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1948年出生于上海。纽约威廉·史密斯学院政治学学士、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和燕京学社社长。主要学术方向包括：中国近代以来的农民问题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研究和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为了中国学研究，她曾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日本从事专业学习、研究和讲学多年。撰写和主编了多部得到国际学术界同行肯定和高度赞赏的中国学研究著作，包括《华北的暴动和革命，1845-1945》、《上海罢工》等。
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具有活力？
□裴宜理（Elizabeth Perry）
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具有活力，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有观点认为它具有很大弹性，是一种高效管理，也有观点认为这只不过是外资支撑下产生的幻觉。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即中国这个国家的体制远比某些人想象得更具活力。
“中国终结论”不符事实
为了能有一个更直观的印象，我们不妨简要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一些“中国终结论”。从30多年前毛主席去世，到新中国诞辰40周年期间，各种悲观论调愈演愈烈，甚至断言共产主义体系的终结指日可待。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推向最低谷，虽然中国没有受很大影响，但是“中国终结论”并没有因此而消失。1995年，社会学学者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崩溃即将到来”的文章，此文后来被广泛引用和转载。作者在文章开篇提出了一个问题：“邓小平去世后，中国能否避免重蹈苏联覆辙？”对此他的回答是：“从各个方面看，中国都在走向重重危机……邓的去世可能会触发群体事件、党内权力斗争、某些省份联合……导致地方更大的自治权，……中国共产主义很可能会崩溃……未来10至15年间必将出现终结性危机。”
然而，事实证明，邓的去世并没有如戈德斯通预言的那样造成终结性危机。可是这没有阻止或减弱类似的声音。此后还陆续出版了很多持类似论调的著作，如《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中国转型的陷阱》（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China: Fragile Superpower）、《中国的民主前景》（China’s Democratic Future）等。
回顾中国几十年发展历程，在领导人更替后的10年间社会局势总会出现一定范围的动荡，如1976年毛泽东去世13年后，即1989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1997年邓小平去世11年后，即2008年西藏“3·14”事件。但是，这些事件最终都得以平息，这反映了中国共产主义政体在处理一次次事件的过程中，自身也在不断得到完善。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其它突发性危机时也表现出惊人的管理能力，如2003年的SARS和2008年的四川地震。如果中国过去的治理方式一成不变，那么这些挑战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将之打垮。
高度的创造与适应能力
这里我要讨论的问题是：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共产党最高层领导人的更新换代给其体制带来了一些不稳定因素，共产党政权是如何处理这些不稳定因素，确保其政治制度的延续的？它又是如何保持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持续和快速的经济发展的？
解释制度持久性很复杂。但我相信，这主要归功于中国政府强有力的治理能力，它能够巧妙地转化这些社会挑战，使之成为权力再生资源。在诸多挑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民众的群体事件。大量群体事件往往被解读为是共产主义制度脆弱性的表现。事实上，较为成功地处理了这些事件，其本身就证明了共产主义中国对问题的拿捏恰到好处，甚至还能化险为夷。在题为“规范化的骚乱”一文中，作者Peter Lorentzen指出，中国的中央领导人用战略性的大胸怀，容忍了一些程度非常严重的群体事件，甚至借此从草根阶层获取更多信息，来打击腐败。又如中国政府取消了延续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这也是惊人之举。
随着通信技术日益复杂化和大众化，公众对一些问题的争论往往会在大范围内被迅速扩散开来，这也导致中国的治理方式变得更务实和更平民化。如警察殴打孙志刚致死事件，直接引发了政府进一步完善了对待流民问题的规章制度。重庆钉子户、山西黑砖窑丑闻、厦门PX事件等也是如此。这些都表明网上很多信息可以促使国家预见并及时消除群体事件，还可以促使国家修改规章制度（如制定新的环保法）。这些规章制度的修改直接回应了民众所关注的问题，从而提升了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政府似乎已经发现了一种强有力的办法，即通过网络加强政治治理。
务实主义治理模式的历史传统
虽然这种治理技术还是一种新兴事物，但是其运用的基本技巧却并不新鲜，在中国历史传统中一直存在。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治理的情况，我们应从中国传统统治角度，而不是从体制转型和民主化角度去把握。中国的传统统治模式是一种极富弹性的管理实践模式，它有很强的自我创新和适应能力。
孔子理想中的“天命”代表了中国传统的统治者合法性的哲学理念，它强调统治的基本前提首先是要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从民生出发，主张“成者为王败者寇”。在封建国家的治理中，不少具体制度是为了调节国家与社会机构间的利益而设的，这些制度非常务实并不断更新以便更好适应新的需求。如封建制度中的各种临时赈灾措施、防范官僚腐败的措施、各种直接进谏皇帝的纳言渠道、科举考试制度以及为监管和征税而设的保甲和里甲体系等。这些制度增进了精英与大众间的各种纽带，在各个时代都发挥着积极作用。
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比起来，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时间已经相当长了。但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果仅仅关注“崩溃”这个点，就很容易一叶障目。中国封建体制是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政治体制，它是如何设法生存下去的？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改变中，它是如何应对大量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挑战的？这些都应该成为我们关心并努力探索答案的问题。
子曰：“六十耳顺”，这用来形容新中国60年的国家体制也十分合适。中国国家体制的健康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共产党治理的创新与适应能力，这与它是否持务实主义的态度密切相关。中国政府对群体事件灵活机智的处理，以及实施的素质教育和公务员考试制度，都体现了很强的适应力。
后冷战时代，务实的民粹主义处理方式替代了冷战时期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用邓小平话说，就是：“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可喜的是，不仅中国政府认识到务实的民粹主义可以促进政治再生与增强政治活力，美国政府的领导人们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如年轻的总统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就反复强调，必须用务实主义态度处理失业、养老金等国内问题；又如极善言辞的希拉里在被问及美国外交政策原则时，回答说：“让我们把意识形态放在一边，这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小乐译）
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具有活力？
□裴宜理（Elizabeth Perry）
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具有活力，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有观点认为它具有很大弹性，是一种高效管理，也有观点认为这只不过是外资支撑下产生的幻觉。这里，我只想强调一点，即中国这个国家的体制远比某些人想象得更具活力。
“中国终结论”不符事实
为了能有一个更直观的印象，我们不妨简要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的一些“中国终结论”。从30多年前毛主席去世，到新中国诞辰40周年期间，各种悲观论调愈演愈烈，甚至断言共产主义体系的终结指日可待。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推向最低谷，虽然中国没有受很大影响，但是“中国终结论”并没有因此而消失。1995年，社会学学者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崩溃即将到来”的文章，此文后来被广泛引用和转载。作者在文章开篇提出了一个问题：“邓小平去世后，中国能否避免重蹈苏联覆辙？”对此他的回答是：“从各个方面看，中国都在走向重重危机……邓的去世可能会触发群体事件、党内权力斗争、某些省份联合……导致地方更大的自治权，……中国共产主义很可能会崩溃……未来10至15年间必将出现终结性危机。”
然而，事实证明，邓的去世并没有如戈德斯通预言的那样造成终结性危机。可是这没有阻止或减弱类似的声音。此后还陆续出版了很多持类似论调的著作，如《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中国转型的陷阱》（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China: Fragile Superpower）、《中国的民主前景》（China’s Democratic Future）等。
回顾中国几十年发展历程，在领导人更替后的10年间社会局势总会出现一定范围的动荡，如1976年毛泽东去世13年后，即1989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1997年邓小平去世11年后，即2008年西藏“3·14”事件。但是，这些事件最终都得以平息，这反映了中国共产主义政体在处理一次次事件的过程中，自身也在不断得到完善。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其它突发性危机时也表现出惊人的管理能力，如2003年的SARS和2008年的四川地震。如果中国过去的治理方式一成不变，那么这些挑战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将之打垮。
高度的创造与适应能力
这里我要讨论的问题是：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共产党最高层领导人的更新换代给其体制带来了一些不稳定因素，共产党政权是如何处理这些不稳定因素，确保其政治制度的延续的？它又是如何保持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持续和快速的经济发展的？
解释制度持久性很复杂。但我相信，这主要归功于中国政府强有力的治理能力，它能够巧妙地转化这些社会挑战，使之成为权力再生资源。在诸多挑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民众的群体事件。大量群体事件往往被解读为是共产主义制度脆弱性的表现。事实上，较为成功地处理了这些事件，其本身就证明了共产主义中国对问题的拿捏恰到好处，甚至还能化险为夷。在题为“规范化的骚乱”一文中，作者Peter Lorentzen指出，中国的中央领导人用战略性的大胸怀，容忍了一些程度非常严重的群体事件，甚至借此从草根阶层获取更多信息，来打击腐败。又如中国政府取消了延续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这也是惊人之举。
随着通信技术日益复杂化和大众化，公众对一些问题的争论往往会在大范围内被迅速扩散开来，这也导致中国的治理方式变得更务实和更平民化。如警察殴打孙志刚致死事件，直接引发了政府进一步完善了对待流民问题的规章制度。重庆钉子户、山西黑砖窑丑闻、厦门PX事件等也是如此。这些都表明网上很多信息可以促使国家预见并及时消除群体事件，还可以促使国家修改规章制度（如制定新的环保法）。这些规章制度的修改直接回应了民众所关注的问题，从而提升了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政府似乎已经发现了一种强有力的办法，即通过网络加强政治治理。
务实主义治理模式的历史传统
虽然这种治理技术还是一种新兴事物，但是其运用的基本技巧却并不新鲜，在中国历史传统中一直存在。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政治治理的情况，我们应从中国传统统治角度，而不是从体制转型和民主化角度去把握。中国的传统统治模式是一种极富弹性的管理实践模式，它有很强的自我创新和适应能力。
孔子理想中的“天命”代表了中国传统的统治者合法性的哲学理念，它强调统治的基本前提首先是要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从民生出发，主张“成者为王败者寇”。在封建国家的治理中，不少具体制度是为了调节国家与社会机构间的利益而设的，这些制度非常务实并不断更新以便更好适应新的需求。如封建制度中的各种临时赈灾措施、防范官僚腐败的措施、各种直接进谏皇帝的纳言渠道、科举考试制度以及为监管和征税而设的保甲和里甲体系等。这些制度增进了精英与大众间的各种纽带，在各个时代都发挥着积极作用。
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比起来，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时间已经相当长了。但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如果仅仅关注“崩溃”这个点，就很容易一叶障目。中国封建体制是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政治体制，它是如何设法生存下去的？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改变中，它是如何应对大量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挑战的？这些都应该成为我们关心并努力探索答案的问题。
子曰：“六十耳顺”，这用来形容新中国60年的国家体制也十分合适。中国国家体制的健康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共产党治理的创新与适应能力，这与它是否持务实主义的态度密切相关。中国政府对群体事件灵活机智的处理，以及实施的素质教育和公务员考试制度，都体现了很强的适应力。
后冷战时代，务实的民粹主义处理方式替代了冷战时期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用邓小平话说，就是：“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可喜的是，不仅中国政府认识到务实的民粹主义可以促进政治再生与增强政治活力，美国政府的领导人们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如年轻的总统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就反复强调，必须用务实主义态度处理失业、养老金等国内问题；又如极善言辞的希拉里在被问及美国外交政策原则时，回答说：“让我们把意识形态放在一边，这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小乐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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