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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声涛
2009/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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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14年抗日战争(1931——1945)的97岁老兵回忆抗日战争:豫中会战中,日军集中准备充分的精锐兵力(其保密工作做得十分严密),攻势猛烈;国军对日军的战略意图判断错误(对日军倾其全力发动的 “一号作战”,且日军已兵临郑州,大举进犯之时,国民政府军令部和第一战区指挥官却仍然是“依据以往豫南会战和郑州会战的经验”拟订作战计划。美国驻重庆武官竟认为:“日军在河南的攻势不过是春季演习,日军很快便可退回原防地。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官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则断言“日军没有具备在华大举进攻的能力”)且整体指挥混乱,加之整个后勤支持与空中掩护严重不足,打得很被动,且发生豫西民变(当时部分豫西山地民众趁战乱截击、抢夺国军部队)。第一战区正副司令长官蒋鼎文和汤恩伯均被免职。战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各方说法不一,最终还是得由历史学家作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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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声涛
2009/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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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会战的重大意义在于:阻止了日军的猖狂攻势,粉碎了日本在数月内灭亡中国(转而进攻苏联和南洋)的企图;为将大量人员、工业设备、战略物质转移至大后方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为以后的长期抗战奠定了基础;使中国抗战由全面抗战初期的被动防御阶段,转入与日相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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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省的迅速沦陷使全国大哗,作为作战总指挥的张学良难辞其咎。当时胡适博士气愤地著文指出张学良的五大罪状: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负此大任而偏要恋栈,贻误国家,其罪一;庇护汤玉麟,纵容他祸害人民,断送土地,其罪二;有充分时间而对热河、山海关不作充分的准备,其罪三;时机已急,而不亲赴前线督师,又至今还不引咎自谴,其罪四;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无一敢负责做事的人才,亦无一能负责自为战的军队;事必恭亲,而精力又不允许;部下之不统一,指挥之不统一,都由于无一个人肯替他负责任,其罪五。热河失守表明张学良的军事指挥能力实在是乏善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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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声涛
2009/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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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阳镇战斗一结束,我即奉命率部向枣阳方向搜索前进。队伍沿着山坡行进时,突然从汉口方向低空飞来了4、5架飞机,我立即命令部队疏散掩蔽。可飞机并没有投炸弹而是投了不少传单。我坐在山坡上接了一张。传单上写着:支那大将张自忠总司令战死。我心头一震,半信半疑。不幸噩耗很快就得到证实,我心伤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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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之行,让弗格森得出了一个与自己曾经的观点截然相反的结论———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转到内需上来。重庆一年修5座长江大桥,这完全是靠内需拉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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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六年来的试验证明:农民资金互助合作做为新生事物,其发展显示了一个新生事物必须经历的过程特点——个体行动者的试验探索阶段,到基层干部群众愿意搞的实践阶段,然后才是政府相关部门的扶持、推广阶段。——何慧丽