殊性"怎样接合到近代条约体系上去的，则是需要另外探讨的重大课题。

最后，简单谈一下还没有谈及的上海广方言馆其名称的问题。上海的外语学校为什么没有使用同文馆的名称其理由不甚明了。申请设立同文馆的李鸿章上奏，强调京师之外还要在广州和上海设置外语学习机关的重要性，但并没有让人感到有对上海特殊对待的意图。开设当初好像也采用了同文馆的名称，而1867年即经过数年才改为广方言馆的[65]。与京师、广东相比，其不同在于入学资格上并没有在满汉之间设置区别，还有，或许是反映了地域上的特色，不只"西文"包括"西学"成为教学的重点。这大概是遵从欲培养洋务人才的李鸿章之意图的结果吧。

而上海、广东的外语学校的设立是由地方大官负责推进的，其组织的独立性应该是很强的。果真如此，刻意关注名称的不同或许是没有必要的也说不定。不过，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外国语言文字"的说法已经开始固定下来，但上谕或奏折中却使用"方言"字样作为正式的称谓。"方言"当然是来自汉代扬雄所著《輶軒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在清代除了"汉语方言"外，还包括指涉异域不同语言的用法。例如，光绪年访问日本的傅云龙，其著作《游历日本图经》(1889年刊行)卷十"风俗"中，将采取日语的语汇421种的一览题为"方言"。

当然，傅云龙认识到了"同文异声"的日语与中国所谓的方言不同。然而，在天下观式的世界透视法的内部来定位异域的异质语言，这样一种思考依然强有力地发挥着作用。存在于中国的外部之国家和民族具有作为其构成要素的独立的语言，这样的语言观被普遍认识到，还要等到他访日20年之后。证据在于，在湖北推动先驱性的洋务运动的张之洞，于1894年在武昌设立近代学校的先驱自强学堂之际，把课程分为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依然视外语(英法德俄)为"方言"。由此观之，直到1890年代为止，把外国的语言文字重叠于"方言"之上来理解的例子仍然存在。两者被切割开来，是在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前后的时期，这正好与清朝中国国家意识的兴起相吻合。

结语

    人们常常称清朝268年的历史为异族统治的时期。对于汉人来说清朝为"异"这是不错的，而包括同时代的我们在内的历史学者也对此没有疑问和抵抗，把以"汉"为嫡系的中国史叙事作为自明的前提接受下来了。当今中国的国家体制是以压倒多数的汉族为主体构筑起来的，汉语也发挥着同样可以说压倒优势的"同化"力量。考虑到这样的现状，或许上述历史观的形成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的确，从历史的推移来看，无论是清朝末期，还是现在，能胜任创生近代国家之任的语言，也只有汉语了。

    但是，中华民国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都并没有把构成国家之单一的中华民族与汉族等同起来看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认"的55个"少数民族"为各自主体的"另一种历史"叙述也是可能的。这个问题暂且应该与"地方分裂主义"或"勾结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区别开来论之。或者不如说，汉族成为"异"民族的历史，对于加深汉人史乃至中国史的更为多层面的理解是有利的。毫无疑问，在"汉"被边缘化的时空下，作为多数派的"汉"的位置才能看得更为清楚。

    进而，如果深入地追溯历史，众所周知的民族同一性与语言的密切关系也会变得不那么稳定了。语言与民族同一性仿佛命中注定地连在一起这样的思考架构，难道不正是被近代性的认识装置所规定所束缚的东西吗？汉语并非汉族所独占的东西，相反，"少数民族"也没有必要总是将自己固有的语言封闭于劣势的位置上。这正是历史上于民族的边界地带自然发生，现在亦反复出现的相互交错并辔前进的现象。"复合民族国家"清朝的历史将告诉我们，在东亚的历史上，语言是处于无法把每个特定的国语(national language)不定冠词化的、流动状态之下的。

    本文只讨论了清朝的"国语"这一有限的方面。但是，我在此并非要提倡满语的复权，也不是要告发"汉化"的暴力。我只想指出清朝史的叙述是怎样地封闭于汉语的内部。而指出这一点，首先是应该针对我们自身的历史认识。

    在准备这篇论文的过程中，发现缔结于1885年的天津条约的正文为满文，汉文则只赋予了附属的地位，这使我震惊不已。尼布楚条约的正文是拉丁语，而后来围绕清俄国界划定所交换的很多条约、协定为满、蒙等非汉语所书写，这使我有了一些这方面的知识。然而，成为清朝走向国际条约体系的天津条约，其中一部分的清俄天津条约是由满文、俄文构成的，这在历史教科书中哪里也没有记述，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著作之类也没有指出过。这或许要归于勉强算是"研究者"的我之无知浅陋。但这种"无知"和"错误"难道不是在说明由汉语所再生产的清朝史之局限的一个例子吗？正因此，应该从"周边"性的时空场域提出将非汉族语言、文字纳入视野的历史之重写问题。

与以国际条约划定国界相并行，近代国家成立之际肯定要对具有明确轮廓的语言(乃至文化)加以定义。单一语言之国语的支配正由此而开始。如前所述，在清末和近代中国的历史中，国语的支配正出现于清朝"国语"的消失和欧美、日本流的近代化政策相重合之处。从语言方面来说，此乃由清朝的多语言制向近代的单一语言制的转移。

将此视为国家的暴力来批判是很容易的。但同时把这种前现代的多语言状态作为"多元文化主义"来赞扬，反而也会将历史虚无化的。因为，清朝也并没有积极主动地提倡多语言的共存。今天，期待多语言、多元文化的意见不少吧，但如果不去质疑语言与特定的文化、政治共同体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近代"性前提，单一语言制(语言民族主义)所抱有的局限就不能通过民族自决而得到消解，相反肯定还会遗留在新兴民族国家的内部。

需要质疑的是，近代"中国史"是怎样构成的，以及在单一语言支配下某种强有力的"叙述"是如何形成的。当然，这决不是将汉语置换到满语或者其他非汉语语言，或者相对于标准语的方言位置上就能了事的。因为，这样只是不自觉地又制造出单一语言制视为前提的语言与民族集团之间的精神、情感关系来。

如果说使国家=国语=国民一致化的是近代民族主义，那么，"国语"和国语national language虽然性质不同，但并非没有关系。从"国语骑射"是面对压倒多数的汉人而自立自存的实践这一角度观之，整个清朝都意识到了语言和民族同一性的密切关系。但另一方面，在没有像近代国家那样向社会要求排他性的归属于语言共同体这一点上，"国语"和国语有着决定性的不同。清朝统治者强制性要求汉人留辫发，遭到了后世的历史学家的激烈批判。但清朝对汉人一次也没有提起过"国语"的强制性统一。如果强调说那是不可能的，那么近代日本对殖民地朝鲜、台湾和满洲国的姿态又如何呢？

现在，需要做的是重新审视为单一语言所压抑和边缘化了的"历史"叙述，以解放对于未被讲述未被书写的"另一个历史"的想像力。这样，将汉语单一语言制重新掷回历史的彼岸，也正是对"中国史"的解构=构筑。                  

赵京华译 （非定稿，缺部分引文--人文与社会注）

[1] 介绍一下1997年在黑龙江省富裕县三家子满族村进行的调查，仅供参考。三家子村以满语保存的最好而闻名，1960年代以后常有国内外学者来调查访问，据说由于老辈人的死去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讲满语的人口呈下降趋势。1997年12月现在，村里人口1016人，其中满族444人，达斡尔族87人，柯尔克孜族11人，蒙古族6人，吉尔吉斯族4人，汉族464人，满汉两族占多数。全村和满族中使用满语的情况如下。

全村人口中有满语能力者

满族人中有满语能力者

A∶几乎不懂满语，或者只记得有限的满语词汇。B∶懂一点儿满语但不会说。C∶懂一点儿满语也能说一些。D∶懂得某种程度的满语也能说一些。E∶满语会话全懂，能说大部分满语。F∶能说流利的满语。调查报告根据这些数字强调，即使是被称为"满语之光""满语基地"的三家子村亦如此，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参见刘景宪、吴宝柱、蒋理《抢救满语 迫在眉睫--三家子村满语现状调查报告》，载《满语研究》1997年第2期)

[2] 张杰《融合过程中的满语和汉语》，载《满语研究》1993年第1期。

[3] 拙搞《"文白"的彼岸--近代中国的语言问题》，载《思想》第853号，1995年6月；《五四时期的国语统一论争--从"白话"到"国语"》，收小谷一郎等编《转型期的中国知识人》，汲古书院，1999。

[4] 乔治忠《后金满文档册的产生及其意义》，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3期。

[5] Pamela 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186，n.27．

[6] Pamela K．Crossley and Evelyn S．Rawski，"A Profil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Ch′ing Histor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53:1，1993，pp.70-71.

[7] 关于繙译科举，参见临时台湾旧习惯调查会《清国行政法》第3卷，508-521页。

[8] 宫崎市定《清朝国语问题的一个侧面》，见《宫崎市定全集》第14卷321页，岩波书店，1991。

[9] 李鹏年等著《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第6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

[10] 金焘方《从女真语到满洲语》，载《满语研究》1990年第1期。

[11] 爱新觉罗•瀛生《北京土话中的满语》第186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

[12] 佟永功、关嘉禄《乾隆期"钦定新清语"探析》，载《满语研究》1995年第2期。

[13] 林家有《试论满族文字的创制及满语满文逐渐废弃的原因和影响》，见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民族史论丛》第262-267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14]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辽宁省编辑委员会编《满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4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15] 季永海《满族转用汉语的历程与特点》，载《民族语文》1993年第6期。

[16] 沈阳市民委民族志办公室编《沈阳满族志》第294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17] 吕允甫《枢曹追忆》，见周康爕主编《清代掌故缀录》第158页，崇文书店，1971。震钧《天尺偶闻》(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也记道"乾隆以前••••••••"。

[18] 何刚德《话梦录》上卷第9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

[19] Mary C.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1-187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51-56.

[20] Evelyn S．Rawski，″Reenvisioning the Qing: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Journal of AsianStudies,55-4,1996.

[21] Pamela K.Crossley,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在该书中Crossley指出，仿佛与清末的汉人民族主义步调向吻合似的，也出现了新的"满族"民族主义，另外满人精英改革派当中还出现了重新回归作为"民族"团结核心的语言文字的言论。满族民族主义终究是近代的产物，它一面把语言文字和传统视为象征，一面志在开创一个超越地区和阶层的文化共同体。

[22]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4册1713页，中华书局，1992。

[23] 刘智体《异辞录》(刘笃龄点校)第232页，中华书局，1988。

[24] 《清宫述闻》第269页，紫禁城出版社，1990。

[25]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6册3125页，中华书局，1998。

[26] 张荫桓《戊戌日记》，郑逸梅、陈左高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第24卷第146页，上海书店，1993。

[27] 谢俊美《翁同龢传》第531页，中华书局，1994。不过，据张荫桓《戊戌日记》，光绪皇帝接见德国亲王之际，曾两次握手。由此可以看出，皇帝要导入"西礼"的意愿非同一般。(145页)

[28] 《翁同龢日记》第3109页。

[2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晚清宫廷生活见闻》第5、12-13、120-121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30]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3册1205页，中华书局，1993。

[31] 金粱《清帝外传•清后外传》第174页，1934。谢俊美《翁同龢传》第174页。

[32] 秦国经《逊清皇室逸事》第136-137页，紫禁城出版社，1985。

[33] 一下叙述主要依据马珂尔尼《中国访问使节团日记》(坂野正高注译，平凡社，1975)的"解说"。

[34] 马珂尔尼《中国访问使节团日记》第321页。

[3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英使马珂尔尼访华档案资料汇编》扉页照片，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敕谕的体裁为右面汉文，中间拉丁文，左面满文，各自的末尾印有满汉合璧的印璽(敕谕之宝)。

[36] 吉田金一《俄罗斯的进入东方与尼布楚条约》第244页，东洋文库近代中国研究中心，1984。

[37] 米镇波、苏全有《清代俄国来华留学生问题初探》，载《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

[38] 吉田金一《俄罗斯的进入东方与尼布楚条约》第248页。

[39] 吉田金一《俄罗斯的进入东方与尼布楚条约》第352页

[4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资料选编》第1编上下册的"编例"，中华书局，1981。这部资料集除了军机处"俄罗斯来文档""满文俄罗斯档"外，还翻译收录了大量有关清朝初期中俄关系的文书档案。

[41] 吉田金一《近代俄清关系史》第101-106页，近藤出版社，1974。

[42] 吉田金一《近代俄清关系史》第194-200页。

[43] 米镇波、苏全有《清代俄国来华留学生问题初探》。

[44] 以上列表根据《中俄约章会要》(总理衙门，1882年排印)、钱恂《中俄界约笺注》(1893年序)、施绍常《中俄国际约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05)、《外交部储藏条约原本编号目录》(1913)等作成。

[45] 施绍常《中俄国际约注》"提纲"指出，由于满文和俄文缺乏可信性，故咸丰年间已不再通行而被拉丁文所取代，并配有法文。不过，相互交换的只是满文、俄文的文本，法文文本未见。

[46] 钱恂《中俄界约笺注》"界约首"。

[47] 内藤虎次郎辑《满蒙丛书》第5卷第9页，东京∶满蒙丛书刊行会，1922。

[48] 《桂良等奏遵呈中俄天津条约并将中俄文本歧异之处粘签开列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资料选编》第3编中册第606页，中华书局，1979。该奏折还收入《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四》(中华书局，第1258页)及《中国近代资料汇编／四国新档•俄国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第484页，1966)，但日期落款均为十二月二十九日，且文字多有出入。这里依据与原档相近的军机处录副奏折。

[49] 参见《中国近代资料汇编／四国新档•俄国档》所收俄罗斯方面公文，其末尾附有"清字译汉"的小字。由此也可以看出，近代中俄关系上满文是主要的中介语言。

[50] 片冈忠一《印章制度所见清朝体制--清朝与八旗、外潘、朝贡国、中国内地的关系》，载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历史人类》第27号第221-222页，1999年3月。

[51] 滕绍箴《清代八旗子弟》第194页，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

[52] 有关同文馆的情况参照Knight Biggerstaff，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1，苏精《清季同文馆》(台北，1978)，覃艺《晚清同文馆与近代学校教育》(载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5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等。

[53] 《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

[54] 敌视同文馆的保守派之一的直隶州知州杨廷熙，在不厌其烦地陈述了同文馆当废止的理由后提到馆名问题，上奏曰"同文馆二字乃宋代之狱名"，蔡京占据政权宝座之际欲"残害忠良，排斥正士"，而将反对派送入"同文馆狱"，故此决非美名也。这恐怕只是一种强词夺理之词吧。见《同治五年五月二十二日杨廷熙条》，《洋务运动》(二)第50页。

[55] 《洋务运动》(二)第8-9页。

[56] Biggerstaff，pp．140-142．

[57] Nancy Evans，″The Banner-school background of the Canton Tung-wen Kuan″，papers on China，vol.22A，the Esian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May 1969.随便一提，清朝教育体系很庞大，分为以汉人为对象的国子监／府州县学的系统和以满人、蒙古人为对象的宗学/觉罗学/旗学的系统。

[58] 《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一日文渊阁大学士两广总督瑞麟等折》，《洋务运动》(二)第117-118页。

[59] 《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总理各国事务奕訢等折》，《洋务运动》(二)第106页。

[60] 毛鸿宾《开设教习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洋务运动》(二)第106页。

[61]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广东同文馆的学习满文与排斥汉人导致了满汉对立的激化。但恭亲王等的奏折则举民籍(汉人)学生的素质之差为根据。我想这也可以理解为面对外压满人统治阶层试图通过"传统的创造"而重筑同一性的尝试。

[62] 《同治二年二月初十日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洋务运动》(二)第12页。

[63] 关于俄罗斯馆，参照《清季同文馆》，李学智《从清代满文翻译俄文档案探讨对俄外交之错误观念》(《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8期，1977年5月)，Eric Widmer，The Russian Ecclesiastical Mission in Peking During the 18^th Century，East Asia Center，Harvard University，1976，等等。

[64] 名称很混乱，本文出于方便起见，分别将国子监俄罗斯学译为オロス館，内阁俄罗斯学译为ロシア文館。

[65] 苏精《清季同文馆》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